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在辞典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形状象古代乐器磬的玉佩；二是珩磨，一种精密仪器的光整加工方法。
显然，父亲取的是“珩”字的第一层含义玉磬。父亲选择这个字大概是因为他忘不了儿子降生时的玉磬之音。那盈绕天际久久不散的天乐给父亲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父亲相信那美妙的天乐一定于暝暝之中预示着什么。
父亲肯定没有注意“珩”字的另一层含义，那个与玉磬与音乐毫无关连的含义--珩磨。
但也许真如数术学家们所说的那样，人的名字在确定的那一瞬间，就编入了大自然的密码，输入了一个人一生的信息。不管父亲的主观意愿是什么，“珩”字的这两个互不相关的含义，倒的的确确同时融入了儿子的生命之中。
儿子终身都保持着对科学仪器和音乐的极大兴趣。
儿子不喜欢父亲，从来就不喜欢。
父亲脸硬得很，不会笑。一副老式的圆眼镜冷冰冰地悬挂在脸上，把窄面孔遮盖得所剩无几。厚镜片上永远反射着一层凛厉的光，令人望而生畏。父亲脸上最触目的是几道纵向的纹路，刀刻般的，很古板僵硬，也很深刻沧桑。
父亲在中央观象台工作，还兼着北师大的课，讲天文气象学，也讲流体力学。因此父亲很忙，整日早出晚归、来去匆匆。
儿子巴不得父亲忙。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家最象家。可以满屋子乱蹿，满院子乱跑。可以毫无顾忌地说笑，无拘无束地吵闹。但只要父亲一回来，家就不是家了。所有的人都赶紧把小心揣在怀里，踮起脚尖走路，瞅着眼色说话。
儿子最怕的就是父亲看他写大字。父亲不说话，只森严地往后面一站，儿子便知道又有巴掌伺候着了，就立刻如芒在背，浑身都透着不自在。父亲的巴掌殷勤得很，只要头稍微歪一歪，巴掌立刻就会准确地扇将过来，准能一掌将脖子扳直。若是拿毛笔的姿势不正或是哪个字没写好，巴掌也会毫不留情地及时劈将下去，准打得笔飞墨溅，满桌开花。
还怕父亲指点功课。父亲指点功课极缺乏耐心，凡他讲过一遍的东西就不允许记不住，凡他认为简单的东西就不允许听不懂。据说，父亲在北师大上课时，就常常因为嫌学生愚笨而在课堂上大发雷霆，常有一气之下索性掩卷拂袖而去的举动。自己的一群儿女，父亲一个也没看上眼儿，统统斥之为“丙才”。只有这个儿子，父亲还认为勉强算得上是稍具灵气，尚数可指教之列。
儿子的灵气是母亲首先发现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苏州兰陵女学。与父亲结婚前，母亲曾在上海幼稚园当过老师。她知书达理，且弹得一手好风琴。起初，母亲只是在闲暇时随便教儿子认几个字，却发现这孩子竟能过目不忘。没有多久，儿子就学会了上千个汉字和简单的算术了。父亲不信，把儿子叫来当面考问，竟从容应对，无半点差错。父亲盯着儿子看了一会，当即毫不迟疑地撇下了三个字：上学去！
这一年，儿子刚刚五岁。
儿子不敢不遵从父亲的命令，母亲也不敢。当儿子牵着母亲的手，怯生生地走进孔德学校的考场时，在场的人禁不住都笑了。王大珩长得实在太瘦小了，他看上去只有四岁的模样。可是，待到考过了王大珩之后，所有先生都不由大大地惊讶了，这个小男孩儿几乎能对答如流，完全达到了小学一年级毕业的程度。校方当即决定让王大珩直接进入二年级。
五岁的王大珩刚上学就大大地露了一回怯。第一堂是图画课，王大珩除了家里的小房子以外，什么也不会画，母亲没教过。王大珩看着面前那张白纸就想哭，就在心里把父亲恨了一回又一回。第二堂是算学课。算学课王大珩不怕了，但老师让王大珩上黑板答题。王大珩个子太矮，怎么也够不着黑板上的题，就有同学嗤嗤地笑。老师只好搬了个板凳，让王大珩站到板凳上去写，同学们就忍不住一齐哄堂大笑起来。王大珩难为情地被迫站到板凳上，一边答题，一边就又在心里把父亲恨了无数回。
儿子不喜欢父亲还因为在父亲那里从来讨不到夸奖。
父亲从不夸奖儿子，无论考试成绩多好，无论得多少个第一。父亲对儿子最满意的表示，就是表情生硬地吐出一句地道的苏州话：“考胚！”那意思分明是说儿子只不过是个适合考试的“胚子”而已。即便是考上清华大学和“庚款留学生”的时候，父亲也只是摆出这么一副脸子，赏给这么一句苏州话。
儿子始终也没琢磨透，在“考胚”这句话里，父亲的褒贬成分到底哪个更多一些呢？
小学四年级时，先生曾出过一道“鸡兔同笼题”。这是一道中国民间传统数学题目。说的是一个笼子养了许多鸡和兔子，只知道鸡兔加在一起共有100条腿，问究竟养了多少兔子多少鸡？全学年的学生中只有儿子一个人答对了。儿子在同学中出足了风头，意犹未尽的一溜烟跑回家，立刻兴致勃勃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父亲无动於衷地听完后，只吩咐儿子把计算方法复述一遍。待到儿子得意洋洋地复述了一遍之后，父亲的脸色已经阴沉的拧得出水了。
