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话题

    事实上，在一开始的时候，王大珩这样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对是否加入什么党这种太政治的问题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虽然憎恶国民党的腐败，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他们虽然对共产党抱有极强的好感和极大希望，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来执掌全国的政权，但他们的兴奋点更主要的却是放在盼望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从而得以施展自己报国甚至是救国的才干这一点上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从上一代起便有许多人开始淡泊官场、远离政治了。王大珩的父亲便是从“科举及第”的仕途道路上叛逆出来，终生自恃洁身自好，而从不与任何党派接近瓜葛。父亲在天文台工作时，曾有一任台长是国民党员。此人多次动员父亲加入国民党，父亲始终置之不理，最终以父亲直言相告“不屑国民党之行径”方才做罢。即便是对自己较为欣赏的共产党，父亲也只是多有赞誉之词罢了，而从无接近的愿望。父亲说，不论于国、于民、于家、于己来说，最为要紧的都是做学问，最为有益的也只有做学问。其它均可淡之、远之、不为之。

    父亲对王大珩思想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此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大珩始终自觉不自觉地格守着远离政治的戒律。他只想做事，不想介入政治。

    但是，王大珩毕竟不同于父亲，他更年轻，更有激情，也更容易被打动。做为新的执政党的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前所未有的朝气和活力，那种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的极大的热情及对知识分子的真诚和信任，不能不给王大珩带来了一种格外的新鲜感和振奋感。不能不使王大珩深深地为共产党而感动，被共产党所吸引。王大珩说，那时候真感到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真是从心里佩服共产党，心甘情愿追随共产党。

    可是王大珩为什么却久久没能走近共产党呢？

    是自卑感。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实，在共产党的面前许许多多与王大珩一样的知识分子们永远也摆脱不掉他们的自卑感。有许多自卑的理由可供他们选择：

    首先，他们的出身就不够好。王大珩的父亲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但因父亲“抠门儿”而抠得的几处房子，王家的成分被定为了小房产主。这是一个基本等同于农村的富农，仅次于城市资本家的很不叫人待近的出身。

    其次，他们的经历也很可疑。他们大多出过国、留过洋，他们最有可能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且谁能保证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走狗？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英、法、德、日、美的特务？

    再次，依那个著名的“皮毛理论”而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是“毛”，而“毛”在这个社会中应属无根的一群，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附在“皮”上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这其中的每一条都足以使王大珩们产生深深的自卑感了，但这却丝毫不妨碍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感情。当知识分子们发现并相信在这个新的社会中自己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有着明显的先天不足之后，他们便对来自共产党的信任怀着一种格外的感激之情了。他们以更加收敛自省的态度和更加发奋努力的工作来回报共产党对他们的知遇之恩。

    偶尔，当王大珩的内心深处闪现出想要加入共产党的冲动的时候，都不待深想，便匆忙自己悄悄地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没有多少信心。何况，王大珩知道共产党对他一直是非常尊重信任的，对他所提出的设想、建议总是言听计从十分支持。他虽不是党内之人，但党外人士的身份似乎从未对他努力发展祖国光学事业的工作带来过任何影响。其实，细想起来只要有了这一点他也就知足了。

    渐渐地，王大珩心里的冲动也就平息下来。他开始安于党外人士的身份，真的准备如父亲所教诲的那样，永远远离政治了。

    只是，政治是凭谁都能躲得过的吗？

    最初的合作似乎一直是很愉快的。提起曾与自己搭挡过的几位党委书记，王大珩多有感触地说：“我碰上了一批支持我的人，李明哲、刘允中……”

    有必要说一说李明哲，这是一个毁誉不一，结局暗淡的人。这也是一个最能反应出党与知识分子之间长期存在的那种亲密合作和猜疑防范兼而有之的微妙关系的人。

    李明哲是个老革命了，抗战时期就曾担任过县大队的大队长，来长春光机所之前他曾任中科院人事局的副局长。与别人不同的是，李明哲是自己要求下到光机所来工作的。虽然，对李明哲当时要求来光机所的动机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实践来看，他不仅有干劲，有能力，有方法，而且确实对科研领域进入得很快，也进入得很深。应该这样说，李明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适合在科研单位工作的党务干部。

