一、一切从星星开始

    事实上，我的记忆不愿意回到2003年初秋的那天上午，尽管一切依然像正在发生一样。那片盘旋的杨树叶子、疾驰而过的奥迪A6扬起的尘土、穿着高腰靴子的女人身上的香味、我拐过市委大院门口时给予门卫的那抹微笑（如今像长在我脸上的血管瘤一样难以掩蔽）；还有那天格外爽朗的云和阳光，和当时老杜眼睛里传递出来的那点兴奋，如今都已经暗淡模糊了。

    那天我到家以后又给老杜发了一条信息：“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真诚感谢。”老杜回信说：“让你等了这么多年，很抱歉。”

    老杜是我的直接领导，我能借调到市委组织部就是因为老杜。老杜到区里调查后进村改造情况。我那时在区委组织部办公室负责文字工作，当然也包括来了客人端茶送水之类。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感觉很诧异，因为他不像组织部的人。那天我们都在办公室等着，他见到我们部长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好啊，上级领导来了你还坐在这里优哉游哉地喝茶，中午你给我准备茅台还是五粮液？我可告诉你，我喝不了酱香型的酒。”

    我们部长连忙迎上去说：“你还五粮液茅台，给你弄瓶小刀就不错了，你是来扶贫，照你这样还不越扶越贫。”话虽这么说，但我知道今天的茶叶是极品铁观音，水果是米蕉、小金橘和美国提子。当天上午我们组织党政主要领导做汇报，区长因为有其他活动没有参加，区委书记全程陪同，中午上的是五粮液。杜部长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多喝酒，别人劝他的时候他就说：“不怀好意啊，望都区想拉拢我党的优秀干部下水。”或者说：“下午还干不干活？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想把我灌醉了？”

    说真的，他最初的调研除此之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迹象，非要较真，就是开座谈会的时候，他抽烟，我发现桌子上没有烟灰缸，及时给找了一个悄悄放在了他面前。我记得他看了我一眼，的确是看了我一眼，但直到下午也没感觉这一眼有什么特殊价值和意义。

    按照日程，我们去各项工作实绩突出的洋河镇调研。尽管镇上的领导说了很多比如和村班子成员促膝谈心之类措施，但我们知道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个村临近一个刚开发的煤矿，村民几乎一夜之间富了，仓廪实而知礼节，村民从原来全省有名的上访村很快变成了生态文明村。

    晚上，镇上的领导说安排杜部长一行吃顿地方特色。

    “比大饭店顶用。”我们部长对杜部长说：“麻椒狗肉。知道为什么远近驰名吗？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了床受不了，床吃了地受不了。”

    杜部长没接他的话茬，而是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我跟你说，我昨天看见嫂子和你儿子了，我是第一次看见你儿子，小伙子真精神。”我看着我们部长警惕的眼神，知道下面不会有好话，果然，杜部长说：“你儿子和廖局长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廖局长爱吃狗肉。”

    我听到廖局长这三个字的时候是有些异样的，我的回忆中依然能感觉空气中有某种波动，以至于我们部长那句“把那小子叫来”让我至今想起来仍然有某种不真实。那时我预感到这个夜晚即将背离常规，起码对于我来说，会和预期有所不同。廖局长叫廖家华，是现在文化局局长，在官场，我只有和他能谈论斯宾诺莎和希尼。

    廖家华来了，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也在看我，我们只是相互看了一眼，并没有说什么。杜部长说：“你是不是爱吃狗肉？”

    廖家华意识到了什么，说：“我一般情况下是严格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行事，杜部长吃狗肉我就吃狗肉。”

    杜部长说：“你看，我说了吧，廖局长爱吃狗肉。”

    我们都笑，那笑像是被赏赐的，夸张地挂在我们脸上。我们以为只有民工才会开这样的玩笑，没想到这些领导也这样与民同乐。

    那天晚上我们要了一个大桌，上了三大盘狗肉，大家吃得热火朝天。我和廖局长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晚上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时，廖局长突然问了我一句：“最近看什么书？”

    我愣了一下，但我马上看到了命运抛过来的眼色，我领会了，读懂了，抓住了，我说：“在重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在我这里。我觉得自己应该说读《资本论》，或者萨谬尔森的《中间道路经济学》，这和这个场合更匹配。有一瞬间我的心情非常灰暗，甚至有点懊丧，我觉得似乎能听见狗吠的声音了，我认为自己因为书生气和那么一点虚荣心把这个机会放过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歪打正着，杜部长是人大哲学系的，他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问题是他以为在瀛洲市这个小地方，只有他自己读过。

