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毛泽东创立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了应当采取非对抗性的、统筹兼顾的方法和民主的方法。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然要妥善协调各社会利益关系，这是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才能使各利益群体团结和睦、互帮互助、各尽所能地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各得其所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矛盾是客观事物和人类思维内部各个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又相互排斥的关系，是对立面之间的既斗争又统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就认识到：任何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社会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正是在矛盾不断出现而又不断解决的过程中，社会才能达到团结统一和不断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毛泽东正是以矛盾为逻辑基点，在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创立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正确区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主题提了出来。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过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做出明确地概括。列宁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存在矛盾，但遗憾的是他的社会主义实践时间太短，并未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做出进一步的系统阐述。斯大林曾乐观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矛盾。尽管他在1952年曾对自己的错误作了的纠正，但还没有认识到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受斯大林的影响，苏联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结果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针对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错误，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客观实际情况，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1．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概念。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的观点，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旧制度，这一新的生产关系比原来旧的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将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但在生产力发展中仍存在矛盾，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在随后的几次会议和讲话中，又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运动规律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2．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社会主义社会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是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其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阶级压迫，所以表现出的基本矛盾必然是阶级斗争，是剧烈的对抗和冲突，是敌我矛盾。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人民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提出了“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并对“敌人”和“人民”两个概念作了具体规定。毛泽东还高度概括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但“它又还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3．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运动引发其他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各种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和解决，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基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与人之间会出现矛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等等方法，都会出现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发展和对斯大林错误思想的纠正。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如果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会使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僵化、凝固化，就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失去活力；如果夸大了社会基本矛盾，不仅不能正确解决矛盾，反而会使矛盾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巩固。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1956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党的八大标志着和宣布了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结束，但人民内部的矛盾却逐渐大量显露出来，突出起来。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出，如果不能正确、有效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就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总的来说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总的来说也是适合经济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不相适应的方面是次要的，非对抗性的，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节或改革就能解决的。毛泽东在总结国际和国内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对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深刻总结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出现的不稳定因素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把1956年看成是“多事之秋”。从国际上来看，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这一举止引起了随后的世界性反共风潮。1956年6月28日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随后，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也发生相似的社会动荡。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不稳定因素。从国内来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浙江、广东等省农村也连续发生了社员闹社、退社的风潮。波匈事件和苏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再加上我们国内一些闹事问题，极其尖锐地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是同正确地总结和吸取当时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分不开的。对于斯大林，毛泽东认为其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并一再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并且他认为赫鲁晓夫采取全盘否定的办法来批判斯大林也是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毛泽东指出关于匈牙利党的错误在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被镇压。事件发生后匈牙利党没能正确地对待群众，把群众当成敌人，再加上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和利用。匈牙利事件表明，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也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存亡。特别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尤为重要。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巩固人民政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2．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后，随着剥削阶级的逐步消亡，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及由此引起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毛泽东在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矛盾的基础上，正确区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新中国建立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并不是说我们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矛盾了，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社会还存在着矛盾，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毛泽东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加以确定和区分，并指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当时主要社会矛盾，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了的方向。

    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劳动人民，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既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力量，又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直接依靠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必然突显，所以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就要求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和方针也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前提。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都发生了变化，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因此，抓住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地前进，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

    1957年5月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中指出：所谓团结全体人民，所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无非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里，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动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说得非常明确，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可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不论中国的现实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证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

    3.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生产资料的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敌我矛盾是激烈的、对抗性的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较为缓和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应当采取非对抗性的、平和的形式来处理，用民主的方法进行教育和说服。毛泽东把这种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他说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团结”紧接着他又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各抗日根据地，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班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并进一步强调团结—批评—团结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仅在党内、在与民主党派之间，而且还要在六亿人民内部充分使用，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从而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而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正是我们为了人民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为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确定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4.指出两种矛盾的相互转化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在我国已基本结束，敌我矛盾相对和缓。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在这一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日趋突显。他适时地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进一步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再一次强调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如果处理不当，非对抗性的、相对缓和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甚至激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对抗的、激烈的敌我矛盾也会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转化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对矛盾处理的正确与否。

