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时间：2002年11月16日

    报告地点：中国国家图书馆

    主讲人：李宝臣（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CCTV百家讲坛主讲人）主持人：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策划人：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现在开讲

    为什么选择用京师文化点题

    任何一个民族在前进的过程中都要反思自己的历史。在思考传统文化时，为什么选择用京师文化点题，就在于京师文化可以集中地表现礼制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袤，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因此谈中华礼制文化实在是件容易又困难的事情。

    说容易，随便一地一事即可广而论之，证明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说困难，就是难于选择一地综合表现民族精神的东西。一般而论，凡是够得上民族象征的城市文化，一定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传播穿透力，人们普遍认同，甘愿接受，构成社会意识的主流；二是张扬权威文化的物质载体；三是荟萃融合的文化传统。因此，选择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作为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再合适不过了。

    京师是皇朝首都的正式称谓，京者大也，十兆为京，也有万兆为京的说法。过去把京城地区命名为京兆，就是这个意思。《公羊传》说，师者众也。同时在文治武功方面，“师”还分别含有教导表率和军队肃武的意味。综合起来，一望即明，京师不但地域开阔，人口众多，而且在皇朝繁多的各类事务中，都将扮演最重要的唯一的角色。此外，京师还伴随着许多别称，常常见诸于史籍，如京城、都城、日下、辇下、宸垣等等。京城、都城之称，是从城市等级比较中，描述其大与总；日下、辇下、宸垣，则突出是一统之君所在之地。从这一意义上，京师的政治功能与文化意义一览无遗。历来一统皇朝的君主绝非寻常理解的个人，而是皇朝与民族连续性、同一性与团结的象征。因此，凡是皇上的日常起居的一切居室，没有一件不能构成中华文化的精髓。本来宫廷朝廷礼仪除了张扬皇权与权力约束目的以外，还要担负起为万民做出表率的功能。

    京师是朝廷最重要的城市，因此，必然不惜物力人力为礼制治国开辟道路。他且不论，仅就城市的空间结构的建设而言，完全按照礼制立意的规划建设，而且每座建筑建成之后都是根据礼制的需要与用途来使用。城市建设骨架气势宏伟的引人注目的支撑性建筑，无一不是礼制理念的外化。虽然官方使用的性质有所不同，但是辉煌壮丽，厚重肃穆，却高度一致。

    今天，人们无不为北京丰厚的城市建设历史文化遗产激动不已，其实这些遗产又无不与朝廷礼制相关，追溯当初，完全出自礼制需要而修建。诚如明代李时勉的《北京赋》说的那样，“顾壮丽若此，非燕逸而娱情。盖所以强干弱枝，居重以御轻。展皇仪而朝诸侯，遵先轨而播风声者也”。从这一意义上讲，京师又被称为“首善”，即从社会和谐，文明礼仪方面讲，是皇朝最宜人居的地方。

    明清京师，通过一条城建中心线，把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纳为一体，在四重城市空间结构与文化意义上，充分表达了皇权意志与都城社会文化特征的正统权威性。

    如果对皇帝及其后妃、文官武将的日常活动做一番想象，立刻就会发现这些活动的绝大部分在意义与作用上早已超出京师范围，构成皇朝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

    京师社会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无论怎样掩饰，皇权、正统的影响随处可见。在一个人与人不平等的社会中，权力可以使一个人服从一个自己内心不愿服从的人，做自己本来不愿做的事，这一事实就是权威的影响力。明清京师正是由于皇权至上，才使得皇朝其他城市与之相比时黯然失色。因为人们要无时不刻地维护一统之君的意识形态，京师被看作一种强大的、集中的、拥有绝对权力的实体。京师臣民生活的行为准则、价值观、信仰、迷信的每一细节，无不被印上皇权一统的痕迹。

    京师是五千年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礼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思维逻辑与行为准则，呈现权威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教条化的特点。礼制运作构成皇朝都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将礼制传统与京师文化放到一起讨论的主要原因。大一统皇朝的都城向来被看作维护国家一体化与社会政治格局的支点。在一个注重名教礼制的国度里，任何朝廷的盛大礼典都是为了维护皇朝政治秩序和谐安定，防止社会互动体系之间冲突，期盼风调雨顺与人民丰衣足食。礼典具有极大的震慑力与感染力，操作过程显示的文化特征无一不是正统的、权威的、示范的。

    明清的礼制在运作中，承袭三礼神韵，略有增损，其中与个人、家庭生活相关的内容，久而久之成为人们世代相传的生活习惯，以至有人把它当作民俗来对待。任何行为只要做到约定俗成，就不再局限于行为本身，而是坚定的观念与形成的习惯，很少再发生疑问。

    在情景当中观察先民的文化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反思礼制传统与京师文化，起码有两点需要随时把握。这两点第一个是情景，第二个是情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当代人接受历史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的是再创造的读物，虽然历史资料和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大量存在，但是，若不伴随解说，则很难让人真正了解。因此，就产生了许许多多视点不同的解读历史文化的文章著作或媒体文件。社会正是通过类似的读物来普及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这样就存在着如何阅读当代解读文章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有时候阅读某部著作或者听某人讲演，在叙述当中可能挑不出逻辑毛病。但要把其对历史的解读放到历史情景中去观察，结合历史情理来体验，洋洋洒洒的宏论就可能不成立。

    问题讨论将分两步逐渐展开，先情景后情理。关于历史解读文件不能脱离时代情景问题的讨论，我想选择举例说明的方式，这样会更生动鲜活些，更有助于大家对问题的理解，从而避免讲演的枯燥与书斋气十足，在几个例证的展开中，来体会情景对于反思历史文化、学术立论和理解古人生活的重要性。

    我现在举两个例子。

    “第四堵墙”理论不适用于中国戏曲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第四堵墙”理论的发明权问题。前几年我在中戏讲座的时候，有位学生提问，说他看到一篇文章，方知西洋戏剧表演的“第四堵墙”理论是中国人首先提出的，问我究竟是不是如此。

    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叫“第四堵墙”理论。16世纪初意大利剧场舞台开始使用镜框建筑形式，台口建造长方形边框，犹如镜框，台口两端设置幕布，根据剧情开闭，故称“镜框舞台”。以后，到19世纪、20世纪，这一舞台构造形式广为世界各国采用。

    演员在台上表演时三面封闭，只有一面朝向观众，现在的剧场基本都是如此。产生于18世纪、19世纪之交的“第四堵墙”理论是一种表演理论，要求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把面向观众的一面看成是一堵墙。相对于舞台左右与后方三面的围挡而言，这是第四堵墙，也就是演员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进行创作体验。西洋戏剧表演的创作体验与审美体验是隔开的。

    为什么说这一理论是中国人首先提出的呢？那篇文章中引用了清初戏剧家，同时也是造园专家李笠翁，也就是李渔的著作。李笠翁生于明末，盛年得意时恰逢清初顺治、康熙朝，所著《闲情偶寄》内容涉及甚广，除了戏剧理论外，还有营造、园艺、饮食等方面内容，北京历史上有名的私家园林——半亩园，就出自其手。本书在谈到演员表演的时候，指出演员登台要做到“只作平常想，勿作场上观”。

    那篇文章就是根据上述这条材料来立论的。假如不了解中国戏剧生长的环境，仅读文章，语言逻辑有序，论证丝丝入扣，可能看不出毛病。但是把该篇文章的立论放到中国的戏剧里，放到那一时代的剧场中，立刻就会发现文章的立论似乎不大能站住脚。原因很简单，中国当时还没有引进镜框式舞台，不但没有镜框式舞台，甚至没有专门仅供戏剧表演的剧场。镜框式舞台出现得很晚，到现在不过百年左右。

    中国传统戏剧舞台直至清末都是三面朝向观众的。现在如果想感觉一下古典剧场的空间结构，不妨去看看重新整修过的湖广会馆或正乙祠，在那儿可以看到传统戏园的空间布置形式，舞台凸于观众席中，演员上下场门设在后面直对观众。台面离地比较高，因为观众席不是向前倾斜的，为了保证后排人观看，所以必须提高台子的高度，舞台的正面和左右两面面向观众。乡社、码头的露天舞台和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内的舞台大抵都是这个样子，而且台口也从来不设幕布。只有极少数的宫廷与巨室宅第的私家室内舞台有一面朝向观众的，比如故宫漱芳斋内的风雅存即是一例，不过这类剧场的规模都不大，仅满足家庭的娱乐需求。宫廷的巨型舞台也是露天的，三面朝向观众。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中国的戏曲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清代，演员必须要注意达官显贵或者是文人的反应；另外，在民间演出的时候，它是靠这种东西来和群众交流，来团聚观众。假如你出门找一个人，人家不在家，旁边有一个地儿正在演电影，你买一张票就可以去看；如果这个地方正在演戏剧，你要拿了票，先进剧场去看戏，看完戏再去找人，那个戏你进去了就有可能听不懂。所以，中国的戏剧是本土当中独立形成的一种风格。

    而过去呢，中国是没有专门的公众空间的，不像外国有广场，有那种比较大的民众聚会的地方。在城市中，茶馆、寺庙和有乡土特征的会馆就是常设的公共空间。为什么到了民国新式剧场大量出现后，还有人习惯称它为戏园子或戏楼，乃在于历史记忆不能立即抹去。戏园也好，戏楼也好，都是来自于茶楼、茶园。茶楼、茶园本是喝茶谈天说地的地方，但是光喝茶谈天，有些人可能停留在这里的时间很短。为了留住客人，同时也为了满足拥有充裕时光需要消磨的闲人需求，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增加收入，经营者想到了联系演出团体到这里表演助兴的方法。久而久之，戏变成了主业，而茶的功能，或者说聊天的功能，倒反而下降了。在中国，自从戏剧独立于茶馆，变成了戏园子，中国的剧场里特别热闹，永远是有喝茶的，有卖东西的，乃至到了民国出现“手巾板儿”。“手巾板儿”实际上是民国时由天津传到北京的。毛巾不是一次一清洗消毒，而是一人用后，伙计用热水一浇拧干再洒上一些花露水，逢上有人要用，就隔着座位，从观众头顶上空扔过去了。后来，当时北京市的社会局认为这个不卫生，就给禁止了。所以，戏园子里做小买卖的，包括卖干果的，卖鲜果的特别多。所以，演员在台上为了吸引观众，往往需要改词。

    自从一些茶园蜕变为戏园以后，上演的大都是戏曲节目，如梆子、昆曲等等，不一而足。京剧产生以后，到了晚清逐渐独领风骚，占据了戏园演出的大部分份额。这也是集体审美场所出现以后，演艺与观众互动刺激的结果。尤其慈禧太后酷爱京剧j把社会上的名京剧演员引进宫廷演出的做法，更支撑起京剧快速繁荣发展的蓝天。因此，选择京剧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代表，讨论戏曲表演问题，再合适不过了。京剧起源于北京，集中国戏曲之大成，也只有京师这样的四方荟萃的皇朝都城，才能融会贯通，创造如此美妙绝伦的艺术形式。京剧也好，其他地方戏剧也好，演出时，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是要交流的。观众审美氛围左右了创作表演形式，演员决不能用想象中的所谓一道屏幕或一道墙与观众隔绝，如果隔断了，中国戏曲也就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中国戏曲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形成关于集体审美的良好习惯，露天演出更不必说，往来自由，毫无约束可言。就是进入茶园，面对嘈杂喧闹的环境和心猿意马的观众，演员必须要增长调控观众的能力，随时注意观众的反应，与台下建立起互动通道，来团聚引导观众。这种演员的职业训练能力确实能在乱中取胜，同时也给演员表演制造了自我表现和偷工减料的机会。倘若凭经验认定台下观众少有内行，演员往往懈怠敷衍了事，甚至删减戏词。

    此外，同台演出，有的演员有意制造噱头突出自己，甚至不惜落下“搅戏”恶名，来难为同行。搅戏一向被同行所不齿，但观众的普遍看法与此不同，出人意料的冲突从天而降，让人目瞪口呆，瞬间突现的舞台尴尬和使尴尬化解的智慧，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搅戏只会受到同行的道德谴责，而不会受到制度的惩罚。传统戏曲是以演员为中心的，通过一个故事演绎，表现演员的演技与创造力，而故事本身的情节结构与演出纪律则降到次要位置，不能成为表演的金科玉律。

    中国戏曲表演理念不同于西方，演员表演拥有极大的自由空间。虽然人们常说中国戏曲表演是程式化的，但是这种程式化只表现为行当表演的规范，在不同剧目中，同一行当的表演呈现为大同小异，比如扎靠武生出场都要起霸，而不同的武生起霸则各有特点。中国传统戏剧表演的魅力就在于雷同中的不同，在程式化中创造流派，发挥演员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因而，人们比较容易判别同一行当演员技艺的优劣。程式化并不管剧情的演绎变化，也不是以剧本为中心的，剧本只是演员自我表现的手段，只要有助于表演顺利进行，临时添减或改动，甚至加上与剧情无关的台词从不被禁止，有时会得到内外行的赞赏。在表演艺术上，中国传统戏曲是以表现演员演艺能力与艺术创造为第一目标的，并不以贯彻剧情与剧目主题为首务。因此，才能在极其缺乏训练有素的专业创作人才的支持下长足发展。

    有这样一件事足以证明中国戏曲的表演理念。梅兰芳先生大家都熟悉，梅先生年轻时在艺术上曾受陈德霖的指点，晚清时陈德霖被尊为青衣泰斗。梅先生虽未正式拜过陈德霖，却一直以师事之，值得称颂。在陈晚年时，梅先生为报师恩，请他同台演出，扮演《大登殿》中的王宝钏，梅先生自己扮演代战公主。《大登殿》叙述的是薛平贵得代战公主帮助，攻破长安，自立为王，分封发妻王宝钏与代战公主为后的故事。

    王宝钏在几十年前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戏剧人物，她出自相门，不嫌贫爱富，独守寒窑十八年等待从军的丈夫薛平贵归来。故事本身极为简单，薛平贵与王宝钏两者之间的夫妻关系，与其说是表现永恒的爱情，倒不如说是为了宣教妇女的慧眼与忠贞。这种不惜牺牲生命过程而完成信念目标所表达的伦理精神，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曾经左右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们只看到了荣华富贵，却无法真正体验十八年寒窑生活的艰辛困苦与寂寞凄凉。

    当时陈德霖已经六十多岁了，经梅先生之约，犹豫不决，自认为再上台扮成一位雍容华贵又比代战公主漂亮的王宝钏，恐怕观众难以接受，因此不愿意出演。梅先生劝他放心。后来二人同台出演，通过添加几句与戏情毫无关系的台词，消除了陈的疑虑。代战公主说：“怎么这位姑娘看着很面熟啊？”小花脸，也就是丑角，跟着垫了一句：“敢情熟，他是你的先生呢。”对话与戏情毫无关系。用插科打诨的传统方式，引起哄堂大笑，向观众做了一个交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剧上演时，清亡已二十年，京剧进入正式剧场也已十几年，表演理念戏曲思维和创作体验，一如其旧，改变的仅发生在化装、台上布局等方面。剧场虽然移植了西洋形式，但场内却不能一扫昔日茶园的习气，仍是嘈杂的，还需要演员依靠自身的号召力，随时聚拢起观众的注意力。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研究学问一定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制度，或者说是文化，一定要在一种情景当中。你要知道中国这个剧场，你就不会相信那个人讲的“第四堵墙”是中国人发明的。另外，如果真的隔着台上的演员和观众交流的话，这个戏是发展不下去的。自从京剧搬到了正式的剧场以后，就开始萎缩。而京剧的萎缩和搬到正式的剧场，基本上是同步的。因为京剧本身就是一种小范围内的玩意儿，不可能让几千人或者一两千人去听这个戏。而且它若失去了台上台下的交流，这种戏本身你觉得也没意思。因为中国的京剧也好，别的戏曲也好，本身的戏剧冲突是非常小的，很浅显，没有那么多的包袱。尤其是有一些剧，包袱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主要是一些歌曲和舞蹈。比如说《贵妃醉酒》，讲的是一个人的心态，贵妃在皇上面前失宠了，于是开始喝酒，然后就舞蹈。那个剧让人看得如痴如醉，但是必须观众比较少，要能看得见，坐在后排的话，那些细节都是看不见的。

