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和复杂遭遇……
一、当年的生活环境
我的父亲智力展自1949年以后一直在山西省政协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家本来住在太原市麻市街（府东街西口向南）16号。没几年，为了打通解放路，麻市街的大部分住户需要拆迁，因此我家就搬到省政协宿舍。当时山西省政协在皇华馆5号，这里原来是阳曲县衙门，门前有两颗大槐树，还有一对石狮子。可能是为了与旧政权有所区别吧，省政协将原有的朱红大门紧紧关闭，开了旁边的大门。进了大门向北，是机关的办公区。办公区以第二会议室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是秘书处和联系处办公室，后面是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办公室。再往里走是第一会议室。第一会议室里摆满了带靠背的长条椅，靠背后面还有一个二三十公分的横板，可供后排的人放茶杯或文件。这个会议室好像是为开大会准备的，但由于政协大会往往在人民大礼堂（现在的山西饭店）召开，因此这个会议室很少使用。与第一会议室相比，第二会议室只能容纳二三十人，但内部陈设要好得多。这个会议室的座位是沙发椅，坐上去很舒服，会议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开会时还摆着鲜花，是供委员们开会用的。另外，大院里还有一个第三会议室，在一进大门的东边，归山西省文史馆使用。当时省文史馆也在这个院子办公，就两三个工作人员，一个办公室。每逢文史馆开会，参加者都是些形形色色的老人，给人一种“前朝遗老”的感觉。
绕过第三会议室往里，是省政协的宿舍区。从布局上看，宿舍区在办公区的东面，是一连串独立的院子。我当时才十来岁，听大人们说，省政协的办公区是当年县太爷家眷们住的地方，而如今的宿舍区则是当年县太爷办公的地方。在省政协大院的西面邮电局宿舍，里面有一座破败的假山，我想这大概就是县太爷的后花园吧。县太爷办公的地方有大堂、二堂和三堂。我们住进去以后，大堂早已改成库房和食堂，二堂和三堂改成宿舍。我们家和两位副秘书长住在二堂，冀贡泉和支应麟住在三堂。冀贡泉和支应麟是省政协的驻会副主席，平时不上班，除了开会什么事也没有。三堂一侧的东厢房住着张隽轩，他是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即省政协机关的实际负责人。在张隽轩家的对面，住的是90高龄的政协委员池庄。池庄和支应麟都是在那个院子里去世的。他们去世后，灵柩就停在第一会议室，因此这个会议室就更没有人使用了。三堂的西边正好第一会议室，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一排南房，住着四五位驻会委员，其中有无党派人士武委员和天主教人士曹委员。反右运动以后，山西的“头号大右派”王文光和“二号大右派”梁园东也搬进省政协宿舍，王住了池庄的房子，梁住了曹委员的房子。因为那时候池委员已经去世，曹委员也调到北京，好像是去了全国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负责什么工作。
二、晚年的衣食住行
由于我们家住在前院，因此后院的人出出进进，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在我的印象中，因为夫人身体不好，武委员每天都要戴着墨镜、拄着手杖上街卖菜，在时候还要去酱园巷买些鸡鸭鱼肉。除此之外，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听说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两位将军，而他本人是晋西北的开明绅士。没想到“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从档案中发现他竟然是潜伏在政协大院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个爆炸性的消息确实让人们大吃一惊。在我看来，这个院子里的人都特别好，一个个慈眉善目，不要说经历非凡，对革命有功了，至少也是奉公守法的良民。
在一般人的眼里，这个大院是一个名人荟萃、各显风流的所在。就拿支应麟和冀贡泉来说吧，支老原是冯玉祥手下一员大将。他平时爱穿什么衣服我忘记了，但有一次看到他身穿黄色将校呢制服，脚蹬高筒马靴，威风凛凛地从外面回来，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冀老则总是穿一身不大合体的藏蓝色呢料中山装，显得比较低调。这可能与他是教授出身有关。因此在我的记忆中，这两位老人真是一文一武，对照鲜明。后来，我看到冀老身着长袍的照片，感觉这好像更符合他的身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衣冠服饰”历来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争正统的标志，也包含着人们对现实的态度和对自我角色的认同。比如清兵入关时，许多人就为此掉了脑袋。遗憾的是，就连冀贡泉这样一位饱学之士，也要受改朝换代的影响，脱下长袍，改穿流行的中山装。现在回想起来，从衣着穿戴上似乎可以看出两位老人的思想观念与个性特征。