    要想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协调各方面关系，首先必须在错综交织的各种矛盾中分清哪些是敌我矛盾，哪些是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分清矛盾性质，才能采取有效措施去解决处理。如果没有分清矛盾的性质或采取的措施不当，“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毛泽东认为在当时我国的具体社会条件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即用团结、批评、教育的和平的方法去解决矛盾，也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处理不当，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曾指出，人民群众闹事，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有些是由于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造成的。他强调对待人民群众中发生的闹事问题，不能用革命时期时对待敌人那样的态度和方式，不能用压制或压服的办法，动辄批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把人民内部矛盾激化，造成社会混乱，影响人民的团结。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容易分清，并可以相互转化。因此毛泽东提醒共产党人要提高警惕，慎重采取措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免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使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甚至转化为敌我矛盾。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

    1．经济利益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最深刻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基于物质利益的”根本冲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引起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深刻、最主要的根源在经济方面，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指导原则和方法。

    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具有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横向的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执政党与他党、非党的矛盾，党内矛盾；地方和地方、企业和企业、群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非公有经济经营者内部的矛盾；市场经济的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同非公有制经营者之间的矛盾……纵向的矛盾有：执政党、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领导者同群众之间的矛盾；上级同下级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企业、地方、单位）、个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表现出来。其中经济利益矛盾是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影响、制约、导向各类矛盾发展的主导性矛盾。

    在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普遍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各群体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差异和归属。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根源在利益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具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差别，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的解决，关键是去协调。

    2．正确处理矛盾必须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

    人与人之间心情舒畅、生动活泼，是毛泽东提出的和谐政治局面的目标，所以毛泽东相当重视人民内部各种关系顺畅，也就是各种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是要正确处理执政党面对的复杂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关系，而各方面的关系是一种矛盾关系，更主要是利益关系。毛泽东面对由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随之出现了错宗复杂的利益矛盾关系，一再强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即党的所有方针、政策都应立足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要认真兼顾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群众的利益，尊重各方利益主体的不同特点，在正确认识矛盾的基础上，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达到“各得其所”。

    在毛泽东论及的各种矛盾关系中，之所以常常强调兼顾两头，无非是因为兼顾两头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不同利益需求，包括共同的或特殊的，整体的或局部的，长远的或眼前的，群体的或个体的利益，从而来达到解决各方面矛盾的目的。因此，兼顾积累和群众生活，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只不过适度积累侧重于长远考虑，关心群众生活侧重于眼前考虑；兼顾中央和地方，旨在平衡利益关系以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但中央的统一计划和集中领导着眼于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地方的适度分权和因地制宜则着重于局部需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是为了使三个层次的利益诉求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统一起来。除了我们讲的经济方面和分配方面的利益矛盾关系外，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关系、党与非党的矛盾关系、中国和外国的矛盾关系的实质也是利益矛盾关系，要处理和解决它们的矛盾，也要采取“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法和原则，以最终达到一种经济、政治上的利益平衡。

    二、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是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妥善协调利益关系就成为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要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从当时我国社会阶层和利益结构的变化来说明对社会建设的影响和妥善协调利益关系在社会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一）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对社会建设的影响

    社会利益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不同利益群体或团体在追求本群体和团体利益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的利益关系结构。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认为，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质，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在利益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个影响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的系统，它的变化意味着社会资源在公众中的重新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转型，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产生着深刻影响。

    首先，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利益结构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中各个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是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列宁也认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一定的利益。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利益推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利益结构成为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追求相同利益的不同利益主体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追求目标重新分化、组合，逐渐形成新的利益阶层。在这一意义上社会阶层的分化实质就是一个社会中各个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整合。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各个阶层之间产生利益冲突，直接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其次，社会利益结构一旦发生变化，就会使社会中不同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发生变化，影响社会稳定。对于主体的生存、发展具有积极肯定意义的就是主体的利益。利益是凝聚社会力量的磁石，利益纠纷和社会不平等是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物质根源，是社会不稳定的内因。在阶级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只要处于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阶级、阶层存在，他们之间的利益就必然不均，冲突和斗争不可避免。利益结构的变化，致使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和矛盾，如果这些利益冲突和矛盾没有等到妥善处理的话，必定会引发更为激烈的斗争，影响社会的稳定。

