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去！亲眼看看国民党怎样灭亡！

    据传，有人翻阅本世纪初美国的历史资料，曾从中查阅到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国会辩论记录。这篇记录记载了当时美国国会中对使用“庚子赔款”在中国设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不同意见。

    反对派认为：这笔“赔款”是我们好不容易从中国人手中抠出来的，不管中国人愿意不愿意，既然他们已经同意付给我们了，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留做己用。没有必要拿它去为中国人做好事！

    赞成派则认为：以武力短期内降服一个国家容易，但要改变一个民族的意识，真正从根本上降服一个民族，就不是武力所能解决的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应该从长远考虑，及时切入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让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与美国结缘，在年轻人中培养出一大批今后能为我们所用的亲美的中国人。他们说，以我们美国人的名义用中国人的钱投资于表面上看来有利于中国而实际上有利于美国的事业，我们何乐而不为！

    辩论的结果自然是赞成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国会顺利通过了用清政府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设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提案。

    美国的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英、法、德等国家的注意。这些因入侵中国而获得利益的国家对中国的兴趣始终不减。他们马上积极效法美国，纷纷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留学基金，吸引优秀的中国学生到自己的国家留学。

    于是，便有了这样那样的基金会。

    于是，便有了清华大学校史上这样一段文字记载：清华大学的前身为清华学堂。清华学堂创建于1911年，系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

    于是，便有了“庚款留学”这个颇为费解的名词。

    于是，便有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留学潮”。

    王大珩从重庆来到武汉后，暂时留在兵工厂工作。但在当时那种兵慌马乱的情况下，兵工厂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那一段日子王大珩很苦恼，眼看着江河沦丧，自己却报国无门，有劲使不上。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开始招考赴英国“庚款留学”人员的消息。王大珩毫不犹豫地立刻前去报名了。

    赴英“庚款留学”两年招考一届，每届招收20名。1938年这一届共有400多人参加了报考。这一年的物理专业只有两个名额，一个是理论物理专业，一个是应用光学专业。王大珩因为毕业论文做的是一个光学方面的实验，又由于自己向来对物理实验极感兴趣，便报考了其中的应用光学专业。

    考场设在汉口，考试共持续了两天。一走进考场，王大珩就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很久没进考场了，他喜欢考场里那严肃认真的气氛，喜欢在考卷上挥洒自如的感觉。他甚至想起了父亲那句硬硬的苏州话：考胚！一展开卷子，王大珩的心立刻就平静下来了。他审视着卷面上一道道的题，从不同的出题方法和内容上，他几乎毫不费力就能猜出哪些题是出自哪位先生之手。普通物理题一定是吴有训先生出的。而光学题则肯定出自严济慈先生。王大珩满怀信心地抽出笔，俯在考卷上沙沙沙地一路顺利答了下去。

    刚考完试，王大珩所在的兵工厂就离开武汉撤退到衡阳乡下了。衡阳的乡下很闭塞，住在那里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消息进不来，王大珩被困在乡下干着急。他心里明白，如此下去，即使自己考上了也会因为得不到消息不能按时报到而失去这个机会。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王大珩几乎彻底失望了。就在王大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同事突然从武汉来了。一见面，这位同事就笑呵呵地朝着王大珩嚷嚷道：“请客！请客！”说罢，塞给王大珩一张登载着录取名单的报纸。只看了一眼，王大珩就一屁股坐了下来，长长地吁了口气。

    他考上了，但他得到消息的时候距报到时间只剩下了一个星期。

    在“庚款留学”带来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留学潮中，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被陆续送到了美、英、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确如预期的那样，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成就。但是，令西方政治家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些他们曾经寄予了极大希望的优秀人才，并没有按他们的设想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辅助工具。这批人才学成之后纷纷回国，竞相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科技事业效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科技领域中各学科的奠基人，在各学科的奠定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这批人开拓了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推动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王大珩就这个问题所说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在讲这番话时，王大珩显得很激动，他不停地挥舞着手臂说：笑话！我们怎么可能忘记鸦片战争？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八国联军？仅一个“庚子赔款”，列强们就从我们中国勒索去了十亿两白银。十亿两啊！相当于当时中国人口的两倍半，相当于满清政府十几年的财政收入。说到底，“庚款留学”用的是我们自己的钱，用的是强盗从我们手中夺走的血泪钱！用中国人的血泪钱留学，我们怎么会感激强盗？我们这批人留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今后再也不受这些强盗的欺负，就是为了今后再也不必白白付给他们这种血泪钱！

    是的，西方的政治家们以为他们已经了解中国人了。他们大言不惭地写下什么《中国人之性质》一书，大肆宣扬所谓“中国人种者，世界上最易驯服之人种也”的观点。据说这部书在美国曾重印了1500余次！据说“欧美之人之欲观察中国人性质者，多借其书为证断。”

    这些西方的政治家们毕竟还是太不了解中国人了。对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来说，对一个曾经立于世界之颠的东方大国来说，仅凭这点管窥之见而立论，不免显得过于肤浅了。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重民族气节，崇尚英雄气概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格中虽有儒家的忍让、道家的中庸，但更不乏豪侠烈骨、燕赵之风！

