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家族历史到家庭出身
1912年1日历五月初七，父亲智力展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南西力村。
智姓的来历，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据说当时有荀氏三兄弟出征，因帅旗上都写着一个“荀”字不容易辨认，便让其中一人改姓“中行”，另一人因采邑（封地）在“智”地，便以地为姓。到了春秋末年，晋国的智伯（名瑶）因为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担任了晋国最高执政官和军事指挥官。这件事引起他的前任赵鞅之子赵无恤的不满。赵无恤为赵鞅侍妾所生。此人其貌不扬，出身低贱，心胸狭隘，但野心很大。公元前455年，他联合韩、魏两国在晋阳之战中打败智伯。为此，不仅智伯的脑壳被涂漆当了酒器，智氏一家也遭到灭门之祸。智伯的家臣豫让对赵无恤的做法极为痛恨，发誓要为智伯报仇雪恨。为此，他以漆涂身，吞炭致哑，改名换姓，潜入赵家行刺。但是豫让没有成功，反而被赵无恤抓获。临刑前，他要求以赵无恤的衣服作为象征，拔剑猛刺，以完成未遂心愿。正因为如此，豫让的事迹流传千古，后人也有“智家鼎已三分裂，志士恩凭一剑酬”等无数的咏叹。
赵、韩、魏三家分晋以后，智氏家族中有人侥幸逃生，不知什么时候流落到晋东南泽州府（今晋城市）一带。到了元末明初，又因为战乱迁到山西定襄县定居。如今山西一带的智姓，大多是定襄人氏。在山西定襄南西力村智氏祠堂上，有一副对联反映了整个家族的变迁。对联的上联是：由泽地而迁襄，来襄在元明之际；下联是：因食邑以赐姓，得姓在秦汉之前。
听父亲说，按照家族的排序，他原名良瓒，字璃璋。我问他为什么要改名？他说这个名字有封建色彩，他不喜欢，所以改为“力展”。后来我看到父亲在报上写文章，曾用过“离章”这个笔名。最近大哥告诉我，他听奶奶说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一次父亲见到阎锡山，阎听说父亲叫智良瓒，就说：“不要叫良瓒了，干脆叫力展吧，把力量展开嘛！”在山西省五台、定襄一带，“良瓒”与“力展”的发音非常接近。
记得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填写一个表格，其中有“家庭成分”一栏。我拿回去让父亲填写，父亲有些为难。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自从20世纪20年代父亲到省城读书以后，老家就没有近亲了。所以我们家没有参加土改，不知道是什么成分。为此父母发生争论，母亲说应该填“伪职员”，父亲一听非常生气。他说：“怎么是伪职员呢？应该是旧职员，或者是破落地主。”父亲对“伪职员”如此敏感，是因为那是指在日伪政权中做过事的人，属于汉奸，而父亲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说自己是“旧职员”，是因为他在旧社会服务过。至于“破落地主”，是因为我的曾祖父智青田是举人。听说曾祖父中举后，当过定襄县“山长”，负责本县教育兼管书院事务。听奶奶说，我们家的房子又高又大，大门口还立着旗杆，在村里可谓首届一指。
曾祖父有五个儿子，我爷爷排行老五，名叫智守廉。曾祖父去世以后，爷爷独自一人去察哈尔（今内蒙古中部）经营曾祖父购买的荒地。当时父亲刚刚出生，爷爷一走就是十来年，到了回来的时候，不但没有带回一文钱，还把自己弄得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像个叫花子一样。每逢说起这些往事，奶奶就非常生气。其实爷爷是个典型的书生，他的手非常细腻，能写一笔好字。只因为生不逢时，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爷爷走了之后，由于生活失去依靠，奶奶只好带着父亲回了娘家。奶奶名叫王惠民，比爷爷大一岁，娘家在县城西关，在当地属于中上等人家。因为姑娘出嫁后是不能长住娘家的，所以奶奶的心理压力很大。为了让人少说闲话，她什么活儿都干，就连只有男人千的割麦子和打场她也参加。在长期的劳动中，奶奶的双手青筋突出，关节变形，与爷爷形成鲜明的对照。奶奶有个三弟，与父亲同龄，两人亲如兄弟。奶奶说，我们这个三老舅舅是吃她的奶长大的。既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哺乳两个孩子，可见奶奶当时要付出多少艰辛，多少代价。
父亲1919年入学，1925年高小毕业。由于家境贫寒不能继续读书，便在本县德和永布庄当了小伙计。为此，他承担了店里所有的脏活累活，就连老板娘的洗脚水也要准备。冬天来临，手背上冻裂的口子疼得要命。1927年，他离开家乡到了省城太原，准备投考国民师范学校。国民师范是上世纪20年代由山西省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办的一所学校。由于免收学费，该校的学生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子弟。为了求学与生活，许多学生都要在课余时间打工，因此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国民师范，拉洋车的一半。”父亲到了太原以后，还不到招生的时候，于是他又进了一家字号，一边当小伙计，一边准备功课。父亲一生最拿手的厨艺就是做包子，他捏的包子既好看又好吃，就是当小伙计时学的手艺。
这个字号的老板姓齐，是定襄龙门人。无巧不成书的是，齐家大公子齐宪孔后来居然成了我的三姨父。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姨父是山西文水一带的专员，因为对杀害刘胡兰负有领导责任，所以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毙。三姨父死后，三姨万念俱灰，嫁给太原郊区上兰村一个赶大车的农民。三姨父留下一儿一女，儿子比我大两岁。1960年他因为没有考上高中，无法在太原落户，就跟随继父成了农民。后来他与继父关系不好，便离开家庭独自生活。由于是外来户，再加上从小在城里长大，不适应农村生活，所以在当地颇受歧视，一直找不到媳妇。三姨父的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与孙中山还有交往。“文革”前他的儿子给宋庆龄写信，想在城里找份工作。后来虽然收到“宋办”的回信，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关于我的家庭出身，仅仅填写“旧职员”是不行的，还要填写父亲的具体职务。我记得父亲曾经在表格中填了一系列可怕的头衔，其中包括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太原市参议会议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山西省训练团教育长、国民党山西省委委员、三青团山西总团部干事、山西省学生军训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等。直到“文革”后期，为了处理两位远房亲戚夺祖上房产之事，父亲回到阔别几十年的老家，生产队才出具证明，说我们家是中农。记得父亲回来后向我们报告了这个特大喜讯，他高兴地说：“从此以后，你们就是‘革命同盟军’的后代了！”
二、学生运动领袖和驱逐省党部事件
1927年暑假以后，父亲考入国民师范学校。这时，阎锡山已经易帜，将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并兼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久，蒋介石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总司令以后，开始北伐，向北洋军阀宣战。第二年年初，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起来，向直系和奉系军阀展开进攻。由于形势的影响和对孙中山的崇拜，父亲参加了一个名叫“中山学社”的学生团体，开始接触三民主义。那一年冬天，经同学阎化祥介绍，父亲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活动。
在此前后，父亲曾借一辆自行车回家。那时自行车很少，太原距定襄100公里左右，一天之内能够到达。当年山西在全国有“模范省”之誉，道路平坦，治安良好。定襄在太原正北，隔着一座大山。为了早点回家，父亲一大早就骑车上路。走了半天，他突然从车上摔了下来。翻身一看，什么地方也没有受伤，就是站不起来。眼看天色渐晚，一位老乡从这里路过。他问明情况，从背囊里掏出一块干粮。父亲吃下去以后，顿时精神焕发，骑上自行车继续赶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备省学生纷纷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在此期间，父亲担任国民师范抗日救国会委员，并参加了太原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活动。11月中旬，太原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全市学生一同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父亲以纠察队队长的身份领导同学们参加了这一行动。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负责人苗培成，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工学士学位。在北大求学期间，他加入国民党。回到山西后，曾创办太原平民中学并自任校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担任山西省党部清党委员，不久又担任省党部常务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等职务。
