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山西的“大院”很多，最著名的有乔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这些大院大多集中在山西中部，即比较富庶的晋中盆地，而我要介绍的牛家大院，却坐落在贫瘠的晋西北地区。不过，你可不要小瞧这个牛家大院，由于它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如今这里是晋绥革命纪念馆，承担着革命传统教育的功能。

    说到牛家大院，老一代人难免会想起当年的蔡家崖“斗牛大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历史公案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那是1947年，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改会议还没有结束，晋绥边区就再次掀起土改高潮。当时，兴县李家湾的地主李韶荣因为交不出底财，被关押在县政府内。为了对他进一步施加压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儿子说不知道，又把他十来岁的孙子也抓起来。李家媳妇走投无路，哭哭啼啼找到刘少白，说一人犯法，为什么要让儿孙顶罪？当时刘少白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其实是地下党员）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后来毛泽东称之为开明绅士。刘认为她说得有理，便直接上书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没想到李见信后大发雷霆，将这封信交给边区公安局长，并在分局党校的讲演中大骂刘少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捐献土地是假开明，是想收买人心，与牛友兰一路货色。（刘武雄：《回忆伯父二三事》，《贡生·士绅·共产党人：刘少白》，130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于是刘少白被武装人员从县城押送回黑峪口，在1947年9月下旬接受数千人的批斗，并当场被撤销副议长职务。

    李井泉破口大骂的另一个人牛友兰，是兴县地区首富。当年八路军120师开到这里，牛家将自己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全部捐献出来，供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使用，贺龙、李井泉、续范亭等人就长期住在牛家大院。毛泽东1948年路过晋绥时，也住在这里。牛友兰不仅捐献了自己家的住宅，还把儿女和几乎全部财产也贡献给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然而有谁知道，就在1947年土改的时候，牛家父子的遭遇比刘氏兄弟更凄惨，也更骇人听闻。

    二、出身于北大清华的牛氏父子

    牛友兰，字照芝，1885年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据说兴县牛氏于明末清初从陕西米脂迁来时，家境比较贫寒，直到牛友兰的父辈才富裕起来。牛友兰的父亲叫牛锡瑗，他不仅雇了长工，还让五个儿子读书，其中除长子早逝外，次子牛照荃、三子牛照藻都在外面做过县官，寄回来的钱由四子牛照藩投资土地和工商业。抗日战争前夕，牛家除五座宅院、一所花园和两干多垧土地外，还在城里开了“复庆永”、“福兴永”等商号，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户。

    牛友兰排行第五，他1906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开始接触新思想，逐渐“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为使中国能富强，遂立志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从事社会改革和发展新文化教育事业”。（《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10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1909年，牛友兰因病辍学回家，遂结婚生子。据说大儿子出生时，正值他二哥和三哥在外做官的消息传回家中，老父亲说这是双喜临门，便给孙子取了个小名叫“官子”。但是牛友兰不喜欢这个“官”字，便改为“冠子”，取名“荫冠”。

    牛友兰回乡后，正值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之际，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他投身于教育事业，与刘少白一道创办了兴县第二高级小学和兴县中学。为了破除迷信，他曾经捣毁庙里神像，因此有人说他父母去世是神灵的惩罚。后来，他还参与反对国民党的爱国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

    牛荫冠长大后，先在父亲办的学校读书，后来考入太原进山中学。高中毕业后，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清华大学自1929年送走最后一批留美预备班学生后，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人才，“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国立清华大学校条例》，转引自《抗战前的清华大学》，8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1931年梅贻琦担任校长后，为了配合教育部发展实科教育的政策，以适应社会需要，决定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增加机械、电机两系，成立工学院。梅校长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在美国专攻电机专业，为此他划出专区，拔出专款，除了将原工艺馆改为土木工程馆外，还新建了水力试验馆、电机工程馆、机械工程馆和有关工场、实验室及风洞等教学设施。这些设施少数由本校教师设计制造，大部分从欧美先进国家购买，与美国一般大学的水平不相上下。难怪在清华工学院上述四馆落成时，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李书华会说出这样的话：“以具有四十年历史之北洋工学院，与现在之清华大学工学院相较，不啻天渊之别。”（同上，116页）

