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之一：革命救国还是科学救国？

    1996年4月28日，清华大学举办建校85周年校庆。

    清晨，王大珩早早起身，格外仔细地系上了老伴儿为他精心挑选的领带，套上一身笔挺的西服，兴冲冲地向清华园赶去。

    座落在京西北郊的清华园还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晨雾中。远远望去，这片昔日的皇家园林依旧幽深寂静。车子从熟悉的校园中穿过时，便有许多悠远的回忆迎面扑来，心就不由自主地有些微微地悸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清华永远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容易使人激动的名字。王大珩忽然记起了自己报考清华大学时做的一个作文题目《梦游清华园记》，不由微笑起来。这个题目出得好，它让那些渴望走进清华而又从未见过清华的学子们张开想象的翅膀，先在自己心目中的清华园里自由翱翔了一回。只是早已记不得自己在那篇作文中都写了些什么，年代太久了，那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自己有多大？十七岁？十七岁！多好的年纪！

    十七岁的王大珩带着简单的行李，独自站在清华大学的校门前。他定了定神，抬头看了一眼悬挂在门楣上方的那几个出自清末要臣那桐之手的大字：清华园，突然微笑了一下，迈开大步走了进去。

    1932年，王大珩高中毕业报考大学。

    在父亲的支持下，王大珩一口气报考了三所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和清华大学。过了不久，报上陆续刊出了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他竟被这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了！王大珩在南开大学和青岛大学都考了个第一名，在清华大学考了个十五名。

    “当然要上清华大学！”父亲用不容质疑的口气断然说。

    临行前，王大珩去向父亲辞行。父亲没出来送王大珩。父亲知道从此儿子再也不需要他了。儿子上的是一流的学校，儿子今后将在一流教授的辅导下继续深造。父亲只对王大珩说了一句话：“好好学。无识无能便无以自立自强，不自立自强者必遭欺辱。此为公理。人、家、国、莫不如此。”

    王大珩从此走进了清华园。走出了在他一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步。

    想起来，王大珩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很幸运的。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王大珩上的几乎都是一流的学校。

    小学上的是孔德学校。孔德学校是由北京大学几位著名学者倡办的，其中包括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学者钱玄同。奥古斯特·孔德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他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又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思想理论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年轻时的居里夫人就曾深受影响。虽然后来居里夫人并没有走上社会学的道路，而成了一名杰出的科学家，但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居里夫人一直自称自己是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学者们用孔德的名字为学校命名，其中无疑蕴涵了当时学者们的某种进步的思想倾向。孔德学校的教育也因此而自然地带上了一些民主科学的清新色彩。孔德学校的学生中很是出了几个名人。当时，与王大珩同桌的一个长着圆圆脸的小男孩，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文物鉴定家启功。人们至今还常常为此嗟呀不已：孔德学校的一条普通的板凳上，就曾经坐出了两位中国当代名人一位大科学家和一位大书法家！更使人们为之惊叹的是，还不仅仅如此。就在这同一间教室的后排上，还坐着一位今后必将在中国科学史上留下名字的，并将对王大珩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中国当代大科学家。这就是孔德学校！

    中学王大珩上的是至今在北京还赫赫有名的汇文中学和青岛的著名教会学校礼贤中学。青岛的礼贤中学很值得一提。这所学校是一位名叫理查德·维尔海尔的德国人创办的。提起理查德·维尔海姆这个名字，许多中国人都会感到陌生。但若提起维尔海尔的中国名字卫礼贤来，中国人就十分熟悉了。维尔海姆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汉学家。他于1899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后，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在中国期间，维尔海姆一直从事慈善及教育事业，并与康有为及清末学者劳乃宣等人交往甚密。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着很深刻的理解，曾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出版。维尔海姆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后，曾对继弗洛伊德之后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的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维尔海姆尊孔敬儒，因此取“礼贤”二字为自己的中文名字。在青岛创办的礼贤中学，就是以他的中文名字命名的。