“不对！”父亲断然打断了儿子。
“先生说……”儿子刚想解释，父亲却一下子火了：“说什么？告诉你不对，就是不对！
儿子傻眼儿了，不知所措地望着父亲。
“你以为得数对了就是对了？”父亲瞪着儿子问。
儿子没敢搭茬，但心里不服：本来先生就说对了嘛！
“知道吗，你的思路不对，计算过程错了。这说明你根本没搞懂，得数对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接着，父亲详细地为儿子讲解了这道题。看到儿子真正理解了之后，父亲便背着手边踱步子边开始了训斥。
“学子最忌什么你知道吗？”父亲厉声问道。见儿子羞得满面通红说不出话来，又接着训道：“最忌骄躁二字！骄则浮华不实，躁则浅偿则止。你小小年纪胸无点墨，还未学得一星半点学识，就先有了骄躁之气。如此下去，何以长进何以长进啊？”
儿子无言以对，惭愧地深深低下了头。
很多年以后，当王大珩以同样的神态和语气训斥自己的学生时，突然记起了父亲，记起了童年时的这一幕。王大珩当即沉默下来。再开口时，王大珩的语调平和了许多。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对父亲的回忆中竟出现了许多往昔不曾有过的亲切和温暖。他突然很想再听一声从父亲口中吐出的那句乡音浓厚的话：“考胚！”只是此时，父亲早已作古了。
直到长大以后，儿子才懂得父亲一直是有意压着自己。儿子虽然表面上文文静静的，似乎还显得有些懦弱，特别是在父亲面前，儿子老实得简直就象个避猫鼠，但父亲知道儿子其实一点也不老实，儿子看起来挺蔫，实际上很淘，是那种典型的“蔫淘”。不压着点，儿子就常会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自选题，儿子不做作文，却可着卷子在上面画了一张老师的人头像，还强词夺理地说什么是老师让自选的，老师念他学习好才把他放过了。还有一次，儿子淘气淘出了新花样，竟敢在上课前把浆糊抹在了门上，害得老师开门时粘了一手浆糊。这下老师可气极了，把儿子叫到前面，二话不说，拎起戒尺就打了一顿手板。那时候，用戒尺打手板是对学生最严厉的惩罚了。儿子在那以前因学习成绩突出一直被公认为是学校里的“小圣人”，一般情况下，小圣人的名字在学校出现总是受表扬，大家都听惯了，因此“小圣人被打手板”就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在全校上下传得沸沸扬扬。上中学时，儿子还曾因与同学们一起闹风潮，差点被学校除名，也是因了学习好，再加上父亲的交涉才得以平息下来。父亲明白儿子虽聪慧过人但很淘气，不压着点就会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但似乎父亲始终也没明白，儿子的老实其实是被父亲压抑出来的，儿子的淘气其实也是被父亲压抑出来的。也许是因为在家里、在父亲面前太压抑了的缘故，儿子一到外面就格外地喜欢向权威挑衅，喜欢在向权威挑衅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这实在是对压抑的一种情绪发泄，是对压抑的一种心理逆反。
父亲对儿子唯一的一次夸奖，是在儿子从英国留学回国的那天。那天，父亲显然很高兴，厚镜片上反射出来的光柔和了许多，脸上的线条也不那么僵硬了。从儿子走进家门的那一刻起，父亲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儿子。待到一大家子人围着儿子亲过了、热过了、笑过了、也哭过了之后，父亲才插进来，挺满意地拍了拍儿子的肩头，说了句：“还行！还没给我学回来一身洋味的臭毛病！”
父亲开始关注儿子，是在发现学校的课程儿子根本吃不饱以后。
王大珩上学后不久，就做出了一件使他名声大噪的事。在所有课程中，王大珩尤其喜欢算学，也喜欢教算学的邵先生。邵先生主要教高小三年级算学，也兼一部分高小一年级的课，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王大珩很爱听。有一次，邵先生讲课讲到兴起之处，竟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高小的算学题，问哪个敢上来试着答一答。全班哑然，半天没人应声。沉默了一会儿，王大珩突然站起来，低声说自己想试试。在众目睽睽之下，王大珩踩着板凳上了黑板，竟然一点不差地把题做出来了。邵先生把个眼睛瞪得铜铃大，嘴里啧啧作响地赞个不停。他根本就没指望高小一年级有谁能做出这道题来！这道题是他给高小三年级出的，当时全班就没一个能做得出来！后来，邵先生仔细盘问原委，王大珩才吭吭吃吃地说，他嫌算学课讲得太慢了，自己总忍不住翻后面的书看。就这？邵先生问。就这。王大珩答。邵先生不禁唏嘘惊叹不已。