    大家自然不说狗肉了，我们开始谈论诗歌、生死和存在，连镇长都说自己上学的时候背过《查拉图斯特拉》，这真让我们刮目相看。

    杜部长说：“哎呀，我到瀛洲工作这么多年，还没有遇到读罗素的人呢，怎么样？你们部长重用你吗？如果不重用我就把你调市委组织部去。”

    我不置可否，我感觉他只是在说酒话，顺嘴说说，活跃一下酒场气氛。即使他说的是真话，我也不能立刻同意，那会让我们的部长罗祥和很不高兴。但是，我当时的确是被那个渺茫的愿望引诱着，像看见饵食的鱼。我当然不会说不同意，我能做的就是微笑，对每一个说起我的人微笑，用微笑回报和呼应他们对我未来命运的假设。

    还是廖局长说起我工作的事。廖局长说：“杜部长，迟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区里也不错，你们组织部从发现、培养女干部的角度把她重点培养一下啊。”

    “领导们吃狗肉。”一个副科级科员不合时宜地说了这句话，桌上的人一下子沉默了。过了一会，杜部长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狗肉从他嘴里喷出来，一时大家笑成一团。

    我没有笑，我知道他们笑什么，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懂，专心致志对付一块狗排。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后出来，入夜的秋风吹来，让我的精神为之一爽。晴空如墨，繁星点点，旷野上呈现出远离城区的寂静和悠远。关键是我们刚才谈论过罗素，这为我们宣泄那种形而上的情绪找到了通道。我看见了满天的星星，我说：“看，星星。”

    廖局长说：“星星真好。”

    杜部长说：“很久没看见这么好的星空了。”

    那天的星星的确好，很长时间我总想起那天的星星。我后来到了北京，成了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我可以肆意渲染我对文化品位的坚持和痴迷。我到过南方，白色的栉子花，觉得那花瓣上的露珠就是那天的星星；我在罗马教堂前看见觅食的鸽子也想到了那天的星星；在新加坡，一个孩子追着自己的妈妈要巧克力，我听见那孩子的奶声像从那天的星星里喊出来的。

    一周以后，我被借调到市委组织部，但是我的工作关系调不过来，我一直是市委组织部一个编外人员，提拔没有我，评先没有我，甚至下面人员来请客也很少带上我，我就像放在亲戚家的孩子一样，被不冷不热地搁置着，一搁就八年。我来组织部的时候28岁，1米66的身材体重只有52公斤，我穿着一套纯毛驼色套装，风姿绰约，意气风发，上班的第四天就听见市委办公室的一个人说：你已经成了市委大院五朵金花之一了。

    八年过后，我已经36岁了，我的眼角出现了再不能消失的皱纹，皮肤暗淡，腰围从原来的一尺九长到如今的二尺四，我那件驼色套装已经送给苏志国老家的一个表妹，他表妹如今在集上穿着那套衣服炸油条。

    问题是我原来区委组织部的同事都已经提拔了，有的到局里，有的到街道，当年那个让领导们吃狗肉的科员如今到洋河镇当了一把手，他上任以后请我们组织部一干人等去吃狗肉，我推说有事没有去，而且，我再也没有去过。

    很多时候我也在想，我到市委组织部其实是因为一个玩笑，至今我仍然知道那只是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改变了我的命运，当然，不只我一个人的命运。

    二、树上的风筝

    我上市委组织部的时候，苏志国是不同意的。他说：“你在区里很好，清闲，工资也不少挣，可以照顾家。”如果他换一种表述方式我也许会考虑一下，关键是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刚在他的呼机里看到肖捷的电话号码，我知道他们还在联系，我因此对他这种劝说我对家庭做出牺牲的话很排斥。我才28岁，我需要有点重要的事干，这种重要的事像葵花，只能在高处、更高处。不会是在区委组织部这种基层部门。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苏志国说：“你要走就要办手续，把调令拿下来再走，借调风险太大，一旦出了问题前来不得后退不得，将来自己难受。”

    我说：“不就是一张纸？”

    他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也不过是观音菩萨的一张纸。”

