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封信

    钱佳楠

    人生作为修行

    亲爱的人：

    上海的夏天说来就来，而我正读着1906年伊迪丝·霍尔登写于英格兰乡村的自然笔记，满眼看到的都是如下的诗句和谚语：

    苍老的一月随后登场，

    层层紧裹御寒的衣裳；

    却如死之将至，战栗不止……

    （埃·斯宾塞）

    为免一年风雨苦，唯愿二月无晴日。

    暴烈的三月终于来临

    裹挟着风云和多变的天宇

    我听到疾风在狂飙突进

    越过积雪之谷匆匆奔去

    （布莱恩特）

    因为英格兰的冬天过于冗长而严酷，所以他们特别珍惜夏日的美好时光，米勒甚至感叹：

    最好的季节！成熟的夏日女王

    一年中最鼎盛的时光

    身着长袍，日照流金

    甜美的八月确已来临

    你是知道我的，我不喜欢这炎炎夏日，我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夏日的阳光，但是读着欧洲和美国的文人对阳光的珍惜，又很感慨自己的这种不喜不知会不会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人人都说我将会改变很多，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有没有跟你提过H？那是一位我非常敬佩的朋友，最初的朋友，他对很多领域都有涉猎，且绝非浅尝辄止，而是可以给出令每个领域的专业人士都叹服的洞见。事实上我申请去美国也是H在背后推波助澜，他到了美国后，写信问我，你有没有想过用英语写作？我说自己确实有过这个念头。他立马回了封邮件，附上全美MFA的排名，给我下达选校的考量准则：第一，先不考GRE；第二，给全奖；第三，排名前二十。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申请，现在想来，简直像一场赌注。

    我前几天见了H，说实话，我挺怕见他，因为他总是在推着我往前走。他从美国回来省亲的头一天晚上就给我打来长途，跟我聊了很长时间美国的主流文学是什么。

    这次也是，怕他又给我加压，我事先跟同行的师兄打好招呼，要他到时候替我挡一挡。然而没有，H变了，他成了一个非常豁达的人——我更喜欢现在的他。

    他说了很多，可惜我只能与你分享其中的一部分。

    他说中国的文学标准长期被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毒化”，而去了美国才发现，美国有着全然不同的写作理念。欧洲与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左派的传统，我们衡量一个作品的深度是以作家对现实的批判力度为指针的，而对于美国而言，左派或许是随二战后移民外来的东西，并非他们的传统，你会看到他们的作品不批判现实，而是提供更深层的慰藉。

    比如说，涉及老人的题材，如果是左派，会坚持发现问题，而后通过改造社会来解决，老人孤苦伶仃，我们认为这是社会的问题，需要政府拿出举措，改变现状。然而在美国的文学中，老无所依就是老无所依，你看到的不是他们要如何去改变，而是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孤独的，老无所依就是人的命运本身，每个人面对的都是荒漠。并非说后者会流于泛泛的感伤，而是你还会看到那些老而弥坚的人，七十多岁还坚持自己开车，带上枪证明自己仍然是个英雄，或者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老人与海》，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仍然执着于反抗命运，即便到最后捕上的大鱼只剩下骨头，但他证明了，人只能被毁灭，而不能被打败。

    H说，原来他笃信左派的传统更具优越性，而今他认为可以重新衡量。

    对H的整个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有他的稚儿，师兄和我那天都见到了，好可爱的一个孩子，看到两个陌生人和父亲同时出现，他本能地冲向父亲，但又用好奇（而非警惕）的眼神打量了我们半晌，很快，他微笑着向我们挥动他的小手。

    H说起带孩子在美国学游泳，所有的指令都是英语，他的孩子很自然地接受了英语的“驯化”。

    师兄问他，那你会不会担心孩子无法习得中国的传统文化？

    H笑了，说：当他有了孩子，他发现这个问题没有他想象中这么严重。他说起他原本对世界的悲观看法致使他一度不想要孩子，然而当他的孩子诞生之后，他突然醒悟：这个孩子与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当你有了孩子，你会发现，你很引以为傲的天赋很有可能偏偏这个孩子没有继承，但那没关系，他有别的天赋，其实天赋遗传的案例是非常稀有的，而非常见。同样的道理，他所面对的那个世界，他所面对的那个时代和你所面对的完全不同，你只能尽可能地将独自面对世界的胆识传递给他，而未来世界将会变成何种模样，并非你能力范围内可以改变的事。

    很巧，我几天前在《基列家书》里读到类似的话语，老牧师写给孩子的信中解释他对《圣经》经文的布道：

    我开始评论，指出夏甲和以实玛利被放逐荒漠的故事和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去祭献的故事的相似之处。我的看法是，实际上亚伯拉罕被要求祭献的是两个儿子。上帝在那两种情况之下，都在关键时刻派天使干涉，救出孩子。亚伯拉罕垂垂老矣，是这两个故事的重要因素。不只因为他几乎没有希望再生几个孩子，也不只因为老年得子多么宝贵，我想还因为任何一位父亲，特别是一位老父亲，必须最终把孩子交给茫茫荒漠，最终依靠上帝的眷顾。倘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之下，父母也只能给孩子如此之少的保障，如此之小的安全之感，那么一代人为另外一代人之父，几乎都是一种残忍。因此有必要树立坚定的信念，把孩子交出去，相信上帝会把父母的爱给予他，相信荒漠上确实有天使。

    那天，我和H都坦率地承认，我们先前不屑于阅读美国文学，基于一种美国没有历史与文化的偏见，然而，当我们的生活和这个国度开始发生联系，我们开始阅读尤其是美国的西部和南方的作家，感受到另一种价值观对我们固有价值观的冲撞，也不失为补充。

    正如《基列家书》，我不是信徒，因而我和作者玛丽琳·罗宾逊的价值观势必南辕北辙，但这不妨碍我从书中牧师的家信中收获智识，我很喜欢牧师对地狱的诠释：

    有一次，一个名叫薇达·戴尔的女人非常激动地谈起“火焰”。这里的“火焰”指的是“永久罚入地狱”。我只好拿下《基督教原理》，给她们读了一段关于被上帝摈弃的人的命运的论述。他们受到的磨难是“用有形的东西比喻给我们看”。用扑不灭的火焰等等象征性的东西告诉人们，“和上帝切断联系，将是多么悲惨”。那一段话就在我面前。当然是令人警醒、发人深思，而不是荒谬可笑的。我对她们说，如果你想知道地狱里的苦难是什么滋味儿，不要把手伸到蜡烛的火苗跟前体验火的烤灼，而是要仔细考量自己灵魂最卑劣、最隐秘的角落都有些什么东西。

    这部杰出的小说里没有波澜壮阔的故事，连家族史也不过是散落在书信中的只言片语，但却提供思辨，提供给你合上书本后内心持久的震撼。

    我想到，在过去，很多文人都会拜见高僧，拜见道士，不尽是为皈依宗教，而是为与智者清谈，是为获得人生的哲学，人生或是作为修行的所在。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狭隘与不完满，逐渐使自身丰盈起来。

    吃完饭出来，师兄很是惋惜H不见了当年的野心和抱负，而我一点儿也不惋惜，而且我觉得他的雄心壮志不过转化了呈现的形式而已。那天我还对师兄说，我很喜欢定海桥互助社的年轻人，师兄说，他们现在年纪还小，还看不出未来的成就。他说的对，但我又忽然觉得，未来的成就大约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看到了现在的他们身上具备的特质，他们全然不同的知识结构，他们理性的热情，他们长远的理想，他们不问回报的自觉实践，这些东西要比未来实现什么成就更可贵。

    类似的，对于H，我觉得这些人生阅历让他收获的是自身的丰盈，这种丰盈要比利用这几年的时光写了什么书，拿到某个学位，或是得了某个了不起的奖更重要，不是吗？

    师兄似乎并不理解我对H的这种羡慕，说实话，我真是羡慕极了！一直以来，我都用与生活决裂的方式逼迫自己前行，看起来我在努力向上攀登，但这种动力并非源于天空的召唤，而是源于对脚下深渊的恐惧。

    师兄时不时问我：你这么努力，你读这么多书，但你最终写了什么呢？

    我很羞赧，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写，我一事无成。

    但现在，我反倒觉得，如果我能够在人生的修行上有所突破，化解自身与生活无时不在的冲突，或许这些要比任何外在的肯定更为重要。

    有一天你说你会想要来看我，我很开心，虽然同时告诫自己不要对你再抱有任何期待。而今我想，如果你真的来这片玉米地，我希望你看到的会是那样一个我。

    想你。

    是我

    当别人说“你不能写”

    亲爱的人：

    这肯定是离开之前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笺。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如果有一天我完全用英语写作，给你写下的这些信会不会是我用中文最后写下的东西？

    你知道的，大概是两周以前的样子我见到了偶像李翊云。很多朋友问过我为何这么喜欢李翊云？这很难回答，我需要搜寻一个比方——比方说，以前听张怡微学姐说过一次她为何喜欢蒋晓云，因为蒋晓云写的上海让她很焦虑，这种焦虑从未有过，蒋晓云甚至没有任何的上海经验，连上海话都是在西门町跟人学的，笔下的上海气息却没有半分捏造。我不知道我是否误解了怡微学姐的焦虑，因为人与人之间几乎难有百分百的理解的，然而焦虑这个词也是我会用在自己对李翊云的阅读经验上的，她的中国故事让我焦虑。

    我痴迷《千年敬祈》这个短篇集，不仅痴迷同名的短篇小说《千年敬祈》，也深爱着其中的另一个小说：Extra，大概可译作“零余人”。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工厂倒闭后遭遇下岗的女工，她年纪很大了，让她出去独自谋生几乎不可能，就在热心的邻居的帮助下，从未嫁过人的她竟然草草地嫁给了一个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老人，那个老人根本不知她是谁，而当那位老人洗澡时滑倒死亡，她就被这家人随意地打发出门，到北京郊外的一所私立学校当校工。李翊云在描绘这位女工的心理时尤为高妙，因为她从未真正爱过，所以在和人的亲密相处中，她时常生出爱的错觉来，比如帮那位名存实亡的丈夫洗澡擦身时，又比如后来在私立学校为一个小男孩厮守着他不可告人的隐秘时。

    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到处找人聊天，聊上世纪末国有工厂转制的往事，聊工人下岗后人生的变轨，当我读到Extra，我很难形容我的感受，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心心念念想写的故事，然而早就有人写出了，而且完美无瑕，李翊云已经宣告了这一题材的完成。

    所以你知道她回信说愿意和我聊一聊时，我有多兴奋了，我还期盼能从她身上获取一些一手经验，最基本的却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她的英语怎么可以跟native speaker一样好？除了给正午故事做的那个访谈外，她还和我分享了很多她在爱荷华的经历，然而，更多时候，我越是倾听，越是发现，原来他人的经验对自己的裨益是那样的有限，原来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是那样的多。

    如果你读了访谈，你会知道，她是一个多么沉得下心来的人，她每天要读十个小时的书，每年都能把《战争与和平》重读一遍，并且，她还是个天才式的人物，她转向写作的初衷在于：科学研究对她而言太简单了，缺乏挑战。

    是的，你看到的是一个分分钟被学神碾压的我。

    倘若这是在过去，我听到这些，我的焦虑会加深，因为当我阅读更多的李翊云的作品，我真的会这么想，在美国，有她写就足够了。然而，现在的我反而很高兴，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作品也都会闪现着个性的光芒，正如她在访谈中回答我的问题，会有少数人写出了所谓的“工作坊小说”，但更多的人写截然不同的东西，比如她和Junot Diaz写的东西就不一样，她和Gish Jen（任璧莲）写出的也不一样。

    和她聊得越多，越发现我之前的很多困惑和疑虑都是不必要的——这话显然是事后诸葛亮，疑虑和困惑需要前人的提点，不然还会是放不下的包袱，像禅语中小和尚记挂着的那位被师傅抱过河的美女。我做采访前还问了她一个问题，一问出口我就感到这个问题愚蠢至极，幸而没有引起她的嫌恶。

    我问她：如果有人认为你的作品代表中国，并且认为你没有提供一幅完整而真实的中国图景给世界，你会怎么回应？

    她后来在访谈中也谈到了这种误解，她称之为“有意的误解”，实际上近于中文的“曲解”——没有人能代表中国，没有人能提供一幅完整而真实的中国图景，她还引用了一句前人的话语，回答道：Disloyalty is a writer's privilege.

    这句话放在当今中文语境中来探讨十足有“政治不正确”的危险，但是它在文学和艺术界就是一条板上钉钉的真理，并非鼓励你去充当不忠之人，而是鼓励你去怀疑，反思，遵从内心的真实，我们现在用了一个更中性，看起来也更无害的词汇来替代：独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独立出版人，独立艺术家，独立作家，独立音乐人，但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独立”二字背后潜藏的风险，那么这个“独立”不过是个花哨的名头，沪语说，摆摆野人头。

    而那风险对于我们而言是每分每秒都可以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Gish所言，我们被柏拉图驱逐出理想国。

    前几封信里我跟你提到过Gracie，几天前我才知道她和Gish一样，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自从认识她之后，我就不再觉得自己小说中捏造哈佛学生的桥段会给人感觉很假）。Gracie说她写过一个中国农村的故事，写一个女子在农村学会识字，算数，最后把几个孩子培养成为杰出的学者的故事，而当Gracie的父亲偷看这篇刊登在美国期刊上的英语小说时，她父亲对她说：你写的完全不对，你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国，一个中国农村妇女怎么可能凭一己之力学会识字，算数，最后还能改变命运呢？

    Gracie当然有被苛责的理由，她五岁就来到美国，她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但Gracie没有被父亲唬倒，她说：我写的就是你的母亲，我的奶奶的故事。

    她的父亲一下子惊住了，但并没有退却，反而说：你的奶奶是个非常特别的农村女人。

    Gracie问：我为什么就不能写一个非常特别的中国农村女人的故事？

    第一次和Gracie深谈，在南京西路上的一家日料店，她告诉我，她来到这里，感到很熟悉，因为她应当就出生在这附近，只是上海的变化翻天覆地，她已经找不到儿时的住所了。那天她和我聊起黎南（Nam Le）的集子《船》，说黎南的父亲对他说的“你写不了越南船民，你两岁就长在澳大利亚，你根本不了解那里”，这与她的父亲的语气如出一辙。

    当然黎南也不会就此罢休，他的《船》里不仅写了越南，还写了广岛，写了纽约，写了德黑兰，写了世界各地各种人的故事，最后这本书结集，仿佛是在对他的父亲宣告：你看，我不仅能写越南船民，事实上，我什么都能写！

    在这种时候，我特别感激，自己能被爱荷华接受，因为我碰到的困境也在这里，身边的人拼命告诉我，你只能写上海，你只能写好上海，你把上海写好就够了！

    Gracie说，他们就是这样，假如你写了一个上个世纪初中东的故事，他们会问：你连中东都没去过，怎么能写这个故事？但他们不会问：你连上世纪初都没有去过，怎么能写这个故事？——所以，不用在乎。

    李翊云对我说，你在工作坊里会遇到很多人出言不逊，甚至出口伤人，但你不用太在乎，你的心里要自己有一把尺。

    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为“网易-人间”采访几位盲人朋友，我们一起聊到娄烨的电影《推拿》，他们都很反感娄烨过分强化身体欲望的特异视角，听我说道这是娄烨的一贯风格后，其中一位盲人朋友——小溪给出了特别中肯的评价：

    问题不在于这部电影本身，而是目前市场上，表现盲人生活的电影太少了，于是这部电影一出，大家就以为这部电影代表了盲人的生活，大家看了电影以后，就觉得盲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小溪还说，有一天，他接到以前工作过的盲人按摩院的老板打来的电话，抱怨不知道为什么，生意一下子变差了，小溪说：“你去看看，会不会跟最近的电影《推拿》有关系？”