听说太原市各校学生要到省党部请愿，负责治安的太原市警备司令部做好了应对准备。11月18日是全市学生统一行动的日子。为了阻止学生上街，当局调动军警进驻国民师范，并派人把守校门，严禁学生集体外出。为了突破封锁，冲出学校，同学们作了充分准备。那天早饭之后，全校同学突然聚集在操场上，然后整队向校门口迸发。快到门口的时候，父亲让一位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冲上前去打开校门，校外的学生一涌而进，把看门的军警夹在门后动弹不得。随后，同学们像潮水一般涌向省党部所在地。这位身强力壮的同学叫崔耀南，是清徐县西楚王村人。1964年我下乡插队，正好去了这个地方。当时他已回乡务农，好像是四类分子，不敢随便说话。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只是在眼光里流露出一丝温馨。最近听山西省政协文史办负责人穆雯英女士说，此人在“文革”后平反，被安排为县政协委员，如今已经去世多年了。无巧不成书的是，穆女士也是这个村的人。
到达省党部以后，其他学校的学生也都来临。省党部看到学生来势凶猛，便要求派代表进去谈判。后来有人在《山西文史资料》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父亲是当时选出的七八位代表之一。但是父亲在“文革”中对我说，他当时并没有进去，而是在外面维持秩序。代表们进去以后，很久没有消息。正当大家烦躁的时候，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登上省党部的楼顶。不一会儿，不知谁高声呐喊：“我们的代表在里面挨打了！”同学们一听这话，又不由得涌向大门。这时楼上枪声大作，请愿的学生立刻四处逃散。就在这时，有人高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于是现场一片混乱，再也无法恢复秩序。
被打死的人名叫穆光正，好像是进山中学的学生。这一事件被称为“一二·一八”惨案。“文革”期间，北京造反派怀疑穆光正死的原因，曾找父亲调查当时的情况。我问父亲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对我说：当时他就在现场，看到省党部的宪兵是朝天鸣枪。不过，当时穆光正并不在队伍前面，而是倒在队伍后面的一棵大槐树下，因此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会被子弹击中。当时的省党部就是现在山西省政协东边省总工会大院，有两座带长廊的三层小楼。对面的那棵大槐树现在就耸立在大路上。
无论如何，省党部因为“一二·一八”事件离开了山西，阎锡山也因为这一事件重新出山。更重要的是，从此蒋介石和国民党势力再也没有真正进入山西，阎锡山的独立王国也更加巩固。后来我在台湾的文献资料中看到苗培成到了台湾还重提此事，并满腹委屈地为自己喊冤，说他当时就不应该为这一事件承担责任。
三、从太原植社到山西牺盟会
阎锡山是在中原大战失败后下野的。一开始他住在大连，并邀请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为他讲学。为此，他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其中包括“中的哲学”、“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以及后来的“兵农合一”等。“一二·一八”事件以后，阎锡山从大连返回山西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绥靖是安抚和保持地方平靖的意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绥靖公署是一省或数省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1932年暑假，父亲经国民师范校长冯司直介绍，在太原绥靖公署所在地的梅山会议厅参加过几次阎锡山举办的讲座。阎锡山认为，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向大家发放“物产证券”，就可以避免因阶级斗争所导致的流血牺牲，从而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时父亲对这一理论比较认同，并开始关注阎锡山的理论体系。
因为父亲是独生子，所以爷爷奶奶在1928年也来到太原。一开始，爷爷在阎锡山开办的兵工厂（今太原矿山机器厂）当了一名职员，月薪8元。因生活窘迫，再加上自己闲不住，奶奶经常在被服厂（军服厂）揽些零活补贴家用。当时他们住在大北门的一个大杂院里。“文革”期间我在太原矿机厂子弟中学教书，传达室老杨师傅也是定襄人，恰巧当年就住在那个院子里。听杨师傅说，在他的印象里奶奶特别能干，经常背着半人多高的军服往厂里送。
大约是1932年，父亲与定襄龙门的齐迎芳（又名齐迎珍、后改名齐珂）结婚。齐迎芳也是国民师范的学生。不久她怀了孕，因为怕别人看出，便把肚子勒紧，结果使胎儿大受影响。因此我大哥出生后身体瘦弱，骨骼也发育不良。听奶奶说，大哥出生后，他的母亲不想要他，天天闹着要出去工作。父亲是独生子，奶奶将大哥视若掌上明珠，为此婆媳之间没有少闹摩擦。父亲是个孝子，他说服不了妻子，只好协议离婚。听大哥说他母亲离婚后参加了牺盟会并投身革命，随后又嫁过好几个人，时间都很短，其中最显赫的是当过副总参谋长的李达上将。1949年以后，她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会工作，不知什么原因犯了错误，被贬到山西潞安的一个地质勘探队。“文革”前又与太原钢铁厂的一个工人结婚，好像还和父亲见过一面。后来她又回到北京。关于齐迎芳的经历，薄一波比较了解，其中有些事是大哥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听薄一波讲的。大哥说他的母亲脾气不好，性格古怪，一生坎坷。这也印证了“性格决定命运”那句老话。
1933年父亲从国民师范毕业后想从事文化工作。因为校长冯司直对他比较赏识，便介绍他去找阎锡山的机要秘书梁化之。梁化之字敦厚，阎锡山的姨表侄，定襄县师家湾村人。他193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是山西著名学者张贯三的得意门生。由于是近亲，阎锡山对他非常信任，让他掌管自己的私人印信和特费开支。当时阎锡山为了吸引人才，专门拿出大笔经费支持青年团体的活动。为此，父亲与郭庆华、耿恒逵、张以忠等同学成立了“太原植社”，顺利地从梁化之那里领到300元开办费和每月150元的津贴。太原植社成立后，开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办了一个《生生半月刊》杂志。当时领取津贴的团体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李冠洋领导的“青年救国团”，邱仰俊领导的“建设救国社”，李畅生和杨贞吉领导的“民众监政会”，续如楫领导的“文山读书会”等。因为每个月要领取活动经费，父亲与梁化之逐渐熟悉起来。
1934年秋，父亲考取山西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华北形势日益紧张，因此他虽然考上大学，却没有安心读书，而是致力于抗日救亡的活动。不久，梁化之向父亲透露，由于形势的变化，阎锡山想把他津贴的各个团体合并起来。梁还表示，他对植社希望很大，合并之后要让植社占一席之地。为了提高植社的地位，梁化之在《生生半月刊》发表署名文章，标题是《谈谈青年的出路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梁化之阐述了阎锡山“按劳分配”的理论，并提出青年要积极行动起来，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文章发表后，父亲和他的同伴都很高兴，认为替刊物增光不少。
1936年春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后，阎锡山成立“主张公道团”进行抵抗。随后，阎锡山根据形势的发展将备团体合并为“自强救国同志会”，由他自任会长，梁化之担任总千事。自强救国同志会下设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五个委员会。太原植社由于人数太少，只分到一个委员，由郭庆华担任。从此，山西各青年团体由梁化之直接领导，梁俨然成为山西青年运动的领袖。
1936年夏，自强救国同志会组织“暑期健身团”，对抗日救亡青年进行军事训练。暑期健身团由梁化之和刘岱峰负责。刘岱峰1932年参加共产党，1935年被捕后因宣布脱党而获释。直到1945年才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重新入党。1949年以后，他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物价委副主任等职务。
