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杨刚是20年代末在燕京大学认识的。据萧回忆，1929年夏天，他经历了“梦之谷”的初恋之后，从汕头回到北平，因没有文凭，便进入燕大国文专修班就读。在校期间，他曾经参加过包贵思教授组织的家庭朗诵会。会上，一位言辞锋利、举止大方的女同学非常引人注目，她叫杨缤，就是后来的杨刚。
杨刚（1905—1957）
杨刚出生于官宦人家。其父杨会康原是清朝旧臣，民国以后在江西、湖北担任过政务厅长、财政厅长和代理省长等职务。杨会康比较开明，为了让女儿接受新式教育，便把她送入教会学校。北伐战争中，杨刚因父亲被农民协会逮捕，曾陷入痛苦的深渊。绝望之际，她仅仅是读了几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就开始倾心于革命。这在当时的年轻人中是很普通的事。进入大学后，经郑侃（后来成为她的丈夫）介绍，她“抱着和亲人永别与去死的心境提出了入党要求”（杨刚《自传》，转引自《新闻界人物（十）》，15页，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选择了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生之路。相比之下，萧乾却正好相反，他出身于一个汉化了的蒙族贫民家庭，在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之后，他主动退出共青团组织，决心要做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也就是说，当时他虽然也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却对理论和“主义”失去兴趣。所以，当杨刚像大姐姐似的，将一本又一本革命书籍借给他的时候，他怎么也读不进去。于是在他们交往中，就出现了如此耐人寻味的一幕——
有一次两个人在圆明园散步，杨刚责问萧乾：“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
“理论，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这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萧乾赌气说。
“你就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
“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冒险性。”
“当心你会棹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
（《萧乾》，1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思想认识的分歧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不久，萧乾靠杨刚弄到的一张假文凭考入辅仁大学，成为一名正式的大学生；杨刚则因为参加游行示威而被捕入狱。两三年后，当两人经历了各自的曲折道路叉回到燕京大学时，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帮助斯诺选编《活着的中国》——正在等待着他们。
《活着的中国》与《西行漫记》被誉为斯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姊妹篇。当时，斯诺刚刚来到燕京大学执教，喜欢与学生们交往；萧乾很快就成了他们家的座上客。斯诺得知萧已在《大公报》上发表小说，并与外国人编过介绍中国的刊物时，便希望萧能帮他编一本介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书籍。萧征得斯诺同意，邀请杨刚也来参加。几十年后萧乾还清楚记得，当年燕京大学的校内邮政，“是为了便于男女生谈恋爱的。但我同杨刚相互间写的信，几乎都是关于作品的意见”（《燕大文史资料》第六辑，18页）。他还说，杨的信写得很精彩，直到“文革”前夕，他还保存了一手提箱她的来信。可见他是多么珍视这样的友谊。
1939年，萧正在香港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收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来信，邀请他去执教，于是他向报社推荐杨刚接替自己的工作。报社总经理胡政之听说杨是共产党员，准备另选他人，萧力陈己见，终于使胡政之接受了他的意见。
《大公报》是饮誉海内外的一份民间大报，其“不党、不私、不偏、不盲”的办报宗旨为世人所称道。但是被夏衍戏称为“浩烈之徒”的杨刚却对此不感兴趣。假如不是地下党的决定，她也许不肯前来俯就。尽管如此，我还是以为她的才能是在进入《大公报》以后，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前不久爱泼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国际人士成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目标。为了帮助他们撤离香港，杨刚“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包括把我从我的住所和工作地点秘密转移”。（《光明日报》1997年10月29日）据另一篇文章介绍，在转移中，杨把爱泼斯坦带到自己隐蔽的一家医院，让医生在他“腿上划上一刀，作为被弹片擦伤的病人，方才在医院安顿了下来”。（《新闻界人物（十）》，54页）随后，经爱氏夫妇介绍，她还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前往江浙前线采访。采访中，她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并以《东南行》结集出版。这些文章既为国人激赏，也被外国人称道。一位美国驻华武官说，这是“他所读到的最好报道”（《费正清对华回忆录》，326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943年，杨刚奉命来到战时陪都重庆，以《大公报》编辑兼外交记者的身份，往来于驻华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中间，并结识了年轻的费正清博士。当时，费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负责人。为获得更多情报，他开始与“左派人士”交往，杨刚和龚澎就是其中的两位。在费正清的眼里，杨刚身材苗条，容貌秀雅，性格刚烈。她虽然“不具龚澎的魅力，也未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但是却喜欢“以更锋利的笔调”，从“更广阔的哲学背景来探索中国的前途问题”。交往中，他们建立了书信联系。费从杨的来信中发现，她不仅是个“非常严肃和虔诚的观察家”，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分析家。费甚至感到，与杨进行“讨论真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得到这么一位朋友是多么幸运”。与此同时，费认为从名字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因为这个“刚”字是表示“钢”的性格，而所谓钢的性格，正是“斯大林的幽灵”！（同上，324～327页）。