    我不置可否，况且我没有退路了，我已经答应了杜部长“人先过去，慢慢办手续”的要求，我认为已经不可能出尔反尔了。

    我有时想，我对那个上午记忆的拒绝其实在很早就开始了。从洋河镇回来的第三天上午，我又接到杜部长电话，杜部长说：“你好好想一下，现在正好缺一个编写组织史的人，你最合适。”我当即去找我们部长。我记得部长当时正喝茶，极品铁观音的香味。我说：“罗部长，杜部长又来电话了。”

    罗部长说：“动作够快的。”

    我没有说话，我觉得罗部长当时基本算面沉似水。“你自己怎么想？”他接着问我。

    我说：“我听组织安排。”

    “鸟攀高枝。”我看见罗部长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很深地喝了一口茶。“借调也去啊？组织部最长的借调十几年了，你可要想清楚。”

    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想的了。我对市委组织部心存向往，我觉得那个地方能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我在那里不会像在这里一样，写这些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从其他报刊随处可见，开头都是“为认真贯彻落实”之类，然后加上我们望都区的数字，比如新发展党员N个，其中＊＊村发展入党积极分子Y名，等等。我从毕业就干这个，已经干了六年，我几乎不用脑子就可以把这点事弄得花里胡哨、文采飞扬，我想干点重要的事，这个事显然不会在区里。

    我说：“罗部长，我知道您一直很关心我，但是我还年轻，还希望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

    罗部长说：“你如果愿意走我很支持，毕竟那是大机关，更锻炼人。”然后他说：“以后我们的迟红同志发达了，可记住苟富贵毋相忘。”我记住了他的笑容，像是女人的假睫毛，看起来很好看，但随时担心掉下来。果然，我快要出门的时候他接着说：“我们本来准备提拔你当办公室主任，你这一走这个指标就腾出来了。”

    我一下子如梗在喉！我回头看见了他依然挂在脸上的笑容，那个瞬间我觉得他的眼睛已经没有睫毛了，只有褐色的眼珠在滴溜乱转，那笑容已经像子弹一样出膛，我如果不走，马上就可以射出来，杀伤我。

    我回到办公室，只是坐着，没有一点力气。我在这里干了六年一直希望能提拔，但是，当我决定要离开的时候，机会来了。我给廖家华打电话，告诉这件事。廖局长听完后说：“要我说你只有走。事情到了现在，你不走这个办公室主任也不会给你。你用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说服自己。”

    实用主义是什么？人的生存活动就是人的本质，问题是我现在走得心有不甘。我说：“我能不能带个正科走？”

    廖局长说：“按说不是不可能。你提拔不占区里指标，他们就是走个程序，是个顺水人情，问题是他们愿意给你办吗？就是愿意办，你提了正科市委组织部还愿意要吗？组织部压了那么多干部，突然来了一个正科，往哪放你？而且还是一个女正科，明摆着是抢人家饭碗的。再说这事要杜部长来操作，我看你们的关系他未必就帮你。”

    “要是你来组织部当部长就好了。”我说。

    “要那样还有问题吗？问题是我不是组织部长啊。你再好好想想，大主意还要自己拿。”廖局长说。

    我最终没有和杜部长提任何要求。我独自收拾东西离开了区委组织部。以往组织部的人走，大家都要组织一个场合欢送一下，但是，我走的时候去和罗部长告别，罗部长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说：“祝贺高升啊。看看谁有空，送送，我就不送了，我这还有点事。”

    一把手的态度使单位上的人都显得很不自然。他们不送显得不合情理，送又觉得没有多少必要，罗部长的冷淡让他们都在适度表达别离。

    关键我是借调，我像一只风筝，看起来飞得比鸟高，可是鸟可以到任何一片天空下，而我的线还在望都区拴着呢。我只能围绕一棵树转悠。

    三、一个人的葵花

    12岁那一年，快过年的一个星期天，我看够了书想到院门口看看。那天风很大，把门口槐树上最后几片叶子都吹下来了，我的围巾根本不能抵御狂风的侵袭，冷得我缩着脖子。我正要回家时看到了一张报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那张报纸已经不堪大风的劫掠就要席卷而去。我立刻就冲了出去，我追逐着那张报纸，和狂风较量速度和毅力。那张报纸显得无辜又软弱，被风裹挟着，迅速翻卷着，一直向远处滚去。前方是迟家河，尽管已经结冰，但如果报纸到了那里我是不敢上去的，因为去年冬天二婶子家的老二就是从冰上掉到河里淹死的，我必须在报纸飘到河里之前追上。风把我的围巾吹下来了，我顾不上重新围上，提着围巾继续追；我觉得风也在和我一样喘息，但我们谁也不想停留，一个要被梦想带走，一个要把梦想留下，我们互不相让，你追我赶。我已经快跑不动了，汗水把棉裤和皮肤粘在了一起；我的肺也已经不堪重负，随时都可能被点燃和爆炸。可那张报纸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绝望了，嗷嗷地叫起来。