    因了维尔海姆，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礼贤中学就很有了些不同。最显眼的是在学校的西花园中建有一座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维尔海姆为表达自己尊崇孔夫子的意思而执意要求建造的。藏书楼中珍藏着的大量古今中外书籍，为这所普通的中学创造了浓厚的治学氛围。学校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师资力量很强。礼贤中学的教师中外籍人士和留学归国人员最多。单就王大珩班上来说，教物理课的就是一位瑞士籍物理学博士；教化学课的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而教地理课的则是一位德国地质学博士。还有一对德国夫妇负责英语教学，丈夫是博士，据说那位妻子的英语发音十分标准，是地道的伦敦口音。在这些教师中，王大珩最喜欢那位瑞士先生，因为瑞士先生总是能想方设法为学生们做出种种有趣的物理实验，这在当时落后的教育条件下，是其他任何同类学校都无法比拟的。王大珩最初对物理的兴趣便是由此产生的。

    王大珩的确很幸运。他走进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时候，正值抗战前清华物理系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清华大学理学院中，集中了一大批包括叶企孙、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人在内的，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理学教授。这些教授大多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不仅授课有方、教学能力极强，还能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当时，如此强的师资阵容和能集教研与科研于一体的办学条件，在旧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实属凤毛鳞角了。

    车子无声地行驶在幽静的校园中。晨雾开始悄悄地退却，两旁愈发清晰地现出了绿树掩映下的清华园。

    虽然毕业已经60年了，但王大珩对母校却并不陌生。他常回母校，他现在是清华大学激光单原子探测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是物理系、精仪系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与所有的清华人一样，王大珩对母校的感情很深。母校是清华人的骄傲，清华是中国的骄傲。自建校以来的85年间，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历年来，清华大学培养的硕士、博士人数在全国高校中都居于首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出自清华。清华大学的科技项目获奖数和专利数在全国高校中也一直是高居榜首。王大珩始终十分关心母校的建设，他此番参加校庆活动，除了是想与从海外及各地赶来的老校友团聚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应校方之邀，与老校友们一起为清华的发展出谋献策。

    “停车！”王大珩突然喊住了司机。还没等车子停稳，他就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疾步向前方正在聚集的人群走去……

    1996年11月19日，中央电视台等各大新闻媒介相继发出报道：

    国家科委决定在清华大学设立单元分子测控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据报道，这个项目是于11月7日，由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以书面建议的形式提出来的。有关方面对王大珩等人的建议十分重视，从这个建议的提出到做出决定，仅用了一周的时间。

    清华大学物理系中有一位在物理学界享有极高威望的先生，他就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

    叶企孙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举人，曾在早期的清华学堂讲授过国学课程。叶先生留学美国，曾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博士和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期间，他曾与导师合作测定出了普朗克常数数值。这一成果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了达16年之久。

    王大珩很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叶企孙先生，由于父亲对叶先生十分推崇，王大珩也一直在心里对叶先生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到清华报到的那天，王大珩看到有一位先生正很认真地逐一对准备入物理系的同学进行面测、核查，很多想进物理系的同学都被他劝阻了。他总是先查看分数，分数高的只简单地问几句就办手续了。看到分数不合适的，他就很和蔼地告诉面前的同学学物理会面临许多的困难，不仅修完全部课程很难，毕业后也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很多人听他这样说过后就自动放弃了，有个别不愿意放弃的同学怀疑问题出在自己的分数上面，就死活要求先生据实相告自己的考试得分，但那位先生却从不说出分数来，只是一再劝说。很明显，那位先生是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学生的自尊心。当有人悄悄告诉王大珩，那位先生就是叶企孙的时候，王大珩的心激动地狂跳了好一阵：总算见到叶企孙先生了！王大珩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叶先生。叶先生一副文质彬彬的学者模样，说起话来多少有些口吃，但眼睛里显然有一种聪明的灵动在不停地闪烁着。轮到王大珩的时候，王大珩的心里紧张极了，他生怕叶先生会拒绝自己，不同意自己进物理系。待到胆胆突突地走到叶先生面前时，王大珩紧张的简直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没想到叶先生查看过分数后，只深深地看了王大珩一眼，什么也没问就让王大珩办手续了！王大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里这才算是踏实了。

    叶企孙是一位在学术上造诣极深的先生。他思维敏捷，教学方法灵活独到。叶先生讲课从不给学生们宣读书本上的内容。他虽有很重的上海口音而且又口吃，但却丝毫也不影响他把那些基本概念讲得清晰易懂。叶先生极善于把握关键。他负责讲授的热力学是最难懂的课程之一。每当讲到重要的关键地方，叶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重复讲解，直到学生真正透彻理解了为止。