    李明哲身上有着很鲜明的老八路的作风。他平易近人，到光机所任党委书记后不久，就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那时光机所已经拥有了一千多人，能大致分清这一千多人的面孔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是准确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来呢。平时，李明哲很少在办公室里呆着，有事没事总喜欢披件大衣到处转悠。转到哪里就唠到哪里，甚至干脆就睡在哪里。科研人员熬夜他也跟着熬夜，工人加班他也跟着加班。所里有个叫杜继禄的老玻璃细工，论吹玻璃的技术不仅在光机所是第一号，在全国玻璃行业中也是上数的。杜继禄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有点坏毛病，家里还养了两房老婆。平时，杜继禄仗着自己手艺好，一般谁的话也不大听，谁也不尿。可李明哲偏就瞅准了杜继禄，他干脆就把铺盖卷搬到杜继禄那里去了，天天和杜继禄一起加班，一起睡，没事就在一起唠。直唠到杜继禄把两个老婆离掉了一个，直唠到杜继禄把坏毛病戒了，直唠到杜继禄主动提出要求入党了。

    王大珩说李明哲是一个非常有热情，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非常具有宣传鼓动能力的党委书记。说在光机所工作过的所有党务干部中，李明哲是进入情况最快，介入科研工作最深的一个了。当提到他与李明哲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在工作中的配合情况时，王大珩毫不迟疑地回答：“一直不错，李明哲对我们这些人是很尊重，很支持的。”

    那么李明哲呢？

    有一份当年李明哲亲自写给上级党委的汇报材料，材料的前面特地注明着：这个稿子是在北京开会时利用了两个晚上写出来的。这份材料的题目是《关于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其中有几段话很能看出李明哲对王大珩的态度，现摘录如下：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自然科学有真才实学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极为有用，但他们能否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首要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能否抛弃旧的阶级立场，老老实实地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王所长（指王大珩）在交心时写：党组织的同志不懂业务……真是给我行使职权上带来负担和麻烦，要费多少口舌来说服他们。”

    “所长王大珩留学英国好几年，满脑子是英国货，认为科学不分工、农业，要说速度快一点还可以，跃进是不行的。”

    “王（指王大珩）刚从国外回来，对群众所提意见连看都不看就说是胡闹，并说这些东西拿到学术委员会上有碍学术委员会的尊严。”

    可以看出，在李明哲的眼里，王大珩是一个必须进行改造的，“满脑子英国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要的是，这不是李明哲个人的认识。李明哲是个十分有经验的党务工作者，他是站在党组织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的，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必然是与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相一致的。

    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解放初期，党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是真诚欢迎和极其宽容的态度。那时候，共产党面临着必须迅速建立起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的稳固的国家和社会。知识分子在其间的作用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当时，党十分重视在知识分子工作，一再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重视知识分子，强调要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当时的仪器馆党总支部曾为此深刻检查“未能很好的注意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同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连一个积极分子都没有，认为他们出身成分不好，历史复杂难搞，怕沾包”等问题（仪器馆党总支《对挑选考察培养教育积极分子工作的检查和今后改进的意见》）。但在五十年代初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就已经显露出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忧虑和不放心的倾向。及至到了1957年，事情果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57年间那场挟风带雨的“鸣放”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突然变得极其强硬了，在继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此后的许多年间，知识分子们几乎再也不曾得到过青睐。

    李明哲深知做为一个党委书记，自己的职责就是要与王大珩这个专家配合，做好王大珩的搭挡，保证其用自己的真才实学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他对王大珩还是十分尊重的，工作上也总是采取积极主动配合的态度。这就是使王大珩感到合作愉快的主要原因。

    但同时，李明哲也并没有忘记做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自己还担负着对王大珩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监督改造任务。况且他对他们也不是没有看法的。王大珩所坦言的“党组织的同志不懂业务，给我行使职权带来负担和麻烦，要费多少口舌来说服他们。”以及王大珩的满口洋话和那副“学术委员会的尊严”都不能不伤害从土坷垃里钻出来的李明哲的自尊心。李明哲明白他必须利用一切时机对王大珩们进行改造。他引导他们向党交心，让他们自己来挖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思想；他利用反右斗争来震动他们，促使他们检讨，承认“几年来自己所执行的正是资产阶级的重才轻德的干部路线。”；他通过在大跃进中发动群众大胆设想的现实来促动他们，迫使他们自己说出“还是外行能领导内行。”的话。有必要的的话，李明哲还会使出一点农民式的狡猾手段。他曾在一份《自我检查材料》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王大珩要到北京去谈一项任务。临行前“（我）给了他一个框框，（让他）只接受第二方案，使他只好在框框里转。最后还得我们去，使人家感到还是得党委书记来才能定。”显然，李明哲在耍弄这些小手段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看到王大珩那样的洋权威被自己这个土坷垃玩弄于股掌之上，对李明哲来说无疑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虽然如此，但这其间最重要的还应该是王大珩的感觉。不管李明哲怎样实施他的监督改造，不管李明哲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至少在与王大珩的搭挡过程中，他没有给王大珩带来太多的压力和不适感，没有使王大珩的工作受到太大的制约和影响。这从王大珩始终认为李明哲是尊重他支持他的这一点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个多变的大气候中，仅就这一点而论，李明哲就功不可没。何况，在李明哲与王大珩搭挡的那些年中，长春光机所得到了空前的长足发展，中国的光学事业出现了空前的飞跃。提到这些就无法回避李明哲这个名字。

