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文学，后转学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1904年开始写作，他的作品都是在业余完成的，主要有三部未写完的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和以《变形记》为代表的几十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他生前大多未发表。
卡夫卡的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从哲学角度看，他的作品表现了现代世界的荒诞、无理性、不可认识以及个体生命的无所归依。
卡夫卡一生都在为进入或退出婚姻而挣扎，他三次订婚而后又退婚的经历，正是这种挣扎的体现。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卡夫卡
这是卡夫卡的境遇——人生所有的难题，都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
婚姻也是一样。卡夫卡没有离开自己的双亲建立自己的家庭，没有结婚，没有当过家长，始终过着独身生活。虽然他自愿选择了独身生活，但他并不快乐，在日记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有规律的、空虚的、发疯似的独身生活”。
（1）
1905年，卡夫卡来到祖克曼特尔疗养地，在这里发生了初恋，这时他22岁。“相爱到披肝沥胆，直达骨髓的地步，这种情状我也许只发生过一次”，这是后来卡夫卡对这次恋爱的评价。对于祖克曼特尔的这位女性，人们无从知道她的名字和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位成熟女性，跟卡夫卡一样来到祖克曼特尔疗养。
从祖克曼特尔归来以后，卡夫卡陷入了长久的失望之中，“几乎整个儿冷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可以断言，这场初恋的凄美注定了以后卡夫卡恋爱的调子。
1912年8月，卡夫卡在好友马克斯·布罗德的家里见到了布罗德的一位亲戚，这位姑娘就是菲莉斯·鲍威尔。菲莉斯生于1887年，故乡在德国的西里西亚。初次见面给卡夫卡的印象是，菲莉斯并不漂亮，她面貌清癯，脸部骨骼略显宽大，与妩媚的女性相去甚远。卡夫卡在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我坐下来时才仔细地看了看她，坐定以后我作出了不可动摇的决定。
1912年9月20日，卡夫卡给菲莉斯写了第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先作了自我介绍，还提起了他们在布罗德家第一次相见的情景。从11月份，他对菲莉斯的称呼由“尊敬的小姐”改成了“亲爱的菲莉斯小姐”，后来又变成“最亲爱的”。从此就开始了漫长的恋爱战争。
把他们的恋爱说成一场战争一点也不过分。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充满了悲剧的因素，卡夫卡心中交织着爱、彷徨和恐惧不安的情绪。在1913年4月的一封信中，卡夫卡向菲莉斯表明，要给她充分的时间来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到了6月份，他就问菲莉斯：“你愿做我的妻子吗？”
这年8月是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月份。8月13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也许一切都完了，我昨天的信也许是最后一封了，一年来我们哭泣、互相折磨，已经够了。”可是时隔几天，也是在这个8月，卡夫卡把他们的关系告诉了父亲，并给菲莉斯的父亲写了第一封信，请求他把女儿许给他。两个父亲会晤后，都没有异议。偏偏在这个时候，卡夫卡与菲莉斯爱情关系出现了第一次危机，通信一度中断。卡夫卡在10月末与菲莉斯见面后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太晚了。悲伤和爱情的甜美，在船中她给我的微笑，这是最美的。赴死和自持的愿望交织，这一切就是爱。