    正因为如此，当年能够考入清华大学、特别是考入清华工学院者，可谓凤毛麟角。据统计，1932年清华大学录取的山西籍学生只有4人（参见《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81页，表7.10《清华大学毕业生籍贯统计》），而牛荫冠就是其中的一位。另外，清华大学电机系从1935年才开始有毕业生：1935年3人，1936年11人，1937年13人，1938年17人。四年的毕业人数在全校排名倒数第三（参见《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77页，表7.7《清华大学各系历年毕业生人数》）。这些先进的实验设备供少数师生使用，其条件真是得天独厚。牛荫冠应该是1937年毕业。可以设想，如果他能够安心读书的话，应该是中国第一代电机专家。可是他的志向不在于此，而是走了另一条路。

    三、走上革命道路的牛荫冠

    入学后，牛荫冠很快就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为此，他感到精力有限，难以应付繁重的学习任务。经过长期考虑，他决定转到经济系。对于这件事，他后来是这些说的：“我在生活道路的十字路口开始思考起来，差不多经过两个多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彻底认识到了改造社会乃是当时的第一重任。于是我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置个人成名于不顾，毅然弃工从文，转到了经济系学习。”（《牛荫冠纪念集》，93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

    1935年，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因“社联”不易开展工作，决定集体转入宋庆龄发起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秋，牛荫冠参加了北平学生赈济联合会组织的赴山东赈灾活动。“一二·九”运动时，北平学生赈济联合会改组为北平学联，牛荫冠也投入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随后，牛荫冠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不久又接替蒋南翔任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此外，他还担任过北平西郊区委组织委员、北平市委组织部千事。韦君宜回忆说：当年牛荫冠非常活跃，“他曾跟我编在一个小组”，大家都叫他“牛头”（同上，114页）。

    1936年暑假期间，山西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搞得轰轰烈烈。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北方局利用阎锡山愿意用本地人的心理，派遣刚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释放出来的薄一波返回山西，与阎锡山“共商保晋大业”。薄一波回到山西后，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在牺盟总会任常务秘书并主持日常工作。这一年年底，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安子文要派牛荫冠回山西协助薄一波工作。当时牛荫冠还没有毕业，安子文问他：“你在清华学习差半年就要毕业，拿不到文凭怎么办？”面对组织的安排和考验，牛荫冠毫不犹豫地说：“我拿不到文凭没关系，挽救民族危亡重要，为解放全人类，党需要我千啥，我就千啥。”（同上，16页）随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山西，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当时，正值绥东抗战爆发，山西抗日救亡活动吸引了全国关注，中共北方局又派大批人员来到山西。其中有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冯基平、廖鲁言、刘亚雄（刘少白之女）等人。牛荫冠回到山西后，为了避嫌，他根据薄一波指示，先到太原绥靖公署找到清华同学牛佩琮，再通过对方介绍，来到牺盟总会负责太原市牺盟会的筹备工作。这样一来，他与薄一波就可以更默契地配合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少奇来到太原重新组建北方局。在此期间，他起草了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让人交给牛荫冠，希望在牺盟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当时牺盟会的刊物有《牺牲救国》《大众园地》等），以便扩大影响。对于这件事，牛荫冠在1985年回忆说，当时他在原稿上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刘少奇看了后，对北方局的人说：“找牛荫冠来，我跟他谈谈！”牛奉命前往，一见到刘少奇，刘就责问他：“你知道什么叫流氓？”他一听这口气，只好说：“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人吧。”刘少奇看他态度还不错，便对他说：“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同上，296～29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发动农民运动的一贯思想。晋绥土改中出现的问题，从这里可以找到某些答案。

    卢沟桥事变后，山西组建决死队等武装（统称“新军”），以弥补正规军队之不足。薄一波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掌握枪杆子方面。经薄一波推荐，北方局同意牛荫冠负责牺盟会日常工作。1937年9月底，在牛荫冠的主持下，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牛代表牺盟总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并当选为牺盟会七常委之一。这七人除了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以外，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从此，牛荫冠成为牺盟总会的实际负责人。

    在牛荫冠的主持下，牺盟会发展很快。据统计，到1939年5月，其成员达到89万人，再加上其下属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救国会会员，总人数达到300万，占山西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此外，在太原失守前，阎锡山还发给牺盟会5000支步枪，200挺冲锋枪，牛荫冠把这些枪支分发给各县牺盟会，让他们马上成立地方武装。

