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迅猛的冬季攻势结束之后，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就被分割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块之中了。东三省转眼间只剩下了沈阳、长春、本溪、锦州、抚顺几座孤岛。为了挽救东北局势，蒋介石三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陈诚、卫立煌轮番登场，但最终也未能扳回东北的败局。先是长春在长达五个月的围困中弹尽粮绝，不得不举义投诚。而后，辽沈战役又使卫立煌全线崩溃，东三省相继获得解放。东北战场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开始乘胜挥师入关，直抵平津、淮海，步步紧逼地敲响了国民党的丧钟。
王大珩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虽然回国前早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一进入国统区，王大珩还是为国民党的种种腐败行径所震惊了。
首先是带回国的行李取不出来。没办法，只好连托人带找关系的，活活折腾了半个多月，好不容易才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了出来。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被托的人一笑，说了实话：你是刚回国，不了解这里面的道道道。告诉你吧，要是早把钱顶上去，你这行李早就拿出来了！这才恍然大悟。
接着就是怎么也买不到三等车的票。只有头等车、二等车，爱买不买。二等就二等吧，无非多花几个钱，回家心切，钱多钱少也就是次要的了，王大珩想。但待上了车才发现，整个一列火车只挂了一节三等车厢。难怪买不到三等车的票呢，人家压根就没想卖那种赚不了几个钱的廉价票。再仔细看看就明白了，这二等车其实就是三等车，只不过是换了个二等车的牌子挂上了，车厢一律没变。
再往下就越来越叫王大珩吃惊了。领工资要用麻袋去装，买一张大饼要拿一张大饼那么厚的一摞钱，买一块豆腐要用摞起来足有一块豆腐那么高的一捆钞票。在北平领了第一个月的薪水100块金元券，有人立刻指点王大珩，你得赶快去把它兑换成现大洋，不然就得眼瞅着它变成废纸了。走到街上，就见站着一溜换金元券的，不免叹了声：这年头发什么财的都有哇。叹罢后便从第一个开始问，嫌价钱高再去问第二个、第三个。依次问下去，竟一个高过一个。再回头去找第一个时，却早已不是刚才的价了，又涨了。这才明白过来，赶情这价是见风涨的。索性不换了，揣着100块金元券下秦皇岛去上海。坎坎坷坷地走到上海后，才发现这下亏大了，那100块金元券只够买三碗光面的了！
不仅生活难，做事更难。
回国之后不久，王大珩就接到了严济慈先生的邀请。严济慈先生当时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所长，他刚好在物理研究所里支起了一个光学摊子。听说王大珩从英国回来的消息后，严济慈先生十分高兴，他非常希望专攻应用光学的王大珩能参加进来，就立刻发出邀请，请王大珩到北平研究院来从事光学研究工作。
但当王大珩到了北平研究院后，却又意外地收到了另一个邀请----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厂长兼总工程师龚祖同的邀请。龚祖同是王大珩的清华校友，早王大珩几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龚祖同又去了德国学习应用光学。龚祖同回国后就想要搞光学玻璃，他用了几年的时间东奔西跑到处寻找机会，却一直未能如愿，只好暂栖在耀华玻璃厂了。但龚祖同却始终没有放弃搞光学玻璃的念头，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求王大珩到他那里去，利用耀华玻璃厂的现有条件，两人联起手来搞出中国的光学玻璃来。
一面是德高望重的严济慈先生的邀请，一面是老校友言辞切切的请求，王大珩两难了。考虑再三，王大珩最后还是下了去秦皇岛的决心，因为秦皇岛更具备搞光学玻璃的条件，因为他实在无法抵制光学玻璃对他的诱惑。王大珩告辞了严济慈先生，带着他的光学玻璃梦，满怀希望地奔向了秦皇岛。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在他面前的竟是一个破碎的光学玻璃梦。
王大珩来的太不是时候了。王大珩到达秦皇岛时，东北战场的硝烟正在向华北地区迅速蔓延。越来越近的枪炮声，震慑得秦皇岛瑟瑟发抖，到处是关于战争的传闻，到处是惶惶不安的人群。战争，如同一柄高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猝然落下。在这种紧张的时刻，人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思考生存以外的任何事情了。
终于见到了龚祖同。
龚祖同默默地望着王大珩，他从王大珩那英气勃勃的眼神中看出这是一个真正想做事的人。他的心不由得有些激动了，这就是他一直要寻找的那个人，这就是注定要与他搭挡搞出中国的光学玻璃的那个人！龚祖同张了张嘴，他真想说：总算找到你了，今后我们就绑在一起干吧！但他却只能说：“真对不起，没想到时局会突然变得这么紧张。好不容易把你请来了，眼下却又什么也干不成了。没办法，我们只好以后再从长计议了。真对不起。”