    如今想来，海外写作中国故事的作家或也遭遇同样的尴尬。事实上，他们高度个人化的视角和娄烨一样，并没有错，艺术家尽可以展现个性化的趣味和风格，最大的问题是现今在海外写作中国故事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正因为太少，所以一经出版就被贴上“代表”的标签，使得中国的印象，或者华裔作家的印象单调而刻板。

    当然，即便故事的版本更加斑斓，有意和无意的误解仍旧会存在，仍旧会有人苛责作家在贩卖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但是，这都不重要。我喜欢Gracie 引用她的导师，澳大利亚作家Peter Carey的一句话：你尽可以去写你的国家与文化，哪怕是那些最诡谲最绚丽的故事，只要你自己心里明白，你没有take free ride就行了。

    “心里有一把尺”是这么重要，不仅让人有坚持写作的动力，还能让人抵挡他人的误判，但这个很多初学者就明白的道理，我竟然需要兜兜转转一大圈才能恍然。

    离开前一直都忙着与外滩教育合作的网络课程，忙毕竟是件好事，因为一忙起来，就不会这么想你。

    是我

    生活是更大的学问

    亲爱的人：

    下周才正式开学，作家工作坊的教授同时也都是作家，作家的性格表现于：他们要到开学当天才回到爱荷华城。

    这些日子，我在这里更重要的课程是如何生活，毕竟生活要比任何学问都深邃得多。几天前，听了学校要求新生必修的prevention of sexual misconduct课程，真是做得非常出色，对misconduct的红线应当划在何处有非常明晰的判定（如，学校的rule是，身体接触的前提必须是口头问清楚，对方是否同意，无论男女——并且，始终记住：没有抗拒不表示同意）；另一重要的环节在于，学校鼓励学生如果看到有人置身危险，应当挺身而出。这里的“挺身而出”绝非我们想象中的“舍生取义”，完全不同，视频中演示了如何智慧地帮助别人，比如你在派对上看到一对貌似情侣的人在争执，肢体上已产生拉扯的行为，你应当干涉，有这样几种方法：

    一、坐到他们两个中间，喝东西。

    二、带走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打招呼：Excuse me, may I borrow her for a second？

    三、随便和他们聊点什么，转移注意力。

    又比如，如果你看到有人给身旁人的饮料里放了些什么，你也可以做一些事：

    悄悄打电话给campus security。

    假装不小心碰翻饮料，或者把你的饮料翻到那个可能的受害者的衣服上。（如果是强壮的男生）索性告诉下药的人，嘿，我刚看到你做了什么了。

    视频提示，有三分之一的sexual misconduct都是在身旁有人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还有一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如何判断你是否处于unhealthy relationship中，事实上，这是有明确的表征的，比如说，这个人：

    轻易许下诺言

    有强烈的控制欲

    有强烈的嫉妒心

    经常羞辱你，贬低你

    经常吓唬你，恐吓你

    性格多面，时好时坏，喜怒无常

    这些表征非常有用，简直是经验的总结，而在这里，大学的第一堂课，就明确告诉你，遇见这样的人，绝对不是Mr. Right。

    事实上，这些表征不仅适合情侣关系，也适合一切的人际交往——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等等。话说，我把你从我的朋友圈屏蔽了，因为你总说一些不中听的话，以前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今却不，感到徒然消耗着无谓的情绪。一切好的人际关系都在于相互肯定，相互促进和相互激发，跟说不说对方好话不完全等同，再多的人跟我说“你好厉害”，我也只能报以感谢的微笑而已，而是在于，所有言语背后的情感都是促成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也都是为了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对他（她）的在乎和关心，这个简单的道理，我现在慢慢从别人身上学会了，似乎有些迟，但好在还来得及。

    那天我把自己在超市买鸡蛋，在超市外面看着好几袋食物发愁如何拎回去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里，大学的室友感叹，很难看到你如此生活化的一面。确实，这必须感谢我的室友，照片是她趁我不注意时偷拍的，她特别善于记录生活的点滴，我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对生活的热忱。我感到自己特别幸运，从高中住宿起，每一位室友都好。我们一起搬家，一起去超市采购（如果不是碰到一位好心的白人大叔，我们大概要拎整整一个下午才能回来），一起煮饭做菜。上个周末，附近的教会组织了一场international giveaway，我们搞了张单人沙发，但布艺的东西，很担心别人用过，不知道会留下什么来，于是，我们把沙发套硬是剪开来（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会装条拉链，这里的沙发套是缝死的），把套子扔到洗衣机里洗，把棉花掏出来晒。拆东西很费功夫，线头特别多，室友摆弄了很久，结果出来的棉花都不成形状，整的整，碎的碎，我们都担心洗好也装不回去了，结果——

    我们竟然塞回去了！她缝主要的线口，我缝中间固定棉花的凹槽，我们竟然把沙发垫的形状做回来了！和刚拿来时候的形状差不了多少！忙碌了一个下午后，我们真是佩服自己。

    做菜也是，简直是逐步挖掘潜能的过程，我们都会做一些，所以轮流做，但是，这与我在英国自己应付伙食不同，因为有两个人，我们加入了比“应付”多一些的心力，几乎每次都能运用有限的食材做出极为丰盛的效果来（虽然还是建立在最简单便捷的完成基础上），而且，因为是自己做的，特别高兴，我们还在乎起了摆盘，每一次都忍不住先拍照，照片成了我们精神上的开胃菜。

    我的母亲还是很担心我独立生活的能力，这固然是做母亲的无法摆脱的对儿女的牵挂，但我感到，我大概很早就已经准备好独立生活，而今这一天到来，我感到反而有些迟了。其实最初从英国回来，我就和家里大肆宣过战，要求搬出去住，最终却以买房而妥协收场。然而无法否认，我们这一代毕竟和上一代隔着巨大的沟渠，父母会觉得，他们照顾我的生活，是为了我好，帮我节省时间，但我已然长大，完全有能力照顾自己，过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提到过中国文化的这个特征，先是照顾你的身体（供给你衣食），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obligation，这个obligation就成为中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孙先生特别指出“吃”在人际中的话语运用：因为在一起“吃”，我们会从“生人”变成“熟人”）。我们对父母也是如此，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之恩无以为报，所以，我们要报以孝顺，服从——父母之爱固然伟大，但不能总是让我成为依附于他们的“巨婴”。我无法接受我母亲的一个观点，她说，现在我有义务照顾你，等你嫁人了，我就不管了，让你的老公照顾你。她这么说，好像我永远是一个附属品，先是附属于她，后是附属于我的丈夫。

    我刚读完美籍华裔作家Samantha Lan Chang的《Hunger》，有一则故事写一对中国夫妻到爱荷华州定居，希望儿子就读一小时车程的爱荷华大学，但是儿子不肯，儿子想去东海岸上常春藤，惹得父亲很伤心，孩子的母亲开释父亲：这里的儿子们都是这样，他们长大后离开父母和妻子一起生活。

    我固然不愿看到父母伤心，但我力求向母亲证明，我的独立生活真的过得还不赖；况且，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岁月或许太过安逸，纵容我的懒惰和刁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能感受到和生活更亲近的联系——你知道的，我原来怎么也学不会与生活和谐相处，而今，才发现，不难，奥秘在于珍惜生活馈赠的一点一滴。

    话说回来，我在上一封信里提到，让生活如此简单的原因还在于现代机器，洗碗机、洗衣机、烘干机、微波炉、烤箱，这些都已经把生活的渣滓都已滤掉了一遍（这里似乎又有一个文化差异，很多中国人都抵触现代科技，我母亲一再问我，洗碗机能把碗洗干净吗？不仅干净，而且还省水，省洗涤精呢）。

    你更无法想象的或许是，我甚至开始hit the gym了，宿舍和学校都有健身房，走几步路就到，我可以一边跑步一边看当地的电视新闻，一举两得。

    现在已经和朋友聊起，或许读完书回去，和家庭的矛盾会更趋激烈，父母将会更难以接受自己的改变。但是，以后再说吧，先享受这两年的“间隔年”，真的，这对于我而言的确是难能可贵的“间隔年”。

    是我

    重读包法利夫人

    亲爱的人：

    前段日子，外滩课堂要我回答一个问题，对于已经在海外求学的高中学生，如何才能保持对母语的热情和兴趣？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语言的掌握程度和exposure成正比，一旦不“暴露”在这种语言环境之中，有些东西就徒留一个空壳，就像很多海外的中餐，名字听起来，东西看上去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但实际上味道已不复原初的味道。

    最后我想了想，还是得给一个回答吧，所以我就说可以给家人或朋友写信，但必须是亲近的家人和朋友，懂你的那一个，然后通过和他（她）的亲近维系和母语的亲近。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了，我最近在想，是否需要换一个收信人，因为那种亲近大概从两封信前的样子就开始流失，慢慢干涸。可最后还是写给你，这样很好，或许这一封，或者接下来的每一封都可能是最后一封给你的信，一旦不再写给你，你也知道，不必来看我了。

    开学前的周末，我在读Gracie推荐给我的一些小说和文论，其中一篇弗兰纳里·奥康纳写的散文尤其精彩，我已经和国内的文学期刊约好，全文翻译这篇文论。其中有一部分，她特别提到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说福楼拜有条原则，你如果要“写活”一个人，必须至少同时调动读者的三种感官来感受这个人物。接着奥康纳引用了《包法利夫人》中的一句对爱玛的描写，来自英文译本，她感叹，你越多次进入这样的文字，你从中所获得的启示也越多。

    真的很巧，我第一次上Margot Livesey的seminar, Margot要我们重读的第一本书也是《包法利夫人》。是的，《包法利夫人》现在就在我的身边，这是我的周末，而我还远没有读完。

    我曾经应该至少读过两遍全书，李健吾的中译本，被其文辞的优美所感染，但是对情节的认识和之后在乔治·斯坦纳的文论中读到的相同，福楼拜竟然运用这么高超的技巧写了一个这么庸俗的故事，这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但也是尽头。我在给学生上《罪与罚》之前带领过学生沿着乔治·斯坦纳的观点看俄国文学的伟大，因为俄国文学在已经行将陌路的欧洲写实传统中硬是杀出一条血路来。有两条经典的线索，一条是《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那》，两个小说的情节相似点很多，但斯坦纳观察道，就算读小说的开篇你也知道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野心迥异，《包法利夫人》的开篇是包法利先生第一天转到学校的场景，日常，还有点像校园小说，而《安娜·卡列尼那》则是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托尔斯泰不是只想写安娜，他要囊括整个时代。

    斯坦纳显然更偏爱另一位俄国杰出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还有另一条线索，所谓的拿破仑传统。司汤达的《红与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都是拿破仑传统的演绎，一个外省人如何凭借他的野心、抱负力求颠覆世界。这样的比较是残酷的，因为《罪与罚》确实是这个传统中最深刻的版本，不停留于批判现实或人物心理分析本身，而是从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看到了时代的病症，这个病症直至今天依然，如果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所说的是真理，那么世界就会永远陷于分裂与战争，用什么去弥合？最好的文学作品正是提出伟大的质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到了，而司汤达则没有。

    脑海中装载了过多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我其实很难亲近文本的，然而可能是之前奥康纳的提点，和第一堂课中对Margot Livesey生出的钦佩，让我重又投身到《包法利夫人》之中。而这一次读就好像是从没有读过一般，英译本和中译本差异甚大。即便李健吾已经是杰出的译者，但两种语言的距离太过遥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两天我跟美国朋友描述我吃美国提子的惊异，水分饱足，甜而不腻，好像孩子第一次尝到甜的滋味，我说我在中国也吃过，但可能是运送的路途漫漫，虽然也甜，但像假的一样，我夸张地说：It tastes like plastic。《包法利夫人》经历的或许也是类似的旅途，许多东西在途中或者消逝，或者变质，英语译本因为路途稍微近一些，所以保质的效果显得稍微好一些。

    我一开始是在做摘抄的，这是之前李翊云极力推荐的“笨”办法，是的，没有比笨更聪明的办法，没有比慢更快的方式。可我很快发现，这样我根本无法完成这周的阅读任务，所以我只好把需要摘抄的地方在纸上标注好，一有时间回来补这项作业，但就在开头，我就读得好慢，因为福楼拜的语言（即便是英译本）太值得咀嚼了，比如包法利先生第一次来到爱玛家中：

    A young woman in a blue merino dress with three flounces came to the threshold of the door to receive Monsieur Bovary; she led him to the kitchen, where a large fire was blazing. The servants' breakfast was boiling beside it in small pots of all sizes. Some damp clothes were drying inside the chimney-corner. The shovel, tongs and the nozzle of the bellows, all of colossal size, shone like polished steel, while along the walls hung many pots and pans in which the clear flame of the hearth, mingling with the first rays of the sun coming in through the window, was mirrored fitfully. （Paul De Man译本，下同）

    其实化学作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福楼拜没有直接写包法利先生眼中对这个年轻女性迸发的火花，但是字里行间，这火花燃烧至这个小屋每一寸空间，所有平凡的东西都被施了魔法，焕发光彩。之前和学生一起读过两次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们都感慨这个小说和《包法利夫人》是有联系的，原来我们的聚焦点是情节和象征上的联系，而我重读《包法利夫人》的英译本时有种直觉，马尔克斯写作时语言上也在向福楼拜致敬，这一段和乌尔比诺医生头一回来到费尔明娜家看到的情景何其相似？普通的花园，连同费尔明娜饲养的鸟雀都披上了魔幻的外衣，魔幻不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笔触，而来自于费尔明娜对乌尔比诺的致命吸引。

    再看福楼拜如何描述包法利先生确实感受到了爱玛的美，远在他感受到现实空间的膨胀之后：

    Once, during a thaw, the bark of the trees in the yard was oozing, the snow melted on the roofs of the buildings; she stood on the threshold, went to fetch her sunshade and opened it. The parasol, made of an iridescent silk that let the sunlight sift through, colored the white skin of her face with shifting reflections. Beneath it, she smiled at the gentle warmth; drops of water fell one by one on the taut silk.