    这个时候前面来了一个人，他本来绕过了那张报纸，那张报纸就擦着他的裤腿飞过。绝望在撕咬我，我喊：“给我！给我！”我不知道自己是喊给这狂虐的风听还是他听，但是他懂了，他看看我，迅速回身追赶那张报纸，很快就把那张报纸踩在了脚下。

    我累得一下子哭起来。

    他把报纸拿过来，送给我：“你要报纸干什么？”

    我一边擦汗一边哭，根本说不出话。我甚至没有说声谢谢就拿着报纸哭着往家走。我到家以后才发现他一直在我身后跟着。他就是廖家华，当时，他是我们中学的语文老师。我考上初中以后，他特意找到校长，把我调到了他的班，做他的语文课代表。

    那时候我爱看报纸，我以为那是葵花生长的地方。

    四、看不见的眼睛

    我被分到了组织部干教科，科长叫骆英，是个女同志，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眼看见她时，突然感觉借调也许真是个错误。

    杜部长说：“你们都是女同志，好沟通。”

    骆英比我大八岁，但是，大八岁也是女人。在我没来之前，市委大院的四朵金花是：骆英，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姚依莲、社科联办公室副主任苏梅和行政科接待办副主任李淇。我后来和她们都打过交道，机关的人不化妆，没时间保养，穿着也受到限制，不能太时尚，说真的，这几朵金花放到社会上都算不上美人，但是市委大院多是留着妇联头，穿着蓝色西装的女干部，和那些人比，这几个女人就算出类拔萃了。在这五朵金花中最漂亮的要说还是骆英。她也烫着齐耳短发，但是，她的头发染成了啤酒红，使她原本就很白的皮肤显得更加细腻；她也穿套装，但是，她的套装没有黑色和蓝色的，她敢穿白色的裙装，用白色的水杯，她不带首饰，手腕上是银色的手表。

    刚开始的时候，她特别爱带着我，去县里调研、参加一些会议都会让我跟着，而且她会很热情地向别人介绍我，把有才、有能力之类词汇毫不吝惜地加在我头上。杜部长带我们一起参加省委组织部培训的时候，她特意交代安排我们两个人一个房间，还说：“这回可有伴了。”她如此大气和慷慨，的确让我很感动，我甚至觉得我对她的抵触完全是我的小女人心态在作怪。

    晚上，我们聊天。我印象中话题是她先牵起来的，她说：“你能来组织部，多亏了杜部长。”

    我说：“是，没有杜部长我连想都不敢想。”

    她说：“杜部长这人除了好色没有别的毛病。”然后我听到了她的笑声，轻微而又凌厉。我还看见了她黑暗中的眼睛，很亮，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想起了洋河镇吃狗肉时狗圈里的那些狗，那些狗的眼睛也像她的眼睛一样，充满警惕和不安。

    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怎样回应她的话题。况且她这话让我很尴尬，好像我来组织部是因为杜部长那点好色之心，而不是其他比如有才气、组织需要等登上大雅之堂的正当理由。我的来路显得很不纯粹，甚至是不磊落的，这让我有些难堪。

    我说：“我不知道，我看杜部长挺好的啊。”

    “以后你就知道了。”她说：“和男领导打交道就这样，很微妙。哪像我们女同志之间那么随意，怎么都行，用不着考虑那么多。”

    关于这个夜晚，我的记忆也是很清晰的。两张并排的单人床，像两艘即将远航的船只，我们各自上船，她讲究的肉色真丝内衣勾勒着她依然鲜美的身材。而我的睡衣是纯棉的，不塑型，使我本来很苗条的身材显得有些臃肿，我们互相打量了一眼，又迅速回避了。

    她问我丈夫做什么工作，我告诉她在报社当摄影记者。她听了以后说：“你们都是文化人啊。”

    我没有敢问她的家庭情况。她当时沉默了一下，像是试探我，过了一会才说：“我爱人在城建局工作，有事你们可以找他。”