    叶先生讲课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他十分注重跟踪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注重开拓学生的眼界。他讲同一个课题，每年所举的例子都不相同，甚至不同班次的都不相同。因为他总是要在自己的讲义中随时补充进最新的例子和最近的发展成果。这种授课方式很接近国外那些高水平的教授。很多年以后，清华的老校友们提起叶先生授课的这一特点时，还总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叶先生的考试也与众不同。他常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给学生出不同的题目。有一次考统计物理学时，叶先生给王大珩单出了一道题。他先给了王大珩一本德文版的统计物理学专著，让王大珩先把这本专著看完后，再根据专著中的论点写出一篇有自己见解的文章。接过叶先生递过来的专著，王大珩心里直打鼓，他只在礼贤中学学过一点点的德文，凭自己那点可怜的德文底子不仅要读完这本专著，还要读出自己的见解来，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但叶先生却似乎毫无通融余地。逼得没有办法，王大珩只好起早贪晚，整天抱着德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那篇专著啃了下来。没想到，这次统计物理学的考试，竟会使王大珩的德文水平在极短时间内上了一大步台阶，为王大珩打下了良好德文基础。

    叶先生独身一人，没有家眷，身边只有一个老男佣。王大珩和同学们无事时常喜欢往叶先生处跑。叶先生的书卷气很浓，没有多少客套话和格外热情的表示，但也绝没有冷淡和生分之感。他喜欢与学生们探讨问题，一进入学术方面的话题，叶先生就显得格外的机敏活泛了。叶先生是个很原则的人，决不是可以随便通融的。但学生们碰到困难时，常会想到去找叶先生，因为大家对叶先生的人格、人品有一种很深的信赖。与王大珩同班的于光远当时在生活上十分诘据，大家为此找到叶先生，希望叶先生能帮于光远想个办法，使他度过难关。叶先生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事后却真的为于光远介绍了一份到中学代课教书的差事，使他能挣点薪水以补贴生活。当时，

    一般情况下清华在读的学生是不允许在外兼职的。叶先生为此尽了极大的努力，方方面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事后叶先生却从未提起过。

    不知为什么，叶先生终身未娶。

    七十年代初的一天，王大珩小心翼翼地敲响了叶企孙先生的家门。

    年过七旬的叶先生打开门后，不由愣在了那里。很久没有人来过了，先生原本就不热闹的门庭，如今早已冷落得近于封闭了。许多年不曾见面，但师生二人却没有任何套式的寒喧，只默默地相引着走进房间。

    叶先生刚刚从监狱出来。他被怀疑为国民党CC特务，拘捕后在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现在虽然释放了，但仍处于继续接受审查的阶段。

    正是秋冬之交的落寞时节，窗外瑟瑟的秋风把枯叶操纵得漫天飞舞，初冬的寒意趁机推搡着门窗，从破败的缝隙中哄挤进来，肆虐地占据了一切空间，心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填塞得满满的。

    师生相对而坐，许久无言。

    王大珩记不清那一夜自己与叶先生都谈了些什么了。但他却清楚地记得，他没有从叶先生口中听到一句怨言。

    “七七事变”后，叶先生积极支持我党在冀中根据地的抗日活动。他通过曾给他当过助教的冀中军区供给部研究所所长熊大缜，一面介绍清华大学学生到冀中根据地参加工作，一面筹集资金为吕正操部研制黄色炸药、购买电台和医药用品。蔡元培先生曾在日记中记载过叶先生四处筹款的活动。蔡元培先生写道：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企孙言平津理科大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之桥梁，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借用清华大学备用之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须别筹，拟往访孙夫人，嘱作函介绍，允之。

    “一二·一运动”时，叶先生以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的身份主祭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的四烈士。他亲自出面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昆明卫戍司令交涉，要求保护学生，允许学生抬棺游行，并积极组织法律委员会处理惨案控诉事件，伸张正义。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飞机到北平，准备把文化界的名人接到南京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叶先生都在拟接人员名单之内，但叶先生却没有和梅贻琦一起走。叶先生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对共产党抱着深切的希望，他拒绝了国民党的邀请，毅然留下来等待北平解放。