    只是李明哲的结局不太光彩。四清时，有人对李明哲的前妻之死提出了异议。说他的前妻虽抱病卧床不起，但已维持多年，只是在李明哲与小他二十岁的机要秘书相识后，其前妻才突然死亡，而他与机要秘书在此后不久就匆匆结婚了。据说，开棺验尸的结果证实了头发中呻的含量达到了至死量。李明哲因此被判了刑。当时的社教工作队为李明哲所做的定论是这样的：原第一书记李明哲骄傲自大，“和平演变”，发展个人野心，进行宗派活动，腐化堕落，贪污挥霍，道德败坏，蜕化变质，成为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加逼死前妻张荣，影响极坏，云云。经历过当年那种极端思维的人也许一眼就能看出，其实，只有外加的这一条才是最为致命的，而其它那些条条才真正是外加的。这些自然都是题外话了。

    当然，这许多年间，王大珩并不是麻木得一点感觉也没有的。从他尊敬的先生和得意的学生被打成右派起，王大珩从身边许多知识分子的际遇中，从李明哲这样的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身上，就明显地感觉到了那根收得越来越紧的绳索的力量。于是，王大珩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越来越躲避政治了。此时的王大珩面对眼前那变幻莫测的政治已经不仅仅是淡漠，而是怀着一种越来越深的恐惧了。

    其实，这仅仅才是开始，真正的恐惧还在后面呢。

    关于王大珩怎样在那场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奇迹般地保全下来，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说。

    最普遍的说法是王大珩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保护。有人说周总理手里有一个名单，上面都是需要保护的知名科学家，王大珩的名字也列在了这个名单上，他因此而成为周总理特殊关照的人物而免遭迫害。还有人说，文革初期，就在长春这方面正要对王大珩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周总理秘密地派钱学森来到长春，亲自传达了把王大珩列入保护对象的指示，及时地制止了对王大珩的冲击。

    还有一种说法主要集中在当时负责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身上了。有一说是说聂荣臻元帅拟了一张包括了一大批参与国防科研工作的科学家的名单，上报中央批准后，下发各省市，要求对这些人实施保护。另有一说是说聂荣臻元帅下令对国防科研单位进行军事保护，并以筹建十五院的名义把王大珩召到北京藏起来了。

    没有人能搞得清这几种说法中哪一种是真实的，连王大珩自己也说不清。但事实上，王大珩的确在文革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受到太大的触及。他只是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了而已。

    用当时的话来讲，真正受触及的是灵魂。王大珩说，他永远忘不了上北京寻求帮助的那一次。他去北京是为了还没有搞完的国防科研任务，当时光机所已经乱起来了，他不能眼看着国防科研任务半途而废。但到北京后，他却彻底失望了。在北京，他亲眼看到连张爱萍将军也被批斗了，而且是跪在地上批斗！王大珩去医院看望他素来敬重的一位老先生，没想到，当老先生得知他目前的处境不好时，竟见了瘟疫似的生怕沾包，连连摆手示意他尽快离开此地。

    出得门来，走上北京那贴满了大字报的零乱街头，王大珩突然感到了一阵阵扑面而来的澈骨寒意。他明白，在他靠边站之前，只来得及做一件事了，就是尽快找到聂荣臻元帅，向聂帅提出对光机所采取军事保护措施的请求。从北京回来后，王大珩每天一次与聂帅办公室通话，直接向聂帅办公室汇报所里的每一点动向。后来，聂帅终于同意了王大珩的请求，下令向长春光机所派驻军队对国防科研项目实施军事保护。长春光机所成了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受到军队保护的民用研究所。在所有科研项目都被迫停下来的情况下，长春光机所的国防科研任务却始终没有停，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情况下，这简直就是个惊人的奇迹。

