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秀红

    李威特生得高高瘦瘦的，这一点儿，像极了他的父亲李准。李准是我们北大洼学校的物理老师，李老师从省师范学院毕业以后，最初是被分配到县一中去的。无奈县一中距离北大洼路途遥远，他心里记挂着年迈的父母，放不下娇弱的妻儿。于是，几次三番地请求，最后还动用了某个局长同学的关系，才得以如愿以偿。

    李准的家离学校有六、七里，为了上学方便，他干脆让李威特住进了学校分给他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李威特就读的小学，与我们的学校仅仅一墙之隔。一个小孩子，走来走去的，倒也没有什么潜在的危险。

    有时候遇到李准回家，李威特放学回来就一个人去伙房打了饭菜，钻进大人堆里凑热闹。嬉笑顽皮，毫不生疏。待到天黑，再关了宿舍的门独自睡觉。

    李准从不过问儿子学习上的事情，但是李威特毕竟年少，自制力差，他常常背着父亲随心所欲地瞎折腾。宿舍里摆放的电流表、投影仪、弹簧秤、磁石、磁线圈之类，对于李威特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玩具王国。李威特拆了装、装了拆的，不知道已经反复了多少遍。好在都没有弄坏，李准也没看出什么破绽。有一、两次，隔壁教小学的老师找了来，诉说李威特上课玩心太重，成绩不理想之类。李准则大不以为然。他坚信儿子会树大自直，决不至于心甘情愿地停滞在中下游的水平上。

    李威特在初三上学年的期中考试中，终于打破了李准树大自直的幻想。他几门功课加起来，还不及人家一半儿的分高。李准心里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想，这小子！难道真是一个草包蛋？于是，他对站在身边的李威特说，小子！论咱的年龄，今年应该在初一。都怪老爸太心急，犯下了揠苗助长的大错误。古人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咱再从初一重新读上来，咋样？

    李威特点点头，但此时此刻，他的小脑袋儿瓜里想到的是，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什么好怕的？

    葛校长牵着李威特的手来到我的办公桌前，让我代李准好好地把李威特调教调教。李威特乖乖地立着，他成了北大洼学校建校以来惟一的一名降级生。

    与此同时，品学兼优的肖福才跳过了初二学年，直接升入了初三。我把李威特安排在肖福才的座位上，对他说，你就是我们班里第二个肖福才。

    李威特心胸宽，包容性强，还有一副热心肠，他很快当选为副班长。他的不足之处便是粗枝大叶，疏于细致和细腻。我觉得李威特的丢三落四，跟李准一贯的大大咧咧不无关系。有很多的行为和习惯，李准根本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像一个管家的小脚老太太那样，整天跟在李准身边，唠唠叨叨的，不停地劝说和提醒，还得提防十多岁少年的情绪逆反。

    初二时，李威特终于迈进了前十名。升入初三，他就稳稳当当地坐上了班里的第一把交椅，李准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儿子采取着“放任”教育。儿子进步了，他喜滋滋地说，咱这叫什么战术？咱这就叫做“欲擒故纵”。

    别人不反驳他，李威特却看不惯了。李威特在他的一篇作文中写道：“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他的随遇而安及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决定了他的一生并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在家里，父亲就知道抓起扁担去挑水。一路上摇摇晃晃的，往往把水洒掉一多半儿。”

    “奶奶骂他长不大，妈妈嘲笑他两只眼睛没有长在脑门上。父亲听着奶奶跟妈妈唱双簧，倚在墙角居然打起了鼾。”

    “我突然悟到，父亲在我成长过程中所采用的‘欲擒故纵’战法，很可能是给他的‘懒得多管’逻辑，披上的一层华丽外衣罢了。”

    我把李威特的作文递给李准看，李准嘿嘿地笑着说，臭小子，看能耐的他！

    几年之后，李威特很轻松地考上了首都的航空航天大学，跳过级的肖福才考取的是少年科技大学。

    硕士、博士一路读下来，李威特居然在不经意间混成了肖福才的领导。两个人在同一个攻关小组里大显身手，李威特一直很谦逊地喊肖福才为“学兄”。

    当年在北大洼学校，两个风格迥异的少年，无意中的一降一跳，也许就是为了等待若干年后这种并肩携手的机缘吧。

    把树侯秀红

    在我们乡下，家家户户都喜欢在自家门前栽上一棵槐。大概是取其“槐”和“财”的谐音吧，门前的槐向来被家乡的人们看作是一种吉祥，一种希望和一种期待。简陋的门楼与蓊郁的槐树互为扶持，互相映衬，结为一体。据说这样可以弥补一些风水上的缺陷，保住根脉和气韵。家庭的根脉和气韵不流泄，财源便会滚滚而来。类似的做法好像不少地方都有，我以为这不独是迷信的思想在小村庄里蔓延，更算是人和自然较劲的一种方式吧。

    那大都是一些笨槐，在教科书里称之为“国槐”，他们相对于浑身长满荆针的刺槐来说，要显得敦厚温和得多。尤其是对那些善于攀援的“猴孩子们”来说，至少不会在他们水嫩嫩的小肚皮上，留下一道道好多天都消除不了的划痕。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村庄的风景，从很大程度上说亦即槐树的风景。一棵棵老槐如同一幅幅丰盈润泽的水墨，总是在遥远的岁月里牵惹、摇曳和苏醒。它们的神情，它们的风度，它们的淡定的心境和平和的动作，不停地在风中歌唱，在雨中吟咏。