    再次，社会利益结构为社会的发展和运行提供动力和平衡机制。动力机制是指一个社会赖以运行、发展、变化的不同层级的推动力量，以及它们产生、传输并发生作用的机理和方式。所谓的平衡机制是一个社会的各个组成要素和部分之间如何协调相互关系，保持平衡，以有序、稳定状态运行的机理和方式。这两种机制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体制规范表现出来的。它们将社会的各个部分和要素组合起来，使之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整体，规范并决定着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动力机制还是平衡机制，都是通过一定的制度、体制、规范、政策等等表现出来的。制度、体制、规范和政策不同，各自所赖以依循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就不同。相反，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不同，各自的制度、体制、规范和政策也不同，它们的社会效果就会有很大差别。西方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利益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普遍起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人们为了获得各自所追求的利益，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劳动，创造财富，从而使利益成为激发社会活力的强大源泉。可见，一种制度或体制对社会利益结构进行合理的规范，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就会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极大的热情，促使社会各领域、各方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动力支持。同时，合理的利益结构保障了社会中各利益群体以极大的热情在安定、有序、活泼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创造更加丰富的财富，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平衡、稳步、有序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程。

    （二）我国社会阶层和利益结构的变化

    社会学上把社会阶层定义为：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不同时期，社会对阶级或阶层的划分各不相同。马克思和毛泽东对阶级的分析主要用来指导革命，比较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毛泽东都是依据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的，即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的。现代社会，提到“阶级”或“阶层”时，通常所指个人或者集团（群体）对财富的拥有量，而不是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论阶级还是阶层都是经济范畴的概念，只不过阶级一词用于阶级社会更侧重于政治意义，是从政治的角度而言。而阶层更侧重于经济意义，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论的。社会利益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不同利益群体或团体在追求本群体和团体利益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的利益关系结构。利益结构是社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引起了社会阶级和利益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生产资料归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通过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实现了他们从剥削者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作为小私有者的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通过合作化，转变成为集体所有制下的新型农民和工人；知识分子没有被明确划分为某一阶级，而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视为需要改造的脑力劳动工人，权且把他们看作一个阶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的阶级状况曾做出明确的概括。他指出：“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工人。”这样，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中国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利益结构。

    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我国利益结构的变化，必然使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等都发生变化。虽然我国的大多数阶层都属于劳动者范畴，但各个阶层的现实处境存在差异，也有其具体利益。阶层之间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必然引起矛盾。

    在当时具体情况来看，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各利矛盾关系，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城乡关系来看，还存在城乡差别，还有剪刀差的问题没有解决，工农之间不同的利益分配的矛盾长时期存在。从行业上来看，重工业、轻工业、国有、集体之间的矛盾也一直存在，过多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从长远看不利于经济发展，片面强调国有和集体，限制私有经济的，三者不能协调发展。从区域差别来看：沿海和内地的矛盾体现在工业布局的不平衡。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还存在注重国家利益，与民争利的矛盾，还有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上也存在诸多利益矛盾。这些社会中不同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虽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沿用过去解决阶级关系问题的思路来处理这些矛盾，但如不能很好解决，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进行。

    从1956年下半年起，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和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问题。毛泽东就鲜明地指出其直接原因是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主要是一个利益问题，指出协调利益关系对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三）妥善协调利益关系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利益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的状态。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质，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之间根本对立的利益关系已经消除。但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各地区、各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在消费品的分配和社会分工上还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人们的利益差别不仅存在，而且还比较突出。利益关系不同，决定和影响着人们对待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因此，在社会建设中，妥善协调利益关系就成为一项重大课题。

