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地干杯！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世界睁开眼睛，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光学大国
并非神话：一个老母鸡下了五个与它一样大的蛋
亲身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没有谁能忘得了那个畸形年代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种种畸形的场面：田里的小麦、水稻号称亩产十几万斤，庄稼密得在上面躺个大活人都压不倒！圈里的肥猪被割掉了耳朵、尾巴、甲状腺、胸腺，据说一天能长19斤膘！满山遍野的炼钢炉没日没夜地吞噬着好生生的铁锅铁器，吞噬着一座座青山的绿色植被……
大跃进几乎在所有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的都是一幅神魂颠倒、不堪回首的图画。
但任何时候都会有例外。那个把整个中国由大疯狂带入大倒退的年代，却正是长春光机所得到长足发展大步前进的年代。至今，光机所的人们提起长春光机所在大跃进中的那段辉煌历史，还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1958年，长春光机所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基础，培养起了一支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科技队伍。这时，王大珩对目前的科研进展开始有了新的考虑。1956年，王大珩曾受国家科委的邀请参加了制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工作。这项工作极大地开阔了王大珩的眼界。王大珩负责起草光学、精密仪器发展方面的有关条款，他力主将发展我国仪器制造事业，提高我国仪器制造的科学技术水平列为重要项目之一，并提出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建议。在制订规划时发生过的一件事，使王大珩始终无法忘掉。十二年远景规划在制订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的意见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大珩和他的同行们曾提出过要把研制电子显微镜列入规划，但立刻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当时，苏联专家不无轻蔑地打断他们的话，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他的中国同行说：就目前中国精密仪器的落后现状来看，十二年内你们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做什么电子显微镜！这句话连同苏联专家那居高临下的神态和轻蔑的语气一起深深地刻进了王大珩的心里。
1958年4月，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到光机所，提出了他想要研制电子显微镜的想法。当时，王大珩正在外地，负责接待的人听了年轻人这个胆大妄为的想法后不由有些发愣，他措辞委婉地告诉这个年轻人，长春光机所在短期内还没有做电子显微镜的计划，只有在五年内派人去东德学习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计划。听了他的话，年轻人十分失望地走了。但是，当天下午，那个人突然找到这个年轻人，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赶快回北京去把你的行李拿来吧。”见年轻人呆呆地愣在那里，便又笑着说：“国庆前肯定是回不去了，你总得准备点冷暖换洗的衣服吧？快，工作马上就开始了，国庆前得拿出成果来。”年轻人这才明白过来，他研制显微镜的想法被接受了！
原来，在他走后，负责接待他的人通过电话把他的情况向王大珩做了汇报。当王大珩了解到他毕业于美国富兰斯大学物理系，曾获联邦德国杜宾根大学应用物理博士学位，是个刚从德国归来的电子光学专家后，立刻脱口说道：“太好了，我们正急需这样的人才！你们一定要把他给我留下来！”
王大珩很快就赶回光机所，会见了这个年轻人。交谈中，王大珩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黄兰友，是创造了被国际上称为“黄鸣龙还原法”的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黄鸣龙的儿子。那一次，王大珩与年轻的黄兰友谈了很久。他给黄兰友讲了苏联专家说过的那些话，讲了那居高临下的眼神、那轻蔑的语气，讲了身为一个中国科学家自己当时的难堪和羞愧，讲了从此凝聚在自己心中再也抹不掉的强烈愿望……
那时候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做电子显微镜。王大珩以他胆识和魄力大胆地把研制电子显微镜的项目确定下来。当时，光机所已经定下了七个攻关项目，王大珩不仅又纳入了研制电子显微镜的项目，还把它做为重点排在了第一号的位置。他全力支持黄兰友，为黄兰友配备了得力助手，协调了各方面关系，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几十年后，已经是我国著名电子光学专家的黄兰友回忆起当年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情形时仍旧感慨万千。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大吃一惊，说这么一个大型仪器要两三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在几个月里做出来呢？通过参观，讨论，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我，他们完全有能力做电子显微镜。我暗中敬佩领导这个大所的王所长。他聚集了这么多的有各方面专长的人才。
他们充满热情和信心，他们思路清楚，判断准确，干事果断。许多重要的信息交流和决定都是在我们站着谈话中进行的。你一言我一句就把问题讨论清楚了：
“扩散泵？我们有。”
“要金属扩可散泵？不好办！”