    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前，牺盟总会撤往临汾。牛荫冠向阎锡山提出举办县长训练班建议，然后将牺盟会骨干派到各县担任县长。当时山西共有105个县，就有70个县换了新县长，其中绝大多数是牺盟会干部。1938年年初临汾失守后，阎锡山撤到陕西宜川，牺盟总会提出“誓死不渡黄河”、“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等口号。不久，安邑县牺盟会特派员兼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赵辉找到牛荫冠汇报工作，并要求解决武器弹药等问题。牛带她去见阎锡山，阎听了汇报后，答应给一批武器弹药和经费。后来这支游击队被改编为政治保卫旅的一个支队，该旅在晋西事变后纳入八路军序列。赵辉在当时名气很大，李公朴在《走上胜利的山西》一书中说：“敌人进攻安邑时，牺盟特派员赵辉女士率领人民武装自卫队不断战斗，维护了县、区政权。”（同上，28页）后来在部队改编时，赵辉被牛荫冠调到乡宁牺盟中心区工作。赵辉说：“就是这一次，在胡西安同志的热心、积极促进下，我和牛荫冠定下了终身关系。”（同上，233页）

    1939年下半年，山西新旧军队之间的摩擦日益严重。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部驻扎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宜川县秋林镇，牺盟总会和二战区政治部驻扎在离秋林镇五里的上葫芦村和下葫芦村。当时我父亲因为在二战区政治部工作，我们家就住在上葫芦村。“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写了许多材料，在他的印象中，牛荫冠“对薄一波很佩服，同牺盟会和政治部的一般工作人员谈起来，总是常常提到‘一波同志’如何如何，突出地给薄一波树立威信”。到了1939年年底，“牛荫冠和当时住在二战区政治部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对牺盟总会出版的《牺牲救国》、政治部出版的《黄河战旗》抓得很紧，而且扩大了篇幅，缩短了刊期，突出地以反顽固斗争为中心，他们二人在这个时期写了许多文章（韩钧写得最多）”。除此之外，他们还冲击了阎锡山的另一个组织同志会举行的提灯游行，并针锋相对地组织了火炬游行。（智力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各地写的调查材料的剩余底稿》下册，8～14页，未刊稿）

    与此同时，牛荫冠根据北方局指示，开始转移牺盟总会的干部。他以出差和下去调查为名，采取分期分批谈话的方式，在一个月之内秘密动员400多干部去了晋西北、晋察冀和陕甘宁等边区。后来韩钧返回驻扎在汾西的决死二纵队，于12月初发表通电与阎锡山决裂，并誓师讨伐以王靖国、陈长捷为首的“顽固军”，从而引发了被毛泽东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晋西事变”。

    四、牛友兰毁家纾难

    “晋西事变”爆发后，阎锡山曾连续举行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商讨对策。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化之也同牛荫冠、刘岱峰等人多次密谈，希望不要把事态扩大。后来，阎锡山还“召见牛荫冠、刘岱峰、吕调元、胡西安、粱膺庸、陈光斗、线韶芳等，商量解决晋西事变问题。陈光斗首先发言主张实行和平解决，接着牛荫冠、刘岱峰等发言，主张惩办王靖国、陈长捷，认为决死二纵队是正义行动，应该支持”。阎锡山听了他们的发言后“拍桌大怒”，认为“如此说就没有商谈的余地”。过了几天，梁化之以牺盟会核心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名义，发表《告牺盟、决死队全体书》，指出张文昂（决死二纵队政委）、韩钧是“左倾盲动”行为，破坏了统一战线，并要求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过了几天，牛荫冠等人“联名发表了一个《关于晋西政变》的小册子，主要内容是支持决死二纵队的正义行动”。（同上，161～163页）

    在这种情况下，27岁的牛荫冠于12月9日把新婚妻子送回晋西北，准备随时出走。不久，阎锡山派牛荫冠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代表的名义去河南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牛荫冠认为这是阎锡山借刀杀人之计，他在离开驻地之后，勒过马头投奔了延安。到达陕北绥德之后，他又在王震、滕代远的安排下转赴晋西北，回到老家兴县。1940年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他出任行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兼党组书记。