父亲由此开始关注儿子了。初时，父亲还只是根据学校的课程稍做一些指点，但发现儿子的确有极强的接受能力后，父亲干脆抛开学校的进度，完全根据儿子的接受能力单独给儿子上数学课。越到后来，父亲就越看重儿子的数学学习了。儿子进入高中以后，正逢父亲被调到青岛工作。当时，全家还留在北京，父亲独自一人在外，生活本来就多有不便，但父亲却一定要把儿子带在身边。他坚持把儿子转到青岛读高中，跟着自己继续学习数学。
但对儿子来说，被父亲关注无疑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父亲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式教育方式。他讲解题时，你不能不听，也不能听不懂，更不能随便提问题。你得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稍有疏忽就会招致一顿痛斥。但父亲的讲解的确总是逻辑清晰，条理分明，深入浅出。父亲的数理基础惊人的扎实。直到上大学后，儿子每有难题也总能在父亲面前迎刃而解，不论是最基础的定理还是最复杂的难题，从不曾难倒过他。至今想起来儿子还常感到疑惑，那些林林总总的概念怎么象是深植于父亲头脑中了一般，总是随时可以信手掂来，而且永远都是那么清晰准确。
从初中到高中，王大珩的数学课程都是由父亲把着手亲自教的。初中毕业时，王大珩已经学到了高中数学。读高中以后，王大珩早早就提前进入了大学数学的课程。整个初中和高中期间，王大珩根本不用上学校的数学课，但数学成绩却没有一次不是满分。
初中毕业时，学校举办了盛大的毕业典礼，邀请学生家长参加。那天，母亲一大早就拉着外婆，兴致勃勃地赶到学校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上最激动人心的就是颁奖仪式了。每一科只设一个奖项，只有在这科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同学才能获此殊荣。奖品很诱人，是一枚闪闪发光的银盾。当颁奖仪式开始，几位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走上领奖台的时候，全场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外婆眼神儿不好，看不清台上的人。她发现有一个长得瘦瘦小小的学生，一个人竟得了算学（数学）和科学（生物）两块银盾。就一边使劲地拍着巴掌，一边赞不绝口地对母亲唠叨着说：“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小孩子，小小模样这么灵光，一下子就得了两块银盾哩？不得了，真是不得了！”
母亲扑嗤一下乐了：“哪家的小孩子？您仔细看看好，那是我们自己家的小孩子呀！那不是大珩嘛？”
父亲也有让儿子喜欢的时候，但很少。
其实，儿子挺喜欢听父亲讲“事儿”的。父亲高兴的时候就给儿子讲些“事儿”。说父亲讲“事儿”，是因为父亲无故事，父亲讲的都是一些算不得故事的“事儿”。有天文地理的，也有物理化学的，父亲想起什么就随口讲点什么。
有一天，父亲叫儿子端来一碗水。父亲把一根筷子插进水碗让儿子看。
“看到了吗？”父亲问。
“看到了。”儿子说。
“看到什么了？”
“一根筷子。”
“看没看出来筷子有什么不同？”
“好象……好象有点弯。”儿子怯生生地回答。
“准确点！到底弯没弯？”父亲有点不耐烦地说。
儿子又仔细地看了看，回答道：“弯了，是弯了。”
父亲伸手一下提起那根筷子，举到儿子的面前问道：“看看是弯的还是直的？”
“是，是直的。”儿子有点惊讶，以为自己刚才看错了。
父亲把筷子又扔回碗里说：“这回你再看看吧。”
儿子刚看了一眼就傻眼儿了，怎么筷子又变弯了？
父亲对着发呆的儿子一字一顿地说：“看清楚了，这叫折射，是一种光学现象。”
儿子把那根筷子拿出来放进去来来回回地摆弄了半天，这是儿子此生第一次见到的光学现象。这就叫折射？这个叫折射的东西竟能把筷子弄弯？儿子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太有意思了。儿子从此牢牢记住了“光学”这个名词。但他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会与这个名词打上一辈子的交道。
父亲讲的最象故事的“事儿”，是那个古观象台的老故事。
父亲在中央观象台工作时，偶尔会带儿子去观象台玩。观象台座落在老北平城东的泡子河附近，是一座建于明正统7年的古建筑群。高台由青砖垒就，很高傲很突兀地立在那里，一副饱经沧桑傲然尘世的模样。