    王大珩没想到，那个秋冬相交的夜晚竟会成为自己与叶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离开叶先生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走出大门外，王大珩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黑暗中久久地立着叶先生那郁郁的孤独身影。先生是明显地衰老了。王大珩心里突然有些惶然，真不知道前面等待先生的还有些什么，真不知道先生独自一人能否平安地走过这个凛冽的严冬。

    那以后不久，王大珩就得到了叶先生病逝的消息。但那时王大珩自身的处境也越来越险恶，不可能前去吊唁祭奠了。

    叶先生的问题直到死也没能搞清楚。很多年以后，王大珩才知道，叶先生是受了熊大缜的牵连。熊大缜早在1939年的锄奸运动中，就被错打成特务内部处决了。王大珩依稀还记那是个极有热情的小伙子。他是叶先生的助教，“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就奔赴冀中根据地参加了抗日工作。叶先生始终不相信熊大缜会是特务。他宁肯保持缄默，也决不肯对熊大缜说一句不公正的话。

    八十年代以后，熊大缜的案子才终于查清了。有关方面为熊大缜进行了平反昭雪工作，叶先生的问题也随之得到了解决。此时，熊大缜已默默地含冤九泉四十余载，叶先生故去也已经有几年了。

    八十一岁时，王大珩在接受采访时曾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在您一生中，哪位先生对您的影响最大？

    叶企孙，叶先生。

    他对您的影响是否主要是在治学方面？

    不！不仅是做学问，更主要的是做人。

    做人？

    对，做人！叶先生做人真诚正直，不温不火。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从不哗众取宠，也绝不趋炎附势。

    您最钦佩叶先生的是什么？

    他有一颗诚挚的爱国之心。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倾尽自己全力去做，而且无怨无悔。我常记起与叶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即便在那个时候，即便是面对我，叶先生也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怨言！

    清华大学理学院对进物理系的学生选择十分严格。能考进物理系十分不易，而即便是进了物理系，也随时有可能被淘汰下来。有时一个班级竟会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在中途就被淘汰掉。初入学时，王大珩的班上共有28名同学。第一个学期下来，就减到了12名。而到最后毕业时，仅剩下10名同学了。这10名同学中，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学者的除了王大珩以外，还有钱三强、于光远、何泽慧……

    在所有同学中，王大珩最要好的就数钱三强了。他与钱三强相识七十载，两度同窗，终生相交。在王大珩一生中的几个关键的转折时刻，钱三强都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他们两人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八十年代以后，王大珩从长春调到北京。当时，中科院有两处宿舍可供王大珩挑选。一处在三里河，一处在中关村。两处相比，三里河地理位置好，离市区近一些，房子面积也大。都以为王大珩肯定会要三里河的房子，没想到王大珩却同老伴商量说，就住中关村吧，三强他们都住在中关村，离三强近一点，互相走动起来方便。就把家搬到了离市区较远，房子较差的中关村。

    每当提起这件事，王大珩的老伴常温厚地笑他说：“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恋群，恋老朋友。恋得很呐！”

    上大学后，直到三年级以前，王大珩和钱三强俩人还谁都不知道，他们以前就曾经做过同学。大三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了。有一次，他俩坐在窗台上闲聊。聊着聊着，俩人突然发现，他们都曾在孔德学校读过书，而且是在同一个班级！他们不由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同学几年，互相会没有一点印象呢？说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问题出在他们各自的名字上。钱三强的名字是后改的，他在孔德学校时的名字叫钱秉穹。后来，是他自己为了自励自勉，执意更名为“三强”的。王大珩自然不会知道钱三强就是在孔德学校时坐在后面那个高个子同学钱秉穹了。而王大珩在孔德学校时，是一直被同学们错称为“王大行”的。王大珩名字中的“珩”字太生僻，初上学时，同学们都不认识，就随便读做了“行”。反正名字已经叫开了，王大珩也就将错就错没去纠正。因此，在钱三强的的印象中，他的孔德同学里当然只有一个叫王大行的年纪最小的同学，而没有一个叫王大珩的了。