一盆凉水一滴不剩地从头顶一直浇到了脚下，王大珩只觉得心在一点点地紧缩。他想说，自己满怀希望地从北平跑到秦皇岛来，不是为了来听一声对不起的！他想说，自己之所以放弃北平研究院的职位来到耀华玻璃厂，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共同拥有一个光学玻璃梦！他想说，对于他来说，这个梦是一个永远无法拒绝的诱惑，因为这不是个人的，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学之梦！他想说，在他的心目中，这个梦远比个人的一切得失都更为重要，为了这个梦，他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的一切。他想说，他一直努力这样去做，他舍弃了许多。但结果，梦，却碰在了坚硬的现实面前，粉碎了……
王大珩默默地望着龚祖同，望着眼前这位比他年长11岁的学长。他知道龚祖同自回国后就一直在为光学玻璃四处奔波，但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从学长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王大珩看到了内中潜藏着的执著和坚韧，看到了心里燃烧着的焦虑和希望，看到了那种难于言表的深深的遗憾和抱歉。
王大珩什么也没有说，他无话可说了。
许多人都知道，二战结束期间，在盟军中曾发生过一个著名的抢“鸡”还是抢“蛋”的故事。1945年，盟军攻克柏林以后，收缴了大批德军的武器装备。苏军见状立即抢先下手，把大批武器装备运往国内。就在苏联人忙着抢这些“蛋”的时候，美国人却做出了抢“鸡”的惊世之举。美国政府也急急忙忙地派出了一批飞机飞往德国，但他们运回来的却不是任何武器装备，而是大批的德国科学家！后来，这些德国科学家在美国被高薪聘用，为美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比较薄弱的基础科学的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从山沟里钻出来的共产党、土八路们也具有同样的远见卓识，也曾做出过同样的明智之举。
1949年3月10日。
香港，维多利亚湾。
一艘悬挂着北朝鲜国旗的货轮在夜幕的掩映下静悄悄地驶出港湾。这艘显然是“非法出境”的货轮，小心翼翼地离开维多利亚湾后，立刻开足马力，向北朝鲜的兴南港方向急驶而去。
月亮朦胧着双眼无声地在云层中穿行，微弱的月光时隐时现地映着船舷上的几个大字“AZOV”。这是一艘叫做“AZOV号”的苏联货船。从外表看，这似乎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货轮，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条船很有些特别，本该是清一色的苏联船员中却常常会出现几个中国人。那些中国人显然不是船员而是这条船上的乘客，从举止装束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份应该是属于知识阶层。
一路上，那几个中国人的情绪似乎一直十分激动，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热烈地交谈。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可以听出，这是一些上海、南京等地的爱国学者，他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几经周折才来到香港的。现在，他们正奔赴东北解放区，前往参加那里的大连大学的组建工作。
这是一条中国共产党向解放区输送人才的秘密航线。
还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们就开始着手考虑解放后的国家建设问题了。从那时候起，共产党人就已经意识到科技人才在今后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他们以不同方式打入国统区，通过各种渠道联络爱国的专家学者，再秘密地把这些高级科技人才一批一批地输送到解放区去。
国民党怎么也不曾料到，共产党还在与他们争夺天下的时候，在全国绝大部分版图还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时候，就开始了着手坐天下的准备，而共产党的第一步棋就能准确地下在那些有能力协助坐天下者兴百废的科技人才身上！
有许多长期在国统区做这类工作的共产党人。其中有一对著名的兄弟，沈其震和沈其益。沈其震是位医学博士，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曾任大公报医学顾问、新四军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他从1946年起，就接受潘汉年的领导，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开展工作，动员高级科技人员和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加工作。沈其益是沈其震的胞兄，是位植物病理学家。因为他本身是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有条件接触更多的专家学者，因此一直在暗地里协助沈其震联络人才，动员、输送高级科技人员去解放区工作。1948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创立《大连大学》，以“适应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由于当时的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国统区，经中央批准，将一直从事这项工作的沈其震调入大连大学，于1948年冬派往香港，负责在国统区科技界开展工作，争取爱国的专家学者到解放区来参加创办大连大学。沈其震以香港京华公司老板的身份做掩护，坐阵香港，由其弟沈其益在上海、南京等地开展联络工作，负责把爱国学者和各类人才分批秘密送往香港，再由沈其震负责把他们从香港秘密转送到解放区。