    这些视角，是后来电影作品向文学经典取经的起点，爱一个人的感觉就是全世界因为她而变得不同，变得美，而她的美当然也是依托于特别的情境，或许对别人而言是寻常的情境，对坠入爱河的人而言就是被雷电击中，阳光与遮阳伞的游戏衬出她的肤质，或者，是乔伊斯的Araby里的，黄昏时分唯一的光亮为那意中人营造了天使一般的光环。

    Workshop里有个美国男孩（其实在除seminar以外的workshop和课堂里，我都不仅是唯一的外国人，也是唯一的少数族裔），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本科的毕业论文做的是李安的《色·戒》，他也很喜欢日本文学，那天吃饭的时候他问我：你一定看过不少日本文学。

    我说是的。

    他马上大胆地下了结论：我认为日本的文学恐怕是全世界上最好的文学。

    我兴奋地直点头。

    然后我们就聊起了日本作家，他读的是英译，我读的是中译，有时候作家的名字都很难说出一样的来让对方知道，但他讨巧地说起这些人的经历，他说，有个作家他很喜欢，喜欢练自己的身体，最后还搞了个刺杀行动……

    啊，三岛由纪夫！

    我读《包法利夫人》的时候，时常思维飘出去，想到川端康成的《雪国》《山音》，这样的语言在川端笔下，在三岛笔下也俯拾皆是啊，川端写女性的美，不会直写女性的容貌，而是要借着车窗的倒影来写，东方的情致原本就是贴近文学的，不是吗？

    或者说，一个在爱着的人，他（她）的思维会变得东方，变得更感性，变得更含蓄婉约，更小心翼翼——只是，对于写作的人，“明白”是一回事，“写作”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在“爱着”（广义的，我寻不到一个好的词，用来指某一瞬间，自己的情感体悟和世界恰好灵犀相通），为了写而写，那文字也只会流于造作，流于匠气。

    写作是难的，我们总以为“明白”可以取代“灵感”，甚至要不断告诫自己职业的作家无须仰赖“灵感”，但在没有与世界灵犀相通的时候，你无法否认，写下的东西确实糟糕透了。

    所以朱岳说：写作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等，这一方法运用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啊，是我

    钱佳楠的新浪博客

    最初对钱佳楠有印象，不是因为她的文章，而是她的画，或黑白或彩色的图景中，总有那么些如魔似幻的惊悚气息。后来看到她的照片，还在想，原来这些古灵精怪的想象都是来自这么单薄的一个人身上。真正记住她，应该是在微信公号“正午故事”上读到她对李翊云的一篇采访。那篇文章具体说了些什么大多漫漶不清，倒是记得了一句话，大意是李翊云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要读十来个小时书。我从没意识到读书也能成为一种工作。很多时候，一个人坐在阴冷的房间翻小说，事后总有虚度光阴的焦虑，万事无成的荒诞。奇怪的是，因为这么一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好像治愈了。钱佳楠的书信系列应该还会继续，这里摘取四封，可以粗略感受到年轻一代人对待人生，对待世事的态度。因为专注，平常的日子，也可以过得不同凡响；因为认真，简单的事情，也能做到极致，见出力量。

    前头有很多好东西

    阿慧

    一

    雪片碎碎的，围着楼下的路灯凌乱地飞，像一群缺心眼的小白蛾子。我仰着脸注视了一阵，听得它们折断翅膀的丝丝疼痛。拐上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路，又拐上向北的一条水泥大路，雪花仍热情不减地追随着我。我和父母家离得不远，都在一个小区居住。十分钟后，我来到他们楼下，上了两级台阶，发现雪花没有追来，它们又小白蛾子似的，围着妈妈家楼头的路灯傻转。

    我敲门，咚咚咚，不等落音，屋里两位老人一起答应：哦，来了！拖拖拉拉的脚步声，急促地接近门外的我。妈总是比爸抢先一步开门，她精瘦的身板，细长的双腿，都比我爸条件优越。妈拉开门，笑眯眯地明知故问：俺大闺女来了么？爸虽站在妈身后，但他腆起的大肚子，始终保持向前一步走的姿态，使我错误认为，他是和妈是并排站立。不等我回答老妈，老爸就说：咦，这不是俺的阿伊莎么？要是不打电话请，你还不来家吧！阿伊莎是我的经名，小时候阿訇给起的，爸妈都喜欢这么叫我。我站在娘家热气腾腾的门口，心里竟有着小白蛾子撞碎身体的酸痛。

    屋内装修的味道淡淡的，客厅的方形顶灯光芒四射，这屋子每一个细节，都透出大妹对年迈父母的孝心。去年三月，在宁波医院工作的大妹夫妇，给年迈的父母买了这新房。因为是新建小区，绿化又格外的好，所以房价也很高，但大妹考虑到她和小妹都在外地，只有我一人留守，想让父母离我近些，照顾起来也方便，就立马借钱买了这套房。我用挑剔的眼光扫量，还好，玻璃茶几明晃晃的，可以看见白底台布上蓝盈盈的花朵。淡黄色贵妃榻后面的夹缝，也清理得干干净净，我的目光满意地收回。

    问爸妈：都卖了吗？他们点头，说：都卖了。阳台上也卖了吗？他们又点头，说：也卖了。我满意地点头。妈说：该过春节了，得清扫室内卫生。又说：节前这些东西价格也高些。爸提醒说：明天腊月二十二了，是主麻，好日子。

    妈好像早就等爸这句话，她看着我说：阿伊莎，咱仨商量件事儿。

    我料到爸爸下午电话定与这件事有关，立刻像吞进一把缝衣针，满腹扎巴得难受。

    这时，窗外的天空有谁燃放一个大烟花，随着咚的一声巨响，天幕上铺开一大团炫目的红，散落时，又是一大片耀眼的紫。爸爸的脸上红红紫紫，他把肥胖的身体朝沙发背上靠了靠，说：我不去。

    我站在妈妈背后，不让她看见我的脸，又一团烟花在天空爆裂，我趁机说：我也不去。

    妈妈没有看爸爸，也没有回头看我。她戴着一架老花镜，在绣一只小手袋，黑呢绒布上一朵七彩的大菊花，还剩最后一根花蕊没有完工。

    一时间无人说话，窗外的烟花也突然沉寂了，我的胸腔有撕扯的刺刺声。妈妈咬断最后一根线头，她把菊花在灯下照了照，说：都不去，只好我自个去了。她从小凳子上费力地站起，说：谁让我是当事人哩。弯着腰探进了卧室。妈妈的腰啥时候弯成这样了？我似乎现在才发现。我的目光跟随母亲进屋，感觉自己的腰也酸痛得直不起来了。

    出来时，妈妈手里捏着一沓子钱，她递给我说：数数。红红的两匝，分别用橡皮筋束住，不用数就知道是两万。爸爸说：还是数数吧，别少了。我数一匝，妈数一匝，不多不少。妈还是不放心，递给我爸说：我和阿伊莎都是教语文出身，对数字不敏感。你是教数学的，再数数吧。爸晃晃了身子，在沙发上坐正，一张张数出声儿来，还不时用食指蘸着口水。妈妈眼睛紧盯着，不眨，一张不差，整整两万。

    两万元人民币，被妈妈小心地装进新绣好的菊花手袋里，她放在手掌拍了拍，嘴角绽开菊花般生动的笑。

    从父母家出来，地面竟白了，路两旁的桂花树、玉兰树、香樟树也白了，这让我低估了小白蛾子碎雪的耐力，它们不动声色的飞飘，终让大地改变了模样。

    一个个垃圾桶，在小区楼头站立，张着污秽的大嘴，雪让他们与往日不同。

    两个月前，那时天气还没有现在寒冷，垃圾桶旁的枇杷树，还开着一簇一簇可人的小紫花。那晚，我陪父母说了会儿话，同往常一样告辞回家，二老也习惯性地送我到楼梯口，我朝他们摆摆手，看到他们回了屋，听见门锁的啪嗒声，这才安心下楼。快到我家门口时，一摸钥匙不见了，才想起落在了父母家，又转身往回走。刚走到父母家前边的那栋楼，就发现垃圾桶前两位老人的身影，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老婆婆伸胳膊在桶里扒拉，老头儿撑开塑料袋子口等着。老人们没有说话，甚至连呼吸都放得很轻，但我还是从他们收紧了的脊背，感觉出老人心里的紧张。微弱的路灯，没能阻碍我对亲生父母的识认。我看见母亲把挑拣的东西，放进父亲撑开的塑料袋，我紧抱一棵粗壮的香樟树，仍没能止住从头到脚地颤抖，我的身体，连同五脏六腑都哗啦个不停。不听话的泪水，使我没能看清爸妈那晚的表情。迷蒙的夜色里，二老分别揪住袋子的两边匆匆离开。妈妈的伤腰，走成瘦弱的一棵弯柳。爸爸的脚步很沉，脚后跟已难以轻快地抬起，他只好一路拖拉着走，鞋底和路面发出密匝的嚓嚓声，远去。一拐，我的父母，提着他们夜的战利品，消失在楼道口。

    我没有想到，父母会在新搬来的小区内拾破烂，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难道从去年春上，刚搬到新家就捡拾了吗？也许在郊外，那仅有五十平米的老屋居住时，父母已经操持上了这行业。这么一想，我脑仁子都疼木了。近两三年里，父母怪异的行径，浪花似的呼啦啦翻卷过来，翻出了我湿沉的记忆。

    有那么一阵子，我每次在电话里说要去看望爸妈，他们几乎都会慌忙推脱，说这会儿不在家，晚些再联系。有一天，我终于急了，一下班就直奔郊外老屋去了，提溜着鸡蛋和青菜，上到四楼连气都喘不匀了。敲门没人应，热乎乎的心马上就凉了。家里的座机早停了，我只好倚着门打爸爸的手机，爸爸声音明显地慌乱，他说：你咋不吭声就来家了？妈在旁边不住地插话。爸说：让你妈说。妈比爸平静，她说：是这样阿伊莎，我和你爸正在黄淮大市场买菜，有十多里路哩，赶不回去了，你明儿带孩子来家吧，咱中午吃顿羊肉馅饺子。

    我下楼时气冲冲的，心想，我这老爹老妈真是越溜达越起劲了，都快八十岁人了，买把青菜还跑到十里外的大批发市场，弄得我回个娘家还要提前预约，比见市长还难呢。又想，二老这样忙活也挺好，最起码可以淡化小妹带来的沉重。回家的路上，我呆站在十字路口，看红绿灯不安分地眨眼睛，我不眨眼，仍在想：爸妈究竟在忙些什么呢？

    假如不是我亲眼所见，砸破脑袋也不会相信，我儒雅的父母，两位特级教师，会忙着满世界捡破烂。老人家是怎么迈开这令人羞窘的一步的呢？他们年迈的身体，是怎么把破烂大包拖到四楼的呢？那些精心捡来的脏东西，又都集中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对了，那次在郊外的老屋，爸妈急切地阻止我进家，一定是那些捡来的东西还没被及时卖掉，它们小山似的堆在小屋的客厅，甚至卧室，叫人无法下脚。我揪心地后悔着，我那时任性的造访，爹娘该是怎样的一阵惊慌。老爸的高血压，不会因我更高了吧？老妈的心律不齐，不会因我更不齐了吧？在那个秋天的夜晚，我搂着那棵香樟树，一圈圈无意识地旋转，我的眼泪一圈圈飞溅。

    第二天一早，我冲进父母的新家，用一夜无眠的红肿眼睛，红外线似的搜寻他们拾来的宝贝。我在崭新沙发与洒金窗纱的间隙，找见了一捆捆整齐的废纸箱和旧报纸；在卧室新式大床和飘窗的走道，发现一袋袋各色饮料瓶。在洒满金色秋阳的阳台上，看见一团团费电线、泡沫板……这明明是很多夜晚的积累，还有更多白天的奔忙。我记得，我摔门冲出父母家时，吐出这么一句话：我大妹要是知道，孝敬您的新房成了垃圾场，她会哭死的。不忘狠狠地回头，看着惊愕中的父母，大声说：我不会再来了，你家太脏啦！不知我走后，父母在门口呆立多久，只知道，我一口气跑回家，软在沙发上泣不成声。

    一连几天我不去父母家，连儿女也不许去。我想给二老压力，想让他们改掉这毛病。但女儿下班回来后，红着眼圈告诉我，在小区大门口看见姥爷姥姥了。我心一紧，忙问看见他们什么了？女儿带着哭腔说：他俩在扒垃圾桶。我的眼泪也下来了。

    我一口气跑到父母家，对面带惊喜的爸妈说：我女儿正谈男朋友，如果因为你们捡垃圾给散了，我是不会原谅的。

    没几天，在上班路上遇到爸妈，老两口在骄阳下缓缓地走，妈妈垮个小包，爸爸提了个大包，大包小包都鼓鼓的。走近了，我喊了一声妈，妈妈就在柳树旁蹲下了。她掏出小毛巾擦汗水，连带把眼泪也擦了。爸爸的双颊被毛巾擦掉一层皮，红赤赤的，汗水不停地往外冒。

    我拉上二老的手，哀求说：咱别干这个了行吗？你们的身体要是累坏了，那可是要花大钱的。从今天起，你俩的生活费我包了，小妹欠下的债，我和大妹帮着还，中不中啊？妈妈摇摇手说：孩子，这事你别管了，你也管不了啊。我和你爸，都跟真主口唤过了。做父母的，是在给小女儿赎罪哩，欠债不还，为主的不会恕饶，临了是要下火狱的。你和二丫头，家里负担都重。再说了，你们给我再多的钱，那也是咱自家的，每天捡拾一点儿，总是一个进项。妈妈靠近我小声说：我和你爸有个计划，攒钱把你喜姐的给还了。我大惊，十五万呐！靠捡破烂？妈已经背上垃圾包，弓着腰走了。爸向我摆摆手说：你就别管了阿伊莎，就这么定了。

    没想到一年的功夫，爸妈竟攒了两万元。

    风雪中，想起刚才父母亲数钱时的情景，我亲亲的爸妈，你们一年中弯腰的次数，又有谁能数得清呢？

    我站在风雪里，拨响了父亲的手机，我大声说：明天我陪妈去喜姐家。几片雪花飞进嘴里，没有品出味道，爸爸说了句什么，我也没有听清。

    二

    在小区大门口，妈妈站在雪地里等我，我刚走到红楼的拐角就看见她了。妈背后是一棵挂满白雪的松树。她今天特意穿上了大妹从南方寄回的丝绒绣团花的大棉袄，黑呢裤子直挺挺的，白头发藏在黑色盖头里。夜里雪停了，阳光升起来，把天地照得亮堂堂的，也照见妈妈少有的笑容。

    自从小妹生意破产后，她老人家很少这般地笑了。三年前的一天，在上海做物流公司的小妹夫妇突然回来了，几天后，又突然走了，还带走了我年迈的父母。过后我才知道，当天带走的，不仅有父母半辈子的积蓄，还有我存在妈妈那儿的五万块钱。

    那天，我和老公、孩子把他们送到高速路口，爸妈从车窗伸出手摇摆着说再见，他们的笑脸一闪就不见了。我不走，蹲在路边落泪，老公和儿女嬉笑着拉我，嘲弄我的矫情。当时我心里涌动一股说不出的恐惧，感觉父母在奔向一个火坑。事后，父母告诉我，其实出发前，他们已经知道前面是一个火坑，但小妹夫妇已在坑里，二老只好朝里跳了。妈妈说：为了救一个女儿，我把另外三个女儿都给害了。那时我才知道，除了我的五万外，父母还借了大妹的六万，她干女儿王喜的十五万。小妹夫公司彻底破产后，连小妹也没料到，这个火坑其实更大，竟欠债一百多万。半年后，父母带着小妹一家，从上海连夜偷跑回来。当天的深夜，我在城外一个偏僻乡村的破屋，见到了分别半年的爸妈，还有面如死灰的小妹夫妇。他们的两个孩子，挤在一张板床上，不哭也不闹。

    意外的，老人们的脸上，除了消瘦憔悴外，并没有看到过多的绝望。妈妈忙着清理锅灶，爸爸把我带来的米面油盐，一件件往屋里拿。不多会儿，屋里就飘出了饭菜香味。饭桌上，爸妈对小妹两口子说：灾难是真主对咱的考验，生意垮了人不能垮。有人在，就不怕欠债，你们一家四口，一个也不能给我少。

    要账的还是来了。我正在机关上班，爸爸忽然打来电话，他老人家抖着声音告诉我，这两天别来他四楼的家，上海来了三个讨债的，扬言要卸掉妹夫的胳膊腿，不还钱，家里大人小孩，见一个砍一个。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我说：我不放心你和妈。爸爸说：你不能暴露。给小妹一家送吃的，这几天别让他们出门。

    不敢再打父亲的手机，我就偷跑到他们家楼下，躲进一间废弃的煤屋，观察四楼的动静。将近中午时，我听到父亲熟悉的脚步声。我在暗处拉上爸爸的手，他老人家脸色寡白，满头是汗，手指却凉如冰棍。我摇晃着爸爸的手说：你接他们电话干吗呀，还把这些人领进家，小妹夫不是早就让你换号码吗？这下该咋办吧。爸爸猛地甩掉我的手，说：你这丫头咋说话呢？人家大老远来了，咱没钱总得有句话吧。你小妹俩人犯浑，我这把年纪了也跟着犯浑吗？转身朝楼外走，急着去桥头清真饭店叫菜。我小声说：爸咱报案吧。爸爸朝四楼说：报案？该报案的是人家。爸爸拖拖拉拉急促地走了，肥胖的身体左右摇晃，深灰色褂子敞开着，像一只耷拉着翅膀的老鸟。