    中国戏曲中的女性为什么由男性扮演

    第二个例子，还和戏有关系。

    头十几年左右，有一部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霸王别姬》。该片叙述了一个被遗弃的男孩在戏班子里如何成长为名旦角的过程，时间跨度从民国初年到“文革”结束。主人公名叫程蝶衣，自从走上青衣艺术道路以后，不但女气十足，而且还是同性恋，后又染上吸毒恶习。日本侵华期间，他给日本人唱戏，还觉得日本人懂艺术。最后到了“文革”时，他与幼时一起学戏的师哥，成角以后的搭档段小楼反目成仇，面对段小楼的不义，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冤冤相报的方式使这位师哥也倒了大霉。程蝶衣被称作“戏疯子”，热爱旦角表演艺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视表演为自己的生命。在舞台上，他精妙绝伦的表演，不知倾倒多少观众；而在台下，从做人的品格上看，肯定是乏善可陈的，也必然遭到伦理道德的深恶痛绝。影片放映后争议很大。平心而论，影片演绎的京剧社会中的故事倒是极具历史感。

    影片一公映，遭到一些严厉批判，也不足为奇。其时“文革”结束虽已十几年，但人们还不能从教条式的阶级斗争思维中彻底解放出来，见不得未经遮掩的东西公布于众。然而，毕竟经过了拨乱反正，不然这样的影片不要说不可能拍摄，就是侥幸能够成片，也不可能公演，充其量仅能供内部批判而已。批判是每个人天生拥有的权利，谁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文艺批评在更多的情形下，表现的是多样性，张扬的是批评本身，而很少能有结果，尽管人们常常期望自己能够完胜，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人类天生的自圣自专，谁不自以为是？没有自以为是就不可能产生意见冲突，也不可能发明创造。批评与赞扬相比，社会更应当尊重批评。也就是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犹如你不同意我的意见一样，尽可两端相持，各抒已见，谁也不能漠视对方的诉说权。

    批评需要宽松环境的同时，还需要遵守一定的原则，无论赞扬还是贬抑，都要言之有据，决不能只表现愤怒或赞美而无视历史现实。让·斯塔罗宾司基指出：“决不能赋予批评方法以一种先决的权威性和法定的先验性，就捍卫与攻击来说，原则的提出和方法的思考都出自颂扬或谴责的口吻，很可能从中产生了某种失真。”中国人的文学艺术批评，常常不在作品本身方面下工夫，潜心内在分析，而用较大气力挖掘作者的用心或日动机。为了在作品背后辨别出一种特殊意图，可以不顾创作个案的特殊性，而将作品表现的东西普遍化，试图给予一种普遍的政治解释。有人对影片暴露男旦女性化与同性恋问题，表现出极度愤慨。在批判影片主人公程蝶衣时，援引证据说解放后，我们也培养了一些男旦，在台上塑造了妩媚女子，而在台下却是堂堂男儿郎。文章列举了几位有名的男性青衣演员作为例证。听到这样的意见之后，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批评者可能没有见过幕后日常生活中的男旦。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见过生活中的男旦，如果不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话，一定觉得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像男性。

    实际上，解放以后并没有培养过男旦，所有的男旦都是随着解放进入新时代的。

    男旦在解放后仍能保持名望地位并活跃在舞台上的，基本上都是在解放之前就出了名的。而那些在解放前夕投身于旦角艺术尚无成就可言的青少年男旦，到了解放以后改行者居多，艺术命运都比较悲惨。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开启戏曲改革的群众运动。第二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改革旧戏班的不合理制度。男旦显然属于侵害人权的一种不合理制度，因而在改革之列。同时管理制度也发生了巨变，剧团、戏班、戏校统一由政府文教机关管理，不久都走上公营道路，由自身创收维持生计与发展，逐渐变成倚赖政府拨款为生。投门拜师私人授徒的道路越来越窄，代之以剧团或戏校内的组织指定，戏校公营以后也不再招收男童学习旦行。

    戏台上的女性由女子来扮演，作为戏曲改良的成果，不但表明与传统决裂的革命精神，而且变成一项不成文的纪律推向社会。所以公营戏校培养成长起来的名旦角，清一色的都是女性。而那些为大家所熟知的男旦到解放时全已成年，一般都在三十岁以上。比如四大名旦，梅先生生于1894年，尚、荀两先生皆生于1899年，程先生生于1904年。到解放时他们都已是五十岁上下的人了，早已功成名就妇孺皆知。戏曲改革之初，虽然做出较大的改良，但仍表现出尊重历史的精神，没有对成功的男旦进行彻底革命，拒绝他们再上舞台，只是断了后援，使这一有几百年历史的男旦艺术事业立刻呈萎缩状态。

    世上绝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位在台底下未经反复模仿训练的男子，到了台上就立刻成了婀娜多姿的妩媚女子。且不说五大三粗，使枪弄棒之徒，就是温文尔雅风流倜傥之辈，能逢场作戏偶一为之，也仅是夸张模仿勉为其难而已，若想真正塑造女性角色似乎难上加难。试想，如果一位矢志于表现女子的男演员不在底下勤学苦练，怎么能够上了台就艺压群芳？肯定得在底下天天琢磨，天天模仿练习。梨园界不是很流行一句“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名言吗？一位男旦的成长，首先需要天赋条件，其次就是学习与体会，最后包括思想意识都可能女性化。影片中有一句画龙点睛的台词，让人回味。程蝶衣学戏时，为了一句“我本是女儿身，为何偏做男儿装”的台词受尽了苦头。性别转换让他糊涂，总是脱口而出念成“我本是男儿身，为何偏做女儿装”。幼小心灵的直接性征认同，怎么也无法理解饰演的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身的男装之间的冲突和解，经历的最大障碍绝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性别认同的心理问题。少年程蝶衣的潜意识解不开的就是：我就是男的，为什么非要女扮男装。一旦冲破了这一心理障碍，认同了性别转换的现实，则奠定了日后成为名角的基础。

    所以说批评者不是没有见过男性青衣便装的时候，就是见过忘记了，或是慷慨陈词时忽略了。我小的时候有幸见过一些男性青衣演员，儿童的眼光向来是直接的，表面的，单纯的，没有那么多的掩饰和忌讳，也不能升华到人品思考上去，却是一望即感到异样，女人气十足。世间无论男女都可能骂人，骂人时往往情绪激动，难免声色俱厉，可是，这些幼时见过的男旦连骂人的腔调都显得特别绵软，似乎难以表现愤怒之状，不像男的一拍桌子一瞪眼，祖宗三代就骂出来了。

    当然所谓的堂堂男儿郎，远不专指一个人的举止行为，还包括这些比起外在表象更重要的事业和人品气质与道德等等。比如事业有成、风骨气节、仁义厚道等等。苏东坡不是也说帮助汉高祖成就帝业的张良，“相貌乃如妇人女子”吗？说到堂堂正正做人，就不再是男人的专利，也没必要再设置两性区别。把堂堂正正与性别纠缠在一起，往往让人迷惑不解，男旦的性别是没有人怀疑的，但是男旦的行为举止音容笑貌酷似女性是有目共睹的。其中一些人变成同性恋者不足为奇，也无需遮掩。

    同性恋伴随着人类社会诞生就存在，从两人世界逐渐走向公开，当代西方同性恋者已公开要求法律登记。2006年年初，英国议会通过了《同性关系法》，已有几对同性恋人登记结婚。过去社会流动性差，媒体技术简单，所以，同性恋只是相恋两个人的事情，呈独立分散状态，至多在其社交圈子里流传，构不成社会问题F虽然没有历史统计资料，却不能因此断定当代的同性恋者占生存人口的百分率就高于古代。一般而论，社会流动性越差，生活质量越低，在单性社会环境中，出现同性恋的几率就越高。古代纯粹的男性社会远远高于纯粹的女性社会，诸如军队、监狱、矿山等等。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同一时期，男性同性恋者远远高于女性。今古相比，当代的同性恋更多的是个性的自愿选择，较少强迫性，不像古代存在着那样多的身不由己的外界干涉。似乎中国人以前对同性恋的态度十分开放，绝少有歧视与偏见，拥有断袖之癖也不会影响个人的名誉地位。一般人不会计较周围的人是否是同性恋者。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社会封闭，社会信息资源贫乏以及有意的控制与限制，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存在似乎已经麻木乃至发生集体无意识，因之，见怪必怪，必欲日诛笔伐而后快，容不得世界的多样性。

    其实，对于个人生活方式来说，普遍认定的道理只能管大多数，而少数人则不会认同，因而，以大多数人的道理评价少数人的行为，只能是法律的惩罚与道德的谴责，绝不可能让少数人心悦诚服，特别是关于超出法律道德之外的个人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怎样生活是自己的事情。生命的过程总是具体的，自我意识、自我选择权是唯一的，只要没有损害他人，就不必品头论足。同性恋是特殊生理构造、特殊心理需求或特殊经历产生的特殊生活模式，无论如何属于个人隐私。世界上，没有两个经历相同的人，企图以所谓的正常的一般标准规定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何看待个人生活方式，应该是行大多数人的规矩，容少数人的选择。

    也许是生活价值、文化价值一元观在作怪，某些人对于被自己认定的人或事，总希望一帆风顺又阳光灿烂，偶有瑕疵，必欲去之而后快，仿佛世间没有弯路，没有血泪，没有屈辱似的。不要说影片只是文学创作，即便是有所指，也非指名道姓的实录，何必非要往自己认定的事业人物上生拉硬扯，自寻烦恼。生活现实中个案的普遍意义，绝不像一些人想象夸张的那样。当对认定的人物进行全方位包装时，尽可以避讳遮掩，具体的事情以具体的方式办理即可，而不能靠扫荡外围，清理环境实现，不能期待将未经包装的行业生活实录全部束之高阁。世间有哪一个行业内部像想象的那样阳光灿烂，如果真的存在，还用得着刻意地树立典型让人模仿吗？古今还会有那么多道德追求者对出污泥而不染行为的赞叹吗？

    中国人很早就创造了避讳文化，对于此道驾轻就熟，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总而言之，一切构成社会关系的强有力者，都可能成为被有意无意的包装对象。

    避讳之道皆表现在语言文字上，一方面，对忌讳的对象极尽遮掩包装之能事，甚至篡改丢弃历史；另一方面，在遇到对忌讳对象不敬时，总是千方百计地正名辩诬，甚至不惜痛下杀手。千百年来，双管齐下的结果，国人养就了行文造句趋势避讳的习惯。

    毋庸讳言，人类是需要避讳的，政府、团体、家族、个人在历史行程中，谁也不愿意留下不利于自己的口实。假如这一习惯仅仅只是处世技术，倒也无关大碍，毕竟人类交往关系复杂，不可能都直面对待，彼此之间留些颜面，也有益于社会和谐。然而坏就坏在习惯铸就了思维定式，把需要避讳的事情当作从未发生。古人尚且知道避讳只是遮掩，为大人物留下一点社会尊严和历史尊严，以中性的模棱两可之词敷衍缘饰，而不是彻底否认。非要为钟情对象所谓的污点进行洗刷、正名、缘饰、包装，是个人的权利，谁也管不着。然而，被议论的对象，却不是属于一个人的。事过境迁人去物非，但是历史就那么容易欺骗，那么容易乔装改扮吗？当初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偏要作为问题有意洗刷，与其说是为了正名，倒不如说是为了宣泄抱缺守残的僵化情感。

    《论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己所欲，就可以施于人吗？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别人未必不愿意；自己愿意的事情，别人未必就愿意，只不过在做人行事的社会公共规则的选择上，总是以概率的大小来判定规则的优劣。从社会利害福祸的一般的价值判断上看，某个人不愿意的事情，可能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而某个人愿意的事情，可能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愿意。两者虽然都呈正向选择，但是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总有少数人行反向选择。圣人从社会生活最一般体验上，洞察人类保己排他趋利避害的本性，在处理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往往“己所欲，不愿施于人，己所不欲，常施于人”。因此，指出在施政与做人上，要将心比心，不要把自己不希望遭遇的厄运，放到他人头上去。两千多年前的哲人智慧，至今仍未失去现实意义。不过，在当代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仅仅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远远不够了，急需建起“己所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价值取向观，让所有的个人生活方式问题由法律来解决，不要把道德抑扬过多地引入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之中，道德主流向来从众，趋时趋势，标准游移难求一律。只要个人生活方式不违反法律，不妨碍公共道德，又何必无事生非，掀起轩然大波。

    仅就欣赏戏剧而言，赏心悦目的是表演艺术，管什么演员私下的生活如何。演技的高低与是否具备起码的戏德是唯一的。倘若非要用艺术创作精美绝伦的审视尺度，同样衡量演员幕后生活的实质内容也像艺术创作那样完美无瑕，恐怕十之八九会失望的。人们把演员当作偶像崇拜，而演员则把演艺视为安身立命的职业。丞相非在梦中，而君在梦中矣，此之谓也。况且同性恋问题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现象。一定要把它归人道德范畴，实在是对同性恋者的侮辱，自己不接受不认同的少数人的生活方式也就够了，何必强求一律。

    人格高尚纯正与事业才华成就一致的说法，古往今来不知蒙倒了多少人。其实，两者一致者有之，不一致者亦有之。毕竟人格道德不是事业成功与进入社会上层的必要条件，自古中国就喜欢用道德标准评价人物，却不能有效地阻止不道德的人涌人社会上层成为各类名人。关键的是道德精神追求与通常的公共道德是两码事，一个人是否具有道德良心，不像违反公共秩序那样一目了然。况且道德的评价都是事后认定，由事而论人，难于事前判定。即使那些经过事例证实被认定具有道德良心的人，也只能证明他的历史，而不能绝对保证他的未来。只要不是盖棺论定，人生旅途永远充满着变数与歧途。在这一意义上，道德良心纯粹属于自我反省、自我限制的范畴。

    因此，大可不必煞费苦心为男旦的女人气辩诬，女人气乃至同性恋嗜好还够不上是道德问题，也不妨碍其中佼佼者成为令人尊敬的人。不管当初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女人气是投身旦角艺术的男性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出于自愿恰是天遂人愿，乐在其中，不关别人的事；如果出自胁迫，最初当然是身心健康与人权的牺牲，不过，既然在由家长或他人作主的年纪被推人深渊，到了具备自主意识的年纪又没能想方设法逃脱此业，久而久之，由厌恶变成喜欢或麻木，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这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职业，即使终生耿耿于怀，但在生活历程中铸就的习惯与自愿投身此业的男旦也毫无二致。当一个人用生命换回生命的延续时，所拥有的谋生技能不是那么容易更换的，不像说得那样轻巧，想变就变的。拒绝承认男旦的女人气与同性恋现象，则是无视男旦为事业付出的代价，无异于亵渎投身男旦事业的艺术追求的牺牲精神和辛酸血泪的生命过程。实际上，这里使用的牺牲与血泪，也许不能让男旦中人认同。他们会说我们的事业生活本来如此，用得着别人悲天悯人或辩诬正名吗？世间什么事业不需要生命的付出？只要生命的过程不是生命的浪费，其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又岂是他人所能体验理解的。世间谁不是在付出生命的同时享受生命？

    我再多讲两句，就是为什么过去的戏班子，女性要由男的来演。实际上，有两重原因。第一重，跑过早戏的人比较看重这些，这是由制度使然。因为大家都知道，元代杂剧的时候戏班里有女演员。有些人就说，封建礼教歧视女子，女演员不能公开抛头露面等等。那会不会这样，元朝有，到了明朝就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啊？就是朱元璋成事以后，为了整肃官场纪律，规定官员在吃饭时不能召妓。中国古代的官场，比如清朝，遇上年节，官宴的机会，必召妓。过去有人讲，“有种无花不是春”，也就是说，吃饭时一定要召妓，吹拉弹唱。到了明朝，朱元璋订制以后，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但是，人总是想在吃饭或聚会当中弄点响动，那怎么办？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职业。