“AZOV号”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急速行驶着。
从船舱中走出一位中国人。他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穿一件土黄色西服，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于斯文的外表下透露出一种内在的精干。他久久地俯身在船舷边上，兴奋的目光穿越过滔天的海浪，探向无垠的远方。
他就是王大珩。
王大珩是在上海结识沈其益的。
秦皇岛之行受挫之后，王大珩接受了龚祖同的安排，离开秦皇岛来到上海，暂栖在上海耀华玻璃分厂。
这是王大珩回国后度过的最苦闷傍徨的一段日子。没有事情可做，即便有事情也不可能去做，只有无奈地等待。在等待的苦闷之中，王大珩给英国朋友汉斯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倾吐了积郁在心中的失望和苦恼。王大珩告诉汉斯，从回国后他就一直在四处奔波，但至今也找不到一点希望，他开始怀疑自己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国或许根本就是个错误。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机却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到上海后，王大珩得知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吴有训先生现在也在上海，就立刻前去拜望。王大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吴有训先生正在物理系任教授。当年，吴先生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深受清华学子们的崇敬。此时，吴先生正暂时依托在上海交通大学。十几年过去了，师生相见之下自然有许多的话要说。他们谈了很久，回忆了过去在清华的日子和离校后的经历，也谈到了各自目前的处境。面对尊敬的先生，王大珩不知不觉地坦露了自己的心际，他激动地讲述了自己回国后的种种感受，表达了心中对国民党腐败现状的不满和对共产党寄予的希望。王大珩很久没有这么畅快地倾吐了，他只顾激动地倾诉着这一切，却没有注意到自己流露出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已经引起了吴有训先生的注意。
就在这次拜访后不久，有一天，吴有训先生突然捎信请王大珩到他家中去一趟。王大珩以为吴有训先生找自己有什么急事，就立刻匆匆赶去了。到了吴有训先生家，王大珩才觉出了诧异，急急地把自己叫来了，吴有训先生却仿佛并没有什么急事，只是东一句西一句地唠着一些闲话。自然而然地，吴有训先生顺着话头就说到了国内的局势，说到了共产党、解放区，说到了共产党要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一个大连大学的设想，说到了要建这样规模的大学需要很多象王大珩这样有志的高级知识分子……
话就说到这了。
但对王大珩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王大珩猛然抬起头惊讶地望着吴有训先生。
吴有训先生正紧张地注视着他，目光中闪着灼灼的期望。
王大珩脸上的表情由惊到喜，由喜到激动，突然，王大珩激动地一下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两个字：“我去！”
接下来就是在吴有训先生的引见下与沈其益见面了。
后来王大珩才知道，吴有训先生早在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时就与沈其益有着很深的交往。由于吴有训先生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因此一直受沈其益的委托在暗地里为共产党联络人才。王大珩去拜望吴有训先生时，沈其益恰巧正来到上海开展工作，吴有训先生把王大珩的情况介绍给沈其益之后，沈其益十分感兴趣，他们立刻约王大珩前来面谈，于是便有了这场决定王大珩命运的谈话。
那以后就开始了一段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日子。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秘密地联络，秘密地做各种准备，秘密地躲开所有人的耳目。每一天都开始变得新鲜了，每一天都开始充满了希望。终于到了要动身的时候了，王大珩却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电报。
电报是英国昌司玻璃公司的老板发来的，大意如下：
尊敬的王大珩先生：
我从汉德先生处得知，王先生回国后境况一直不佳，始终无以施展才能。王先生在我公司任职多年，工作卓有成效，我非常希望王先生能够重新回到昌司公司，与我们共同发展昌司的事业。
如王先生有意，请速回电，我将为您提供一切方便。
原来，汉斯收到了王大珩在上海写给他的那封信。当得知王大珩回国后的情况后，汉斯十分为王大珩的处境担忧，他立刻找到老板，向老板提出了请王大珩回来的建议。老板本来就很欣赏王大珩，当初王大珩离开昌司回国的时候，老板就很遗憾。听了汉斯的建议，老板马上应允，并立刻发来了这封邀请电报。