    三个粗壮大汉，在父母家一住就是五天。五天里，我日夜焦灼，满嘴燎泡。五天里，我的父母亲，天天给讨债人包饺子、烙油馍、做烩面。

    夜静了，爸妈轮流陪客人说话，说生意，也说家人，爸妈说得最多的是道歉，说自己没把儿女教育好。说得饿了，爸妈就又起身给他们做饭，烙油馍、擀面条。有时这仨人也进厨房帮忙，做顿南方的菜，煲几样上海人爱喝的粥。临走时，汉子们拉上父母的手，说小妹两口子是被码头的老板给骗了，他俩又不肯去骗人，结果就拖了一屁股的债。临上火车还说，这几天，他们享受到家有父母的福，让老人家多保重。

    几天后，我和父母送走了小妹一家，湖北宜昌有几个妹夫生意上的朋友。妈妈一遍遍叮嘱小妹：挣到钱先还债，哪怕是一千、一百、一块钱，还的是人心。小妹夫低头一直不敢看父母，妈妈说：朝前看孩子，只要不坏良心，为主的会帮助你哩。你要领着他们母子往前走，前头会有好东西。

    显然父母拾荒就是从小妹走后开始的。他们每月的工资基本不动，攒成一撮，到银行排队寄给小妹，给他们的创业做本钱。我和大妹也常往宜昌寄去衣物和生活费。

    小妹夫几经周折，终于在某个大学食堂承包一个窗口，经营清真饮食，今年年底刚有起色。

    三

    我挎着妈妈胳膊，并排朝喜姐家走，雪在脚下咯吱咯吱轻响。妈妈很欣慰我能陪她一起去还钱，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我知道，她老人家还真没有勇气一个人去面对。妈妈说：一提起你喜姐，我就难受得像挖心，三年了，咋对起人哩。妈妈在雪地里泪光闪闪。

    小妹夫妇破产前，并没料到自己会破产，码头老板拖欠他们运输费将近百万，公司每天都要筹集车队的出车费、加油费，眼看资金周转不动了，小妹夫妇就跑回来和妈妈商量借钱。妈妈就把她和我，还有大妹的钱汇拢到一起，仍然不够，小妹就想起了妈妈的干闺女王喜。

    王喜两口子在东城办了个汽车客运公司，五六辆豪华大巴，常年跑浙江，生意还不错。妈妈说：听说你喜姐买车的钱还没有还完哩，咱咋张口给人借呢。小妹说：试试吧，不能眼看公司关门啊。码头的运输费，下月就能回款了。当晚，妈妈就陪小妹一起去了王喜家。

    一进屋，王喜两口子都在家。喜姐是汉族，知道妈妈不喝他们家的水，就忙拿苹果给妈吃。小妹侧身坐在妈妈旁边，喏喏地说出，想借些钱救公司。喜姐瞅了丈夫一眼，举着苹果进里屋找水果刀去了。姐夫从烟盒里弹出一根烟，低头在茶几下找打火机，就找到二楼去了。妈妈僵硬着身子，从皮沙发里摇摇站起，哑着嗓子对小妹说：走吧。喜姐喊了一声妈，把一张银行卡放进妈手里，大眼睛呼闪闪地说：十万，够不够？姐夫走下楼梯，见小妹和妈妈站在那愣神，就说：不够我这卡上还有五万，先拿去救急。

    喜姐家不远，从我家小区向南，不足三里路。我和妈站在别墅区大门口，一簇翠竹朝我们唰拉拉摇动。妈妈一只手在额前遮挡雪光，一边说：这竹子啥时候长成竹林了？三年前只有稀稀的几棵。说完，垂下眼帘看脚，脚下的雪湿泥泥的。进得院内，妈妈拐上一条小斜路，我拉她向南走，妈妈说：记不得路了。

    这三年，妈妈和喜姐始终没有通过电话，节日里，妈妈仍会多做一些吃食，但最后会被我们吃掉。喜姐是妈心尖上的痛，她不肯提起，家人也不敢提及。从小生长在上海法租界的妈妈，这干女儿喜子，是她今生唯一的债人，妈欠她的是钱，更多的是情。妈打听到，喜姐半年前又卖掉一辆大巴车，妈妈一夜不睡，一天不吃，手脚不停地整理捡来的破烂。爸爸怕她犯了心绞痛，一手端水，一手拿药，妈不接，两手不闲地忙。老爸只好把药倒进妈嘴里，又灌上一口水，妈妈咽下药，仍不抬头地忙活。

    妈妈终于认出干女儿的这座别墅，她扶住缠绕着刺玫花茎的铁栅栏喘息。院子里积雪扫得很干净，水泥地面白亮亮的，里边的门紧锁着，我猜测家里一定有人。就喊：谁在家呢？又喊：王喜姐。有人走出来，是喜姐的儿子，他喊了一声姥姥，妈妈的眼睛一下子红了。

    喜姐的儿子说，他爸妈都去东城车站帮忙了。今天腊月二十二，是个好日子，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很多。

    出了大门，妈妈按了按口袋，问我怎么办。我知道，妈妈既然把钱拿出来，就不肯再揣回家。就说：咱们去东城车站。妈妈腰杆一挺说：好啊，快走吧。

    赶公交的路上，老妈的脚步比我还快，她本来个头比我高，步子比我大，肉还没我多。没多大会儿，我就鼻尖冒汗。我拽住妈妈的后衣襟，喘息说：海大小姐啊，您矜持点儿，雪地滑溜，您别摔着。她老人家果真停下了脚，却弯腰在雪地捡一根旧电线，电线越抽越长，把雪下的烂泥都带出来了。我一跺脚说：你怎么又捡呢？脏死人了。她老人家装作没听见，掏一张卫生纸，把电线捋干净。我说：你带着这脏玩意儿去车站啊，我不跟你去了。老妈不理我，径自走到路边的小树林，把那截电线缠在树腰上，说：回来再拿上。拍拍手，朝我笑笑，那笑像一树新雪。

    母亲说这是一段铜线，剥出的铜丝，比洋娃娃的头发还好看。

    我在爸妈家见到过二老的宝贝。自从爸妈的秘密暴露后，他俩就不再躲避我。一进门，一地的破烂，爸妈坐在破烂间，都戴着闪闪的老花镜，那认真的劲头，就像给学生改卷子。

    老爸把纸箱、报纸、书本等铺平、捋顺，用绳子结实地捆上。老妈在剥一根费电线，用小刀一点一点削外面的胶皮，脚下红红黄黄的一层。她左手的食指裹着创可贴，看来这手指没少受伤。老妈旁边花花绿绿五六个塑料盆，像摆杂货地摊。盆里分别装有钉头、螺丝、焊条、瓶盖、铜丝、铁丝，还有大半盆易拉罐拉鼻儿。

    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拉鼻儿，仿佛世界上的拉鼻儿都在这里了，个个翻卷着刀片似的舌头。我忍不住问妈妈，这些都是从哪儿捡来的。妈妈好像不愿意回答，她头也不抬地说：门口。我问：哪儿的门口会有那么多。妈说：游戏厅，歌舞厅。瓶罐被里面的人捡走了，小拉鼻儿给扫到路边了。又说：再小它也是铝啊，三块七一斤呐。

    我不敢想象，这么多的小拉鼻儿，妈妈要捡拾多久？弯腰几次呢？更怕看见上面有血，那个个翻卷的铝片，能保证不划破妈妈的手指吗？

    妈妈让我看一盆剥好的铜丝，崭新，闪亮，婴儿般干净。我忍不住蹲下扒拉，铜丝有粗有细，有长有短，都被妈妈缠成无数个闪光的“8”字，像开了一盆金灿灿的花。我试着端了端，有些斤两。问妈妈能卖多少钱，妈说，十九元一斤，有时还要贵一些。我的眼里冒出铜钱的光芒，呀，这一盆至少十五斤，能卖二三百元呢。爸爸说：你妈一年才剥这么多。旁边是一盆铁丝，妈说：铁丝价格便宜，五毛钱一斤。

    我的心被黄黄白白的金属丝缠疼了，问这些都是在哪儿捡到的，爸爸接话说：哪儿都有，工农路最多，那里正拆老房子。他疲沓的眼睛从老花镜后眨巴了几下，说：你不知道吧，有次捡铁丝，你妈还给你认了个姨哩。

    爸妈每次出门前，总是穿戴得很整齐，妈妈挎个大妹买的名牌皮包，爸爸拖个旅游用的拉杆小车，就像出门讲授优质课。他俩这次转到了工农路，一大片废墟让二老停下脚步。爸妈正弯腰捡拾碎砖里的铁丝和电线，一抬头，一个灰头土脸的老太太站在了面前。老太太看起来很愤怒，一愤怒，头发和脸上的尘土就乱掉。她盯着我爸妈粗声大气地说：恁俩是吃多了撑的吧！跟俺穷人抢饭吃，不知道这是俺的地盘吗？说完，夺过妈妈手里的铁丝电线，转身走向路边的小棚子，那电线随着她的脚步一甩一甩，像一挂红绿的鸡肠子。

    爸爸告诉我，我妈从此忘不下了这老人，她的那句“抢穷人饭碗”的话，让我妈不安和心愧。有一天，我妈提一篮鸡蛋走进了老太太的小棚子。爸爸从外面瞧见，她们手拉手说话的情景，很像一对失散多年的老姐妹。

    妈妈除了在垃圾场捡拾一个老姐姐外，她还捡到不少好东西。我在他们家吧台上，发现一只木质雕花小笔筒，涂着朱红老漆，样子很古朴。还有一只紫红小烟斗，小树根做成的，浑圆的烟锅，雕着一个大肚弥勒佛，笑眯眯地看人。一只铜质小闹钟，一对青年男女抱在一起跳舞，姿态很优美，只是衣服穿得有点儿少。在他们腹部，镶嵌一个圆表盘，恰好遮住关键部位，只露一段光洁的小腿。闹钟滴答滴答地走，我对照一下手机，走得很准，一秒也不错。

    爸爸说：这些都是从不同地方捡来的，你要是喜欢就拿去。他摇着一只婴儿的小手铃，叮当叮当，像是在唱着无忧无虑的儿歌。

    四

    公交车上，去东城的人不少，大都是来市区采买年货的农民。他们采购的有新衣新帽，活鸡活鱼，车厢里气味难闻。我坐在车上皱着眉头，掩着鼻孔。妈妈心情却出奇的好，她一会儿逗逗前边的小男孩儿，一会儿摸摸过道里的一只鸡，弄得小孩和鸡都看她；鸡和小孩都咯咯叽叽。妈妈就忍不住哈哈笑，我紧张地四处看，伸出食指压在她嘴唇上，妈还是身子一抖一抖地笑。

    田野里白白绿绿，白的是积雪，绿的是麦苗。田间小路上，有红衣姑娘骑电动车突突地走，越走越远，一抹流动的艳红。

    我搀扶妈妈下车。望见喜姐家车站，妈妈竟停下了，我问：打电话吗？妈说：不打。又问：进去吗？妈说：进去。

    车站里闹腾腾的，刚从浙江回来两辆大巴车，下车的人忙着抱孩子，拿行李，大人喊小孩叫。有一个人掐着腰站在车前头，叫喊的声音更大，我喊：姐夫。他一眼看见了我俩。姐夫拨开人群走向妈，喊：妈，您咋来啦？妈妈没回答，声音哽在咽喉里，只拍了拍姐夫的胸口。

    我们随姐夫进了办公室，他关上门，将喧闹关在了门外。姐夫用一次性纸杯给妈倒了杯开水，妈妈这才问：俺闺女喜子哩？姐夫说：她去新郑机场接大姨了，刚走。妈妈身子在椅子上欠了欠，说：妈没脸见你和喜子。当初借钱时，说只用一个月，结果一拖就是三年，你说妈还是个人吗？老泪淋了妈妈一脸，我的喉头像塞进一团火球，伸出胳膊把老妈干瘦的肩膀搂了搂。姐夫的眼眶也红了，他的大手攥住又伸开，伸开又攥住。姐夫说：妈您不能这样说，小妹的公司出事后，我和喜子都不敢联系您，怕您和爸着急上火。妈妈说：你和喜子是孝顺孩子，三年里没催过一次债，你们卖车还银行贷款，都没跟妈吭一声。

    外边有人叫老板，姐夫应了他一声。妈妈摸索着从内衣里掏出绣有菊花的小提袋，热乎乎放进姐夫手里说：孩子，这两万你先拿着。钱太少，妈拿不出手。但是从今天起，咱娘俩就接上头了，以后我和你爸年年还。你小妹已经在湖北站住了脚，托靠主，很快就翻过身了。姐夫惊慌地站起，把菊花袋放回妈手上，说：您和爸先花着，不急，等小妹有了钱再还我。妈又急得掉泪，说：等我还够了钱，你给我多少我都要。姐夫这才收了钱。我看见姐夫把爸妈的钱，连同那只菊花提袋锁进了抽屉，他脸上的肌肉一会儿缩紧，一会儿展开。

    在返家的路上，我说到了市里请爸妈吃饭。妈让我给爸打了个电话，老爸从中听出了顺利，他的笑声从手机里传出。

    回家路过小树林，妈妈不忘取回那根旧电线。树上的积雪已经化掉，小树的叶子碧绿碧绿。

    路边的广告牌换成了新的，一只红头顶、黄身子的小鸟卧在枝头上，背后是一大片茂密的绿林。

    我在前方发现一样东西，忙抓紧妈妈的胳膊说：前边有个易拉罐，是可口可乐瓶，再捡我就跟你急。妈妈笑起来，说：你这丫头，啥时候也瞄上这东西了？

    清早，我端了锅胡辣汤给父母送家去。刚喝完，爸爸就给妈妈使眼色。

    爸爸说：转转？

    妈妈说：转转。前头有很多好东西。

    《民族文学》2016年第1期

    老人拾荒，也算不上特别陌生的场景，走在大马路上，谁没有见过步履蹒跚的老人走向废品收购站？只是，假如这个搭荒的老人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呢？阿慧的《前头还有很多好东西》，以简洁迅疾的文字描述出了种种对抗场景：父母出去翻捡垃圾桶或许是出于节省，身为子女却生怕被人知道不孝顺。阿慧却没有停留在这些简单的道德拷问上，废弃的垃圾最终转换成丰盈的爱意，她以丰富的细节，塑造了两个热爱生活的老人印象。

    小镇青年、酒及酒事

    陈涛

    因地处青藏高原的缘故，小镇的天气变化难测。七八月时，中午前后的炎炎烈日轻易就能灼伤皮肤，可早晚时分与空阔荫凉处却有一份恍如秋日的清爽，尤其是晨起后洗漱，扭开水龙头，流出的水中带着彻骨的凉。七八月时雨水很少，入了九月，一下子就多了，随时都可落下来。时常一场大雨过后，天空陡然放晴，温暖热烈的阳光晒得人睁不开眼，可好景不长，又是兜头一场。许多次，出门前天晴风静，途中雨突然而至，只好狼狈躲避或者快步返回。有次运气不错，黄昏时小雨初歇，出门沿河边散步，顺便点了一小碗牛肉馅的饺子，等我坐在这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清真小店把二十三个饺子吃过，再慢悠悠地走回住处后，窗外瞬间电闪雷鸣，大雨骤降。九月一过，雪就到来了，今儿个一场，过几天又是一场。有时是雨雪同落，也分不清究竟是哪个更多一些。但雨雪下归下，往往在中午太阳过后都留不下一丝痕迹，若非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置信。