    那以后，王大珩就沉默了。

    沉默是恐惧，是无奈，是等待，也是自我保护的极端方式。在经历了许多的政治运动之后，王大珩终于学会了沉默。他再也不会象当年那样理直气壮地跑到统战部去为余瑞璜、钱伟长喊冤叫屈了。他再也不会因为有人批判他的学生思想反动就火冒三丈找到省委宣传部去“以自己的身份”替人家“担保”了。他准备三缄其口，打定主意再也不去招惹那个弄不清，惹不起，碰不得的政治了。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费尽心思请来的竟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会真真地应了“引狼入室”的那句老话了。

    据长春光机所《大事记》中记载：

    196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长春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进所实行军事保护。

    1967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指派军事人员进所实行军管。

    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军管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长春光机所在实行军管后，很快就从派别相争、武斗不断的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各派之间顺利实现了大联合，科研工作也开始陆续恢复，光机所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迅速地建立起了一整套准军事化的新秩序。这一切无疑都归功于军管会，归功于那个统领着军管会，同时也统领着整个光机所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单奎章。

    在长春光机所的档案室里，存有一张单奎章当年在光机所做报告时留下的照片。照片上的单奎章着一身老式军装，军帽下的两道浓眉直插双鬓，阴郁的目光中至今还带着一股逼人的寒气。据说，单奎章是个一米八的山东大汉，永远以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光机所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笑，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心里惧怕他。

    在部队里，单奎章是一个响当当的团长，带过兵，打过仗。按部队首长的评价“是员横踢马槽的猛将”。他是苦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但人却极聪明，记忆力相当好。在光机所上千名知识分子面前讲话，只需列个提纲，提纲上一共也没有几个字，还画着许多只有他自己才认识的符号，张嘴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但话却讲得生动，听着不厌。

    单奎章精力过人，律己很严。他是带着铺盖卷进光机所的，虽说他家离光机所并不远，但他平时从来不回家，就在办公室里住着，白天晚上地琢磨工作。都说光机所人睡办公室的传统就是打他那来的。他烟很重，琢磨事的时候更是一根接一根地狠抽，满脑子的点子、想法，常在夜里突然把人召集到他那烟气瘴瘴的办公室来开会。他说几点开会，到点人就必须到齐，来晚了他就会毫不客气地让你到门外去站着亮相，给你难堪，让你记住。他自己则总是绝对准时。

    不知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还是有意要在这群知识分子面前端足架子，反正单奎章从来不去接近群众。他始终与群众保持着距离，习惯于用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来着意刻划自己的威严。没有人敢走近他。那时光机所常组织大家劳动。按说，劳动间隙一般是联系群众的最好机会，当领导的都喜欢利用这个时间和大家聚聚堆儿，一人点上一根烟随随便便地唠上几句，透着一股少有的亲近，消解一下平日的疏远。单奎章却不。他干起活来很舍得力气，不说话，很专注的样子。休息时则总是独坐在一棵树下，默默地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狠狠地吸着，把脸沉在烟雾之中，让整个人同那树身一起构成一尊牢不可破的威严。人便都自觉的离那树远远的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一个合格的军事干部。

    一开始，单奎章确实给光机所带来了希望。在他的治理下，光机所的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了。至今还有人这样说，那个时期是光机所有史以来各方面秩序最井然，行政管理最得力的一个时期。单奎章的脑子很够用，他懂得科研单位是要搞科研的，是要出科研成果的，因此他抓科研，也抓国防科研任务，而且抓得很紧。他知道搞科研是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因此，一上来他就很大度地给了王大珩这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

    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还正常。

    但是内心里呢？

    从内心来看，单奎章是极端排斥知识分子的。他是个农民，他曾经仰视过知识分子，那种不平等的仰视是很容易使人在羡慕的同时把一种叫怨恨的东西储存进潜意识中的。他也出过国，但他是去日本北海道上沙川煤矿去做劳工。当他在暗无天日的煤窑中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时，当他企图逃跑而被日本人从山上抓回来毒打的时候，王大珩们却捧着书安逸地在洋人的实验室里摆弄着那些瓶瓶罐罐！而当他拎着脑袋闯过了无数的枪林弹雨，好不容易走出战争的血泊时，却发现自己舍命打下来的这个天下竟然也有王大珩们一份！他居然还要仰视他们，因为他们比他有学问，因为他们是洋专家！