在当时，这无疑是一封使所有人都羡慕不已的电报，国外有一个现成的职位在等着你，那里有好的工作环境，有优厚的生活待遇，还有人愿意为你去那里提供一切方便。在当时国内那种纷乱的社会环境下，能寻到这样一个好的出路，能得到这样一份可口的“洋羹”，这是多少人都求之不得的。没有人会放弃这个送到眼前的极好机会的。人们纷纷跑来向王大珩告别、祝贺，他们断定王大珩立刻就会动身前往英国。
即便在现在，这也是一份能引起众多人羡慕的邀请。如今，有多少人挖空心思出国却苦于无门。他们得不到邀请，得不到工作的许诺，没有人能为他们提供方便。他们只凭着想要分得一勺“洋羹”的信念，便拼尽了全部的心力和家产，舍家弃国地走向一个个陌生的国度。更有多少在国外留学后滞留不归的学子，他们无法在国外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但他们宁肯在异域做着与他们的所学毫无关联的事情，甚至是一些他们在国内根本不屑于去做的事情，也绝不肯轻易放弃手中的那点“洋羹”。如若他们有可能得到这样的一份邀请，他们准会不惜任何代价地抛弃一切的。
但王大珩却沉默着。
如果这封电报来得早一些，王大珩或许会动心。面对无以发挥才能、无以施展抱负的现实，王大珩很可能会接受英国朋友的真诚帮助和英国公司的热情邀请，带着失望和遗憾愤而离国，再一次漂洋过海远走他乡。但是，这封电报毕竟是来迟了一步。在接到电报之前，王大珩就已经对自己今后的道路做出了最后的选择。虽然在选择的那个时刻，王大珩只说出了两个字：我去！但从王大珩嘴里脱口而出的这两个字，却是并非谁都能轻易说出口的。这两个字的后面有着极深刻的背景。那里有历史，有中国人忍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屈辱；那里有父亲，有几代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和追求；那里有希望，有对毛泽东预言中的那个新中国的无限向往。
再也没有什么能使王大珩改变了。
王大珩义无反顾。
1996年5月3日。
北京，王大珩寓所。
一早上起来，王大珩的脸上就溢满了笑意。老人一边兴冲冲地打理着自己，一边忙不迭地应付着不断响起的电话，不停地对着话筒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时间，要到机场接宝贝女儿去呀。呵呵，对，对，是从法国回来的。对，不走了。呵呵，是啊，是啊，不走了！”
王大珩的独生女儿王森今天从法国回来。女儿和也是学应用光学的，在法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从去法国留学到留在那里工作，女儿已经在法国居住了八年了。她在法国天文台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收入很好，也很稳定。
但是女儿却回来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和理由，女儿只是说从未想过要在人家那里常住，只是说觉得现在应该回来了。也没有什么更诱人的职位和收入在这里等着她，女儿回来只是要到北京工业大学去教书，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
在说这些事的时候，女儿一副很轻松很随意的样子，就象是在说云彩多了要下雨，太阳出来天会晴这样一类天经地义的小事一样。
王大珩就一直在旁边看着女儿笑，从心里往外笑。那满脸的笑纹里明明白白地写着：这才是我的女儿！
感谢汉斯，感谢这份来自英国的电报。这份电报来得太是时候了，王大珩正愁着找不到借口离开上海，一个最好的借口就送到王大珩的面前。王大珩慌称自己已经决定接受昌司公司的邀请，准备立刻取道香港回英国去。于是，一路绿灯放行。
所有的人都以为王大珩去英国了，但王大珩却在沈氏兄弟的安排下，悄悄地来到香港，在香港秘密地登上了这条开往北朝鲜的俄国货船AZOV号。在船上，王大珩认识了同行的几位学者，电子学家毕德显、建筑家汪坦及生物学家何琦等人。他们准备从维多利亚湾出发直抵北朝鲜的兴南港，再从兴南港转道安东，从安东前往此行的目的地大连。
“AZOV”号渐渐驶出了黑暗。王大珩看到右舷处的海平面上出现了一抹微白的光亮，那光亮不断地升腾扩大，终于露出了半个殷红的太阳。那刚刚露出海面的太阳顶着天浴着海，倾刻间便把沉静的海面渲染得血一般浓烈鲜亮。
王大珩俯在船舷上，久久地凝望着远处那轮喷薄欲出的太阳，脸上呈现出深深的渴望和向往。突然，太阳挣扎着跳了几下，从鲜红的海水中猛然跃出，把满腔的炽热抛洒得淋沥尽至。天地间骤然现出一片惊心动魄的辉煌。
王大珩的心激动地狂跳起来，他耳边响起了毛泽东那段极富感染力的话：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大连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当时中央决定创办大连大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人才，为即将开始的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对从未办过正规大学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因此，派去组建大连大学的人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共产党中从来就不乏人才，而且极会用人。中央选派的前两任大连大学校长不仅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而且都是才学过人的知识分子。第一任校长李一氓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早年就读于江沪大学和东吴大学，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南昌总政治部秘书长、新四军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任校长吕振羽毕业与于湖南大学，青年时代就是国内著名的红色教授。