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香港三联版《孙绍振如是说》自序

    孙绍振

    还是在1989年夏天，我突然接到香港《新晚报》吴淮青先生的来信，说是请我“加盟”每周为他们写专栏书评。我写惯了长文章，一下子不知如何在1500字左右的篇幅中施展。好在淮青曾经是我的学生，他给了我一个简洁明了的提示：文章是理论性的，但要有相当的“感情色彩”。

    这以后，我就循着在感性与理性的夹缝中前进的路子，一写就是4年。这期间包括我1990年在德国特里尔大学和1992年在美国南俄勒冈大学的时光。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小块文章”居然受到香港读者的喜爱，从编者和读者那里不断传来溢美的赞词，使我深受鼓舞。不知从何时起，淮青把书评专栏变成了“孙绍振如是说”，题头上还画一个乌纱帽、八字胡、戴一副眼镜的书生。起初，淮青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的时候，还小心地把这幅小漫画裁去。也许，他以为这种漫画会引起我的不悦吧。其实，我从张诗剑先生寄来的剪报上早已看到了，并且十分欣赏那一脸的天真。在西方，给总统、大名流作漫画肖像乃至漫画塑像被视为时髦。我自然不能贵如总统，但也十分欣赏那老气而又天真的戏谑色彩；那乌纱帽掩不住天性的自由和自在，和我是息息相通的。可惜作漫画的那位先生不认得我，也没有见过我的照片，因而那幅漫画和我只限于神似，毫无形似之痕迹。

    我写作这些文章时的心态，正如这幅漫画的风格所示，是比较自由，同时又是比较认真的。虽然篇幅限制很大，但我力求做到感性、理性兼顾。香港读者甚为忙碌，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读书，因而我的分析都力求有充分的，至少是必要的细节为基础。这样，对于已读过该书的，是一种回忆的提示；对于未读过该书的，也可以就事论事，获得思考的资料。

    至于论述，我比较着重证明和证伪的结合，对于报界流行的那种例证法，即一个观点加两个例子的模式，我避之犹恐不及。我年轻时受过黑格尔哲学，尤其是他的正反和思维模式的熏陶，成年以后又沉醉于波普尔的“证伪说”之中数年，故我从来不满足于正面论证而力求作正反合证。因而我的观点常常能层层递进，螺旋上升。近10年来我在康德的哲学和价值美学中获得启示，深知审美情感价值与科学价值及实用价值之不同。在我的美学著作《美的结构〉中，我得出了真善美并非统一而是互相错位的结论。于为文为诗之时，我深感情感的美在逻辑上、价值上必须超越于真和善。而在评析艺术形象时则相反，我自觉地从超越中还原。我称这种方法为“还原法”，从感知还原、逻辑还原，直到价值还原。而在还原时，我又习惯于把逻辑的微观分析和历史的宏观概括相结合。

    4年来，我把做学术论文的方法尽可：能缩微地运用在1500字左右的短文之中。这本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跳舞，可喜的是我越跳越感到自由，越来越能想像出在一颗米粒上雕出数百字的艺人为什么感到幸福。愿读者和我分享这种幸福。

    1993年7月14日

    2.《孙绍振如是说》出版前后

    吴淮青

    1993年底，舒非告诉我，因本版中的《孙绍振如是说》专栏深受读者的欢迎，三联书店打算选择其中的部分文章结集成册。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感动兴奋莫名。毕竟这证明孙老师4年来的辛勤写作功夫未曾白费，《开卷》版还是取得了一丝成绩的。对此，作为编者，我虽不敢自满，但喜悦却是难以掩饰的。

    孙绍振在这本，《孙绍振如是说》的自序中说是我曾对他的文章写作给予提示，这是客气话。事实上，作为他的学生我只能有荣幸的份儿。如果说提示，那不过是因为我邀其写稿，需要什么样的稿，自然要告诉人家而已。