    这些西方的政治家们太自以为是自做聪明了。他们忘了中国有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老故事，叫做“卧薪偿胆”。他们忘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广为流传的那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

    他们太小瞧中国人了！

    不得不再重复一遍这句俗的不能再俗了的话：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

    王大珩离国时的情景与三十年前父亲离国时的情景几乎毫无二致。当年，父亲是在甲午战争炮火的敦促下走出国门的。如今，王大珩是在“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撼下离开祖国的；当年父亲所去的日本和如今王大珩所去的英国，都是近代史上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当年父亲所抱的理想和如今王大珩所怀的志向，都是忍辱求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当年，没有一个亲人来为父亲送行，父亲是孤身一人登上渡轮，告别祖国的。如今，王大珩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他已经与亲人们失去联络很久了，他甚至不知道陷于日寇占领中的亲人们是否依旧活着，不知道他们即便活着又该怎样生存。

    与三十年前的父亲一样，王大珩俯在船舷上，默默地望着眼前那片渐渐远去的土地，默默地望着还在战火中呻吟着的祖国，泪水一下浸湿了双眼。

    雾，到处都是雾。粘稠的浓雾濡湿了太阳的眼睛，濡湿了城市的毛孔，濡湿了人们的脚步。一切都变得沉甸甸的了。

    伦敦到了。

    英国以其特有的绅士般彬彬有礼的冷淡接待了王大珩。王大珩发现英国人很注重仪表，很有教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自然就少了许多在殖民地时的飞扬拔扈，多了许多拘谨稳重的绅士风度。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在看到中国人的时候，使用那种居高临下的轻蔑目光。并不妨碍他们在走过中国人居住区的时候，使用一下“China Town”这个带有“贱民区”、“下等人住所”意味的侮辱性称谓。

    初到英国，有一件事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有一次王大珩与一位中国同学一同上街购物。不知为什么店里的老板那天对他们二位格外殷勤。直到临走时他们才搞明白，原来，是因为同去的同学那天穿戴的比较讲究，老板错把他们当成日本人了。待到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后，老板的态度就立刻明显冷淡下来了。虽然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国家，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同为黄种人，但在英国人的眼里，日本的经济比较发达，而中国则是个落后的不发达地区，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看重日本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有理由瞧不起中国人！

    落后会使一个国家受到外强的侵略，会使一个国家丧失应有的地位。落后会使这个国家的国民遭受羞辱，会使这个国家的国民丧失人格的尊严。这些过去父亲曾无数次讲过的，今天王大珩都体验到了。王大珩把这一切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他憋足劲儿一头扎进实验室，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王大珩到英国之后，被分配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在技术光学组的实验室里做研究工作。为了学习方便，王大珩在学院附近找了一个“学生店”住下了。这是一个十分简陋拥挤的“学生店”，王大珩租下了顶层上一个长期没有人愿意租用的小阁楼。小阁楼只有八平方米，里面勉强放进一张床以后，就连再塞一张桌子的地方都没有了。但王大珩对这个住处却十分满意，因为这个住处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离实验室近。从王大珩的小阁楼到实验室，只需要走五分钟的路。

    其实，王大珩也很少能有时间回到这个小阁楼里，他几乎白天晚上都埋头于实验室的工作中了。在伦敦学习的整整两年的时间里，王大珩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游览一下，他没去过伦敦的任何一个景点儿，他几乎就没走出过从实验室到阁楼之间那段只有五分钟路程的直线。

    帝国学院的同学们很快就对这个小个子的中国留学生刮目相看了。王大珩不仅基础知识扎实，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做实验的动手能力极强。清华大学物理系注重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教学特点，在这里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王大珩做起实验来方式方法灵活，仪器设备摆弄的得心应手。同学们有了问题便常常喜欢请他帮忙，同他商量。

    在此期间，王大珩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篇关于光学设计的论文。其中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差对最佳象点位置和质量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优化理论导致以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论点。直到今天，这篇论文还经常被国内外有关专著加以引用。其中所阐述的一些思想和观点，至今仍是大孔径小象差光学系统设计中象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日本学者小仓磐夫在近年出版的专著《现代照相机和照相物镜技术》中，不仅全文引用了王大珩的这篇论文，并在其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两年以后，王大珩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硕士学位。随后，他开始向下一个目标进攻：攻读博士学位。

    至今，人们还对王大珩为什么没能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有着种种猜测。

    有人说王大珩大概是没能找到继续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有人说好象听说王大珩与他的博士导师在学术上的意见有分歧，没能通过；还有人说那是王大珩自己放弃的。这几种说法听起来都不那么可信。尤其是最后一种说法，其真实性尤为令人生疑。试想，一个由学士而硕士，一心攀登博士学位的学子，在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之后，怎么可能主动放弃眼前垂手可得的学位呢？这种解释似乎更象是一种推托，一种遁词。

    但这却是事实。事实上，的确是王大珩自己主动把垂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放弃掉的。

    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但却的的确确曾经发生过。

    王大珩到英国后的第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起初，战争距英国还远，一切似乎都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法国沦陷以后，战火便开始迅速向英国蔓延。1940年7月，纳粹终于挑起了“不列颠之战”。纳粹德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开始整日在英国的上空盘旋交战，战争带着恐怖的喧嚣清晰地闯入了人们的生活。