    就在牛荫冠返回家乡之前，牺盟会在兴县已经非常活跃。他的父亲牛友兰为了支持牺盟会的工作，决定每月赠送100元大洋为活动经费。120师到达晋西北后，牛友兰听说八路军没有棉衣，还急需一批资金和粮食，便带头捐献2.3万元大洋、150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这些大洋成为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主要基金（银行基金为3万元），所捐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问题。（《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18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牛荫冠回来后，新政权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牛友兰又在1940年3月主动拿出3万元（法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牛友兰先生传略》中还有这样的记录：1941年，边区政府“采取过激措施征集粮、款。牛友兰先生虽然处境也很困难，但能为政府排忧解难，再大困难也在所不惜，他表示：‘不惜牺牲一切，追随全区同胞在政府领导下，共图复兴民族国家，各种抗日负担提前办理，绝不人后。’边区政府在全区开展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的‘四大动员’中，牛友兰先生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同上，18～19页）如此数额的个人捐献，不仅在当地绝无仅有，在中共历史上也不多见。

    为了解决战争造成的物资紧缺状况，牛友兰早在1937年就受牺盟会委任县长张干丞的委托，筹款1万元，办起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和兴县纺织厂（后改为晋西北纺织厂），解决了部队和机关的被服供应。当时工人千活属于抗日救亡活动，没有报酬，牛友兰就动员自己的家属和亲戚到工厂劳动。1941年，行署以牛先生年事已高为由，派人接替他的厂长职务，工厂产权、产品、利润也归政府所有。牛友兰离开工厂时没有索要筹建资金和任何财物。此外，他还鼓励牛家许多人参加革命，侄女牛荫英、牛荫蝉因此而牺牲。（同上，19～20页）

    1942年，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等人接待。回来后他在《抗战日报》上撰文介绍此行印象，把延安比为“创建新中国的试验场”，把毛泽东誉为“场内的一位伟大的工程师”。他还说：“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从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抗战胜利后，牛友兰写过《议会的新旧对比》、《痛悼“四八”死难烈士》等诗文，还不断发表斥责国民党政权的言论。（同上，151～158页）

    从许多材料可以看出，为了革命，为了抗战，牛友兰很早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了。1941年4月2日《抗战日报》刊登一篇记者采访，说牛友兰从1942年开始，就离开蔡家崖“住在×村一个破落的院子里”（《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159页）。《兴县文史资料》第六辑有一篇文章说：“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民政处了布《减租减息办法》后，牛友兰将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账等契约账簿一并销毁，减轻了兴县人民的负担”（同上，84页）。但是，到了土改的时候，他仍然在劫难逃，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

    五、土改运动再掀高潮

    1947年9月24日，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刚刚结束，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就根据会议精神，发表《告农民书》，号召全体边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团结起来，为实行下列主张而斗争：第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第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为了解当时的语境及其相关内容，不妨将《告农民书》开始部分照抄如下：

    农民兄弟姐妹们！

    咱们农民彻底翻身的日子来到了！

    共产党在去年发了个“五四”指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批准咱们农民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要求。现在，共产党又发出号召，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政策，咱们全边区农民坚决拥护。本会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和边区农民的要求，提出以下的主张，希望我全边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大家一致团结起来，为彻底实行下列主张而斗争。

    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

    一、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1947年8月，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分浮财。

    二、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四、中农是咱们的基本群众。中农当中，有的有长余的土地，不能算是封建部分，但是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长余的土地，应当抽出来分。但只能抽出长余的土地，不能动他别的财物。在政治上，允许他参加农会，同样享受农会会员的权利。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城市贫农，他们互相间的借、请短工等等，不能算是封建剥削。如果他们当中有借贷纠纷，可以在农民一家人会议上调解解决。

    五、雇农、贫农，是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应当以他们为骨干，团结全体中农、工人、小商小贩、城市贫农，和地主阶级作斗争。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旧社会看不起穷人的观点应当取消。

    六、为了便于大家诉苦清算统一分配，我们主张以行政村为单位，甚至好些村庄联合，全区全县联合，进行联合斗争。少数人为了私分斗争果实，包办斗争，不让大多数人参加，应当反对。为了本村、本族、本姓人多分斗争果实，不和外村、外族、外姓人联合斗争的姓族观念，也应当反对。

    七、怎样斗争？我们主张：要查阶级，评成份，吐苦水，挖穷根，彻底宣布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以便提高全体农民的阶级觉悟，以便彻底把地主阶级打垮。