如果说支应麟和冀贡泉已经是对照非常鲜明的话，那么他们的夫人也是反差很大。支老的夫人是小脚女人，而冀老的夫人则是知识女性。当时机关食堂分大灶和小灶，冀老夫妇自己不做饭，每天在食堂吃小灶。支老也吃小灶，但夫人却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因此机关食堂的小灶只有他们三位。支老吃饭快，吃完就走人，于是饭桌上就留下冀老夫妇。我中午放学回家，经常看到冀老留着银白色的长须，即便吃饭也是浑身儒雅。这时，冀夫人总是坐在他的身旁，一边细嚼慢咽，一边窃窃私语。那种“老来伴”的幸福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与后来相比，20世纪50年代的物价是很低的。大灶每月伙食费五六元，都可以天天有肉吃了。小灶每月30元，就是山珍海昧也花不完。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给母亲讲过关于食堂的两件事：一是为请不到高明的厨师而苦恼，二是不知道该为小灶买什么样的原料。这说明两位副主席还是比较挑剔的。后来上面分配了一个志愿军退伍老兵，专门为小灶做饭，再加上思想改造运动接连不断，因此后来就听不到这方面的问题了。
刚搬进政协大院，我还不到十岁。听人们称冀老的夫人为张先生，觉得好生奇怪。心想，大家怎么会把一个老太太称作先生呢？我问父亲这是什么原因，父亲告诉我，所谓先生，是一种尊称，即使是女性也可以使用。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名叫张陶然，这让我想到北京著名的陶然亭。另外，我还听说冀老的小儿子是周恩来的翻译，当时没有电视，资讯也极不发达，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直到基辛格与尼克松访华时，我才在新闻纪录片和报纸上看到他们的小儿子——冀朝铸的身影。
按照有关规定，政协副主席出门有汽车接送。20世纪50年代，小轿车少得可怜，省政协只有两辆。为了尝一尝坐小轿车的滋味，我与司机混得很熟。他们每次出车，我都想蹭进去过一过坐车的瘾。但由于种种原因，十有八九都被拒绝。特别是支老出门，司机绝对不让我蹭车。有时候司机被我磨得心软，便在冀老出门的时候，让我坐在前面。有一次冀老问我是谁家的孩子，待我回答之后他对我说，你父亲读书时是进步学生，很活跃，是学生运动领袖。当时我不懂得这话是什么意思，直到“文革”时期，外调人员纷至沓来，我才明白其中含义。在我的眼里，冀老的待遇已经相当高了。后来看到他的儿媳妇汪向同写的《我的丈夫冀朝铸》之后，才知道这远远比不上他过去的生活水平。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冀老在太原市上马街就买了一座很好的院子，家中有七八个仆人，还有汽车库和人力车库。这种生活，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
三、早年的有趣故事
过去，我对冀老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进入学术圈以后才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冀贡泉，字育堂，号醴亭，1882年（《中国近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误为1892年）生于山西汾阳一个农村教师家庭。他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获明治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曾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担任主事，当时鲁迅在该司任佥事。民国初年的官阶，分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级。佥事属荐任官，相当于科长，主事属委任宫，相当于科员，可见二人是上下级关系。尽管他们关系很好，但共事的时间却很短暂。
冀贡泉大约是1912年年底或1913年年初返回太原的。在太原，他先后担任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山西大学教授兼法科学长、山西省司法厅厅长等职。据《鲁迅日记》记载，1913年4月冀贡泉又到北京，社会教育司的同人曾设宴款待。1914年，鲁迅两次出面为冀贡泉及其友人作保，以后两人还有多次酬酢往来，直到1921年10月冀贡泉再度来京，送鲁迅一瓶汾酒之后，类似交往才在《鲁迅日记》中消失。汾酒是汾阳杏花村的特产，冀是汾阳建昌村人，他们家离杏花村很近，也就是三四十里路程。
另据冀贡泉的学生刘子钦回忆：中原大战前夕，“国民党反蒋派在北京开‘扩大会议’，先生被推为中央委员。他才思敏捷，善于辞令，在当时国民党复杂的派系中……表现了不寻常的处世能力。后因阎冯（阎锡山、冯玉祥）联军失利，先生曾遭通缉”。（《山西文史资料》总第四十四辑，120页）1932年阎锡山复出后，冀贡泉通缉令也随之撤销。同年4月，他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直到1938年2月才被免职。
作为一个法学家，他的著述不少，主要有《法律学讲义》、《伦理学》、《法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法学通论十回讲话》、《山西施行三民主义》、《五权政治大纲案》、《罗斯福总统言论集》（译著）等。多年前我在山西省图书馆查阅资料，还看到当年出版的几种书籍。
在我的印象中，冀老和张先生年龄悬殊，两人相差至少二十岁。这种情况在我们大院还有几例，比如池庄先生九十多岁，他的夫人才六十岁上下。张先生相貌气质俱佳，她毕业于师范学校，又擅长指画（用手指作画），是美女加才女的典型。我原来以为像冀贡泉这样的人，能够娶这样一位太太，恐怕是旧时代所谓“刻部稿，讨个小”的婚姻模式吧。直到读了他们的儿媳妇汪向同女士所写的《我的丈夫冀朝铸》，才知道二人的结合颇富戏剧性。原来冀老有过三次婚姻。他与原配结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冀朝鼎。按照旧时风俗，女人结婚后应该侍奉公婆，因此冀贡泉无论是留学日本，还是回国工作，都没有把妻子接出去。据说这个女人是在长期的忧郁和失望中去世的。不幸的是，冀贡泉再婚后，他的续弦也没有逃脱这一命运。