    我家门前的槐，是和祖父密切相关的。同任何一个家庭的主事者一样，祖父栽树的时候，表现的很虔诚也很庄重。他用一把长柄的铁锨，先是挖了一个很深的坑，又在坑四周耐心地铲来铲去，直到认为大小适中能让自己满意为止。他在一个金灿灿的黄昏，小心翼翼地把从苗圃里精心挑选的槐树苗放进了水润润的树坑里，里面填上用草木灰混合而成的土杂肥。让人感觉厚实松软，温润舒适。从此，门前的槐就成了我家的一种标志，成了祖父的牵挂和惦念。

    祖父常常衔着他的旱烟袋，端坐在槐树的阴凉里，笑迷迷得自得其乐。这时候，放学回家的我们便会围到祖父身边，叽叽喳喳的像一群归林的小鸟。祖父就给我们讲述“白娘子和许仙”，讲述“董永和七仙女”，讲述“崔莺莺和张生”。

    其实，祖父并不识字。这些故事都是他靠走乡串户从民间的戏台上和露天电影的银幕上得来的。想想祖母走得太早，连父亲都早已记不清晰她的容颜。祖父为农、为商，孤苦伶仃，一个人的夜晚显得过于漫长。在那样物质和文化都极端缺乏的时代，他对戏曲和电影地喜好达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为了看一场戏或者一场电影，一个晚上翻山越岭往返十几里地简直是小菜一碟。祖父像一只辛勤的蜜蜂一样，不辞劳苦地采摘着他的精神食粮，填充着他生活里的缺憾，也丰富着我们童年的岁月，门前的槐便是见证。

    门前的槐积聚所有的力量持续着它的成长，探头探脑的枝条在祖父的呵护下，用自己所有的心情撑开一片片圆圆的叶子，欢愉、轻松、默契。祖父娓娓动听的故事和着孩子们粗粗野野的歌喉，在它周围风一样的跳跃。

    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门前的槐，已经呈现出高高大大、赳赳得势的样子。一群不知道名字的鸟儿，把一支支的枯草秸衔起来，不厌其烦地运送到槐树的枝杈上。这样，三、四个鸟窝就像花儿一样地盛开在硕大的树冠蔓延的绿色里。一双双稚嫩的翅膀，眷恋着槐树虬姿如龙的怀抱，把树梢当成一生的故乡。

    五月麦子黄熟的季节，正是采摘槐米的好时候。这期间任凭孩子们在树上怎样折腾，都是既合理又合法的。除非是谁粗心大意撼动了鸟窝，祖父才会扯着嗓子提醒几句。

    和刺槐花的食用价值不同，槐米具有凉血止血、清肝泻火、降血脂、降血压、醒酒、提高免疫力等功效，是尚好的中药材和保健品。祖父用微火在药锅内炒制好一小部分，调上蜂蜜后放在瓶瓶罐罐里收藏起来，掺在茶叶里沏水喝。其余绝大部分槐米被晒干后，要送到供销社里换成钱补贴家用。祖父说每年我家卖槐米的收入，可抵得上两个“鸡屁股”。我对于“鸡屁股”的涵义虽然还不是十分的清晰，但却感受到了门前的槐给我家带来的实实在在地欣喜。

    如果不是后来新上任的村长一心打造“村镇规划”的精品工程，如果不是村委会带有强制色彩的“整齐划一”行动，说不定我家门前的槐至今仍会枝繁叶茂地生活在我们的视野里。槐荫纳凉，槐茶飘香，鸟音缭绕，其乐融融。

    那年已经是包产到户了，那年庄户人家的日子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那年村里的老槐树底下分明已经零零星星地散布着几台黑白电视在热热闹闹地播放。祖父羡慕得不行，他总是憧憬着自己能够拥有一台电视机的场景。门前的槐，圈里的猪，田里的收成，都成了构造这一场景的元素。

    然而事与愿违。那是一个深秋，在我们的注视下，门前的槐一天天地发黄，一天天地飘零，一天天地衰老，最后终于成了一匹瘦马。村里的高音喇叭浓墨重彩地喧嚣着，烘托着它的无奈和悲伤。祖父蹲在树杈上，用了整整两天的功夫，锯断了它的横斜的虬枝和它那春天的花、夏季的叶，以及它的承载某种精神的船，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躯干躺在那里，无助而无望。

    祖父在这一年的冬天也迅速地衰老了，他的双脚不再矫健，他的腰身也不再挺拔，他和门前的槐一起被一点一滴地消磨殆尽了。

    其实现在想想，祖父是大可不必如此伤心的，毕竟更新换代是历史的必然，对于门前的槐亦是如此。

    若干年后当我们家喜气洋洋地搬进二层小楼的时候，父亲又特意种上了棵棵槐树。透过青翠斑驳的树影，我仿佛看到祖父正喜滋滋地端坐在老槐树下摇扇、品茶、唱戏、讲故事、收看电视节目。

    那是一幅多么幸福的图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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