    多亏了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一个可以俯视这些知识分子的机会，他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谁也记不清事情最初是怎样发生的了。只记得光机所的上空突然阴云密布，转瞬间一场灾难便如急风暴雨般席卷而来。

    从1968年开始，单奎章借着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在光机所制造了一场空前的大混乱。他是决心要在抓阶级斗争方面做出惊人之举了。他必须在光机所挖出一大批潜伏着的特务、叛徒，让事实来证明他单奎章所具备的魄力和能力。他要让长春光机所出名，让单奎章出名！

    单奎章很有信心，他说：“这么一个重要的单位，没有叛徒特务那才有鬼了！”

    先是通过办学习班的方法，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施加压力，逼迫群众自己坦白交待。口子很快就打开了，一位新分配到所的女大学生承认了自己是特务组织的成员。说自己的父亲是特务，是父亲支使她上光机学院的。上学期间，父亲还每个月按时为她提供特务活动经费，毕业后又让她打入了光机所。于是，一个怕极了的女孩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出来的假话被当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虽然谁都听得出来，她所说的特务活动经费不过是那个可怜的父亲按月支付给女儿的生活费罢了。

    随后，一批又一批人被送进学习班，或者干脆直接关押起来。西黄楼成了看守所，逼供的方法也开始逐步升级。据说有二十多种刑法，其中许多都是闻所未闻的。如用大头钉扎嘴唇，用老虎钳夹手指等。还有一种自己发明的叫做“马跑操”的刑法，是把在押者的眼睛蒙上，然后放到布满障碍的场地上或树丛中，喊口令让其跑步，直到碰得头破血流，摔得满地打滚为止。还有更苦的，让人九十度弯腰撅着，一撅就是七天七夜，直撅得眼球充血双目失明，直撅得下身浮肿大小便失禁。

    单奎章并不亲自动手，只不时冷冷地抛出一句“上半夜打态度，下半夜拿成果！”或“凡进西黄楼的，不开口也得开口！”

    那是长春光机所历史上最阴暗的一段日子。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突然送去隔离审查，不断地有新的特务被供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牵连。开始有人自杀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消息频频传来，长春光机所一时间“阴云笼罩，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已经没有人敢独自进实验室和车间了，怕出了问题说不清，担上个特务破坏的罪名。那时光机所的人上班流行一句话：一个人站，两个人看，三个人才敢动手干。

    6月，单奎章得意地宣称：两个月来的大批判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现在第二阶段已打破了突口，已揪出了特务。这批（人）是长期潜伏在（光机）所，并进行了严重的罪恶活动的。（他们）盗窃情报、发展组织、里通外国。这些人接头有代号，见面解开扣子。

    12月，单奎章宣布：“据初步查明，历任所、厂一级的15名干部中，现已定性的就有5人是叛徒、走资派，4人是特务。在60多个中层干部中，特务分子和重大特嫌分子约占三分之一。据现在掌握的情况，全所特务和与特务有牵连的就有100多人。他们伙同外地一些单位的特务分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单奎章说，光机所是个特务窝子，共有7国特务和4条又粗又黑的特务线！

    随着“阶级斗争”的继续深入，阶级斗争的成果逐渐升级，挖出的特务越来越多。小小一个光机所竟有3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150多人被隔离审查，5人被押送公机关，13人被逼自杀。一时间光机所的重大特务案株连了包括有全国十几个省市在内的几十个科研单位！

    单奎章终于做出了惊人之举，他成了赫赫有名的抓阶级斗争的英雄。是年，单奎章以《我是怎样以7.29攻打黄楼事件为突破口，狠抓阶级敌人的现实反革命活动，把一切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统统揪出来的》为题，到处介绍自己在光机所大抓特抓阶级斗争的经验。

    光机所出名了，单奎章出名了。

    鉴于单奎章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1971年他被选为中共吉林省委候补委员。同年，部队提升他为副师长。

    春风得意的单奎章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似乎越来越放肆了，根本不再顾忌打什么阶级斗争抓特务的幌子，开始直接对知识分子破口大骂起来：“知识分子穿个白大衣，戴眼镜，活象个小鬼，一肚子黑心烂肠子。”“光机所有八百知识分子，批掉三百还有五百。”“就是要当光机所的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我才坑了几个？

    单奎章开始有意识地放风了，他说：“长期以来，由于走资派的包庇重用，阶级敌人的活动达到了十分猖狂的程度。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建所18年来，大权不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是被一小撮走资派和特务分子所篡夺了。这个大权是落到了国民党的手里，是牛鬼蛇神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接着，单奎章就直接了当地点将了：“技术越高，权威越大，思想越反动。”“拿八十元（工资）以上的都给我批！”