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在敌后从事过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在延安时期还曾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大连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屈伯川和医学院院长沈其震也不例外。沈其震自不必说了。屈伯川是一位曾留学德国的化学工程博士。他1939年就参加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筹建工作，后曾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工业试验所所长、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工业局副局长等职。
这是一批典型的学者型的共产党人。他们或留过学，或受过高等教育，本身就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情况十分熟悉了解。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长期在知识分子中间从事统战工作的，因此，他们很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很懂得如何与知识分子相处，很懂得如何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了这样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来领导知识分子，显然会得到知识分子的信任，会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
一进入解放区，王大珩立刻觉得一股春风般的温暖扑面而来。王大珩怎么也没想到在这里他们会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这些人会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宾。不仅大连大学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连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都亲自出面接见他们，对他们勇于冲破封锁，毅然来到解放区参加建设的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这是王大珩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人的真诚和热情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他们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分别委以重任了。王大珩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交给他的任务是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物理系筹建起来。王大珩发现共产党的确是很有诚意的，共产党不仅对自己这样来历清白的人表现出了欢迎和信任，甚至对那些曾与国民党有过或多或少瓜葛的人，也表现出了的极大的宽容和真诚。有一名留学回国后曾在国民党机要部门工作过的教授，来到解放区后心中始终放不下，生怕共产党对自己弃暗投明的心情不理解，生怕共产党对自己信不过。没想到，当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这段历史向学校讲清后，吕振羽校长当即就向他详细解释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一惯政策，并诚恳地勉励他甩掉包袱，轻装前进，把自己的学识才智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共产党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诚挚的态度，使知识分子们个个欢心鼓舞、干劲倍增。自从回国以来，王大珩还是第一次品尝到受重视、被尊重的滋味。在解放区这块崭新的土地上，王大珩才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他从心里感谢这个“家”对他的接纳，感谢这个“家”对他的信任，他决心要为建设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学识。
身在家中自然就多了几分责任感，在家人面前自然就少了几分顾忌。刚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的王大珩凭着那股热情，毫无顾忌地闯进屈伯川的办公室，直捅捅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办就办个应用物理系！
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而建设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大批应用人才。