张先生是冀老的第三位夫人。她也是汾阳人，结婚时才16岁，而冀贡泉当时已经是年近不惑。有意思的是，作为继母，她与男方的长子冀朝鼎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据说冀贡泉在婚前拜见岳父母时，张陶然站在小凳子上从门缝里向外偷看。她看见未来的夫婿居然是个满脸胡须的黑老头，吓得从凳子上跌了下来。后来经家人反复劝说，并用刘备招亲的故事开导她，她才勉强同意。到了我们做邻居的时候，俩人已经共同生活三十余年，并育有三男一女，所以这对忘年夫妻是很幸福的。
四、中年的传奇经历
抗日战争爆发后，冀贡泉一家逃往武汉。汪向同女士说，他们刚走，日军就占领汾阳，并专程去冀贡泉家行了三鞠躬礼。他们说：“我们知道冀贡泉是高材生，我们是来向他致敬的。”后来，冀贡泉对胡适说：“我从汾阳出走，系怕敌人绑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568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可以设想，倘若冀贡泉不走，山西日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恐怕非他莫属。
到达武汉后，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他没有就任。不久，他们一家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居然乘水上飞机逃往重庆。这在难民云集的武汉是何等奢侈的待遇啊！他的大儿子冀朝鼎，早年考入清华学堂，20世纪2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由于他入了美国共产党，又娶了个美国太太，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国参加抗战，但周恩来决定派他们全家返回美国，继续从事国际共运工作。在美国，冀贡泉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为此，他向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求助，一是希望大使请些有钱人开个茶会，把妻子的指画“按半价归公、半价归私”的方式卖出去，既可以供给孩子们的衣食，又可以尽一点“对祖国的义务”；二是请胡适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
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中，收有冀贡泉的四通来信。除上述要求外，还可以看出冀贡泉的处境以及他和胡适的友谊。比如他说自己读了胡氏《四十自述》之后，曾“受到很大的感化”，也写过一份自传，并请胡为他作序。如果这份自传顺利出版，那将是了解他的第一手资料。又比如冀贡泉于1940年出任纽约《华侨日报》总编辑时，曾向胡适约稿并介绍了该报的情况。
说到这份报纸，有必要介绍一下。《华侨日报》是一份中文报纸，它的前身是中共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的一份小型周刊——纽约的《先锋报》。1938年年初，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国际组织把吴玉章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迁至美国，与《先锋报》合并，改名为《救国日报》。1940年，《救国日报》经过扩充改组，更名为《华侨日报》。该报除冀贡泉之外，还有社长唐明照、副刊主笔梅参天、会计流通部负责人张希先（唐的妻子）等人，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据说唐明照女儿唐闻生的名字就是冀贡泉起的，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相当融洽。
在冀贡泉的主持下，《华侨日报》开辟专栏，聘请法律顾问，运用消息、社评、专论等形式，不断编发《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美国共产党所属《工人日报》、《工人周刊》和《亚美杂志》的文章，其中有“皖南事变”的真相、斯诺等人的通讯以及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和苏联的情况，从而使订户由原来的五百户左右增加到九百多户。与此同时，该报还配合华侨青年救国团、抗日救国后援会等组织，利用训练班、合唱队和集会游行等活动，令“华侨青年趋之若鹜”，也使“三民主义青年团……相形见绌”。难陉国民党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共在美收揽青年之得手，似有显著之成效”，他们在华侨中的影响“似占优势”。（《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569～57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成立战时情报处，聘请冀贡泉担任纽约分处校译。有了这份工作，他的生活也有明显改善。我小时候还听说，冀老在美国演过电影，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读了汪向同的书，才知道有两部影片邀请他当群众演员。一部是扮演出卖美国飞行员的老汉奸，另一部是扮演救护美国飞行员的老医生。冀老厌恶前者，选择了后者。据说直到现在，美国电视台还播放这部影片。冀朝铸的两个儿子看到爷爷在电视上出现，就跪下磕头。