“我记得原子能所做过。”
“极靴材料？”
“金属所会做。我打电话去问。”
“微米级加工？不成问题。”
如此等等。
所里把电镜排为第一号任务，我们提的要求更能迅速得到满足。光机所八个献礼大项目同时在所里转，都要机械设计，都要加工，要器材等等，而且每个项目都是以前没有搞过的新东西，免不了都有大量的返工。在我看来是一团乱烘烘的事，光机所是怎么组织得如此有条有理，让各个辅助部门按期把各个项目组要的东西保质保量地交给他们，对我一直是个迷。
光机所的人才是多方面的，给我一个深刻影响的是一位器材处的小姑娘。我第一次和她接触是在电话上。她从上海打长途问我我提的“软接头”是什么。提器材时我不知道波纹管的中文名字，周围的人也都不认识这玩意，所以，我就写了“真空软接头”。我在电话上大致形容了一下波纹管的形状和用途，心想，她怎么可能根据这几句话在大街上买到这么一个真空专用的元件呢？不料，没有过几天一位身材苗条的上海小姑娘把波纹管方在我的书桌上，问我：“是这个吗？”她说她是在汽车配件商店里买来的，是汽车刹车系统中用的。
1958年8月19日凌晨2：45分，我们在荧光屏上得到了第一个电子显像，是一个海洋古生物硅藻土的象。那天新华社记者给我们照了象。等我们把这台电镜基本功能调整好，截止时间已经到了。
1958年，在越来越响亮的“大跃进”的口号声中，王大珩领导长春光机所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技术攻关。两次技术攻关期间历时不到四个月，就攻下了一批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这号称为“八大件，一个汤”的科研成果立刻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民日报》以头版篇幅刊登了长春光机所的突出成就；国家科委、国务院规划委员会纷纷来电致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劲夫、吴有训等亲自到长春光机所参加科研成就祝捷大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光机所在全国放了一颗耀眼的科技卫星。
与那些昙花一现的粮食卫星和钢铁卫星不同的是，这颗科技卫星经过后来的反浮夸风运动的检验，被证实是切实可靠的。在那个科学向蒙昧低头、真实替谎言作证的疯狂年代，能取得这样扎实的成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1958年10月27日，一位身材高大的人出现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的展厅中。
“毛主席来了！”人们惊喜地围拢上来。
毛泽东饶有兴致地扫视了一遍展厅，信步走向了占据着最为醒目的位置的一台精密仪器面前。
“这是电子显微镜。”工作人员赶忙上前介绍说。
“噢？”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下，突然回过头向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问道：“我记得东德曾经送过我们一个嘛。”
郭沫若回答说：“对。那是一台静电电子显微镜，是东德IECK总统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代表科学院出面接受的。”
“这么说现在我们自己也能造喽？”毛泽东问。
工作人员立刻详细介绍道：这是一台电磁式电子显微镜，比东德的那台静电电子显微镜更先进，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在大跃进中做出了一大批突出的科研成果，号称“八大件，一个汤”。这个电子显微镜就是八大件中的第一件。除了它还有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共八种有代表性的精密仪器。这是“一个汤”，是指他们研制出的一系列新品种的光学玻璃……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介绍，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离开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的时候，毛泽东的心情很好。他刚从南方视察回来，亲眼看到了大跃进的汹涌浪潮，看到了狂热拥戴他的人民群众。他心中仅存的一点忧虑已经烟消云散。今天看到的这个科技成果展览更坚定了他把大跃进搞下去的决心。他相信农业、工业、科技已经开始了全面的跃进，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开始展翅腾飞。
迈着自信的步伐，毛泽东谈笑风声地走出了展厅大门。
外面，骄阳如火。
如火的秋日骄阳固执地延续着夏季的炎热，不厌其烦地在大地上掀起一阵又一阵狂飙般的热浪。
但在不知不觉间，秋风已将丝丝的寒意悄悄地裹携了进来。人们很快就会看到，等待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出奇寒冷的漫长冬季。
六十年代初，人们还没来得及从狂热的虚幻中睁开双眼，一场携风带雪的大寒流就铺天盖地地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灾难最多的一年。全国60%的农田都遭受了旱灾或洪涝灾害：黄河的水量减少到常量的三分之一，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饱受旱灾之苦；台风在中国南部省份和辽宁省造成了巨大的水灾，泛滥的洪水无情地吞噬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大跃进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的直线下降，也在工业与基本建设急剧膨胀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比例失调：运输紧张，几千万吨的货物滞留在产地无法运出来；电力供应告急，全国36个主要供电地区中有三分之二受到缺电的威胁。市场开始出现粮食、油料紧缺，肉类、蔬菜供应不足的紧张状况。一场大饥荒正狰狞着面目迅速席卷全国……