    这种新的职业叫做小唱。小唱在哪儿？在帘子后面。大家知道吧，在宣武门的东西帘子胡同那个角上，一般的来说，买个七八岁的儿童，长得像女性，到了十五六岁就开始去陪人了。后来为什么到了清朝末年，有青衣小坊，有相公堂子，比如讲同光十三杰之一的梅巧玲先生，他就是那个相公。有人又说，相公这两个字是音转，就是说同性恋，从“像姑娘”，最后转过来叫相公。在清末的时候，这种青衣小坊在前门外一带比较多，主人比较典雅，而且能够有歌喉。大家现在看古装戏看多了，都以为是官员就逛妓院，或者是到刚才说的戏园子里去听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过去的官员也都有廉耻之心，就是他想去，也要控制自己不去。所以，这些人的娱乐，实际上是在一个很小范围之内的。这些相公堂子，我认为是因为明朝禁止召妓，才产生了这种“小相”。这种“小相”再往后延续，就成了戏曲里的青衣。最后，戏班子里面是没有女人的，尤其是北方的，尽管你是昆腔也好，益阳腔也好，梆子也好，包括到后来的乱弹，乱弹就是后来的京剧，里面是没有女演员的。我觉得，这是明朝制度使之产生的一种新的职业，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戏剧在被清朝的宫廷喜爱之前，这些人谋生是非常困难的。什么事情在中国，若没有政府的投资，想发达是非常难的。这个乱弹之所以能变成京剧——现在有人认为京剧二百多年，其实，没这么长历史，就是一百多年——就是因为过去慈禧喜欢京剧，由于她喜欢了，所以那些演员能进宫了，而在那之前，社会上的演员是进不了宫的。慈禧之前都是宫里的太监自己演戏，到了慈禧这里才开始招外面的演员，这就是上有所好。到后来，王公大臣们也开始喜欢上了，乱弹才真正变成了京剧。这就是说，在京剧形成之前，各个戏班的人谋生是非常艰难的，而且他们的流动性非常大。而凡是流动的团体，有两性的时候容易比较乱，容易产生冲突，比如说生了孩子，走路的问题等等。第二个原因，即在戏班的管理流动方面有一定的责任。如果戏班里有女性，容易产生冲突，另外管理不便。可能就是这么两个原因。

    刚才，我讲的就是，如果你要理解一个事情，一定要把它放在情景当中。比如，你研究过去的制度，也是要放在情景当中。制度如果不放在情景当中研究，是研究不出好结果来的，这应该属于思想范畴。为什么属于思想范畴呢？你可以在纸面上执利害的两端，你可以网其全利，去其全害。但你在操作过程中，这制度可能和你所想的差距非常大。我讲这些呢，就是说我们中国古代的东西，先民的玩意儿，你要有一种立场，把它放人情景当中去观察，而不能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儿就是怎么回事儿，其实不然。

    理解风物制度要讲情理

    第二个呢，我想讲讲情理。社会不断变迁，风物制度一变，社会心理的显示形式随之而变。但是人心，古今应是一脉相通的，求幸福、求愉快、求平安、求长寿是一样的。象征性的概括只属思辨范畴，世间的幸福与苦难从来都是具体的。因而，时代的观念幸福必须与时代的制度和时代的生活模式放在一起来讲。

    皇族与正黄旗双保险的纰漏

    直接讲吧！现在大家都讨厌穷人，都渴望第二天起来，自己变成巨富，没有人喜欢受穷。但是，在座的岁数大的人都知道，“文革”的时候，唯恐自己家里没有穷人，没有穷人也要想方设法找一个穷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上将，没搞“文革”之前，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家有什么穷亲戚。其实，谁家都有穷亲戚，只是不说而已。因为什么呢，穷让人看不起，说了以后，别人也不会自给你钱。结果，“文革”开始以后，这个人就说，我舅舅是贫农，我姥爷是贫农等等，而且一有事情就必说。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贫穷为光荣，以三代贫农为最革命。实际上，目的是什么，还是为了追求幸福，追求好日子，免得受罪。有钱的被抄家，工作不好找，一天到晚流着含冤的眼泪到处求公道。

    这个人为什么说他舅舅是贫农？说实话，在“文革”开始以前，他从来没把舅舅当舅舅看待，因为他母亲是姨太太。以后还要讲关于婚姻伦理，就是说，过去凡是给人家做小的，不过就是两途：一途是在妓院里面赎人，一途是买穷人的孩子。就是说，某一家太穷了没办法，你给他一笔钱，他把小孩卖给你，而且和主人之间的年龄相差比较远。这种人嫁出去以后，她的亲戚，舅舅也好，姥爷也好，都是不成立的。而且，到将来也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关于这一点，大家看一些现在的电视剧，有的时候姨太太家里的人飞扬跋扈，那都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按照一般的常理，要避讳穷人，但是，那个时代就不是那样。“文革”结束，我也碰到过这个先生，他再也没有提到过他有个穷舅舅。

    曾经有一家烤肉店开张，几个朋友一道去品尝，感觉不错，不免夸奖几句。老板闻之，过来自吹起来，没说几句，便说他是皇族。在座的几个朋友都是旧家出身饕餮之徒，听此话不禁哑然。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结束没几年，就很难再听到谁是穷人出身，张口介绍都有些来历，有的听起来还很吓人，显然又回到昔日的社会评价系统当中，遵循原来的文化价值标准了，而且有些人丝毫没有改掉夤缘攀附自吹自擂的毛病。说来夤缘攀附，并非只是简单的虚荣心作怪，而是拓展社会关系增强信誉度的常用手段。一般而言，个人的可信度与其实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个人实力包括许多方面，其中家世构成重要因素，尤其对年轻人更显突出。过去某位贫民创业暴发后，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续家谱。自己家不行，就通过联宗或购买实现。世事变迁，发达的家族没有一个能够经久不衰的，孟子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败落家族的子弟往往靠变卖为生，卖来卖去，卖得没什么可卖了，有的就把家谱卖给了同姓的暴发之人。暴发之人认别人的祖宗做自己的祖宗，也就是避讳自己的穷命，同时也为自己进入上层社会找到了血缘根据。虽然，中国人大都明白世事变幻无常，也接受平步青云脱颖而出的布衣之士，但是血缘意识却根深蒂固，血缘伦理文化观念、血缘价值判断标准，常常让人不由自主地攀高枝。在一个事事都要问问来历的国度，一个人的出身往往就成为他社会地位的重要光环。其实，自己没本事，偏要抬出祖宗壮门面，往往是自取其辱而已。自己有本事，又何必把祖宗常挂在嘴边，唯恐他人不知？常言道英雄不问出身，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没有一个是躺在祖宗余荫中成长起来的。

    那位开店的老板讲他是皇族不外乎两个用意。一是想证明他做的烤肉买卖可谓正宗、地道的老北京做法。二是拉出皇族，立刻表现身份与众不同，从而推销自己的产品。其实，让我们觉得好笑的是他大可不必说自己是皇族，不说倒好，说了反而可能帮倒忙。倘若他办的是文化事业，如古玩字画、珍宝奇玩，或是研习礼教、礼仪，或是声色犬马，吃喝玩乐，攀上皇族或许有些帮助。因为在清朝，皇族除了近支王公有机会参与朝政外，一般王公、世职以及宗室大都无所事事。闲必生事，闲必找事，因而，凡是享受的事情无不与皇族结缘。国家财政保证了他们的衣食无忧，同时限制他们除了做官和充任军职外，绝不能经商做工。皇族深谙一门手艺的寥寥无几，特别是厨行，社会地位低下，皇族即使落魄了，想学一门谋生技能，厨行也难人视线之内。

    烤肉是很平民化的食品，非把大众化的东西和皇族搭上关系，碰上真正的吃主就要产生疑问了。其实烤肉起初不过是街头摊贩的营生，比现在满大街屡禁不止的烧烤摊强不了多少。昔日京城的传统烤肉，就是街边的一个摊位，炭火上支起炙子，羊肉也好，牛肉也好，切成柳叶片先用酱油和佐料煨上。吃法分文吃、武吃两种。露天经营时代流行武吃，筷子一尺八，客人有座不坐，站在炉旁，一脚踏在条凳上，自己翻烤，沽酒一喝；文吃是由摊主烤制，不必客人自己动手。北京现在有两家经营烤肉的名店，烤肉宛与烤肉季，起初都是街头摊贩，烤肉宛以烤牛肉见长，烤肉季以烤羊肉为主。

    烤肉进入店堂经营以后，武吃就逐渐消亡了。武吃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中形成的习惯，类似现在的自助餐，只不过种类单一。过去烤肉生意的旺季在秋冬，尤其冬天气候寒冷，坐在露天之中，更觉寒气袭人，而且穿着臃肿坐食不便。武吃形式体现了个体经营的智慧，既减轻了摊主的劳动强度，节省了人力投资成本，又使食客遂了肉片老嫩的心愿。武吃的特点就是站着，失去了环境，就不可能继续下去。谈话之间，饭店的老板似乎看出我们对于他的皇族出身不以为然，因而又添上一句“我家是正黄旗”。不说倒好，此前还只是认为他大可不必搬出皇族出身来宣传他的烤肉生意，不很怀疑其皇族出身的真实性，说了倒引出一连串疑问。张口自称是皇族，又加上正黄旗，似乎是双保险，其意不外使我们相信，其实问题恰恰出在将皇族与正黄旗扯在一起上。

    自从清装剧如雨后春笋充斥荧屏以来，人们对清朝流行的制度名词大都耳熟能详，然实质内容，多不甚了了。八旗制度是清朝独创的兵民合一的政治行政与军事组织，始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完备于清太宗皇太极。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共二十四旗。人关以后，八旗制度没有推广，只是在入关之初，把一部分明朝高级降将和旧朝勋戚编入八旗汉军。有清一代，在行政组织层级上，始终贯彻以八旗制度管理旗民，以郡县制度管理汉人。汉人兵民分治，军队通过招募组成，号称“绿营”，就是军旗是绿色的。

    说起八旗，现在人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以为正黄旗最地道，凡是皇族都属于正黄旗。正黄旗亦称“整”黄旗，就是旗帜通体都是黄的。

    其实，八旗本无高下之分。清朝入关以前，宗室亦分八旗。唯镶黄旗只属于皇帝一人。所以，如果非要从政治亲疏上分出高下，那么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镶黄旗，而不是正黄旗。镶黄旗内除了皇帝之外，没有其他宗室。稍后，皇权进一步加强，正黄旗与正白旗又归皇帝统属，正黄与正白两旗，原本皇族甚少，且都为远支宗室。人关以后，宗室王公皆分隶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五旗，皇子分府全部拨人这五旗，再无人正黄与正白旗的人。如此始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实际上，上三旗与下五旗只是相对于包衣佐领而言的，而与皇族和普通旗人无关。皇室管家内务府三旗和包衣佐领，主要服务于宫廷，也分满洲、蒙古、汉军。下五旗亦设包衣佐领，皆为王府所属，各随其主之旗。

    包衣是满语音译，即奴仆之谓。同样是做奴仆，伺候的主人等级之间的区别，当然可以成为一种身份等级的标志，靠近皇上的人获得升迁与利益的机会肯定要远远优于下五旗的包衣。奴仆争攀高门的心态也许比常人更为炽烈。清代内务府旗籍，跻身庙堂高位者多矣。常有人说，在清朝，八旗官员对皇上称奴才，汉人官员对皇上称臣。

    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十分准确，扩大了自称奴才的范围。非内务府旗籍的八旗官员也不称奴才。有的八旗官员为了向皇上邀宠，召对或上折时，自称奴才，曾经受到皇帝严厉的斥责。至于八旗组织的旗民，分京师八旗、外火器营即京西蓝靛厂八旗、健锐营即香山八旗、圆明园八旗、守护宫城的护军八旗。驻于京外要冲之地的称驻防八旗，如江宁（南京）、荆州、福州、广州、杭州、成都、西安、宁夏设将军管理，稍次之地设副都统管理。

    作为组织形式，八旗之间并无寻常理解的有高低之分。入关之后，八旗皆统属于皇帝，各旗事务不再由本旗所谓旗主王公作主，而由朝廷委任都统负责，直接通向皇上。同样都在旗人社会中生活，正身旗人的地位高于包衣，并不因为旗分不同而带来权力的差异。

    皇族分宗室与觉罗，显祖（清太祖之父）以下称宗室，以上称觉罗。由于觉罗的支派较远，虽记入玉牒，但他们的仕途科举与满洲没有太大差别。宗室之内等级森严，存在着支派远近与爵位高低。历史迁移，皇帝更迭，总以在位皇帝的皇子为近支。对于任何一朝的皇子来说，如果本人不能争得世袭罔替的王爵，那么他的嫡长子孙就要降袭，其余子孙的后代变成闲散宗室的速度就会更快。在清朝，宗室内各等级的生活状况干差万别，不要以为生在皇族，就都能过上肥马轻裘、饮甘厌饫的生活。随着时光转移，皇族人口逐渐膨胀，越到后来，低级爵位与闲散宗室的生活状况越差。国家的宗禄开支日渐沉重，道光朝不得不提高了领取年龄，再到光绪朝又不得不减半发放。

    晚清甚至出现宗室之人为人送水的现象。当然，皇族整体的生活水准仍远远高于同期的北京居民的平均值。

    通过上述简单介绍，大家可以看到，皇族是京城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凡是人关后诸帝的子孙，都生活在所谓的下五旗之中，宗室的身份与旗分毫无关系。因此，那位店主把皇族和正黄旗扯在一起，原来是想以此让人相信，不想画蛇添足，反而让人起疑。这是典型的不明制度渊源而胡乱引证自吹自擂的事例。按照炫耀的一般心理，总是拣大的高的说，殊不知碰上稍懂的人，难免露出马脚。时下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家族背景是一大套东西的组合，不可能切下一块单独地表述。家族文化信息的传递需要连续性，如果中间断了两代，甚至哪怕一代，都会损失绝大部分。平心而论，人们很难拒绝利益与声誉的诱惑，总希望好事缠身不厌其多，不然，怎么会社会流行什么就会冒出什么。假如真想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总得预先找一位高手结合个人真实家世做一番设计，别出太大的纰漏。

    追求幸福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心理，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富人拉扯穷人关系，如“文革”时某些出身昔日妻妾成群的大户人家的年轻子女，常把“我舅舅是贫农，我姥爷是贫农”挂在嘴边，这种借穷亲戚的关系逃避自己被社会抛弃的做法，和常人非要攀龙附凤壮大门面的心态，两者其理虽异，其情一也。

    这种事情在现在特别多。比如，前年有一位四川诗人来北京，托人找到我，说想出个随笔集，想让我给他弄点门道，最后我也没答应他。为什么？他说他祖父是进士，我问他是哪一年的进士啊，他说是末科，1911年的进士。我一听，就感觉不对了，因为进士科最后一年是1905年，是1904年考的，1905年进士科举就给废除了。他一定以为科举是过去很重要的制度，一定会随着朝代灭亡而灭亡，所以给定在1911年。我估计，在我之前他指不定蒙了多少人了。后来有一天，我跟他一说，他才恍然大悟。

    他说，要不然我称是举人吧。我说这举人啊，也是查县志能查出来的，四川有四川的县志，举人最后也一样，你称秀才比较合适，有些县志上秀才都上，有些县志上不上。

    我以后还要讲科举，这秀才也是分三级的。可以看出来，现在有钱，有文化，血统高贵乃是好兆头，于是乱认祖宗，什么好事都往自己身上弄。真想这样也可以，你预先找一高手给你设计设计，别出太大的纰漏。

    曹雪芹笔下“茄鲞”的玩笑

    社会制度在变，人的心理也在改变。刚才举的是第一个例子，我现在要说的第二个例子，是和吃有关的。

    大家念过《红楼梦》，这《红楼梦》的第四十一回，有一个向大家推荐的菜叫茄鲞。现在呢，红楼宴有时就做这个菜。说实在的，现在的人想弄点新鲜玩意儿，想挣钱的心态太急迫了，乃至有点慌不择路了。您看清楚了，这茄鲞是王熙凤依贾母之言，夹给刘姥姥吃的。你看《红楼梦》，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后来是二进大观园，她进荣国府以后，随后在吃饭的时候，凤姐就拿她开涮了。

    诸位千万别忘了，这道“茄鲞”是出自王熙凤之口，特地向刘姥姥介绍的。王熙凤不但精明强干心黑手辣，而且极好开玩笑；刘姥姥则是一位饱经风霜老于世故的农村老妪，攀上荣国府来作客时，一直是被捉弄与调侃的对象。本回的前一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已清楚交代，王熙凤与贾母大丫鬟鸳鸯定计，要拿刘姥姥当“女篾片”，“拿他取个笑儿”。刘姥姥机敏而老道，明白来贾府求助道路的艰难，如果不能得到主人的欢心，就要空跑一趟。所以装疯卖傻甘愿充当众人的笑料。

    对这样一位平日里粗茶淡饭的乡间老妇，偏偏介绍这样一道复杂的菜肴，不是调侃又是什么。

    欺骗一位没有什么美食机会也缺少美食经验的人是很容易的。由于缺乏美食经历，感官也就难以积累视觉与味觉记忆，难免唯耳是用，听别人信口胡说而信以为真。在大观园的家宴上，王熙凤这个自纂的故事，是故意给贾母与众人说的笑话，哄弄刘姥姥，引着她摇头吐舌，而取悦贾母。

