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属器、玻璃器

    北魏王朝由鲜卑族拓跋部建立。东汉末年，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西遁，南单于内迁，原居于东北的鲜卑族各部遂纷纷南下。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部重新崛起，威服诸部，于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立国。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平城作为北魏国都凡97年，历六帝七世。494年迁都洛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至此，北魏结束了对中国北方长达149年的统治。

    北魏在平城定都近百年，其间不断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及各民族的文化，打通了往来西域的丝绸之路。佛教因之兴盛，云冈石窟随之开凿，胡汉商人集聚平城。大力推行汉化，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等制度，完成了自身的封建化过程，为隋唐盛世的繁荣打下了基础，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时的平城是一个拥有大量人口、规模宏大的国际帝都，因而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存，包括带有浓郁鲜卑族文化的器物，也有对汉文化继承的产物，也有和各族文化交流的产物，还有远道而来的外国器物等。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39年占领凉州，打通了河西走廊，使北魏王朝与西域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献文帝时，“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一些中西亚器物经丝绸之路被各国使节和商人等带到首都平城。1970年，在大同城南轴承厂（现改称迎宾东路）厂区发现一处北魏窑藏遗址，出土石雕方砚1件、鎏金錾花银碗1件、鎏金高足铜杯3件、八曲银长杯1件，此后该厂区又陆续出土石雕柱础以及多件铜鎏金铺首衔环及铜饰件；1981年，在城西的小站村发掘出正始元年（504）封和穾墓，出土狩猎纹鎏金银盘与素面高足银杯各1件；1988年，在南郊电焊厂新厂区发现北魏墓群167座，其中M107出土鎏金錾花银碗、玻璃碗和素面银罐各1件，M109出土鎏金錾花高足银杯和素面银碗各1件。

    【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铜杯】

    1970年8月，在大同城南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杯侈口，口沿内折，腹壁呈束腰状弧形，腹底部折成圜底，下接带“算盘珠”式节的高足，其下是覆盆状的足底，外底内凹。口沿下刻折线纹，腹壁满饰成熟葡萄的藤蔓环绕成五个圆环，环内各浮雕一个攀枝收获葡萄的裸体童子，藤蔓间还饰有禽鸟形象，以示欢快的丰收场面。此题材与伊朗的酒神节有关。腹底部饰花叶纹与联珠纹各一周，圜底外周饰“阿堪突斯”叶纹，覆盆足壁饰联珠纹和忍冬花纹，口径9.6、底径5.4、高11.5厘米。

    【鎏金高浮雕动物神像纹高足铜杯】

    1970年8月，在大同城南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杯侈口，束颈后肩部起折棱，圜底，高足略细，中间有“算盘珠”式节。颈部高雕两两相对或相背而卧的灵羊八只，存七只；腹壁由圜底向上伸展出四组“阿堪突斯”叶纹，叶纹之上承托一高雕男性头像，叶纹间雕饰手持器物的女性形象，衣饰轻薄，两足交叉站立，高足素面。口径9.4、底径4.9、高10.3厘米。同时出土的还有鎏金镶嵌高浮雕高足铜杯、鎏金錾花银碗。此碗敞口，圆腹，圜底素面。口沿之下微微内收，口沿下及上腹部各有联珠纹一周，联珠纹是在凸弦纹上竖向捶切而成。两周联珠纹之间的颈部錾刻对称的斜向曲线纹，形成一周麦穗纹。腹部由圜底伸展出四组“阿堪突斯”叶纹，将器腹壁分成四等分，每组叶纹之间有一个同心圆环，共四个圆环，圆环内各捶拓一个相同的人头像，两两相向或两两相背，皆正身侧脸，高鼻，大眼，厚嘴唇，卷发遮额及颈，露耳，头顶戴圆形小虚帽，颈部佩珠饰项链，内着小V领衣，衣上散布点状物，外衣开口式，肩部饰圆圈纹，圈心有点。口径8.5厘米，高5厘米。另一个八曲银长杯，器形口部呈八曲状，每曲在口沿处又各拐一小弯，旋绕成云朵状花瓣，且每一曲都从器口直通器底，矮圈足。盘心捶揲出两只相搏的怪兽，杯口沿外壁刻有大夏文铭文，经专家释读部分铭文，意为“XO（可能是器主之名）拥有”。这件文物的重要价值在于，首次披露了公元5-6世纪大夏银器的形制，而且直接影响到唐代金银器的制作。长径23.8、底径5.4、高4.5厘米。

    【鎏金银盘】

    是波斯萨珊王朝王室和贵族们在宴会中使用的“皇家银盘”。1981年9月，大同小站村北魏封和穾墓出土。敞口，圆弧壁，矮圈足。器内壁上部有弦纹三周，盘中心锤雕一位贵族（或王子）在长满芦苇的沼泽地里狩猎野猪。贵族深目高鼻，卷发，发带长飘于脑后，双手持矛已刺入前面野猪的头部，同时用右脚踢向身后的芦苇中又窜出的野猪。贵族只身与三头野猪搏斗，表示出其胆量过人、举动敏捷、沉着安详。此件文物经科学发掘出土，有墓志可证明其入土的下限年代，对世界各国未经科学发掘的同类型金银器，有借鉴价值。口径18底径4.5、高4.1厘米，盘口残缺，底部有裂纹。