    记得4年前，《开卷》版需要一位权威性的书评家压阵。尽管孙绍振以前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权威，不过，写书评却是少有的事，但我对自己的老师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我深信他能将书评写得和其文学评论文章一样好。当时担心的只是他未必肯写，好在孙绍振接到我的信后，便爽然答应“一试”。出乎意料的是，这“一试”竟然“试”出一些成就来。以其书评写作的水平、写作的成果来说，我觉得，除了文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美学研究家等众多头衔之外，还应加上一个“书评家”，才能完全说明孙绍振的身份及价值。这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加封”，只要看到孙绍振的书评文章的人，都会承认深受吸引，获益匪浅，拍案叫绝。试问有此功力者在芸芸书评写作者之中有几个？在我看来，给予他“书评家”的美誉一点也不过分。

    孙绍振曾对我说，他写作书评喜欢用“剥竹笋”的方式去写作，即首先细心阅读，吃透书中的内容，然后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推敲、思考、分析。下笔时则采用层层递进剖析的手法，引导读者逐步地随着文章去对作品加以回味、鉴赏。他最反对常见的那种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的书评写作方式。他认为，这样做将会导致偏颇、论证牵强的情况出现，而且说服力亦不够，所以，他反对这种“传统的方式”。事实上，他的“反传统”是深受欢迎的。虽然是“反传统”，但审美观点、评析准则的基础却是十分“正道”的。只是在他的雄辩、客观、使人信服的推证下，读者读其文章更有新鲜感，更有所得，影响力当然亦就更非同凡响了。

    由此可见，孙绍振的成功在于其态度的严谨，修养的深厚，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邃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东西为其文章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才能在其潇洒随意的幽默之中，一针见血，准确无误地指出书中的利弊。这在他评论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顾城的死因等文章中，都为我们作出优秀书评的范例。他的“大家”气派亦因此在书评文章——“带着镣铐的跳舞”——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其魅力亦因此醉煞了读者的心田。

    在此，我除了要再次代表孙绍振对三联书店表示感谢外，亦想作一个说明。孙绍振在《开卷》版写作4年共约有180余篇书评，三联书店在选择时，当然不可能做到有文必录，不过，仍有一些较为早期、亦较精彩的文章未收入此书中。因为孙绍振的书评一周发表一篇，在搜集方面的确有许多不便及困难，这当然不能责怪编者。不过，这在我来看，始终是件美中不足、令人遗憾的事。

    3.评《孙绍振如是说》

    卫建民

    孙绍振的名字是和《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连在一起的。

    书柜里有一本孙先生的美学专著《美的结构》，他的著名的论点是“真善美的错位”。可这本专著没有像他的那篇诗评一样，引起热烈的反响。这并非专著的学术水平不高，而是时势发生了变化：人们普遍感到缺乏的是钱而不是什么“诗”。连诗都不需要的社会，还读什么诗评和美学专著呢？——所以，近年孙绍振的名字出现的频率低了。

    但是，他并没有搁笔。

    六年前，应香港《新晚报》之约，他每周写一篇以理论为体、抒情为表的书评，立即引起内行的注意。他这些别具一格的千字文，偶尔也反馈到内地，给沉寂的文坛带来一丝鲜活的气息。如今，这批篇幅虽小、分量不轻的书评，已选辑为一册，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书的名字就是专栏的名字《孙绍振如是说》。

    与过去相比，内地发表书评的园地在逐渐扩张；专门的书评报刊、日报的读书版，甚至广播电视里，都生产着成批的书评。但严格说来，许多书评只是书讯——甚至是误导性的书讯，有如商店门口的“托儿”。越是来路不正、不值一读的书，书讯就越多。认真读，又认真写的书评作者呢？由于缺乏基本的理论素养，总是写老一套的文章——好心办坏事，把好书评歪，产生负面效应。在书评的小圈子里，间或也有“研讨会”，吃几顿，玩几天，发布些大而无当、永远正确的言论。

