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简历》记载：

    1915年……生于江苏省吴县。

    1996年春。

    北京。中关村王大珩寓所。

    王大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凝神思考了一会儿，忽然睁开微微虚眯着的眼睛说：“这件事我以前从未对人讲过。事实上，我是在日本出生的。”

    难堪明显地写在老人的脸上，老人沉默了。

    过了很久，老人才勉强地笑了一下，略显尴尬地说：“是怕招惹麻烦。那些年代的事……”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后，老人道出了两个重重的字：“难说！”

    说这话时，已是王大珩出生后的第八十一个年头了。

    1915年2月26日。

    东京。国家天文台附近一所和式住宅。

    一声突如其来的婴儿啼哭声突然破门而出。那啼哭声清脆嘹亮，如同玉磬那奇异美妙的声响，直冲天际。渺渺的余音盈绕在清晨那高远的天空中久久不散。

    在门外焦急等待着的父亲浑身一振，迫不及待地冲向门口，与刚刚走出房门的助产士碰了个正着。助产士迎着父亲急切的询问目光，满面笑容地躬身贺道：“王先生，恭喜您了，恭喜您的夫人为您生了个儿子。”

    “儿子”这两个字骤然撞击在父亲的心口上，父亲惊喜地倒退了两步，突然车转身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面向家乡的方向，父亲颤抖着声音喃喃述道：“苍天在上。先父先慈在上，儿不孝。自王家门庭倾覆、祖业衰败之后，儿谨从父母遗训，数年来忍辱负重、悉心求学，无暇顾及后嗣之事。今儿已年近不惑，竟以三十有八之龄喜得一子，特秉告于父母，以慰先人在天之灵。”

    说罢，深深一拜，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王家的败落是从祖父去世开始的。

    清末年间，在苏州吴县那个美丽的江南小镇上，王家原本是个数得上的殷实人家。祖父经营着一个“王大元米行”。米行的生意很好做，一年两季，在收获时节把农家自种的稻谷收上来，再随时卖给那些不靠土地吃饭的人们。这其间的利润足以使王家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了。

    按常理，祖父只要守住这份家业，把米行的经营之道悉心传于子孙，王家便可祖辈相袭寝食无忧了。但身为商人的祖父，思想深处却似乎有着极明显的重学轻商的意识。祖父最看重的不是怎样教后人继承祖业，而是儿子们的学业。因此，王家的男孩无一例外地都在髫龄时便被送入私塾读书。祖父似乎从没想过要培养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来经商，接替自己的米行生意。若非如此，王家的败落或许也不会来的那么快了。

    最能体现祖父意志的是王家老宅中的那间书斋。祖父不仅专为王家的学子们建了这个习课温书的书斋，还亲手在书斋前栽植了两丛丹桂。这位身在商贾的王家先人，想必是要取其“折桂及第”的意思，寄望于王家的后人中能有人金榜题名，由学进仕，而光宗耀祖。

    据说，那两丛丹桂的确生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但祖父却突然辞世了。

    猝然撒手人寰的祖父，没来得及对家业妻儿进行一星半点的安排。王家立刻犹如天塌地陷般地陷入一片混乱。祖母是个丈夫在世时从不曾抛头露面的小脚女人，祖父去世之后，她强忍着丧偶之痛，独自艰难地支撑着局面。勉强处理完祖父的身后事，祖母就因忧伤操劳过度而一病不起了。因家中无人能接替祖父经营米行的生意，米行就此停业。不得已之下，最终只得将米行清理变卖了。没有了米行的收入，王家很快就坐吃山空，继之而来的便是债台高筑的日子。

    这是父亲记忆中最为晦暗的一段日子。他亲眼看到偌大一个王家倾刻间家财散尽，门庭冷落；亲眼看到兄弟姐妹们衣食无着，祖母终日以泪洗面；亲眼看到祖父生意场上昔日的好友们一个个逐渐冷了脸子；亲眼看到亲戚们纷纷疏远王家的妻儿寡母而唯恐避之不及……

    在饱经世态凉炎之后，父亲终于看懂了这个世界，懂得了人必须自立自强于世的道理。这个从前无犹无虑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男孩儿，在家庭变故的重压下突然间成熟了。他决意要靠自己的力量担起家庭的重负。祖父虽没未教与父亲经商之道，但毕竟留给了父亲满腹经伦，一屋诗书。凭着始终博得的先生们交口赞誉的名声，凭着一直闻名遐迩的优异学业，父亲自己开设了私塾，从此设帐授书，教训蒙童，开始了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生活。