（2）
1914年初，新的转机才出现。卡夫卡再次向菲莉斯求婚，但却迟迟得不到答复。卡夫卡在日记中描写了自己的结局：他将揣着一封诀别信到菲莉斯的房间，向她求婚；如果被拒绝了，他就向阳台跑去，跳楼自尽。
菲莉斯终于回信了，虽然没有马上答应与他结婚，却也使他欣喜若狂。2月底，他再次到柏林，寻访菲莉斯。菲莉斯意外地见到他时，倒也很高兴，菲莉斯说她很喜欢他，但却怕与他结婚，怕那共同的前途。
事情却发展得很快，4月份双方分别在柏林和布拉格的报纸上刊登了订婚启事。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大声呼吁：快来吧，让我们结婚，把事情了结了！
6月1日，卡夫卡与父母一起在柏林参加了订婚仪式。可是在订婚前后，卡夫卡的心情却非常矛盾。订婚启事刊登后，卡夫卡收到许多贺信，可是除了头几封外，他都不敢打开阅读。他说，他不是什么“最幸福的未婚夫”，“只有自己确实感到最幸福的人才会是最幸福的未婚夫”。
那次订婚仪式让敏感的卡夫卡感到沮丧：未婚妻被女友和熟人围在中间，而未婚夫却独自一人靠在通向阳台的门口，向外凝视着。未婚妻的母亲发现了这一情况，走到他身边问：怎么，你们吵架了吗？他答道：没有。未婚妻的母亲说：那么到你的未婚妻那儿去吧，你这样已经引起人家注意了。举行完订婚仪式回到布拉格后，卡夫卡觉得自己“像罪犯一样被捆住了手脚”。
时隔仅一个月，7月1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两个星期，卡夫卡与菲莉斯的婚约便解除了。卡夫卡在日记中描写到：旅馆中的法庭。坐在马车中的路程。F（菲莉斯）的脸，她把手插入头发中，打着哈欠，突然振作起来，说出一串深思熟虑的、蓄谋已久、充满敌意的话来。
1915年1月，卡夫卡与菲莉斯又见面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人们不得而知。卡夫卡在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同F在博登巴赫。我认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结合。但我既不敢对她说，在关键的时刻也不敢这么想。于是我还是瞒着她，哄着她，这是多么荒唐，这每天都在使我苍老、僵化。
尽管如此，卡夫卡这次却采取了比较冷静的态度，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比较平静地发展着。1916年7月，卡夫卡与菲莉斯共同度假，在一个旅馆中一起度过了十天。菲莉斯走后，卡夫卡在给布罗德的一封信中写道：战争结束后就结婚，在柏林郊区租两三间房子，经济上各自独立。
1917年7月初，菲莉斯来到了柏林，第二次订婚仪式举行了。7月中旬，卡夫卡与菲莉斯一起去匈牙利看望了菲莉斯的妹妹。回来后卡夫卡的结核病初次发作了。自从订婚后，卡夫卡就情绪低落，只要菲莉斯有信来，他就不吃饭，也不拆信。
1917年12月25日，卡夫卡与菲莉斯再度在布拉格会面。第二天，卡夫卡告诉布罗德，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了。12月27日上午，卡夫卡在火车站送走菲莉斯后，来到布罗德的办公室，他脸色苍白、表情严肃，突然哭了起来。布罗德回忆说，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哭，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时刻。
（3）
1918年底到1919年初，卡夫卡在布拉格北部的小镇养病。在那儿他认识了也患病的年轻姑娘尤丽叶·沃里切克。她曾订过婚，未婚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在卡夫卡眼中，这位姑娘普通却又令人惊奇：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非德国人，热爱电影、轻歌剧和戏剧；搽着粉，罩着面纱，说话时口若悬河，无所顾忌。整个说来，她颇不通人事，快乐而不悲伤。