简单的理由后面却跟着很复杂的注脚：在国外这几年我有很深的体会。国外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物理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毕业后都进入了工业企业。由于他们有很深的物理基础，因此在解决生产技术中的问题时，常常要比单纯搞工程技术的人思考得更深一些，解决得更好一些。我自己就在国外工业企业工作过，我注意到物理人才在国外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这一年王大珩34岁，正是锐气极盛。
这一年屈伯川40整，已是老成持重。
老成持重的屈伯川目不转睛地听着王大珩振振有词的阐述，直听得两眼发亮、频频颌首。听到最后屈伯川双手一拍，大叫了一声“好”！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许多年以后，有人问王大珩他提出办应用物理系那会儿领导当时是怎么答复的？事后是在那一级会议上研究的？经过多长时间由那一级批准决定下来的？
王大珩如实回答之后，引出了对方一脑门子的问号。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没了？
没了。
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收不拢。
王大珩就乐了：“你哪里知道，那会儿我们这种人讲话管用着呢！”老人把眼睛眯起来回忆着说：“建国初期时，党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可信任了。到大连后，无论是旅大区委书记欧阳钦还是校长李一氓，都把我们待为座上宾。那时候，不管我们提出什么建议，只要是合理可行的，就一定会被采纳！”
据大连理工大学（原大连大学）《校史》中记载：
建校伊始，屈伯川同志就鲜明地提出：继承和发扬革命根据地办学的优良传统，吸收国内外办大学的经验，努力把学校办成在新型的正规化的大学，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并及早在科学技术上作出贡献。
为此，他一面大力倡导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激励干部、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面积极尊重人才，增聘教师，工作上虚心倾听专家教授的意见。
……刚从英国回来的物理系系主任王大珩教授提出：物理是一切工业技术发展的基石，冠以“应用”二字对新中国的供应二建设更有现实意义。
……屈伯川院长热情支持了王大珩教授。
……王大珩教授对屈伯川院长的知遇之恩至今不忘。
“忘不了。”老人仍旧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带着一种深深怀恋的感情说：“那时候，真是有一种主人翁的自豪感呢！”
老人突然打住了话头，一种回味不尽的幸福在老人的脸上逐渐蔓延开来。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从那时起直到解放初期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年间，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极亲密的关系。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受到共产党真诚热情的感召，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生政权的建设中。更有许多身在海外的知识分子也在共产党的感召下克服重重障碍返回祖国，为建设新中国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因为他们对共产党寄予了全部的希望，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他们，更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信任他们。
没有什么比信任和需要更能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动心的了，在一个多世纪的苦苦追求和奋斗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无数次希望的幻灭。今天，他们几代人集蓄了一个多世纪的的爱国热情，终于在这个最佳的时刻找到了一个最适宜的喷发点，他们如火山爆发般突然间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同全国人民一起，在白孔千疮的废墟上托举起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记忆中最为舒心、最为振奋的一段日子。
但是，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王大珩这个物理系主任简直就是个光杆司令，给他的全部人马只有两个教授和几个刚招聘来的助教。没有人员、没有教材、没有实验室、也没有仪器，几乎是一无所有。而王大珩则必须想办法立刻把全校400多学生的物理课开出来，把物理实验室课开出来。
王大珩赤手空拳办起了应用物理系。
首要的问题是得尽快把物理课高质量的开出来。这就要有人，要有高素质的教师。好在王大珩在物理界有得是熟人，他动用所有关系，四处挖掘人才，使系里很快就有了18名教职工。有了人，王大珩心里就有了底数。他亲自审教材、定教案，亲自登台授课，带领全系教职工很快就把应用物理系的课开了出来。（开物理课必须要有实验器材）