    八、彻夜打垮地主阶级以后，各地农民应当继续监视地主和其他坏分子的活动。严防地主和其他坏分子使用美人计和别的方法破坏、捣乱。我们主张，农民、退伍军人、公家人，暂时不要和地主女人结婚。已经受了地主利用，和地主女人结了婚的，也应当对群众表明态度。如果妨碍彻底平分土地，大家应当督促他宣布离婚。如果他不听，由群众处罚。

    九、不管什么人，应当严格禁止包庇地主，替地主隐藏财产，或私得地主财产。农民如果被地主利用，隐藏地主财产，或私得地主财产，如果他自己觉得这是罪恶，自动向群众报告，拿了出来，应当受到鼓励，如果他不自觉，就由群众劝说，教育说服，启发他觉悟，退了出来，将功折罪，如果他顽固不听劝说，由群众处理。外村地主隐藏财物在本村查出后，一律交回外村处理。

    十、在还没有斗争以前，地主、恶霸、反动分子、敌伪爪牙等，在准备逃跑或分散隐藏财产，当地农民群众可以把他先扣押起来，必要时并封存他的财产。（以下从略）

    《告农民书》共分三部分。第二部分的标题是：“要彻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部分的标题是“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其中提到“党、政、军、民和其他一切机关都混进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新恶霸、奸伪人员”，因此“共产党号召咱们，要彻底发扬民主，审查干部，无论党、政、军、民，以及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的商店，和其他一切机关团体，咱们全体农民都有权监督和改造。”《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值得注意的是，《晋绥日报》在刊登该文的同时，特意安排了一个双边小框，对“阶级异己分子”作了解释：

    阶级异己分子，就是地主等剥削阶级分子。他们假装进步，假装革命，或隐瞒成份，混进了革命队伍。他们的特点是溜沟子，拍马屁，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权力，为非作恶。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破坏共产党的政策，替敌人替地主阶级办事，欺压群众的。这些坏蛋就叫做阶级异己分子。

    此外，有许多地主等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是真正叛变了自己原来的地主封建家庭，投降了无产阶级，坚决和农民站在一起，反对地主封建，这样的人，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但是他已经转变了，所以也是很好的同志。这样的同志应该在土地改革当中，全心全意给群众办事，更虚心向群众学习，严格锻炼自己，对这样的同志，应和阶级异己分子分别开。另外，还有许多地主等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参加革命，只是为了抗日或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好，但是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阶级的思想，这样的人，特别需要在土地改革当中，好好考验、锻炼、改造自己，必须坚决和自己的家庭，从思想上、经济上断绝关系，坚决拥护农民彻底平分土地，和农民一起，为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而斗争。只要能够这样，这些人也可以成为好同志。否则就有走到阶级异己分子的前途。（同上）

    《告农民书》发表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于9月26日发出通知，认为这是根据晋绥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行动纲领，要求每一个干部、战士、杂务人员，都有向群众宣读的责任，各级机关部队的负责人应有计划地组织可靠的同志到群众中宣读、解释。9月29日，《晋绥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只有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之后，我们农民才能‘把刀把子拿在自己手里’掌握管理政治的大权，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社论还要求中农出身的干部要“坚决服从和执行党中央的这一正确的政策”，不得以任何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否则就要受到群众的制裁！

    六、蔡家崖“斗牛大会”

    就在《晋绥日报》发表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的第二天，即1947年9月25日，该报第一版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李井泉于9月18日在蔡家崖行政村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据报道，李是列席旁听这个大会的，当农民们鼓掌邀请他讲话时，他很兴奋地站在主席台前，向在场的群众大声说：“农民大会开得很好，你们这里开，别的村子也要开。全边区都要开，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是大家的事情，大家的事情大家管，大家发表意见，大家讨论决定，大家来办。”

    紧接着，他向大家明确指出：“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到（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四二年问他拿出契约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

    李井泉告诉大家：过去天天说老百姓翻身，但是因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翻了身的只是少数人，“所以共产党毛主席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意见”。他还说，在干部队伍中，有许多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今后老百姓要管干部，群众要撤干部的职就撤，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

    同一天，《晋绥日报》在第二版发表通讯，报道了蔡家崖农民大会的“盛况”：“会场上布置有地主阶级用农民的血汗所制成的绫罗绸缎衣物及生了锈的四五千白洋和金镯等展览品，正面高悬着毛主席、朱德司令、贺司令员的巨像，旁边一条标语上写着‘农民组织起来，彻底平分土地’，极引人注目。”据说参加大会的有蔡家崖行政村所属的17个自然村的500多人，大家一致同意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