    1940年8月24日夜晚，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的王大珩走出实验室。夏日的月夜很透彻，月光如水，微风把一阵阵清爽撩在他的脸上，疲劳顿时减轻了许多。王大珩舒展了一下，便向他窝居的那栋小阁楼走去。

    此刻，伦敦市中心的一个电影院刚刚散场，人们正簇拥着走出电影院的大门，走上大街。天晚了，电影院附近的几个小酒馆里，那些喝了一个晚上的人们也被散场的人声唤醒，纷纷起身离座，准备回家去了。市中心的大街上一时竟有了许多的人。

    突然，空中响起了一阵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人们还没来得及抬头看个清楚，两颗炸弹便呼啸着从天而降，一下子落入了人群之中。两声巨响之后，伦敦街头顿时血肉横飞，一片惊呼惨叫。

    爆炸声使刚刚走到小阁楼前的王大珩吃了一惊。王大珩停下脚步，向发出巨响的方向望去，远处浓烟滚滚。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紧紧地攫住了他……

    据载：1940年8月24日夜晚，两架迷航的德国飞机闯入伦敦上空，扔下两颗炸弹后慌忙逃窜。这是炸弹首次落入伦敦市内。次日，被激怒的邱吉尔首相立刻命令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进行报复性轰炸。8月25日，由81架轰炸机组成的迄今为止英国皇家空军派出的最大机群空袭了柏林。

    不列颠之战迅速升级。

    战争又一次在王大珩面前打开了它那残酷的画卷。伦敦再没有了往日的绅士风度。空袭的警报声越来越频繁地在城市的上空发出哀鸣。人们象蝗虫般拥向深藏在泰晤士河下面的地铁，拥向那些废弃多年的铁路隧道，躲避从天而降的灾难。到处是是尸体和鲜血，到处是危险和恐惧，到处是呻吟和哭泣……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冲突，是一场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也是一场在武器及技术装备上投入最多、发展最快的战争。这场战争第一次动用了大批的飞机、坦克，使用了多种新式兵器和技术仪器，运用了许多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武器，这个战争的宠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强刺激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然间迅猛发展起来了。

    给王大珩带来最直接感受的是光学玻璃在武器中的大量使用。战前，英国的光学玻璃生产量每年只有30吨左右，光学玻璃制造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国家的补贴来维持的。二战爆发以后，光学玻璃的需求量开始急剧增长，由原来的每年30吨骤然猛增到2000吨。这使王大珩对光学玻璃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不可能不发生兴趣，对王大珩来说，能促使他对这些产生兴趣的基础实在是太深厚太悲怆了。它源自于100年来使中华民族蒙羞受辱的鸦片战争，源自于父亲口中陈述的那场惨烈悲壮的甲午战争，也源自于王大珩自己亲身经历的日寇侵华战争。几乎在曾经发生过的所有战争中，中国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落后来面对敌人的先进，不得不用过时的破旧兵器来面对精良的新式武器。战争，使中国失去的太多太多。落后，使中国失去的太多太多了。因此，在周围的许多人因战争爆发而在考虑回国问题的时候，王大珩却突然蒙生了一个念头：战争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它能使我接触到那些平时所无法接触的工作，能使我学到一些平时所不可能学到的东西。也许，我能因此而学到光学玻璃！

    今天，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光学玻璃在当年具有怎样宝贵的价值了。在现代生活中，光学玻璃几乎随处可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光学玻璃早已由科研尖端成果过渡为一种最普通的应用光学材料了。甚至人们走在路上，都时常可以随脚踢到几片废弃的光学玻璃。但是在当时，光学玻璃却是世界性的尖端产品，它的制造技术是高度保密的。世界上只有英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制造出光学玻璃来。

    王大珩决定到雪菲尔去，因为只有雪菲尔大学设有玻璃制造专业。他决心去那里跟随世界著名的玻璃学家W.E.S.Turner（特纳）教授从事玻璃研究，攻读博士学位。于是，王大珩主动向帝国学院提交了申请。不久后，王大珩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雪菲尔大学，进入玻璃制造系继续深造了。

    在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系，王大珩的研究工作一直进展得很顺利。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的话，王大珩获得博士学位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年半以后，正当王大珩专心致至地进行玻璃研究，为撰写博士论文做着种种准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出现在王大珩的面前。这个机遇的出现使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942年的春天，王大珩在伦敦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汉德（W.C.Hynde）突然到雪菲尔来看望他。汉德是英国最大的玻璃制造公司昌司（Chance）玻璃公司的雇员。汉德告诉王大珩，昌司公司研究实验部眼下有一个空缺，正好需要一名从事技术光学研究的物理师，他想到了学技术光学的王大珩，就向公司做了推荐。公司对王大珩的条件很满意，他此行就是专程来找王大珩，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