    书评作者们都在放言高论如何写书评，却不反身自问：我们有多少本钱评他人的书？

    《孙绍振如是说》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在自序中说的，“是把我做学术论文的方法尽可能缩微地运用在1500字左右的短文之中”。写书评需要深厚的学养，把书评提高到学术研究的层次，自己又把它当作一件事儿来认真做，在中国，孙绍振是第一个。《孙绍振如是说》是《美的结构》的贯彻和实施。有些篇章是他的学术研究的边角余料，有些则是独立的学术论文——尽管像兔子尾巴一样短。

    早年读林海音的《我们看海去》，我只从作者的经历和气质来分析作品，只感受到了一种儿童心灵世界里无尽的美。孙绍振如是说：“林海音把这个有点陈旧的故事变为一个创新的艺术品，主要依靠一种拉开心理距离的手法。”他借用这把解剖刀，将这篇小说讲透彻了。不过，他全盘否定《白鹿原》，宣告“《白鹿原》彻底失败”，我则不敌苟同。他在这篇书评的开头就说：“白嘉轩是一个儒家仁义文化的人格理想的模型，或者说，是一种绝对精神，他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感觉，没有人的感情，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作者的仁义文化概念决定的，他没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情致、行为的逻辑，他的一言一行是一种儒家仁义概念的图解。”其实，这正说明了白嘉轩这个艺术形象的成功。孙先生出生在江南，长期供职于八闽，对中原文化缺乏亲自感受；用他的话说就是“文化差异犹如聋子对话”。如果他了解宋时以张载为首的“关学”对关中地区人文的渗透，如果他对黄河中下游的风俗人情有切身体验，就不会把《白鹿原》说得一无是处吧。

    《孙绍振如是说》的出版，是中国书评界的一个大事件。如果有一天书评能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那是以这本书的出版为先导的。

    4.孙绍振的新贡献

    吴越

    当初听闻，三联书店打算将孙绍振在本版所写的《孙绍振如是说》专栏文章挑选结集成书，我是既感意外又感到必然的。

    意外的原因是，在香港这个经济挂帅的社会，出版社往往不得不对出版物作出多方面的考虑，往往销量的是否有保证是决定出版与否的关键因素，出现了一些人所说的“好书未必可以出版”的情况。

    孙绍振此书肯定不会是“畅销”的那一类，虽然，它将会有不少的读者，但如与其他一些书籍比较，它“受欢迎程度”将会“很低”。故三联书店的冒险精神，令我觉得有如在黎明之中看到一丝曙光，那感觉是不能以“惊喜”二字去概括的。

    尽管如此，有一点我却是始终坚信不移的，那就是，好书虽然未必可出版，但其价值是永存的。其“受欢迎的程度”，表面上可能不及其他著作，但实际上，它的受欢迎程度是不应拿销量来衡量的。自《孙绍振如是说》专栏刊出以来，编者、读者、文坛人士、大专学生、出版媒介皆对其作出一致的好评及肯定，已说明此与专栏同名的书籍，自有其不凡的另一种魅力。作为可与孙绍振同在《开卷》版为文的我来说，亦觉犹有荣焉。为此，我对《孙绍振如是说》的面世感到是合理与必然的结果。该书共选辑了孙绍振发表了于本版中的65则书评而成。

    在此书中，孙绍振展示了内地“新潮派”文学理论、文学美学作家的风范与魅力。他虽然是“屈就”了自己写作书评，但因为其独特的评论方式、深邃而感性的剖析，使其又赢得了“书评家”的另一美誉，这却是始料不及的事。

    正如此书在内容提要中所说的：“作者善于以宏观的概括……又善于作微观的分析，常常轻松地从统一的表面揭示出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故其文思不但新异而，警策，而且依正反合之辩证思维模式层层深入……”

    这大致上可以说是总结出了孙绍振书评的风格与特色。简单一点来说，孙绍振是将其艺术眼光、哲学思辨、逻辑观点有机地运用在书评中，这显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事。它需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扎实的哲学思维、敏捷深邃的目光等多方面的配合，还需要有评论家的勇气，亦需要如实、客观的态度去支持，才能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其文章。

