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少白名象庚，字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兴县黑峪口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十三岁考入本县嵋山书院，二十岁赴西安参加科考未能中举，只是被拔为贡生。他不满足这一结果，便直奔太原，恰逢山西武备学堂招生，遂报名考入。当时，阎锡山、黄国梁、温寿泉等人也在这里读书。他本想由此一展才华，不料患了胃病，只好中途辍学回乡养疴。
1905年，刘少白考入太原府中学堂深造，三年后入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的前身）攻读法律。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剪掉辫子参加反清活动。不久清兵攻入娘子关，他返回家乡避难。那一年除夕，他贴出一副春联：“革命非必好乱，读书岂为做官”。在此期间，他还组织民团，发动群众，兴办女学，鼓动乡民剪发放脚。当地知县闻讯后，以煽动暴乱为名下令逮捕他，他只好化装出逃。南北议和后，山西省临时议会成立，他当选为议员，并经胡鄂公介绍加入共和党。此后他继续在山西大学读书，并兼任太原阳兴中学教员。1918年，刘少白才从山西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太原阳兴中学任董事、山西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任秘书长，并兼国文教员。此外，他还与同乡好友牛友兰一起回兴县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
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从小争强好胜，不甘平庸。她是本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考进省城的女学生。五四运动期间，她在太原女子师范就读，因积极宣传新思想，被学校予以记大过处分。随后她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校爆发驱逐校长杨荫榆的风潮，她曾积极参加。1926年年初，刘亚雄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三·一八惨案”发生，她被校方开除，遂根据党的指示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
1927年国共两党决裂后，刘少白因为女儿的关系，曾掩护过许多共产党人，其中包括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王瀛和他的妻子朱志翰，以及贺毓秀、何述之、陈原道（刘亚雄的丈夫）、赵世兰（赵世炎的姐姐，李鹏的姨妈）等人。在此前后，他还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的活动。
第二年北洋政府垮台后，老同学温寿泉出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邀请他担任该厅秘书主任。当年九月他举家迁往北平虎坊桥六十号。不久，傅作义又邀请他担任工商部天津商品检验局副局长（后升任局长）。期间，他目睹官场腐败，在给好友牛友兰的信中发牢骚说：“我在这革命不彻底的机关里工作，心境之恶劣难以表述。”（《刘少白》，8页，山西省兴县人民政府、政协兴县委员会编）
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归来，位于虎坊桥的刘公馆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秘密联络点。1931年年初，刘氏女儿、女婿分别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即顺直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刘公馆不仅是地下党人接头聚会的地点，还负责接收中共中央从上海寄来的活动经费。与此同时，刘少白还帮助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并营救过许多被捕的地下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等重要人物。为此，王若飞曾多次对家人说，“刘老伯的女儿刘亚雄，是我党较早的经得起考验的女党员之一。他本人亦为党作了不少工作，我是非常敬重他的。”（同上，12页）可见，毛泽东在上述文件中说，刘少白“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是不全面的。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提出入党申请。经王着飞、安子文介绍，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8月批准他成为秘密党员。不久，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担任经济部长，其任务是征集粮草，协助八路军120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了筹措资金，刘少白利用阎锡山“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为此，他动员全县一百多位富户入股，很快就凑起六万多元股金，其中仅牛友兰一人就拿出两万三千多块大洋和一百五十石粮食。晋西北有一句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六万多元在贫困的晋西北是个很大的数字。
1937年年底，兴县农民银行在本县孙家大院（清代名臣孙嘉淦的府第）正式挂牌营业。为表示庆贺，刘少白拟了一副新颖活泼的对联：
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
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天荒
银行开张后，刘少白在一年左右就印了三批纸币，总金额数十万元。据说这种纸币与法币、白洋、乃至阎锡山发行的货币（俗称“大花脸”、“小花脸”）相比，具有面额小、便于流通等特点，因此很受群众欢迎，有时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1940年1月，兴县农民银行改为西北农民银行，刘少白出任行长，在金融方面遇到很多困难。据《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的有关资料显示：为发行西北农民银行钞票，晋西北行政公署采取依靠法币打击新省钞的策略，造成了伪币长驱直入，大肆泛滥的局面；农币发行后，由于信用无法保证，再加上发行数量过大，致使价格大跌，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为了稳定农币，边区政府宣布以农币为本位，禁止法币和白洋流通，结果使贸易大大萎缩。不得已，只好对法币实行解禁，但是又对农币造成更大冲击（详见《选编》中《晋西北货币金融工作概况》、《晋西北金融政策及银行业务概况》、《晋西北最近的金融情况》等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可见刘少白当时的压力非常沉重。