    首先，妥善协调利益关系可以有效防止利益分化和解决利益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差别的社会，利益差别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所必需的，以利益需求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也是必要的。一个成功的社会总是要通过某种机制不断地去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人们的需求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就会出现动荡，陷入无序状态。一个社会只有运用利益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调动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促进社会经济良性运行，防止利益分化。但是，如果利益分化和社会差别过大，势必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为广大人民谋福利，让每个人都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如果任其利益分化，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旨。另外，利益分化和贫富差别过大还会挫伤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积极性，引发各方面的利益矛盾、纠纷甚至冲突。利益过分分化其实质就是一部分社会成员无偿占有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创造的社会财富，这势必会极大的挫伤社会成员生产和生活的积极性。利益分化和贫富差别过大，还会影响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利益的过度分化，社会主要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购买力就会降低，社会消费能力就会削弱。脱离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要打折扣。因此，妥善协调利益关系对社会建设事关重大。只有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才能有效调节和解决社会利益矛盾，把贫富差别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等社会利益严重分化的倾向，从而维护社会公正，推动社会的进步。

    其次，妥善协调利益关系可以有效保证各个阶层得到有所差别却恰如其分的回报，有效促进各个阶层保持互惠互利的关系。协调利益关系不可能是“劫富济贫”，也不可能是“劫贫济富”，而是以贡献为基础进行适当的调节。对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来说，按照劳动的贡献大小进行协调的公正规则能够起到十分有效的激励作用，符合人的利益驱动的本性，能够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进而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竞争和进取状态，保证社会分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只有通过激发社会的活力，才有可能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也只有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才有条件进行合理、有效的社会调剂。

    要想妥善协调利益关系，就必须在各利益群体间实行互惠互利的规则。在各方面都满意的前提下达到平衡的利益协调，才是公正的。对于任何一方，都想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如果施政不公，对任何一方的损害都可能引起他们的不满、抵触、甚至反抗的情绪，从而导致社会各阶层和群体间的恶性互动，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最早得利的一方可能最后反而使利益受损。如果能够通过协调，达到利益各方的互惠互利，那么，社会必然处于一种团结和睦、互帮互助、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的社会状态中，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三、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一）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利益观是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内容的观念体系。毛泽东“人民的根本利益论”的观点，主张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各个历史时期制定和实行的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都是人民利益观的总结和概括，协调利益关系也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

    1.以“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

    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利益观，是以逐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毛泽东早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提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强调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党制定和贯彻方针政策，开展工作也始终坚持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

    毛泽东在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要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他认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第二项议程作报告时说：“毛主席近几个月常说，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我们搞工业化，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你不关心人民的利益，让人民过分地束紧了裤带，重工业搞起来还得停。”这体现出党中央在方针的制定和贯彻方面，在制定工作计划时，非常重视人民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统一与结合。在各种利益类别中，国家利益处于最高层次，集中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个人利益只局限于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不顾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不顾长远利益只顾眼前利益，就有可能使社会在短时间里发展迅速，但势必会损害人民的长远利益，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如果只顾长远利益，不顾目前利益，就很可能会使社会发展缓慢、呆滞，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不利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要求，又势必会损伤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延缓社会建设的进程。

    2.“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还十分贫困，物质馈乏，物质利益成为人们最根本的要求。党和政府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情况和新要求，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机制，以使广大人民受惠于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始终注重社会保障，关注民生。早在1942年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强调“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把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提高到根本路线根本政策的高度，反映了毛泽东一切为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一贯主张。

    协调利益关系要坚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就要求共产党的工作“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工作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党和政府根据社会建设的新情况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在50年代，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教育、医疗、保险、就业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改善了群众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激发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3.“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利益

    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利益观，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承认和保护正当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并尽可能地为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的同时，毛泽东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提倡大公无私、埋头苦干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指出，绝不能像苏联那样，只强调个人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的、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在各种利益中，国家利益处于最高层，集中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应当得到优先考虑和安排，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发展中得到实现。