他们俩每天见面，在散步的路上，在饭桌旁。面对面坐着时，他们总是相视而笑。卡夫卡渐渐为这种朦胧的关系感到担心。自从与菲莉斯两次订婚失败后，卡夫卡一度对自己的婚姻前途丧失了信心，可是爱情还是产生了。关系发展得很快，卡夫卡的决心也下得很快。半年后他们就订婚了。可是卡夫卡的父亲不同意他们结合，卡夫卡自己也矛盾重重。当年夏天，他们打算租一套房子成家，可就在结婚的前两天，他们突然打消了租房子的打算，这使卡夫卡暗自庆幸。此后，卡夫卡一任两人的关系恶化下去，直到第三次解除婚约。这次婚约拖到1920年夏天才解除。
（4）
就在卡夫卡与尤丽叶的关系还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时，卡夫卡认识了密伦娜。密伦娜是当时维也纳颇有才华的作家之一，比卡夫卡小12岁。她是捷克人，父亲是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当初她爱上了犹太人波拉克，父亲就非常反对，为此把她关入了医院，但她从医院跑了出来，毅然与波拉克结了婚，定居维也纳。可她的婚姻是不幸的，波拉克另有新欢，经常在外鬼混，使她精神上非常痛苦。她与卡夫卡初识于1920年，当时她给卡夫卡写信询问可否由她将他的几篇小说译成捷克文。他们认识后，她很快爱上了卡夫卡，而且主动进攻。她独特的个性和强烈的爱融化了卡夫卡心中的坚冰，每次与她约会回来，卡夫卡都容光焕发，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
由于密伦娜是已婚女子，卡夫卡与她的会面只能偷偷进行。他在给密伦娜的信中既不写日期，也不写收信人的姓名，署名也只是个缩写字母，或干脆只写“你的”，甚至只写星期几。信只能寄往邮局，由密伦娜亲自去取。尽管采取了种种安全措施，但严肃的道德感还是使卡夫卡十分惶恐不安，唯恐他的信在到达前被别人偷拆。同时，卡夫卡一再提醒密伦娜自己是犹太人这一事实，敏感的天性使他生怕受到歧视。
然而，密伦娜虽然痛恨丈夫的所作所为，却下不了决心断绝与丈夫的关系与卡夫卡结合，这就使她和卡夫卡的爱情很快陷入绝境，双方都痛苦地努力要结束这一关系。当他们终于断绝关系后，彼此的思念之情却始终难以割舍。卡夫卡病重时，密伦娜来到他的病榻前，二人相望无语，满腹愁绪尽在不言中。卡夫卡去世后，密伦娜才离了婚。
（1）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个性》一书中说，一位音乐家必须创作乐曲，一位画家必须作画，一位诗人必须写作，不然他就安静不下来。人必须尽其所能，必须自我实现。马斯洛这种所谓“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几乎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实践中都已经得到了证明——
巴勃罗·毕加索曾大声疾呼：“我不把全部时间献给艺术创作，我就不能活。”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我有时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些既不写、又不画、也不作曲的人能够设法逃脱人类境遇中先天固有的疯狂、忧郁症和无谓的恐惧。”
格林甚至相信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治病的方式”，这与凡·高的看法不谋而合。凡·高在精神病院时就曾这样对医生说：“我的工作是我恢复健康所不可缺少的。如果你要我像那帮疯子一样空坐着，什么也不干，我就会变成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自我实现”是一个人把自我中潜在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一种倾向。作家、艺术家通过创作，使自己隐藏或压制在内心甚至潜意识里的爱、恨、喜悦、欢乐、痛苦、悲伤、愤怒、厌恶、恐惧等情感和人性要求得到发泄，以达到心理平衡。
（2）