就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对中国的援建协议，中止了正在中国开展的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了1390多名苏联专家，并带走了全部的技术图纸。苏联人这一落井下石的行动造成了大批援建项目仓促下马，在建的项目也由于没有了图纸和后续设备而陷入一片混乱，不得不被迫停建。
王大珩来到导弹试验基地的头一天，眼前就呈现着这样一片苍凉的景象。原来紧张忙碌的工作现场，现在一片沉寂。所有的工作都被迫停了下来，安装了一半的设备统统“趴了窝”，一直保持着突然停工时的瞬间姿态，无可奈何地瘫痪在那里，默默地忍受着难捱的寂寞。
王大珩是受命带队来到导弹试验基地的，任务是对苏联专家在这里干了一半的光测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诊断”，排除故障，安装调试，使其能够尽快投入正常使用。这是自苏联专家撤走后国防科委第一次启用国内专家。人员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一行人除王大珩外个个都是中共党员。
临行前，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少将用充血的目光扫视了一遍这支小小的队伍，语气深沉地说：“大家都知道，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只能也必须靠我们自己了。你们肩上的责任重大呀。不多说了，一句话，一定要拿下来！你们要拿党票做保证！”
汽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剧烈地颠簸着。大西北那夏日的太阳如同火球般烧灼着大地。地表温度高达40多度，石头被晒得滚烫，鸡蛋搁在上面一会就能被烤熟。这里一年到头不下雨，但只要下上一点雨立刻就会发大水。没有人气，满目荒凉的硬戈壁上只有坚硬的搓板路向远处无限延伸着。唯--次看到了一队人，远远地，所有的目光便都被吸引了去，情绪立刻高涨得不得了，个个憋足了劲儿准备好好上前热烈一下，认认真真地看一看自己的同类，痛痛快快地和人打上几声招呼。但待走近了，看清了，憋了半天的气却一下就泄掉了。那是一队重刑犯人。只见一队人稀稀拉拉很随便地走着，几乎没有人看管。乍还觉着奇怪，但仔细一想也就明白了，根本用不着担心，没有人能从这里跑得出去。不信你就跑个试试，保准跑不了多远就得乖乖地折回来。明摆着，这个鬼地方方圆几百里之内找不到一滴水，不回来就得活活渴死在半道上。
每天很早的时候王大珩他们就揣上中午饭，爬到大解放车上颠颠的出发了。基地的站点之间距离都很远，他们得挨个站点跑，大部分时间就都扔在颠簸不平的搓板路上了。
王大珩常利用这个时间想心事。这是王大珩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国防。来之前，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神秘感：不知道要到那里去，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多长时间。还有许多这样那样的不许，不许通信联络，不许告诉亲友……等等、等等。来到这里后，王大珩感觉更多的则是一种沉重感和使命感了。刚来时，基地司令员指着那堆瘫痪着的仪器设备对王大珩说：“看看吧，干得好好的，说扔下就头也不回地扔下就走了。这都是钱堆起来的呀，看着真叫人心疼啊！你不知道当时我这心里有多憋气，就他妈的想骂娘！越想咱中国那句老话说得越对，莫求人，求人难。说到底，涉及到国防上的事谁都靠不住，只能靠咱们自己！”王大珩听着便觉得周身的血不住地往头上涌，一股气迅速地在胸中凝聚升腾。在通往各个站点之间那颠簸的搓板路上，王大珩想了很多很多。他不止一次想到了父亲对他讲述的那场惨烈的甲午战争，想到了100多年来使我们国家蒙羞受辱无数的落后国防，想到了我们如今还要受制于人的尴尬现状。
王大珩拼了。整整五个月，他带领着大家没日没夜地干，硬是把苏联专家扔下的烂摊子拣了起来，把安装了一半的仪器设备全部检测装修完毕投入正常运行了。
离开基地的时候，正是一年中月亮最圆的日子，八月十五。基地司令员请大家晚上出来赏月。一到赏月现场大伙就忍不住乐了，现场上除了摆着月饼、水果外，还竖着一个大口径跟踪望远镜。司令员得意地说，你们不是专门搞这东西的吗？咱今天就用它来赏月，赏出我们自己的特点来。王大珩自己掏腰包买了些啤酒和栗子也带了来，算是凑个份子。自从来到大西北，大家的心情第一次这么轻松，在杯子、瓶子、饭碗的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中，他们喝了一杯又一杯。基地司令员今夜兴致格外高涨，一次又一次地高举酒杯，他说他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对科学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能关心国防建设，重视国防建设，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直感谢得王大珩禁不住心情沉重、满目愧疚。
那晚的月亮出奇的大，出奇的圆。这个硕大无比的大漠圆月和司令员的感谢一起深深地留在了王大珩的记忆之中。
他知道，他从此再也无法丢下国防这两个沉甸甸的字了。
王大珩注定迟早要走进国防科技中来，这不仅是因了那轮大漠圆月，更主要的还是他的光学。因为光学不但是常规武器的眼睛，在原子弹、导弹的研制中光学更有着独特的地位。
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有个一直使人困惑不解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怎么会选择在六十年代初那个内外交困的最艰难的时刻开始原子弹的研制？当世界充满了阴冷敌视的目光时，当灾难性的大饥荒正趁火打劫席卷全国时，当贫穷落后还象标签一样牢牢烙在中国的额头上时，中国共产党人却勒紧裤腰带，开始了向世界性的尖端武器原子弹、导弹的进军。
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护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了肚子后再来打你。
1960年，中国，这个被列入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之一的贫穷落后的大国，以令世人震惊的胆量和气魄制定了以发展尖端武器为主的研制武器装备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决意克服一切困难，走一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原子弹、导弹的路子。