    这一年，父亲年仅十六岁。

    此后的几年间，王家的衰败落到了最低点。父亲的一姐两兄相继夭折，祖母也凄然辞世。父亲曾在一首诗中含泪描述王家当时的悲惨状况：

    户庭冷落雀罗张，

    颠沛流离事反常，

    并蒂花根方泣露，

    惊寒雁字又分行。

    一身以外孤无助，

    十载之间两悼亡。

    丁口阖门凋落尽，

    难将因果问穹苍。

    父亲永远忘不了祖母弥留之际的情形。

    窗外阴郁的黄梅雨无休止地下着，凄沥地敲打着老宅那破旧的窗棂。祖母拉住自己最倚重的小儿子的手，眼睛固执地望着窗外，嘴唇艰难地蠕动着。

    父亲俯下身，费力地辨认着祖母的声音：“……切勿……自误前……前程，莫忘考取……功名……”

    循着祖母的目光向窗外望去，父亲看到了祖父亲手栽下的那两丛丹桂，心中不由一惊。在王家一片衰败的景象中，只有那两丛桂树竟依然故我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吐着惊心动魄的新绿。

    再回头时，祖母已经阖上了双目。这个深知丈夫心性的女人，在最后的弥留之际还挣扎着按照丈夫的意愿，把那个对王家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渺茫的嘱托留给了这个王家仅存的男儿。

    父亲从此怀着登科及第兴家立业的梦想，走上了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

    父亲终于考取了秀才。就在父亲准备在科举取仕的道理上继续攀援的时候，甲午战争的炮火惊醒了父亲，改变了父亲遵从父母遗训重振王家门庭的初衷。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举世震惊的黄海大海战彻底摧毁了北洋水师，彻底摧毁了大清帝国的尊严，也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虽然历次都是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但每当硝烟散尽，朝野上下在经受过一阵惊吓和经历过一番争吵之后，便很快就会恢复老样子，依旧是文恬武嘻，歌舞升平。

    而甲午战争则与以往大不相同。这场战争的对手并不是英吉利，不是法兰西，不是那些西方的庞然大物，而是历来被中国人瞧不上眼的“小日本儿”！在甲午战争中，蕞尔日本竟“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丧矣”！当甲午海战的最后一役威海卫海战彻底失败后，当北洋水师残存的10艘战舰统统降下大清的龙旗被编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时，当“康洛”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等6具灵柩在汽笛的哀鸣声中凄然返回的时候，中国大地在剧痛中颤抖了。

    日本人紧接着就狞笑着向中国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要求清政府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要求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及大连、旅顺；要求赔偿军费3万万两；要求增开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要求，要求……日本人的贪得无厌和卑鄙无耻大大震惊了中国，震惊了整个世界。这个由日本人提出来的《马关条约》，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割地面积最大，赔款数额最多的一个条约，它的贪婪和苛刻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不平等条约！

    于是，中国愤怒了。当李鸿章在伊藤博文的威逼下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来以后，中国大地立刻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忍无可忍了，汇集在京城正准备参加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群情激愤，共同推举康有为起草了上书光绪皇帝的万言书。1300多名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字以后冲向都察院，要求光绪皇帝拒绝批准《马关条约》，严惩丧师失地的将帅与辱国和敌的大臣。

    但“公车上书”终究无法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主权沦丧、国土分割的现实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警醒了，他们终于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昏庸，看清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他们终于对腐朽僵化的封建制度彻底丧失了信心。

    此后，在清末科举场上发生的两件事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件事是进士康有为弃官变法。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以理学传家”的儒道世家，祖父是个专门研究程朱理学的腐儒。康有为年幼时曾被祖父管教得循规蹈距，被邻里称为“康圣人”。但是就是这位康圣人，在考取了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官职后，拒绝到任就职，而是全力投入到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中去了。

    第二件事是状元张謇弃官办厂。张謇是位出身于农家的寒士，曾“以读书励行取功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但是，在戊戍年清政府举办的京城会试中，这位经历了十几年寒窗之苦的举子，在终于考中了新科头名状元以后，却不愿继续走旧式文人由科举及第而置身台，阁的传统道路了，而是毅然弃官，回家乡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去了。张謇以头名状元的身份，置“学而优则士”的传统信条而不顾，竟甘愿从事历来极受文人轻视的工商业，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康有为和张謇都是当时最具才华名气极盛的举子。他们鄙视清王朝封建科举制度的行动，强烈地冲击了封建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科举取士的传统观念。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也集中地代表了知识分子们在甲午战争后纷纷选择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变法维新，走促进社会制度变革的道路；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坚持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