    王大珩听后心中不由悠然一动。昌司玻璃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极少数的几个厂家之一。如果能进入昌司公司工作，就有可能接触到光学玻璃，学到最先进的技术。这个消息太叫王大珩动心了。但是，王大珩这时正在埋头攻读博士学位。他已经在W.E.S.特纳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课题研究，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如果此刻去昌司公司工作，他在雪菲尔这一年半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他面前那垂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就将付之东流。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去昌司公司工作。但王大珩深知昌司公司的职位可不是随时都有的。一般情况下进昌司公司都极其困难，昌司公司选择雇员十分严格，而且极少录用外国人。若不是在目前这种战争的非常时期，若不是急需人才，这个机会恐怕也不会白白地送到王大珩的面前。

    博士学位和光学玻璃突然同时摆在王大珩的面前，他必须选择其一。

    不！应该说，他必须放弃其一。

    勿庸质疑，如果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王大珩当然应该选择博士学位，因为学位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太重要了。学位几乎能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不论从前还是现在，学位始终都是被做为衡量知识分子含金量的一个重要标志，用它来判定一个知识分子的学识，用它来标明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价，用它来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地位。

    但是，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就应该选择光学玻璃了。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当然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在中国，光学玻璃这个领域不仅仅是落后，而是空白！中国根本就没有光学玻璃！

    王大珩选择了。他选择的是他所珍爱的光学玻璃，选择的是他所珍爱的祖国。

    王大珩放弃了。他放弃的是垂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放弃的是个人利益。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博士学位和光学玻璃之间选择后者，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选择国家！而王大珩却毅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周围的许多人都曾试图劝阻过王大珩，包括导师在内的很多人都替王大珩感到过深深的惋惜。但直到今天，王大珩却从未对自己当年所做出的这一选择后悔过。

    王大珩说，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在昌司玻璃公司的工作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他带回祖国的配方，也在中国光学玻璃的研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大珩还说，他的祖国从未因为他没有博士学位而看轻他，从未因为他不是博士而不重用他。

    他选择了祖国，祖国也因此而选择了他。

    1942年，王大珩来到了伯明翰。

    伯明翰是英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城市，是英国的重工业中心，昌司玻璃公司就设立在这里。王大珩在昌司公司的职务是研究实验部的物理师，他与另一位物理师共同负责进行玻璃发展方面的研究，负责在玻璃发展方向和如何发展方面向公司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报告。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它很象现代企业中盛行的“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一类的机构。老板对你没有硬性的任务定额，没有指令性的研究课题，一切都由你自己来掌握。你自己去研究市场前景，你自己去把握发展方向，你自己来寻找新的课题。但是，你得不断地把你的研究成果、设想提供给老板，为老板的决策提供依据。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你可以通过老板来对企业施加个人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你个人就可以决定企业的命运。

    直到1948年回国为止，王大珩在昌司玻璃公司工作了整整六年。这段时间是王大珩在英国期间收获最大，也是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个时期。昌司公司的这段工作经历为王大珩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为他后来成功地开创事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以说，昌司的这六年使王大珩终生受益。

    那么，昌司究竟给了王大珩些什么呢？

    首先是眼光。王大珩来到昌司后，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学科的最前沿。他必须站在这个位置上，时刻关注学科的发展现状，掌握学科的最新动态。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对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这种工作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所培养的决不是普通的科研素质，而是那种具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超前意识的战略科研素质。

    其次是观念。很长时间以来，在科学领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所谓纯科学的观念，认为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是纯理论过程，是高于一切的。因此，往往重视理论科学而轻视应用科学，重视科研理论而轻视生产成果。昌司把王大珩一下子送到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点上，使王大珩看到了科研与生产的紧密关系，看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从而使他得以及早地从学院派的传统观念中摆脱出来，为他树立科研为工业为生产服务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点极为重要的，就是昌司赋予了王大珩一个特殊的学习环境，培养了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一般留学生走的都是一条从国内大学到国外大学，从这个实验实到那个实验室的道路。而王大珩则是从理科到应用科学，到昌司以后又进入了工科，进而接触到原材料工业，这些使王大珩的知识面大大地丰富于那些只埋头于书本、实验室的人。使王大珩的各种能力包括实际工作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工程技术管理能力、协调科研与生产关系的能力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王大珩在昌司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此期间，他研究了光学玻璃的光谱吸收与退色；研究了BO组分对光学玻璃折射率的影响；研究了光学玻璃不同煺火条件对折射率、内应力及光学均匀性的影响；改进了煺火样品折射率微差干涉测量方法；虽然由于保密的原因，王大珩还有许多研究成果都没有机会得以公开发表。但英国还是真实地记录下了一个叫王大珩的中国人的名字。

    至今，在英国还有王大珩的一项专利。那是王大珩到昌司后的第一项科研成果。到昌司后不久，王大珩与他的英国同事一起对玻璃行业的现状进行了研究。经过认真地分析，他们预见到稀土光学玻璃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便及时地开展了稀土光学玻璃的研究。这一项目的开展，使昌司成了英国最早进入稀土光学玻璃领域的厂家，也使他们两个人成了英国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英国获得了专利。