站在高高的古观象台上，父亲常常暗然神伤。父亲告诉儿子，这座古观象台曾经有过极辉煌的历史。明、清两个朝代的天文观测中心都设在这里。从前，这里曾保存着许多古人传下来的精美的天文仪器，但现在都没有了，被强盗们掠夺走了。父亲说，那场悲剧发生在公元1900年。那一年，由强盗组成的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在这座著名的古观象台上，他们发现了稀世珍宝八件珍贵的古天文仪器。这些古天文仪器都是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制造的，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中有直径两米的天球仪、四分仪等，连承托仪器的龙架都个个雕工精美，巍巍壮观。德、法两国强盗为了这八件稀世珍宝明争暗斗，争吵不休。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说，这些东西是“德军战时捕获品”，德国人有首先搬走的权力。法国人则说是他们首先提出要这几件东西的，他们有优先权。清朝政府面对打进家门的强盗束手无策，只能苦苦地向强盗乞求，求强盗们高抬贵手，留下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珍宝。而强盗是根本不会理睬弱者的乞求的，他们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东西瓜分了，把这八件中国的古代天文仪器运回国去，分别珍藏在德、法两国的博物馆里了。
这是耻辱！每当讲到这时，父亲就会悻悻地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
父亲还告诉儿子，在这个世界上，靠乞求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只能靠自强。人自强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国自强了，就没有人敢侵犯你的国家了。父亲说，儿子，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强盛了，我们这些中国人在别人的眼里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个人！
好好学吧！父亲说。
父亲的话儿子似懂非懂，但儿子却牢牢记住了那个发生在古观象台上的，令人辛酸的老故事。
但在儿子眼里，父亲仍旧很难说是个好父亲。
在外面，父亲是个洋派人物，会说洋话，能写洋文，做的是洋学问。但在家里，父亲却是个典型的老派人物，绝对中国式的“老爷子”。那种坐太师椅，喝盖碗茶，说句话鸡鸭鹅狗禁声，跺下脚四壁门窗乱颤的老爷子。至今儿子还常感到纳闷，父亲的洋壳壳里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抖搂不尽的长袍马褂线装书。
父亲骨子里鄙薄女人，男尊女卑得很。在父亲眼里，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依靠男人生活，就得低眉顺眼地服从男人、恭恭敬敬地伺候男人。父亲从没给过母亲以应有的尊重，他似乎从不记得母亲是个知识女性，也从没把母亲那点知识当回事。在这个家里，父亲是“天”。父亲独揽家中大权，大小事概不与母亲商量。
就苦了母亲了。在这个家里，母亲只剩了从命的份，操劳的份。从嫁给父亲的那天起，从前那个在兰陵女学读书的充满幻想的女学生，那个幼稚园里的热情活泼的女老师就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儿子眼里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劳累的身影，是一双永远忙碌的双手，是一副永远疲惫的面孔。吃饭，父亲吃小灶，每顿一个荤菜，因为父亲要在外面做事。母亲则不吃肉菜，不吃好菜，甚至不吃菜，常常只用一块臭豆腐下饭。穿衣，尽父亲先穿，撑着门面，因为父亲要在外面做人。母亲则顾了丈夫体面，顾了孩子们整齐，单单舍了自己。母亲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
这一切，父亲似乎都看不见，都不知道。