    最初引起王大珩注意的是钱三强那不同于自己的灵活的学习方法和活跃的思维能力。上大学后，王大珩一直是班上公认的好学生，书读的扎实，考试成绩也好。钱三强的成绩虽然不及王大珩，但钱三强读书多，知识面广，思维十分活跃。第一年普通物理课程结束时，先生从下一步将要学习的课程中找出了几道难题，让学生们自己去琢磨推敲。开始王大珩一头钻进了死胡同，思路一直打不开。正在王大珩死抠死算怎么也解不开这几道题的时候，碰巧钱三强与王大珩谈起了他最近读到的几本相关的书，谈起了书中最使他感兴趣的一些论点和自己的体会。虽然，钱三强谈的问题与王大珩所做的题目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的思维方式和论点却提醒了王大珩。与钱三强谈过话后，王大珩发现自己的思路仿佛突然间打开了，很快就把那几道题做了出来。从此，王大珩十分喜欢与钱三强在一起。他觉得钱三强身上有许多自己所不具备的优点。

    大学三年级时，全班10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读书会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准备一个课堂以外的题目，拿到读书会上为大家讲解。王大珩经过认真地准备，从经典材料中选择了一个热力学中与辐射有关系的题目。他的题目做得很出色，在读书会上讲的也很成功。王大珩本来觉得自己还不错，但听了钱三强做的题目后，他立刻发觉了自己的差距。当时，核物理学的研究刚刚开始，钱三强选择的就是这一先进学科中有关人工放射性方面的题目。仅从各自不同的选题上，王大珩就看出了自己与钱三强的高下之分：钱三强的眼睛总是盯着前面新的东西，热衷于了解新学科的发展方向。而自己更多的则是死读书，喜欢抠书本，钻研过去的理论。很多年以后，王大珩每当谈起这件事时，还总是真诚地说：“你们看看，我就是个死读书的人。三强比我强。三强书读得多，读得活，看问题具有创见性。”

    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往往就在于他总是能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并从别人的长处中反思自己的不足。聪明人之所以聪明，还在于他总是能及时地割舍掉自己的缺点，迅速地从别人身上吸取更多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大珩就是极聪明的一个。王大珩通过钱三强那不同于自己的新鲜、活跃、无拘无束的学习方法中，看出了自己思维中的拘谨、保守倾向。他开始认识到了父亲封建家长式教育给自己留下的阴影。

    王大珩的父亲和钱三强的父亲同为一代知识分子，又都是留日归国学生，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却截然不同。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他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编委，一直积极从事国语运动和语文改革活动。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钱玄同就与鲁迅相识，他们曾做为同学在一起听章太炎先生讲授文字学。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应钱玄同之约为《新青年》撰写的。钱玄同属于同代知识分子中思想比较活跃，对旧传统观念的反判意识比较强烈的那一部分人。因此，钱三强的家庭中的学术氛围和民主空气就比较浓。而王大珩的父亲在同代知识分子中却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传统观念和封建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类人。在钱三强的家里，父子可以对话，可以在一起平等地探讨问题。但在王大珩的家里，父子间是不对等的。父亲对儿子采取的是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始终在儿子面前保持着绝对权威。这两种不同的家庭氛围和教育方式必定会造就出不同的人。

    能悟出这一点，对王大珩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从此，王大珩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封建式家庭教育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可以说，这一思想的觉悟是王大珩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使王大珩能够反思家庭为自己带来的思想樊篱的束缚，使王大珩有可能突破自身的局限，为今后在科学的无垠空间里展翅翱翔打下了基础。而在这一思想的觉悟过程中，钱三强对王大珩的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1992年月日，钱三强因病逝世。

    噩耗传来，王大珩不胜悲哀。是夜，对着茫茫穹宇、满目星辰，王大珩夜不能寐，思绪万千。与钱三强七十载相识之情如昨日风景，历历在目。思念中，三强兄忽英姿勃勃谈笑而来，忽默默无言抽身而去。不知不觉间，清泪尽垂衣襟。少倾，王大珩翻身而起，含泪提笔，一挥而就，写下《沉痛悼念钱三强同志》诗一首，以寄哀思。诗云：