    1966年，英国《科学仪器展览会》在天津开幕。众所周知，英国的精密仪器行业起步早，发展快，科学仪器十分先进。人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兴致勃勃地在英国专家的引导下参观那些精密仪器。当走到一台V-棱镜精密折射仪面前的时候，英国专家突然提高了嗓音向大家介绍说：“请各位注意，现在，我想请各位仔细看一下摆在你们面前的这台V-棱镜精密折射仪。这台性能非常好的仪器是在四十年代由昌司玻璃公司设计出来的，至今，它仍是光学玻璃实验室和工厂延用的基本测量仪器。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设计这台V-棱镜精密折射仪的是一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因为这项设计曾经获得了英国科学仪器协会颁发的第一届英国青年仪器发展奖。当时，获得这项殊荣的只有三位年轻人，而这仅有的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位是值得你们骄傲的中国人！请记住，他的名字叫王大珩！”

    一次，与一位青年科学家谈起王大珩。这位青年科学家说：“你发现没有，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他们那一辈真正留过洋的老科学家中倒很少能找到崇洋媚外的心态。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告诉你，崇洋媚外与妄自尊大一样，绝对是一种盲目的心态，是非理性的。洋鬼子其实也同鲁迅先生笔下的土鬼一样，只听人说起没见过时最可怕，待到真的面对面较量的时候，就说不上是谁怕谁了。”他又说：“不信你可以去访一访王大珩先生，或是随便访访哪一位从国外回来的老一辈科学家都行。你不妨问问，他们可曾有过崇洋媚外的念头？”他很自信地笑了笑说：“我可以把话先说在前头，他们绝对不会有的！”

    就去问王大珩了。老人想都没想就用平淡的语气回答道：“没有。我们这些人好象都不大会有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老人这回似乎是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清楚哪些是该羡慕的，哪些是不该羡慕的吧？”想了想又说：“还可能是因为我们了解他们，曾经与他们共过事，大家彼此彼此吧？”

    “是不是因为你们曾经同他们面对面地较量过，知道他们不是对手呢？”

    老人微微笑了一下，说：“这种事情不大好说。总之，有一点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很有底的，就是真正做起事情来，我们中国人决不会比人家差。”

    英国是一个等级观念很强的国家。它习惯于严格地按照人的出身、职业、身份、地位把人群划分成不同的阶层，或贵族，或平民，或上流社会，或下流阶层。在这里，不同层次的人群各自有着不同的活动圈子，很难相互交叉，绝少互相来往。但王大珩他们这些留学生则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们工作在属于上流社会的高等学府，但却栖身于属于下流阶层的平民家庭。

    王大珩在英国的十年间几乎一直住在这样的平民家庭中。这是一种双方都认可的互补方式。对王大珩他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留学生来说，只能租得起这样的便宜房子。而对生活在底层的英国平民来说，若不是生活窘迫，也不会为了几个房租钱而在自己的家里接纳这些来去匆匆的穷房客了。这也许就是王大珩们之所以长期置身于英国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等上流社会，而仍不失平民气的原因之一吧？

    五十年代初，王大珩去天津开会，顺便去看小妹。小妹刚刚结婚，在同学的家里借了一间房子住。王大珩到小妹家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小妹要叫醒同学安排王大珩住下，王大珩怕打扰人家说什么也不让，就在客厅的地板上凑合着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那个同学看到小妹的哥哥卷缩在客厅的地板上睡觉，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一个劲儿地埋怨小妹为什么不叫醒她。而王大珩却毫不在意，边收拾边客气地向人家道谢。两下正说着，来接王大珩开会的车到了。那个同学这才知道小妹的哥哥还是个有名的大教授呢！她吃惊地瞪大眼睛，好半天才冒出了一句话：“小妹呀，这就是你那个当教授的哥哥吗？他也太不象教授了，怎么一点架子都没有呢？”

    与王大珩同时考取留英物理专业的另一个学生是彭桓武。王大珩与彭桓武的关系很好。有一次，彭桓武要来王大珩的住处看王大珩。按照惯例，房客在家里接待客人一般都要先与房东打个招呼。那时彭桓武正在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做副教授。房东问王大珩客人是做什么的，王大珩就如实告诉说是个副教授。听说居然要来个有身份有地位的教授，房东一家子立刻振奋起来了。房主人说，这下我可看到教授了，我得好好看看教授是个什么样子。彭桓武就来了，穿一套皱皱巴巴的衣服，蹬一双没有光泽的旧皮鞋，一副随随便便疲疲塌塌的样子。弄得房东全家目瞪口呆、大失所望。人都走了好久了，房主人还一个劲地追着问王大珩：“他就是教授吗？他真是教授吗？他也太不象教授了呀！”如今彭桓武已经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了，但穿着仍旧很随便。1996年，彭桓武获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奖。王大珩和老伴在电视里收看颁奖实况时，发现彭桓武领奖时居然很难得的穿了一身挺体面的西服。事后，老伴打趣地逗彭桓武说：“哎呀，老彭什么时候也做了套新衣服，那天穿得蛮精神的嘛。”谁知彭桓武听后却乐了，笑着说道：“哪里呀？那套西服还是三十年前做的呢，好不容易才穿到身上。你在电视上看不清楚，离近看看就漏馅了，那上面有好多虫子咬的窟窿眼子呢！”

    王大珩与他住过的几个房东相处的都十分融洽。那都是一些很淳朴很善良的普通英国老百姓。他们象对待家人一样对待这些远离家乡的外国学生。招呼他们休息，招呼他们吃饭。有时候，一个家庭里同时住着几个不同国籍的留学生，就会出现一些很有趣的情形。吃罢晚饭，全家人和房客们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口音交织在一起，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话题纠缠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看似怪异但却很温馨的，看似生硬但却很和谐的一个充满情致的傍晚。