许多年以后，有人曾这样评价过这段历史：那是一个国防科技得到超前发展的时期。所谓超前是因为中国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的发展与其生产力水平极不相称，在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来搞国防科技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原子弹是建立在众多老百姓以吃玉米面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说这话的时候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已经不再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之上了，被侵略的威胁也已经远没有当年那么紧迫了。可是，若没有我们自己的原子弹，会有这后来的一切吗？对这一点最有感触的莫过于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才会深有感触地说，实践证明原子弹还是要有一点的，有一点就比一点没有好！
据说，在研究落实研制原子弹、导弹的各项工作时，钱学森说了一句话：原子弹、导弹中的光学设备一定要让长春光机所来做！钱学森的这句话使长春光机所从此正式走入了国防科技领域。此后不久，长春光机所就接受了以150工程为主的一系列国防科研项目。
150工程是长春光机所自成立以来承担的最大最重的一个科研项目。150工程所要求的技术之复杂，水平之高，工程设计量之大，研制周期之短，都是以往承担的诸多科研项目所无法或比的。150工程本身集技术光学、机械与精密机械仪器制造、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等多种学科为一身的特点，决定了必须要选择一个博学多才、能统领起各方面的人来担此重任。王大珩当之无愧地承担起了150工程总工程师的重任。
在动员大会上，王大珩讲得很动情。他说，有人问我，从发展前途的长远观点来看，我们到底是应该发展军品还是应该发展民品？我回答说，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都应该优先发展军品。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没有国防根本就无从去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上哪去谈发展？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去谈发展？第二个道理更简单，民品是可以买得到的，只要拿出钱来人家就肯卖给你。但军品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人家不会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先进东西把你给武装起来！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不久前我们从欧洲的一个国家进口了一吨半重的军用先进仪器，因为国际上卡我们，这期间来来回回费了许多的周折，好不容易才把这些仪器弄回来了。你们想象得出来为了买这一吨半的仪器我们国家拿出了多少钱吗？一吨半黄金！那叫一吨半黄金啊！贵不贵？不用说谁都知道贵，太贵了！可人家心里明白再贵你也得买，因为你自己没有，因为你自己搞不出来！就这么贵，也算是照顾你了，要不然人家压根就不肯买给你！在座的各位都是做科研工作的，听了这样的事，你们还能睡得着觉吗？我就睡不着！让国家这么为难，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奢谈自身的发展？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干，我们不干谁干？
由几百人参加的庞大的150工程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当年参加搞150工程的人一提起来都是这句话：那年头人气足！的确，那时候人气是足。说干什么，忽忽拉拉一下就干起来了。几百号人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成天的加班，成月的加班，成年的加班。当年承担机械加工工艺的赵君鹏老人说：搞150的时候，所有的精度都在我的手里，王所长特别重视我们这块儿，只要我一加班，他准跟着加班，有什么问题当时就研究，当时就解决。叫劲儿的时候几天几夜不离开工作现场，困急眼了随便靠在哪打个盹儿，睁开眼睛再接着干。要知道，那是啥时候呀？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是饿肚子的时候！一顿饭就一个二两的馒头还得抠掉一点，高粱米糠吃得屎都拉不出来，一多半的人浮肿。科研人员哪个不是空着半个肚子，拖着两条肿得老粗的腿。可光机所那西黄楼的灯就是通宵不灭！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现任所长曹建林博士出生在五十年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长春人。他的家就在光机所附近。六十年代初那时候，曹建林正在上小学。每天不管是上学、放学还是出去玩，总得围着光机所的那几栋楼转。光机所的主楼在西面，因为外墙是黄色的，大家都叫它“西黄楼”。
长了，小曹建林渐渐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西黄楼的灯从来不灭！一到晚饭后，西黄楼就象演电影似的争相亮起一个又一个的窗户，不一会儿整个西黄楼上上下下就一片灯火通明了。只记得不管玩到多晚，小曹建林也看不到西黄楼的灯灭。而早上，无论他起得多么早，也别想早过西黄楼的灯。他很想知道那个神秘的西黄楼里究竟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整日整夜地在那里都做些什么？大人们告诉他，那里都是科学家，他们做的是一些很高级、很了不起的工作。于是，在小曹建林的心目中便深深地留下了这样的科学家形象：一群可以白天晚上不睡觉的非常聪明的人。曹建林说，那时候他十分羡慕整日出入于西黄楼的那些科学家。他常常望着西黄楼那不灭的灯光暗暗地想，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当个科学家，一定要走进西黄楼去看看，看那里究竟都有些什么。