    【鎏金錾花银碗】

    1988年，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碗敞口，圆腹，圜底。口沿之下微微内收，口沿下及上腹部各有联珠纹一周，联珠纹是在凸弦纹上竖向捶切而成。两周联珠纹之间的颈部光素无纹。由底部伸展出四组“阿堪突斯”叶纹，将器腹壁分成四等分，每一等分之间的小叶纹之上托着一个圆环，四个圆环内各捶拓一个人头像。头像皆侧身，高鼻深目，两两相对或相背，上衣大翻领，但形象各不相同。其中一人侧身向右，卷发遮耳及领，相貌年轻；与之相对一人头发较短，颅后发留至颈部，露耳，下颌胡须上翘；另一组向左之人长发卷曲，遮额及颈，相貌年轻，与之相对的一人短发，颅后发留至颈部，露耳，前额后倾。圜底中部有两圈同心圆凹弦纹，内圈素面内凹，两圈之间用一种由两条小锯齿纹组合的纹饰分割成八等分，每等分内的图案相同，似一小片“阿堪突斯”小叶片。器身无纹饰之处均鎏金。口径10.2厘米，高4.6厘米。

    【银罐】

    1988年，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口微侈，颈略内收，卵形腹，底内凹。色赤。口沿内有一周凹弦纹。肩颈部施二组四道凹弦纹，上下两组相距0.4厘米，腹中部施同样的纹饰。银罐由上、下两部分焊接而成，器内壁的焊接处壁厚0.37厘米。口径6.2厘米，最大腹径11.2厘米，底径5厘米，高14.4厘米。

    【磨花玻璃碗】

    1988年，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玻璃呈淡黄绿色透明体，口微侈，颈略收，球形腹，凹圜底。颈部内收成沟状，腹外壁颈部之下磨出四排向内凹的椭圆形纹饰，呈长椭圆形排列，每排35个，排与排之间错落有致。圜底中心是一个直径3.4厘米的凹面圆形，与环绕其周围的六个凹面扁圆形相切，圆形不太规整。六个扁圆形之间的外侧，又各有一个长椭圆形。器体从颈部以下全部抛光。内壁光洁，外壁略有黄色锈斑。口径10.3厘米，腹径11.4厘米，高7.5厘米。外观几乎可与1000多年来，保存条件无与伦比的日本正仓院珍藏的白琉璃碗相媲美。

    【鎏金錾花高足银杯】

    1988年，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9。银杯杯口较敞，圆腹，圜底，高圈足。口沿下及上腹部各有联珠纹一周，联珠纹是将凸弦纹竖向捶切而成。两周联珠纹之间的颈部略内弧，素面。四组从底部伸展出的“阿堪突斯”叶纹，将器腹壁分成四等分，叶纹之间分别有一个圆环，环内各捶拓一个侧面人头像。四个头像两两相对或相背，皆高鼻深目，头戴帽，着圆领衣，但形象各不相同。其中一人侧身向左，头戴鸟形冠，长发卷曲，披至后背，耳下似有垂饰，高颧骨，鹰钩鼻；与其相对的一人，卷发遮额、耳及领，头戴竖条纹小圆帽，尖鼻、尖下颚；另两个相对的人物，一人头戴有帽檐的圆帽，帽檐短而厚，露耳，帽下颈部露出卷发，帽上有图案；与其相对的一人卷发遮额、耳及领、头戴竖向条纹状小软帽，扬眉、尖鼻、尖下颌，胡须上扬。杯身近底部有弦纹一周，外围环绕忍冬花瓣纹带。杯把呈鼓腰形，把体中部鼓出，形似算盘珠，上下两端外侈，与杯底和底座相接。底座呈圆形，形似倒扣的圆盘，外底内凹，上部中央凸起，四周饰忍冬花纹。银杯口径9.3、底径3.75、通高11.4厘米。器身无纹饰之处均鎏金。

    城南北魏窖藏遗址同时发现石雕方砚、石雕柱础和铺首衔环，通过对这些文物及宋绍祖墓、司马金龙墓随葬的同类器物，还有大同历年发现的各类北魏遗存以及云冈石窟的资料进行对比，将上述外来器物的年代初步断定为北魏平城期后段，即孝文帝时期。外来金银器和玻璃器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高级商品，非常受贵族富豪的青睐。其产地有嚈哒说；波斯萨珊说；拜占庭说；八曲银长杯为大夏制品说等等，总之都是从中亚、西亚经丝绸之路来到平城的，此类器物世界上传世很少，银器不过一百来件，金器只有二十件左右，均不是科学发掘出土的。而大同的金银器、玻璃器是通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无论是对于研究中西亚各国金属工艺，还是对于研究中国与中西亚各国之间文化交流，都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与窖藏同时出土的鎏金铜铺首衔环及铜饰件等器物常见于北魏墓葬中，多装饰于建筑与葬具之上，铺首目前资料表明最早出现于河北邢台战国墓的棺上，汉代又多雕刻于画像石门上或塑于器物的耳部等。北魏的铺首也用于建筑之装饰，北魏太和元年宋绍祖墓出土的石椁即是当时平城建筑的典型样式，四个壁面满饰铺首衔环，其间嵌有圆形乳钉。北魏的铺首大小不等，模制而成。铸为方形，两耳竖立，双目圆睁，三角形高鼻，张嘴露齿，獠牙外撇，兽的额角间饰忍冬纹、山形纹、龙或童子等佛教色彩图案等，它们均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鎏金铜铺首衔环】