开理论课好办，有教师、有教材、有教案就成。但要开物理实验课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得有物理实验室，得有很多必要的仪器设备。大连大学理工学院的底子是关东工业专科学校，是个中专，只留下了几件中专物理教学用的简单的示教器材，基本用不上。买吧，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即便有点资金，在刚刚解放的大连也什么都买不到。当时关内战火连天，大连与内地的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什么也别想运进来。不要说其它的东西了，就连做物理实验用的最基本的米尺都无处可卖。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实兴灾乐祸地对王大珩说。
事在人为！王大珩毫不犹豫地对现实说。
在全系动员大会上，王大珩讲了这样一番道理：“古人云：攻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用在我们这里，我看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物理教学必须重视物理实验，必须要有物理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二是物理教学人员要想开好实验课，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制造仪器设备，在制造仪器设备的过程中，学习各种技术，提高实验水平。”
于是，应用物理系的教师和实验人员就在王大珩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己动手、修旧利废、建设实验室的工作。
在大连，有一个不知从何年何月兴起的，存在了几十年，至今还十分活跃的旧货市场，当地的老大连人都习惯地称它为“西岗破烂市场”。西岗破烂市场是个自发形成的旧货市场，每逢星期天，老百姓就会自动聚集到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在这里，你能找到大到门窗、家具，小到钮扣钉子等一切生活日用品。反正都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东西，用不上了，拿出来换两个零花钱。虽说是旧的，但也真便宜，给俩钱就卖。这破烂市场通常是那些生活诘据的老百姓的好去处。
从英国回来的洋专家王大珩突然对破烂市场发生了兴趣。一到星期天，王大珩就拉着身边的人到破烂市场去转悠。寻宝似的挨个摊子走，不错眼珠地一样样东西盯着瞧。没想到还真让他给瞧着了在一个老头的破烂堆里，王大珩竟然扒拉出来一块旧秒表！这是做物理实验最紧要的东西，王大珩正愁着没处去掏弄呢！去的次数多了才发现，这破烂市场里的宝贝还真是不少：一台快散了架子的旧天平，经过一番修整后一测，嘿，还挺精确的呢！几个旧望远镜筒，回去拆巴拆巴零件都能用。最得意的是，有一次竟在破烂摊上发现了一台高级电位差器。当时，卖主连他卖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没花几个钱就给买下来了。拿回去后一试，好家伙，一点毛病都没有。
有一次，王大珩突然在一堆破烂里发现了一块没人要的破玻璃。王大珩只觉得眼前一亮，当即就把这块破玻璃一把攥在手里。一问价，卖主恨不得不要钱白送，因为这块破玻璃四六不成材，从来就没有人稀得看一眼。王大珩可是看不够，举着玻璃左瞧瞧右看看，得了宝贝似的兴奋得满脸放光。卖主心里直纳闷，不就是一块破玻璃吗，又不是水晶？还值得这么看！他哪里知道，这竟是一块光学玻璃！后来，王大珩把这块光学玻璃拿回去切割开，正经磨出了几片光学镜片呢。
王大珩在清华培养出来的极强的动手能力和后来在昌司工厂的实践经验，在此时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他带领大家自己动手制作出多种实验仪器，还亲自设计制造出了分光仪等当时比较先进的仪器。实验室很快就建起来了，这个被大家生称做是用破烂市场武装起来的物理实验室，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当时国内大学的先进水平。有这样一段对当时的情况详细记载：
应用物理系主任王大珩教授把实验室建设当做创系的重要工作，亲自来抓。他自己动手，领导教师和实验人员修复旧的仪器设备，使它继续发挥作用，有一次，他从土木系和旧货摊上弄来两个破水平仪上的刻度盘和轴承，如获至宝，在机械工厂工人师傅非帮助下做出了两台精度很高的分光仪。后来，又做出了电阻箱、冲击检流计及粘滞系数测定仪等多种仪器。这样，他们在短期内就建成了两个能同时容纳130人的普通物理实验室，装配了一个能容纳150多人的物理示教用的阶梯教室。这就保证了全校580多名学生，2到3人编成一个小组，每周做一次，一学期共做30个实验。这样的情况，就国内各大学同样设施来比，规模上已经是最大的了。
郭永江（原应用物理系行政秘书，现大连市中日友好学会副会长）：
比较起来，王大珩先生的确有些不大一样。
比如说吧，从上海、南京那边来的那批教授一般都比较有派头。有一位男教授穿了一件酱红色的长毛呢大衣，好家伙，那才叫打眼儿呢！还有一位女教授，是从上海来的，她穿了一身紫色的旗袍，十分引人注目。
按理说，王大珩先生还是从英国回来的专家呢，派头应该更足一些吧。他可倒好，从打第一次见面起，他就一直穿着一件土黄色的旧西服，没第二套！对了，那西服还不是正式的，是那种胳膊肘处打块皮补丁的。对，大概就跟现在挺时髦的那种叫什么休闲西服的样式差不多吧？不过，那时候可不时髦。再说他那衣服也太旧了，胳膊肘上的皮补丁都磨毛了呀。
不象从英国回来的，一点不象！
何乃宽（原应用物理系学生，现退休教授）：
教学上王大珩先生也不太一样。