卡夫卡也像毕加索、格林、凡·高一样，认为只有“写作维持着我”，若不写作，他的生活将会更糟，“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他相信：“作家的生存真的是依赖于写字台的，只要他想摆脱疯狂，他就绝不能离开写字台，他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住。”卡夫卡对创作甚至怀着一种圣徒式的执著，有时竟到了病态的地步，以至于不同于多数在爱情中获得无穷欢乐的作家，他坚持把爱情排除在文学之外。
卡夫卡坚信，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不受任何外来事务的干扰，是作为一位作家的基本状态。不论哪一位作家，写作时，总是越孤单越好，越寂静越好，写作的夜晚更具备夜晚的本色才好。在卡夫卡看来，婚姻构成了写作的最大障碍。可以想象，在某些夜晚，作家伏案奋笔疾书，这时妻子走过来，铺开被褥，宽衣解带，把灯光调至柔和，然后说，亲爱的，该睡觉了，这时的卡夫卡该抚慰妻子还是继续写作？这是卡夫卡最感痛苦的事情，也是他屡次放弃婚姻的原因之一。他觉得，中国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诗《寒夜》正好表达了作家的这种窘况：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他曾把这首诗的大意写下赠送给菲莉斯，暗示菲莉斯他对夫妻生活的担忧，他甚至还向菲莉斯描述他作为作家的“理想的生活方式”。
1913年7月21日，也就是说还在卡夫卡与菲莉斯爱情关系的第一个阶段，卡夫卡在日记中总结了有利于和不利于结婚的七个因素，而这七个因素都与写作有关：
1.没有能力单独承担生活的担子……没有能力单独承担一切：我自己生活的风暴，我自己人格的要求，时间和年龄的进攻，一阵阵的写作冲动，失眠，面临发疯的边缘……与F的联系会赋予我的生存以更大的抵抗力。
2.一切都会使我深思……昨天我妹妹说：所有结了婚的人（指我们的亲戚）都很快乐，我理解不了这一点。这句话也使我深思，我又惶恐起来。
3.我必须尽可能单独生活。我获得的成绩都是单独生活的成绩。
4.我恨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我厌恶与人交谈，厌恶串门拜访……
5.怕联系，怕屈从于对方。那样我就永远不能再单独生活了。
6.我在我的妹妹面前经常表现为与在其他人面前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无所畏惧、坦率直爽、强大有力、令人吃惊、爱动感情。如果通过找妻子的中介作用我在所有人面前都能成为这么一个人就好了！但这是否意味着放弃写作呢？这就是不行，这就是不行！
7.单独一人我也许总有一天会真的放弃我的职业、工作。如果结了婚，这就永远不可能了。
（3）
卡夫卡视写作为生命，可是菲莉斯对这一点不能理解。卡夫卡写的作品如《判决》、《变形记》等都曾寄给她看，朗读给她听，可她毫无兴趣，有时会明说看不懂也听不懂。
卡夫卡曾写道：我的书你不喜欢，就像你当初不喜欢我的照片一样……这是我使你感到陌生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又不说，不用简单的两句话挑明你不喜欢。
卡夫卡的母亲对卡夫卡的写作也不理解，认为纯粹是浪费时间。一次她从卡夫卡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封菲莉斯的信，得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写了一封信给菲莉斯，要她帮忙劝卡夫卡改变生活习惯，她认为卡夫卡用写作来消磨时间，每天写得很晚是不利于健康的。
菲莉斯果然给卡夫卡写了一封信，要他改变作息时间。
卡夫卡得知此事后，同母亲吵了一架。他在给菲莉斯的回信中写道：你关于饮食起居的建议并不使我特别吃惊。我必须这么生活。我已在信中告诉过你，我对找到目前这种生活方式是多么高兴。
（4）与菲莉斯的恋爱无疑要直接影响到卡夫卡的创作了。1912年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当然是情人之间相会的美好日子，但是，“忘我是作家生活的首要前提”，既然他是一个作家，他就无谓于有这个节日了。
卡夫卡在11月21日就给菲莉斯写信，明确告诉女友：“我在你关于圣诞节休假的话中看到了无穷的希望，我今天早晨在办公室的污浊空气中写那封信的时候就没敢触动这神圣的希望。”