    1982年6月，大同城南轴承厂北魏窖藏遗址出土。铺首方形，高浮雕状，表面鎏金。主图案为一兽面，头上两侧有二角上扬内卷，两耳竖立，额顶饰五瓣忍冬花纹，两眉上卷，双目圆睁，三角形高鼻，鼻翼两侧各有髭向两侧展开，末端卷曲，其下两侧各有一枚獠牙，兽面两侧边缘饰涡纹。高11.6、宽13.7厘米；衔圆形环，环截面呈半圆形，环外径10厘米。同时出土的还有鎏金雕花铜乳钉、鎏金雕花铜饰片。

    【鎏金铜铺首衔双龙环】

    1956年5月，大同市工程公司院内出土。模制。方形，高浮雕状，表面鎏金。主图案为一兽面，头上两侧有二角上扬内卷，两耳竖立，额顶雕一蹲坐人物像，两腿曲起，两手外展。兽两眉上卷，双目圆睁，三角形高鼻，鼻翼两侧各有髭向两侧展开，末端卷曲，其下两侧各有一枚獠牙，以舌衔环，兽面两侧边缘饰涡纹。高16、宽10厘米；椭圆形环，浮雕二龙相对，截面呈半圆形，环外径为6.5-8.5厘米。

    鲜卑族人虽着皮袴褶，穿着朴素但却重妆饰，脸部描长眉点红妆靥，颈佩串珠饰，耳戴耳环，臂佩腕钏，手戴指环。鲜卑族最简单的耳饰便是在耳际挂上有孔的各种美石或玻璃，有单耳的，也有双耳的。其金属耳环有金、银、铜等质材，多数是由一根两头细中间粗的金属丝弯曲而成。耳坠或坠珠饰和金属饰，或是金属丝相纽连缀金饰或玉饰等小物。

    【金耳环与耳坠】

    1988年，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80。两件相同。耳环由中间粗两头细的金丝弯成，断面呈八边形，下挂金耳坠，环径0.25-0.4厘米；耳坠上部由两根金丝圈成一小圆环，然后两根金丝相绞，与一个腹中部带凸弦纹的球形铃相接，之下接六朵桃形花瓣的金片。花瓣末端成钩状，各钩吊一条金锁链，锁链的下端再接一小钟形铃或一小球形铃。花瓣内中央也下垂一条小链接一小球形铃，即下垂四个小球形铃和三个小钟形铃相间隔排列。其中一件缺一小钟形铃，另一件残缺了两个花瓣和一根链条。通高约3.85厘米。

    §§§第二节 陶瓷器、漆木器

    南北朝时期政治对峙，战争频繁，民族迁徙，人口大规模流动，各民族文化大融合。1965年，在大同城东石家寨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就是反映南北文化交流的佳例。司马金龙是西晋皇室后裔，其父司马楚之原系东晋贵族，后因受南朝刘宋的迫害而降北魏，战功卓著，封琅琊王。司马金龙也深得北魏政权宠信，官至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吏部尚书。太和八年（484）死后，袭父爵，谥康王。该墓虽早期曾被盗，但仍出土大批釉陶俑、木器用具、漆画木板以及石雕床、石雕柱座和墓志铭等，总计450余件。俑群中的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出行仪仗俑、侍俑、女乐俑、庖厨俑、家畜家禽俑是受西晋俑制影响的产物，而大量的甲骑具装俑和马驼畜群又显示了北方少数民族仪仗队和军队的威武气势，所有俑类多施釉，其人物服饰具有鲜明的鲜卑族特色；墓葬中的漆木屏风画风散发着浓郁的南朝文化艺术气息，而青瓷唾壶就是南来之物。