他出的题目有些现在我们都还记得。比如：马拉车，车拉马，为什么马车会往前走？让分析出这里面的力。再比如：把一只猫四脚朝天地从高处扔下来，为什么落地的时候一定是四脚着地呢？这样的题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就显得有些简单了，现在连高中生都能分析出来了。但是在当时，这些题却很深。题出来之后，立刻在全校几百名学生中间引起了一场挺大的轰动，学生们下课谈、走路谈、吃饭也谈。正经热闹了好大一阵子呢！
（笑）王大珩先生很有办法把学生的兴趣引到物理方面来。你看，我这个老学生现在都满头白发了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郭永江：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大珩先生做起事来那个急劲儿和认真劲儿。
就说136教室吧，直到现在136教室还是全校最好的一个阶梯教室。这个教室可是王大珩先生当年亲自设计的。按理说，我们系里只要提出修建阶梯教室的总体要求就行了，其它具体设计施工都应该是总务部门的事。但王大珩先生却偏要拉着我到现场去看，他亲自拿着个皮尺测量讲台到第一排坐位之间最合适的距离，量每排之间的宽度，从物理学的角度考虑教室的梯度、声音、光线。结果，136教室建成后成了最受欢迎的教室。首先是大而不散，因为老师和学生间的距离适度，所以，老师站在讲台上能很好的把握全场。其次，声音效果和光线都很合适，在这里上课，老师和学生都感觉很舒服。直到现在，老师们还都争着把自己的课排在136呢。
徐庚武（原应用物理系学生、系主任、现退休教授）：
记得是1950年春节吧，我们几个学生凑在一起去给王大珩先生拜年。在王大珩先生那里坐下唠着唠着就说起了物理实验的事，说起了实验室的设备问题。那时候实验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做实验连根必须的米尺都没有，还是王大珩先生让把一卷皮尺剪成一段段分给我们用的。不知是谁先起了个头，大家就忘了初衷，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提开意见了。都是冲着实验设备去的，嫌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太简陋、太破旧，嫌做起实验太不顺手、太费事。
王大珩先生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大家的话。直到一个个都说完了，他才讲了一段话。那些话至今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王大珩先生说：“我是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我在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最好的经验，就是不要给学生好的东西用！这是清华物理系一个很独特的传统。我们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叶企孙先生常这样讲：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着你们学会自己动手。开始我们也不理解，一个个被逼得手脚并用的。最后怎么样？到底都练出来了！我也是直到毕业以后，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现在，即便是给我一堆破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出个象样的东西来！”
又说：“你们不要总是嫌仪器设备简单粗糙。我告诉你们一个最实际的例子，所有精密的东西起初都是在不精密的条件下用不精密的设备造出来的。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学会用低级的仪器做出好的实验结果来！”
还记得那年八月十五吗，全系师生一起在星海公园搞联欢那次？
记得，记得，那次联欢可真热闹！
我一直忘不了。从中学到大学，我那次还是第一次参加那么热闹的联欢会。平时看王大珩先生挺严肃的，对学生要求那么严格，那天才发现，他其实在生活中非常随合。记得那天王大珩先生还唱了一支歌，是什么歌来着？
两只老虎！
对，对，是两只老虎！
王大珩先生在前面唱，物理系的老师和学生们就都在下面跳。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呀，就甭提了！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真奇怪，
真奇怪。
一个没有耳朵，
一个没有眼睛，
真奇怪，
真奇怪！
王大珩似乎从此就要在物理教学的路子上走下去了。如果没有特殊的变化，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家，为新中国培养出众多的应用物理人才。但是，王大珩心中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的光学之梦。只要有机会，他就一定会为实现自己理想而去奋斗。
会有机会的！这是个新生的国家，这是个百废待兴的社会，这个刚刚诞生的全新的中国必定要走强国之路，她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她将为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无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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