他要求菲莉斯有思想准备，圣诞节期间他不能去柏林看她，因为即使是一次短期的旅行，也意味着对文学的干扰。
在1913年1月14日的信中，卡夫卡又再次告诉菲莉斯说，每当深夜两点钟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那位中国诗人的诗来。并说，有一次菲莉斯在信中对他说，希望在卡夫卡写作的时候，她能坐在卡夫卡的身边，卡夫卡告诉她，这是不行的，因为“写作意味着直至超越限度地敞开自己”，要是她坐在自己身边，“这样我就写不了东西了，平时我也写不了许多，但这样我会一点也写不了的……”这种执著的心理甚至使卡夫卡坚持“要与所有的人隔绝，直到心醉神迷的状态”，以致他在给菲莉斯的父亲写信时，不顾一切地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的职业使我不堪忍受，因为它与我唯一的奢望与唯一的事业，即文学不能相容。除了文学之外，我无别的嗜好，也不会并且不愿意有别的嗜好，我的心贴在了文学上。所以，现在的职业自始至终也不能引起我丝毫的兴趣。相反，它一定会彻底地毁掉我……而现在，您拿我与您的女儿，那位健康活泼、落落大方和富有朝气的姑娘比一比，……不论是我在大约五百封信中有多少次反复谈到她，不论她有多少次以一个当然不能令人信服的“不”字使我心安理得——然而这的确是真的，就我所能预见的来看，她跟我必定不会幸福。……凡是与文学无干的一切都使我厌烦，感到俗不可耐，让人产生憎恶之感，因为它干扰了我，妨碍了我……婚姻不会改变我，就像我的职业不能改变我一样。
在很多的场合，卡夫卡都声明他绝不会为婚姻而放弃写作。担心婚姻会影响写作成了他解除婚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绝不是唯一的原因。
（1）
除了写作的原因，卡夫卡戏剧性的婚路历程还跟他对婚姻的认识有关系。他一方面根本不相信婚姻，认为婚姻只会给他带来厄运，同女人一起生活会令他窒息；另一方面又想利用婚姻完成他的成年礼；而婚姻与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又让他不知所措，于是就出现了在订婚与解除婚约之间起伏不定的情况。
卡夫卡相信，人世间可能有美好的爱情，但绝对没有美好的婚姻。在日记中他对自己写道：“同女人在一起生活很难。人们这么做，是陌生感、同情心、肉欲、胆怯、虚荣逼出来的。只在深处才有一股溪流，它才称得上爱情，这爱情是找不到的，它转眼即逝。爱情不是找到的，它并不在人生中的某个地点可以让人去找。”
历经几次反复的订婚之后，卡夫卡基本上否定了婚姻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在给密伦娜的信中，他认为他所看到的婚姻都是一场灾难：
通过一个神圣不可解除的正式婚约（我是多么神经质，我的船一定是在最近的几天里不知怎的弄丢了舵），你同你的丈夫结合在一起。而我也通过这样一桩婚姻，我不知道同谁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可怕的妻子的目光经常注视着我，这我有所感觉。奇怪的是，尽管这两桩婚姻每桩都是解除不了的，也就是说本来是无需对此多言的，尽管如此，一桩婚姻的棘手造成了另一桩婚姻的棘手，或者至少是使它变得更棘手。反过来同样如此。只有这个宣判存在着，正如你写下的“永远成不了”，而我们永远不愿谈未来，只谈现在。
（2）
卡夫卡从1912年到1919年整整七年的尝试，统统以失败告终。他试着闯出令人窒息的社会空间，进入自立与自由的天地，可是他不能如愿。他每天都发现自己与外面的世界日益对立起来，而女人就是外面世界派来的代表，并且要求他宣布以结婚的形式把这种联系固定下来，这让他避之唯恐不及。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同F生活是不可能的，同任何人共同生活都是不可忍受的。于是他宣布不打算结婚了，他认为婚姻是他“一生中最恐惧的东西”。
在三次订婚的漫长岁月中，卡夫卡能感到幸福的时刻很少，几乎从头到尾他都认为这是对双方的折磨。他后来回顾与菲莉斯这段关系时说：当然她只是受罪，而我就是对她大打出手的人，同时，我也在受罪。
（3）