    闲暇时，王大珩常愿意帮助房东做些事情。他最喜欢修剪房东院子里的草坪了。每当王大珩推着剪草机走进青草地，心中就会荡漾起一片绿色的涟漪，他喜欢绿色，他会象一个真正的修草工一样，把绿色的草坪修剪出不同的花样来。在英国，王大珩唯一的爱好就是在假日骑上自行车出去寻找绿色。他喜欢看野外的风景，能在丘岭地带一连骑上几个小时不下车。他能从伯明翰骑到雪菲尔，从利物普骑到伯明翰，一口气骑100多公里。每到放假前，王大珩早早就准备好了自行车、地图、行囊。两个星期的假日，王大珩能骑着自行车在外面跑上十一、二天。跑到哪就住在哪，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王大珩还有旅游这样一个爱好了。王大珩的这个爱好是在回国以后不知不觉地戒掉的，理由只有一个字：忙。80岁以后，王大珩外出开会偶尔会带上老伴，以便有个照应。有一次，组织会议的人利用会议间隙的一个上午，专门安排王大珩和老伴到附近的风景区玩了半天。两位老人的兴致好极了，王大珩说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机会这样好好地看看风景了，老伴则说她从来也没有和王大珩一起这样玩过风景，这辈子这还是第一次呢。回来后的整个下午，两位老人总是不知不觉地就把话题扯到那些风景上去了。那种孩子般的兴奋，看着让人心疼，想着令人惭愧。

    在英国的生活很寂寞，王大珩常常连一个能用母语交谈的对象都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外语多么流利，运用的多么自如，也永远不能替代母语带给他的那种独特的心理感受。外语永远是从嘴里说出来的，只有母语才会从心底流淌出来。母语是种族的血液，是浸透在血液中的种族文化，是滋润种族生命的根。没了母语，生命与生命间便少了许多直接的触摸，情感与情感间便多了一些碰撞的理由。在没有母语的寂寞中，王大珩渐渐地学会了与音乐交谈。王大珩发现音乐才是全人类共同的母语，她没有国籍，没有任何交流的障碍。王大珩从此爱上了音乐，他省吃简用买了一台留声机，让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们陪伴着他走过无数个寂寞的黄昏和夜晚。他喜欢在音乐中思考，在音乐中工作，在音乐中休息。他几乎离不开音乐了。回国的时候，因为无法带太多的行李，王大珩舍弃了许多心爱的东西，却独独没有舍弃他的留声机，没有舍弃那一大摞死沉死沉的旧唱片。那里面有一张王大珩最心爱的交响乐伴奏童声合唱。这张唱片后来在文革中丢失了。直到今天，王大珩提起来还总是十分遗憾地念叨着：“可惜了，真是可惜了。那张唱片好听极了，听到它你就会忘掉一切。”

    八十年代中，王大珩去英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王大珩原准备一到英国就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汉德（W.C.Hynde），但因为会议议程安排得太紧张，实在抽不出时间，就只好先忙会议了。会议结束前，王大珩请英方替他先同汉德先生联系一下，告诉汉德自己明天要去看他。只一会儿，负责联系的人就回来了，来人脸色阴郁地走到王大珩面前，用低沉的声音说：“对不起，王先生，我……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你说……”王大珩诧异地抬起头，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紧紧地抓住了他，他紧张地注视着来人，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来人艰难地换了口气接着说道：“非常遗憾，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汉德先生在昨天突然逝世了。”王大珩一下子跌坐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

    一夜通宵未眠。一闭上眼睛一个苏格兰小伙子坦诚开朗的微笑就出现在面前。半个世纪的交往如同一本保存完好的旧画册，一页一页清晰地从眼前翻过……

    汉德是王大珩在伦敦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苏格兰小伙子，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脸上永远带着一副坦诚开朗的微笑。汉德出身于平民阶层，上伦敦大学以前一直在玻璃厂工作。他没正式上过大学，是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大学资格认定的。后来，汉德所在的工厂发现这个小伙子很聪明，很有培养前途，就把他送进了伦敦大学应用光学系来深造了。在大学里，汉德各方面都活跃，功课也好。但汉德却很佩服王大珩，非常愿意与王大珩在一起研究问题、探讨课题。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王大珩的佩服，固执地认为王大珩很了不起，坚持说王大珩将来一定会更了不起。