    与天气的多变一样，小镇时有停水断电的情况发生。印象中有次晚间夜雨突至，急忙起身关窗，还未转身，只觉灯管忽闪几下，接着彻底熄灭，整个房间、整个楼道瞬间一片黑漆。还有一次早晨起床后刚烧好一壶水，就发现电停了，接着发现水也停了，郁闷之余有些庆幸没有先洗漱，反倒省下了饮用的热水。小镇停电多是一整天，白天尚好，在屋内翻书，去楼下走路也就打发了，可待到晚上，顿觉长夜之漫漫，有时会约几个朋友去饭馆吃饭，镇上有发电机的饭馆也就那么几家，挑一家人少的点几盘菜坐至深夜再返回。更多时候则是点一根蜡烛，于暗夜里静静坐着，或闭目养神，或抄诗，或是想一些村里的人与事以及平日里接触到的年轻人。

    在离开北京赴甘南小镇工作生活的半年中，我发现这里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年轻人并不多，青壮男子则更少，只有等到重大节日的时候他们才会从周边的县城或者兰州等地打工归来。前几日去池沟村的李书记家，碰巧遇到一个刚从兰州打工回来的小伙子，二十出头，身穿厚厚的军绿色棉衣，国字脸上有着当地常见的高原红，正蹲在火炉前取暖。问他外出打工了多久，回复是两个多月，问打工的收入如何，他憨憨地笑着说一万多吧。正在倒水的李书记听到了，扭身对他说：“咦！哪有那么少？怎么着也得两万多吧？”小伙子先是羞涩又连忙摆手说：“没那么多，没那么多。”

    与村子比起来，在镇上见到的年轻人要多一些，常见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河边的台球桌，另一个则是镇政府。七八月时，大批年轻人聚在台球桌前，从早到晚，甚至还有一些喇嘛参与其中。十月过后，天气转寒，年轻人只好去别处消遣，河边的六张台球桌就被封裹得严严实实，停业待来年了。倒是在镇政府工作的年轻人因为下村工作的减少，在办公楼进出的身影多了起来。近些年基层工作人员扩编，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大幅增加，现在约有120人左右，而1985年后出生的年轻人有一半以上，这其中我常见并能喊出名字的差不多有30人，小尤是我最早见到的几个年轻人之一。那是我刚到小镇的时候，他把我带到镇领导的办公室里，为我倒过水后在我对面的沙发坐着，高高瘦瘦的他双手交织放在腿间，眼镜片应是许久未擦了吧，一小撮头发斜刺出来，在一片油亮杂乱中格外醒目。总是要说些话的，我问几句，他答几句，除此无话。

    与小尤的深入交谈是在两个月后。那天我在食堂吃过晚饭后已近七点，刚回房间又被喊去参加一场晚宴。小镇上聚会较少提前预约，饭前通知是常态，起初多有不适，既有计划被打乱的无奈，也有被怠慢之感，后来了解习俗后就释然了。进门后发现镇领导基本都到齐了，他们大多刚从村里工作回来。小尤也在，安坐在房间不起眼的位置，才几天竟有好久不见的感觉。由于一个副镇长升迁去邻近乡镇，所以同事设宴欢送。大家举杯几次后气氛慢慢活络，可始终是一种有节制的热烈。席间，我数次观察对面的小尤，他弯腰坐在凳子上，心不在焉，众人大笑时才随着稍微一笑，偶尔起身为大家倒水，更多时间则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在我印象里，小尤的烟吸得很凶，并且姿势很奇特，永远都是用嘴巴右侧叼着烟卷，并且烟卷向右上方翘起。宴会持续的时间不长，我回到房间时还不到十点钟。倒一杯水，刚靠在沙发上取书来读，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小尤。酒意未消的他手里拿着一沓材料，谦虚地说请我帮忙修改一下。材料不多也不复杂，很快也就看完了，我帮他做了适当调整后交还给他。他拿在手里，没有翻看，依旧坐在椅子上闷头吸烟。见他未有离开之意，就问他为何晚宴时一副情绪低落的样子。

    “没有吧？在座的都是领导，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听到这个问题，小尤先是否认。

    “你最近心情是不是有些不好？工作方面的？”我小心地问他。

    “也还好吧。”小尤声音不大，表情却变得黯然。

    最近关于小尤的传言隐约听闻一些，镇政府职位空缺，最有希望的小尤再次落选了。只是我一向不喜流言与八卦，有时竟会有本能的身体排斥，所以就没深入去探听。对一个人的判断，我倾向于自己的观察与感知，而非那些神神秘秘、似是而非的言语。可是总有许多人以为自己完全洞悉事件的真相，并借助自己的想象与推断，让那些自以为是与自鸣得意的论断散播开去。想想也是可笑，如果真的有这么简单，世界岂不是早就臻于完美。这些传言若是善意自是好些，若夹杂着有意无意的恶意，则真是令人不屑了。我们面对一个人，如同面对一个真相，真相究竟是什么？随着年龄，我再也不敢妄下断语，洞悟这世道人心不是易事。

    “其实也有一些吧。”小尤终究是承认了。

    “前段时间酒后出车祸，也和这有关吧？”

    “差不多吧。”小尤的头微微上扬，轻轻叹了一口气。

    小尤今年三十岁，工作七年，按说也该提职了，但次次希望最大可最后都不是他。领导也多次向他承诺过下一次就提拔，结果却是永远的下一次。就这样过了两三年。现在的他，虽然依旧年轻，却早已变成了年轻人中的老资格。

    “这种事身不由己的，你还是要调整好心态。”我试着开导他。

    “也不是。”小尤说得很慢。

    “不是什么？”

    “这些年来，我经常加班，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做的工作远远超过那些提职的人，与我一起工作的人都提职了，可我还是这样。如果他们比我强我也认了，但许多人在工作能力、学历上都不如我。”

    “我们家还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两岁，我们俩感情很好。我上高一的时候他没了，那时他是初一。我那时全班成绩是前两名，可弟弟没了之后，我的成绩越来越差，下滑到三四十名，最终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只好去读师专。上学的时候，本来情绪就不好，有一个少数民族同学总是惹我，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没忍住，拿刀子捅了他，一连捅了七刀，当时心里就想着弄死他。后来，他没死，学校也准备开除我。那段时间也巧，正好赶上校长拿枪把书记打死了，好像是因为财务上的事情，我的事就被缓了一下。再后来我爸到学校去求领导，都给领导跪下了，我才没被开除，让我留校察看。”

    一口气说完这些，小尤的眼睛通红，长长的烟灰，此时也终于掉在了地上。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起身去给他倒水。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出人头地，让父母亲戚脸上有光。我害怕他们失望，所以我都没敢把这次的车祸告诉他们，因为我弟弟当年就是因为车祸没的。”

    小镇地处群山之间，较少平地，道路环境差，加上酒驾也多，所以事故频发。前段时间镇政府的干部接连发生三起交通事故，三个年轻人，一个追尾，一个撞人，所幸都不严重，最严重的就是小尤。他本来酒量不大，心情不好又喝多了酒，执意开车上路，结果撞到路边停放着的一辆大卡车上。小尤的那辆二手桑塔纳前部整个撞烂掉了，幸亏气囊弹出才使得人无大碍，唯有胸膛与肋骨生疼。

    “这次职务调整，你的希望如何？”

    “好像是没什么希望吧。”小尤很平静。

    “确定了？”

    “好像是。”

    “那就先别多想了。你有资历，有能力，人生有点挫折也没什么，把自己打开一些，别整天愁眉苦脸的，该是你的总归是你的，不是你的争抢也没有用，对吧？”面对小尤，我用这些我自己都无法信服的话语去开导他，而他也默契地配合着点头。

    小镇酒风颇盛，规矩也多。与大多数场合相比而言，欢送晚宴特别斯文。宴会开始后，从书记开始，大家按照级别、资历依次起身向众人一一敬酒，次序是乱不得的。敬酒也有讲究，一般是敬酒者端一个酒碟，上面摆三个酒杯，斟满后请被敬者喝下，此时敬酒者是不喝酒的。记得初到时，有次与地方干部聚会，因为不清楚习俗所以不敢妄动，后来有一干部略有不满，调侃道：“北京来的干部也要入乡随俗，架子不要那么大嘛。”我哪承受得起如此大的帽子，只好急忙起身挨个敬酒。像宴会式的那种各自矜持、秩序谨严毕竟是少数，更多情况则偏粗野豪放。往往一桌人坐下之后，等常规的敬酒仪式走完，便开始进入通关的环节。通关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划拳，一种是纸牌。酒桌之上会选出一个代表挨个与在座的人进行较量，若划拳论，一般以六杯为准，或划三拳，输一拳喝两杯，或划六拳，输一拳饮一杯；若纸牌论，则一般以三杯为准。一般情况下，我是坚决不做通关者的。其一我不会划拳，其二若无好酒量，想顺利通关是很难的。但有时被逼无奈，也会通过纸牌的方式去通关，好在牌运总是不差，所以大多时候也能勉强过关。当地有一种名为“梦幻拖拉机”的玩法，分别是庄家与在座众人手中先各发一张牌，再选一张公牌，然后每个人就可以根据这两张牌想象一张牌凑成三张牌，大小以豹子、同花顺、对牌等顺序论。通关环节是全场气氛最热烈也是众人最尽兴的时候，同样也是饮酒最多的时候，只见一瓶瓶青稞酒转眼就变成空瓶。

    在小镇的生活，总有一些躲不掉的酒局。有的是推辞不过的应酬，有的则是不期而至的酌饮。多次深夜九点、十点钟，有人敲我房门，问是哪位，也不说话。开门一看，几个微醺的朋友站在门口喊我与他们小坐片刻，起初不管怎样坚拒，结果都被软磨硬泡、拼命拖拽去喝酒。每每此时，均苦不堪言。其一苦在我的酒量应付不来轮番的敬酒，其二苦在无酒菜果腹，只是如饮茶般干喝。问他们空腹饮酒可有不适，答复说传统如此。

    小武他们来找我饮酒的那个晚上就是一种不期而至的状况。那晚已经十点半了，我在电脑前忙着事情。有人敲门，开了门，小武他们笑嘻嘻地涌进来，往沙发上一坐，把两瓶酒拿出来。原来他们刚参加一个同事的喜宴回来，见整个大楼只有我的房间亮着灯，于是他们一合计就拿酒上来找我继续喝。我说我这里没什么下酒的菜，他们摆摆手说用不着，接着不知从哪里搬来一张小圆桌，以及几个塑料杯子。席间就谈到了一些当地饮酒的俗事。小虎说得有趣，说：“我们刚上大学那会，宿舍有两个藏族同学，其中一个报到的时候带了一大桶青稞酒，有三十斤，估计是送人用的。有同学说没喝过青稞酒，想尝一尝，那个藏族同学就同意了，可没想到大家开喝之后，竟不知不觉就把那桶酒给喝光了。”

    “你们真够能喝的！”我有些惊讶。

    “嗨，每个人拿着饭缸，也没有饭菜，也不知怎么稀里糊涂就喝光了。”

    “后来呢？”我问他。

    “哈哈，”小虎还没回答就自己大笑不止。

    “后来我们八个人基本上一个礼拜没下床，浑身乏力，根本下不了床，饭都是隔壁同学给带回来。”听到这我们几个都被逗乐了。

    小虎讲完，小武接着讲，讲的是他与一帮村民喝大酒的故事。小武在我的左侧坐着，每每讲到兴高采烈处便手舞足蹈，而我也就清晰地看到了他右脸下面的疤痕。疤痕真长，从右耳延伸到下巴，痕迹已然变淡，但在他红黑色的脸庞上反倒是白得有些刺眼。小武讲完后我问他疤痕的事，他随口说是喝酒弄得。看我不解，他又解释说是有次喝多了酒，出了车祸。“这个地方缝了二十多针，”小武指着自己脸下的疤痕说，“唉！别的地方也有呢。”小武越说越懊悔，我却从这语气中听出了一种不以为然，以及暗自得意的味道。镇上一个四十多岁的朋友也是因为酒驾撞车伤到了腿，现在走路都要借助一根文明棍，有次他和我谈及伤腿，双手用力揉搓着左大腿，告诉我刚刚做过第二次手术，因为第一次手术放置的钢板断掉了。我问他何时可以康复，他说快了快了。我看得到他眼神中的憧憬，更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痛楚与无奈，而这些，我从小武的身上感知不到。或许这就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见小武在讲自己的伤疤，对面的小马按捺不住，他说小武那些只是小意思，不如他遭受的罪多。原来小马的伤也是车祸导致的，那次他们几个朋友开车从兰州回镇上，朋友开着小马的车，由于劳累，全车五个人竟然都睡着了，包括司机，结果他们的车在高速路上与前方车辆发生了追尾事故。随后的事情小马说他都不记得了，只是后来听说被路边的一帮村民送到了医院。事故先后拖了两年时间才算处理完毕，小马的桑塔纳车报废掉了，因为是车主，所以要赔偿被撞车辆的损失，问开车的朋友可曾承担一些，小马无奈地摇摇头，不停地叹气。

    那晚的酒越喝越多，小武本来酒量不大，多饮几杯后思维愈发混乱，声音也越来越大，大家劝说不住，都准备要结束。可后来小武的情绪彻底失控，他一边用力拍着桌子，一边嘴里反复念叨着那么几句：“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可我爸做手术，领导竟然连问都没问过，不仅领导不问，全单位同事也没有去看我爸的。”“现在我媳妇怀孕了，我以后要家庭第一，事业第二。”说到后来小武几乎是吼着说这些话的。小马他们拉他走，他坚决不走，最后被几个人强行架走，从院子里的声音判断小马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小武送回去。等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小武跑来房间找我，我招呼他坐，而他像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他两眼通红，略带倦容，穿戴却是上下一新，淡黄色的夹克毫无褶皱，皮鞋也是明亮无尘。他不停挠着头向我抱歉酒后失态，我则反复宽慰他，并让他把昨晚剩下的酒带走，而他却匆忙逃一般的走了。

    在小镇上我还有许多的年轻朋友，他们的喜怒哀乐从言谈举止之间自然呈现，较少掩饰。与他们的交往快意直接，如同饮酒般一饮而尽，较少扭扭捏捏拖泥带水。我与他们一起欢笑，分享他们的快乐，也与他们一起迷惘，体味他们的忧愁，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对年轻人的许多坚固认知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二十多岁，原应是尚存梦想与理想的年纪，而我眼中的他们，一些人洒脱于生活，一些人通透于人情世故，一些人焦虑于职场的成长，这不同的表象深处均是他们内心深处过早呈现出的世故与暮气，与他们相比，我反倒多了些幻想与幼稚。当我用悲伤的眼神看待他们的人生处境时，不知他们是否也在用同样的眼光看待着我。

    瓶子里的苍蝇，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我讲过的比喻。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就是瓶子中的苍蝇——前途一片光明，但却不知出路，起初听到时我会与他们一起大笑，可慢慢觉得不可笑，甚至有些可悲。可是环境的艰苦与生活的复杂，让他们早早陷入各自的困境与无奈之中？还是这是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中无解的永恒困境，只是他们过早沉溺其中？小镇散落于群山的缝隙之中，是否这地理的设置早就预示并注定了他们生存空间的促狭？他们在早早看清的人生之路面前，是悲是喜？若是喜，我为何一点都体会不到快乐；若是悲，又要把多少怪罪于生存空间的促狭？多少归结于个体安于现状的软弱？我真的是没有答案。

    《福建文学》2016年第3期

    本来在北京做着一份优裕的教书工作，有一天却到了甘南的一处乡镇扶贫，家长般操持着各种繁杂的事务。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肯定影响到了陈涛的视野。有意味的是，在他的文字内外，却看不到个人情绪的起伏。他安静地看待这周遭的一切，既有对陌生文化的省察，也有对乡村青年一代生存环境的担忧。他的笔墨内敛，隐忍克制，却又饱含着热血，还有滚烫的温度。