由于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当局的支持，所以北平的爱国学生在“一二·九”运动退潮后纷纷来到太原。在这种形势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9月在太原成立。随后，薄一波经阎锡山邀请来到山西，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
这一年10月，父亲与母亲增祥鸿结婚。母亲是满族人。听母亲说她的父亲有兄弟四人，老大增禧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生物系。辛亥革命时，为了避免平民伤亡，他以满洲城守尉的身份与革命党进行谈判。辛亥革命后，他先后在太原一中和山西大学教授生物、美术。由于他擅长工笔画和指画，1929年冯玉祥客居太原晋祠时曾经向他学画。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政府请他出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他拒绝接受。一名日本军官慕名向他求画，也被他婉拒。此外，他还精通医学并以妇科见长，是近代山西既有民族气节，又多才多艺的人物。外祖父增贤排行老二，一直是普通职员。外祖母姓郝，是太原市半坡街人。在外祖父兄弟四人中，我只见过老四，我们叫他四姥爷。听四姥爷说，他小时候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要起床，起床后首先要到大哥床前背书。因此他也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无线电专业。四姥爷一生都在铁路部门工作，直到“文革”才去世。由于他精通日文，所以在“文革”时他就向我介绍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的母亲是1920年生人，结婚时才16周岁。当时母亲刚从小学毕业，考入太原市女子师范学校。母亲晚年对我说，当时薄一波刚到太原，大概是为了联络感情吧，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1936年11月，傅作义率部在绥远（今内蒙古地区）打败日伪军并收复百灵庙一带，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为此，新婚燕尔的父亲曾率太原市各界慰问团前去慰问。
为了对抗日青年进行培训，牺盟会成立了军政训练委员会，下设军政训练班、牺盟特派员训练班、民训干部团等机构。1937年元旦前后，父亲曾担任牺盟特派员训练班教务处干事、民训干部团政治处千事、军政训练班指导员等职务。民训干部团共有7个队，各队的指导员是：一队张隽轩，二队牛佩琮，三队李一清、刘有光，四队王鹤峰，五队智力展，六队杨献珍，七队雷任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隽轩当过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是父亲的顶头上司；李一清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牛佩琮当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刘有光当过七机部副部长，王鹤峰当过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杨献珍当过中央党校校长，提出了引起争议的“合二而一”论，雷任民当过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都是非常能干的人物。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父亲还和牛佩琮的二哥牛佩瑶共同办过一个刊物，名叫《最后的生路》。
四、二战区的内部斗争和新旧摩擦
七七事变以后，牺盟会一面派人深入备县组织抗日政权，一面将其成员编入决死队、工人保卫队和政卫队（统称为“新军”），分别开赴晋东南和晋西北等地。决死队的全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开始分四个总队，后来扩大为四个纵队。为了提高晋绥军（统称为“旧军”）的战斗力，阎锡山要求牺盟会派遣政工干部。于是，父亲担任了阎锡山警卫师第六十六师第一团政治部主任。由于战事紧迫，父亲让他的助手焦实吾护送家属先回老家，自己随部队撤退。母亲从小在城市长大，从来没有去过乡下。当时定襄的主食是很难消化的高梁面，因此母亲感到极不适应。返回家乡后，蒋介石和阎锡山在忻口地区部署重兵，准备与曰寇决一死战。为此，母亲又随爷爷奶奶离开老家向西逃难。为了迎娶母亲，奶奶在家乡准备了全新被褥和结婚用品，这时也只好委托远房的侄孙看管。此人与父亲同龄，却与我同辈。抗战胜利后，这些东西失去踪影。每当提起此事，奶奶总是伤心不已。
山西抗敌决死队佩戴的臂章、山西牺盟会会员证。
1937年11月，因为敌我力量悬殊，阎锡山准备放弃太原。听父亲说，当时他和部队失去联系，只好骑着马带着一个警卫员向南撤退。一路上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很多，这些人受伤后没有人管，心里充满怨恨，看到当官的就打黑枪。于是父亲只好把手枪藏起来，轻易不敢暴露。
1938年年初，阎锡山暂时在临汾立足，原军政训练委员会政训处改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政治处，父亲也从六十六师调到行营政治处工作。这一年秋天，二战区司令部移驻临汾以西的吉县，行营政治处改为政治部，刘岱峰和张亦山先后担任该部组织课课长，父亲任副课长。张亦山是湖南人，早在大革命时代就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因故脱党，被视为叛徒。他知道父亲与梁化之关系密切，便经常在父亲面前发牢骚，说组织课没有实权，并对梁化之把军政大权交给牺盟会、决死队表示不满。起初父亲觉得他妄自尊大，过于看重权力。时间一长，就向梁化之作了反映。梁听了之后对父亲说：“亦山是有经验的，他说这些话，绝不是出于个人意气，而是决死队里确实有问题。”父亲问有什么问题，梁回答说：“有共产党的问题。”当时阎锡山是不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的，因此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共产党组织都处于地下状态。如果谁“有共产党的问题”，那就是抗日的异己分子。
入冬以后，父亲被调到二战区随营军政干部总校（简称随营总校）担任代理教育主任。该校校长由阎锡山兼任，教育主任是梁膺庸。梁也是地下共产党员。当时梁是决死二总队政治主任，还在晋东南一带，所以父亲是该校的实际负责人。
新中国成立后，梁担任过化工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在《关于梁膺庸的一些补充材料》中说：抗日战争初期，“梁膺庸到随营总校以后，一方面表现拥护阎锡山、梁化之的领导，竭力争取阎、梁的信任。……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反对阎锡山顽固派的斗争，梁膺庸又表现得非常坚决。斗争的锋芒也很突出。”面对这种局面，当时我父亲“把顽固派只认为是落后的问题，不应该当做敌人来看待”。为此，梁膺庸很不满意，曾当面批评他“做法太软”，并且说：“如果对顽固分子活动不能坚决打下去，进步学生也不敢向你靠拢。”有一次，父亲与他闲谈，他说：“我们这些年青人做事不会用人家那老一套的办法，最初还是学习一些新东西，学习唯物辩证法，对我们看问题、处理问题，很有好处。”我父亲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因为当时牺盟会的干部，有不少人也常谈这样的话。”（智力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各地写的调查材料的剩余底稿》下册，15—22页，未刊稿）
另据我的一位同事说，他父亲曾担任过晋绥边区的县长、专员，后来担任华北局办公厅秘书室主任，顶头上司就是梁膺庸。他听父亲说，每逢开会，领导们漫无边际地胡扯一通，粱膺庸却能根据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口吻，整理出一份又一份冠冕堂皇的会议纪要。这些情况，对于了解梁膺庸也许会有帮助。
1939年初梁膺庸来校上任不久，又和父亲一同调到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分别担任正副教育主任。民大是1938年在山西临汾成立的，校长是阎锡山，办公厅主任是梁化之，实际负责人是教育主任。由于山西是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又是“模范战区”，因此当时山西的民大比延安的抗大名声更大，也更有吸引力。早在民大成立之初，“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就被任命为副校长。此外，历史学家侯外庐曾参与民大的创办，哲学家杨献珍担任过民大第四分校校长；哲学家杜任之为民大的校名提过建议，著名作家丁玲去延安之前也在民大逗留过。