    幼自更名志气先，人道少年非等闲。

    四载清华攻“牛爱”，一朝出国成大贤。

    纷纭战火历辛苦，难得何姐结良缘。

    诚赞华夏有居里，铀核三分创新篇。

    祖国革命换人间，英才驰骋有地天。

    计穷顽敌施细菌，敢邀正义揭凶焰。

    两研纵横继往业，一院科学展宏颜。

    原子大事奠基业，春雷一声秉穹轩。

    十年动乱耐磨练，响应改革志趣坚。

    霞光照晚红灼灼，赢得国际好名衔。

    须知继业满桃李，荣哉奋拓半百年。

    相识七旬称莫逆，哀悼挚友痛心弦。

    1936年，王大珩以优异的成绩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毕业时，王大珩在叶企孙先生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光学方面的论文。从表面上看，这个毕业论文似乎与王大珩后来从事光学事业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它与王大珩幼年时从水碗中看到的光学现象一样，毕竟都是王大珩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点。而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就由这许许多多看起来仿佛毫无联系的点连缀起来的。

    毕业后，王大珩先是留在清华当了半年助教，后来因考上了“史量才奖学金”，就转而读研究生了。“史量才奖学金”是当时的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为研究生设立的，清华大学每年只给两个名额，物理系当年只有一个名额。王大珩考得了“史量才奖学金”后，立刻转到赵忠尧先生门下读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按一般规律，王大珩今后的发展方向就是核物理学了。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王大珩理应成为一个核物理学家的。

    但是，就在王大珩专心至致地埋头于核物理学的研究时，一场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把本来就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突然推进了血与火的灾难之中，它强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许许多多王大珩这样的中国人的命运。

    1937年7月7日，北平西南郊芦沟桥头。

    晚8时许，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几个小时以后，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桥上一位身负重伤的中国士兵半跪在地上，费力地转过头向身后的阵地望去--

    阵地上一片寂静，整整一个连的守桥弟兄几乎全部阵亡了。中国士兵转过血泪横流的面孔，突然大喝一声猛地站立起来……

    一阵密集的枪声突然响起。枪声中，士兵手中那柄连续砍倒13个日本鬼子的大刀从半空中飘然落地，中国士兵的身体不甘心地剧烈摇晃着，终于轰然倒下。

    阵地立刻复归沉寂。硝烟弥漫的芦沟桥上静静地躺着一百多个中国士兵和几百个日本鬼子的尸体……

    震惊中国和世界的“七七事变”爆发了。

    “七七事变”的当天，王大珩正在实验室里，与赵忠尧先生一起做一个核物理中有关中子方面的实验。这突然而至的消息，如同中子弹爆炸一般，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王大珩中止手中的实验，匆匆走出实验室后才发现，华北的天空早已阴云密布，北平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蓄谋已久的日本人趁着芦沟桥头未烬的硝烟，正在迅速地从东北调集大批增援部队。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军队开始大张旗鼓的向华北集结，杀气腾腾地直扑北平。北平危在旦夕！华北危在旦夕！中国危在旦夕！北平城中一片混乱，商店闭市，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们四处投亲靠友，纷纷设法逃离北平。火车站、汽车站到处人山人海，车厢里、站台上挤满了急于外出逃难的人群。

    书是无论如何也念不下去了。王大珩与家人商议后，决定随周培源先生一起，去南方寻找出路。

    南下的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人们在过道里、甲板上席地而坐，脸上带着极度的恐慌和疲惫。上船后，王大珩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直默默地望着波涛翻卷的海面。

    正是日落时分，太阳沉重的如同灌了铅一般，正缓缓地向海面沉去。在即将被海水吞没前的一刹那，太阳突然挣扎着跳了一下，把最后的一腔热血喷射出来。一瞬间，天空明亮如昼，海水腥红似血。太阳随即便彻底沉入海中了。四周一下子暗淡了。甲板上的人们突然安静下来，很久没有人说话。沉默中，一种深切的悲痛悄悄地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人轻声唱起了歌。王大珩抬头看去，是几个东北流亡学生。那充满着忧伤的歌声一下子就把王大珩的心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接着，歌声突然激昂起来：“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当听到“流浪，流浪，整日价在流浪。亲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你的身旁？”的时候，王大珩眼中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泉涌般地流淌下来。

    歌声停止时，船上的人们已经哭成了一片。这首歌立刻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了共鸣。人们随着东北流亡学生唱了一遍又一遍，哭了一回又一回。