    孙绍振在此为我们提供了书评写作的范例，其贡献远远超出了书评本身，对出版事业、文学评论、美学研究方面来说，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

    5.孙绍振致力开拓微雕评论

    蒋述卓

    我在内地时就断断续续读过《新晚报》上《孙绍振如是说》的专栏文章，当时就甚为作者那自由活泼的文风与深刻独到的见解所倾倒。这次到香港，正在香港做学术研究的孙绍振送给我一本由香港三联书店结集出版的《孙绍振如是说》，我接到手几乎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大有一阵渴牛饮水的痛快感。

    这些文章之所以吸引人，当然不仅仅在于它短小的篇幅和洒脱的文风，更在于它那通脱深刻的思想和切中肯繁的见解。尤其是后者，更令人感到亲切。孙绍振是国内著名的诗评家，80年代初曾以评论“朦胧诗”而引人注目，并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成为国内新诗潮“三崛起”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亲身卷入内地文坛风云，对许多文坛现象就有非常切近的观察与思考。如论朦胧派诗人顾城，对于他到底是否受到过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影响问题，孙氏就提出了与海外学者郑树森以及顾城之父顾工不同的意见。郑氏认为顾城的一些诗虽与劳伦斯、爱米.洛威尔的追求如出一辙，但由于内地对意象派诗译介较晚，所以对顾城的影响就很难说。顾工也认为其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沙漠中长大，不可能接受现代派的影响。孙氏却从中国的现代诗歌对西方意象派接受的历史指出，其实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刊物早已译介西方不少意象派诗作，许多诗歌前驱者都受意象派感觉变异的影响，再加上前些年又有台湾现代派诗歌流入内地，因此，不仅仅是顾城，恐怕包括舒婷等一代朦胧派诗人都间接、曲折地受到西方意象派诗人的影响。

    孙氏的这一结论并不仅仅是根据现存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一现象置于一种艺术发展规律的理论上去观照。他在《关于朦胧诗的一段历史公案》中指出：

    诗歌的发展有其内部规律，有时这种规律注定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即使没有外部影响也会照样发展变化。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能承担起开一代诗风，独立地给诗歌艺术以历史性贡献的是诗歌史上少见的大师。在中国诗歌史上只有屈原能够享受这份殊荣，连李白、杜甫都有明显的师承。而顾城……很显然不属于诗歌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大师。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去透视文学现象，就有了一种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的穿透力。

    孙绍振是一个艺术感受力极好的评论家，因此，他很强调艺术评论必须注重艺术的分析。他说他对先锋派批评印象不好，就是因为他们运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太多，在概念术语上绕圈子，一涉及到艺术分析就露了马脚。孙绍振评论文章就充分发挥了他的艺术感受力，尤其是在艺术细节的分析上，他从不浅尝辄止。如他评论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二个细节：主人公由于抱不平，被抢苹果的人群打得很惨，鼻子都被打歪了，但主人公居然连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孙绍振指出，这正是余华写这个故事的命意所在，他不写主人公鼻子被打歪了的痛苦，这样才更显出人生的荒谬。这种写法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在追求一种超现实的世界。通过这样的分析，而直追余华的创作思想，可谓功力深厚。又如他批评《白鹿原》的失败，就指出了陈忠实在细节上的许多败笔。像写黑娃为什么会变成土匪，陈忠实就没有写出黑娃变成土匪的心理复杂性。孙绍振就此还引用肖洛霍夫写葛利高里第一次杀死一个瑞典士兵又策马回去仔细观察尸体的细节来作类比，认为肖洛霍夫写这个细节揭示了一个哥萨克第一次杀人的感觉，而陈忠实却让人物在行为大转折时毫无铺垫。孙绍振在艺术分析上其实一点也不“新潮”，他还是那种重词语与细节分析的评论家。我亲眼见过他把《白鹿原》当中词句不通或重复多余的字一一画出来，并将其作为创作失败的例子拿到课堂上去讲授。孙绍振的这些短文，既富学术性、思想性，又具可读性，可说是厚积而薄发的微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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