这时，二战区司令部已经转移到黄河西岸的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政治部驻在秋林以北十余里的上葫芦村和下葫芦村。1939年3月底，阎锡山在秋林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师、旅以上军队干部，保安司令和各区专员以上的行政干部，还有一部分县长、县公道团县团长和牺盟会县特派员也参加了会议。秋林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贯彻执行蒋介石的指示，文官不能兼任军职，取消新军中的政委制。为此，决死二纵队政委张文昂激动地对阎锡山说：“你不要我们就算了，我们搬上铺盖就走，你不让行政官员带兵，我现在就辞掉专员，留下政治委员。”薄一波也坚决反对取消新军的政委制。秋林会议后，山西新旧两派的矛盾开始升级，最终导致公开决裂。
随后，父亲请假到陕西汉中的城固县探亲，并将母亲接回二战区，让爷爷、奶奶和大哥留在汉中。母亲回到山西后，生活条件大不如前，所以她对汉中十分怀念。我小时候经常听她说汉中地区产品丰富，物价低廉，给人以江南鱼米之乡的感觉。另外，当年她骑着骡子路过秦岭时，还看到有人赤手空拳和豹子搏斗。每逢讲起这些往事，她总是滔滔不绝。因为我的乳名叫“三狗”，她还经常开玩笑说：“三虎出一豹，三狗出一獒。”
父亲返回二战区以后，被调回政治部担任秘书，实际上主要为梁化之服务。这时他发现秋林、上葫芦地区的空气异常凝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1939年11月，在小小的秋林镇居然有两个大会同时召开。一个是民族革命同志会代表大会，一个是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的扩大干部会议。两个组织都是1938年在临汾成立的。前者的主要成员是被视为顽固派的旧人，后者的核心成员是被视为新生代的牺盟会骨干。大会闭幕后，前者组织了提灯游行，后者举行了火炬游行，可见双方的矛盾斗争已经趋于白热化。大家都打着孙中山“民族革命”的旗号，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此，梁化之非常苦闷，每天打针吃药也无济于事。
在此之前，梁化之知道驻扎在晋西北的工卫旅和决死四纵队经常发生摩擦，便派张亦山去了解情况。工卫旅和决死队都是牺盟会的产物，但是在牺盟会内部，却出现了以梁化之和薄一波为首的两派。为此，张亦山针对牺盟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等口号，提出了“组织上纯洁，政治上进步”的主张。他认为，“没有组织上的纯洁，就谈不上政治上的进步。”梁化之对张亦山的主张非常赞赏。他说：“不求组织上的纯洁，只讲政治上的进步，结果就没有我们自己，全变成共产党的力量了。”
五、“民青”决议与晋西事变
大约在1939年11月下旬，梁化之在秋林召开“民青”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牺盟会内部的一些问题。参加会议的人有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二战区政治部秘书主任刘岱峰、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以及张亦山等十余人。刘、韩二人的妻子张玉梅、张玉兰是亲姐妹，再加上思想接近，观点一致，所以会议一开始，他们就把矛头指向张亦山，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为此张面红耳赤，梁化之也非常生气。最后，与会者提出决议草案，要求对张进行处分时，梁化之终于坐不住了。他说“这样的会我不能主持”，便拂袖而去。随后，大家又把他拉回会场，并作出撤销张亦山“民青”常委以及政治部的职务，并把他派到晋东南去。
这次会议对梁化之打击很大。会议以后，他因为不放心韩钧，便把韩留在秋林，不让他返回部队。但是，韩钧因为另有所谋便不辞而别，从小路返回驻地。1939年12月12日，也就是西安事变三周年纪念日，韩钧发表通电痛斥王靖国、陈长捷等人勾结日寇进攻决死二纵队。为此，决死二纵队全体指战员决心坚持抗战到底，誓死讨伐王、陈叛军。王靖国是第19军军长，陈长捷是第61军军长，二人能征善战，是晋绥军的核心人物。他们与决死队常有摩擦是可能的，但是说他们勾结日寇，卖国求荣，却言过其实。
晋西事变以后，牺盟会的人纷纷离开二战区，有的去了晋东南，有的投奔延安。第二年1月，梁膺庸也带领一部分民大的干部学生去了延安。于是梁化之派父亲到民大收拾局面。父亲到了民大以后，发现还有一些人愿意到延安去。当时父亲虽然不希望把二战区和延安对立起来，但是他认为应该尊重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所以他给那些想去延安的干部学生开了路条，先后送走一二百人。这件事引起梁化之的不满，不久梁命令民大从距离延安较近的陕西宜川迁到了陕西韩城。“文革”中我曾经问父亲：“当时你为什么不去延安？”父亲回答说：“如果我去了延安，怎么能有你们？”后来父亲曾反复检讨自己革命意志淡漠，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和封建主义思想。这或许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
韩钧1912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安县，13岁考入省立洛阳第四师范学校后，曾与同学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被学校视为“危险分子”。1929年春，他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1931年到了北平后考入中国大学，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第二年，他加入共青团，因组织抗日义勇军被逮捕。1933年，他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时称军人反省分院）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薄一波也在这个监狱。1936年秋，韩钧出狱后与薄一波等人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一同来到太原，担任牺盟会军政训练委员会干事。决死队成立后，他出任决死二总队政治主任。
晋西事变后，韩钧曾去延安学习，并担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秘书长，协助司令员贺龙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河南担任中共豫西二地委委员兼军分区司令。1948年洛阳战役，他参加北平和平谈判。1949年3月23日，他“因疲劳过度突然去世，时年37岁”。这是我从网上搜索到的有关资料。
但是著名作家张一弓却在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中说，韩钧不是因为疲劳过度突然去世，而是另有原因。小说中有一位开明绅士“贺爷”，曾经送给韩钧司令员一把白金小手枪。但由于抗日战争后期发生了“豫西事变”，韩钧从延安带来的一百多人惨遭杀害。
为此，张一弓在小说中写道：1949年年初，就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那天，他得到通知，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找他谈话。他想起三年以前，当他离开延安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曾召见过他，对他寄予厚望，让他带走了一百多名久经沙场的干部。他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而现在，由他带走的大部分同志都在‘豫西事变’中悲壮而窝囊地成了烈士。他感到无颜再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夜晚，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捧着一个大茶缸借酒浇愁。深夜，屋子里一声闷响，他已经倒在血泊中，手中握着贺爷送给他的白金小手枪”。
《远去的驿站》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关于韩钧的描写叙述却绝非虚构。
晋西事变以后，梁化之引咎辞职，将随身携带的勃朗宁手枪交给阎锡山，请求处分。在二战区高级军政人员中，只有梁化之可以带着这支手枪出入阎锡山的住所，其他人都没有这种特权。为了避开风头，阎锡山派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培训。中央训练团是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于1940年3月在重庆办的一个党政训练班。培训的对象是各地区各部门的中高级干部。梁化之走了以后，以王靖国为首的军人势力大大抬头。他们成立“铁军组织”，形成军人专权的局面。为此，以李冠洋为首的一派文人成立“文人组织”，与其对抗。但是李冠洋秉性温和，缺少霸气，难成气候。