三十年后，当曹建林果真入主西黄楼的时候，当年笼罩在科学家身上的神秘感早已不复存在了。如今，曹建林在终于弄懂了什么是科学家，什么是中国科学家之后，科学体制的改革却又为中国科学家的条目注入了新的内容科学家不能只埋头科研了，他们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走向市场，学会生存。
这是决不比王大珩那一代老一辈科学家更轻松的又一轮新的艰难跋涉。曹建林从不曾想到自己会成为这样一个科学家：不是整日钻进西黄楼里，频频出现在实验室中，而是整日在外面跑，频频出现在谈判桌上。
只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从来睡不上一个囫囵觉。
曹建林似乎并没有后悔，这也许因为他是看着西黄楼的灯光长大的。
感谢西黄楼！感谢那照亮了一代人的永不熄灭的西黄楼的灯光！
在组织实施150工程的过程中，王大珩显示出了超人的科研组织领导才能。
有人说王大珩“神”了，光、机、电样样通，相关学科没有他不懂的。这话说得不假，但也有假。说有假，是因为王大珩不可能把机、电、工程技术等方面都搞得象应用光学那么精通，这些毕竟不是他的本行。说不假，是因为他的确什么都在行，不论研究哪方面的问题他都能深入进去，都能说到点子上。在探讨非本行问题时，王大珩经常能随口列举出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些甚至是应用面很窄的文章。他对机械工程等方面的整体把握能力、判断分析能力和熟悉程度，常使行内人大为惊讶，说他“象是一个很权威的高级工程师。”其实王大珩的“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的经历。他在英国的昌司玻璃工厂工作了整整6年，工厂的实践必然使他比一般的科研人员涉猎面更宽。回国后他在创办光机所的过程中又始终坚持了科研带厂的方针，这种格局更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他的知识领域，更有利于培养他对多种学科的整体把握能力。当然，王大珩的“神”更主要还在于他始终保持着勤奋学习的精神。无论走到哪，王大珩总要随身带着书，有点时间就捧着书看，不仅睡觉前看，一觉睡醒了大半夜的爬起来又看，常弄得一起出差的同屋人哭笑不得。除了书本学习外，王大珩更注重向他人学习。王大珩喜欢与人聊天，他很推崇英国人喝午茶的习惯，说每天下午喝一个半小时的午茶比开会效果好。在一种很轻松的气氛下，无所顾忌地聊一聊，可以交流大量的信息，这时候才最容易出思想、出新东西。他说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在与人交流的思维碰撞中形成的。1979年，法国科研中心的理论和应用光学研究所所长安德列.马尔夏尔到长春光机所进行学术访问。身兼法国总统科学顾问的马尔夏尔在与王大珩进行了两天的接触和交流之后，对王大珩的广识和渊博感到十分惊讶。临行前，马尔夏尔说他很高兴，他没想到来到中国会看到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光机研究所，没想到会在这个研究所里认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所长。
还有人说王大珩关键是会用人，他爱才如命，特别了解手下人的长短处，特别懂得怎样使每个人的长处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光机所有个有名的人物叫唐九华。他有名一是因为业务能力强，二是因为性格古怪。唐九华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高材生，在交大读书时就以成绩优异而著称，连吴有训先生都曾用赞赏的口气提到他，说：交大有个唐九华！但唐九华的个性很强，他生性讲究洁净，会因为别人把土弄到了自己的床上而连盆一起把花扔掉。他自己不吸烟也顶讨厌别人吸烟，开会的时候他就没鼻子没脸地把吸烟的人往外赶，或者干脆自己搬个凳子到门口去坐着，弄得满屋子的人都不自在。大家背地里就叫他“唐老倔”。有人告诉王大珩说，唐九华出差总是带个不大不小的包，里面装着不多不少的东西，最后扣上一个盆肯定刚好拉上拉锁。说是他计算得十分精确，决不肯让包大了浪费地方，也不肯让包小了装不下东西，而每次都带上盆是因为讲究卫生的缘故。王大珩听了大笑，说：好！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搞科研做工程就需要这样做事讲究精确、恰到好处的人！王大珩把150的许多具体工程设计都交给了唐九华，他说唐九华是一个非常好的工程师，把工作交给他心里踏实，放心。唐九华的脾气太直太倔，一般人都接受不了。王大珩在光机所有很高的威望，与他资历相当的人都很敬重他，若论资历，唐九华应该叫他老师，但唐九华却是光机所唯--个敢当面顶撞王大珩的人。唐九华喜欢叫真儿。150工程总体论证中有很多交叉意见，开会时，唐九华就经常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王大珩发生争执，常常吵得不可开交。但王大珩却似乎从不在意，偶尔哪次开会唐九华没来，没有人跟王大珩吵了，王大珩还会到处找，“怎么没让唐九华参加呢？”“把唐九华找来？”“这件事得征求征求唐九华的意见。”王大珩说，他最欣赏唐九华的正直、正派、敢讲真话、实事求是。他说：“我喜欢正直的人。可以不听我的话，但一定要有见解。”唐九华后来一度担任过光机所的所长，当时光机所被列入了改革单位，为适应体制改革的变化，提出所长应由经营管理型的人来担任。唐九华听后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我是个业务型的人，不适合做经营管理工作，我就不当这个所长了。”王大珩说：“你看看，这就是唐九华，他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也是这么叫真儿，也是这么实事求是。”唐九华果然成了王大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在150工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50工程整整干了五年。这期间曾发生过一场持续了两年之久的著名的关于“半竿子”和“一竿子”的争论。