    毛泽东注重整体和长远利益，但这“决不是说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针对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提出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的原则即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他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

    毛泽东认为当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般利益服从根本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共产党人强调要顾全大局下做好各自的工作，承担起维护和服从国家利益的责任。毛泽东经常谈到要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个方面的利益，认为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他所说的“兼顾”并不是平均顾及，而是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他认为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会随着改善，所以只有在保障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兼顾个人利益，才能保障个人利益，才能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才能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和凝聚起来，创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造福于广大人民，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顺利进行。

    （二）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新方法。

    1.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

    统筹兼顾是结合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就是要兼顾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兼顾的实质则是统筹安排利益格局，兼顾矛盾各方面的利益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反映和兼顾各方面的利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是明显的，但是，在当时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所说的统筹兼顾，属于解决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矛盾的基本方法。不仅包含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还有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要求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安排，确保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协调，确保人人受惠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成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他对统筹兼顾作了进一步说明，并强调统筹兼顾是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要求各机关、部门“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毛泽东的统筹兼顾并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而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相信，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能想出很多好办法，这些也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他坚信统筹兼顾是一个比较好的方针，如果能这样的话，乱子出的比较少，就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2.民主、协商的方法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离不开协商，也需要民主的方法。而民主的方法对于正确处理思想政治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更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强调，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他认为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方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和处理，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和论理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正确意见，克服错误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针对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毛泽东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把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认为是领导脱离群众造成的，提出要开展整风运动以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对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再次阐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是我党的愿望和一贯的方针。互相监督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相互之间可以提意见，做批评。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信，肯定了民主建国会中央全会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他指出：“人民内部的问题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总之，整风、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民主方法的具体运用，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3.对立面结合的方法

    矛盾的性质决定着处理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经常使用的是对立面结合的方法。所谓对立面结合，就是指对立面双方不仅互相联系、互为条件，而且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对立面双方通过又对立又斗争逐渐达到和谐统一。对立面结合的方法要求主体在解决矛盾中，不仅要着眼于对立面双方的斗争，而且要自觉运用矛盾同一性原理，揭示对立面之间的共同趋向及各自在统一体中的地位，建立起对立面之间既相互吸引和补充、又相互区别和制约地朝着同一趋向发展的新的对立统一关系。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中有排斥的一面，同时又有互相需求的一面，一方的发展依赖于另一方的发展，也就是说，对立面结合的方法，不是人为地用矛盾一方去压倒另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把矛盾双方的共同需求结合起来，这样不仅有利于双方的发展，而且能够促进事物由低级向高级运动。对立面的结合实际上是对立面之间的又斗争又统一。

    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他善于以矛盾的观点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社会现象，常常使用对立面结合的方法来协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在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中，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社会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并提出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协调各种关系的方法。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样不仅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还可以更好地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积累。强调重点，并不是离开非重点而孤立地去发展重点，并不是忽略非重点，非重点发展了，反过来还可以促进重点方面的发展，同时并举，使对立面之间相辅相成，在对立中达到统一，完成对立面的结合。

    关于生产力区域布局问题，毛泽东指出不能忽视了沿海工业。并提出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底子，不能只顾内地而忽视沿海工业的发展，沿海也要加快发展，以带动和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沿海要支援内地，内地也要支援沿海，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国家则要更多地支援内地的发展。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在处理这三者关系时，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要调整，还要注意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不能像苏联那样把农民挖得很苦，极大地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国防建设不能离开经济建设孤立地进行，国防建设是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为基础的，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解决这一矛盾，要注意的是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做到既统一，又独立。尽管在实践中，统一性与独立性并没有真正实现，但毛泽东对于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理论上给予了方法论的指导，这是不可否认的。

    毛泽东善于运用辩证法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在分析矛盾时十分注意方法论，他对社会建设中矛盾的分析充满了唯物辩证法，在处理社会利益关系时注重对立面的结合，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很好的执行，甚至完全背离他的初衷，但他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提出的这些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为我们现在乃至将来看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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