    司马金龙出行的仪仗队伍俑群由导骑、骑马仪仗队、步行仪仗队、步行戎装队、侍从队、甲骑具装队、骑马鼓吹队等组成。导骑头戴垂裙帽，帽顶后塌，垂裙及肩，露耳，耳垂戴圆形饰物，脸部涂白彩，红线勾脸廓、眼眶、红唇。墨线绘长弯眉、眼球、八字长胡。身穿交领及膝长褶，下着裤，腰束带，足蹬靴。右袖空垂，左手执缰，骑于马上。通高31厘米。骑马仪仗队于队前或队后，有的左手执缰，右手持物，有的作鼓吹状，头戴鸡冠形垂裙帽，鸡冠形饰套在垂裙风帽之上，内着长褶，外套圆领窄袖红色毛纹络缝皮质甲，下着裤，裤面也有毛纹络缝，足蹬靴；通高31.5厘米，马长30厘米。步行仪仗队位于队伍两侧最外列，头戴圆顶风帽，垂裙及肩，脸两侧垂裙外翻，身披小立领偏直襟长襦，两袖空垂，衣长至踝骨处，衣下角外翻，帽顶、衣里外用白彩绘成虎斑纹状。脸部施釉后又涂粉彩，红线勾脸廓及眼眶，宽柳叶黛眉，黑眼球，八字胡，红唇。俑双手拱握于胸前，中间有圆孔，持物已失。立于圆形托板上。高23.1厘米。披铠步行队头戴兜鍪，上身内着及膝长褶，下着裤，外罩铠甲，肩有披膊，甲身由圆角长方形甲片编缀而成，甲身底边有宽红缘。左臂空垂或左手持物前举，右手持物空握上举至肩部；侍从队簇拥于队伍中部主人周围，头戴垂裙帽，帽顶后塌，垂裙及肩，耳垂戴圆形饰物，身穿交领及膝长褶，下着裤，足蹬靴，或左臂空垂，右臂持物前举，或双手前举，高23厘米。甲骑具装队即武士与战马均着铠甲。武士左手握缰，右手执物，脸面涂白彩，红线勾脸廓、眼眶、红唇，墨线绘长弧眉、眼球、八字长胡，马头戴面帘，全身披甲，铠甲装饰同人物铠甲。各队人马威风凛然，整装待发。

    俑群除外出的仪仗队之外，还有供司马夫妇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牛、羊、狗以及女侍从、女伎乐、胡人伎乐，还有外出的马匹、骆驼等，甚至有专门守护墓室的镇墓兽和镇墓武士等。彩陶女侍俑头戴黑色垂裙帽，帽顶浑圆，前后略扁，从头顶向前后及两侧有十字形线缝印痕，垂裙及肩，耳垂戴圆形饰物，脸部涂白彩，红线描脸廓及耳廓，红唇，脸颊各有一小坑。内着红色圆领衣，外穿左衽白色红缘及膝长襦，下着白色长裙遮足，裙前有六条黑色褶线。两手袖于胸前。高22.4厘米。

    【女乐俑】

    呈跪姿，双手于身的左侧曲举作欲拍击状。头戴黑色垂裙帽，着交领窄袖长襦。通体施绿釉。高17厘米。胡俑头戴毡帽，脸部涂白彩，高鼻深目，大眼突出，红唇，络腮连鬓胡，上唇绘八字胡，嘴角两侧各修饰两小撮胡须，垂腹提臀，两臂上举。身着圆领缺骻长袍，袍前后部中央、身两侧及袖中部用白彩绘一列纵向排列的栉齿状几何纹，足蹬长靴。高28.3厘米。这些胡人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也是实践者。出土于墓葬中的胡俑多是伎乐者，或吹奏乐器，或举手拍掌，或在做惊险的“顶幢伎”。

    【釉陶马】

    头微低内勾，眼视下方，长鬃两披，臂肥体壮，四肢瘦劲有力。形象塑造写实，有别于汉代马夸张飘逸的风格。此马一前蹄跃起的瞬间表现得非常逼真，煞有剽悍气概。高30。

    【釉陶骆驼】

    呈站立之状，昂首曲颈，张嘴嘶鸣，双目前视，双峰高耸，细尾顺垂。形体瘦劲高大。高32.2厘米。

    【釉陶牛】

    尖角直立，两眼前视，体肥健壮。高19厘米。

    【釉陶驮粮马】

    马头略低，双目平视，背部驮一袋粮。高18厘米。

    【人面镇墓兽】

    呈蹲坐状，低头，头上有髻状断角，从头至尾的背部上有等距离五个长孔，原插有鬃毛。前足为马蹄，后为狗腿。脸部涂有粉彩，高鼻，大红唇，身上遍涂白鳞片纹。高34厘米。

    【青瓷唾壶】

    盘口，长弧颈，扁鼓腹，实足底。内外施釉，釉色青中泛黄，开细片。口径12.8、底径14、高19.7厘米。无论是器型还是青瓷工艺，都是南朝流行的器物，可能是司马家人北降时带到平城的。

    【漆画木板】

    由于该墓曾被盗掘，加之漆木器类易腐朽，出土的漆画木板较完整的有三块、边框五件、木档三件及部分残片。木板两侧有榫卯可左右嵌合相连，上下也有榫头嵌入边框之内。因其残损较多，无法复原木板所拼成的屏风模样。画中的围屏显示木板两面遍涂红漆，题记与榜题处又涂黄色再漆墨书，人物形象先经黑漆勾轮廓，内填黄、白、青、绿、橙诸色，除脸部、手部的铅白易脱落外，其余色彩出土时仍鲜亮如新；每片木板的构图分上下四层，每层有单独的主题，内容有列女、贤臣、孝子以及劝诫性图案与文字，各画像不仅附以榜题，图侧还有图解的文字。人物服饰不同于鲜卑服，男子戴高冠，着宽袖大衣；女子头梳高髻，着广袖长裙，衣带飘逸，裙摆圆张，势若当风。木板长约70-80厘米、单板宽16-20厘米、厚约2.2-2.5厘米。此处选一较完整漆画木板，作如下介绍：