李冠洋又名李江，他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加入国民党以后曾任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山西省民政厅厅长等职。此外他还是中国青年救国会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戎伍胜）就是这个团体的主要骨干。听母亲说，1949年解放军攻下太原后，他被捕入狱，又染上毒瘾，当时担任太原市军管会负责人的戎子和曾去监狱看望，并给他送去鸦片。不久，他被释放并安排在山西省政府参事室工作。当时我们家离山西省政府很近，他每天都到我们家午休。在我的印象中，这位李伯伯和蔼可亲，是个老好人。李冠洋的夫人刘慕贞也是北大毕业，曾担任过立法委员，是山西妇女运动的领袖。1949年以后，她长期在山西省政协秘书处工作。当时父亲是该处副处长，总觉得她像换了个人一样，对新时代极不适应。
为了避免形成王靖国一手遮天的局面，阎锡山召梁化之早点回来。1940年夏秋之间，梁化之从四川返回山西。这时，阎锡山已经离开秋林返回山西，进驻吉县西北的克难坡村。克难坡原名南村坡，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阎锡山选中这个地方后，因“南村”二字与“难存”谐音，便以“克服困难”之意改名为克难坡。从此，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便驻扎在这里，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梁化之回来以后，派父亲以二战区政治部组长的身份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接受培训，一同前去受训的还有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赵戴文既是阎锡山的“军师”，又是其兄长。他们早年在留学日本时就参加了同盟会。回国时阎锡山因携带炸弹受到盘查，赵戴文挺身而出承担危险，几乎引来杀身之祸。辛亥革命以后，赵戴文一直辅佐阎锡山治理山西。北洋时期山西有“模范省”的美誉，赵戴文功不可没。中原大战前夕，刚刚接替蔡元培担任监察院院长的赵戴文曾经表示：“我不忍看到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我就要跳长江。”随后，他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返回山西，声色俱厉地指责阎锡山企图造反，并告诉他：“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蒋的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军人，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遗憾的是这一次阎锡山没有听他劝告，使他含泪而去。赵戴文曾担任山西省省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等重要职务，但是他的独生子赵宗复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秘密加入共产党，并且是该校的党支部书记。到重庆培训时，赵宗复也是二战区政治部组长。他虽然贵为公子，却因为极具平民意识，娶了个既不识字又无依无靠的农家女儿。赵夫人只有个乳名叫“喜孩”，为此赵宗复给她取名赵熙赫。抗战胜利后，赵宗复曾被梁化之逮捕，梁念及赵戴文的资历，没有杀他。1949年以后，他担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本来有专车接送，但却一直骑自行车上班。学校给他配备了高级宿舍，他也以自己有房产为由拒绝接受。在大家眼里，他生活朴素，待人诚恳，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是在“文革”初期，他却被山西省委抛出，首先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由于承受不了如此压力，他跳楼自杀，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文革”结束以后，赵宗复的儿子没有工作，还是薄一波到山西视察时说了句话，才被安排在工学院当了锅炉工。
关于这次重庆之行，我记得父亲说过两件事。一件是蒋介石在受训结束时，赠与每个学员一把刻着“蒋中正”的短剑。我问这把短剑的去向，父亲说1949年他逃出太原后，梁化之把他办公室的东西全部搬到自己的办公室。解放军攻下太原后，梁化之办公室被公安局接管。如果这把短剑还在，就应该在市公安局内。另一件是他说重庆的黄包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重庆街道的坡度虽然很大，但是黄包车却能风驰电掣一般在街道上飞奔，车夫只需用脚在中途点几下路面，就能驾驭自如。
六、“民大”起义及其失败
父亲原以为梁化之安排他去重庆受训，是想把他调离民大另行安排。但是培训结束后，梁化之又让父亲返回民大继续负责。1940年冬，根据国民政府铨叙部的命令，所有抗日军政干部都要加入国民党、授以军衔并进行备案。为此，父亲率民大全体师生集体加入国民党，并被授予少将军衔。与此同时，民大的牺盟会成员也全部转为同志会会员。
1941年夏，阎锡山为了加强领导、纯洁组织、统一行动，在克难坡举办“洪炉训练”，梁化之派父亲前去受训。为了让受训人员互相监视，互相揭发，阎锡山提出“循环检举”、“突击密报”、“不容人不”、“能使人能”等口号，在培训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此外，阎锡山还强化个人崇拜，只要有人提到“会长”（阎锡山是同志会会长）二字，在场的人都必须肃立致敬。只要阎锡山露面，大家都必须高呼“会长健康”、“会长万岁”、“服从会长”等口号。阎锡山很注意学习别人的经验，这些做法是从希特勒或斯大林那里学来的。
由于梁化之是“洪炉训练”的主要设计者，所以经过“烘炉训练”，文人组织得到加强，梁化之的声望也得以提高。这时候，由于侵略的战线不断扩大，日军在山西的地盘有所收缩，并退出了孝义县城。与此同时，阎锡山派密使到汾阳与日寇谈判，并放出风声说不久就要返回太原。为了反对阎锡山与日寇勾结，父亲在受训结束以后，一方面把民大从陕西韩城迁到离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稍远一点的山西大宁县三多镇，一方面在干部学生中加强反对投降的教育和军事训练。
1941年11月，父亲率领民大全体师生从大宁县三多镇转移到吉县五龙宫的山沟里，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一天夜晚，他正在窑洞里主持起义前的准备会议，洞门突然被撞开，梁化之和他的卫士冲了进来。这个卫士手持两把20响的盒子枪，对着正在炕上开会的人大喊“不许动”。父亲和参加会议的民大教务处长杨映秋、宣传课长薛博民、指导员支水山、李淼等人束手就擒。听父亲说，这名卫士是二战区少有的神枪手，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事后父亲才知道，原来是民大的一名军事教官在转移途中逃离队伍，跑到阎锡山那里告了密。阎锡山派陈长捷率部队包围了民大宿营地。陈长捷本来要发起攻击，将上千名师生一举歼灭，但是被梁化之阻止。随后梁带领卫士破译口令，潜入校内，将父亲他们抓获。
民大起义失败后，以王靖国为首的军人集团坚决主张杀掉智力展，但梁化之不同意。为此，阎锡山召开同志会高干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在双方桕持不下的时候，赵戴文发了话。他说：“会长本来不是投降日本，为什么要处死一个反对投降的人？处死一个智力展不要紧，但处死以后岂不是证明我们真的要投降吗？我看智力展还是年轻，他不了解会长的苦心，才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赵戴文的话说得王靖国等人哑口无言，于是会议以“免于自裁，戴罪图功”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两年以后，赵戴文因病去世，终年77岁。据说他临终前曾为自己刻下一块墓碑，上书“中国国民党党员”七个大字。但是如今在太原市上兰村的赵戴文墓前，却只有“赵戴文之墓”五个字。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由于美国的参战，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也必须淡化民大事件，以“戴罪立功”为名，恢复了父亲的自由。在此期间，父亲以化名在二战区的《战时政治》等刊物上发表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民大学生崔中平、冯文奇等人看到后，知道是父亲手笔，便成立一个秘密的学习组织“青年读书会”。梁化之发觉后，将二人逮捕，读书会也遭到破坏。
听父亲说，当时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便经常从上葫芦村到下葫芦村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王世英聊天。王世英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5年加入共产党以后，在上海、北平等地长期从事地下活动。抗战开始，他担任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处长，来往于陕北和晋西之间。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山西省省长兼省委书记。1955年父亲被定为行政14级，他本人没有什么，但是王世英得知后却过意不去。有一次他遇上父亲，还主动表达歉意。