    那一夜，船上的人几乎一夜没睡。整整唱了一夜，哭了一夜。

    1996年5月。长春市某大酒店。

    王大珩的几名学生正在为老人设宴洗尘。宴席中，学生们演唱了几首卡拉OK歌曲为老人助兴。当他们礼节性地询问老人是否也能唱一支歌的时候，老人微笑着拒绝了。

    宴席进行到中间的时候，卡拉OK的屏幕上出现了为交际舞伴唱的歌曲。在轻松愉快的器乐伴奏中，响起了四步舞的节奏。背景上，一对对衣着华丽的男女踩着轻快的节拍，含笑翩翩起舞。随后，歌词的字幕出来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老人的笑容骤然僵在脸上。

    当歌曲放到第二句的时候，老人突然站起身说：“我要唱这首歌！”

    学生们大喜过望，立刻为老人调放音量，准备麦克风。

    老人却指着屏幕坚决地说：“请替我把它关上，我不要它伴奏！”

    “那就关上声音留着画面，看着歌词唱好吗？”一位学生问。他担心年过八十的老人记不住那么长的歌词。

    “不，我用不着它！请把它关上！”老人用不容质疑的语气说。说罢，又推开面前的麦克风说：“这东西失真，我不用。”

    老人站在那里，微阖双目默默地酝酿了一下感情，这才轻声地唱了起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房间里响起了老人那苍老悲凉歌声。老人的嗓音不够圆润，也不够高昂。每当唱到高腔的地方，老人就明显地有些底气不足，声音便抖抖地不停发颤。但老人的感情十分投入，他从头到尾一字不错地唱了下来，每一句歌词都仿佛从心底流出的一般，饱含着泪，浸透了情。老人的歌声牵动着人们的情感，不知不觉地把人们的思绪引到了祖国那灾难深重的昨天……

    歌声停下好一会儿了，人们还无法从那悲伤的情绪摆脱出来，屋里一片寂静。

    寂静中，老人说了一段话：“这首歌是我当年在逃难的船上，跟着几个东北流亡学生唱会的。当时，我们流着泪唱了整整一夜。那个时候，每一个唱起这首歌和听到这首歌的中国人都会伤心落泪。几十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娱乐场合下唱这首歌。唱歌是要讲究场合，讲究情绪的。不是所有歌都能拿来娱乐。”老人指着电视屏幕说：“那种场合不对头！那种情绪不对头！”

    王大珩随周培源先生全家跟着逃难的人流从天津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又从上海来到了宜兴。一路上，王大珩思绪万千，想了很多很多。过去，他只是从父亲的嘴里听说过惨烈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屈辱，听说过八国联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但那时毕竟只是听说，没有切身的感受。现在，他亲眼看到了外夷侵略的现实，亲身体验到了亡国的威胁，这一切强烈地冲击着王大珩，父亲早年有意无意地播在他心中的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在这强烈的冲击下猛然觉醒了。

    到宜兴后，周先生准备携全家在老家宜兴暂住一段。临分手前，周先生问王大珩下一步有什么打算？王大珩脱口就说：“我要去兵工厂！”看到周先生询问的神情，王大珩解释说：“周先生，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现在正值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我们不是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为国家做点什么。想来想去，我能做到的可能也只有用我所学的那些东西在兵工方面尽点力了。我想请您把我介绍到兵工部门去！”王大珩的话音刚落，周培源先生一下子抓住王大珩的手，连声说道：“好！好！我这就写信！”周先生当即提笔给自己熟悉的南京弹道研究所丁所长写了一封信，推荐王大珩去那里工作。

    王大珩告别了周培源先生，带着一腔忧患，抱着满怀希望，孤身一人又独自踏上了未卜的征程。

    能上清华的女孩子很少，能进物理系的更少，而能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淘汰仍留在物理系的女孩子，简直就是凤毛鳞角了。王大珩的班上有三个女同学，个个聪慧活泼，清丽悦目。大学生活于是便平添了许多生动。

    王大珩不太善于同女孩子打交道。他是那种看起来很文静的男孩子。清秀的脸上戴着一副淡色的眼镜，脸色很温和，但又似乎有些淡漠。王大珩不象其他男孩子那么好动，从不见他在球场上奔跑跳跃，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每天早上围着校园跑步。但王大珩很挚着，大学四年间，无论刮风下雨，校园里总会准时出现他跑步的身影。总是不快不慢的步子，总是不多不少四圈。平时，王大珩在人前的话不是很多，有时甚至还显得有些缅腆和怯懦。但只要是探讨问题，只要是争论起来，王大珩立刻就会进入最佳状态。此刻的王大珩简直就如同换了个人一般，精神亢奋，情绪激动，口若悬河，能言善辩，一扫周身的温文儒雅之气，尽显思维的锐利敏捷之才。