    此木板由两块板左右榫卯合拼。正面第一层右侧绘一男子与二女子相对站立，其间榜题“虞帝舜”、“帝舜二妃娥皇女英”；中间屋檐下一男一女蹲于井栏旁搬物做填井状，人物两侧分别榜题“舜父瞽庾”与“与象傲填井”；左侧残存一女，傍题“舜后母烧廪”，讲述帝舜的故事；第二层绘三妇女拱手站立，从右至左分另榜题“周太似”、“周太任”、“周太姜”，其左有题词四行，语出《列女传》；第三层右侧一女坐于榻上，相对立一女，分别榜题“鲁师春姜”、“春姜女”，其左题词六行述其故事；第四层绘四人抬一辇，辇上张伞盖，中坐一戴冕旒帝王，后随一妇女，前后榜题“汉成帝”、“汉成帝班倢伃”，左侧有题记四行。

    背面：第一层故事“李善养孤”，右侧坐一男子，榜题“李善养□□儿时”，左侧一男子高冠袖手坐于榻上，背后侍者高举曲柄伞盖，榜题“主人儿长大，赐善姓为李。诏表上，诏拜河内太守”；第二层故事“孝子李充休妻”，右侧帷帐下一妇女坐于方榻上，其前跪一男子，榜题“孝子李充奉妣时”；旁侍立一女子，为“李充妻”；第三层左侧一男子坐于茵席上作进食状，其前有带耳食案，上列餐具及食物，榜题“素食瞻宾”，其右侧站立一男子，榜题字失；第四层左侧有一棵树，树前一男子正行走于冰上，榜题“如履薄冰……”，右侧山上站立一男子，榜题字失。

    司马金龙的屏风虽有可能出自鲜卑画匠之手，但其画风描摹着魏晋南朝时江南风情，而北魏墓葬中出土的带有彩绘的棺板，则真正表现了北魏拓跋鲜卑的绘画艺术，二者从内容至技法上迥然不同。此板没有了说教的意义，反映的是拓跋鲜卑生活中如野宴、狩猎等民族风俗。北魏的陶器虽简洁朴实，但其器身忍冬纹带、方格纹、水波纹及暗纹装饰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

    【棺板画1】

    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253。仅存右侧棺板一面，画面绘满整个棺板。分左右两部分，其间以曲折的围幛分隔，围幛呈横条带状，涂以红、黄、绿（或蓝）三色条带，围障转角处用黑色斜线表现出围障转角的褶子。围幛右侧表现宴饮的场面，画面分上、中、下三层，右端已残损。上层绘四个侍女，皆着红色或黑色窄袖长襦，白色或黄色曳地长裙，双手袖于胸前，人物前绘一棵小树；中层残存六人，均跽坐于地，头戴黑色垂裙帽，身着交领窄袖袍，袍分别呈红色、黑色、白色，遮盖双膝与足，左手向上捧一碗，碗口外侧黑色，可能代表漆器，靠近嘴部作进食状，可能是在相对饮酒、谈话，面前有五个黄色扁圆形器物；下层仅右侧残留两个人，一人头戴垂裙黑帽，着窄袖衣，右臂向前伸直，似手执长筷正在进食，而相对的一人仅可见脸部及红色袍。左侧表现围幛以外的场景，所绘八个人物与牛、马十只，全部面向右侧，即面向帷帐内侧方向前行。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右上角绘三人一马；后二人各双手袖于胸前，持一白色筒状灯，窄袖长襦分别为黑色和红色，裙皆白裙，其身后是一匹行走的红色黑鬃马；左侧图案为两辆牛车，从车轮前后的斜撑木来看，车顶原有帐幕一类的装饰；下层右部绘四人与四牛也向围障方向行走，基本上一头牛旁边站立一人，上下前后错落布置，牛昂头抬蹄行走，人物均着鲜卑服。再后（即左部）绘两头牛并驾拉一辆车，车四周有白色围板，后面还跟一辆牛车；最左端是一面红色方形旌幡，先用墨线勾勒轮廓，再用红色勾边，旗帜中心涂红色，底部黄色。

    【棺板画2】

    残存7块，为同一棺木不同部位的残片。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229。其中一块残长约133厘米，宽8-11厘米，厚约13厘米，杏黄色底上绘波状忍冬纹带，波状的茎蔓两边一侧两个叶瓣，一侧一个叶瓣。墨线勾边，一朵内涂黄色，一朵内涂红色，上下翻卷，即一朵黄花、一朵红花相间。