    为了突出重点，该报还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题，报道了牛荫冠在现场的表现：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有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稳。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楞子贫农郭增玉、刘宝则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的控诉。

    贫农刘宝则并质问牛荫冠说：“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但银钱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

    随后，蔡家崖召开了“斗牛大会”。关于“斗牛大会”的具体情况，我没有找到详细报道和现场记录，但是官方、学界和民间却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说法。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馆长贺巨明说：“1947年秋，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晋绥土改工作出现了严重‘左’的倾向，导致了牛友兰等一批曾与我党真诚合作、作出不少贡献、并一直拥护党的事业的开明士绅无辜被斗。”蔡家崖村当年参加过“斗牛大会”的白栋则老人回忆说：“会场上主要是要底财，没谁能说出牛友兰干过什么坏事，没人恨他，斗争会不好开。突然跳出一个临时来的叫王明友的保德县人，从妇女头上拔下一根发簪，穿插在牛友兰的鼻孔梁上，拴上绳子，逼着他儿子牛荫冠拉着斗，也没离开会场。很快会场发生混乱，斗争会也就散了。会后，牛友兰被关在禁闭窑里，没多天就听说死了。”（《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48页）这显然是官方的口吻。

    历史学家赵俪生在回忆徐中舒先生时，也顺便提到这件事。他说：“我的老同学牛荫冠（此人解放后担任过几个省的财政厅长，还当过财政部副部长）家是山西兴县最大的富户，土改时，牛是土改组的组长，坐在上边，他的父亲跪在下边。游街时用铁丝像穿牛鼻一样穿了他父亲的鼻子，由牛荫冠牵着。据说这件事后来被‘上边’知道了，可‘上边’并不欣赏，据说还下了一道什么‘文’。”（《篱槿堂自叙》，157～1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这大约代表了学界的意见。

    看来，牛友兰的鼻子究竟是象征性地用妇女的发簪插了一下，还是真的用铁丝穿透了，这是以上两种说法的分歧所在。为此，鲁顺民在《这一腔心事且说与谁》（刊于《山西文学》2004年第11期）中写道：“据说，在26日的‘斗牛’大会上，牛荫冠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结果有人将他推到站着的地主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紧接着，鲁顺民又引用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为纪念牛荫冠写的《家乡人民深切怀念牛荫冠》一文说：“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报不平，当场把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他认为“这就是民间记忆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后背景”。

    但是，鲁顺民并没有满足这种模糊不清的记忆。为了寻找事情的真相，他采访了著名作家胡正。胡正当时担任《晋绥日报》编辑兼记者，20世纪50年代，因创作长篇小说《汾水长流》在文坛引起轰动。对于这件事情他记忆清晰，印象深刻。因此鲁顺民在文章中写道：

    那一天，胡老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被派到蔡家崖斗争牛友兰大会现场采访，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胡老随李井泉进去之后，李井泉即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这种口气与9月16日（引者按：应为18日）的讲话一脉相承，并无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和胡老是老相识，胡老对马的为人有很深的了解。胡老说，马林是晋绥本地人（保德人），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因为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引者按：棱角尖锐的炉渣，可以再次燃烧）。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的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马林马上让入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入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胡正还披露了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他说：

    “斗牛大会”其实是一场联村斗争地主大会，也就是说，斗争的并不止牛友兰一个人，周围各自然村的地主、富农都在斗争之列。那一天，木栏岗村的斗争对象被押到会场斗争。其中有一个人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土改工作组进驻木兰岗之后，这个人很快被当作贫雇农的中坚力量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

    木兰岗土改工作组组长是李佩芝，李是王若飞的夫人，从延安撤到晋绥边区。事实上，晋绥土改急遽“左”倾，除了康生曾经指导过晋绥土改工作之外，留下来直接参与土改工作的延安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她所依靠的这个人毛病不少，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在土改斗争中，这个人公报私仇，一下子就把这个富裕中农给打死了，群众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认为他不能领导农民翻身，不配作村里的干部。