五、临终的悲惨遭遇
抗战胜利后，冀贡泉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邀请，回国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兼法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他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曾参与新婚姻法的起草工作和释放日本战俘的法律工作。随后，他再度返回山西，担任山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据汪女士说，冀老回国后，张先生还在美国，因为生活困难，她将自己的首饰卖掉。许多美国人没有见过纯金首饰，竟然大吃一惊。
汪还说，1950年冀朝铸回国后，张先生带着小女儿冀青也回来了。这与我的印象略有不同。记得搬进政协大院后，我才听说冀老的女儿刚从美国回来。等到冀青回来，看到她那“天外来客”似的发型、服饰和打扮，觉得简直是一副资产阶级阔小姐的模样。我听说她从小在美国长大，不会讲中国话，心想即便会讲中国话，我也不敢和她说些什么。在那个年代，美国是魔窟，是地狱，从那里来的人非常可怕。
与冀朝铸一生受最高当局青睐相比，冀青的命运正好相反。据说她从华侨补习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她好像一直是单身，“文革”中遭到围攻，直到1969年才经人介绍同一个煤矿工人出身的干部结了婚。不幸的是，她的女儿刚出生不久，丈夫就因患癌症而去世。这些遭遇显然与她从美国归来有关。
50年代末，冀老离开太原，长住北京。听说在“反右”运动后期，他替某右派说了几句公道话，有人便想抓他的把柄，开会整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气之下便拂袖而去。我想，某右派很可能是指山西的头号右派王文光，因为王也是山西汾阳人。王先生留美归来后，曾经应冀贡泉邀请回山西执教。另外，这种事多亏是遇上冀贡泉，如果是遇上其他人，哪能让他拂袖而去呢？
大约是1963年暑假吧，冀老的大儿子冀朝鼎去世的消息传来，省政协大院里议论纷纷。老年丧子，是最大的不幸，因此大家都为冀老的健康而担忧。据汪女士说，在冀朝鼎追悼会上，周恩来还特意问道：“我怎么没有见到冀老先生？”当知道家里人是害怕冀老受不了如此打击，才没有告诉他时，周又说：“不会的，老人不会经受不了的。”他还说：“多可惜呀，我真想见见他老人家。”
“文革”开始后，冀老可能是出于恐惧，曾对汪向同说：“你看，这报上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全身都感到发冷。”为了避免被动挨打，冀朝铸主动请红卫兵到家里来“闹革命”。红卫兵进门后，看到墙上挂着冀朝铸给毛泽东当翻译的照片，便说：“啊，原来是一个革命家庭！”于是转身就走了。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老人越来越感到恐惧。到了第二年夏天，他终于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临终前，因为社会陷入极度混乱，他无法入院治疗，所以冀朝铸每当提起这事，总是痛苦地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父亲就可以住医院治疗，也不会死。”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冀老去世后，因为没有死亡证明，火葬场不予火化。在五六月的北京，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当时，冀朝铸被造反派打成“钢杆保皇派”，无法从外交部开出证明。没办法，还是他的妻子向自己所在单位——中国红十字会说明情况，再加上冀老是该会山西省分会的会长，才勉强开出死亡证明。
前几年我因为给《老照片》写文章，与冀老的另一个儿子冀朝辅取得联系。据我所知，冀贡泉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冀朝中，一个叫冀朝理。冀朝辅好像是老四，他原来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导，退休后返回北京。起初他就住在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这所房子坐落于南池子，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共派代表与傅作义谈判时曾利用过这所房子。后来北京市政府要把它当做纪念馆，因此给冀朝辅在芳庄小区分了一套房子。从此我与他失去联系。我听说他手里有不少关于冀老的资料，但他的儿女都在经商，对历史不感兴趣。因此在那次搬家后，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潘家园还买到从冀贡泉家流散出来的几张老照片。后来这位朋友专门到芳庄去找冀朝辅，得到的消息是他正在住院。我知道冀朝辅年事已高，也不知道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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