    实际上这个菜，俞平伯先生讲的最好，是曹雪芹跟世人开的一个玩笑。我今天给俞平伯的话加上注解语：

    首先，为什么这道菜沉寂了二百余年。如果从脂砚斋评抄本行世开始算起到现在，至少也有250年了，如果以程高本印行来看，也210年了。何以二百多年，有这么多的红学迷恋者，这么多美食家，这么多文人雅客饕餮之徒，这么多达官显贵都没有如法炮制，将这道菜送上餐桌，成为争先一尝的美食，而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近二十年社会普遍拒绝美食，批判美食的时代刚刚过去之际，这道菜竟然就能堂而皇之地出现，真是一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中国人一向都不会放过制造美食的机会。难道昔日有钱有闲追逐美食近乎病态的食客和挖空心思投其所好的厨师，就没有一位有把现成的菜谱搬上筵席的智慧？

    你看，在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中，王熙凤给刘姥姥讲这个茄鲞怎么做。贾母在喝酒之后，让王熙凤夹一点茄鲞喂刘姥姥，结果王熙凤夹了一些，刘姥姥吃了以后没吃出味道。后来再夹，她又没吃出来，然后就问这是什么，凤姐告诉她是茄子。刘姥姥就又夹了一块，尝着有点儿茄子味儿，就问凤姐说：“这怎么做的，我回去也做。”王熙凤就说：“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儿，拿出来，用炒的鸡爪子一拌，就是了。”

    我一看，就说这是胡闹。为什么啊，这干果就是我们吃的瓜子儿啊，核桃仁儿等等，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鸡脯肉等配料与茄子的口感与硬度相差甚远。炸制食品，除非为了追求嫩白效果，一定要用植物油。用动物油炸出的食品颜色永远是淡白的，而且表皮不如植物油炸的那样焦脆。碎茄丁经鸡油一炸，时间长了萎缩，时间短则表皮不牢，经鸡汤长时间煨干，再用香油、糟油搅拌收汤，估计早已成茄泥了。茄子的特性如此，不熟不烂，不熟有形吃起来涩，熟了经不住反复翻炒，人口即化。凡是名菜，主料配料搭配分明，菜之上品讲究选料精、投料狠、火候准。

    什么菜就得是什么味道。菜名基本决定了莱的主要内容，既谓之茄鲞，而茄子并未当家，倒变成了大杂烩中的一味辅料。从口感上讲，茄子像这种做法，人口之前基本上变成茄泥了，再加上干果，就像吃比较硬的东西外面包了糨糊一样。

    其次，茄鲞一菜的命名蕴涵着调侃。只要不陷于“耳餐”的唯美想象当中，就上不了当，茄鲞按照词义应是茄干制品，可是书中用的偏偏是鲜嫩茄子丁。鲞本指干鱼、腊鱼，泛指成片的腌腊食品，而茄鲞既非腌制，又非干制，也非片形。以曹雪芹对语言文字运用的老道，断不会出此纰漏，一定是故意卖个破绽，就看你上不上当了。这个破绽就是名称与制法之间的冲突。

    第三，本菜集中大量制作，分期食用，明显存在着食品保质问题。过去很少有反季节蔬菜，鲜嫩茄子上市在五六月份，天气已热，再用瓷罐封严保存，恐不能长久，况且不是一次吃完，而是随吃随取出一些与炒鸡瓜相拌。其中干果倒还罢了，香干与鸡脯肉无论如何也难保不坏。追溯先民传统饮食习惯，受保鲜保质技术的制约极大，只在冬季过年前夕才集中制作大量的熟食，比如老北京过年预备的豆酱、山鸡炒酱瓜丁、鸡鱼冻等，是大量制作，放人坛内，随吃随拿，长者可以吃一个正月。而其余三季，鲜见集中制作熟食。以冬季的饮食习惯，移植于初夏，在说得热闹之余，没有忘记留给读者破解迷雾的空间。

    第四，中国的饮食之道，历来讲究一菜一味。茄鲞用料过于复杂，以至分不清什么是主料什么是配料，不符合中国人的美食追求与美食品尝习惯。

    袁枚《随园食单》

    讲：“一物有一物之味，不可混而同之。犹如圣人设教，因才乐育，不拘一律。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也。今见俗厨，动以鸡、鸭、猪、鹅，一汤同滚，遂令千手雷同，味同嚼蜡。吾恐鸡、猪、鹅、鸭有灵，必到枉死城中告状矣。善洽菜者，须多设锅、灶、盂、钵之类，使一物各献一性，一碗各成一味。嗜者舌本应接不暇，自觉心花顿开。”俞平伯先生就是看出了菜品本身的冲突，说这是给世人开的一个玩笑。

    为什么说俞平伯先生高明呢？他只说这是给世人开的一个玩笑，没有多说，而我就他的意思，讲一下我的体会。

    第一呢，二十多年没人发明。实际上这个菜的产生，因为曹雪芹是旗人，我的想法，就是根据旗人过年的时候用的一种炒豆酱而来的。旗人好多人现在过年都不吃饺子了，大家都知道过年吃饺子，但是，旗人正月初一的饺子是素馅的。这个好多人可能不大清楚。为什么吃素，取其素净，就是说，初一我吃一天素馅的饺子，能把一年的素都吃净，最后能达到一种素净，也就是平常之心、安定之心。

    吃饺子之前，所有的旗人家庭都要做几样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菜就是炒豆酱，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是用瓜子儿和鸡肉炒出来的，炒好了放在一个盘子里端起来。

    饺子是白菜铺底后放在最底层，上面放五香豆腐糕、胡萝卜丝儿等等时令的鲜菜和豆制品，都切成小细丁，放在上面一根一根地码好了。吃的时候加些香油，然后某些人家里，比如说味精产生之后，放一点味精、酱油、盐，吃多少拌多少，拌完以后马上就包，包完以后一下锅就吃。这个饺子在旗人家里，至少吃正月初一一天。现在的人呢，比如你谈北京的文化、民俗，知道这个的人少，以为是弄几斤大肉，这一年都没吃到肉了，要好好吃些肉下去，其实不然。

    “秦可卿是废太子私生女”的假想

    第三个例子，也是和《红楼梦》有关系。

    这几年有位作家热衷起《红楼梦》里贾珍与秦可卿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贾珍和秦可卿之间的特殊关系是红学家的研究结果，《红楼梦》本身并没有明写两者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只不过在字里行间闪烁其词，不由得让人怀疑猜测。《红楼梦》的抄本流行远早于程高本，但是近代红学研究看到抄本要比程高本晚许多。在见到脂评抄本之前，人们虽然怀疑贾珍与秦可卿翁媳之间存在不正常关系，却不能证实，只是根据小说情节叙述推断猜测而已。自从脂砚斋评阅本陆续出现后，脂砚斋的评语才为学者的推断提供了证据，方知第十三回回目应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王熙凤协理宁国府”，而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解决了龙禁尉与宁国府之间对应的不工整问题，概因龙禁尉是官名，宁国府是地名。

    乾隆甲戌（1754年）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十三回后面总批言：“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露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曹雪芹奉命修改了之后，假如没有看过脂批本子，就不可能完全证实红学家的推测。

    中国人讲究从蛛丝马迹中求证出新的东西已成习惯，求证来求证去就求得越来越离奇。不再尊重作者本来的创作宗旨与创作意图，不再尊重作者与诠释者之间的时空距离，不再尊重两者之间文化背景与价值标准的差异，只是一味地把时空距离带来的解释空间，任由个人意趣演绎。这似乎不像是在进行红学研究，倒像是从《红楼梦》中引出一个枝杈，重新创作的故事新编。不可否认，文学体验这类纯属个人认知体验而无逻辑最终判定是非的特性，支撑起类似自由创意驰骋空间。

    这位作家在谈论贾珍与秦可卿的关系时，认为贾珍是位奇男子，他与秦可卿之间的关系缘于政治冒险与仗义救孤。竟把秦可卿与康熙朝废太子允扔扯到一起，求证得出秦可卿的真实身份是允扔的私生女。正是这一特殊身份，被贾珍视为奇货可居的政治赌注，冒着杀头的危险，把秦可卿接到家中，作为一种政治投资，押在废太子可能东山再起上。将小说与清史人物一一对号入座，乃是红学研究发轫之初的索引派的发明，现在只不过从清初史事往后稍移，变成康熙雍正朝的宫廷斗争。似乎人们很难从影射之学的情结中彻底解脱出来，愿意用政治斗争解释所遇到的各种性质的人间困惑，虽然世间绝大部分人并不从政也无政界经历，却对政治权术津津乐道，把《红楼梦》视为政治小说由来已久，曾经风靡一时。作为读者怎样看待一部小说的立意，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不存在应该怎样理解的问题，尽可按照个人心思浮想联翩，想象创造自行其乐，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然而，企图把个人的理解外化于世，就不是这样简单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也要尊重历史，尊重作者的本意。所谓本意就是曹雪芹留下的文字，在文字之间发明实证，而不能求诸其心。因为历史已丧失由作者出面证实的机会，所以对于任何一部历史小说的演绎，哪怕荒唐无稽，也仅能存疑而已。求诸其心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秦可卿悬念可谓是世俗政治投机心理的外化，在没有搞清时代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全凭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既然把小说当成政治历史看待，而且已经将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对号入座，就必须深入研究一番清朝政治史、宫廷史、政治制度和宗室王公制度。小说离不开时代的制度文化环境，现实中人的生活离不开制度的约束。

    秦可卿悬念的基础全部建筑在这样一种先人为主的观念上：1.废太子一定有私生女遗留在民间；2.皇子、五公犯下政治重罪，一定株连家属乃至满门抄斩；3.废太子获罪拘禁后，一定子孙连坐，必然导致家庭离散。私生女是允初唯一没有被牵连的亲人，将成为他的唯一后代。如此凸显保护的风险价值与特殊的政治意义；4.私生女始终存在回归宗室的可能性，特别是有朝一日，废太子东山再起，将会风光无限；5.太子私生女的特殊身份构成风险投资的价值焦点，一定成为政治冒险者关注的对象，高官显爵拥有保护宗室罪犯的能力。其实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后续情节的展开，而在于对上述基础的论证，最需要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构建互证通道。

    以皇太子允扔而论，他在康熙朝两度立废，康熙十四年十二月立为太子，四十七年九月被废，四十八年三月复立，五十一年十月再废。第二次废黜后，禁锢咸安宫，过着软禁生活直到康熙皇帝逝世。世宗即位，雍正元年，诏于昌平郑家庄修盖房屋，驻剖兵丁，将允扔移往其地继续软禁，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去世，享年五十一岁，追赠理密亲王，“密”是谥号，《清谥法考》讲“追补前过谓之密”。可见这一盖棺论定的评价，仍然充满着对废太子的批判。

    废太子一生娶了十五位女人，嫡妃一人，侧妃五人，庶妃两人，妾媵七人，生育子女众多。在男性为主的时代，无论福祸，家庭安危都需要男性直接面对，男安则女必安，自不待言，男危则女未必随其危。因此，抛开女儿不谈，只要把允扔诸子的真实生活情况略加介绍，疑问便迎刃而解。允扔一生共养育了十二个儿子，在软禁期间家庭也未像猜测的那样分崩离析，其中至少有七位出生在第一次被废之后。最小的一位出生于雍正二年九月，三个月后，允扔离开人世。允扔获罪以后并没有妨碍他的子女过正常的宗室生活，只不过政治待遇降低，而不是丧失宗室身份乃至有生命危险。

    假如他没有被废黜，顺利接替康熙，成为清入关的第三代皇帝，那么所有子女，只要长大成人，男的至少要封成奉恩镇国公，大部分要成为亲王、郡王；女的则要封成固伦公主或和硕公主。不错，允扔的一生是个政治悲剧，然而这一悲剧并没有惨到子孙离散，彻底丧失作为皇子延续本支的基本权利。如果允扔没有儿子或被满门抄斩，或许他可能存在的私生女，在民间需要藏匿，需要有人保护，可以成为政治投机的奇货。

    事实上，允扔所有的儿子，成年的都按照相关的宗室封爵制度，给予了相应爵位或官职。二子弘皙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封理郡王，雍正六年晋理亲王，先住北新桥王大人胡同，后住郑家庄。三子弘晋康熙五十六年卒，照辅国公品级殡葬。其子永墩时年六岁，乾隆元年封辅国公，住德胜门内兴化寺街（今兴华胡同）。六子弘噍雍正六年封辅国公，住德胜门内蒋家房（今新街口东街）。七子弘眺雍正十二年封辅国公，住西四南大街丰盛胡同。九子弘皤乾隆元年封三等侍卫，住址不详。十子弘酌乾隆元年封辅国公，四年袭理郡王，住王大人胡同。十二子弘皖乾隆三年封辅国公，住崇文门内喜鹊胡同。允扔这几个儿子皆分府独立生活，比起一般亲、‘郡王之子的待遇也不逊色。

    其他五子，长子、四子、五子、八子皆夭折，最小的生存五天，最大的十一岁，未曾赐名，十一子弘爵存活十四岁，未达到封爵年龄，却已有两个儿子。宗室封爵制度的年龄规定：皇子十五岁，王公诸子二十岁，始由宗人府提名，上报给皇上最终决定，奉旨停封者，五年之后，再行提请。在操作过程中，常有变通，往往出现一再推迟的现象。

    清代宗室生育政策向来鼓励多妻多育，对于王公别室所居的妾媵所生的子女，只要纳妾时登记，生育子女及时申报，一律给予承认。不过，严禁在民间买女为妾，制度规定：“亲王至奉恩辅国公有私买民女为妾者，革爵。”纳妾只能在本人管辖的包衣庄头之家的范围内挑选。由本旗参领、佐领稽查。所纳之妾生有子女，必须立即将母家姓氏钤用关防图记，三日之内呈报宗人府备案，逾期将永远丧失作为皇族的资格。

    相比之下，皇族人口的生存记录是最全的。宗人府专管皇族事务，在宗室名分管理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事后私生子女认祖归宗的事情。这是朝廷对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奉恩镇国公和辅国公等高级封爵纳妾与生育的要求。宗室王公住在皇宫之外，有自己的府邸，自成天地，相对于住在皇宫之内的皇子来说，私自在民间纳妾的可能性要大些，不过要冒被革爵的风险，革爵就意味着被扫地出门。清朝王公的府第、庄田等一向是随爵的，丧失了爵位也就失去了相关等级的待遇。

    皇子在封爵分府以前，群居于皇宫之内的阿哥所，所受的限制更多。而皇太子的身份又是最特殊的，由于身份特殊，关系皇权继承延续，所以必定受到礼遇与无微不至的照看，同时，监管教育也更为严密细致。且不说允初被废以后失去自由，就是在太子位上的时候，也不能拥有寻常人的自由。时下微服私访之类的影视文学作品太多了，以至人们以为作为太子能够轻易地到处寻欢作乐。不要忘记，太子一直住在宫中，一天到晚处在人群的包围之中，其中不乏康熙皇帝指派的人。因而，太子若想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远比一般纨绔子弟难得多。长在深宫的皇子并没有寻常富家子弟的自由，他们从一降生就被繁密的礼制包围起来，得到优厚待遇与悉心照料的同时，也付出了个人应有的亲情与自由的代价。世界上，绝对没有只享受制度利益，而不受制度约束的事。道德规矩本来就是为贵族设置的，假如贵族经常扮演的都是我行我素的纨绔子弟与唯我独尊的山大王的双料角色，恐怕朝廷将无一日安宁，皇朝统治也绝不会延续二三百年。无论中外，贵族从来肩负着为社会做出表率的责任。

    严密的制度规定与太子生活的环境，注定不可能产生所谓的私生子问题。即使退一万步说，各种机缘巧合凑在一起，太子有了私生女。那么私生女也彻底丧失了进入皇族的可能，如果公开，惊动官府，将对太子产生极大不利，加重他的罪责，弄得两败俱伤，私生子女难免没人官籍，乃至走向灭亡。

    私生子现象既是法律问题，同时又是道德问题。中国古代法律不禁止一夫多妻，因此，一般人家，只要男子肯承认与之相恋的女子，又经家族认可，两人私生的子女大都可以成为父族成员。然而，绝不能以这样的可能性套用在皇族身上，皇族纳妾与生育的政策是最特殊的，绝无事后追认的可能。

    古代私生子现象更多的是道德礼教与家庭利益分配造成的，无论男女都可能为了礼教名节或家族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骨肉，溺婴或弃婴在所难免。上流社会之所以十分重视男女结合的程序性与公开性，在于对女子身份的确认，防止非血缘子女混入本族。

    在亲子鉴定科学手段产生以前，对女子的行为和生育进行全程监管，也许是最可靠的保障方法了，皇族人口管理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