这时候，杨刚萌生了去美国留学并考察美国社会的念头。1944年3月，在费正清和包贵思等人的帮助下，她收到哈佛大学女子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并获得为期一年的奖学金。根据当局规定，凡出国人员必须进中央训练团受训，但杨刚却宁肯不出国也不去受训。后来，经胡政之努力，由蒋介石特批，她才免于受训去了美国。在那里，她又写下了一批精彩的通讯，并结成另外一个集子——《美国札记》。
第二年，为了采访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萧乾从欧洲战场来到美国，与杨刚在旧金山重逢。想当年，由于走得太急，萧在赴英之前都来不及与杨见面，没想到阔别十年之后，竟会在异国他乡相见。对此，传记作家李辉这样写道：“在旧金山，一走下火车，萧乾就听到一声兴奋的喊叫。多么熟悉的女性声音，一下子把萧乾带进一种仿佛喝醉了酒的境界。”（《萧乾传》，22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在这次采访中，萧乾敏感地发现，尽管联合国的成立和纳粹德国的投降为中国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如果国共两党还要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斗的话，那就很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为此，他在散步中向杨刚倾吐了心中的忧虑。杨刚告诉他，“共产党是不会打内战的，关键是要看国民党愿不愿意实行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在当时，尽管杨刚非常乐观，非常自信，“她的情绪似乎感染了萧乾，但仍不能完全打消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肃性的忧虑，甚至恐惧”。（同上，238页）在后来的接触中，细心的萧乾又发现：在杨刚的眼里，有一丝不太容易觉察的伤感和忧郁；在她的谈吐中，也夹杂着几声轻微的叹息。萧不知道她究竟是内心有什么矛盾，还是在其他方面遇上麻烦。
萧、杨二人的再次见面是在1948年夏天。当时，杨刚才从美国归来，准备策动《大公报》起义。而萧乾却被郭沫若指责为“黑色”反动文艺的代表人物。在杨刚的劝说下，一贯以“不带地图”的旅人自居的萧乾，终于“按图索骥”地逃到香港，准备参加所谓《大公报》起义。正在这时，英国剑桥大学专门派汉学家何伦教授来找他，请他前去执教。何伦是捷克人。他列举了发生在东欧的大量事实，说明“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希望萧乾慎重行事。与此同时，有人给萧乾送来《斯大林传》，让他看看苏联肃反运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也有人帮他分析目前的出路：上策是去英国，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返回大陆。经过彻夜不眠的思考，特别是想到杨刚在他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萧乾终于选择了“前途危机四伏”的下策：回大陆成为共产党的干部。（萧乾：《往事三瞥》）
新的生活开始后，萧乾虽然还是从事编辑写作工作，并决心以满腔的热情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他却被一种严重的不信任所包围。比如五十年代初，他正准备参加一个代表团赴英国访问，却在临行的前一天被无缘无故取消资格，这与当年《大公报》送他们出国形成鲜明的对照。相比之下，杨刚正深得周恩来器重，忙得不可开交：她先后在外交部、总理办公室和中宣部等要害部门工作，协助周恩来处理过朝鲜问题和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1955年，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的对外宣传，周恩来调杨刚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评论工作。当时，杨已经是年过半百，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也许是过于疲劳吧，据说她一天要吸四五十支香烟。
半年后，一场车祸突然发生，给她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经过一段疗养，杨刚开始分管《人民日报》的文艺副刊，并聘请萧乾担任文艺部顾问。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由于过分单纯，过分真诚，萧乾于五月底写了一篇长文寄给《人民日报》。文章寄出后。萧夫人文洁若放心不下，让他打电话追回，但是该报负责人却说他的文章对党整风有益，不要有什么顾虑。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关于反右的指示已经在一定范围内传达，这就使“有益”云云成为一个明显的圈套。果然，文章见报后仅仅一周，《人民日报》就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因此，萧乾就几乎成了最后一个自投罗网的大“右派”。这使他感到备受愚弄。
在此期间，我不知道杨刚是否了解事情的全部。就是了解，恐怕她也爱莫能助。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我看到就在上述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文艺版上有一首署名“金银花”的长诗——《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据说此乃杨刚的杰作。但令人不解的是，此后不久，她突然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于是，人们禁不住也要问上一句：这是为什么？
多年来杨刚孑然一身，只有远在苏联留学的女儿是她唯一的亲人，她不可能因为家庭而自寻短见，所以一般人都把她的自杀归咎于那次令人生疑的车祸，说事故发生之后，她的精神就有点反常。也有人说，去世前一天，她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大会，因为她早年与丁玲有过交往，而大会对丁玲“历史问题”的严厉清算又刺激了她（杨刚在三十年代初因为与党小组长意见不合，曾经赌气脱党），才使她作出如此选择。还有人说，她在担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时候，丢失过一个重要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这才是她自杀的真正原因……
除此而外，她本人对自杀的看法也许更有助于后人探明事情的真相。抗日战争时期，杨刚在写给费正清的一封信中说：“我想，中国人在生活上坚持不懈的信念可以阐明某种道理。……我们极少有人自杀。”（《费正清对华回忆录》，326页）1950年，她得知自己的老师马蒂逊教授在波士顿自杀后，又写下这祥的话：