另据曾担任银行千事的牛何之（刘少白的内侄）回忆，农民银行的钱，大约有“80%是经我手支付八路军使用的，120师所需款，多数由民运部长刘亚球和供给部长亲自来取，偶尔肖克同志亲笔批条提款，每次数额都在一两干元，最多的一次提取一万元。有时银行现金不足，即开出加盖银行印章的便条直接购买物品，事后卖主持条到银行兑换现款。碰上持条者过于集中的时候，常由我出面接待，做些疏散解释工作。”（《刘少白》，45页）鉴于牛何之的身份地位，估计他说的只是其中一些片段。
除了为八路军筹措经费外，刘少白还负有特殊任务。1938年端午节前后，他去延安接洽组织关系，曾会见毛泽东、刘少奇、王若飞、陈赓、成仿吾、徐冰等人。从延安回来后，刘少白受命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负责人林枫保持单线联系，每二十天步行数十里汇报一次工作，同时领取新的指示。对此，刘少白始终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交付的任务。也就是说，即使在共产党统治区，刘少白仍然在从事地下活动。
离开延安时，刘少白还带回几千册图书杂志，办了个新运书社，让牛何之兼任保管，公开出售。牛不理解他的用意，发牢骚说：“银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卖什么书，这能赚几个钱？”他解释道：办事情要多从政治上考虑，不能只盯着几个钱。有了钱，可以支援八路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同样是支援八路军，而且是更大的支援。（同上，46页）
三
1942年5月，刘少白根据上面指示，倡议组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参观团团长是牛友兰，刘少白副之。此行的目的，一是要学习延安经验，作为晋西北建设的参考；二是让代表团的成员接受教育，认清形势，为统一战线服务。到了延安之后，他们先后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的议会大礼堂、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以及工厂、医院、报社、监狱等处，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7月中旬，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人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毛向大家讲解国内外的形势和打持久战的必要，并介绍了“三三制”与“减租减息”等基本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刘少白此行还带着三个孩子，其中包括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成和八岁的外孙刘纪原（刘亚雄之子）。他想送他们来读书，但是有关部门却因住房困难不愿接收。毛泽东从王若飞那里得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地说：“没有窑洞可以挖嘛，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这件事让刘少白非常感动。离开延安之前，他赋诗一首，以表达对毛的崇敬：
堂堂华胄，历史永垂，开化最早，进化最迟；
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内忧外患，史不绝记；
今遭日寇，残暴无比，当世英雄，谁知时机？
唯有毛公，决策无疑，持久抗战，天下风靡；
中国不亡，胜利可期，如此伟人，东方列斯。
这首诗的标题是《颂毛泽东》。参观结束时，《解放日报》于七月十四日发表《送别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的社论：“牛友兰、刘少白、武润生先生们所组织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就要回去了，每以背负着民族的苦难怀抱着对于陕甘宁边区的高度热望而仆仆而来的诸先生，特别是想到以六十高龄而不辞跋涉之苦的几位前辈，我们实在是兴奋万端。今日归去，我们自不胜依依之感……”
参观团回来后，刘少白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牛友兰也当上了参议员。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年届花甲的刘少白带头上山开荒，每天要开一分半到二分荒地，是规定任务的两倍。开荒后他倡议广种棉花，边区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仅兴县就种植棉花数千亩，生产皮棉六七十万斤。此外，他还与牛友兰从外地买回织布机，在兴县城关创办了蔚汾纺织厂。为了节约开支，他主动提出不要马夫，不要警卫员，不要勤务员，自己处理一切杂务。周围的同事看他年事已高，劝他留一个勤务员，他说，我自己动手干活，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增长知识。这时候的刘少白，虽然生活艰苦，心情却非常愉快。然而这种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又过了两三年，当刘少白期盼的“持久抗战”胜利之后，灾难便降临到他头上。
事情是这样的——
四
1945年8月上甸，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决战时刻。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当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时，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上百万苏联红军开始进入中国东北。同一天，为“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49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与此同时，朱德总司令在两天内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要求所属武装部队迅速向东北以及备交通要道进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军投降。11日，“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投降有关问题”；同一天，蒋介石向八路军备部队发出“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的命令。（《中国国民党大事典》，639页，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蒋介石正在磨刀，他“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所以我们也要磨刀，因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同一天，毛还为新华社撰写《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斥责蒋介石是民贼独夫，是法西斯头子，并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至此，由于现实利益的冲突，再加上历史的恩怨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共双方为争夺抗日胜利果实”（薄一波语）的内战即将爆发，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才换来的胜利与和平，也将毁于一旦。