    【棺板画3】

    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229，残长约152厘米，宽45厘米，是棺木的左侧板。在杏黄色底上绘有彩画。整个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绘波状忍冬纹带，为棺木绘画的边饰。下绘狩猎图。残存六位人物，或在马上或在马下，正在射猎林中的羊、虎、豹等动物。树木点缀于画面各处，系用墨线勾勒轮廓，树干涂成红色，枝头涂成青绿色，并用墨线画出叶脉。人物凡能辨别服饰者，皆头戴黑色鲜卑帽，身着长及膝部的褶服，下身着裤，裤脚、袖口窄小，足蹬靴。右下角绘林间有两人骑马向左奔跑，二人身背箭囊，弯弓搭箭，马佩络头，白色障泥，马尻上绘黑色网状輏带，马蹄飞扬，动感极强。骑马者一人头部已模糊，只可见白色衣袍、黑靴，骑枣红色马。另一人隐约可见头戴黑帽，垂裙飘起，着白圆领红色窄袖褶，腰带紧扎，骑白马。再往左侧上面，有三座红色山包和两棵红色树木，以示崇山茂林，树枝上还有一只黑色的鸟飞来；树后又有两匹马向右奔驰而来，其中一匹为白马，骑马者身背箭囊，手持黑色长枪，直刺树下的一只黄色黑花纹的虎的头部；虎低头，前腿支撑，后腿弯曲，作挣扎状。另一匹为红马，骑者着红领窄袖藏青色褶，腰束红带，下着裤，身背七支箭，两手展开射杀前面逃窜的羊群，前面并排跑着三只白羊，羊角向后弯曲，其中一只羊的颈后已中箭；与红马相背向左的一匹红马，佩白色梯形障泥，下垂一黑色三角形马镫，马前一人正单腿跪地，拉弓搭箭，正欲射杀对面林中的猛兽。此人身背箭囊，内插八支箭，身着红色黑缘“V”形领窄袖袍，长裤，黑靴。猎人与野兽周围连绵五座山峰，红色山峰与黄色山峰相间。山林中隐约还有其他野兽出没。棺板靠前档处厚约12厘米，后端厚约8厘米。

    【陶壶】

    1988年，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4。宽平沿，沿面上有一周凸棱，侈口外展，细颈，宽圆肩，小平底。颈下间划凹弦纹带、水波纹带各一周。肩中部凹弦纹夹滚印的忍冬纹带一周，腹部从上向下依次为划压的方格纹带、凹弦纹夹忍冬纹带、复线水波纹带、复线凹弦纹带各一周。颈部划竖向暗纹，肩上部划放射线状暗纹，肩下部划网状暗纹，下腹部划折线状暗纹。口径为8.6厘米，高20厘米。

    §§§第三节 石雕器

    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对石是情有独钟的，其祖先就居于嘎仙石洞。建都平城后，雕饰奇伟的云冈石窟是最伟大的石雕艺术精品，太和年间（477-499）的文明太后陵就建在一座石山上，墓前还建有一座雄伟壮丽的石室，称永固石室；立于南郊的明堂，以石围壁，辟雍两侧石堤的材料就出自开凿云冈石窟后的副产品，而辟雍圆形河槽中铺满来自石窟的砂岩碎片；墓葬中也多出石质葬具，如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中的石椁、智家堡出土的壁画石椁、常见的石床等等，随葬器物有石灯、石雕柱座、石雕供养龛、石雕明器等。而石刻墓志上的魏碑书法方笔呈直势、圆笔显曲势，古朴庄重，体势雄强，反映了拓跋鲜卑雄浑的民族风范，且与洛阳魏碑前后承继。

    【石雕拱门】

    1976年5月，出土于大同城北方山永固陵，拱门位于墓室前室后部与后甬道相接处。灰白色细砂石雕成。门头呈拱形，与两侧门柱榫卯相接，门柱又插于门墩内。拱门中央顶部呈尖状，弧尾两端各浮雕一个捧莲蕾童子，童子短发垂髫，面相浑圆，大耳穿环或戴圆形饰物，上身裸，佩颈饰与璎珞，帔帛绕肩飘于身之两侧，下身着犊鼻裤，一腿前曲，一腿后蹬，双手捧莲蕾于身之一侧，赤足。两侧门柱为方形，上端各雕一含珠回首的孔雀，雀鸟展翅扬尾羽，双足踏于束帛座上，束帛用联珠带束约。门墩束体呈长方形，前部圆雕成兽首状，兽大眼，小立耳，鼻孔朝外，张嘴露齿，獠牙相噔，微微吐舌；中部凿孔嵌门柱，后部与壁相连。高288-192厘米，宽212厘米，门柱宽28厘米，门墩宽40.5厘米。

    【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墓志三方】

    1965年12月，均出土于大同城东石家寨司马金龙墓。一方《司马金龙妻姬辰墓铭》，刻于北魏延兴四年（474）。释文：

    唯大代延兴四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戊辰朔廿七日甲午，河内温县倍乡孝敬里人，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启府仪同三司、都督梁益兖豫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扬州刺史、羽真、琅琊贞王故司马楚之嗣子、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朔州刺史、羽真、琅琊王金龙妻，侍中、太尉、陇西王、直懃贺豆跋女，乞伏文照王外孙女，钦文姬辰之铭。

    无额方形石，正面刻8行，行间有竖界格，满行11-13字。反面刻4行，满行9-10字，两面共129字。高30、宽28、厚6厘米。

    一方《司马金龙墓表》，刻于北魏太和八年（484）。篆额“司空瑯琊康王墓表”4行8字；碑文：

    维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代故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瑯琊康王司马金龙之铭。