    皇室鼓励多妻多育，承认王公别室蓄妾所生的子女，并非等于这些子女都享受同等的待遇，子女的待遇依据生母的名分等级。《大清会典》记载得非常清楚，以亲王为例，嫡长子袭爵，如果是世袭罔替（即俗称的铁帽子王）的袭本爵，非世袭罔替的降一级袭郡王，其他的儿子要到二十岁，经过宗人府提请皇上批准，参加考封。考封又称推封，即将皇上的恩典推及到小宗子孙身上。亲王福晋的余子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侧福晋子封二等镇国将军，别室所居妾媵子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样都是亲王的儿子，福晋余子比侧福晋子高出两级，比妾媵子高出六级；侧福晋子比妾媵子高出四级。

    爵位一确立，相应的待遇也就形成。贵为亲王的余子不过仅能得封为不人八分辅国公，与其父的爵位已差七级。血缘是区分皇族与非皇族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划定了皇族的界限和享受特殊利益的权利，但族内个人等级相去悬殊，则由父亲的爵秩与生母的名分决定。

    虽然王公之子可以根据自己父亲的爵位和生母的身份获得相应的封爵或世职，但是，如果考试成绩达不到标准，也不能如愿以偿。考试内容分三项：满语、马射、步射。考试成绩分三等：优、平、劣。由宗人府汇题，得旨后开考。三项皆优者，授应封之职；两优一平者，降一等授职；一优两平或两优一劣者，降二等授职；三平或一优一平一劣者，降三等授职。一优两劣、两平一劣、一平两劣以及全劣者，皆停封。

    停封和降等者受到的惩罚极为严厉。因考试不合格而停封的人，就丧失了再考的权利。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同胞男女在家庭内的权利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大户人家嫡出的女儿也赶不上庶出儿子的待遇。重男轻女习惯由来已久，社会各阶层概莫能外。社会不承认女子顶门立户，女子也不可能承担起延续本姓本宗的责任。尽管世间不乏善待女儿的家庭，就像大观园中姐妹一样，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这只是一种出白天性的爱护，而在家长心目中，决不会像重视儿子那样看待女儿。女儿常常成为实现政治目的或攀附权贵与财富的工具。不要说现在没有确切材料证明允扔有未登记的别室所居的女人，就是存在，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在费尽周折做到穿越制度壁垒的前提下，以妾媵的身份进入允扔的家庭，如果她生的是儿子，在允扔没有子嗣的情况，才拥有特殊意义，才可能成为投机者冒险押上的政治赌注，若生的是女儿，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政治关注的筹码。允扔子女众多，而且都过着正常生活，还用得着去发掘“私生女”作为感情投资来讨好一位前途未卜的废太子吗？即使允扔日后东山再起，私生女的感情投资究竟能换回多少眷顾，一望即明。

    贾珍投资废太子私生女的预期收益与风险相比，风险远远大于收益。即使不考虑制度文化环境因素，完全按照“假想”的逻辑推理，私生女日后可以冲破重围被皇室认下，由于不是废太子唯一的后代，也无法与婚生女匹敌，更不能与婚生子相提并论。

    预期收益值极低，而始终存在极高风险。

    不仅如此，“允扔私生女”的假设中，忽略了一个始终存在却不易被人察觉的风险。这一风险并非仅仅缘于显见的保护行为本身，如果没有冒犯违禁，也谈不上政治赌注。隐匿的更大风险在于保护成功之后。他且不论，仅从维护个人体面尊严上看，清宗室虽然鼓励一夫多妻，但不等于放任皇子王公可以随时将看中的女子占为己有。

    多妻的目的是为广子嗣，而非寻常理解的满足个人的情欲与男女两情相悦的情感生活。

    传统的伦理道德对男人在外包娼蓄妾、欺男霸女、一夜风流之类的行为，同样深恶痛绝，同样也被社会看作胡作非为。假如一位有身份的人于了类似的荒唐事，畏惧制度惩罚与道德谴责，常常是千方百计地遮掩，唯恐扩散，事后讳莫如深，不愿让人提起。

    古往今来，世间为了洗刷个人历史，沽名钓誉不惜成本，甚至动用公共资源杀人灭口或抽毁历史记录的事情还少吗？只要太子忌讳此事，东山再起之后绷起面孔不予承认，贾珍无异于自掘坟墓，挖空心思搭上身家性命的政治投资，到头来自己酿成的毒酒不得不饮恨喝下。既然演绎废太子私生女的故事，那么由来、情节与悬念必不可缺，而且要使故事人物思维符合时代的人情事理。贾珍有什么理由倾其所有，去趟这道显然没有结果的浑水呢。他放着好好的公侯贵戚生活不过，偏偏要无事生非不可，实在不是当时人能够想得出做得到的。

    废太子的厄运是父子之间权力斗争造成的，与雍正皇帝的关系并不大。雍正作为废太子事件的受惠者，在康熙朝后期诸皇子竞逐储位时，主要的竞争对手是皇长子、皇三子与皇八子，废太子已是笼中鸟。因此，雍正即位以后，完全没有进一步泄怒的理由，只是从皇位安全的需要上讲，他不可能释放允扔，毕竟做过太子的经历，容易激发政治枝节，所以继续对他实行软禁。

    人们在追溯这段历史时，常常把废太子允扔称为理密亲王，这只不过是允扔过世后的一种避其名讳的称法而已，允扔生前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爵位。他的第二子弘皙，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封理郡王，雍正六年晋理亲王。雍正二年允初过世时，使用了“理”的封号，系因子而来。弘皙初封理郡王时，可能住在北新桥王大人胡同理郡王府，五个月后奉旨迁居郑家庄与父亲同住，允扔过世后，也未放回；乾隆四年十月革爵，罪名是“自视为东宫嫡子，居心叵测”，圈禁终老于此。弘皙空出的爵位由允扔第十子弘哟降袭郡王。《清宫词》中的“皇孙终老郑家庄”，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相比允扔的罪过而言，他和他的后代是幸运的，同样是康熙的儿子，皇八子、皇九子及其后代就远没有这么幸运。在没有完全放弃株连的时代，任何朝代，对于皇族犯法的惩罚都是最特殊的，比如谋逆、谋反这样列入“十恶”的犯罪，对于异姓，通常要夷灭九族，俗语讲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而皇族不可能如此。无论如何皇上也不可能自灭自族。清室法律制度，对于宗室，除非在犯“十恶”之罪的情况下，本人才可能被杀，而较少牵连眷属，即使需要株连，也仅涉及参与案件的男性，同时也不见得一定要剥夺生命，圈禁流放是常有的事。而对于女性大都网开一面，不加罪责。

    不要说皇族女眷，就是犯下灭门之罪的异姓勋戚大臣，男性一律处斩，而对于女性家属大都留下性命没人官籍或发往功臣与披甲人家为奴。宗室罪犯的家眷女儿，则无此惩罚，她们的待遇要比一般的非宗室的罪犯家属优厚得多。犯罪的宗室王公的女儿，出嫁的自不待言，未出嫁的到了年纪，仍由皇上指婚。

    就宗室与非宗室之间互相保护的能力与关系而言，宗室身份特殊，遇事拥有优厚的制度特权，同时还可能惠及姻亲。反之，非宗室在政治危险中，不能保护宗室，如果非要参与皇族事务强行出头，必然无益于事而自食恶果。朝廷向来严厉禁止非宗室染指皇族事务。所谓疏不问亲，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都知道乾隆后二十年的宠臣和坤，在嘉庆四年初乾隆皇帝刚一过世就被赐死抄家。他的夫人却凭借着宗室身份而免于惩罚，放回了娘家。他的儿子丰绅殷德是乾隆皇帝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的额驸。原来和家（恭王府旧址）东边就是和孝公主府，抄家之后，房子充公。原宅一分为二，西边的两路赏给了高宗第十七子庆亲王永磷，剩下东边的两路留给了和孝公主。丰绅殷德沾了公主的光，推恩赏给公爵品级待遇，不但保住了性命，而且仍和公主住在一起，过正常的贵族生活。如此表明罪犯及其家属如果沾上皇亲，人身政治安全系数增大，即使犯了罪，不能完全逃脱惩罚，也能在同等惩罚中，领受最轻的。同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再比如，清初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是太宗第十四女和硕公主的额驸，居住在北京，因父亲在云南造反称王，于康熙十四年，连同其子世霖一起被朝廷处死，幼子没官为奴。公主却安然无恙，得以善终，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过世，享年六十三岁。在世期间，圣祖以为公主为叛逆所累心情郁闷，常常派人慰问。吴三桂犯下弥天大罪，列在十恶不赦之首，儿孙被捕皆不能幸免，吴应熊及其长子无论如何是难逃一死的，但是对吴应熊父子行刑的方式，朝廷并没有选择最残酷的凌迟处死，同时还对其幼子网开一面。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与皇族无关的家庭，则不会有这样的优待，肯定要满门抄斩，处以最严厉的刑罚。

    把“秦可卿是废太子私生女”的假想，放到历史的情景与情理中考察，如果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必然要引起官方注意，不管太子被废与否，轮不到他人插手就被官府拿问了。倘若有人参与其间，必一同捉拿归案，闻讯逃亡者必遭通缉，同时将会留下历史记录。如果是隐藏极深的秘密不为外人所知，除了情感因素之外，接不接到贾家又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意义？秦可卿所谓的废太子私生女身份是需要永远保密下去的，即使废太子东山再起，也难有出头之日，不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丝毫利益，只能种下祸根，不知什么时候爆发。在这一意义上，“假想”逻辑只能推出贾珍是一位为了意中美女而不顾一切的人，绝不是拥有政治眼光与侠肝义胆的奇男子，更多显示的是乘人之危、不择手段与寡廉鲜耻。贾珍以爬灰的方式对待秦可卿，如果出自胁迫，当然决不是保护义举，而是动用家长淫威满足情欲的摧残行为。更看不出秦可卿“废太子之女”的身份价值与贾珍的政治冒险精神。如果出于两情相许的自愿，却超越了伦理准则，必定招致社会普遍谴责。试想，秦可卿的父亲日后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能不对贾珍恨之入骨，还能感激涕零吗？倘若小说人物贾珍与秦可卿之间的关系果真像作家猜测遐想的那样，为什么曹雪芹偏偏非要把时代的伦理大忌，如此龌龊不堪的丑行放在贾珍身上不可？即使接受了脂砚斋的意见，删去改写之后，也没忘记在文字之间，故意留出明显破绽。显然，“假想”逻辑与小说塑造的贾珍性情之间大相径庭，无论如何，也无法看出曹雪芹是在褒扬贾珍的侠义勇敢与政治冒险精神，相反字里行间倒是处处充满着血泪与批判。

    曹雪芹不惜笔墨描写贾珍为儿媳操办奢侈丧礼，只是为了表现翁媳之间存在的两情相悦关系，不愿完全放弃“淫丧”一回创作的初衷，怎么也难与废太子搭上关系。

    旧日人家死了媳妇，丧礼风光程度往往与娘家的门第和要求有关。有的家庭甚至不得不超出支付能力大肆操办，来满足娘家的要求。秦可卿是孤儿，自幼被秦业抱养，娘家势微构不成对贾家的胁迫，正好折射出贾珍铺张挥霍背后的隐衷，对儿媳愧疚惋惜的复杂心境与遮人耳目的现实需要。

    中国历史上的皇族私生子问题，从来不是以私生子本人权益保障为中心的，而且至今也没有从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件皇朝正式承认的认祖归宗的事例。相反，伪太子案、冒充藩王之子企图继承王位之类的事件倒是曾经发生，却没有一件能够如愿以偿，最终以流血的悲剧结束。谁也不能保证皇族绝对不产生私生子，皇朝明白，如果对凭借血缘关系，名正言顺地挤入皇族生活圈，享受皇族特殊利益的想法与行动，采取宽容政策，必将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在皇族具有充分的生育条件下，同时制定严密的生育登记制度极其必要。皇朝子孙繁盛，宁可冤枉屈死可能真实存在的私生子，也坚决拒绝所谓私生子认祖归宗。这样就能彻底避免异姓混入皇族分享皇室的权力与利益。

    因此，在皇室面前搬弄私生子问题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几百年的皇朝当中也未必能发生一两件。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历史上的私生子问题都是男性，而不涉及女性。家庭内儿女地位不同，女儿到十四五岁就要出嫁，无本姓继承权，也不能长久享受娘家的利益。女性权利的缺失，注定不能成为风险投资的关注对象。所以，即使有人甘愿冒险，婚生女尚不在视线之内，更不用说私生女了。

    讨论宗室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至少需要把握两点，一是冷酷，二是伦理。不错。

    皇室没有一般寻常人家的亲亲之情。人们之所以对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惊诧悲哀，乃在于血缘亲爱意识的深厚，情感上难于接受同室操戈的血泪代价。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异姓之间，从来就少有人大惊小怪。中国历来是讲究伦理宗亲的国度，伦理宗亲观念一直构成统治的精神支柱，因而，皇室内部相残你死我活，胜出者对于失败者的家眷也不得不有所顾及。这种顾及也许是出于亲缘血脉的不忍之心，也许是源自皇族团结的政治需要，毕竟同姓相残，一定会得到骂名。清宗室由于是来自关外的少数民族，对于民族与宗室内部的团结更为重视。

    演绎历史故事最需要历史感，历史感来自对历史人情事理的体会与把握。贾珍与秦可卿之间关系的假想，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颠倒的漏洞。不能把预想的结论当作研究的前提，直接由小说人物秦可卿证实废太子存在着私生女，而是先要搜寻到废太子确实有私生女的历史证据。而且，仅仅搜索到私生女存在的证据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找到私生女是小说人物秦可卿创作原型的媒介证明，否则经不住推敲。

    大家讲的是学问，学问讲的是理，而学问中一定要有行，这个行古今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民物制度一变，表现形式就要变了。这两点可供大家参考。

    实际上还有一个，在中国，咱们都知道修齐洽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的人理解“家”，就以为是指家庭了，实际上这个是不正确的。要是把“家”理解成家庭，那修身的“身”就变成了纯个人的事情了。凡是修身，总是要在和他人的关系里来修，不外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朋友交往要忠信，如果没有朋友，没有父母，没有妻子，没有儿女等等的话，那你还修什么身啊？所以，凡是说修身，就是指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实际上就是和你的直系家庭是有关系的。所谓齐家者，范围大。

    因为在秦以前，尤其周朝的分封制度，“天下”的意思就是周天子；    “国”是诸侯，“家”是诸侯的家臣，叫大夫之家。和现在比，“修身”相当于你自身的责任，而“家”相当于现在的州县，即家乡；“国”相当于现在的省，“天下”相当于后来的大一统的王朝。

    也就是说，风物制度一变，虽然词是一样的，但是，含义却发生了变化。还有一个是和戏有关系的。现在都说压轴是最好的，其实，过去看戏的人都知道，压轴是次好的，最好的是大轴。为什么叫压轴，就是过去最后一出压在大轴之上的戏叫压轴。

    现在我们一提压轴，必然是最好的。如果你说它是次好的，就有损现在大家对它的共识。比如，我知道过去来说压轴是次好的，现在别人一提压轴，我就知道这指的是最好的，这个字义已经有所变化了。

    在进入正题之前，费这样大的篇幅，举这样多的例证来探讨两情——情景与情理问题，就是为了建立理解正题的平台与空间，在穿越历史隧道，洞察古人生活方式、制度模式、价值观念时，尽量摒弃当代的烟火气。礼制作为一种历史延续制度，更要放在情景与情理当中考察。古往今来，不管超前或保守，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或逃脱环境制约、制度约束与时代观念。然而，变化是生活的准则，谁也无法阻挡变化。尽管制度并不能像立法者期待的那样一成不变，但变化的间隔远不如人情变迁那样迅速，因此，当把目光投向某一历史时段的人或事时，具体的制度研究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讨论历史文化的核心，实际上是在回首历史生活。现实中的人总是面临两难的冲突，一方面，自由意志的选择欲望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无处不有，制度法规监管一刻也不放松。因此超出制度约束放任个人行为，将会付出沉重代价，使社会绝大部分人选择在制度内生活。譬如，某项历史制度禁止的事情，当然不等于在社会上绝不曾发生，但是，违禁事件都是具体的，关键在于是否受到相应的惩罚，公开违禁又没有受到惩罚，才能证明制度失效或特权现象。情景与情理的视点对于本讲正题的理解是极其必要的，在接下来的讲述中，将进一步列举古今价值理念之间的巨大荠异。