通常我们容易把自杀归咎于自杀者的软弱。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对的。尤其是当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作生死斗争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进步力量的个人或由于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斗争激烈、胜负不分、形势混乱而产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见前途的情况，便决心以一死来解决一切。这种事情总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但是单纯地从个人的因素来解释那一个人不愿意活下去的原因，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尤其是马蒂逊，本质上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优良继承者。他死，是因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他未能取得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而又失去了他旧日的精神依据。（《美国札记》2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两处文字足以证明，杨刚既不可能成为她所谓“极少”数中的一个，也不至于“软弱无力”到“以一死来解决一切”。倘若这一判断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杨刚之死，就只能套用她对马蒂逊的分析来解释了：她的死，是因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她既没有洞悉“阶级斗争”的真实目的，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杨刚去世的时候，萧乾已被打成右派，正在听候发落。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杨刚的名字加了黑框框时，真想用自己的“戴罪之身”来换取她的新生。这时，他难免会想起两个月前与杨刚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杨在谈话中时有叹息，脸上还露出悲戚的神情……
七十年代末，杨刚的独生女儿郑光迪与萧乾取得联系。她说，“七七事变”后，母亲要离开北平，曾把她寄养在包贵思家里。这使萧想起了多年来潜藏在心中的一个哑谜：“共产党员杨刚怎么会与笃信宗教的包贵思那么亲近？”不久，萧乾重访美国，曾为解开这个哑谜作了努力。在美国，萧不仅找到了杨刚写给包教授的部分书信和杨的英文自传，还发现包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萧乾说，尽管这部小说从文学的角度来讲难以卒读，但是他却发现，在包贵思心目中，杨刚究竟是怎样一种形象。
小说中，作者以自己和杨刚为原型，塑造了女传教士简和女革命家柳这两个形象。柳出身于官僚家庭，她虽然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却因为生来就是一个叛逆者和探索者而皈依了革命。在简看来，柳虽然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为之献身的“主义”，但是却陷入一个严重的误区：她把“主义”所标榜的政治制度当成一种宗教的教义。这使我想到费正清对龚澎和杨刚的评价：“他们向其同胞传播自己的信仰时，已具备了赢得信徒的条件”。（《费正清对华回忆录》，327页）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外国友人的这种感觉，给我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
小说中的一些细节与现实也很接近。为参加革命，柳曾经把刚出生的女儿寄养在简的家里。简表示：只要孩子在我身边，我就要用我的爱和智慧来对待她；但是柳却强调说：“孩子的前途要掌握在我的手里。”简认为柳的想法不可思议，便对她说：“在这一点上，咱们的见解又不一致了。孩子的前途既不掌握在我手里也不掌握在你手里。”（《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134页）这不仅仅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更是新旧观念的不同。看到这里，我不禁要问：倘若柳的父亲也像柳一样，为了掌握她的命运，就不能容忍她所做的一切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呢？历史好像是有意要捉弄善良的人们。想到这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杨会康先生的“开明”。
萧乾还看到，简在一封信中对柳作了如下介绍：“她是我多年前的一个学生，和我十分亲密。……我们长谈过。我就好像暴风雨中的一株孤树。我倾听她对我们时代种种罪愆的愤怒谴责，我无可反驳。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志们变得冷酷无情。我感到她这个充满活力的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中。她没有一点悠闲心情，永远也达不到恬静的境地。”（同上）
有意思的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杨刚曾经带着女儿拜访过包贵思教授。当时，杨已经是新中国的高级干部，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是她的衣着用度却极其俭朴。包贵思看不下去，想送她一条皮褥子，她不要；给她冲杯速成可可，也遭到拒绝。她冷酷地说：“我是中国人，我只喝白开水。”这使包非常生气。她觉得，“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不至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得这么彻底呀”！（同上，138页）
萧乾在美国发现的这些资料，既是包贵思对杨刚的基本印象，也是许多外国友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萧乾与杨刚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相去甚远。但是他们却能够通过对话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比之下，当人们以对抗代替对话、以争斗代替宽容、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大约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严复把密尔《论自由》（当时译为穆勒《群己权界论》）介绍给国人时，曾经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不知为什么，到后来，人们对于自由的真谛和宽容的要义，却越来越不能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重新梳理并进一步反思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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