    铭文10行，每行7字，凡66字，高64.2、宽45.7、厚10.5厘米；

    另一方《司马金龙墓铭》，铭文：

    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怀州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瑯琊康王司马金龙之铭。

    圆额无文，铭文9行，满行7字，凡65字。高71、宽56、厚14.5厘米。墓表与墓铭书体为隶楷，用笔以方笔直势为主，兼以圆笔曲势。有方峻沉雄、高古典雅、气势雄浑的气度。

    【石床】

    1965年12月，大同城东石家寨司马金龙墓出土。石床呈南北向置于墓后室西部，由六块浅灰色细砂岩石板组成（前、后、左、右各一块，上面两块），长241厘米，宽133厘米，高51厘米。石床前立面石板呈倒立山字形，上部以波状缠枝四叶忍冬纹作长方形边框，中间雕波状缠枝忍冬纹，波状藤蔓各处伸展忍冬叶枝，其分枝的端部托着一个大莲瓣底，之上盛开大荷叶，叶两侧翻卷着忍冬叶，波心内雕呈各种游戏坐姿的形态各异的伎乐童子和珍禽瑞兽。伎乐共十三个，均头梳髡发，额头中部留有发髻，两耳各垂一绺长发，佩颈饰，阴刻臂钏、腕钏、足钏，上身裸，帔帛从颈后绕两肘飘于身体两侧，下身着犊鼻裤，从右至左分别为喊话指挥的童子与回首的长尾羽鸟、持钹的童子与回首行走的虎、展双手打鸡娄鼓的童子和昂首的狮子、吹箫的童子与带羽冠展翅的凤鸟、双手执排箫的童子与疾走带翼的狮子、弹曲颈琵琶的童子与跃爪吐忍冬叶的龙、手持帛的舞蹈童子与半卧的狮子、怀抱琵琶的童子与回首方尾羽的人面鸟、双手握埙的童子与俯卧夹尾的狮子、回头吹筚篥的童子与昂首阔步的龙、打行鼓的童子与带翼的狮子、持横笛的童子和回首长尾羽鸟、击细腰鼓的童子和长尾鸟。其下部三足间雕有水波纹壸门，三只床足以连珠纹为边框，框内高浮雕四个力士，中间两个力士的上部又浅浮雕兽面。力士身躯矫健，上身裸，两乳突出，大腹便便，下身着犊鼻，阴刻臂钏、腕钏、足钏，帔帛从背后绕两臂飘于身体两侧。两侧足的力士呈半蹲状，反举双手作承托石床的姿态，一个发髻分九瓣，额中间有三条抬头纹，两眉相连成弓形，鼻梁上有横带装饰与横纹，唇起露齿，耳佩圆形饰；另一个发髻两分成八瓣，发末端卷起，额头有三条抬头纹，半圆眉，鼻间有横带装饰与横纹，张嘴露上齿咬住下唇，颌下有髭，耳佩圆形饰；中间二力士反身相对，呈胡跪状，颈佩长及腹脐的璎珞，一手反托上部的兽牙，一手抓着兽面两边的獠牙，头顶中部发式呈几字形，两耳各留一绺头发，眯眼，面部祥和而光滑呈童子相；而兽面长眉弯曲，两耳竖立，双目圆睁，鼻孔外露，张嘴龇牙。

    【石雕柱座】

    1965年12月，大同城东石家寨司马金龙墓出土，共四件。均细砂石质。其中两件柱座呈鼓状带方形底座。中央有柱孔，柱面以柱孔为中心内周依次浅浮雕细绳纹、绹纹、联珠纹、双莲瓣纹；外周高雕重层双莲瓣纹，腹部高雕二龙二虎相间首尾相咬逐于叠嶂的山峦之上，上部鼓座与方座相接一周粗绳纹；方底座四面浅浮雕环状缠枝忍冬纹和波状缠枝忍冬纹，环内或波上波下雕伎乐童子，方形底座座面四角浅浮雕忍冬角花，其上各圆雕一个伎乐童子，垂髫发式，额头中部留有发髻，两耳各垂一撮长发，上身裸，下身着犊鼻裤，帔帛绕户飘于身体两侧，一腿单跪，一腿盘曲，姿态各异，手握乐器作击鼓、吹筚篥、弹琵琶等姿态，童子活泼可爱，憨态可掬；底座侧面浅浮雕环状忍冬纹，环内也雕有伎乐童子。另两件的不同在于底座四角为浅浮雕的忍冬花，侧面为缠枝童子忍冬纹。柱座雕刻精美绝伦，应该是帷帐座。通高16.5厘米，底座边长32厘米。