    我讲了这么两点，下面咱们开始讲正题。

    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古代走上礼制的道路

    这次和下次，我先讲礼的分类和操作，然后再讲礼制治国的模式，礼和法制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就是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古代走上礼制的道路。它的成功之处，是在于用较小的投资，换来了较大规模的领土。现在的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明朝和清朝不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谁也不傻，那些东西肯定比自己的好用，为什么就不能学人家的呢？

    实际上，你是在按照现在的政府规模，来理解过去的政府。现在的政府规模，大概是八九百万人，那真是一元化领导，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一体化的程度是特别高的。而过去，明朝的正式官员是一万两千人，清朝是两万五千人左右。如果再加上吏的话，吏大概有六万人上下，也就是说，真正吃官饭的不超过十万人。正式官员只有一万多人，所谓正式官员就是有品级的。你想，用这么小的一个集团，来控制这么大的国土，还有这么多的人口，它只能用文化把这样一种统治来维持住，想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礼制节约了成本，而且它靠着皇朝承认的有限权威，来逐渐地用礼制来作为规矩和教化，使人们能够朝向皇帝集中。

    中国人一直把德治作为梦想。至于孔子讲的，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看来在中国特别有用。“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特别强调。“礼”恰恰是构造起人的羞耻之心的工具，一个人有羞耻之心，也就是有了敬畏之心。有了敬畏之心，有了羞耻之心，这个人就有救。如果彻底丧失了羞耻之心，也就只能依靠他律了。碰到行为语言不检点的人，北京有句老话说“这人真不知道害臊”。难于理喻时，就要说“别招惹他，臊着他”。

    显然，社会为缺乏羞耻之心的人，有意制造了社会交往障碍，从而让他自我检讨，反躬自问，改变行为。不过这种以沉默或委婉敷衍作为羞臊的方法，只能对那些心存良知知道害臊的人才有用。而对那些根本不知道害臊的人，则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反之，还有可能助长他的气焰，把别人的沉默或委婉客套之辞当作认可或夸奖，愈发自以为是，愈发肆无忌惮。时下这类作风极为常见，似乎人们已经不能或不愿意分辨某些赞扬平和之辞的语气，明明是裹带微词的敷衍话或外交辞令的客气话，就能完全当作真实的赞美之辞成为自我吹嘘的资本，到处炫耀。礼就是为了树立个人羞耻之心而设立的，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必须要让他知道害臊。如果不知道害臊，也要通过外力灌注与强迫。

    道德与法律同属于整理社会的范畴。对于个人社会行为而言，道德只能依靠舆论抑扬，一个人的行为再不道德，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又对他人的批评无动于衷，别人就毫无办法，而法律只能管那些犯了法的人，对于道德问题只能袖手旁观。显然在道德与法律之间需要一种规范，训练人们的知耻自觉精神。西方以宗教献身与博爱铸造人们的道德精神，宗教与道德融为一体。中国古代以礼制的敬畏知耻训练人们的道德精神。礼制兼具统治与教化的功能，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建起媒介，把许多本属于道德谴责的行为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以强制性规范标准，对那些超出道德又未构成犯罪的人实施温和惩罚与强制教化。不伴随惩罚的教化，永远是苍白无力的。人们甘愿遵守秩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惧怕惩罚引起个人灾难而不得不接受的。

    朝廷要维护君主权力的意识形态，所以，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州县，依靠君主授权的有限权力推行皇朝主张的行为准则。只要日常反复宣教，真心实意地执行这些标准，并伴随着对背离标准行为的实质性惩罚，皇朝就可获得统治秩序化的效果。礼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行为标准，早已呈现程序化、教条化的特点。

    礼制在中国推行了几千年，中国人对于礼的情感和对于礼的敬畏可以说融入到血液当中了。礼构成社会评价、舆论的尺度，有了这种形式，就能对个人行为进行抑制，哪怕是心理比较阴暗或不被约束的人，也不得不在礼的形式下有所收敛，在公开场合行为比较规矩。礼同时又是实体的。为什么讲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社会是礼法社会，是以礼为主体的社会？就在于在礼制面前没有任何超越的权力，皇帝也不例外。

    而且越是皇朝的礼，越是对皇帝有约束。现在人们对皇帝的认识，尤其受宫廷电视剧的影响，让人觉得当皇帝舒服极了，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历史上的皇帝，贤愚智庸各不相同，但能超越礼制约束的寥寥无几，而且大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中华民族在礼制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厚经验，当然其中的禁锢与自由、舒缓与快捷、血泪与欢愉、战火与和平、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也让民族付出了代价。然而，两干余年的礼制痴心不改，因此，形成了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回首历史，礼制精神清晰自然地展现于历朝政治制度、法律、伦理、风俗、艺术、文学之中。近代以来，礼制遭到了重创，在西方输入文化的冲击下和现代化情结冲动中，人们似乎曾想完全抛开礼制习惯，然而，融在民族血液的思维传统，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立即洗去，转而全盘接受一种新的道德思维习惯。西方把申世纪的基督教成功地带入现代社会，难道中国就不能将拥有几千年的传统礼教经过改造，带入现代社会？

    有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会走上礼制道路。它的成功之处是在于用较小的投资换来了较大规模的领土和众多人口与多民族团结。现在的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明朝和清朝不能把握契机迅速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谁也不傻，西方的器物肯定比自己的好用，为什么就不能马上学而致用呢？常有人抱怨当时的政府的眼光与能力，实际上这是在按照当代的政府规模与行政能力来理解过去的政府。现在的政府规模大概是六七百万人，可以做到一元化领导，令行禁止，一体化的程度特别高。而在前六个世纪，明朝有品级的正式官员只有一万两千五百人，清朝两千五百人左右。如果再加上吏员的话，明代官吏大概有六万上下，清代大概十几万，后期三十几万，也就是说真正吃财政饭的在五百多年间，增长了不过五倍。而人口从明初的六干余万发展到清末四亿，翻了六倍多，官吏与人口之间的比例，没有太大变化。从中也可以清楚看出，依赖小农经济提供的财政，不可能快速超比例地扩大政府规模。试想用这样较小规模的行政系统来控制国土广袤，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的皇朝，也只能用文化作为团聚的手段，保持平稳与一贯性，再想通过政府计划谋求发展的希望微乎其微。也不是政府不想扩充，而是农业社会提供不了扩充的财政基础。所以说礼制节约了组织社会的成本，通过君主绝对权威与君主授权的有限权威，以礼制作为规矩和教化内容，使人们能够朝向皇帝集中，从而，奠定了大一统皇朝的思想基础。政府也只有维持之力，而绝谈不上谋求发展与制定发展规划，统治的责任就是谋求安定。

    因循守旧，贯彻祖制，依赖经验驾轻就熟，拒绝变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经验与历史惯例成为执政的原则。古代皇朝选择了礼制模式，依靠君主绝对权威与君主承认的有限权威，诸如父权、夫权、族权、师权等，引领皇朝全体臣民能够朝向皇帝集中。

    这个礼呢，我刚才讲了，我先把礼究竟分几类，给大家讲怎么操作和礼法的总论。

    明清礼典运作按历史传统分为五类

    明清礼典运作仍按历史传统分为五类：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

    吉礼，《周礼》讲以吉礼祀事邦国鬼神祗。上至皇帝一年一度的冬至祭天，下至平民百姓的祭灶，都属于吉礼。朝廷正式举行的祭祀，根据对象的等级，分为大祀、中祀、小祀。象征皇朝权力的天地、社稷、宗庙为大祀。其次日月、风雨雷云等自然之神以及历代帝王、孔子等历史人物，为中祀。再次司户、司灶等为小祀。民众仿效朝廷，在相应的时间也要祭灶、祭里社、谷神、逝去的祖父母、父母。明朝在京师每年正式祀典四十六次，清朝七十八次。北京现存丰厚的坛庙物质遗产，昔日都是朝廷为举行吉礼而专门修建的。譬如大家所熟悉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中山公园）、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孔庙、历代帝王庙等等。

    嘉礼，《周礼》讲以嘉礼亲万民。在朝廷经常发生的诸如朝会、宴飨、上尊号、徽号、册命、经筵、表笺、视学等等都属于嘉礼范畴。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适用的冠礼与婚礼。

    宾礼，《周礼》讲以宾礼亲邦国，是朝廷接待藩国君长或其使节的仪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有平等国家概念。只有藩部属国，因而，自乾隆朝以后，中西屡屡发生外交礼仪冲突。同时还包括平时社会交往的礼仪规范。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说的礼仪或礼貌大都属于宾礼。古人平日相交往来的许多礼仪习惯，很可以为今天借鉴。

    军礼，《周礼》讲以军礼司邦国。朝廷有关军事行动的仪式。如皇帝亲征、任命出征将领、出师之际的杩祭、战争中的受降、战争结束的凯旋、午门前的献俘、战争后的论功行赏等等。和平时期的皇帝阅兵、阅武以及大射之礼。出现日食的时候，救日伐鼓的仪式，也属于军礼。

    凶礼，《周礼》讲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安葬与纪念死者的仪式，包括丧制丧服与忌辰纪念等内容。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中国自古就极其看重丧礼，通过凝重铺张的丧礼来伸张孝道，表达血缘亲爱与宗族团结。古人在操办丧礼时往往超出家庭的经济能力，甚至出现薄养厚葬的现象。在这方面，急需建立一种历史批判精神。

    五礼中除了军礼以外的四礼都与普通的生活相关。譬如：吉礼中的祭里社、祭谷神，就与朝廷的祭社稷一脉相承；嘉礼中的婚礼；宾礼中的社会交往礼仪；凶礼中的丧制丧服。在京师社会中，由于国家典礼频繁浩大，使普通人的礼仪程式相形见绌。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只有京师人能够经常近距离地感受到现实过程的朝廷典礼，因而在震慑、敬畏、崇拜与模仿的驱动下，京师社会礼仪化程度远比皇朝其他城市高得多，显得更为规矩，更为大气。

    五礼的仪式，首先表达的是朝廷以礼为标准的政治信念和一统之君对和谐安定社会的期待。其次才是仪式本身的凝重神秘的形象。在一个向来看重表率感召作用的国度里，礼作为先民政治道德遗产的文化形式，早已是程序化规范性的了。人们从中随时感到不得不趋从这些礼的标准。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礼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一定是强制性的，通常由价值观而不是由惩罚来说明为什么古人愿意接受礼的约束。事实上，礼一直贯穿于华夏文化体系之中，皇朝都城文化模式主要由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整套礼典礼仪行为构成。

    吉礼——敬天法祖的庇佑情结

    《周礼》讲以吉礼事邦国鬼神祗。鬼系指人鬼，不言而喻，人鬼都是曾经在世间留下生活痕迹的历史人物，譬如祭祖与纪念著名历史人物等；神系指天神，人们创造出来的上空诸神，譬如日月风雨雷云之神等；祗系指地神，人们创造出来的地上诸神，譬如山水土地之神等。后世对此间的区分，不再像周代那么严格，而把需要祭祀的对象，一律笼统地称之为神。

    吉礼就是以神灵为祭祀对象的庄重典礼的程序。从京师恢弘的礼制建筑的使用性质上看，只有专为举行吉礼祀典而建的坛庙的用途比较单一，完全是为了敬天法祖的政治需要，和专门祭祀各类性质的神鬼而祈盼人间事事安康的目的。神秘肃穆、声势浩大的吉礼典仪，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无益的浪费，难与统治效果与社会秩序相联系，但只要对农业社会的生产模式有所了解，就不难发现这些活动寄托着人们对政治清明，生活安定和年景丰登，纳福去祸的渴望。皇朝通过这些祀典的铺张形式，神化了皇上敬天法祖，代天行政的神圣形象。京师拥有比皇朝任何其他城市都多的大小祀典仪式。

    朝廷根据历史传统、政治需要与祭祀对象之间的差别，把祭祀仪式分为大祀、中祀和小祀，清朝又把小祀称为群祀。不言自明，天体空间，人间诸事总是有高低大小轻重之分的，譬如天上总神谓之吴天上帝或皇天上帝，其下日月，再下风雨云雷等等。

    地上总神谓之皇地祗，其下山川海渎，再下各处土地以及城市的城隍等等。人鬼之神，首重莫过于皇朝的列祖列宗了，其下孔子，历代帝王，再下名将贤臣直至各个家庭的父祖。显而易见，祭祀的等级几乎完全照搬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吴天上帝、皇地舐、列祖列宗构成最重要的祭祀对象，与皇帝紧密结合，皆列在大祀之中。

    祀礼主要就是祭祀，但是在明清，是归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而综合于礼部，就由礼部管这个。祀典在北京，明朝一年有四十六项国家主持的，到了清朝，一年有七十多项。皇帝亲临的，在清朝就是五项：天地、辟谷、征战、太庙、社稷坛五个，中国所有的祭祀之典，最繁琐的莫过于祭天。祭天，现在大家知道在哪里，在天坛。

    现在北京流行坛票文化，北京现在祭祀的地方，基本上都存在。比如说先农坛、天坛、日坛、月坛、地坛。

    祭天是皇帝专有的权利，除了皇帝，任何人未经许可都不能行祭天之礼。皇朝通过法律与行政手段，阻断皇帝以外的一切人与上天对话和获得天示的机会，一方面维系皇帝神人双重性的绝对；另一方面防止背叛者通过与天神对话的仪式，获得天助蓄谋造反。祀典礼仪是皇朝具有工具性、表述性、象征性与文化性的信仰和实践。

    祭天同祭地及日月星辰诸神一样，仪式的核心不在于神灵膜拜，而在于伸张皇朝的集体价值观（collective values），这种价值观念包含着等级秩序的和谐与皇朝团结安定的期盼，人们若要获得超自然神灵的眷顾，只有通过皇上才能实现。皇帝是唯一能与上天对话祈福的人。

    在此以祭天为例，简略叙述其程序过程，借此体会一下朝廷重大祀典的文化氛围。

    皇帝经常亲临的，在明清两朝就是天地、祈谷、宗庙和社稷等五项。国家的祭祀由六部之一的礼部率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安排。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祭祀之典最繁琐最隆重的莫过于祭天。历代皇朝都把敬天法祖常挂在嘴边，视为金科玉律，体现在国家祀典上，祭天就是表现敬天的情结，祭太庙就是表达法祖的诚孝。

    祭天仪式在圜五（天坛）举行。《尔雅》说：土之隆者日丘，丘之圜者日圜丘。以象天也。古人以为天圆地方，所以天坛修成隆起的圆形，地坛修成方形。明清两朝的主要国家坛庙建筑，现在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但是，大部分坛庙划归公园管理之后，兼之历史久远，功能全变，渐渐丧失祀典文化的记忆。在追溯历史时往往闹出一些笑话。譬如有人介绍圜丘时说，明清两朝皇帝共出席了五百四十余次祭天仪式，因为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清朝二百六十七年，根据两者相加得出的是五百四十三年，而且五百多年间年年都必须祭祀，所以就断言皇帝出席了五百四十余次。殊不知圜丘建于嘉靖九年（1530年），天坛的名称也是嘉靖皇帝命名的。此前，明初的五十三年定都金陵（南京）。永乐十八年正式迁都北京以后，天地合祀，都在原天地坛大祀殿，就是现在祈年殿的位置。圜丘的历史到现在也只有四百七十余年。再者，即使不必深究具体位置，五百四十余年之说也经不住推敲。虽然朝廷年年都要祭天，但皇帝不见得年年都出席。老幼皇帝因年龄或身体状况不能出席自不必说，就是成年皇帝也不见得每年都亲临，皇帝缺席的时候，则指定人代行。比如晚清的同治、光绪，都是髫龄之君。

    髫龄之君或老年皇帝因身体状况欠佳往往不能亲自出席。所以要知道明清两朝皇帝亲自出席了多少次祭天仪式，就别怕麻烦，查阅相关史料，逐年记录，必出确切数字，因为祭天是国家大事，皇帝去了肯定有记载，没去肯定没有记载。

    中国人认为冬至这一天是日南归，我们学了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的人都知道，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在南回归线上，赤道以北地区受的日照最短。中国人是向前看的，冬至过后，白天就一天一天地变长了。过去有一句俗语叫“冬至长，夏至短”。所谓冬至长，就是说过了冬至白天就一天比一天长了，北半球离太阳一天天近了。所以选择冬至祭天，取其大地万物即将复苏，迎接光明未来之意。

    关于祭天之前的物品准备工作，就不一一介绍了，放到例证中展开再叙述。先看祭祀前的斋戒。清朝基本延续了明朝制度。顺洽八年规定大祀斋戒三日，中祀二日，皇宫乾清门中门左边设黄案，上置斋戒牌与铜人，宫内各处于门帘上方悬挂斋戒木牌，朝廷各衙门亦如此。可见斋戒是朝廷宫廷全体成员的事，而不是只有出席的人才参加。