    父亲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只身漂泊在外四处求学期间，父亲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也切切实实增长了许多见识，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就是在这时，父亲开始接触到了“西学”，接触到了“西学”中的一些新的观念。父亲立刻就被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吸引住了，他对“西学”中的算学、物理学等自然学科尤为感兴趣。父亲发现，在中国人还在遵从祖宗的遗训亦步亦趋地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的时候，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父亲痛感自己祖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在父亲看来，中国之所以挨打就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

    甲午战争激发了父亲的爱国热忱和忧患意识，也使父亲对“国盛家兴、国破家亡”的道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父亲由此开始对只重经学辞章不讲现代科学的封建“旧学”产生了怀疑，对自己努力跻身其中的科举道路产生了怀疑，进而对自己求学的目的产生了怀疑。父亲最终终于摒弃了兴家立业的个人奋斗目标，完全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下决心要留学东洋，向敌国学得一技之长，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了。

    这一思想转变在父亲的一生中是极为至关重要的。父亲从此跳出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士取第光宗耀祖的狭隘囿制，把个人的奋斗与强国的目标结合起来了。

    1907年，父亲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

    没有一个亲人为父亲送行。当渡轮缓缓开启的时候，看着眼前那片渐渐远去的布满疮痍的土地，父亲的眼睛突然潮湿了。直到此刻，父亲才感受到自己对这片生养了他的土地，对这个饱受屈辱的祖国怀着怎样深厚的眷恋之情。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留学活动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才开始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清朝末年，中国相继出现过两次留学热潮。

    第一次“留学潮”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主要方向是美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从被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强行炸开的窗口中，中国看到了外面那个远比大清帝国更为先进的世界。封建士大夫们长期以来抱定的妄自尊大鄙弃外夷的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清政府才部分地接受了中国人也需要“奉夷为师”向他人学习的现实。从19世纪70年代初起，清朝政府开始向美国和欧洲派出大批年轻的留学人员，先后派出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并陆续派出了80余名青年赴英国和法国等地学习军事技术。这批留学人员中后来涌现出了著名铁路工程学家詹天佑、著名煤矿、地质学家邝炳光、著名军事学家刘步蟾、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第二次“留学潮”出现在20世纪初。这次“留学潮”的主要方向是日本。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知识分子中的忧患意识越来越强烈。面对国家衰败落后，倍受外夷欺辱的现状，他们发誓要把“恨”与“学”结合起来，“习点本领，返救祖国。”。为此，他们纷纷抛弃翰林进士出身，东渡日本留学，甘愿“忍耻含羞，就学仇人的国”！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一次“留学潮”，其特点就在于从这批留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赤诚爱国的革命者。大批爱国的留学生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准备了骨干力量。而留日学生始终是其间的中坚力量。在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中，留日学生的数量曾占90%以上。后来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李大钊、鲁迅、秋瑾、黄兴、邹容等人，都是20世纪初年的留日学生。

    父亲刚好赶上了第二次“留学潮”，而恰恰又是赴日本留学。但父亲却似乎始终与“革命”无缘。

    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极为活跃的，留学生中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和政治团体。许多与父亲同样抱着科学救国信念的人，来到日本后都受到了这种热烈气氛的影响，纷纷加入各种组织和团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去，最终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基础上朝前迈出了一步，走上了反抗满清统治的革命道路。但是，身处这种环境的父亲却一直未曾介入过任何政治团体。父亲近乎顽固地抱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不放，始终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他虽然早已对腐朽的满清政府失去了信心，但却一直在心里存着一份幻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国，以自己的所学为强国尽上一份微薄之力。父亲不相信除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有什么能使他的祖国强大起来。

    父亲的固执是十分惊人的，他终其一生远离政治，不肯加入任何组织。

    1910年内，东京的一家报章曾刊载过一条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新闻。据这条新闻报道说，东京物理学校有一个中国籍学生，初入校时几乎一句日语都听不懂。但仅仅一年之后，这位中国留学生就在第三、第四、第五学期的考试中，连续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使学侣及校方刮目相看，交口称奇。