1943年冬，父亲奉命为阎锡山编写《建组手册》，内容是如何在军队中建立同志会的组织。第二年夏天，父亲还在二战区的“建组训练”中讲解这个手册。1944年秋，阎锡山以“肃伪”为由，成立流动工作队（简称流工队），专门抓捕为了从事地下活动而伪装抗日的人（简称“伪装分子”）。流工队由梁化之兼主任，张亦山任代主任，父亲任副主任。在此期间，梁化之经常让父亲旁观他的审讯活动。有时候，梁还动用刑具，让人惨不忍睹。父亲对这种血淋淋的内部斗争非常反感，但又无法逃避，所以内心非常痛苦。
七、“抗二队”在二战区的活动
在上述活动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审讯抗二队了。抗二队的全称是“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其前身是1937年在武汉成立的“拓荒剧团”。该团团长张光年又名光未然，是这个剧团的主要发起人。张光年1929年加入共产党，不久因组织被破坏丢失党员关系。进入30年代以后，他致力于文学戏剧活动，写下了歌颂抗日志士的歌词《五月的鲜花》。歌词谱成歌曲后，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广泛传唱，影响很大。1937年他重新入党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1938年年初，武汉成为抗战中心，全国各地的10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云集武汉。为了加强领导、统一管理，国民政府成立军委政治部，由陈诚担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同年8月，第三厅把这些团体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经过一个月培训，分别派往备战区进行宣传活动。于是，拓荒剧团以第三抗敌演剧队（简称“演剧三队”）的名义，在张光年率领下奔赴山西。据有关人士回忆：所谓拓荒，“是要到边远的北方去开拓荒野，如今抗战了，不能只在武汉活动”。对于到北方什么地方，队里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去山西，一部分入主张去延安。当时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正在武汉招生，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在全国影响很大，因此他们决定先去民大，有机会也可以去延安。（《山西文史资料》第50辑，24～25页）
据当时担任政治部三厅秘书长的阳翰笙回忆，为了避免麻烦，他给张光年写了个“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的委任状，所以张光年“不但一路上通行无阻，而且所经各县，国民党大小官员都远郊桕迎，毕恭毕敬，生怕得罪了‘上面’派下来的‘张视察员’”（同上，第8页）。对于这一细节，剧宣二队的队史《战斗的十年》也说：临行之前，“光未然同志在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弄到了一个‘剧协演剧第一队’的名义，后来听说被‘剧协’某官方负责人加上一勾，把‘一’队勾成‘七’队，原因是团内没有名人。其实，当时‘剧协’并没有成立其他的演剧队。”（同上，25页）这就是抗二队又被称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的原因。
出发之前，演剧三队已经有中共党员11人，并成立了特别支部，张光年担任书记，由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到了西安以后，正值“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纪念。他们立刻投入当地的纪念活动。随后，阎锡山驻西安办事处派汽车把他们送到山西吉县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到了山西以后已经进入冬季，这些出生在南方的年轻人不畏严寒活跃在吕梁山区，慰问部队官兵和当地群众。为此，阎锡山和赵戴文接见了他们。赵戴文表示：你们“为了国家民族大业，现身说法，唤起民众，实属不易”。（同上，46页）
1939年初春，演剧三队渡过黄河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举行首场演出，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都到现场观看。当时张光年因为骑马摔伤，在床上养病。冼星海前来看他，他谈起自己横渡黄河和看到壶口瀑布的感受，说他想写一首关于黄河的长诗。大概是听了冼星海的建议，张产生写一首大合唱的念头。于是张仅仅用了5天就完成了歌词创作，并举行了一个小型朗诵会。冼星海听了以后非常兴奋，很快为其谱曲，诞生了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
这一年5月，演剧三队回到二战区，住在政治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不久，张光年返回重庆养伤，队长由王负图担任。据说王在1949年以后，曾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教务长多年，后调到外交部工作。这一年7月，根据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下达的命令，各演剧队要按照所在的战区番号重新排列。为此，演剧三队更名为“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简称“剧宣二队”或“抗二队”。与此同时，全体队员也集体加入国民党。听母亲说，当时她刚从汉中回来，因为年轻，与抗二队住得很近，便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玩，心情非常愉快。
按规定，抗二队属二战区政治部领导。对于抗二队里的地下共产党，梁化之早有察觉。1944年二战区开展“肃伪”活动以后，抗二队里的共产党组织自然成为“肃伪”对象。这时，梁化之从重庆请来徐端接替张亦山的职务。徐端曾担任二战区政治部组长，晋西事变后去了重庆。据梁化之说，徐端也是共产党的老党员，地位很高，后来成了叛徒。徐端来了以后，认为抗二队里肯定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只是没有把柄，无法对他们下手。
正在这时，梁化之发现二战区政治部干部王定一给抗二队写的一封信，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便拘捕了王定一。梁化之让父亲与王定一谈了几次话，因不得要领，只好亲自出马。在梁的追问下，王定一承认他只知道抗二队有个学习组织，由赵辛生负责。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1945年1月初，梁化之突然包围了抗二队，扣留了王负图、赵辛生、蓝光、彭后嵘等人，并任命田冲担任代理队长，全面负责抗二队工作。
随后，梁化之马上电告重庆，说他在抗二队中发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军委政治部很快复电，对梁化之予以肯定。1945年6月，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晚报》等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为了向各方面有所交代，梁化之决定审讯王负图和赵辛生，重点是赵辛生，由父亲执行。当时田冲曾找赵宗复商量，赵让他放心，说智力展不会迫害他们。“文革”中造反派调查此事，我也很感兴趣，便向父亲了解当时的情况。父亲说，他在审讯赵辛生的时候，与赵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装模作样地用了一下刑具，便草草收场了。为此，徐端大发雷霆地说：“审案子不想撕破脸，这怎么能行！要知道这不是去探监，而是审讯！”
赵辛生又名赵寻，是张光年的内弟。1949年以后他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副主任、中国剧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剧协常务副主席等职。前几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协和医院看望过他。当时他只是谈起父亲领导的民大起义，却没有提及此事。可见他对父亲的印象不错。抗日战争胜利后，抗二队回到太原，不久就去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中国戏剧界的领军人物，而田冲和胡宗温等人则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和台柱子。
八、抗战胜利与接管太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成立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随部工作团”，准备全面接管太原并对深受奴役的市民进行慰问。该团由梁化之兼任主任，父亲担任副主任，负责实际工作。参加“随部工作团”的有民族革命大学、进山中学和青年干部学校的干部学生。工作团解散后，父亲担任同志会太原市分会（简称“市分会”）主任，他让大部分人回原单位工作，只把少数人留在市分会。同志会是阎锡山一手建立的政党性组织，所以我曾经开玩笑地说：“父亲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