卡夫卡对婚姻的敌视跟他的家庭背景不无关系。卡夫卡说过：“我并不妒忌具体的某一对夫妻，我妒忌的只是所有的夫妻。”在他的家里，他生活的时代，他所看到的夫妻生活多是不幸。
少年卡夫卡，看上去敏感又羸弱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的家庭，父亲是一位退役军人，经过多年的经商奋斗而小有成就。在卡夫卡眼里，父亲如天神一般强悍，如上帝一般威严，原本就瘦弱胆怯的卡夫卡常被父亲粗砺的嗓门吓得发抖。
在家庭教育上，父亲是个完全的失败者。他无视儿子天生的“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一厢情愿地以军人的标准来训练他：当卡夫卡达不到要求时，性格粗暴的父亲便怒不可遏，极尽辱骂、恐吓、挖苦之能事。在父亲面前，战战兢兢的卡夫卡随时准备垮掉。父亲的粗暴不仅深深扭曲和伤害了小卡夫卡敏感而稚嫩的心灵，而且影响了他整整一生。
卡夫卡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即源自于父亲的“咆哮”、“狂喊”和“威吓”。这种恐惧感导致了卡夫卡整体生存状况的“存在性不安”，从而也就决定了他一生都难以进入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
父亲的教育带给卡夫卡虚弱、缺乏自信心、有负罪感的性情，这是卡夫卡“私人的痛苦”，卡夫卡想通过婚姻克服这些性情，以为婚后就能与父亲平起平坐。
年轻的卡夫卡理想中的婚姻家庭，绝不应该是施虐者的乐园，而是一个充满爱的港湾。他在《致父亲的信》中说：“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护他们，甚至给予些许引导，这些我确信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那么多人好像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这点，并不能构成反证，因为：第一，确实没有很多人成功；第二，这些不很多的人多半不是‘做’这些事，而仅仅是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这不是那种‘极致’，但依然是十分伟大、十分光荣的。”
对安宁和谐的追求是他想要通过结婚达到的主要目的，建立在爱情婚姻之上的家庭是归宿、安身之地。这封信像是一个宣言，宣告他要通过结婚摆脱父亲统治的打算。
但卡夫卡失败了，他发现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父亲的控制，他依然像是父亲的一件物品一样，被肆意践踏。与菲莉斯的订婚仪式中，他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成为当场的主角，在父亲面前，他仍然被忽略、训斥。第三次订婚，依然是同样的情形。尤丽叶的父亲是教堂仆人，是犹太人中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卡夫卡的父亲对这一结合暴跳如雷，责骂卡夫卡还不如去娶一个妓女。卡夫卡虽然忍无可忍，行动上却依然无能为力，他想闯出去，但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只能绝望，只能顺从父亲的愿望。
这就成就了小说《判决》的主题：长大之后的儿子在衰老生病的父亲面前似乎获得了一种权力，这权力不仅限于事业的继承，还要通过“订婚”才得到固定；但当父亲举起他那权威的手，一声断喝，宣判他的死刑时，他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就顷刻间轰然倒塌，跌跌撞撞地坠进冰冷的河流。
（4）
卡夫卡对婚姻的敌视也跟他的性观念有关系。同菲莉斯长期分分合合的恋爱中，卡夫卡也有过偷尝禁果的欢愉。
没有人会说婚姻中的性是非法的、肮脏的，但婚姻之外的性却往往被人们所唾弃。卡夫卡深知这一点。每次他跟菲莉斯相聚同居后，他都想通过婚姻使他的性生活合法化，但他同时又觉得这种手段过于卑鄙。
托尔斯泰说：男人用“心意相通”来诱惑女人，其实男人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快乐”，贪婪地享用一个肉体；结婚是一个“无耻行为”，订婚是一场“堕落的开始”，蜜月旅行是一段“卑鄙的旅程”；人们把少女卖给一个道德败坏的家伙，正是社会安排了这场交易，普及了这种放荡，把世界变成了一家“巨大的妓院”。