很多年以后，大妹用自己挣的第一个月工资为母亲买了一件毛衣和一串香蕉。母亲身上穿着的毛衣是父亲早些年就穿坏了的，上面打着许多补丁，已经看不出毛衣的本色了。母亲久久地摸挲着新毛衣，粗燥的手把毛衣刮得沙沙作响。母亲说，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穿上一件新毛衣。大妹扒开一个香蕉让母亲吃，母亲尝了一小口，立刻惊讶了：“哎哟，没想到香蕉有这么好吃！”就立刻不吃了，说：“快别给我吃了，怪可惜的。”大妹的眼泪就忍不住噼哩啪啦地落下来。母亲却一直摸挲着新毛衣，一直在笑。
母亲很温顺随和，她处处听从父亲的，从不与父亲发生争执。儿子不知道母亲是否也有过委屈和抱怨，儿子只知道生性随和事事依父亲的母亲有一件事却固执得出奇：母亲始终坚持要让女孩子们读书。小时候，儿子常见母亲身上背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极辛苦地教妹妹们识字。父亲当然不以为然。父亲语气硬硬地说，男孩子读书可以供到大学，女孩子顶了天只能供到高中！母亲低着头听了，抬起头后却依旧语气平和地对妹妹们说：好好学，替妈争口气。四个妹妹都在上学前就跟母亲学会了一千个字。后来她们又在母亲的支持下，大的供小的，一个供一个的读完了大学。妹妹们参加工作后，母亲继续包揽了她们生活上的一应杂事，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妹妹们不忍，母亲还是平和地重复着那句老话：好好工作，替妈争口气。后来，大妹成了国内外著名的整形专家；二妹当上了妇产科医院院长、著名妇产科专家；三妹是科学家、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四妹是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四个妹妹中有两个与哥哥一起被收入了《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中，只是这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儿子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真的争到了那口气。有时候儿子会想，即便妹妹们为母亲争得了那口气，母亲此生真的就再没有属于自己的遗憾了吗？
母亲临死前得了一种怪病，关节僵硬，两只手象鸡爪子一样佝偻着，什么也不能干了。儿女们都说，母亲这个样子是生生累的。母亲操劳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
儿子就一直在心里怨恨着父亲。怨恨父亲的对母亲的漠视和寡情。直到有一天，儿子惊讶地发现，在父亲的遗诗中竟有一首专为母亲而做的诗。诗云：
莺弦再续赋桃夭，
室有贤妻慰寂聊。
偶遇天寒衣已备，
若逢我病药亲调。
女红夜课针添线，
儿辈书声暮复朝。
儒素家门先务急，
不叫生计感萧条。
在这首诗的后面，父亲特地注下了这样一句话：余妻平日恒节衣缩食，历久不渝。故余频年无内顾之忧矣。父亲充满感情地说，操劳犹赖老妻贤，操劳犹赖老妻贤啊！
儿子突然明白了，其实父亲什么都知道，其实父亲什么都看在眼里，父亲的心里什么都有。只是即便知道了、看在眼里了、心里有了，父亲却仍旧还是那个中国式的“老爷子”，父亲的洋壳壳里还仍旧少不了长袍马褂线装书的老瓤子。
父亲是一部尘封的线装书！
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抠门儿”了。
父亲把钱，而且把得死紧。家中的钱统统都攥在父亲一个人的手心里，他对谁也放心不下。每个月，父亲只数出一点点钱交给母亲，做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父亲算计得很精，他是把母亲的操持能力也计算在内的。父亲拿出的那点钱总是只有加上母亲的操持能力，才刚刚够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而且是最低标准的生活。家中的日子于是就过得十分清苦。餐桌上见不到荤腥，常年是棒子面窝头、咸菜臭豆腐当家。偶尔，母亲若领着孩子们到泡子河边去掐点野苋菜，包上一顿菜包子吃，孩子们就会乐得十天半个月合不拢嘴。
儿子上中学以后，每天要在外面吃一顿中午饭。父亲只给够吃一顿“苦饭”的钱。“苦饭就是最低标准的一顿饭。儿子曾因为看到同学们都吃“一套”，一个烧饼加一个油条，就仗着胆子，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也想吃那个“一套”。没想到话音未落，父亲的眼睛已经立起来了：“什么一套一套的？想得美。没有！”儿子于是再不敢多出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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