这时候刘少白正在延安。他是6月下旬到的，目的是筹备全国解放区代表大会，因为他是筹委会的常委和纲领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日本投降的消息，是王世英告诉他的，为此他兴奋得彻夜难眠，认为抗战胜利，是得道多助的结果。
8月下旬，由于形势有所变化，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承认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到来，并表示愿意与国民党“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久重庆谈判开始，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甘贝尔的采访时表示，“自由民主的中国”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应该通过大选来产生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第二，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第三，它将在国家独立、团结、统一和基础上与各民主强国进行合作；第四，它将实现军队国家化，并禁止私人拥有军队。此外，毛还说中共将向政府提出一个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纲领，其中包括实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化等一系列内容。（《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7页）这些观点自然赢得国内外舆论的一片喝彩。
由于重庆谈判，刘少白滞留在延安迟迟不能回去。1946年春，刘少白找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表示想回晋绥边区。林对他说：“你先别走，中央考虑如果谈判有些结果，想要你担任立法委员。”林还说，你的组织关系已经通知了周恩来。后来谈判破裂，刘少白出任立法委员的事也就黄了。
五
1946年五六月间，刘少白要离开延安，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并与他共进晚餐。席间毛向他传达了“五四指示”的精神，并对他说：“中央决定要实行土改，你回去后将你家的土地全部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于是刘少白当即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回到家乡后他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以及一处四合院和上百棵树木献了出来。为此，《晋绥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为题予以报道（刘武雄：《回忆伯父二三事》，《刘少白》，39页）。
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发出的“五四指示”，是一份开展土改运动的文件。土改运动是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是以“耕者有其田”为口号，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以便夺取全国政权。据薄一波说，经过土地改革，仅仅在晋冀鲁豫边区，“截止1947年6月，（就）有24万翻身农民参军，出现了干部带头、兄弟争先、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感人局面；游击队、民兵发展到100余万。数百万民工随军支前，担负起巨大的战争勤务”。（《七十年奋斗与思考》，416～41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可见土改运动在内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其实，晋西北本来是一个高寒干旱、土地贫瘠、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地区。除了战争目的之外，土改运动在这里究竟有多大必要，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据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的张稼夫回忆，多年来，在推行“四大动员”、“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公粮条例”以及一系列增加税收负担的政策之后，许多地主已经是徒有其名了。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上文提到的牛友兰，他早年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来是晋西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开办兴县农民银行时，他拿出将近三万元大洋；1940年“四大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人出入）时，他捐献的资财也最多，就连自己在河西办的纺织厂，也献给了边区政府。有人说仅仅是他捐献的布匹，就装备了八路军的一个团。所以到土改的时候，他因为财产和收入已经降到平均线以下（大概相当于贫下中农吧），所以被定为“免征公粮户”。另一个是郝家坡村的刘佑铭。1936年红军东渡时他就首当其冲，被当做土豪受到沉重打击；后来经过上述一系列运动，到土改的时候他早就破产了：没有土地，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一个人住在一孔破窑洞里苟且偷生。可就是这么两个人，仍然被当做土改斗争的主要对象。（《庚申忆逝》，108～10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并负责总会的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按理说他应该对自己的父亲了解最深，但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为了“大义灭亲”，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参见《篱槿堂自叙》，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革命阵营，并且对这个阵营作出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就这样在受尽折磨和侮辱后死于非命。至于刘佑铭，在土改时也背上“化形地主”的恶名。他因为交不起无中生有的所谓“底财”和“浮财”，同样惨死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之中。