    种种迹象表明，单奎章的矛头已经开始指向了王大珩。

    单奎章要动王大珩是有原因的，因为王大珩对单奎章的做法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出了不满。

    本来，王大珩已决心不再说话了，但现实却使他无论如何也无法保持沉默。他亲眼看到身边的许多人被关押、被毒打、被送进了监狱。这其中有很多都是第一批就随他来到长春，为建所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在与他们相濡以沫共同创业的二十多年间，王大珩与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王大珩熟悉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他了解他们，他信任他们，他绝不相信他们会是叛徒、特务！看着光机所人心惶惶的一片混乱景象，王大珩犹心忡忡。他知道再这样折腾下去光机所就完了。光机所是他亲手创建的，这里面不仅凝聚着他个人的心血，也凝聚着所有关注祖国光机事业的人们的心血。为了光机所，为了祖国的光机事业，他苦苦地奋斗了几十年，才好不容易创下了这份家业。这是他全部的希望，是祖国光机事业的全部希望，他不能容忍单奎章生生地毁了这个希望！

    王大珩对付单奎章的方法很简单，他直接了当地找到单奎章说：“你不讲民主。”“光机所的老家当快让你丢光了！”“你这样指挥肯定是要打败仗的！”王大珩想用严厉的措辞来警示单奎章，向单奎章晓以厉害，使单奎章有所收敛。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根本不可能起到丝毫作用的。据说，单奎章大发雷霆，查点把杯子掼到了王大珩的脸上。

    王大珩毕竟是一介书生，他太不懂得政治，太不了解单奎章了。单奎章是什么人？他是在那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政治蛀虫！他根本就不可能在乎你光机所的什么家当，根本就不会在乎有多少人被诬陷冤屈。他只在乎一点，就是他的政治前途。单奎章曾明确表白过，他的目的就是要抓出一个全国科技界的典型。他说工业有了一个大庆，农业有了一个大寨，就是科技界还没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单位。他要把光机所弄成一个全国的典型，让全国都知道光机所，让全国都知道他单奎章！象单奎章这样个人野心极度膨胀的人，他只要能在政治上捞到资本，他只要能攫取更多的政治权力，他只要能一步步爬向更高的政治舞台，就是毁掉整个光机所，毁掉整个中国的光机事业，毁掉身边的所有人，他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单奎章！这才是单奎章！

    王大珩对单奎章采取的是一种纯粹的文人方式，而以文人的方式来对付一个政治流氓，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这却是必然，因为这就是王大珩，这才是王大珩。

    王大珩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王大珩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性格中的矛盾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既受过西方的现代教育，又保留着很浓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士”之人格。他们既喜欢“伤时犹国”，有孔子所谓的“士志于道”的精神，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又很容易“感怀悲己”，习惯于遵循儒家所倡导的“忍”、“让”之德，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他们是太重视自身的“士”之人格形象了，因此，他们不得不常常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单奎章冷笑着看着王大珩。他一直想要搬掉这个光机所最大的知识分子，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如若王大珩一直沉默下去，他或许会继续容忍他一段时间。但现在，他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他可以动手了。

    又是从办学习班开始。1974年元旦刚过，单奎章精心安排的学习班就开张了。两天之后，学习班突然变成了揭发批判大会。次日，矛头开始直指王大珩。谁也没想到，当单奎章安排的“群众揭发批判”开始后，在刚刚点到王大珩的名字的时候，王大珩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只见王大默默地转过身来，把自己的正面对着全场的群众，默然伫立在那里。空气突然凝滞了，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王大珩。王大珩很镇静，他说他愿意面对群众，他什么样的意见都准备听。他的目光很真诚，带着一种自信的坦然。揭发批判在乱了一阵子阵脚之后又继续下去了。内容大多是揭发王大珩对单奎章有抵触情绪的事例，或批判王大珩“唯生产力论”的单纯业务观点。王大珩站在那里始终一言未发。只是最后，在对个别事情做了些简单的解释后，王大珩才说：“我不想掩饰我对单主任有意见……”