    我们看起来的确是沿着姐妹情谊的跑道在进行谈话，但是后来证明我们其实是在彩虹上牵手，一旦云开雾散，一切就消失了。

    第二天看见杜部长的时候我感觉和以前有些不一样，说不清为什么，我觉得我和杜部长的一切都在被监视之下，我只要和杜部长有稍微切近一点的距离，就能看见黑暗中那双闪光的眼睛。我开始有意识地回避杜部长，能不去他的办公室就不去，开会的时候我也尽量离他很远，我想告诉骆英一些什么，但是，那是什么我又说不清楚，我觉得自己只能这样做。

    我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了八年，我发现他和所有认识的人——男人和女人都开玩笑，比如他会和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说：“大姐，今天气色不错啊，昨天挺好吧？”和比自己小的女人就会说：“科长漂亮，就是漂亮。”这句话他一本正经说出来就会有很强烈的戏剧效果。我没有听到杜部长的任何绯闻，我一直奇怪骆英怎么会那样说他。直到离开组织部才明白，那是骆英放在我路上的一块石头，我愚蠢地认为前面就是陷阱或者悬崖了。

    五、纸上的命运

    廖家华是1988年从学校调到市委工作的。他先到文教局办公室，后来给当时的一个市委副书记当秘书，四年之后到一个县当副县长、组织部长、副书记，1998年和另外一个副书记争县长的位置时败北，到文化局当了局长。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帮了我的忙，直接分到了区委组织部。记得自己当初去报到的时候是心潮澎湃的，我觉得我的梦想就要变成繁花似锦的现实。但是很快我就发现现实和理想的距离远到出乎我的想象。我一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六年唯一一次见世面是那年陪省领导下乡。刚刚开春，麦苗绿得十分勉强。我和大队人马稍微离开了一点距离，我站在麦田里，看见麦苗在风中荡出银白色的波浪，我闻到了青草的味道、土地的味道。这味道飘荡在我心里，久久难以散去。

    有时，我走在北京大街上会有些莫名其妙的感想，比如，我在瀛洲市委组织部八年到底干了什么工作。我参与编写了《瀛洲市组织史》，和别人一道先后考察了16名县级干部，参与了9个后进村班子建设，协助有关部门发展了129名党员，撰写了17篇理论文章，其中《对干部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还获得了省社科类文章二等奖……，我的确干了不少事。但是，当我冷静下来，又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干，没有我，瀛洲市的干部队伍建设一样进行，党员队伍一样会不断发展，最需要我自己做的事是把自己的工作关系调到市委，而就这件事我最终也没有办成。这使我从28岁到36岁之间的八年时间成了一道永不能愈合的伤口，在我经过机关单位门口，或者新结识一名机关领导干部时，这伤口就会重新流出脓血，让我感到一种再不能释去的疼。我因为工作关系要和各地党委政府部门打交道，每次要到当地机关时我都会派另外一个人去，无论是海南还是黑龙江，所有的市委政府部门几乎都是一样的设施和风格，那些我熟悉的气息很容易让我回到过去——被一张纸压到五行山下的过去。

    我在组织部无数次见过那张纸，我甚至很多次给别人拿过那张纸。那只是一张白纸，上面是几个空格，只要填上我的名字我就能结束这种流浪和漂泊，我就能停下来，为那片在梦想的远处成熟的葵花而踏踏实实地生活和学习。我甚至有一次偷偷复印了一张表，把自己的名字悄悄填上去，然后，我把纸抓在手里很久，我几乎就要拿着这张纸去办手续了。但是，我不能，这张纸上的名字必须由组织填，由杜部长填、罗部长填，我自己就是用金笔写上也不顶用，就是用血滴写成也是废纸一张。

    其实，有两次我基本上就可以成功了。第一次是2002年底，也就是我到市委组织部的第六年，组织部干部年底考核，骆英问我是在这里考察还是回原单位，我说：“还是在这里吧，我已经离开那么久了。”

    但是，按照规定，我还是回原单位参加考评。那时望都区组织部的办公室主任已经是李江了，看见我回来做出很高兴的样子说：“市委领导来了，欢迎。”我觉得他是在嘲弄我。我看见他坐下的椅子，是我当初用的，如果我不走，这把椅子应该还属于我，我吃饭的座位会更靠前，我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靠近我的梦想，而现在，我等于和我的葵花背道而驰了。