整个一生，卡夫卡都在阅读托尔斯泰，托翁对“纯洁”的渴望与卡夫卡不谋而合。
无论是婚姻内还是婚姻外的性都让卡夫卡产生罪孽感。当他享用另一个人的肉体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无限膨胀起来，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原谅自己。让自己承受性的煎熬也许会使他的良心有所安慰，卡夫卡似乎是以自虐的方式惩罚自己的性行为。
卡夫卡还把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都安排成单身汉。1915年卡夫卡写出了小说《老光棍布卢姆费尔德》，描绘了单身汉的生活：他最近一段时间走上楼梯时经常感到，这寂寞透了的生活真是讨厌，弄得他不得不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七层楼，然后进入他那空空荡荡的房间；在房间里又那么神不知鬼不觉地穿上睡衣，填上烟斗。
（1）
卡夫卡放弃婚姻并不意味着他厌恶女人，但他对待女人的态度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在某些时候，他想念她们，一刻也离不开她们，把她们看做拯救自己的女神；在另一些时候，她们又像是是瘟疫，是疾病，她们伤口的血会使牛奶变酸，使水果变坏，使酒发酵，使琴弦断裂，使食物有毒，引起疾病、战争中的死亡、无能和畏惧。死亡、毁灭、黑暗、虚无、恐惧，这就是“她们”的房间。卡夫卡一生都想进入这“房间”，一生也未能进入。
在痛苦的精神折磨中，他只能想出这样的建议：最亲爱的，带着我走吧，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及时把我推开。的确，卡夫卡怀着这样奇特的心理和情感，他与菲莉斯怎么能有幸福呢？他甚至在一则日记中写到：“订了婚就像一个罪犯。”
（2）
自第一次见面的三个月后，卡夫卡与菲莉斯的通信频繁起来，变成一天两封或三封，有时觉得这样还不够，便干脆拍电报。这时卡夫卡似乎完全沉浸于对菲莉斯的爱情之中。
他对她写道：他醒着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一刻钟不曾想到过她，他的创作也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他太想她了；睡着的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梦到她。他在信中不断表达自己等待菲莉斯来信的迫切心情，她的每一封信他都读上数遍甚至二十遍。他在自己的办公室盼望邮差的到来，如果邮差没来，他会马上跑回家去，看看信是否寄到家里了，他跟家里人交代收到他的信马上给他送来。有时一天半天没收到信，他会急得恨不得去打长途电话，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罪了菲莉斯。在梦中，看见屋里楼梯都铺满了菲莉斯的来信，于是高呼：真是好梦！他自己写信是为了摆脱这些快要把他炸开的感情。他经常在信中写道：自从遇上你后，一切都变得光明了；我在快要完蛋的时候遇上了你。
在这些信中，热烈的感情表达并非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低沉的调子也时常出现，感情危机时常发生，“最亲爱的”也换成了“我的小姐”。有时卡夫卡会写下这样的话：“我与你的关系是幸福与不幸的混合；你应该抛弃我，因为我不像一般情人那样握着你的手，而是拽着你的脚，使你寸步难行；我听到你在叫‘够了够了！’”
他明明日夜期待着菲莉斯的来信，半天不来信都受不了，却写道：您最好一个星期给我写一封信……我受不了您每天的来信。
他还这么说过：假如我听到您说您爱我，我会惊恐万状；假如我听不到这样的话，我就会想一死了之。他比喻他们的关系说：我们现在也许可以紧紧地握住手了，但我们脚下的地板不是固定的，它不停地、不规律地移动着。
他对他们俩是否该结合的心情也总是矛盾的，一会儿说：看来我们只能分手了；一会儿又问：你想做我的妻子吗？