    全场又一次震惊了。光机所从来没有人敢当着单奎章的面，当着全所人的面对堂堂的单主任单奎章表示不满！坐在台上的单奎章脸刹时间变得铁青，他怎么也没想到王大珩竟敢当众叫他的板。而最为恼火的是，他无法阻止王大珩。王大珩没有因为“群众”的揭发而失去理智，没有被措辞严厉的批判激怒而发火。王大珩很平静，至少他表面上很平静。王大珩用掩藏在文静外表下的内在的刚毅承接着突然而至的巨大压力，以一种近于殉难般的传统的“士”之精神维护着自身的人格尊严。他找不到任何可以阻止王大珩的理由。

    单奎章很尴尬，这是他在光机所碰到的第一次大尴尬。他当然不会让自己白白地尴尬一场。会后，单奎章立刻就把王大珩发配到下面扫厕所去了。

    据说，王大珩扫的厕所格外干净。

    王大珩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王大珩属兔，就王大珩的本性来讲与他自己的这个属象是十分相一致的。除非为了工作，他在其它事上从不与任何人发生争执。没脾气。平时他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非常宽容、随合。那时候，光机所里属他工资高，大家就常敲他的竹杠。谁同他一起出差都是他包饭钱，大家都习惯了，好象他掏钱是天经地义的。在外时间长了，靠劳不过就鼓捣他请客，他好说话，一鼓捣准成。一伙人就乐得欢天喜地的跑出去解顿馋，反正他也馋。都知道王大珩喜欢吃狗肉，爱啃猪蹄子。常买一包拎回住处，和大家一边啃着一边唠。天南海北地一会说西餐，一会谈名菜，还真说得头头是道，馋得大家眼珠子直往外冒。唠到兴头上或许会给你来段京戏“我站在城楼观风景……”也算是唱得字正腔圆。从本质上说，王大珩摆脱不了骨子里的儒气，他赞赏与人为善的那个“善”字，追求待人和气不与人相争的君子之风。他从不愿意树敌，更不要说与谁骠着劲地斗了。但现在王大珩却一反常态，异常坚决地与已经提升为省科技局局长、局党组书记的“大官”单奎章骠上劲了。

    兔子也有被逼急了的时候！

    在扫厕所的那段日子里，王大珩肯定思考了很多。他也许反醒过自己，甚至包括自己的父辈；他也许突然发现自己始终是徘徊在中国知识分子延续了数千年的从政和治学的两难困惑之中；他也许终于懂得了科学和政治是根本无法截然分开的，懂得了科学其实远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客观的”“中立的”。只是不知道在那时他是否已进入了后现代的思维，是否得出了这样的后现代思想的结论：科学决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有社会权力的卷入；科学是由非科学规定的，而非科学的兴趣是权力利益。不管他是怎样想的，反正就是从这时起，王大珩彻底改变了，他从此勇敢地走进政治旋涡，并再也不曾退缩过。

    1977年，经过了十年的冰冻，大地的气温终于开始在人们的期待中逐渐回升了。

    ×月，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教育会议。王大珩做为代表参加了这次难忘的会议。在会上，准备充分的王大珩详细汇报了光机所几年来惨遭破坏的具体情况。听到王大珩的汇报，邓小平深深地为之震惊了。邓小平紧锁着眉头当即指示说：“中国科学院要和吉林省委共同把光机所的事抓好！”

    6月，王大珩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再次以《关于光机所一场触目惊心的灾害》为题发言，揭露了单奎章在光机所的所做所为。光机所的现状又一次引起了全场的震惊。中科院院长方毅当场表态：“光机所的问题中央领导很关心，邓副主席很关心。一定要把光机所的事情处理好。”

    长春光机所的人们永远也忘不了7月6日这一天，这个日子成了长春光机所历史上的一次盛大的节日。从清晨起，人们就纷纷涌向会场。还不到7点半时，所俱乐部的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就已经座无虚席了。许多人只好挤在舞台上、过道间、走廊里。光机所保存的档案材料中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

    八点十分宣布：长春光机所传达省委关于单奎章停职反省的决定大会现在开会！顿时，（会场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掌声雷动，群情激昂，（全场群众）长时间热烈鼓掌。当韩同志传达省委关于单奎章停职反省的决定后，会场里再一次锣鼓鞭炮齐鸣，掌声欢呼声雷动，整个会场一片欢腾。有的（人）竟在会场里扭起秧歌来。象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是多年来所没有，建所以来所罕见的！