    李佩芝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这个人不争气，后来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抓了起来，这一次也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牛友兰游街是将近中午发生的事情，正当牛友兰被拉断鼻翼的时候，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说再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群众正对牛友兰被斗心中有气，这下子可找到了出气的由头，围住李佩芝就讲理，李佩芝还振振有辞地说她那一套阶级界限的理论。群众说，他偷村里入不算错，偷军区的布还不算错吗？

    木兰岗村的人都围住李佩芝讲道理，人越聚越多，人们对斗争大会的情绪越来越大，最后会场的秩序大乱，斗争大会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时分，下起小雨，木兰岗和蔡家崖两个村的群众就是不离会场，围住工作团要个说法，要求工作团惩办二流子，这样一闹就闹到傍晚。其间，晋绥分局的宣传部部长来会场疏散群众，是一派和稀泥的态度，但最后还是赞同李佩芝的观点，什么事都可以说，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群众的情绪更大了。李井泉听到这件事，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马林同情群众，怎么对群众说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众才陆陆续续离开会场。

    据有关文章说，当时牛友兰不仅戴着脚链、手铐，还有人“用成捆点着的香烧他的身体”（《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147页）。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和侮辱的牛友兰在监禁中绝食而死，尸体不知所终。他的侄子、在120师副官处担任会计的牛荫越，也因为被八路军清洗回家自杀身亡。牛友兰死后，牛荫冠也离开工作岗位，被派到党校“学习”。有人告诉他，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老人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晋绥爱国民主人士》同上，48页）

    这位马林，“文革”前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时，住了刘少白住过的房子，因此与我们家也是邻居。我记得在1960年前后，此老已经60多岁。当时没有退休制度，他虽然身体不错，却一直“养病”在家。因为是老革命，又无所事事，便经常闹些笑话。他有过四次婚姻，但都离异，因此老头急着要找个对象。听说有一年轻女子本来有男朋友，却要嫁给他，急得省政协副秘书长找来这位女子谈话，劝她不要这样。后来马林找了个四十岁上下的老处女，还是到过延安的老干部。一开始两人甜蜜得很，但没过几天就被马林赶出家门，只好在机关的客房里暂住。“文革”中，山西是夺权最早的省份，马林与另一位省政协副主席何英才联名写支持夺权的大字报，成为被“结合”到省革命委员会的老干部。遗憾的是我当时年纪太小，不可能与他谈古论今。

    七、“斗牛大会”之后

    “斗牛大会”前后，牛荫冠已经离开工作岗位，被送到党校“学习”。龚子荣在《回忆牛荫冠同志二三事》中说：“1947年冬，在晋绥土改整党中，我任党校教育长。牛荫冠同志调来党校学习。在‘斗牛’大会后，为了了解牛荫冠同志的思想状况和安定他的思想情绪，我曾和牛荫冠同志谈过一次话。他表现得豁达大度，能想得开。对党无怨言，对群众运动有着正确的认识。同时，他还向我提出，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领导上要注意掌握和防止发生过‘左’的和不正确的倾向。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待党和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他还说，有一次牛荫冠在支部大会上发言时，谈到在“斗牛”大会上，一开始有人把他推到地主一边，但贫协主席却说：“这是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这时，他“真是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得落泪不止”。（《牛荫冠纪念集》，172～174页）

    曾在绥蒙工作的郑天翔说，当时他也来到晋绥分局党校，发现“牛荫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闹话题”。一开始他因为不熟悉不好意思打听，后来才知道，为了“消灭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制度，……荫冠同志不仅无条件拥护并且长期为之奋斗。大义灭亲，荫冠同志已经做出榜样”。他还听说：晋西北根据地初创时，牛荫冠回来担任领导职务，刚刚“走马上任，就亲自批准处决了当地十几个地主恶霸，其中就有他的表弟。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晋西北人民是看得见的，感受到的。如果他的父亲牛友兰是一个恶霸，或汉奸，或进行反共、反八路军的活动，或反对土地改革运动，对他进行严厉处置，荫冠同志是绝对不手软的”。（同上，176～178页）

    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推想出牛荫冠在土改中的思想状况和真实表现。

    牛友兰死后一直未能平反，直到1989年7月，中共山西兴县县委才作出“为牛友兰平反昭雪”的决定。随后，牛氏后人才几经周折，于2000年找到牛友兰夫妇的遗体，并将其重新埋葬。这时，距蔡家崖“斗牛大会”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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