    奔跑的小楠（外二篇）

    渡一苇

    刚刚挂了小楠的电话，愣了一会，觉得有点难过，又觉得有点欣慰。

    小楠是我们同村的一个小姑娘，瘦小利落的样子。我俩关系并没有很好，但是住得不远，她爸妈跟我爸妈又关系不错，偶尔也会联系下。

    打电话过来是向我咨询一些大学时专业上的一些问题的，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这方面了，含混地给了一些建议，就想着要挂断。重感冒把我打倒在床上已经好几天了，嗓子痛得厉害，说几句就咳嗽不断，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要是不怎么熟的人，电话都干脆不接了。

    但是小楠似乎还想跟我聊一会，抢着问了下我以后的打算什么的，话题又得以继续。

    她接着说起自己做的那些兼职，跟我说自己最近接了很多婚庆主持的活儿，而且一点不耽误本职工作：“我们不是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嘛，我算了算，中午的婚宴一般都会比预定时间推迟些，得快一点才开始，下了班赶过去完全来得及，中午饭还能顺便解决了。”

    小楠一直很拼，这在我们村子里是公认的。

    在村子刚刚被划为旅游区的时候，住在公路旁的人家纷纷开起了农家乐，其中就有小楠家。一样是开店，小楠家的生意就格外好些。有次过年同村的二姨说起来，在嘴角暧昧不明地笑了下：还不是人家闺女厉害！没见过那么会说话的小姑娘，跟客人聊起来嘴那个甜啊，本来就吃个饭的能让她劝着点上一桌海鲜，不喝酒的三言两语她也能哄着人把好贵好贵的酒开了。你是没见她招徕客人那个样子，恨不能去拉人家手了都！

    当然有因为嫉妒而夸大的成分，但是小楠的确在村子里名声不太好，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她太拼了。

    小楠初中没上完就去读了职中，导游专业。所以农家乐干了一年，就不再在家里出力了，开始在夏天满世界跑着当导游。村里一直流传着她的传说，一趟挣了三五万什么的。小楠的空间里更新的各种照片也很让人羡慕，十几岁的小姑娘，已经走过半个中国，在每个风景如画的景区甜甜地笑成一朵花，打扮得又那么美。但是其实每次在村子里看到她，她总是一脸疲惫，皮肤晒得黑黑的，嗓子也是沙哑的。

    高考那年，小楠凭借两件事又一次成功抢了我们这些规规矩矩高考的人的风头，成了村子里的话题。

    一是她以职中生的身份，以小我们两岁的年龄，也考上了大学。虽然是个大专，毕竟是大学啊！跟她一起读职中的那些同龄人们，早就不等毕业就开始该站柜台站柜台，该去售楼去售楼，只有她不声不响地混成了大学生。

    二是她给自己买了辆车。如果考上大学这件事只是让人震惊，买车这件事，简直就让人不敢想了。其实也就是几万块的一辆小车，但是，一个女孩子，还上着学，凭什么呢？跟她同龄的男孩子都还在泡网吧打游戏，买包烟的钱都得跟家长伸手要，她居然有这么多钱给自己买了辆车。

    这个时候村里人早就忘了自己当初怎么起劲传她一天挣好几万了，各种流言纷纷开始猜测她买车款的来源。于是有很多人开始似乎见过她放学的时候上了一辆豪车，空间里那些景点照片的某个大腹便便的路人甲也开始变得很可疑。否则一个小女孩怎么可能自己买车，哪有那个本事！

    但是小楠还是活得那么快乐，见人就咧开嘴笑着，甜甜地问每个人好，亲热地挽住阿姨奶奶们的胳膊，总是那么热情周到。

    上大学期间小楠似乎也没闲着过，做导游、做婚庆主持、做礼仪、做一切她找得到的工作。就连前不久跟朋友们去西藏玩了一圈，在遥远的青藏高原还一边发美景照片一边宣传人肉背回的菩提和鸡血藤是多么高品质又有情怀。

    在电话里，我忍不住问她：那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拼？

    她脱口而出：我马上要攒够钱买房了啊！

    感觉到我的诧异，小楠声音顿了一下，说，我家里的那些房子，我爸妈住一套，剩下的都是我弟弟的。我怎么也得自己买一套吧，算是给自己一点儿安全感。

    我当时特别想说一句，凭什么都给你弟弟？你也是你爸妈的孩子啊，话在嘴边打了个转又咽回去了。转而安慰她，我们当然会有自己的房子！将来跟老公吵架了，敢顶嘴就让他滚出去，这是咱自己的，多威风！小楠笑笑说，那倒不至于，反正将来要是吵起来，不用灰溜溜回娘家，有个自己待的地方就挺好的，这个世界其实谁也靠不住，咱还是得靠自己。嗯嗯，我接茬说，还是靠自己最踏实。

    其实我始终记得小时候跟大人一起去小楠家玩的时候。那天天气特别冷，大家都围着火炉坐着，喝茶聊天，我靠着我爸爸妈妈，小楠的爸爸妈妈轮流抱着小楠弟弟，大家嗑着瓜子吃着糖，其乐融融。

    小楠也在，小楠蹲在地上，手泡在水里用力洗她弟弟的几块尿布。大概是因为天冷，小楠端着盆使劲儿往炉子前靠了靠，冷不防被小楠爸爸一脚把盆蹬出去老远：没看大人说话呢吗？！那时候小楠也就十岁左右吧，抬起头来冲我们甜甜地笑了一下，端着盆出去洗了。

    就像后来她遇到每个人一样笑得那样甜。

    不快乐的人们

    2013年我的妈妈情绪上出了些问题，住进了精神病院。

    她是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二十多岁就背井离乡从黑龙江来到山东，三十一岁丧夫，后来再婚的结果也不太好，嫁了个抽烟酗酒赌博打老婆的人渣。此后漫长的十多年里什么事情都只能自己扛着，凭一己之力供养两个孩子的生活读书，去跟试图欺负自己是外地人的一切邻居撕破脸打架，为了孩子上学跟亲戚借钱，被自己亲姐妹明嘲暗讽地赶出门。当时这一切她都咬着牙坚持下来了，很多时候甚至乐观到让人觉得有些没心没肺。

    然而当一切都似乎已经好起来的时候，她却毫无预兆地崩溃了。先是说自己心慌，说浑身都疼，接着就絮絮叨叨自己曾经的不开心，翻来覆去讲别人对自己有过的恶意，然后就号啕大哭起来，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们对这样的妈妈感到不知所措，试图用各种办法来让她好受点。带她去检查心脏，又给她买很多治疗更年期的药，甚至恳求她的朋友常常来陪伴她宽慰她。

    阿姨们拉着我妈妈的手苦口婆心劝她，说老厉你为什么不开心呢？你现在也有钱了，也有房子了，你俩孩子都马上大学毕业了，你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吗？你得自己想开点，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我妈妈只是捂住脸拼命摇头，压抑的哭声和眼泪一起从指缝里滴下来。

    大家慢慢地失去了耐心，搞不懂早就过去的陈年旧事就那么值得天天回味吗？至于哭成这样吗？后来再看见她哭就赶紧走开，就当没看见。

    当我们放弃努力的时候，我妈妈反倒开始向我们求助。她不分时间地给一切亲人打电话，不管对方是在上班还是在跟朋友聚会，电话周围的人都能清晰听到她的号啕，然后还是翻来覆去地唠叨自己多么难受。

    于是耐心彻底不复存在，大家都开始呵斥她：你一个五十岁的人了，能不能有点自控能力？让你别想了别想了你非想！你知道你跟祥林嫂似的不？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妈妈泪眼扑簌地非要跟我一起睡。半夜我觉得不对，醒了，外面路灯昏暗地打进来，我妈就坐在我旁边，痛苦地一直撕扯着自己头发，整个脸狰狞地扭曲在一起，她始终没睡着。

    天一亮我们俩就打车到了市精神病院，挂号，排队，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医生在病历上写下抑郁症、焦虑症，办理住院手续。

    回家拿钱的路上我给我姐打电话，她还有点愤怒，不满地问我，咱妈就是心情不好，你怎么能把她送到那种地方？

    妈妈住院之后心情明显好了很多，每天有护士一天三遍来关心，家人天天陪在身边，她终于不再哭了，睡眠也开始有了规律，甚至愿意拉着我出去走走，或者主动找病友们扯闲，听了很多发病的故事。

    聊天最多的是跟我妈妈一个病房的老太太。老太太快六十了，个头不高，外表就是典型的那种农村妇女。特别干净利落的一个人，每天早早起床收拾自己床铺，一切东西都井井有条放在柜子里，而且淡定温和，见人就笑笑，一点看不出来有病的样子。只是在医院那么久，从来没见过有人来探望她。

    后来我妈妈跟我说，老太太光住院住了两年了，这次是第二次来。老太太也是早年丧夫，有个儿子，已经二十七岁了，还没有对象。据说这次复发的原因也是儿子。

    说老太太那天早起正在那整理买的年货，儿子突然怒气冲冲走过来：“这都快过年了，我连个对象都没有！老太太听了没头没脑的这么一句，愣了下，抬头看着儿子。儿子接着说：本来就穷得要死！偏偏一个都死不了！这周围谁不知道我娘是个疯子，你让我还怎么找对象？看见你就烦！”

    老太太当时没说话，低下头继续默默整理年货，当晚就寻了短见，抢救好只能继续住院。其实在家吃药也行，老太太不肯回去。

    隔壁病房是两个姑娘，一个大姑娘和一个小姑娘。

    大姑娘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长得有古典美人的那种娴静。除了因为长久住院脸色有些苍白憔悴外，五官都精致极了，好看。

    基本上每次看见她，都是跟在她妈妈身后，低着头，一只手拽着妈妈的衣角，很怕人的样子。有时候喊她一声，她浑身一震，微微抬起头，看清是认识的人了，又把头低下去，抿着嘴一笑，赶紧迈着小碎步推着她妈妈离开，害羞极了的样子。据说住院也一年多了，从来没开过口说话。

    其实这姑娘已经三十岁了，发病那年二十八，有个谈了九年的对象。小伙子为人如何不知道，她妈妈也从不跟病友们谈起，只知道小伙子一直不肯求婚。等到姑娘爸妈叫来小伙子开始催，小伙子才说嫌姑娘家没有权势，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发展。

    当时的情况想必很混乱，愤怒的姑娘父母讲话开始不好听，激得小伙子也口不择言，他们都忘了一直在一边低头不说话的大姑娘。这件事之后两个月，小伙子就跟另一个姑娘闪婚了，而可怜的大姑娘就被送来了这里，精神楼住了几个月才转到心理楼的。

    另外一个小姑娘才十一岁，也是老病号了。小姑娘情况比较严重，总是一副无意识的样子。家长给喂饭，到嘴边了也知道张口，拉着她手往前迈步，知道抬脚走，其他的反应一概没有，你打她面前走，眼珠子都不转，倒更像自闭症。

    听说也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文静好学，在班里成绩数得着。有天家长发现有点不对劲，孩子老是自己偷偷哭，问怎么回事也不说。家长猜是在学校受了欺负，觉得小孩子之间闹矛盾都正常，就没管。

    再接着就不说话了，回家就躲到自己房间，拒绝跟家长的一切交流，家长这个时候依旧没觉得怎么不好。直到有一天小姑娘早上没起床，家长推门进去，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后来家长想起去学校问，同学对发生了什么都避而不谈，老师也一问三不知，只说可能同学之间闹过矛盾。

    反正从小姑娘主动跟外界切断联系那天起，就再也没有从自己的世界里出来过，住院也没有用，只不过是家长为了缓解自己的愧疚做的赎罪。

    有次陪我妈去做腹部彩超，正赶上一个老太太在前面，拼死挣扎，嘴里呜里哇啦喊着，就是不肯乖乖躺下。身边围了三个中年汉子，也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婿，气得吓唬她：再不躺下，让坏人来把你带走！

    我妈妈赶紧上去帮忙，一手握住老太太手，一手轻轻拍拍她背，跟她说不怕哈，让医生看一下就好了，不怕。老太太渐渐安静下来。

    其中一个汉子很是感激，主动跟我们谈起来，说老太太八十三了，自己住，半夜三个青年撬窗户跳进老太太屋要偷钱。老太太一辈子就剩下手里三千块钱了，偷摸掖枕头底下，也给人翻出来了。老太太上去要拼命，让一个青年一把从炕上推到地下。钱拿也就拿了吧，缺德的青年居然走之前给老太太捆起来了，窗户还不给关。等第二天邻居发现的时候，老太太已经被五花大绑躺在冰冷的地上十几个小时了，连惊带气，受不住精神就崩溃了。

    有时候待得实在无聊了，也拉着我妈妈到处逛逛，两人偷偷潜入精神楼去探险。精神楼比心理楼冷清多了，我们一个一个楼层溜达过去，都很少能看到进出的家属。最底下四层楼道口都锁着铁门，隔着铁门可以看见里面偶尔会走过一个神情冷漠的病人，穿着条纹病号服，目不斜视。再往上两层，就是更为严实的大铁皮门，看起来厚实沉重，拒人千里。

    我们一路往回走，一路猜测里面的人都曾发生过什么故事，给他们编造各种坎坷的八点档身世。我妈妈后来说，其实，谁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别人看起来的小事，有时候摊到个人头上，就是过不去的坎儿。

    老李

    老李是个东北汉子，个子不算很高，一米七五左右的样子，但是因为结实，给人一种很魁梧的感觉。常年在户外劳作，晒得黑黑的，上唇蓄了一点须，加上略微有一点鹰钩鼻子，看起来有点凶。

    老李好喝酒，偏偏又没什么酒量。每顿饭前都会认认真真拿出自己的小酒盅给自己倒上一点。酒盅很浅，没大拇指高的那种玻璃小盅，几滴就满了。

    喝上之后脸立刻就红了，酒品好，也不多说话，拉过来小女儿教她唱歌。唱的永远是弯弯的月亮，再不然就是风霜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唱得认真而惆怅，充满对故乡和过去的眷恋。

    老实，窝囊，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这是老李媳妇的评价。其实也未必就那么窝囊，老李毕竟是个年轻气盛的汉子，喝上酒，老李有过一次猛烈的发火。

    起因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媳妇给四岁的小女儿脱衣服的时候衣服里掉出来一张糖纸，色彩斑斓很显眼，被大女儿一眼看到了。大女儿也才七岁，摔打着长大的，从来没从父母手里领过零花钱，过年吃糖都得数着数。

    大女儿盯着糖纸愣了下，突然哇一声大哭起来，偏心！偷偷给妹妹买糖！一边控诉一边推了小女儿一把，两个孩子一起扯开喉咙哭了起来。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也可能是孩子哭得心烦，也可能是想到来异乡一年多，在心底给自己发的衣锦还乡的誓言还遥遥无期，现在让孩子吃块糖都吃不起，老李心头火起抄起一把暖瓶就摔到了墙上。

    房间里立刻就寂静了，三双眼睛吃惊地望过来。老李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一张脸憋得通红，只好随口指责媳妇：你能做点什么！看孩子都看不好！瞎买什么糖！

    媳妇眼圈一红，牵上两个孩子收拾东西回娘家了。老李搬了张凳子独自坐在院子里看天，夏天就要过去了，虫子在草丛里叫得格外起劲儿。晚上的天空干干净净，闪着几颗星星，星星下应该就是老李的故乡。

    老李本是深山里的农民，半山腰盖了一大排房子，当中隔开，一半送给弟弟当婚房，一半住着自己一家四口。弟弟的老婆厉害，平时嘴上就好挖苦挖苦老实巴交的老李一家，看见老李的两个女儿也是把眼睛一翻，说声，俩兔崽子！