    这条新闻引起了驻日公使汪大燮的注意。汪大燮是满清政府派出的最后一任驻日本公使，是个极爱才昔才之人。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汪大燮曾竭力协助李鸿章与日本人交涉周旋，但最终却只得到了一个辱国签和的结局。汪大燮因此而每每痛生国弱人欺之感，不免寄希望于海外学子身上，望他们能存忧国之心而精于学业，日后可为强国安邦之才。看到报章上登载的这则消息后，汪大燮心中大喜，立刻决定见见这位让东洋人刮目相看，长中国人志气的学子。

    但是，汪大燮公使遍查清政府派往日本留学的人员名单，却没有从中发现这个学生的名字。汪公使心中不免疑惑，决计亲自到东京物理学校寻访。当汪公使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中国留学生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学生已经穷困潦倒，正在做辍学准备呢。

    当这个学生站在汪公使面前的时候，他的心不由微微一沉：面前的中国学生身材瘦弱，面色枯萎，一眼望去便能看出他极度劳做的疲惫和长期缺乏营养的衰弱，只有双目中似乎还蓄着精气，不时射出一道灼热的光。这是个自费留学生，而且是个没有任何家庭资助，全靠打工一边养活自己一边支付学费的穷学生。

    汪公使与这个学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令他惊讶的是，这个学生对自己在日本的艰苦生活和目前的困境竟没有丝毫的抱怨。他说自己已经苦惯了。他告诉汪公使，当初自己为了集攒资金来日本留学，几近沦为乞讨的地步。有很长的时间，他是靠在餐馆捡剩饭来充饥的，他几乎整整吃了两年的溲饭。他说生活上再苦再难自己也能忍受，他最受不了的就是身为中国人要处处受到日本人的欺负。他说他吃得下苦，咽得下难，却独独忍不下那份民族自尊心的屈辱！说到动情处，留学生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汪公使也不禁动容了。同为炎黄子孙，他理解中国留学生内心的痛苦。同在异国他乡，他更了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处境。1894年那场使中国遭受惨败的甲午战争，使若大一个中华民族在日本人眼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日本人的大和民族优越意识开始迅速膨胀，他们再也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了。他们认为对沦为战败国的中国人是可以随意欺辱的。那时，中国留学生常常在街头被日本人追赶辱骂。日本人骂中国人是“支那崽”，称留着长辫的中国人是“豚尾猪”，嘲笑中国人脑袋后面拖着的那根辫子是“猪尾巴”。大批中国留学生就是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忍耻含羞，悉心求学的。他们年复一年地默默忍受屈辱，只为了有一天能以自己的所学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

    与汪大燮公使的这次长谈从此改变了这个留学生的境遇。汪公使回去后，立刻为这个留学生申请补办了官费留学，使他终于得以摆脱始终缠绕着他的生存困境，能够专心至致地埋头于学业了。

    一年后，这个留学生以优异的成绩于东京物理学校毕业，并在东京物理学校校长的亲自举荐下，进入了日本中央气象台，边工作边继续深造。

    这个虽穷困潦倒却仍然失志不移的留学生就是父亲。

    1915年9月，一艘轮船驶离日本岛，向中国海域驶去。

    襁褓中的王大珩在漂泊的汪洋中一直睡得十分安祥。几天后，他在睡梦中突然听见了父亲激动得微微颤抖的声音：“珩儿，珩儿，我们到家了！”

    王大珩蓦然睁开双眼，惊奇地看着父亲脸上滂泊的泪水。

    在海外漂流了整整八年了。八年来，父亲没有一天不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回到自己的祖国。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后，父亲欣喜若狂，更是朝思夜想盼望着能尽快回国，为祖国强盛贡献一份力量。如今，父亲终于回来了，带着刚满六个月的儿子，带着他八年来学得的全部学识，带着那个始终珍存在他心中支撑着他走过许多困境的强国之梦。

    父亲指着隐隐出现在天水连接出的朦胧的陆地，充满感情地说：“珩儿，你看，那就是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王大珩用明净清澈的目光望着眼前这个天水一片的世界，望着远处那块越来越近的土地，忽然牵动嘴角笑了。

    在双脚踏上这块朝思暮想的陆地的一刹那，父亲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这就是那片让他爱之真切又恨之真切的土地；这就是那个曾给他带来无数痛苦，却又永远割舍不掉的家；这就是那个八年来令他魂牵梦系，使他为之忍辱求学的祖国！

    但是，脚下的土地却并不如父亲想象的那样坚实。就在父亲的双脚踏上国土的那个时刻，这片国土正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动荡：袁世凯正在紧锣密鼓地为自己登基称帝做准备；各派力量正在加紧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反袁武装正在悄然兴起；各系军阀也正在做着倒袁之后分享中央权力的准备……