从一开始搞150工程，光机所里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见。主张“半竿子”的人认为：我们是科研所，科研所的任务就是搞研究，不是搞生产。因此，我们只能负责150的研制任务，而生产产品的任务则应该交给生产部门去做。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被一个项目缠住腿，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人员去开展其它的科研项目。应该说，这种主张是无可厚非的，是符合科研单位工作性质的。但是，王大珩却不同意。王大珩主张要搞“一竿子插到底”，把研制产品和提供产品的任务全面承担下来。王大珩说，不错，科研单位是有科研单位的性质，但我们国家不是还有我们自己的国情吗？我们是个穷国，国家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这么大的投资来搞科研，不宜啊。如果我们不搞“一竿子插到底”，国家就得再重新组织起一套负责生产的人马，就得多花许许多多的钱。大家都知道，军工产品是不需要大批量生产的，重新组织起一套人马来不值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豁出自己来，能省就给国家省下一点呢？
许多年后，当人们对王大珩的思维轨迹和行为方式已经有了十分深刻的了解的时候，在光机所里便流传开了这样一句话：王大珩这个研究员是中国的研究员。很难说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是带着完全意义上的褒意，因为“中国的研究员”常常会不顾及光机所的自身利益。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1965年，国家因光学工程需要，给科学院投资300万元，让科学院负责生产出一批高质量的大玻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应该落到长春光机所的头上。光机所本身就是搞光学的，有现成的技术力量，如果再得到这笔投资，就可以大大地改善现有的科研生产条件。这是一件很令人为之振奋的事情。但谁也没想到，事到临头，这只已经煮熟了的鸭子却眼睁睁地飞了。竟是王大珩不同意！王大珩认为，这笔钱投在光机所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光机所虽然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批玻璃的生产任务，但光机所毕竟不是产业部门，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所投入的设备势必会因面临闲置而造成极大浪费。王大珩建议把这笔钱投到轻工业部门，这样既解决了光学工程的临时需要，又能充分发挥这些设备的作用，使其继续为国家创造效益。眼看到手的300万就这样白白地放弃掉了。许多人不理解，其实不是道理不好理解，只是心里不舒服，私下里就有人苦笑着说：王所长考虑起问题来，怎么总象个政府官员似的？后来那笔钱投到了上海新沪玻璃厂，果然造就了一个如今在规模、设备和生产等方面都居全国前几位的大型玻璃生产企业。
光机所的人都说，他们与其它单位争课题、项目的时候最怕有王大珩在场。为什么呢？因为有王大珩在场他们就打怵，就不敢把自己的优越条件讲得太过，讲过了王大珩就会毫不客气地当场纠正。还因为王大珩常常会把屁股坐到人家那面。常有这种情况，在家讲得好好的到那里无论如何要把这个课题争过来，但王大珩只要听到人家有更充分的理由，就会立刻反过来替人家说话。在这些事情上，王大珩好象不会分里外，不会打自己家的小算盘，不会给自己争好处。他只看谁的条件最适合做这件事，只看这件事怎样做才对国家最有利。
1963年4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在北京召开了150工程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支持了王大珩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观点，决定由光机所从研制到提供产品全面负责下来，从而结束了“一竿子”与“半竿子”的争议。在王大珩的严密组织下，150工程始终进展得十分顺利，这项参加人数多达600人，历时五年半之久的大型科研工程竟一次试验成功，其中的几百个项目都顺利地通过了国家的鉴定。1966年4月，150工程正式整体通过国家鉴定。150工程成功地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尖端技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后，长春光机所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在以后的许多年间，光机所多次承接国防科研任务，一次又一次地在国防科技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一声震憾世界的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的大地腾空升起，它以惊人的姿态向世界展示着一个古老国度所拥有的新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的胆略和能力再一次得到了印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光学部分研制工作的王大珩此刻也在激动的人群中，与人们一起忘情地欢呼着，跳跃着。蘑菇云不断地向高处升腾，滚滚的浓烟在天空中翻卷着变幻姿态，在王大珩的眼中幻化出一幕又一幕遥远而又清晰的图景：那里有鸦片战争的炮响，有甲午海战的硝烟，有卢沟桥的烽火，有南京大屠杀的枪声……
有一种很坚硬的东西突然在心中砰裂开来，化成一股灼热在胸中翻滚奔腾，不知不觉地眼中便滚出了汹涌的热流。
晚上，王大珩和在他带领下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做工作的几个人聚在了一起，他们要悄悄地庆祝一下。两年多来，他们一直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来做这项工作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课题，连他们的家属也不知道。他们常常突然离家，却不能告诉家人自己的去向，往往一走多少天不给家里半点音信，回来了却连句解释的话都没法说。今天，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他们所负责的光学测试项目在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取得了圆满结果。