    在权力财富的名利场中，时隔不久，君臣就被强行进行一次静心素心的自我反思，多少可以起到调整心态趋向平和的效果。

    祭日前十天，太常寺选定参与祭祀官员的名单，报皇上批准。凡是名单之内的官员，从即日起，不再审理案件，不参加宴会，不欣赏音乐，夫妻不同房，不饮酒吃荤，不探视病人，不吊丧，不祭神，不扫墓。凡是生病或有孝在身的人，一律不能参加。

    如果人选之后出现了类似生病等问题，也要退出。

    皇帝祭祀前斋戒三天，一般前两天在宫内，后一天在坛内斋宫。也有三天都在坛庙斋宫或大内斋宫的。所有的大型坛庙都建有斋宫。斋戒期间，与对官员的要求一样，皇帝也是独处吃斋，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更不能召幸后妃。如果皇帝祭天前一天不住在坛内斋宫，则当日天未亮之际，直接从宫中出发。以清朝为例，陪祀王公齐集午门随行，不参与陪祀的王公在天安门金水桥南迎送，皇帝驾至圜丘南门昭享门外降辇。

    前引大臣十人和赞引官、对引官引导皇上进入更衣幄次更换祭服。

    清朝皇帝祭天穿的是天青礼服，天象玄远，深不可测，所以用黑色。祭地是明黄色礼服，与黄土地的颜色相符。现在许多清装电视剧，为了显示皇帝的尊贵，总是让皇帝穿上类似的服装，显得十分可笑。其实，皇帝日常生活办公，穿戴的是常服。祭日是大红色礼服，阳光普照，恰似火红的颜色。祭月是浅白色礼服，月光清澈，正是淡淡泛白色。而明朝与此不同，皇帝郊庙祭祀，一律穿衮冕。在此选择明朝皇帝祭天程序，作一扼要介绍。

    清晨六时祭祀仪式开始。皇帝着衮冕从幄次出来至盥洗位净手，然后循中路登东阶至二层正中的拜位前，分献官各就位。

    圜丘共三层，为了表示对天神的崇敬，把顶层称为一层，往下是二层、三层，不像今天对于多层建筑，都是从地面开始往上加数的，在此仍按照古人的习惯叙述。顶层正中设“昊天上帝”神板，神板栗木制成，高二尺五寸，宽五寸，厚一寸，趺高五寸；同时还要以本朝某祖某宗为配位。凡天地、祖宗的牌位称为神板，其他的神位称为神牌。神板皆黄质金字，从祀的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位牌赤质金字。正位南向，配位西向，神席用龙椅龙案，上设锦褥。从祀神位，置于案上，不设席。各案同时陈列祭品。

    仪式开始后，分为九大程序依次进行：

    一、迎神，奏中和之曲；

    二、奠玉帛，祭天用苍璧，奏肃和之曲；

    三、奉牲，又称进俎或奉馔，奏凝和之曲；

    四、初献，奏寿和之曲；先舞武功之舞，再舞文德之舞；

    五、亚献，奏豫和之曲；舞文德之舞；

    六、终献，奏熙和之曲，舞文德之舞；

    七、微豆，又称为微馔，即将供品撤下，以待焚烧，奏雍和之曲；

    八、送神，奏安和之曲；

    九、望燎，又称奉燎，奏时和之曲。

    第一程序迎神，典仪即司仪赞“迎神燔柴”；司乐官即负责向乐队发布命令的人赞“举迎神乐”；赞引即负责向皇帝传递程序信息的人奏“升坛”。皇帝从二层循东阶上到一层，至香案前，跪上炷香，然后三上香。回到二层拜位，行三跪九叩礼。

    迎神时燔柴，这是远古以来留下的习惯，人们相信燔柴冒起的缕缕青烟能够建立与上苍对话的通道。第二程序奠玉帛，典仪赞“奠玉帛”，司乐赞“举乐”，皇帝到神位前，跪进玉帛于案上，然后复位。祭天用苍璧，黑色圆形中间有孔，帛是丝织品，宽大约二尺一寸，呈卷状，功能类似民间的烧纸。第三程序进俎，典仪赞“进俎”，司乐赞“举乐”，皇帝到神位前，将供神的食品高举供上，然后复位。第四程序初献，典仪赞“行初献礼”，司乐赞“举初献乐”，音乐奏起，舞蹈队跳起武功舞又称干戚舞，皇帝到神位前，跪奠爵之后，俯伏趴在坛面，这时读祝官高声朗读事先撰写好的祝文，朗读完毕，皇帝行三叩礼，然后复位，乐队照旧奏乐，再跳文德舞又称羽箭舞。第五程序亚献和第六程序终献的仪式与初献大致相同，只是不再读祝，舞蹈队不再跳武功舞，只跳文德舞，分献官、陪祀官开始随行礼。三献之后，第七程序饮福受胙。饮福受胙是示意性的，表示在祭天过程中，得到了苍天赐予的福胙。福胙只能由皇帝代表皇朝接受。皇帝升坛至饮福位跪下，奉爵官酌酒，奉胙官奉胙跪献给皇上。皇上接受爵、胙以后三叩首，站起来回到二层拜位，率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第八程序微馔送神，典仪赞“微馔”，司乐赞“举乐”，皇帝率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然后职司人员依次奉祝文、帛、馔、香，分别送到燎所，准备焚烧。第九程序望燎，典仪高唱“望燎”。皇帝至望燎位，微下的供品投入燎炉。待燃烧至一半时，皇帝下坛回到幄次，换下祭服，乘舆还宫，祭天仪式结束。

    从祭天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老幼体弱的皇帝是不胜其力的。皇帝要在一二层之间往返多次，又要频繁地下跪叩首，因此，如有身体特殊情况，派大臣代行也是必要的。

    如果皇帝不能亲自出席，派大臣代行，仪式就不能完全仿照皇上亲临的模式。首先，拜位降到三层阶下，升降从西阶上下；其次，行初献礼朗诵祝文时，代行人只能俯伏于二层阶下，不能像皇帝一样停留在一层；其三，减去饮福受胙程序。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直接从上天那里得到赐福，哪怕是皇帝指定的人也不能代替他承受。最后，望燎时退立西边。其他程序与皇帝出席一样。

    祭天是要获得上天的启示与眷顾，表现皇帝代表天行政的绝对权威。王夫之说“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天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容空间与时间的一切，构成观念上的绝对意志。祭天是皇帝的专利，他人未经批准，不能行使。也许是赋予天的政治文化理念积淀太深太厚，人们难以摆脱观念习惯，只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其实中国人智慧，早已明白世间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不付代价的收益。朝廷千方百计地禁止民间祭天，铸就了人们畏天敬天信天的习惯，一方面，为朝廷政治秩序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隐含着政治危机。谁都知道，天可以赐予恩惠，同时也可以降临惩罚。反叛力量积聚也恰恰利用了天的启示这一手段，来反对现实政府，譬如晚明李自成以天示“十八子，主神器”为号召，表明自己是天选的代替明朝的人。虽然历朝都在祭天方面投入了巨大的政治智慧与物质财富，却不能保证皇朝永固，不被他人取代。

    明朝中期以前，祭天时，由坛门外大次通往圜丘的路上铺满了席子，祭天君臣要脱鞋行走于上。皇帝临坛，人幄次，脱鞋升坛。执事、导驾、赞礼、读祝官和分献陪祭官皆脱鞋于大次外面，升坛供事。协律郎、乐舞生跣袜就位。祀曲完毕，下坛穿鞋。

    此礼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革除。

    大家在看电视剧的时候，都说雍正皇帝夺的是皇十四子的位，民间好多人特别相信这个，通过这个祭祀，你就会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发现了康熙皇帝的满文遗诏。当然，现在也有人会怀疑啊，遗诏雍正皇帝也可以造假，遗诏上都是满文，雍正皇帝也可以用满文，但是有些东西，出席的人和没出席的人，是造不了假的。雍正皇帝的皇位来自于皇十四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个原因是，清朝就有皇子做大将军的先例。你不光看到皇十四子做了抚远大将军，觉得那是康熙皇帝对他的重视，其实，康熙时代康熙的哥哥，比如二哥福全、五哥常宁，一个做抚远大将军，一个做安北大将军。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死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七，崩于康春园。当年的这个冬至日，据记载，康熙皇帝曾经在他死的前五天，命令后来的雍正帝，也就是清世宗，当时叫胤稹，是雍亲王，代他到天坛祭天，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代表皇上去祭天，和皇上派一个大将军不可同日而语。

    再者，康熙皇帝命令皇十四子做抚远大将军时，是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六十一年，抚远大将军从西边回来过一次，康熙皇帝又让他回去了。你别忘了，过去人的寿命和现在人的寿命是不一样的，过去的医学非常不发达，人只要一感冒就可能死。所以，过去为什么五十岁就称老夫，道理就在这里。清朝也好，明朝也好，皇上活过五十的并不多。清朝皇帝过五十的是不少的，明朝皇帝大约过了四十就死了。所以，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七年的时候，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他能够让一个他想传位的人去西宁吗？这与中国文化不相吻合。

    对祭天，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祭天时皇帝可以不出席，可以由潜官代祭，但是，潜官在代祭的时候刚才讲了，皇帝在二层，潜官在三层，然后“迎神”到第一层上去，怎么去？刚才讲的皇帝走东边这个道，潜官代祭的人走西边的道；另外在“燎炉”的时候，在西而且往后，别的都一样，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丝毫不能弄错。

    祭地和社稷的礼仪

    祭地是在夏至，阴历六月二十二日，大致也是这么一个程序，但是比这个程序少，比如不燔柴。所谓不燔柴是什么？就是祭地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瘗坎”，先把那个东西埋了。祈谷的日子就是正月“上辛日”，这个日子是变动的，它不会像夏至冬至，因为夏至冬至它是节气。就是说地球绕太阳一周，中国人对太阳旱有认识，节气就是将一年这时候分成二十四等分。所以，节气永远是固定的，每年的十月二十二日都是冬至。正月也就是“孟月”，上辛日是阴历的第一个出现“辛”的日子，所以，后来在嘉靖时候认为，如果上辛日在正月初五以内，为“上辛日”。一个“上辛日”是十天，我可能讲得有点绕嘴，因为现在中国记事法，它不用这个法子。

    大家可能知道算命的所谓“八字”，所谓“八字”者就是生年、生月、生日、生时。那为什么叫“八字”呢？这是因为年是用干支的，月也是干支的，日也是干支的，时也是干支的，所以这种记事法是干支法。这点很清楚，一个“辛”日就是十天，因为“干支”那个“干”就是十个的意思，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如果在正月五日之内，那就是“上辛日”，这个第一“辛”日，可能就是正月初三；“次辛日”肯定就是正月十三，这个是所谓祈谷。尊庙的时间是祀孟，所谓孟，就是咱们过去讲的记月法。孟、仲、季，孟实际上就是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即每一个季的第一个月。孟就是一，仲是二，季是末。

    太庙的祭祀，一年至少有五次正式的祭祀。因为太庙是先祖之庙，所以，国有大事必须要告庙，就是说，告庙者随时都可以进，如果没有这种告庙的事情，那么，这样的祭祀一年至少有五回。然后祀孟月，等于月初然后岁末嘉吉。这个“嘉”过去有一个字叫“地”，“地嘉”过去是连用，但是在清朝没有地祭，只有嘉吉。为什么，因为地祭，是祭远祖。就是说“嘉吉”祭五代之内的祖，有时候远祖缥缈，考证不出来，最后只能是虚问一下，所以，有人认为虚问一下于礼不公，所以将这个“祭”去掉，是没有这个。所以，尊庙的“五祭”你就记住，这个岁末之祭，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过的那个。过去有一句话：不祭祖父不过年。现在，可能诸位年轻人不明白了。

    过去中国人的除夕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祭祖，把祖宗祭完之后，才能过年。这个从皇上家，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就是尊庙。

    我刚才说的国家的皇帝亲自出席的五种，已经介绍了四种，还有就是社稷。每年二月与八月的上戊日在社稷坛举行祭祀仪式，也是朝廷必不可缺的大祀。社稷坛在天安门西边，即现在的中山公园。祭社稷是皇朝祈祷普天之下物阜民丰的祀典。社稷坛上的五色土象征着皇朝各处所有的耕地，而非人们寻常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为了表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含义。古人认为：稷非土无以生，土非稷无以见生生之效。

    所以祭社时必然要同时祭稷，种植物与土地是人类生生世世须臾不可离的。《山堂考索》说：土爰稼穑，其本一也。是则社稷之祭，合而为一，自古以来如此。

    农业立国的时代，人们最关注耕地和耕地上作物的生长与收成状况了，极为惧怕自然灾害的侵袭。因而，自从人类有了农业，就一直祈盼年年五谷丰登。设坛祭社稷之神是通行全国的制度，都城以下，府、州、县皆立社稷坛，坛制仿照朝廷社稷坛式样，宽度减十分之五，高度减十分之四。明代之藩宗室诸王还要设王国社稷坛。清代废除了宗室诸王之藩制度，所有王公都于京师建邸，府邸内也不再建社稷坛。

    古礼以为天子应有三社，为群姓而立者，为太社；其自立者，为王社；还有所谓胜国之社就是亡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国虽亡而存之，以重神也。汉高祖以后，朝廷只在京城设立太社太稷举行祭祀，不再建帝王的“王社”和上一皇朝的“胜国之社”，明初亦复如此。至嘉靖年间，世宗对古礼发生浓厚兴趣，因此，在京师之内，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坛庙，其中就有帝社稷坛。帝社稷坛属于皇帝自立的“王社”。

    通常用社稷代表国家，从行政上讲，朝廷以至省府州县一体化，社稷坛遍布全国。

    在地方上，府、州、县都建设社稷坛，到时候地方长官率领从属祭祀。这一祭祀是各级政府的职责。说来也不奇怪，只有各地都物阜民丰，朝廷自然安定。祭社稷不像祭天那样仅属于皇帝专有，民间乡村祭里社也非常流行，一直流传到近代。“里社”一词源于明代户口的里甲制，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下分十甲。明太祖时定制，每里设立一处社稷坛，祭祀五土五谷之神。里社即是人们常说的乡社或春社，在民间历来是一件乡土社会的盛事。

    除此之外还有中祀，还有群祀。中祀里面比较主要的有先师庙、历代帝王庙等等。

    日月坛在明朝为大祀，清初降为中祀。先师庙就是孔子庙，清朝光绪年间提升为大祀。

    历代帝王庙，明清一直都是中祀，祭祀的是历代有为的皇帝和名臣。从而表现历朝之间的政治传承，也是一种尊重历史的表现。在日月坛，祭日是在早晨八点，叫卯时；祭月是在晚上八点，叫酉时。祭日的时候，皇帝穿的服装是红色的，祭月的时候皇帝穿的服装是白色的。祭日是隔年祭一次，甲乙丙丁，要逢甲的那一年祭，然后隔一年祭一次；祭月是三年一祭，两年不祭，逢戌丑辰年祭，也就是十二年祭四次。祭日是春分日，祭月是秋分日，所以两至两分正好将一年分成四个等分。

    至于小祀、群祀，皇帝肯定不出席。明清时期北京的庙宇林立，如火神庙、土地庙、马神庙、关帝庙、药王庙、三官庙等等，有些是官办的，有些是民办的。这些庙都属于祭祀祈福的范畴。严格地说，类似的庙宇与宗教寺庙不是一码事，祭祀表现得更多的是崇敬与迷信，而不是宗教信仰。中国人向来缺乏宗教热情与宗教献身精神，因此神庙的性质与分类，在民间没有太大意义。善男信女逢神必拜，而跪拜的神灵与神灵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祈福者所关心的。

    人们建造一座城市，居住生活在这里，当然希望河山永固，不受自然灾害的侵扰，尤其京师的意义还不仅局限于本地。但是，无论朝廷还是民众，谁也不会完全相信，修建几座庙宇，祭祀供奉多位神灵，就能保证城市与皇朝从此远离灾害。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乐此不疲？其中深义，值得玩味。实际上，礼制神庙性质的建筑，从来都是凝结情感与情感宣泄的复合物，一方面，人们愿意通过对神灵奉祀来表达自身的各类希望，同时，用神灵来警示人们的安全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这是一种人类的自我估价和时代心态，在不可抗拒的灾害面前，束手无策之际，仍然满怀能够随时获得解救驱除灾难的希望，因而在无可奈何的境地中自然想到神灵的眷顾。政府热衷于修坛建庙定期举行祭祀，除了显见的如政治等功能之外，同时也可以在灾害发生时逃避救助不力的责任，把灾害归结于不可抗拒的上天惩罚，让人们反省自己的行为，从而不过多地责难政府。