当时市分会设在按司街的一所二层楼四合院里。院墙极厚，上有垛口，不知是哪一位山西商人遗留下来的财产。当时我家住在楼上，办公区在楼下。我是1946年出生的。当时是我们家条件最好的时候，母亲怀孕时可能是营养过剩，我出生时居然超过9斤，让母亲受了很大的罪。大概是心情较好吧，父亲对我疼爱有加，即便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看文件，也要把我抱在怀里。我们家在这个院子里出过两个事故：一是二哥上房顶玩耍，不小心摔了下来，脑上缝了几针；二是他抱我上楼，不小心摔倒，压得我昏死过去。
在市分会的工作人员中，宣传部负责人张颔是个不寻常的人物。张颔是杜任之介绍给父亲的。杜任之是山西万荣人。他1927年加入共产党，是共产国际远东局通讯员。1929年赴德国留学，1932年回到上海后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取得联系，被派到山西从事地下活动。抗战爆发后，他先后担任牺盟会临时执委会委员、同志会候补高干和第18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1943年，他因“征粮不力，贻误军机”被撤职，由曾任二战区参谋长的楚溪春押解回克难坡，但没有受到具体处分，这就是当时在二战区广为流传的“高干坐大车”事件。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山西大学教授并参加民盟。1948年山大部分师生迁往北平，他利用与傅作义的私人关系曾参与和平谈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再度回到山西，先后担任省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和商业厅厅长等职。1956年以后调到北京，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从事领导和研究工作。
张颔是山西介休人。抗日战争期间，他随堂兄来到克难坡认识了杜任之。这时他想到延安去，但是杜任之对他说：“追求进步，不一定非去延安不可，在哪儿都有进步工作可做，眼下去不成延安了，安心在这儿待着。”在此期间，张颔读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
父亲组建随部工作团时，杜任之有意将张颔介绍给他。市分会成立后，父亲把张颔留在市分会负责宣传工作。前几年我在太原南宫旧货市场买到一份《青年导报》，报头下方印着“发行人智力展”几个字。我知道这事张颔比较清楚，便去拜访他。张先生看到这份报纸以后，十分激动。他告诉我，当时他是该报总编辑，那“青年导报”几个字还是他写的呢。他还说：“这是一份很特殊的报纸。从表面上看，它是官方报纸，但是为了体现民间立场，反映民众心声，我们在筹划这件事的时候，就决定要大量使用群众来稿。这样一来，就可以不使用官方语言了。这其实是报纸的最大特色。为了体现这一特色，我们一方面组织了大批通讯员、包括特约通讯员为报纸供稿，另一方面还以报纸是三日刊为借口，采用综述的方式报道国内外大事，以便尽量不用官方通讯社的消息。”
这使我想起手头这张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年导报究竟是一个什么报纸》。该文被安排在读者信箱中，其中有这样几句：“本报系三日刊，一切消息不能依赖通讯社供给，所以都是综合报导和专访的性质，这是和旁的报纸不一样的。”这说明，《青年导报》虽然是阎锡山的一份“党报”，但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他们却能够坚持新闻独立、言论自由的理念办报，很不容易。
张颔说，来市分会的时候，杜任之交给他的任务是利用这个合法阵地，搞一些民主文化活动。至于具体工作，杜任之从来不过问。他还说，当时报纸的重要文章都是我父亲和赵宗复写的，大部分通讯员由赵宗复领导的进山中学学生担任，其中有个“特一号通讯员”卫兴华，后来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文革”中就因为这个“特一号”的头衔，被当作第一号特务揪斗。
张颔告诉我，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法院的一份布告中看到《青年导报》被定性为反动报纸，这让他非常寒心。另外，还有个名叫余振的人也是通讯员。余振后来担任过北大和清华的俄语系副主任，是全国第一流的俄语专家，可惜在1957年时被打成右派。他还告诉我，1949年以后，有些从老区来的人对他们极为排斥，就连杜任之、赵宗复这样的人也备受冷遇。这些人的理由是：“我们在前线打仗，你们在城里享福。”其实，杜任之和赵宗复为了革命都蹲过监狱，他们没有想到革命成功后会有这种情况。
基于这些原因，张颔决心远离政治，主动从统战部调到文物局，专门从事考古研究。1965年冬，山西省侯马市出土大批刻有古代文字的石片和玉片，这些文字如天书般无法辨认。经张颔研究，认为这些东西可能与祭祀有关，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的《文物》杂志上。该文被当时担任国家文物局长的王冶秋推荐给郭沫若，郭认为这些文字是先秦盟书，便写下《侯马盟书试探》，对张颔的看法予以肯定。“文革”期间，张颔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经过多年研究，终于把这些盟书残片辨认出来。“文革”结束后，张颔整理出版的《侯马盟书》被考古学界评选为当代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受到日本同行充分的肯定。
除了《青年导报》之外，父亲还办了一个“青年俱乐部”。该俱乐部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开展了拥护和平、反对内战和揭露社会黑暗的宣传活动。这时的梁化之，已经担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并将流工队改组为山西特种警宪指挥处，简称“特警处”。该处由梁任处长，徐端任代处长。为了争取青年学生，徐端派亲信在太原市各学校秘密成立“晋风社”。当时父亲还兼任学生军训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政训处长，全面负责学生工作。他发现晋风社的后台是徐端后，宣布这是一个非法组织并予以取缔，并宣布凡是参加晋风社的，只要向同志会校分会声明就不加追究，否则一律以参加非法活动论处。这样一来，许多已参加了晋风社的学生便纷纷到校分会去声明退出。
晋风社被取缔后，徐端向梁化之告了一状。梁对父亲说：“老徐他们为了团结一些学生，在备学校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文化团体，叫晋风社，本来准备告诉你，因为他们刚刚试办，还没有正式成立，就没有和你谈。最近听说市分会同他们闹起摩擦来了。”父亲对梁化之说：“既然让我负责备学校的工作，老徐就不应该暗中另搞一套，拆我的台。因为我并不知道是他们搞的，所以这事情不能由我负责。”听了这话，梁化之很不自然地说：“事情已经这样了，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我可以告诉老徐，以后在学校里的工作可以同你多联系，但你也应该同他们多多合作。”
除此之外，徐端还派人潜入市分会暗中监视父亲的活动。
九、从“三自传训”到逃离险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飞抵重庆，就战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如国民大会、党派合作、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问题进行会谈。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终于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34周年纪念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然而就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晋冀鲁豫军区与阎锡山所属第61军、第19军一部在晋东南地区发生激烈冲突，史称“上党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阎锡山损失了11个师，相当于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
进入1947年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为了解决兵员和粮食问题，阎锡山在推行“兵农合一”的基础上，开始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实行“三自传训”。所谓“三自”，是“自清、自卫、自治”的意思。“自清”就是要老百姓自己肃清伪装分子，“自卫”就是在肃清伪装分子以后组织起来保卫自己，“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所谓“传训”，是传习集训的意思。因此三自传训往往要把群众集中起来，编成训练小组，互相揭发，互相监视，造成一种恐怖不安、人人自危的局面。小组揭发之后，还要召开群众大会，坦白好的可以“转生”，拒绝坦白的继续批斗，甚至用乱棍打死。“文革”期间，仅仅是小学教师的母亲在太原市杏花岭体育场被大会批斗，让她感到颇有“三自传训”的滋味。