王大珩带了一瓶红葡萄酒。每个人斟了一杯，血一样鲜红的液体便在高高举起的杯中剧烈地颤抖着。无言。许久，随着“砰”的一声脆响，那鲜红的液体便涌入喉间，一股火辣辣的绵甜立刻向全身蔓延开来。
那一夜，王大珩喝了很多。在微酣之时，王大珩说了一句谁也没听懂的话：“父亲，哪怕再晚半年，也好……”
王大珩的父亲在半年前去世了。父亲在世时不只一次地用感慨的语气对王大珩说：“你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好时候都让你们给赶上了。”
王大珩永远忘不了父亲在说这句话时，眼中那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的羡慕和遗憾。
父亲！父亲！父亲！
1985年，鉴于长春光机所在国防领域中的一系列突出贡献，国家授予长春光机所“全国国防军工协作先进单位”的称号。在全国国防军工协作工作会议上，王大珩做了题为《为我国国防光学工程现代化而奋斗》的报告。同年10月，长春光机所历年研制的国防科技成果，以“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为总项目名称，获国家首次颁发的科技进步特等奖。王大珩由于他的特殊贡献而获得了个人特等奖。
时间在不知不觉地流逝，世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置身其中的人或许会因习惯而对这变化忽略不觉，但在外人眼里这变化便往往会显得格外地突兀和极其地不可思议了。
当历史走到八十年代的以后，当中国那扇紧闭的朱红大门终于开启了的时候，世界惊奇地睁大眼睛，发现东方伫立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光学大国！
中国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光学队伍。
从王大珩领到1400万斤小米筹办仪器馆起，中国的应用光学就开始在几近空白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了。王大珩创建和领导的长春光机所做为中国应用光学的发源地、摇篮和基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各类专业科技人员配套，科研生产条件齐备，技术基础雄厚，并具有光、机、电及计算机应用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与开发优势的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几十年间，王大珩在领导长春光机所发展自身的基础上，又着手分别组建了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安徽光机所和四川大邑光电技术所，并倡导和亲手创建了一所专门培养光机人才的理工科大学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长春光机所一个老母鸡竟下了五个与她自己一样大的“蛋”！这成了流传在中国科技界的一个真实的神话。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多达15万人的世界上最庞大光学队伍，并拥有了360个光学工厂和72个光学研究所，还有近40所大学设立了光学专业、22个大学设立了光学仪器专业。
中国有着许多令世界光学界瞩目的科研成果。
长春光机所研制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时候，世界上只有极少几个国家可以制造。而在长春光机所问世的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距世界上激光器的出现只晚了一年的时间。还有100多种的各类光学玻璃，有原子弹、氢弹、卫星中的光学设备等等、等等。著名光学专家、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教授在八十年代初时曾应邀在美国的一个光学会议上做关于中国光学情况的报告，后来，母国光教授在庆祝长春光机所成立四十周年的讲话中，详细介绍了那次报告后美国光学界对中国光学成就的反应。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讲话，现摘录如下：
在八O年的时候，美国还不了解中国光学是什么样子，当时相当多的美国专家是抱着这种心情来听我的报告的。我向他们讲了几件事实，来说明中国光学的成就。更引起他们兴趣的是，我说在中国有个长春，在长春有个中国科学院的长春光机所，她为中国的光学工业，为中国的应用光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如她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材料。熔炼了100多种光学玻璃，并把带去的光学玻璃目录、光学图打到幻灯上给他们看，大家热烈鼓掌。中国还会熔炼光学玻璃吗？还能熔炼100多种吗？使他们感到惊奇。我又接着说，在中国用我们的计算机、计算器，自己设计了复杂的光学系统，而且造出了这个光学系统。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两弹一星”，这“两弹一星”所需要的光学仪器是谁卖给我们了呢？是美国人吗？你们回答：不是，美国不肯卖给中国！是德国吗？德国不见得有。日本吗？没有。苏联不卖！这样大型的、精密的跟踪仪器是由我们自己设计并把它造出来的！这仅是我们光学取得成就的一部分。大家为这个热烈鼓掌。我报告完之后，带着我去的一位中国籍教授，他本来是很不大愿意请客的，花钱很仔细，但这天他非常高兴，他说母教授今天晚上我要请客。我在美国25年从没有得到今天这么高的荣誉，这种荣誉是长春光机所争得的。在美国当了25年的教授，他没有得到这个荣誉，而我们这些平平常常的，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些人，通过党的领导，老同志的带领，我们取得了成绩，是值得骄傲的。