    实际上，人们虽然随时可以产生畏惧失去、畏惧灾难的心理，却不可能永远地保持精神警惕，只有灾害降临时才是如此。一旦灾害过后，人们的紧张心情很快就会放松，那种期待神灵保佑的迫切需求也随之远去。中国人对待神灵的实用态度与对待宗教一样，完全要视情景、境遇而定，不能保持连续一贯的态度，但取所需，往往是临时抱佛脚。

    每到祭祀日期，礼部或相关部门将会派出官员或主持祭祀。寻常的祭祀对象五花八门，可以说人间有什么需求，就有什么祭祀形式，从宫廷到民间，立意一致，只有仪式供品繁简的区别，而无心态之间的差异。譬如明朝的祭中暂，中罾就是房屋顶瓦下面的滴水。为什么也要作为小祀列入朝廷祀典之内，就是希望它不要让房屋在下雨时渗漏。祭祀时间选择在六月，正好是雨季。至于司户、司灶、司井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息息相关。而日月星辰、雷雨风云，在祭天的时候，都要参与配附。

    学者对话

    这个讲座是“再造辉煌”

    周孝正：

    李教授是一种贵族风范。什么叫贵族呢？这里说的不是权贵，有德的人才叫贵族。

    后来，中国的贵族变成假的了，什么都是假的，现在除了假的，还是假的。说还有没有真的了？说有，亲妈是真的。后来一想也不对，亲妈也不见得太真，为什么？因为这是我遗传性的母亲，这是我营养性的母亲。为什么啊，给他移植亲妈的基因，第一亲妈，第二亲妈，最后没有真的了，就剩自己是真的了；可是，一克隆，自己也成假的了，一模一样。最后，只有骗子是真的了。

    我就说，李教授这样的风格确实不错。其实，我还沾他一点光，我们俩是校友。

    他是北京四中1967年的毕业生，我比他大一岁，我是1966年的毕业生。他在北京四中的时候，就是他说的那个时候，八辈贫农，一查三代，我们家是贫农，你们家有钱；贫农不查，有钱的都得抓。现在，又都开始装有钱了，装大款。什么叫大款，就是有钱了，就成了大款。大款也是咱们中国的特色，英文中就没有这个词，英文中只有大亨的意思。大亨是有点文化的，而大款除了钱，就什么也没有。

    今天，李教授的讲座还要进行续讲，要是从说法来讲，是再找地方；要是从官方语言来讲，是叫可持续发展。你看那些可持续，也就是要中国社会存在并发展下去。

    上一个一百年，中国人大概干了几件事。头四分之一世纪搞革命，接着，又进行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第一次内战，第二次内战，打日本，打完了日本，又打第三次内战，一直打了四分之一世纪。运动、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然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开始搞建设。

    现在，不光是一般地搞建设，还要聚精会神地搞建设。咱们革命加上战争加上运动，占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建设占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主，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效，收入上升了，但是，社会中人与人的信誉下降了。彼此戒备，天天过节——愚人节。这可不是我说的，是电视上说的。

    我觉得，李教授说这个的意思，是再造辉煌，再造辉煌的意思是说曾经辉煌过。

    我认为，中式文化是有传统的，所以，咱们这个讲座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人就要知道传统

    李楯：

    我没有李宝臣教授讲得有意思。我讲一点，我现在是天天西装革履的，把祖宗都忘了。例如，同样说英语，英美国家给我们印象不大相同，是西部牛仔的面貌，还是英国绅士的面貌。就是说，它要有一种传统、一种文化，尤其是现在受了现代化浪潮冲击，甚至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它作为一种文明，自身的凝聚力还是存在的。而我们不要老是号称五千年的历史，最后只剩下五十年的传统，剩下二十年的传统，最后北京就剩下十年的传统了，人就要知道传统。我们说某个城区要受到保护，要分层面保护，我们保护的城区就是北京城。李教授讲的这个，离我们很远，讲到了五礼，其中讲到了祭礼，尤其是祭天，这也是一种象征。今天，我们在谈到全球一体化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下，它们的意义究竟何在？

    刚才，李教授提到二分二至，二分二至说明我们能够非常精确地确定一年里最长的一天和最短的一天。春分秋分，二分二至。确定二分二至这种方位，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我们在科学方面的发达，我们的技术如何好，而更主要的是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这“星火燎原”的“燎”字，火字旁，原来这个燎字上面，也是像火字形。

    这是通过文化研究得出来的，古人认为火光、烟直向上面去，可以把人和天地连接起来。而今天，当我们都改成我这个打扮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靠什么来凝聚起来？显然不会靠科学，靠数理化来凝聚，不会靠艺术，靠什么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来凝聚。

    我们的民俗，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群体，靠什么来延续，是很需要考虑的。

    可能刚才我讲的，有些东西我已经忘掉了，或记不清了，或者不知道的。我讲的是今天，21世纪，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还是有凝聚力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浮躁的时代，我们很难看看书，很难坐下来，静下来思考。我现在非常简练地讲一下，我们可能听得很热闹。但是如果真的坐下来，静下来，一步一步地想，礼仪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意义。当然，我觉得还是李教授讲的有意思。

    一定要在特定的氛围中研究历史

    周孝正：

    我们李教授也是名门之后，我们俩从小就认识，在一个年级，我们俩都是1947年出生的，今年都是五十五岁。我记得很清楚，我小学的一个班主任，他对我说，他是教授的儿子。教授的儿子，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那时候，你说他是教授的儿子，教授是臭老九，就是“地、富、反、坏、右”中的那个老九，当时那是贬义。我当时觉得，他是教授的儿子，是贬义。实际上，他父亲是一流的法兰西艺术学院毕业的，前些时候，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他父亲还来了。中国好多所谓的画家，都是他父亲．的学生。先只知道是教授，后来才知道是了不起的人。

    就像刚才李教授讲的，氛围是很重要的，要研究历史，一定要放在特定的氛围中去理解。现在的人，也理解不了我们那个时候。咱们今天请李教授讲，也有一个背景。

    大家都知道，清华大学曾被人批评为“有技术无文化，有知识无信仰”，清华现在办了人文学院，还要办法学院、医学院，但是在办医学院的时候，又显示出无文化的特点了，它居然想自己办一个医学院，反正有钱，有地方。这医学院啊，不是想办就能办起来的，办完了没有五十年什么都出不来。最后还不是自己宣布不办了，和协和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合并。自从有了人文学院，清华大学水平提高了。原来是一个学院，其实培养的是私企老板，文化圈都笑它。现在，清华大学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呢？把李教授都给请来了，来给大家讲明清时候的事情，这可是一件好事。

    现场问答

    中国是没有本土宗教的

    提问：

    李老师，您好！我看西方有很多宗教是分开的，可是在中国，往往很多教混合在一起。这是为什么？

    李宝臣：

    对于你的问题，我表示一下个人的观点。中国是没有本土宗教的，而且中国人也没有宗教热情，我们所说的懦教，它是在追求一种东西，或者是信奉一种思想。在这一点上，它比较类似于宗教，因为儒学是一种公理性的东西，从来没有讲像咱们讲的“大公无私”，它是推新机制。所以儒学后来才能够作为仕子进京考试的内容，因为它公开地讲，你通过考试，你具备为国家服务、为民众服务的能力了，同时也要实现个人的价值。

    而关于道教，鲁迅先生好像讲过这么一句话，叫“道教之中国大范”。我觉得，道教是佛教传进来以后，是为了跟佛教争“地盘”，最后弄起了那个组织，或者信奉那个仕途，因为道教的《南华真经》，实际上就是《庄子》，我总觉得在中国是没有宗教的。

    如果要是非把儒学称为教，也只能是在信仰上追求一种东西，追求一种知识。在这一点上可能近似于宗教。因为宗教强调的是无条件的信仰。

    中国的科学不发达，就跟中国人信仰宗教的热情，可能有相当大的关系。你看在崇祯帝以后，尤其近代科学的产生，那些所谓的大科学家，基本上都是所谓的虔诚的教徒。

    礼教的作用就在于驯化我们的习惯

    提问：

    李教授，你所讲的礼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礼教的作用，除了用于政治等的目的，它对普通人有什么价值？

    李宝臣：

    首先，我们要明白礼这东西是什么。现在呢，我们这几十年搞的是什么，学的是文化，神庙文化，这不等于知识。

    对礼，我们要有诚心和敬畏之心。当然了，比如，在“五四”运动的那个时代，因为中国跟西洋战了几次都败了，败了以后呢，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民族，它不可能不产生这种反省。它在反省的时候，觉得是这种东西耽误了中国。实际上，这个“反儒教”，当然传统的东西也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一定要建筑在“是什么”的基础之上。首先，你要搞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现在，我们这几十年搞的“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就给批了，这怎么行？比如说，礼教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协助一个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什么叫文化？文化不等于知识，有些人很有知识，或者说是个大专家或者说大科学家，但是他有可能没有文化。有些人可能没怎么上过学，但是很有文化。这个行为是文化的，其实就是七个字，就是“事先的无意识的”。

    第二点，你不骂人。小时候，你骂过一次人，可能被你的父亲或者母亲撕了一下嘴，最后你记住了，骂人不好。然后，你在交往当中，把不骂人作为一种交往手段。

    不骂人的人，不见得就比那些骂人的人高尚。但是，你在交往当中，肯定愿意跟那种不骂人的人交往，而不愿意跟那种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的人交往。但是，世间许多罪恶，也可能是那些不骂人的人制造的。但是，比如说你不骂人，你从小没有骂过，那么，在愤怒至极时，你也骂不出口；你骂过了人，但你又觉得不骂人高雅，所以你老是想，但可能一不留神又骂出来。咱们这种礼教的作用，就在于驯化你的习惯。人产生了一种习惯，有敬畏之心，然后有诚心，然后其目的就叫宁睦，就是和睦。如果你不遵循这种规则，可能就要遭到别人的批判，所以，这个“礼”和“耻”是所谓相关的。

    比如讲，这骂人就是无耻之由，那已经是骂人骂到极点了。有人讲过，什么叫小人？

    小人就是‘‘非亲无所惧也，乃惧无所耻也”。人要是丧失了这个“耻”字，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只要你还有这个羞耻之心，甭管你做错了什么，或者是说犯了什么罪，还是可以有药可救的。因为治国，或者说社会关系，需要的是一种文化，需要建立起大家共同遵循，而且遵循之后产生一种行为的无意识。这样的话，社会可能就是相当的和谐。

    我总觉得，中国人在西方的枪杆下，有一种现代化情结，这种“情结”其实就是心理极不平衡。一个是急躁，这个急躁之余，就抱怨祖宗。不管怎么样，这种现代化，这种工业文明，最长也只存在了一百年，就能把人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对于人来说，如果地球不爆炸就永远活下去的话，就要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讲人情，生命是不可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种所谓的生命体验。它靠什么？就要靠文化。

    发展与文明，没有先后之分

    提问：

    我想问一下。现在中国人还面临着困惑，从事件上来说，它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侵略的，它是发展的。中国讲礼教，讲理智。事实上，人类就应该讲究礼教，应该讲究精神的文明。现在，中国人既要发展，又要讲究文明，谁在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李宝臣：

    我总觉得，这个文明与发展，谈不上谁在先。因为这种事情，我觉得人呢，愿意对未来作一个计划，但是往往，人对未来所作的计划，最后的结果，往往跟计划不同。

    中国人现在为什么爱计划呢？原因就是有预后证明。

    比如说，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那个太仆寺，对医术、物理等别有一番技巧。而且皇帝要在礼部开局，拟这些书，以有备于后事。但是，当时没有人包括皇帝，也没把它当回事。但实际上，在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学的人也不少，但是中国人不能学他那些东西，原因是当时没有预后证明。现在中国人有预后证明了，到美国去，到欧洲去，然后，你会看到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现在，你没去过，但是，你通过电视，通过现代化传媒手段，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过去，你是一个穷人，想成为富人，你的旁边有一位财主，那么，你的志向是什么？就是将来成为财主。

    现在，中国人要想致富，不必要当财主了，可以自己想象；而且呢，这种传媒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觉得计划对人来说是最要命的。计划来计划去，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这种东西它好也罢，不好也罢，有一点我认为是非常糟糕的。比如，一提中国的原子弹，美国人家是创新，你中国人那是模仿，模仿与创新绝不可同日而语。模仿，它是有预后证明的。就是说，模仿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你是知道的。但是，我觉得，以中国这十几亿人，模仿的速度没有民主和谐重要，速度太快可能就乱起来了，反而不好。而且，现代人对物质追求即有原始的野性，明白吧？

    周孝正：

    我觉得李教授说的对，中国问题就是“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

    儒学本身没有“民族国家”概念

    提问：

    教授您好，我是从南方过来的，我觉得，像看老北京的东西，像天坛那些小杂技，还有刚才说的茶楼，这些是一种最具有传统的中国特色的东西，真正的中国特色不是说像现在的中国特色。但是，现在这种很正宗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比如说，我来北京，我想看那些城楼，可是，看到的城楼都是特别不正宗的，然后只好到博物馆里面去看。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应该有民族特性，不能丢，可能别人觉得这是凑个热闹，但是，那种东西可能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特性。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民族的包容性，还是因为人们的盲目追求，或者是说外来的那些冲击力实在太大了，现在的很多东西都让人痛心。比如像看世界杯，韩国的民众是非常非常齐心协力的，那种民族自豪感非常强；但是，我们的国人现在所拥有的民族自豪感好像并不明显，平时很难看得出来。像30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学中西文化中最经典的东西，他们同样也喝咖啡，也去骑马，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是非常深的。

    而现在的国人，比如说像不少教授，就比较追求物质性的东西。而像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学儒家学说，追求女性的贞节。而中国的大学生，在公共场合的一些谈情说爱行为，我觉得有点羞耻，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就不说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民族的包容性，还是一种盲目的追求，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谢谢！

    李宝臣：

    其实，你的这种想法，也就是人生是直线可行的。但实际上，比如教育儿童，好多人，包括家长在内，愿意给儿童设计道路，往往就是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

    也就是说，在青年的时候，你走弯路，但在你眼里面，你认为直路可走。实际上你别忘了，儿童的眼里是没有直路的。你青年的时候走的是弯路，走过去之后，你才发现，在你的眼里面有直路。但是，青年是没有直路的，所以我觉得，你没必要按照模式来体现各个生命形态，各个生命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但是，我刚才为什么讲中国需要一些“礼教”，就在于人与人之间，你要搞成“中庸”的形式。你不能说，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把别人耽误了，那是不行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你比如讲，韩国那个球如何如何，我觉得不足为乐。为什么呢？儒学是世界第一的，中国的儒学高明就高明在这儿。所以说，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一种西洋的概念，儒学本身并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中国人能够让穷人做皇帝，清朝的人也可以让满人做皇帝，对吧？老祖宗的东西，过去都是这样的。但是清朝的满人在遵循“儒学”这个东西上，比汉族人更要汉族人。也就是说，你认同了我的文化，我就认同了你。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球赛，中国队胜利了我就高兴，其实你仔细想，一个商业性的比赛，跟国家民族有什么关系？没有太大关系。这是我个人意见。所以说，特别是中国这种儒学，它本身的传统就是世界第一的。

    周孝正：

    对，我觉得李教授说得对。比如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如果改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怎么样？“国家兴亡”，“匹夫”怎么有责任啊？是当官的有责任。“天下”是什么意思？种族之内基因的差异，大于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距，这是最新基因列表证明的。所以，种族歧视没有任何根据，中国就是天下的。

    讲礼也要有经济基础

    提问：

    李教授，我想问一下，从礼的方面来讲，为什么要会“礼不下庶人”？

    李宝臣：

    过去有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什么“礼不下庶人”？不是庶人不应当尊礼，而是事有所不能也。比如在家里，在过去讲周礼的时代，娶了媳妇三个月以后，才能见公婆。可是，就庶人而言，住的地方本来就很小，怎么能等三月？

    本来，娶了媳妇跟着爹妈一块过，就在这个院里头住，能够等到三个月吗？所以，他必定是大户人家，另外他有那个宅子，把这个媳妇娶了三个月，到公婆这儿来见。礼的确就是繁文缛节，操作起来必定是繁密的，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你要是饭都吃不上，一味地讲礼，估计没准得冻饿死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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