类似的事例在土改中比比皆是。运动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刑讯逼供、滥杀无辜的现象极为严重。据张稼夫回忆，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土改的打击面扩大化到异常严重的程度”（《庚申忆逝》，109页），许多地方被定为地主、富农的高达百分之二三十，这些人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的恐怖中，其遭遇和命运让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
六
话说回来，刘少白返回晋西北后，正赶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一开始他还不在被斗之列，后来因为别人的事情才引火烧身。原来，李家湾（行署所在地）的地主李韶荣因为交不出“底财”，被关押在县政府内。为了对他进一步施加压力，当局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儿子说不知道，又把他十来岁的孙子也抓起来。李家媳妇走投无路，哭哭啼啼找到刘少白，说一人犯法，为什么要让儿孙顶罪？刘认为她说得有理，便直接上书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没想到李见信后大发雷霆，将这封信交给边区公安局长，并在分局党校的讲演中大骂刘少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捐献土地是假开明，是想收买人心，与牛友兰一路货色（有人说康生在当地的一次土改工作会议上也讲过类似的话。）于是刘少白被武装人员从县城押送回黑峪口村，在1947年9月下旬接受数千人的批斗，并当场被撤销副议长职务。（《刘少白》，20、40页）一个年过花甲的“开明绅士”，为了追求进步，为了共产革命，为了抗日战争，不惜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到头来竟落了这么个下场，别的不说，仅仅是在数干群众面前的那种人格污辱，就让人不寒而栗。
刘少白出事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阎锡山的电台报纸也对此事作了报道，说刘少白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做了许多事情，却仍然难逃厄运。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左”的偏向，并批评了晋绥边区在土改中的错误。据说，毛泽东得知刘少白被斗后，对晋绥分局的领导人说，像刘少白这样的人都被你们斗了，那以后还有谁敢跟我们合作？（同上，34页）
尽管毛泽东进行了干预，但是刘的问题并没有顺利解决。刘少白的侄儿说，他的伯父是拿出二十多石小米才被解除监禁的。二十多石小米，以当地“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条件和刘少白本人的积蓄来看，是个很难承受的数字。另据刘的儿子刘易成回忆，父亲回来后，他们一家六口被赶了出来，在小山沟里找了一孔破窑洞藏身。为了生存，他与刘纪原一同去背炭，“还没走到煤窑，肚子已饿了，腿也发软”，其困窘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当时易威大概是十五六岁，纪原也就是十二三岁。值得一提的是，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却没有逃过这一劫，成了土改运动的牺牲品。直到1948年春节过后，晋绥分局派副书记张稼夫亲自找刘少白谈话，让他先回黑峪口老家取得农民的谅解，然后在《晋绥日报》上发布消息，恢复他的副议长职务。
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中共已经准备接管华北政权，并计划于1948年8月召开华北各界代表大会。刘少白本来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但是由于李井泉等人从中作梗，使他没有及时收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因此当他到达河北平山时，大会已经闭幕。9月中旬，刘少白为自己所受冤屈和党籍等事致信毛泽东，其中有“风蚀残年，浩劫余生，辱蒙伟注，死生赖之，而桑榆已晚，能孝几时”等语。一个多月后，毛回信说：“9月15日大示读悉。我们的工作是有错误的。好在现已一般地纠正，并正在继续纠正中。正如你在五事中第二项所说那样，情形既已明白，则事情好办。你也就可以安心了。大函已转付彭真同志。党籍一事，请与彭真同志商酌。”这让刘受宠若惊，他马上给“敬爱的毛主席同志”又回一信，表示自己“有些孟浪”，原因是只想“直率陈情，而未顾及全面”。今后要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态度，“撇开往事，力追后尘”。（同上，21～22页）
七
1949年9月，刘少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20世纪50年代初，他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华北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这时，年近古稀的刘少白曾多次建议要搞好山西的水土保持工作，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据刘易成回忆，当时正在大力宣传解放台湾，他父亲批评省领导（当时的省委书记是赖若愚）说：“一定要解放台湾当然重要，但解放是长期任务；山西省水土流失严重，水土保持既是山西的百年大计，又是当务之急，可是总也不具体落实。”对于如此直率的批评，那些主政者又怎能接受？于是刘少白被免去省政府委员一职，只留下省政协副主席的闲职。
因为我的父亲在山西省政协工作，所以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少白这个名字。1956年我们家因为拆迁搬入省政协宿舍后，有幸与刘少白成为邻居。说是邻居，却没有见过几次，原因是他长住北京养病。这让我觉得此人有点神秘。
第二年夏天刘少白回来了。他个子很高，相貌和蔼，面目清癯，穿戴非常朴素。陪他回来的是个漂亮的大姑娘，满口京腔，二十多岁，我以为是他的女儿或孙女，没想到是专职公务员。刘回来后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一切杂事均由公务员代劳，因此没有给我留下更多印象。过了几年，当我在毛选第四卷中看到刘少白的名字时，都不相信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个瘦老头子。后来我知道他的女婿是大名鼎鼎的安子文，还以为他是沾了姑爷的光才被毛泽东看中。直到最近，我在太原市南文化宫旧书摊上淘到一本关于刘少白的纪念册，才对他有所了解。
刘少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文革”一开始，他的二女儿被抓，紧接着大女儿刘亚雄和她的儿子刘纪原也被斗被抓。只因为“毛选”四卷中有其大名，他才没有遭受太大冲击。1968年12月，年过八甸的刘少白拄着拐杖，走出家门，喃喃自语地要找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结果晕倒在马路上便再也没有起来。刘少白是含冤而死的，那一年他八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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