    那时，王大珩常给汉德讲自己的祖国，讲祖国的古老文化，讲祖国现在的悲惨处境，讲自己渴望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有一次，王大珩请汉德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那家餐馆附设有一个专门经营中国民间艺术品的小商店。吃过饭后，王大珩便带着汉德细细观赏那些精美的中国工艺品，兴致勃勃地--为汉德做着介绍。直把汉德看得目瞪口呆，赞不绝口，从此汉德便深深地为中国民间艺术所折服了。后来有一天，汉德突然来找王大珩，说他要订婚了，他想在订婚时为新娘选择一件精美的礼品。可他跑了许多地方，看了好多东西都觉得不满意，就想起了王大珩，想起了那些精美的中国工艺品。汉德恳切地请求王大珩一定要帮他在中国艺术品中选出一样东西送给他未来的妻子。他说他认为只有中国艺术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品，只有中国的艺术品才配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王大珩很为汉德对中国艺术的迷恋所感动，就精心挑选了一幅苏绣送给了汉德。那幅苏绣上刺绣的是一蔟清新淡雅的紫罗兰花，素白色的背景上，紫罗兰姿态优雅地伸展着腰身，羞涩地摇拽着一朵朵淡紫色的小花，于动人的娇美中透出一派高贵脱俗的气质。王大珩告诉汉德，苏绣出自于自己的故乡苏州，它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名绣之一。

    在学校时，王大珩曾与汉德共同制作过一个胶合镜头。这个胶合镜头是由两个镜片粘合在一起制成的。王大珩和汉德各自珩磨加工了一个镜片，然后把两个镜片紧紧地粘合在一起，加工出一个完整的胶合镜头。他们合作得很成功，做出的镜头效果非常理想。当时，汉德曾经高兴地说这是他们友谊的象征，他和王大珩的友谊就象这个胶合镜头一样，紧紧地连在一起，永远不会分离。

    毕业后，王大珩和汉德还一直保持着联系。王大珩在英国的整个期间，他们之间的交往始终都很密切。汉德十分了解王大珩念念不忘发展祖国光学事业的心愿，十分理解王大珩渴望掌握光学玻璃的迫切心情。所以，后来汉德才积极创造条件，竭力向昌司公司老板推荐王大珩，使王大珩得以进入昌司公司工作。王大珩十分珍惜汉德对自己、对自己祖国的这份情谊，他始终把这份情谊深深地记在心里。

    但回国后不久，王大珩就主动与汉德中断了联系。不是无情，是无奈。王大珩总想等一等，等情况好一些时再与汉德联系，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浪潮，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想莫名其妙地牵扯上一个海外关系，谁也不愿意无缘无故地被扣上一个里通外国的帽子。可王大珩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断就是三十多年！

    改革开放以后，与外面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有一次，王大珩前去参观一个英国举办的展览会，走着看着，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展台竟是昌司公司的。没想到昌司公司也来参展了！王大珩愣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叫了一声；汉德！随着这声呼唤，那埋藏在心底的久远的友情突然间澎湃起来。王大珩有些冲动地立刻找到昌司公司派来的参展人员，迫不及待地向他们打听汉德的消息。没想到，昌司公司的人一听说他就是王大珩，立刻高兴地拉住他的手连声说道：“可找到你了！可找到你了！”原来，他们都知道王大珩，都知道昌司曾经有过一个出色的中国物理师，名字叫做王大珩。他们说汉德常向他们提起他。

    重相逢时，王大珩和汉德都已是年愈古稀的七十老叟了。王大珩是利用去英国开会的一次机会与汉德见面的。当时，汉德早早就跑到火车站去接王大珩，一见面，两位老人就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了。汉德一定坚持要王大珩住在他的家里，他说为了欢迎王大珩他把儿子媳妇全家人都叫回来了，他们要好好团聚一下。进了家门，王大珩的眼前突然一亮，一幅清新淡雅的紫罗兰迎面悬挂在客厅正中。几十年过去了，紫罗兰仍旧那么高雅清丽，仍旧那么娇美新鲜。王大珩走上前去，轻轻地抚摸着这幅显然一直被主人精心珍藏着的苏绣，心中不由感慨万千。汉德太太很自豪地告诉王大珩说，许多人都以为这是一幅中国画呢。每当有客人称赞这幅画画得漂亮的时候，她就会得意地让客人走到近前去仔细看一看，她就会告诉客人这是一位中国朋友送给他们的中国苏绣，告诉客人苏绣有几百年的历史，是中国名绣之一呢！王大珩听着，一股暖流便缓缓地从心底汨汨流出。

    象当年一样，王大珩留宿在汉德家。也象当年一样，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抢着话头谈到很晚很晚。汉德很有成就，他是世界上首先把浮法玻璃的成果工程化，使其发展为生产线形成产品的人。在当时，这项工程是英国的一项国家级重点项目，汉德为此曾荣获了一项世界玻璃工业方面的发展奖。他们俩都为对方的成就而感到骄傲。那是他们俩相聚的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他们就分手了。分手时，汉德问王大珩我们还会见面吗？王大珩肯定地答道：会的，我一定会再来看你！汉德就笑了，仍旧是那种坦诚开朗的微笑。

    王大珩没想到汉德会等不到与他见上一面就去了，没想到他千里迢迢赶到英国来只是为了参加汉德的葬礼。王大珩一直在自责，他很后悔没有一到英国就与汉德取得联系，只差了两天！谁能想到，两天的时间就会差出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生死界限！王大珩以为在汉德面前自己的心永远不会再安宁了。但是，当他站在汉德面前，看到安祥地躺在鲜花丛中的汉德，看到凝固在汉德脸上的那坦诚开朗的微笑时，他的心却一下子平静了。王大珩突然明白了，汉德是希望自己来为他送行，一直在等着自己来为他送行的。汉德一定是有意让自己出席他生命的最后典礼，为他们半个世纪的异国友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也许，这一切原本都是汉德早就安排好了的。