    回来的时候我顺手写了一首诗：

    纸上的命运

    一张纸，轻如鸿毛

    我的命运一次次站在上面

    被送到企业、学校和机关

    一个人突然变得没有任何分量

    我急于留下来，不在一片纸上

    奔波

    但是，我的生命被粘上了

    像红舞鞋，再也不能脱下来

    此刻，我又站在了纸上

    等着一阵说不清的风

    吹到我

    能把我吹到哪里去呢

    我把这首诗给廖家华拿过去了，廖家华看完什么也没有说，当着我的面直接给杜部长打了一个电话：“杜部长，我，廖家华。”

    我听不到杜部长说什么，只听廖家华说：“你别给我整那些男女关系问题了，你还是多考虑一下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吧。你当初把人家迟红给要来了，人家因为你连正科都放弃了，你打算给人家怎么着？让人家一辈子就这么借着？”

    对方在电话上唧唧呱呱，我还是听不清，但我知道他会说什么。因为组织部一共七个借调的人，最长的已经十一年了。因为腾不出指标一直这么待着，最近组织部提拔了四名县级干部，其中有三位到其他部门任职，空出三个指标，但是，论资排队我还要靠后。我听见廖家华说：“你跟我少来，论资排队你应该在县里待着，比你资格老的人多了，咱不说中国，就瀛洲市有多少人比你年龄大、资格老？你数得清吗？凭什么你当组织部长？还论资排队，少跟我来这个。”

    第二天骆英就找我，要我自己整理一份材料，说杜部长要。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像走了很长的夜路突然见到灯光一样兴奋，我连夜准备了个人资料，第二天直接就送到了杜部长办公室。

    关于那些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印象里他在接电话，示意我坐下。他接完电话以后和我解释我那些早就明白的理由，然后告诉我这一次他费了多少劲才把指标争取过来。我意识到我就要结束这种悬在半空的生活了，我像一只即将放归的小兽一样嗅到了山林的气息，我记得我还幽默地说：“看来，我的政治生涯是离不开您了。”

    但是，天还没黑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杜部长让骆英告诉我，指标给了一个比我年长两岁的人，他比我早来半年。我跌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说话，我甚至懒得去问理由——理由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我后来还是知道了理由。一个匿名电话打到了分管书记那里，电话里的人问书记：在调人进市委这件事上是不是男女平等，如果是女同志再长得好看点就可以优先考虑？其实当时书记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让杜部长“慎重点。”但是，就是这“慎重点”轻易剥夺了我结束借调生活的第一次机会。

    理由也是骆英告诉我的，她重复了那个夜晚的话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女同志在男人堆里混，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她早就知道这个结果，我甚至猜想这个打给书记的电话和她有关，理由很明显，我只要是借调人员，我就永远不能和她在一条起跑线上。而以我的条件，我只要进了组织部，就会是她最强有力的对手，这一点，我们彼此心知肚明。

    面对结果，理由依然是没有意义的，况且猜想永远不能成为证据。

    我似乎并不愿意说起第二次机会，那将从那个上午开始，从那片翻卷的杨树叶子和我给门卫的微笑说起，然而那已经是一个结痂的伤疤，我回忆一次就揭开一次，重新看见从我心底流出的血——我不愿意这样。

    六、那一种荒唐

    其实，我和苏志国的结合只是一个偶然，对于苏志国来说也一样。

    我本来应该属于另外一个男人，而苏志国本来也应该属于另外一个女人，但是生活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我们的生活道路就背离了最初的方向。

    我后来听苏志国说，我从他们宿舍门口过，他们宿舍的同学和他打赌，说：“你要能追上那个女孩这个学期的作业我们包了。”

    苏志国当时和英语系一个叫肖捷的女生谈恋爱，而我对经济系一个爱打篮球的男生情有独钟，那时候我们已经在校园附近的一个苹果园里有过一次约会，尽管那次约会我主要谈论穆旦的诗歌，而他一直在和我讲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我们像两条共生共浴的鱼，在一条清澈的河里相遇又迅速分离了。

    开始苏志国并没有当真，但是当他看见肖捷和一个来自匈牙利的混血儿在一起之后就认真了。我的生活很简单，就是宿舍、教室和食堂，他竟然在这三点一线中给我拍摄了大量照片。最打动我的一张，是我拿着聂鲁达的诗集去上课，秋天的玫瑰还很红，蝴蝶依然在飞舞，风把我的裙子轻轻摇摆。我听到有人叫我，猝然回头，眼睛里是茫然和不知所措，头发飞起，像被不可知的命运抓住又放下。