    单奎章于当年9月被隔离审查，第二年5月被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交公安机关逮捕了。在迫害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之后，他自己也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不知道在狱中他曾做何感想，只知道他也不愿意死，更不愿意看到他的家人为他而死。都说单奎章对老婆好，说他在光机所时每个星期虽然只回家一次，但每次回家都要给老婆孩子蒸上一大锅馒头后再走。知情人说单奎章十分“惧内”。这话听着简直叫人无法相信，单奎章这样的人难道还会惧内？单奎章这样的人难道还会有这种人之常情？但据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单奎章于看押期间在偷偷写给妻子的一张纸条上是这样写的：

    ……你不是很唯心和迷信吗？事到现在就认命吧。不论怎样要活下去……只要活着好讲话。

    原来他也知道人应该活下去！原来他也知道还是活着好！可是他却逼迫那些无辜的人放弃了生存的权力！

    有人说，单奎章也是个悲剧人物，他是文革极左路线的产物，他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牺牲品。这话没错。单奎章曾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他是从军队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干部。应该承认，他有足够的能力。但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人来讲，有能力却往往比没有能力更为可怕，因为能力是一柄无论刺向哪里都会刃及深处的剑！以单奎章的基本素质而论，如果在正确路线之下，他或许也会干出一番成绩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往路线上一推了之的。这其间有一个始终在起作用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个人的品格。单奎章显然不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他极其狭隘、自私、冷酷。而正是他的这种狭隘、自私和冷酷导致了他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导致了光机所的大悲剧，也进而导致了他的个人悲剧。从这个角度来看，单奎章落得这种结局也是历史的必然了。

    单奎章死于1995年，死得并不凄惨。最后的那些年间，他在开饭店、办汽车修配厂等经营活动中，再一次证实了自己的能力他赚了不少的钱。

    能力，果真是一柄无论刺向哪里都会刃及深处的剑！

    对于王大珩来说，对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春天是从七十年代末才开始到来的。

    中国知识分子也许是这个世上爱国爱得最苦的一群了。他们曾为爱国宁愿忍辱求学而远涉重洋，他们曾为爱国不惜投身战乱而毅然回国，但当他们满怀希望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新的中国，正准备倾其所爱而为之奋斗的时候，他们却又开始面临新的磨难了。他们要继续为爱国而忍受一次次的误解，继续为爱国而遭受许许多多的屈辱。他们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下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成了被“批倒批臭”的一群，他们在社会人群中被排在了“地富反坏右”之后的第九位，而被称为“臭老九”。他们已经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不仅如此，他们在人格上受到了最多的污辱：打倒、批斗、游街、戴高帽。他们在权利上也遭到了最多的剥夺：不许钻研业务“走白专道路”；不许传播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等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真不懂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们怎么能“虽九死而不悔”，仍然还是那样一如既往地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呢？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民族主义者。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民族主义自然带有狭隘的嫌疑。现在的人们似乎更愿意提及科学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无国界性，更愿意提及科学是全人类共同财富的自然属性。但最能点出实质的还是居里夫人的那句话：科学是无国界的，而科学家却是有国籍的。每个科学家都有他自己的祖国，不能想象一个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的人，怎么会去爱全人类？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得就是这番道理。爱国本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情感，如同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亲人一样，是源自于内心的。而源自于内心的爱，其本身就包含着因爱而必须承担的道义和责任，包含着因爱而必须承担的磨难和牺牲。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从一开始就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能做到始终无悔无怨。所以当春风刚刚带来一丝暖意的时候，他们几乎立刻就毫不犹豫地又投身于其中了。

    1978年3月，王大珩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在这次会上第一次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就是说科学不再是社会之树上的一个枝，而是一个根了。这就是说科学工作者不再是“臭老九”，而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了。王大珩大大地为之振奋了。不仅王大珩，全国科技界都大大地邓小平的讲话而振奋，而欢欣鼓舞了。

    于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更使王大珩对中国共产党坚定了信心。他看到前途和希望，他满怀信心地说：

    是时候了！

    1979年，王大珩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中共长春光机所党委批准，王大珩终于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做为共产党员的王大珩从此如焕发了第二次青春般，重新开始活跃于光学界，活跃于科学界，进而开始活跃于政界。在此后的这些年间，王大珩越来越多地介入了政治，在参与国家决策，促进政策与科学间的沟通，加强科学在国家政治中的渗透等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王大珩最终还是违背了父亲，也违背了自己的初衷，终于走入到政治中来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主张献身学术，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到头来都事与愿违地放弃了自己的初衷，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社会的政治潮流之中。

    这是科学的尴尬，但却是历史的必然。

    但愿不断进步的历史有一天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将来，一个让科学不再尴尬，不再委身于政治权力的更趋合理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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