    弟弟娶房媳妇不容易，老李也不跟她计较。

    但是这天出了件老李不能忍的事情。

    老李的弟弟是个木匠，接了个大活儿，得去山外待一个月。前脚弟弟走，后脚弟媳妇的干兄弟就来家了。走亲戚嘛，也没啥。结果这个干兄弟竟住下不走了，一住就是半个月。山里人家住得都远，一个村子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但是日子久了，也是有流言的，老李觉得自己脊梁骨上发热。

    于是不顾媳妇的苦苦劝告，老李还是赶了两天路去山外把弟弟叫回来了。弟弟红着眼睛一脚踹开家门的时候，得到信儿的干兄弟已经早走了，弟媳正一脸大义凛然坐在堂屋正中，被弟弟两个耳光打翻在地，爬起来继续一脸大义凛然瞪着弟弟。

    老李不好多待，劝了弟弟两句就回隔壁自己家了。

    当弟媳冲到家门口一边破口大骂一边铲着牛粪往自己家院里扬的时候，老李还没搞清楚是怎么个意思，只听着弟媳妇嘴里越骂越不干净，从不得好死的窝囊废、臭乡巴佬升级到祖宗八辈，不堪入耳的各种脏话也连篇而来，而弟弟在屋里始终没出来。

    老李愣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回应，老李媳妇赶紧上去劝阻询问，没想到被弟媳一铁锹把抡倒在地。抡完弟媳妇突然停下铁锹，双手拄着锹把，冷哼一声，斜盯着老李，轻轻地、一字一顿地说：断子绝孙的老绝户。

    老李怒吼一声上去掐住了她的脖子：你住嘴！你住嘴！

    跪在老娘前面，老李还是没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

    弟弟回家后，挨了打的弟媳妇一口咬定老李造谣，哭哭啼啼说家里活儿重，叫干哥哥来帮了几天忙，都是上午来天不黑就走了，妇道人家的清白怎么能这么凭空乱说，这样的话不如离婚算了！

    老娘痛心疾首地看着老李：儿呀，你糊涂啊，你怎么能打她？这么久你都忍了。你说你弟弟娶个媳妇容易吗？咱家就恨不得倾家荡产了啊！好人家的姑娘谁愿意嫁到咱们这山沟沟里？现在她闹着要你赔五百块医疗费，不赔就要跟你弟弟离婚啊！你是打算让你弟弟打一辈子光棍吗？你不孝啊！你让娘操心！

    话锋一转，老娘的语气又柔和下来。娘知道不是你的错，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为了你弟弟，你去给她赔个不是，把这五百块掏了，啥事也没有了，不要逼死娘啊。

    老李一直知道娘偏心，小时候有口好吃的都是弟弟的，打起架来也是老李受埋怨。老李能理解，自己对自己两个女儿也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小女儿就是心尖尖上的肉，对大女儿心里就没那么疼，所以从来也没争过什么。但是这事儿是弟媳妇不守妇道，是她做错了事还往自己身上扣屎盆子，是她骂人专拣痛处骂！他不能认这个错！

    老李没想到娘最终会选择这样的解决方式。当叔伯家兄弟们冲进家里的时候，老李还在炕上午睡，在睡梦中就被揪到了地上，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我们李家没有你这样忤逆犯上，敢打自己老娘的人！兄弟们打完轻蔑地甩下这样一句话走了。

    老李推开来扶自己的媳妇，青肿着脸吐出一口血唾沫，镇定地说，收拾东西，咱们搬家，去你娘家那边。

    在去见娘的路上，老李买了瓶二锅头，半斤装白瓶的，咕嘟嘟灌下去，一路踉踉跄跄跌进屋。娘看了赶紧来扶，一边扶一边掉眼泪，絮絮叨叨说着娘也不忍心啊，娘总得让她出出气啊，怎么也不能真离了婚啊！你弟弟怎么办啊！拧了个毛巾要给老李擦脸上的土和血。老李嘿嘿嘿笑了，推开娘的手，扑通跪下，端端正正磕了三个响头，转身走了。

    老李一家从深山来到海边。种地没有攒下多少钱，只能租村里的一处废弃院子住着。院子里荒草丛生，一推门满院子野猫盯着人看。屋子里灰尘老厚，也没什么家具，四摞砖上垫一块大木板，就是一家四口的床。房顶塌了一角，老李挑了个阳光好的日子买了些瓦爬上屋顶给补上，媳妇在房下给递着装满泥巴的桶。

    生计成了大问题，村里给分了二亩地，海边的盐碱地也不出庄稼。撒摸了半个月，也就下海打鱼来钱快。

    老李还记得决定买船的那天晚上，一向温顺老实的媳妇第一次激烈反对，就快跟老李拍桌子了：咱们都是山里的，海的脾性你摸不着，那海多危险啊，哪年都出事，咱们一家人在一块挣多挣少平平安安就行了，吃苦我跟你一起吃，下海就是不行！

    船还是买了，这一年多，天天起早贪黑，老李打了渔，老李媳妇骑自行车带到市场去卖，两个孩子都顾不上了。平时两人在外面一天，就是带瓶水，带块馒头，连酱菜都舍不得吃。

    下海的确赚钱，前不久老李终于攒够钱买了村子里一处半新的房子，孩子不用在夏天半夜被房顶漏下来的暴雨淋醒了。趁着新鲜劲儿，老李还定了一堂崭新的家具，给两个孩子定了一模一样的两套小床和书桌，甚至还咬牙花几百块买了个电子琴呢！

    然而每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老李还是想家，想深山里那个小房子，那才是自己生长了三十年的地方啊！唉，多想无益，只有努力赚钱，努力存钱，早晚有一天要衣锦还乡，让这群人好好看看！

    第二天一早，老李穿好油衣准备把岸边的船推进海里。天气真好，才五点太阳就隐隐露头了，海面风平浪静，天空漂亮极了。老李一边推船一边盘算，再攒一阵钱要买个摩托车，媳妇天天骑着个破自行车来带货太辛苦。大女儿学习不行，小女儿让她早上一年幼儿园，家里总得出个大学生啊！这辈子唯一的遗憾是没能有个儿子，被人骂老绝户，那女儿得使劲儿给她们供出来……

    正想着，突然脚底踩到一个坑，老李瞬间就跌入水中。幸而水不深，老李脚蹬着地猛地一站，居然没站起来，油衣进水了！老李有点慌，水凶猛地从不知某处的破洞里漏进来，拽着自己往下沉，老李脚再猛地一蹬，慌乱中脚崴了，钻心地疼。

    水面上的阳光影影绰绰透进来，老李面前闪过两个女儿的笑脸，闪过媳妇带着两大筺湿漉漉的海鲜埋头蹬自行车的样子，闪过老娘常常瞪着自己的恨铁不成钢的眼神，慢慢沉了下去。

    《山西文学》2016年第5期

    这组散文，有形象，有故事，看似迅疾，甚至是凌厉的几笔，却勾画出了一些人漫长困顿的大半生。作者写出了人的命运。说到命运，难免有装神弄鬼的嫌疑，在《奔跑的小楠》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的生命体验，他们或庸常或曲折的人生，那些人世间的切肤感受，总是让人猝不及防。我向来偏爱这样的散文。在朴素的质地下面，字句的剪裁，能见出写作者的学识和性情，材料的选择，更能彰显写作者的眼光和态度。能碰到明了清白的文章，是编者的运气，也是读者的福气。

    骑手

    阿微木依萝

    一

    山脉中的小镇大多建在平缓的峡谷，四周被绵延的高山包围，一条独路通向遥远的市区，另一头通向更为偏僻的县城或小镇。

    我们这里的小镇建在河道边，贴在山脚像啃剩的半块烧饼。街道不能扩展，房屋修得矮趴趴，商贩的摊子支在通往市区的公路旁，人们在灰尘滚滚的街面上讨价还价……

    这种场景我在别人的书中看到，一些外国作家的小说或随笔，都描述了比较落后的边陲小镇，那儿的情况——或者说是气味——与我们小镇相似。

    住在这里不需要特别有钱，但假如过于穷困，生活不是把你磨脱一层皮，就是将你磨成一把灰，或者，像菜饼先生那样的，磨成一个骑手。

    菜饼先生当然只是我们给他的绰号。他有别的什么名字，不太记得了。

    那会儿上山流行一首歌：干杯朋友。菜饼先生唱这首歌的时候抖着嗓子，特别文艺，天生就是个流浪歌手的样子，他二十多岁，黑皮肤，耳边飘着微长的头发，挂着彝族人特有的左耳环，由于那阵子刚从外地回乡，身上有安静的气质和让人喜欢的忧郁。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的姑娘总是围在菜饼先生的周围，她们喜欢听他唱歌，还会让他讲一些山外的见闻。

    然而，菜饼先生很快就变得和山民们一个样子了。山外的见闻讲来讲去都是那个样子，姑娘们不爱听。之后的日子，他在峡谷灰尘滚滚的小镇街面上与人讨价还价，摩托车后座驮着一箱啤酒或两颗莲花白，后背染满一层灰土，咧嘴笑起来满口的泥沙。

    长久住在山上需要对付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山永远比你高，你的祖辈埋在那儿的缘故，使你看它们的时候不得不仰视和敬拜。你永远像个弱者却又不得不强大。在山脉上，你对着每天的太阳就只有一个目的：活着。

    菜饼先生出山那阵子，我们都说，好了，总算有个人要去过不一样的生活。他最好永远不回来。

    但是谁也不知道菜饼先生在外面干什么。听说，他一分钱也没有带回来，出山时穿的牛仔裤，回山穿的还是那一条。他父亲是乡村教师，坐在门口叼着烟杆给他讲了一上午做人的道理。

    有一阵子我们经常在街面上看到菜饼先生，摩托车后座驮的不再是啤酒和莲花白，而是两本翻得稀烂的书。他快三十岁了，又做梦似的重读中学，这必须归功于他父亲，他要他浪子回头，最好将来也做个乡村教师。他父亲对这个职业有一种神圣的情怀。

    菜饼先生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可是那阵子他刚从外地回来，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剪掉长发的菜饼先生扛着学生头穿梭在街面和学校附近的背影让人失落——“像他这种人才，应该生活在别的地方……别的、很远的地方……”

    三十岁再读中学肯定不是菜饼先生的意愿。他无数次跟我们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他胡子都快甩到黑板前，他的年纪看上去比老师大几岁，由于剪了头发，耳边几根白发藏也藏不住。同学们下课后怪声怪气地喊他——嗨，老哥！

    菜饼先生基本不去学校，这个秘密只有我们知道。他父亲正在做梦：再过几年，儿子上了高中，然后大学，然后成为他的同事。

    我们挺愿意看到菜饼先生逃课，跟着他去河边散步，捞一会儿鱼虾听他唱“再回首”。他唱这首歌时是仰着头的，喉结鼓得很大，像在吞石头。他肯定想到些什么，坐在礁石上像只瘦巴巴的水鸟，放下脖子的时候泪花堵在眼眶。

    我们说，有心事可以说出来。

    他说，不。

    我们玩泥沙，在河坝边烤河虾。他躲在石头背面只有鱼看得见。他的秘密也只照在水里。那儿燃起的火花只有对岸的水黑雀捉住，它知道，这个人在吸一种白色的粉末。这种东西突然流进山区，有人因它偷盗、抢劫、丧命。

    我们说，你戒掉吧。要好好过日子。

    他说，我就是在好好过日子。

    他蹲在石头后面不准我们接近，眼睛高高地望着天边。我们猜，他在回想从前的生活。那会儿，他留着长头发，白衬衣，浅花色领带。他在人们不知情的外地戒食白粉。但是人们以为他在外地过着不一样的理想的生活。他是山区里飞出去的凤凰。

    真相不知道怎么传开的。很快人们就将菜饼先生看成绿的了。什么叫“绿”呢？是这样的，人们在看菜饼先生的头发的时候，像是眼皮上盖着一层青苔，吃力地睁开一个小缝说，哟，难怪当初留那么长头发，原是遮羞用的！听菜饼先生唱歌的时候，又用那种绿色芭蕉叶才会拍出的大的声响，横着眼眉道：鬼叫鬼叫的！

    姑娘们肯定是要远离菜饼先生的。她们羞耻地聚合起来诉苦：天哪，这个骗子，他竟然编了那么多假故事。

    他的书很快也不用读了。

    但是，他似乎获得了大解放，以后去哪儿不用遮遮掩掩，也不必装模作样捆两本书在后座上。

    有一天晚上菜饼先生驮着我们去邻近的县城玩。山上有车的少年都是在这个县城消磨时间。那儿有乱糟糟的烧烤店，啤酒味，女人的唾沫星子，横睡在马路上的酒鬼。越是这样的地方越可以将菜饼先生的怪病治好。他天生就应该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后座上的我们，被风吹起来的他的头发刺得睁不开眼。

    这个县城，就是菜饼先生的“远方”。

    事实上，菜饼先生是个极其敏感的人，这种特质让他曾经很想当一名作家，并且也曾有过真正的文艺青年的日子。也就是说他确实到过很远的地方，但是，他熬不住。那儿的城市太大，太空，淹没在车流和人流当中的菜饼，压抑得透不过气。他与人搭伙租住在窄小的房间，室友也是文艺青年，混得比他好点，一年当中有那么几次晒一百块稿费的机会。其余时候他们只能抱怨房间里杀不尽的蟑螂，以及灭不完的轰炸机似的蚊子。这样的环境让他什么都不想写，他只是留了长头发，戴起左耳环，每天给自己煎一块菜饼（他的绰号就是这样来的）。

    他成为山区的骑手是命定的。在这儿住着的青年，如果不想出去做工，那就买一辆摩托车，隔三岔五驮点山货去镇上卖。

    菜饼先生只有到了那个县城，也就是他的“远方”，才会流露出浪子本色，豪迈的，孤独的，远志的，疯狂的。那个晚上我们初次见识他的生活，也或者，我们的骨子里有着相同的气质，也流露出了浪子本色，从那个县城回来的路上，我们坐在菜饼先生的后座唱一首歌，唱得两眼透湿。

    菜饼先生的车子驮着我们在山脚飞奔，像疯狂的蚯蚓，要出山，要入海，要乘风破浪。

    可是，车子摔倒了。我们从疼痛中缓过来，蹲在路边的草地上休息。菜饼先生望着月亮，有点伤心地说，要是哪天你们发现我说了谎，不要怪我。那会儿月光正好，铺在我们脸上就像一层保护膜，在这种浑突突的光芒中，我们表示任何谎话都可以谅解。

    菜饼先生得到谅解后就从草窝里站起来，骑着他的车子又跑回刚刚冲出来的那个县城。他的背影在昏色的月亮下拖得很长，像个浪子也像个逃亡者，两个车轮子在脚下看不见转动，但是可以想象，他是骑着一匹黑马跑走的，扬起的灰尘把人呛得喘不过气。很奇怪，谁也没有问他返回去干什么，也不责怪他把我们扔在草窝里像几颗坏掉的蛋。

    那天晚上我们走了很长的路，途中，我们猜测他不想当骑手了，他去的地方很可能不是县城而是更远的地方，不然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这条路上每天都有从那个县城出来的人，没有一个走到一半调转车头。想到这些很让人兴奋，扯了几片树叶不停地吹“走出大凉山”。

    “这会儿他应该到市区了……明天就到省城……后天的黄昏，他会在省城之外的地方找个满意的角落晒太阳。那儿的太阳肯定不像山区的那么刺眼和烤人。”