    很快，苏志国同宿舍的同学共同参与了他的行动，他们空前齐心协力，让和我谈论马斯洛的男生自动退出了。

    周围一下空茫了，只剩下我们俩，我们似乎都别无选择，我们有太多在一起的理由——我们分到了一个城市、我们都有艺术爱好（我那时对他的摄影称为艺术有些不屑）、我们都是皮肤稍黑、眼睛很大、不善谈吐的人，等等。我们找不到不在一起的理由，我们理所当然在一起了。

    我的记忆回到了看完星星的第四天，我意识到我将开始新的生活，我跃跃欲试，踌躇满志，我以为我必定走向光明。

    我记得那天依然有星星，我和苏志国饭后散步的时候还认真看了看夜空，是那种有些灰的黑，星星也没有昨天明亮和丰富。我说：“我到了市委组织部还有时间看星星吗？”

    苏志国说：“够呛！那些人天天忙，不知道他们都忙什么。”

    我向往那种忙，那种为有意义的事而奔波的日子对我始终构成一种诱惑，只是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告诉苏志国，当然，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很快我就体味了忙。我有时会夜不能寐，因为有很多上级部门和领导有很多材料要写；我有时几天不能在家吃饭，因为我必须上各地调研，有一次我参与全市民营企业党建情况的调查，耗时一个多月，我回家以后闻到床上已经有单身男人那种干燥又芜杂的味道了。

    我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自己是借调的，我必须给自己制造尽快把手续办来的理由，这个理由是要代价的，不光我自己要承担，家人也不能逃脱，但是，苏志国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很快就逃离了自己的责任，让肖捷再次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无数次想过，我原本可以和别人一样，我们原本可以一直过下去，生一个孩子，白头到老，将那个玩笑进行到底。但是，我的忙给肖捷提供了机会，她再次出现了，带着注定留在我和苏志国生命中的伤痕分到了报社，给我们制造了分开的理由。

    现在，我还是一个人，偶尔和一个在房地产公司做销售的男人在一起喝点红酒，我们谈论伊拉克形势和叙利亚战争，也对姜文和冯小刚的电影表示关心，但是，我们谁也不谈论婚姻，按他的说法，要“拒绝将命运和感情贴到一张纸上的荒唐”。

    然而，生活本身就是荒唐的，就像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因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瞬间的荒唐。

    我们早就注定了荒唐。当我们剔去牙缝里残留的狗肉，看见星星在远方闪耀，荒唐就像狗肉的细胞一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再也没有任何仪器剔去那些狗肉在我们身体里的残留。再也不能。

    我对那个男人说：“我已经没有能力摆脱荒唐，而且，我习惯荒唐。”

    他看着我，喝干了酒说：“我有些不甘心。”

    “那说明我们不匹配。”我说。但是，我们没有分开，我们依然会找一个酒吧，喝酒、聊天，有时他会带其他的女朋友来，我们相安无事，彼此安慰。他总让我想起那个和我谈论马斯洛的男生，他留在了贸易部，和我的出版公司只隔着两站地，但我们从未相遇。

    苏志国没有和肖捷结婚，他至今也是一个人。他那些知道详情的同学又聚集在一起，希望我们重归于好，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没有理由再在一起生活了，理由像一层虚假的面膜，已经被我们无声撕下，再也贴不上了。我们偶尔会通电话，甚至会和没有分开以前一样叮嘱对方一些事情，比如昨天晚上他就来电话说：“明天降温，你注意多穿件衣服。”

    我说：“你少喝点酒，小心你的血压。”苏志国血压高，从32岁就吃降压药。

    但是，这些问讯都是秋天的树叶，注定在树上留不下了。那棵树就是我们荒唐的婚姻。

    我不知道肖捷的情况，听说她去了新加坡，和一个五十多岁的华裔画家同居。

    七、原本明媚的上午

    这天上午原本是明媚的。

    事实上，在那个上午来临之前我就已经心力交瘁了。八年，我在这个院里始终像异类一样出来进去，五朵金花有四朵已经提拔了，骆英准备担任教委副主任，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这个大院里像等待枯萎的花瓣一样，忍受秋天即将来临的孤寒。年关将近，我知道新的一年又将来临，别人的新年和我的新年已经大相径庭，别人的新年可以清点收成，而我只能面对灾情——从我来市委组织部以后，我失去了提拔的机会，丈夫跟了别的女人，我最灿烂的时光已经凋萎。我该做点什么了，我的确应该做点什么。我终于不再想要什么葵花了，我成了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只要能拿开压在身上的纸片，我愿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我甚至愿意低——下——头。