    父亲带着实现梦想的愿望回家来了。

    可是，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会让父亲的梦做下去吗？

    父亲果然始终郁郁而未能得志。

    回国后，父亲立刻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中。教育部分配父亲去偏远的吉林一中当物理教员，父亲就去了，毫无怨言，干得有声有色。不到一年，有关方面又调父亲到北京中央观象台工作，父亲就来了，兴致勃勃，做得竭心尽力。当时，国内搞天文气象学的条件十分落后，由于国内科研及工业水平很低，没有能力自己制造精密仪器，使用的大多是一些人家早已淘汰了的残缺落后的仪器设备。为了改变我国天文气象学的落后状况，父亲就亲自动手，改进设备并自行设计研制各种仪器。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父亲想方设法竟成功地研制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风力计。

    但是，当时国家动乱、时局不稳。民国初年的几次政权变易，使各系军阀乘机兴起，导致连年军阀混战。在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经费匮乏的中央观象台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只能维持现状。勉强维持到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央观象台就窘迫地连职员的薪水都无力支付了。那年，为了使大家能过个年，中央观象台居然当调了一台天文钟！观象台不得不关闭了。

    父亲因此失业了。

    对父亲来说，这一次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失业使父亲失掉的不仅仅是个饭碗，更重要的是父亲从此失去了心中那份最宝贵的热情。他之所以苦读寒窗十几年，之所以忍受了许多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之所以放弃在海外的优越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举家回国，就是想倾其所能为国家强盛尽上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他别无所求！然而，国家却不需要他了。父亲心中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现实，他的满腔热情终于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骤然熄灭了。

    1929年，失业了两年之久的父亲转到青岛观象台工作，专司天气预报。

    此时，父亲已年过五十。在经历了命运的坎坷之后，父亲的思想上出现了一种躲避世事，听天由命的倾向。他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围棋对弈和诗词书画上。父亲在这时的诗中吟道：

    子云老去不迁官，

    得失由天总达观。

    嗜奕也能忘理乱，

    吟诗并不碍穷酸。

    表面上看，父亲在青岛的日子过得很是自得其乐，父亲参加了青岛俱乐部的围棋和诗词书画两个组的活动。每有余暇便沉浸在举棋对奕，吟诗挥毫之中。但是，即便从诗作中也能看出，父亲的内心深处并非如表面那样平静，父亲的“嗜弈”其实是为了“忘理乱”。

    毕竟，父亲是一个很抱负的知识分子。他通晓日、德、英三国文字，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基础，有丰富的天文气象实践经验。他以自己半生的辛苦积累起这些学识，原本并不是为了过眼前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的！父亲并不甘心就此消沉下去，他开始试着着手把学识用在著书立说上。

    那几年间，父亲花费了大量精力，陆续编译出了《近世地震学》、《气象器械学》、《数理气象学》、《数理天文学》、《地磁学》、《质点及刚体力学》等六部著作。但是，这些书稿几经周折，最终只有《近世地震学》和《气象器械学》两本书出版了。其它几部书稿均以销路不广为由，被拒绝出版而退稿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父亲再度失业。退稿和再度失业和的双重打击，使父亲从此对一切都心恢意懒了。

    1956年初春的一天，突然有一位客人来家中拜望父亲。谁也没想到，这次拜访竟会对父亲的晚年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解放以后，父亲已是年愈古稀的老人了。此时社会安宁，生活稳定，儿女们也早已各自成家立业，父亲终于可以心无挂碍的颐养天年了。但父亲却常常郁郁不乐，他在诗作中感叹道：“……而今一事犹惆怅，学业荒芜两鬓丝。”父亲对自己此生不能学而有为始终在心中存着一份深深的遗憾。

    来家中拜访父亲的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顾颉刚是母亲的外甥，他此行是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专门请父亲出山，担纲为中科院编译校正中国古历法和古天文学的重任的。

    中国的古历法和古天文学渊远流长，但其中很多名词与现在不对应，有些数据不同，计算方法也不一样。而且，经过历代人的刻简转抄，书中留下了很多勘误，这些都为现代人研究古历法和古天文学带来了诸多不便。编译校正这些古籍之人，不仅要具有极好的古文基础，还要有精深的天文历法及物理知识。但这两者兼而有之的人并不是很多。顾颉刚因此想到了自己博学多才的姨父，向中科院推荐了父亲。