他说过他真想放下笔不再给菲莉斯写信，“不再老是拖着你不放，叫你老弯着腰。听任洪流把我冲走吧”；可是他仍然不断地写信，向菲莉斯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
如果我们把卡夫卡致菲莉斯的信和他同时期的日记对比起来看，我们会看到他与菲莉斯之间的每次会晤几乎都使他感到窒息；可是在信中他却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不管是恋爱也好，抱怨也好，牢骚也好……都无拘无束地倒了出来。
卡夫卡的这种状态始终伴随着他和菲莉斯交往的整个过程，每一次订婚和解约，都是他感情的极度高涨和濒临崩溃的表现。从女性的角度看，菲莉斯真可谓是一个坚强而勇敢的女性，她耐着性子配合着卡夫卡周旋了这么久。菲莉斯有很多次也是忍无可忍，她有时断然离开，跑到自己的朋友那里哭诉，而她的女友也不得不时常介入他们的分分合合。
（3）
跟密伦娜的关系也是这样，卡夫卡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但当密伦娜来到维也纳当和他约会时，他又拒绝见她。他唯恐在维也纳的街上碰到密伦娜，他甚至写信告诉她，不要到某个街区去，因为他有可能去那儿。
对卡夫卡来说，女人的最可怕之处是她们会干扰他的创作。但是，尽管卡夫卡与女人的爱情和婚姻是以解约而告终的，尽管卡夫卡坚信爱情和婚姻对于他所执著的文学事业只能起到干扰的作用，他与女人特别是菲莉斯之间的爱情关系还是为他提供了创作的素材。
《判决》中就有两三处重复地写到男主人翁“和一位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小姐订婚了”，这位小姐，就是现实中的菲莉斯。
在《城堡》中，一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K，应聘前去城堡报到。为了见到某个衙门的长官克拉姆，以便设法进入城堡，K勾引了克拉姆的情妇——一个在当地旅馆酒吧当侍女的弗丽达。弗丽达是一个谦和可亲的姑娘，她脸颊凹陷，头发很好看，她那双手非常娇嫩而柔软，一对眼睛里含着深深的哀愁……她也是菲莉斯的原型。
《美国》的第二卷《诉讼》中也出现了一个女性形象——比尔斯纳小姐。她肩膀狭窄，略带红色的头发，束得紧紧的，发圈很低，这几乎就是菲莉斯的特征。K对比尔斯纳小姐很有好感，旁人议论她常跟不同的男人在一起，他总是不信。他借故进了她的房间，见她倒在沙发上，便去吻她的额头；最后疯狂地“抱住她，吻她的嘴，接着又吻遍了她的脸，就像一只干渴的野兽用舌头尽情地吸吮一潭终于找到了的清泉。最后他又吻她的脖子、她的咽喉，他的嘴唇在那儿停留了好长时间”。小说结束，K被带去处死时，“这时，比尔斯纳小姐出现在他们面前，她正从一条比较低的小街踏上了通向广场的台阶。究竟是不是她，还没有完全的把握，可是却非常相像”。
虽然卡夫卡没有跟菲莉斯结婚，可她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他的记忆中，成为他的爱人。
（4）
多数读者对卡夫卡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极度抑郁、脾气暴躁、喜怒无常、极难相处的人，但事实上卡夫卡在生活中是一个精神健康、内心简朴的人。
他的朋友韦尔奇在回忆中说：“他身材修长，性情温柔，仪态高雅，举止平和，深暗的眼睛坚定而温和，笑容可掬，面部表情丰富。对一切人都友好、认真；对一切朋友忠实、可靠……没有一个人他不倾注热情；他在所有同事中受到爱戴，他在所有他所认识的德语、捷语文学家中受到尊敬。”
他的另一个亲密好友马克斯·布罗德也记述到：我总是不断遇到那些只通过书才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们笑，但他同时又在日记中悄悄地写下：“我和别人谈话是困难的。”
这样看来，卡夫卡好像是个极度虚伪的人，但他同时也是20世纪最真诚的人。他就是这样把这些矛盾集于一身又使它们激烈碰撞，就像他对待女人的态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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