    我们越说越激动，简直这一生的愿望已经快要实现了似的。

    然而第二天上午，菜饼先生回来了。第三天，一位顶着头帕的姑娘从峡谷的小路上被一匹马驮着、被送亲的人簇拥着，向菜饼先生的家走去。

    他结婚了。

    婚后的菜饼先生在路边开商店。有人说在他屋背后发现一种粉末和亮色的纸片，还有人非常肯定，说某次无意中撞见他蹲在厕所旁边，乌龟似的捧着那张亮纸，纸下点着打火机，鼻子在纸片上嗅，菜饼先生非常投入，嘴角还有些颤抖。他们结合了这个人黑得发亮的脑门，很有经验地表示，只有吸食这种粉末的人才会把脑门熏成这样。在这种情况下生意多少会受到影响，他当起了真正的骑手——摩的司机。这个职业干了很长时间，直到他的儿子出生。当了爹的人有点邋遢，衣服被儿子踩满脚印，当他像旗子一样飞在路上，那几双脚印也在背后突突地飞。这个时期，他已经不唱歌了，什么“再回首”“走出大凉山”“单身情歌”，都是很遥远的事情。那个县城当然也不会再去。

    菜饼先生怎么滚进大车轮子只有天知道，有人说，看见他的车子像电一样闪进去，他骑得不稳，像喝醉了。人们将他拖出来的时候已经不能听见呼吸，血水把后背淹湿，躺在那儿像一片红色的湖泊。我们赶过去围在他身边，望着这个不幸的人，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一点亮色纸片，这似乎是，那天晚上他要我们原谅的谎言已悄悄地别在口袋上。他半睁开的眼睛无神地望着顶上的天空，摔倒之前他可能想到什么高兴的事情，嘴角扬起的笑意还没有完全放下来。这时候天黑得看不见旁人，我们立在他身边就像虚空的，他蜷起双脚弯成半圆，仿佛在听自身淌出来的血水的响。

    我们说，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我们说，算了，他听不见。

    月亮出来了。它将黑夜收割却不能将菜饼先生的血液归还到他的血管。但是，在这个山脉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有月光的晚上走完最后的路。这大概是上天为了弥补一个浪子，降下慈悲的月的光辉来超度他。

    我们将他扛起来象征性地送到医院，假设这是他真正的远方之行、一个山区骑手的蜕变。

    二

    花椒成熟时，公路上就会跑着很多骑摩托车的人。他们像蚂蚁搬家似的驮着花椒到山脚小镇上出售。那段时期他们手上染着花椒的颜色，脸上的汗水都有一股麻味。

    我们的同学尔布，他家栽了很大一片花椒。在我们还上小学的时候，摩托车没有那么普及，那种洋玩意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享有。尔布家的花椒最早是用一匹矮马往山下驮。等到尔布十七八岁，也像他那早亡的哥哥菜饼先生一样成为一名骑手后，矮马的任务才落到尔布身上。

    他的摩托车当然是从哥哥那里继承的。

    “它比一辆新车还贵！”尔布拍着摩托车后座跟我们说。

    不到万不得已，很少有人愿意搭乘尔布的车。他们认为，这个人是骑着他哥哥的命在跑。

    尔布骨子里也有一点向往山外生活的想法，可是，他哪里都去不了，年迈的父母，沉重的农活，以及哥哥留在世上的唯一的骨血要抚养，还有，他很快也要当爹。

    尔布栽了更多的花椒来增添收入，在花椒树下忙得像个绿巨人。他个子高，但是花椒树的乱糟糟的枝丫和树刺，逼得他低头哈腰。

    有一次大概喝醉了，尔布放倒了几颗花椒树，提着斧头坐在路边哈哈大笑。

    我们说，不行就去外面闯荡吧。

    尔布说，去个球，哪儿不是一样。

    他喜欢喝酒，这倒没什么，山上的男人没有几个不喝酒。尤其像尔布这样的青年，只有每天喝醉了跑在路上才能找到一点活着的乐趣。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点不能告诉外人的尴尬的秘密，那就是，到山脚小镇去逛一趟窑子。那儿的女人全是外地来的，她们隐姓埋名，性格豪爽，可以陪着尔布喝很多酒，说很多山上女人羞于启齿的荤话。在那些廉价香水味的场合中，尔布可以模仿他哥哥的样子，说一些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事。

    他喝醉了甚至可以假冒父亲的名字，以父亲的名义找女人，以父亲的名义跟人干架，有时候，也以父亲的名义做好事。这个背着父亲名字的青年在镇上混得很出名，而知晓这个秘密的人并不拆穿，类似的事件太少，人们还不想失去这种生活中难得的笑料。

    镇上有几个姑娘对尔布动了心，源于他肯花钱，他掏钱的样子可不像摘花椒那么啰嗦，当然，姑娘们也不会将这个豪客与摘花椒的农民联系起来。他进窑子之前要到镇上最好的理发店休整一番：梳大背头，抹发油，刮胡子，夹鼻毛，顺便要一点老板娘的香水，朝胳肢窝喷。他做足了逛窑子的准备，才像电视剧里肾虚公子那样，踏着方步，端着他父亲的名字，向他的姑娘们走去。他的口才肯定是客人中最好的。

    但是他也有闹笑话的时候，毕竟每一分钱都是从花椒树上结出来，据说某天晚上，一位姑娘从后背拔出一根花椒刺，大惊失色，闹着要尔布给她一个说法。那姑娘很委屈，尔布的身份是教书的，教书的身上怎么到处是花椒刺？这事情尔布拿着四处说，他自己很快就忘记了。当人们走在街面上指着那姑娘的背脊说，“嗨，带刺的！”他才会突然想起来，笑笑。

    花椒不到采摘季节，尔布也要去镇上晃一圈。这已经成了习惯。如果妻子偶尔搭乘他的摩托车，他就不去装修头发，想方设法绕开他的姑娘们，老老实实蹲在桥头吃两块钱的凉粉。

    他也有伤心的时候，比如，突然间哪个姑娘不告而别。本来嘛，这些人没有一个来处，也从不给人留一个去处。她们抱着尔布的假名字走，尔布也留不住她们的真情。

    不知道是不是厌倦了这种日子。尔布斩断了与他相好的姑娘们的联系。他跑到山顶自家的坡地上撒了很多荞麦，从那之后，每逢荞子花开，一个人骑着车子冲到山顶，坐在花地旁边吹冷风。这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了，由于山区风色苦寒，他的眼角已开始起皱。

    而立之年的尔布，立于山顶之上。他看上去离太阳很近但离我们很远。他像修道的，也像讨饭的，平时不多说话，即使到了山顶与他坐在同一块石头上，你也顶多是另一只失语的黑鸟。当他从山顶下到半山腰，才会驼背似的弯着腰杆说，还有冷饭吗？

    我们不能说，你从山顶下来吧，那儿空气稀薄，那儿的人站在石头上像一堆荒草。

    但是他哥哥的孩子，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妻子和父母，他们倒是很高兴，因为这个人站在山顶的样子实在像根可靠的顶梁柱。

    三

    有天下午，吉芝阿妈骑着她的五羊摩托到镇上加油。由于没有驾驶证不敢到街上瞎晃，车子只能停在加油站上方的公路边，她扯了几把干草盖着，生怕太阳把车子晒坏。

    “他妈的，老子再也不用甩火腿赶场（上街）了。”吉芝阿妈是这样跟我们炫耀的。

    其实她很想将车子骑到镇上。

    她六十五岁了。是个老年骑手。山区像她这种年纪学车的，不多。

    她为什么六十五岁了还要当骑手，这件事得从她的儿子们说起。

    她的大儿子菜饼先生三十多岁车祸身亡，人们怕她伤心，将这个丧子的消息一直隐瞒。菜饼先生的骨灰放在草路旁的山洞中藏着。她只知道大儿子出去做工，要好几年才回来。

    这件事当然不能隐瞒多久。吉芝阿妈知道真相后哭了一个月。哭一个月对一个做母亲的人来说，不够，但她必须打起精神，因为她大儿子还留下一个很小的娃娃。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他扬起眼睛看奶奶的眼泪冒出来的时候，会伸手拍拍奶奶的肩膀说，不疼哦。

    菜饼先生的骨灰后来撒在松林里，他大概这个时候才完全将自己的文艺青年的特质从地上长出来，那儿的花香飘得很远，那儿的树木长得最旺。然而做母亲的很少从那条路上走，她的眼睛受不住林子里穿梭的长风。可是很多人表示不止一次在夜里听到林中传来老妇的哭声，听上去很像吉芝阿妈的，只有她才能哭出那种落魄的味道。但是，谁都不太肯定自己的判断，因为他们看到的吉芝阿妈总是精神极好，她还主动提起大儿子，说一些他小时候的笑话。

    只有一种场合能看到吉芝阿妈掉眼泪，那就是丧葬场中，无论死者是长辈还是晚辈，她的哭声最响，每一次都把嗓子哭坏了，眼泡肿起来。

    吉芝阿妈的丈夫死，她是不哭的。自始至终不哭。甚至有点悠闲的样子，扛着一根烟杆——这个时候她已经是个老烟鬼——坐在屋背后一座荒坟上。那荒坟被很多人坐得光溜溜的，像剃了光头，阳光落在上面还能闪光。吉芝阿妈坐得最多，有时她拖了一床草席顺着坟包铺好，躺在上面晒太阳。

    我们说，吉芝阿妈，你快从那儿下来啊，你丈夫死了，为什么不伤心？

    吉芝阿妈说，我伤心够了。

    丈夫活着的时候，酗酒，打人，吉芝阿妈的脑袋上还顶着一个包。丈夫死的前三天，他还能跳起来打人。而这么快他就死了，吉芝阿妈说，她完全想不到，所以来不及为他准备眼泪。

    吉芝阿妈下决心学车，那是小儿子出走以后，她再也不能有力气走到山下赶集，一狠心买了一辆摩托车。说起小儿子，她只能摇头。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家出走，再无音信。他走之后妻子也走了。现在吉芝阿妈要抚养三个孙子，哪有时间操心儿子的事情。

    这天下午吉芝阿妈是驮着一麻袋花椒到镇上出售。她顺便加油。她遇到我们的时候花椒已经卖掉了，手中提着两只半大的胶桶，晃晃荡荡从那头走来。我们当时不知道她在学车，还准备请她坐一程。谁知道她摇着双手很兴奋的样子说，你们跟我讲一下，骑摩托车下坡的时候双脚怎么放，人的身子才不往前冲。我感觉我的脖子都冲疼了。

    吉芝阿妈就是像长颈鹿一样骑车的。她个子高，脖子也长，下坡又不能很好地收住身子，只能长长的伸着脖子往前冲。我们跟在她后面走，冒着一股冷汗。因为这个老年摩托车手，还不能双脚踩住脚踏板，她是一只脚搭在刹车上，另一只脚拖在地面，哗啦啦地冲到镇上去的。而从镇上回家，那些弯道的地方，她只能下来推着转弯，像卖苦力一样，弯腰驼背，擦汗也不是，喘气也不是，根本忙不过来。

    其实她可以拿儿子们留下的旧车子操练顺手再上路。它放在堂屋的一角，用大花布盖着。有人劝她把旧车子拆了卖废铁，他们认为堂屋里放着一辆死者的摩托车不吉利。吉芝阿妈表示伤心，她说世上再没有比这些人更绝情了，她说，这摩托车是她的命。

    山顶荞麦花开的时候，吉芝阿妈也会到那儿坐一会儿，可能年岁大的原因，到那儿坐着坐着就睡着在石头上。那块石头其实很像她屋背后的那座坟墓，她坐在上面有点像根树桩。

    她当然不能将车子开到山顶，但是她可以拼命地将它扭到半山腰。她对付车子用的是驯马那一套。眼看车子龙头控制不住，嘴里就会自然地冒出“乖乖乖……往左往左”的口令。

    说来还是矮马比较可靠，毕竟是血肉之躯，毕竟是眼见着长大的，通人性。吉芝阿妈说起她的矮马还很怀念，可惜它摔死了。

    而现在这辆五羊摩托，动不动就把她甩翻在地，最可怕的是启动，如果电子启动器坏了，她只能模仿两个儿子，使劲用脚蹬，可她已经六十五岁了，牙齿掉得不剩几颗，一顿半碗饭的力量根本不能奈何它。

    下雪天是吉芝阿妈最担心的，以她单脚骑车的糟糕技术想到半山腰驮一捆木柴，太难。

    她必须步行到山上，就像年轻时候那样，将头帕挡在脑门，她可以用脑门驮柴，她的脖子那么长，像是生来就要用它驮柴的。

    春天当然要好过一点，对于吉芝阿妈这样的老年骑手来说，天气逐步变暖，可趁此加强骑术。最让她焦虑的莫过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当教练。尤其这个年岁的徒弟谁都不敢收。

    事实上，她周围也没有几个骑术好的人，他们骑车用的全是驯马那一套，比吉芝阿妈好不到哪儿去。

    一开始就有人阻挡她学车，他们用那种可怜的却让吉芝阿妈感觉到嘲讽的语气说，在你还能放几只鸡的时候，就不要在那儿浪费时间啦！

    那天晚上我们也准备劝一下吉芝阿妈，冬天又快来了，她的骑术还没有什么进展。她还是不能将另外一只脚熟练地搭在摩托车踏板上。去哪儿都拖着一只脚，鞋底在路面磨得沙沙响，仿佛她是带着千军万马的阵势，也仿佛，那是她憋在喉咙的暗沉的哭声。

    不等开口她已想到我们的目的。她笑着给我们倒了一碗酒，现在她能拿出来招待客人的就是这些酒水。

    喝了一碗酒的吉芝阿妈很坚定地表示，她的双脚力气绝对不输给年轻人，并且，如果有必要来一场骑车比赛，她一只脚搭在车上也未必跑不赢我们。为了使人信服，她推着车子在外面的沙地上遛了一圈。

    那之后吉芝阿妈总是一个人在场地上操练她的五羊摩托。实际上她可以去山下女儿家生活，那儿的条件不差，甚至在那里，她的摩托车跑起来更顺畅，说不定那只脚轻松就搭上去了。可是她不能去，对于在山上生活惯了的人，在山下根本不能自由，她吐一口痰，白亮的地板就脏了，她出去逛一圈回来，地板上又出现了乱糟糟的脚印，她在那儿不是去生活，而是去打乱别人的生活。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她越来越话多，女儿却不怎么说话，她们的话题很难扯到一起。这种疏远是天生的，她生的不是女儿，而是一条路，一条注定要延向远方的路。而她自己到了这个年岁，就像一间老房子，里边装满她的一肚子牢骚和没完没了的回忆。

    她跟我们说起这些事难免叹气。但是，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她解决。反正她不去山下生活，这个决定谁也别想破坏。

    吉芝阿妈的女儿会选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上山，帮母亲找一些木柴，割两捆猪草，也会到大哥的那片松林掉一会儿眼泪，再到那位失踪者二哥的花椒地和荞麦地看一看。作为最小的孩子，她其实并不能完全感受母亲的遭遇。对于那架霸占了堂屋一角的旧摩托车，吉芝阿妈的女儿很伤心，她表示过无数次要拆掉它的意愿，母亲不准，为此她们闹了不少矛盾。她认为那不是哥哥的命，而是催命鬼。

    她当然不知道六十五岁的母亲也有一辆崭新的五羊摩托，在她上山之前，吉芝阿妈已将车子推到邻居那儿藏起来。她不知道，一个前所未有的山区老年摩托车手正在诞生。

    我们没有勇气揭穿，吉芝阿妈的手在抖，油门时大时小，她嗡嗡地跑在路上，就像一个哭坏了嗓子的人从这头冲到那头。

    《红岩》2016年第3期

    不是马背上的男人才能称为骑手，阿微木依萝的笔下依次展开的是大山中男男女女骑着摩托行进在路上的故事。这些人因为不屈服于命运，追逐更好生活，结果事故频出，这是读完文章最直接的冲击。故事更多像是闲言，像是悲凉沉浸之后的一声长叹。死亡与不甘心，就这么一路牵扯着她的文字前行；平常人物的梦想与辛酸，都在她跌宕的文字中具体呈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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