    父亲听罢顾颉刚的来意后，沉吟了许久没有说话。

    顾颉刚的心中不免忐忑。一者，他深知老人个性极强。在日伪时期，老人宁肯失业也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曾使出面请他执教的社会名士十分难堪。再者，中科院已明确聘的是兼职研究员，说白了就是只做工作而不付薪水报酬的人。对此，老人能不做计较吗？三者，老人已年近八十，进入享乐天年之龄。他能愿意耗费晚年的心血，去做这种无名无利之事吗？想到这里，顾颉刚就觉得心里毫无底数了。

    沉吟了一会儿后，父亲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他一把抓住顾颉刚的手，使劲地晃动着说：“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你为我觅得这样一个机会！”说罢，仰天长叹道：“我能在晚年为国尽微薄之力，则死而无憾矣！

    父亲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充实的那段晚年生活。

    每天早上，父亲四点钟准时起床，在，黎明的静谧中便秉烛执笔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用现代科学解释古代的东西，是一件十分繁杂艰苦的工作。那些天文历法中的数据计算起来非常麻烦，常常需要计算到小数点后的几位数。父亲便抱着算盘，一连几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核算数据。每一个数据都要反复核算许多遍，直到准确无误方才罢休。无论寒冬酷暑，父亲房中那噼哩啪啦的算盘声却总是准时响起，从未中止过。

    从七十九岁到八十五岁，父亲用了六年时间对各史律历志中的历法部分进行了注解，并把其集结成册，编译出《中国古历通解》一书的初稿。在此期间，父亲还撰写了许多天文学方面的论文，其中一篇曾被1961年召开的全国天文学会采用。这篇用文言文写成的学术论文，后来由父亲的学生翻译成白话文后，在学术杂志上刊载出来。

    1960年，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为了表彰父亲在天文历法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为父亲颁发了一面大锦旗。锦旗上写着：

    王应伟老先生留念：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科学史研究工作奋勇当先，无条件地贡献全部知识和

    力量，堪称社会主义模范老人。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谨赠

    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日

    授旗的那一天，是父亲此生最盛大的节日。父亲第一次在儿孙们的簇拥下来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全家福。照片上，锦旗置于中央最醒目的位置，父亲和母亲端坐在锦旗两侧。父亲的脸微昂着，脸上流露出自信的神情。

    《中国古历通解》一书编撰完成以后，父亲发现有必要再写一本书，对《通解》中的许多未尽事宜进行“补遗”。父亲毫不迟疑地立刻开始着手“补遗”的准备工作。但是当“补遗”所需一应材料全部准备就绪，正要开始动笔的时候，父亲却突然病倒了。

    住院期间，这位八十七高龄的老人始终念念不忘“补遗”。在病中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自寿诗：

    八七高龄食报施，

    壮行厄运反心期。

    老残年事诚哉是，

    消化机能甚矣衰。

    理数决疑将率算，

    死生有命不谁欺。

    苍天许我微延寿，

    历法成书做补遗。

    父亲还满怀希望地在诗后注道：今幸天假吾年，得在北大病院治愈此疑难症候。俾得完成这项重要之“补遗”工作，以尽式微之贡献，未始非余晚年意外之收获。不禁欣喜若狂，爰为之特记于此诗内。

    父亲重病在身之际，想的还是报效祖国。他自知死生有命，无意长生不老，只想祈求苍天能稍微延长他的寿命，让他写完“补遗”一书。父亲把“补遗”看得很重很重。在父亲看来，“补遗”是自己晚年的一个意外收获，并有可能成为自己此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一生从不肯屈尊求人的父亲，竟在这里苦苦地乞求“苍天许我微延寿”，希望自己能用抢得时间来完成“历法成书做补遗”的工作。

    但是苍天不解人意。父亲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了。

    1964年1月5日，自知回天无力的父亲，在病榻上提笔为自己题写了一副挽联，表达了老人“补遗”不成，难以瞑目的深深遗憾之情：

    人谁不死，唯晚岁虽成通解未作补遗，殊难瞑目。

    我赋曰归，愿儿曹各业专门稳登岗位，饶有信心。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更生老人自挽

    一个月后，父亲带着深深的遗憾溘然辞世。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恰巧是儿子的生日。在生与死共处的这个日子里，两个生命完成了自己的交接仪式。父亲临走之前，一定是把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那部分割舍下来，留给了儿子，留给了延续着的生命。

    父亲的名字叫王应伟，字硕辅，晚年自号更生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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