    【石雕供养龛】1958年，大同市面上城东寺儿村古墓出土。用一整块砂岩镂雕而成，底部为一整长方形平台。中部有一石龛，顶部呈盝形，前方开一中空的圆拱龛，龛内雕痕明显，龛前方下设长方形供桌，桌面下凹，桌前立面中部浮雕一个亚字形框，两侧各雕一壶；桌两侧各圆雕一捧钵男侍，皆头戴圆顶垂裙帽，身着左衽及膝长褶，下着裤，足蹬靴，面带微笑，表情谦和。其身后下端与龛像相连；龛之两侧各雕一个武士与镇墓兽的连体像，武士头戴兜鍪，脑后有插缨孔，顿项垂肩，身着圆领及膝长袍，下身着裤，两手空握于身前，所持物已失，其身体一侧与龛相连；武士立于兽之臀部，兽一为人面兽身，一为兽面兽身，其形态与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的镇墓兽相同。二兽皆四爪着地，颈部鬃毛直立，尾梢呈三瓣忍冬叶式，绕过后腿贴服于后背。龛总长45.6、宽23.5、通高33.5厘米。虽是一座小小的雕塑，但具备了北魏时期墓葬中随葬的基本要素，有镇墓的兽与武士、服侍的仆人、日用陶器等，它们守护着龛内所祭奠的墓主人。设计、雕刻，匠心独运。

    【封和穾墓志铭】

    1981年9月，出土于城西小站村封和穾墓。全名为“屯骑校尉建威将军洛州刺史昌国子封使君墓志铭”。碑文：

    屯骑校尉领都牧令昌国子公姓封，字和穾，恒州代郡平城人也。昊天不吊，春秋六十有四，以景明二年春正月薨于官。帝用震悼，遣使即柩，赠州刺史蜜印绶礼也。以正始元年夏四月，卜兆于武周界，刊石勒颂，式述声芳。其辞曰：少深岐嶷，长宽明，内尽孝思，外竭忠诚，在高无危，处满不盈。镌摸玄石，庶挥风清。

    碑刻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504）。方趺圆首，楷书12行，每行12字，计141字。碑石上划浅棋子格，格长宽2.7-2.9厘米。通高57、宽23、厚8.3厘米。书法结字严谨，笔势方整，饱满有力，端庄方峻。而墓志又为研究北魏平城遗址提供了新的资料。

    北魏佛法兴盛，云冈石窟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彩，以气势宏大、风格粗犷、艺术雄浑而著称，尽显皇家风范。皇家带头镌铸佛像，民间清信士们也积极发愿造像，也许仰仗于云冈石窟庞大的造像场所，刻于石窟的佛像更为神圣，云冈石窟第11窟、13窟、昙曜五窟壁面及附近的吴官屯、鲁班窑等石窟均有清信士们开窟镌龛所造的佛像。这样，大同地区发现的少量北魏时期单体造像更显弥足珍贵，而其造像风格是以云冈石窟雕像为范本的。

    【石雕二佛并坐龛】

    1956年，城南修路时发现。砂岩。整体为圆拱形。佛龛作尖拱龛，拱端雕二龙头反顾，龛额上部浮雕十身双手合十的供养天，龛内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佛像高肉髻，着袒右肩袈裟，右手前举作无畏印，左手施触地印，结跏趺坐。龛外两侧各雕一站立的胁侍菩萨，龛下中央雕博山炉，左右狮子曲蹲后腿相对，尾作忍冬状。高31厘米，宽25厘米，厚8.5厘米。二佛并坐造像是据佛经《法华经》经义而镌刻，在北魏太和年间又有着特殊的含义，当时正值文明皇后与孝文帝共同执政，二佛并坐造像的流行正是当时政治情况的反映。

    【石雕屋形龛】

    1984年，城西小站出土。砂岩。屋形龛由两根八棱廊柱支撑，柱下有覆盆带方座柱础，柱头收分置栌斗，上托一斗三升拱，普柏枋上两侧及中央雕一斗三升拱，其间各为八个人字拱，瓦垄九脊悬山顶。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佛身后还有浅长方形龛，圆形头光外加椭圆形身光，佛高髻，长眉细目，面庞清瘦，着对领袈裟，内着僧祗支，衣裙繁复，胸前刻“万”字纹，左手施触地印，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狮子座上，座下还有地神支撑；两侧站立胁侍菩萨，头后有桃形头光，戴冠，帔帛于胸前交叉又绕肘飘于身体两侧，下着长裙，双手或捧莲蕾或提净瓶，跣足立于方板上，板下也有地神支撑；龛长方形底座线刻二供养人，中间刻博山炉。长61、宽58、厚11.5厘米。佛像与菩萨的特征和云冈石窟晚期造像风格一致，而且此造像为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

    【石雕交脚菩萨像】

    1980年6月，城南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砂岩。正背面均有造像。正面交脚菩萨坐于狮子座上，身后舟形火焰纹背光，菩萨头戴高冠，佩项圈、臂钏、腕钏，斜披络腋，下着羊肠大裙，双手捧钵于胸前；两侧胁侍菩萨合掌，狮子座下还有须弥座，束腰部分浮雕摩尼宝珠及两个全身匍伏于地跪拜的供养人。背面用十字形分隔，各雕四名手持莲花的供养人，上层两人侧身向左，前为女性，头戴垂裙帽，身着交领窄袖长襦百褶裙，后为男性，也头戴垂裙帽，身着交领窄袖长褶细裤，腰束带；下层两人相背，左男右女，衣饰同上。通高2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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