十几年之后，最近美国光学学会又邀请我们一定要写一篇同样题目的文章。我跟大珩先生讨论要不要写这篇文章，大珩先生说应该写，应该把最近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在世界上介绍出来。所以，我就写篇文章寄给了美国光学学会的一个杂志，他们刊登了。但在我们还没拿到这份发表资料时，美国加州的中华光电学会很快就把这篇文章翻成中文，发表在他们办的“光电联络”杂志上。他们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发表这篇文章呢？因为这个学会是中华民族的，主要还是台湾去的一些人在美国成立的光电学会，他们以这篇文章为骄傲，觉得我们中国这十年来做的光学研究非常有成绩，值得向世界推荐。我在这篇文章里还是主要介绍我们所的工作。（注：母国光教授曾于1956年在长春光机所学习一年多，故称“我们所”。）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同时分享了你们的快乐。
长春光机所不仅以成果饮誉海内外，同时她也为中国光学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起到非常良好的引导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光学、应用光学培养了大批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恐怕不好说，优秀人才是谁呢？是张三呢，还是李四呢？数量上一批又一批。我想还是引外边人对我们的评价好一些。大家都知道，六月份，南开大学授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一个名誉博士学位。吴大猷先生是国际上很知名的物理学家，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他在今年五月份跟布什总统一起获得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名誉教授、名誉博士。吴大猷先生在物理界，在科学界是一位既懂管理又懂学科的著名专家，也是很受尊敬的一位专家。他是王大珩先生的老师。大珩先生与他见面谈了一个多小时，将国内情况作了介绍，给他看了一些国内成果的幻灯片。这里有许多是长光所的工作，如跟踪经纬仪、光学玻璃都是长春做的成果。他回到台湾在一篇报导里说：王大珩先生向我谈的中国光学界做的这些工作，真使我感到羡慕，在大陆上不仅成果累累，而且人才济济。我想一个四十多年没回国的人，他回过头来看国内光学的发展，他承认我们很多人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硕士学位，但是做出了能在国际上站得住的成绩，这样的人才相当一部分是我们长春光机所培养出来的。长春光机所像母鸡下蛋一样，向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安徽光机所、成都光电所输送了一批一批的干部，使这些新的光机所很快地得到发展。
长春光机所四十年的光荣历史及其做出的很大贡献是有口皆碑的，谁到长春来都知道长春有个汽车城，同时有个光学城。
……我为有你们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一流的光机所而感到自豪！
在王大珩的努力下，世界性的光学组织国际光学委员会（ICO），于1987年正式吸收中国加入其会员国。
由于王大珩杰出的工作和威望，1990年11月，他被选为亚洲太平洋光学联合会（APOF）的副主席。这一地区性的学会包括以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七国为圆周的大片地区和国家。APOF只设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
选择之六：躲进象牙塔还是介入政治。
科学的尴尬和历史的必然
科学中有着无数的命题，而生活中也并非只有科学一个命题。
1979年，长春光机所所长王大珩突然找到他最信任的两位副所长贾力夫和龙射斗，这两个人多年来一直与王大珩共处，相互之间十分了解，王大珩素来极敬重他们二位的人格。但当站到他们面前的时候，王大珩却突然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王大珩才克制着内心的激动，语气郑重地说：“有件事我想与你们二位商量一下。”说到这里，王大珩略微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却再也掩饰不住眼里燃烧着的灼灼热情，语气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我想请你们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不知二位是否有意……”
贾力夫和龙射斗吃惊地看着王大珩，看着这个当了整整三十年党外人士的老专家。谁也没想到，在心安理得地做了三十年的党外人士之后，在刚刚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政治劫难之后，王大珩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是入党。
“是时候了。”王大珩说。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是时候了。”
此时，王大珩刚刚参加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技教育研讨会。
此时，中共中央刚刚开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王大珩说是时候了！说这话的时候，王大珩已经年愈半百，五十有四了。
有许多的疑问随之而来：从王大珩接受共产党的影响不顾危险地从国统区跑到解放区那时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了。问题是，一个向往解放区，投奔共产党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在三十年之后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呢？再者，这三十年中，王大珩为国家、为祖国的光学事业做出了如此突出的贡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在漫长的三十年之后，才考虑接纳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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