    王大珩轻轻地走上前去，为汉德献上了一束清香淡雅的紫罗兰。

    离伯明翰不远有一个叫斯塔福德的地方，那里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故乡。与重工业集中的伯明翰相比，莎翁的故乡山清水秀，一片田园风光。

    1947年春天，在莎翁故乡那个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出现了一条小船。船上，两位中国青年一边随意地荡着双桨，一边热烈地交谈着。其中那位体格健壮的青年人显然十分健谈，他不停地讲述着什么，还常常激动地打着手势。另一位青年人则显得文静一些，他始终若有所思地认真听着对方的话，不时习惯地扶一扶眼镜，提出几个问题。

    这两位青年人就是王大珩和钱三强。十分健谈的那位是钱三强。钱三强在法国留学，他这次到英国来办事，特地抽出了两天时间，专程跑到伯明翰来看王大珩。今天，王大珩就是专门陪钱三强到莎翁的故乡来游玩的。

    许多年不见了，钱三强仍旧还象当年在清华时一样的热情奔放。当时，法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组织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国家，钱三强在法国已经与共产党有了很深的接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莎翁故乡的那个幽静的湖面上，钱三强以压抑不住的热情，给王大珩介绍了许多国内情况。

    钱三强很神秘地问王大珩：“大珩，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吧？”

    王大珩想了想回答说：“在学校时听说过，好象很有些进步倾向。”

    钱三强笑着摇了几下桨，说：“对，共产党是真正的进步组织。你不知道，共产党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已经在国内发展壮大，成了气候了！”

    王大珩有些惊讶地“哦”了一声。王大珩从来就不是很关心政治党派的，他只听说过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印象也不错，仅此而已。他多少有些奇怪，在国民党统治下共产党怎么会成了气候了？

    于是，钱三强给王大珩讲了许多共产党的事情，讲了共产党的纲领、奋斗目标，讲了共产党为老百姓做过的种种好事，讲了共产党现在的发展状况。钱三强说：“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有希望了。”接着，钱三强又举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他说：“大珩，你都想象不到共产党有多能干。咱们还不知道吗，陕北那个地方有多穷呀，可自从共产党在那建立根据地以后就全变了。告诉你，现在连陕北那个穷地方都能吃上肉了！”

    这下子，王大珩可是大大地惊讶了一回。连陕北那个地方都能吃上肉了，这在王大珩想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中国共产党恐怕还是真有两下子的，王大珩想。

    钱三强还告诉王大珩，国民党现在非常腐败，在国内的威信极低。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搞得民不聊生。

    那一天，钱三强与王大珩谈了很多很多。王大珩向钱三强讲了自己的苦恼。身在异国他乡，王大珩始终十分关注祖国的情况，但许多年来，王大珩只能通过一些间接渠道断断续续的得到一点消息。在王大珩的印象中，祖国一直处于水深火热的战乱之中。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掳掠无恶不做，横行霸道了整整八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抗战的胜利。起初，王大珩和许多在国外漂零的人一样，也曾真心地为祖国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而欢呼庆贺过。他们纷纷奔走相告，满怀信心地做好了回国的准备，他们以为中国有希望了，他们以为中国人从此后就会摆脱战争的灾难过上平静安宁的日子了，他们以为祖国终于需要他们了。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国民党很快就挑起了内战。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熄灭，国内战争的战火就骤然燃起，人民立刻又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战乱之中。面对这种情况，王大珩和许多想要回国干一番事业的人一样，只好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又开始了无奈的等待。王大珩告诉钱三强，他从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的打算，他没有一天不想回国，没有一天不想振兴祖国的光学事业，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不知道要这样等到何年何月才是头。

    听了王大珩的话，钱三强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大珩，从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注定是要灭亡的。我想，我们不妨早点回国，亲眼看看国民党的腐败，亲眼看看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混乱状况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情况，亲眼看看国民党是怎样灭亡的。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受到一次反面教育，可以一起来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对！我们回国，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王大珩激动地说。

    两双手一下子紧紧地握到了一起。他们约定分手后就立刻开始分头准备，争取及早动身，一起回到祖国。

    “大珩，”钱三强兴奋地对王大珩说：“我最近看到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叫《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写的。”钱三强热情地向王大珩介绍了《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论点。他说他很赞成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赞成毛泽东关于中国目前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提法。说着说着，钱三强就激动了，他一下子站起身来说道：“大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后有几句非常精彩的话，我来背给你听。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半年以后，王大珩如约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十年了，没想到自己竟在海外漂泊了整整十年！离家时王大珩才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如今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在一个月的航程中，王大珩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描绘着亲人的模样，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描绘着祖国的模样。他恨不得一步就跨过大西洋，跨过印度洋。他恨不得一下子就回到祖国的怀抱，一下子就回到亲人的面前。

    航船驶过了好望角，驶过了马六甲海峡，祖国越来越近了。王大珩站在船头久久地向远处遥望着。他终于回来了，与父亲当年一样满怀希望满怀抱负地回来了。又是一次惊人相似的历史的重复，只是王大珩比父亲当年更年轻。

    但愿王大珩会比父亲更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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