作为太原市“三自传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父亲对这种做法虽然极其反感，却又无能为力，所以无论大会小会他总是派助手焦实吾参加。有一次焦实吾在电话里说，有人发现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不知该如何处理。父亲赶到现场后，估计这人是从阳曲县潜入太原的地下工作者，但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释放。1949年以后，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平安无事，就是因为他处理任何事情都问心无愧，也从来没有干过加害于人的事。
为了在学生中开展“三自传训”，梁化之于1947年秋成立山西省学生军训总指挥部。梁化之任总指挥，父亲任副总指挥兼政训处主任，特种警宪指挥处副处长兰风任专职副主任。成立学生军训总指挥部的目的，是要在学校中进行“三自传训”。一开始，兰风从特警处抽调一批人员分派备校成立“自清小组”，组织学生“自白转生”。转生不了的就召开大会进行斗争，或送军训总指挥部所属“自清特训大队”集训。凡自白转生的学生，一律成为华北通讯社社员，以通讯报道、学术研究和文化娱乐等方式来吸引青年学生。
1948年3月，正当太原市备学校开展三自传训的时候，父亲以国大代表的身份去南京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由于这次大会以后就要行使宪政，因此这次大会被称为“行宪国大”。我曾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按规定每个市县只有一个代表的名额，太原市长白志沂是定襄人，也想当国大代表，因此父亲是以太原市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大会的。“文革”中听父亲说，当时蒋介石肯定要当总统，孙科和李宗仁为了争夺副总统，把大会搞得乌烟瘴气。这当然是他多年以后的想法了，至于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已不得而知。不过，当时胡适也参加了这一届国民大会，当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时，还特意写信予以鼓励。胡适认为，这是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所以要多一些人参加竞选，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
1948年5月父亲从南京返回太原后，担任了山西省训练团教育长。省训团是一个专门培训县长、专员的临时机构。由于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山西各地县长、专员一级的干部先后逃回太原。为了死守太原，阎锡山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
这时，解放军已经攻克晋南重镇临汾，正在晋中一带集结，准备发动晋中战役。阎锡山为了固守太原，也在太原周围挖战壕、筑碉堡，准备顽强抵抗。眼看着一场恶战不可避免，太原市民纷纷到外地避难。估计到北平是文化古城，战争不会过于激烈，因此父亲让我们全家乘飞机逃到北平，在王府井附近的小草场胡同赁屋居住。听说这是一个达官贵人的旧宅，我家住在后院的五间平房里，李冠洋家住在前院。我隐约记得前院房子高大，后院则有假山。当时我们家买了许多面粉，堆在屋里，像一堵墙似的。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要买那么多面粉，母亲说由于北平也被包围，日常用品极其匮乏，储存面粉是为了以物易物，关键时候实物比大洋更有用。后来我在胡适给二儿子的信中看到，当年他离开北平时家里也有许多面粉应付急用。与北平相比，太原的情况更糟糕。由于被军队围得水泄不通，南京政府经常要派飞机向太原空投一种缺乏营养的红大米。听二哥说，“文革”后期他调到太原重机学院时，一位老职员知道他的身世，还对父亲感激不已。因为当年父亲给了他一袋红大米，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到了北平以后，我仿佛记得母亲上街时，洋车后面常有许多乞丐追着要钱，把我吓得够戗。另外听二哥说，有一次去逛故宫，走到太和殿龙椅前的时候，我突然哭闹起来，把大家弄得莫名其妙。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我可能是想上去坐坐，便把我抱了上去，这才停止哭闹。我当时三四岁，可能是听到大人们谈论龙椅的神秘，产生想法又不会表达，便耍起了公子脾气。
父亲送走我们以后，已无后顾之忧，便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当时梁化之学习希特勒的办法，给下属发放剧毒药品氰化钾，准备与太原共存亡，永远不与共产党见面。但是他没有想到，多少年以后薄一波访问美国，还特地去看望他的儿子。薄一波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还应邀参加了葬礼。
由于不愿意殉葬，父亲决定逃离太原。当时他有开路条离开太原的权力，因此送出去许多学生。但是他自己要走，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为了离开太原，他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印制《告太原市人民书》等宣传品。在此期间，一位名叫薄永贞的女士起了不小作用。薄淑贞的哥哥薄右臣是阎锡山的十三个高干之一，曾担任过山西省民政厅厅长等职，是所谓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但是薄永贞却因为追求自由民主，对父亲比较崇拜。当时薄女士是省训团的干事，因此这些印刷品就是她和父亲在地下室加班加点印出来的。
1949年2月8日，父亲将上述印刷品送到邮局以后，于当天晚上和薄永贞化装成伤兵、护士，秘密逃出太原。当他们到达大南门外王村一带的封锁线时，被站岗的哨兵拦住。于是父亲从鞋里拿出两根金条塞给对方才获准通过。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向前走了不远，又听到身后响起枪声。父亲以为是哨兵反悔追了上来，或者有什么变故。仔细一听，好像是向天空鸣射。直到顺利通过第二道关卡时，才知道这是两个哨兵之间的暗号。意思是我们已经收了买路钱，你们可以放他们过去。
过了封锁线之后，就到达解放军控制的地界。父亲很快被送往驻扎在榆次的攻城总指挥部。随后，不少媒体对这件事作了报道。有人从新华社在石家庄的广播中听到父亲出走的消息后，告诉了母亲，大家都为我们一家感到庆幸。不久，母亲带着我从北平专程到榆次看望父亲，我当时还小，只还记得坐在火车上吃煮鸡蛋的情景。
十、尾声
梁化之发现父亲出走以后，逮捕了父亲的一大批同事和学生。其中有同志会太原市分会组织部长兼学生军训总指挥部政训处副主任张致中，同志会在各学校的主任特派员任子英、李文钺、杜剑英，学生军训总指挥部政训科长赵深茂、冯瑞墉、张克明，同志会太原市分会区督导员宁文明、苏巨华、张文贵、张干臣，同志会太原市分会所属平民经济宣导团团务主任周敬心，以及其他干部辛盘、赵云山、崔中平、王彦彪、高升发等。其中不少人惨遭杀害。
1949年3月，阎锡山借口去南京开会离开太原。临走时他特意把“五妹子”留下，表示自己还要回来。五妹子名叫阎慧卿，是阎锡山叔叔的女儿，因排行第五，乳名五鲜，人称五妹子。五妹子的第一任丈夫早逝，后与留日学生梁延武结婚，但二人约定互不干涉对方的生活方式。阎锡山第二个夫人去世后，一直依靠五妹子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为此世人多有非议。阎锡山走后，梁化之自知来日不多，便与五妹子移居太原绥靖公署东花园钟楼下的地下室里，准备仿效希特勒与爱娃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正在这时，五妹子的闺蜜赵佩兰闻讯赶来。她劝五妹子不要自杀，但五妹子不敢表态，只是同赵抱头痛哭，并大骂阎锡山欺骗了她。因为阎锡山离开太原之前曾对五妹子说，他不久就会派飞机接她去南京。赵佩兰发现劝五妹子不起作用，便骂梁化之狼心狗肺、丧心病狂，不给五妹子留下一条活路。于是梁化之威胁说：“你如果不走，连你一齐烧进来。”赵佩兰一听此话，吓得转身而逃。随后，梁化之让卫士柏广元帮他们服下毒药，把汽油浇在身上点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在梁化之自杀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入太原，与守军展开巷战。与此同时，徐端将毒药分发给特警处全体成员，命令大家一齐服毒自杀。有人不愿执行命令，徐端就命令特警队队长曹树声开枪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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