    自然就有了女孩子的倾慕，自然就有了男孩子和女孩子间的恋情，自然就有了与许多故事一样的平凡的开头。

    女孩子的名字叫戴中，大学毕业后他们正式确定了关系，并按照习俗定了婚。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开头会匆匆结束，谁也没想到这个开头竟会永远没有结局。

    1948年，王大珩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下，从香港辗转取道来到已经先期解放了的大连。他们是自愿来到解放区，参加组建大学大连大学工作的。

    一到大连，王大珩他们立刻受到了旅大地委书记欧阳钦的热情接待。这是王大珩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欧阳钦那潇洒的举止，不俗的谈吐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欧阳钦是位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曾参加过北伐战争，经历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陕甘省省委书记。他早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又赴苏联学习军事，本身就是个知识分子，因此，他与这些知识分子们相处的十分自然，感情也很融洽。他的真诚和热情很快就博得了知识分子们的崇敬和信任。

    当天晚上，旅大区委为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赶赴到解放区工作的知识分子们举办欢迎舞会。舞会上，欧阳钦把自己的夫人黄薇介绍给王大珩。就在王大珩和黄薇同时伸出手迎向对方时，两个人突然都愣住了。愣了片刻，黄薇首先醒悟过来，她转过身去微笑着对欧阳钦说：“不用介绍了。我们认识。他是我清华时的同学。”

    乐队奏起了深沉的舞曲，王大珩和黄薇随着舞曲走下舞池，缓慢地移动着脚步。黄薇告诉王大珩，她早已不用戴中这个名字了。她说与王大珩分手后她就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后来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她才改叫了黄薇这个名字。四目相望，许久无言，他们谁也没想到分别了十多年之后，两个人竟会在这种场合下，以这种身份相见。

    那支舞曲很滞重，拖着令人感慨万千的悠长的余韵。

    王大珩告别周培源先生后，匆匆赶到南京，找到了南京弹道研究所的丁所长。虽然，丁所长见了周先生的亲笔推荐信后欣然接受了王大珩。但是，仅仅一个月后，日本人就逼近了南京。王大珩还没来得及参加工作，弹道研究所就撤退了。王大珩只好随撤退的人流一路风尘转到了武汉。

    王大珩是在武汉与戴中分手的。分手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俩在动荡不安的时局面前，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戴中选择了革命，她坚持要去延安参加革命。王大珩则选择了留学，他坚持要出国深造。

    应该说，王大珩选择留学是必然的，这符合他一惯的思想倾向。受父亲的影响，王大珩在大学期间始终对政治不感兴趣。王大珩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只埋头读书，不问政事的学生。当时，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对大学生的影响，积极在大学里开展学生工作。清华大学的学生中各种组织和各类活动也因此而十分活跃。但王大珩却从未参加过任何学生组织。他与父亲一样对党派不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有两个字学习。王大珩几乎是全盘继承了父亲的科学救国思想，他坚信科技是根本，坚信只要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先进的工业生产，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就会强大起来，中华民族就再也不会受人欺辱了。因此，大学期间的所有政治运动，王大珩几乎都避而不与。他一心一意地埋头读书，一心一意地走父亲指给他的科学救国之路。他爱国，但他坚持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国。因此，在王大珩是决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出国深造继续学习的机会的。

    王大珩到达武汉之后，正逢两年一度的“庚款留学”考试。眼看自己致力于兵工事业的想法付逐东流，王大珩更决意要参加考试出国留学了。

    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左右不了谁，他们只能就此分手了。

    舞曲结束后，王大珩和黄薇立刻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十年过去了，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太多的不同。一个成了共产党员，一个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一个成了革命者，一个是革命者领导下的回国专家；一个成了领导干部的夫人，一个是孑然一身的单身汉。当年，他们同为清华学子，同是热血青年。他们分手，虽是为了不同的道路，但却是为了同一个理想。十年一梦，殊途同归。今天，他们终于又走到一条路上来了。但他们却永远无法走到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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