    那年冬天没有下雪，空气始终很干燥，日子比以往更显得漫长灰暗。楼下有一棵石榴树，叶子已经掉光了，高处却还有一个小石榴，干瘪、孤单，和我一样被打入了另册。我从看见它的时候就一直想把它摘下来。那天中午我参加一个饭局，回来之后院里没有一个人，我找了一根竹竿，去够小石榴，背后突然传来廖家华的声音：“干什么呢？”

    我放下竹竿，说：“没事，看那有个小石榴，我想弄下来。”

    廖家华说：“你倒挺有闲心。告诉你啊，咱们成同事了。”

    我大吃一惊，问：“真的假的？”

    “我在杜部长旁边的办公室，走，跟我过去看看。”廖家华说。

    那一瞬间我才深深理解什么叫喜出望外。因为自己是借调人员，我慢慢边缘化了，很多事我不敢轻易打听，别人更不会主动告诉我。我知道那个办公室，原来的常务副部长到师专当校长了。那么廖家华是来当常务的。我觉得自己这一次终于看到曙光了。

    是的，这个上午原本是明媚的。

    我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出廖家华办公室的了。还没有到下班时间，可是我的心已经像起飞的767客机一样，在云彩之上飞翔了。我看见那棵小石榴，依然在枝头摇晃，我决定等到我身份落实的那一天再摘下来，作为永久纪念；一片杨树叶子，在我脚前盘旋飞舞；一辆奥迪疾驰而过，扬弃的尘土很久没有散去；一个穿着高腰靴子和黑色风衣的女人，她的卷发非常得体，尤其她身上的香水，像初春的紫玉兰；我拐过市委大院门口时向门卫笑了笑，这些年，我几乎从他面前经过了近万次，每次我都觉得自己像没有邀请函的不速之客一样自卑又难堪，很快，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从他面前进进出出了。我还看见那天的云，只有几朵，新娘的礼服一样雍容，那天的阳光不像冬天的阳光，我感觉春天提前到来了。

    那天上午，原本是明媚的。

    八、让我告诉你

    八月的一天，廖家华来北京办事，晚上请我吃饭。饭店是欧式装修，灯火通明。他又说起了当年的那件事，他说：“你太沉不住气了，我刚到组织部，立足未稳，就把自己的学生调进来，影响不好，你只要再等个一年半载，我肯定就给你解决了。”

    我笑笑说：“都过去了。”我问杜部长现在的情况，他说：“他今年该退了。”

    “你来的时候也不打声招呼，我们好送送你。”廖家华接着说。

    我说：“送什么，我什么也没有，买上车票就来了。”

    廖家华说：“你现在状态不错。”

    我说：“还行。”然后我把目光投向窗外，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多年没有看见星星了。我记得我离开瀛洲市的时候是阴天，“那天的星星真亮啊。”我有些伤感，真的，想到那天的星星我的确有些伤感。

    廖家华也在伤感，我从他的目光中能看到，他的伤感也是真的，而且，他依然懂得我的伤感。果然，他说：“那家狗肉饭店还在，哪天你回去我请你。”

    “我现在吃素。”我笑笑说。

    我记得那个明媚的上午之后的第三天，杜部长对我说：“迟红，你的事又有变化了，虽然你时间长，但是另外一个同志家属有病，组织上只能照顾他了，你再等等。”

    我那天就收拾东西走出了市委大院，从此再也没有回去。

    廖家华吃着一片三文鱼，说：“我这次来也是想告诉你，你的组织关系我一直给你留着，你随时可以回去。”

    这时，房地产经理来电话，说单位让他到另外一个城市做房地产开发，征求我的意见。

    我一手拿着手机，一手端着酒杯，我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放下酒杯的时候，竟然在红色的波纹里看到了一张报纸，那个叫迟红的女人站在一片葵园里笑得满脸通红。

    改于2008年10月22日11时4分38秒

    再改于201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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