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之一：
1996年9月6日，中央电视台第130期《综艺大观》节目现场。
这是一台专为庆祝教师节而拍摄的专题节目。
节目进行到中间的时候，主持人微笑着把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先生请上了讲台，请他对心中的老师讲几句话。
陈佳洱先生激动地拿起话筒，他张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我想起了我的老师----王大珩先生……”
镜头之二：
1992年10月，北京。《庆祝王大珩教授从事科研活动55周年》座谈会。
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将军充满感情地说：
“值此盛举之际，作为王老的学生，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特别的高兴。我仅代表国防科工委，也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向为开创并发展我国光学机械技术和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王大珩教授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王老师在科研、教学工作中一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作风严谨、锐意进取。他几十年如一日，治学、育人、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他所热心培养的一大批光学方面专家，都已经成为今天我国光学事业的栋梁之才。”
镜头之三：
电影《蒋筑英》。
银幕上突然出现了王大珩与许多人边走边谈的真实镜头。
王大珩匆忙的身影突然定格，身边打出了一行字幕：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
定格结束，王大珩的身影又在镜头上活动起来。
年轻的蒋筑英极有兴趣地挤在人群中看着。突然，蒋筑英回过头来兴奋地挥舞着手臂喊道：“我就报王大珩了！”
画外音：1962年，蒋筑英报考了我国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镜头之四：
中国激光技术的开拓者、著名光学专家、激光专家、中国科学院的王之江院士正在侃侃而谈：
“我是王大珩先生的学生。从学生的时间开始，到后来在长春工作及以后工作到现在，受到王先生很长时间的指导，从不能做什么事情到能做一些工作，都是在王先生指导下逐步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
镜头之五：
火车上，一位年约60多岁的资深光学仪器厂厂长正很自豪地给别人摆：“我是王大珩的学生。”旁边的人听了立刻感兴趣地凑上前去。但听他讲了半天才发现，这其实是一个七拐八拐地转了好几个弯子才勉强联到王大珩身上的“学生”。
其实他连王大珩的面都没见过，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沾了点边。
镜头之六：
一位学应用物理的大学生正在与人攀谈。
“王大珩是我们的老先生。”
“噢……嗯？”
年轻的大学生毫不在意对方投过来的怀疑目光，神情坦然地说：“你别不信，我们应用物理系就是王大珩创办的，我现在的老师就是他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你说，他不是我们的老先生是什么？”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光学界，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自称是王大珩的学生。甚至不止是在光学界，许多与光学沾点边的也都认王大珩。
王大珩说这不好。他很严谨，他自己就从来不随便说某某某是我的学生，或我是某某某的先生。但人家却不管，人家就是愿意做他的学生，就是愿意自称是他的学生，就是认他。人家可不管他认不认人家。
没办法，人家自有人家的道理，而且道理也绝对充分。
道理是这样讲的：学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那些他任教时的学生和他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他亲自指导过的研究人员。而广义的范围可就大了，只要是听过他讲课的，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在他创办的学校读过书的，都可以说是他的学生。甚至还包括那些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受过他的学术影响的人。
果然有理，果然无可厚非。
王大珩学生们的成就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忽略广义的学生不计，仅王大珩亲手带出来的学生便可说是群英汇萃，成就斐然了。在他的学生中，现已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就有10位之多！
他是一棵树。王大珩的一位学生如是说。
的确，当你从王大珩的学生身边走过的时候，你的眼前就会出现一棵树，一棵苍劲挺拔，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苍天大树。这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一次次地想到这句话：
他是一棵树
王大珩不是教育家，但他却亲手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以光学为主，光机电相结合的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创建长春光机学院是在1958年。那时候中国的光学事业已初见雏形，长春光机所正；渐趋羽翼丰满，此时，光机专业人才大量缺乏的矛盾便显得格外地突出了。为了光机事业的长远发展，王大珩接受了龚祖同等人的建议，下决心利用长春光机所的有利条件，创办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王大珩以光机所长的身份兼任了光机学院的院长。由于当时师资力量极度缺乏，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每人都必须兼授一门课。王大珩自告奋勇承担了教授基础物理课和技术物理专业课的全部课程。对长期脱离教学的科研人员来说，基础物理课恐怕是最难讲的了，它需要非常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清晰准确的阐述能力。至今，长春光机学院的老学生们只要一提起王大珩讲课时的风采，还忍不住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王大珩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也从不老老实实地在讲台前面站着。他习惯于把教案握在手里，不停地在前面走来走去，边走边讲。有的老学生戏言大珩先生的这个习惯是冻出来的，说是因为一开始时教室太冷的缘故。他们说刚建校时条件十分艰苦，是在临时借的教室里上课。冬天教室里没暖气，只好在中间支上一个煤炉取暖。但门窗都是破的，寒风便总能通畅无阻地冲进来，在教室里得意地肆虐盘旋。老师和学生们则只好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来上课。学生们坐在下面坐长了冻脚，冻得受不了了就在地上跺一阵子，许多学生的脚都冻肿了，冻伤了。老师在上面写黑板写长了冻手，冻得没法了，就把在炉子上烤热了的砖头用布裹着拿在手里暖一暖，暖过来再继续写。天底下有谁见过这样的大学？
王大珩对学生很严，你可以不懂，但不可以装懂。你可以做的不对，但不可以不认真去做。如若让他发现在学习上耍滑或在实验中应付的情况，那他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他最痛恨的就是不诚实和不踏实。
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考试了。王大珩考试绝对的与众不同物理考试出作文题！
考试时，王大珩只在黑板上写下三、五道论述题目，然后宣布几条：一、可以任意选择其中的一道题目；二、可以随便翻看物理书或学习笔记；三、可以在前两个小时交头结耳相互探讨研究。
学生们先是大喜，这么宽松的条件岂不等于白送？但仔细琢磨下来立时就傻了眼儿了：没有一道题能在书上找到完整的答案，答案是渗透在整本书中的，你无论选答哪道题都得吃透整个一本书！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好沉下心来努力往里钻，钻进去了，搞明白了，一篇学术论文也就写出来了。这时候心中就会豁然开朗，突然觉得学过的东西变得格外清晰，突然觉得那厚厚的一本书变得很薄很薄了。
这种方法对学生很有好处，但对老师来说却很辛苦，对老师的要求也很高。首先是出题难。要想把题出得好，出得巧，就需要老师具有很敏锐的目光和很高的涵盖能力。其次是判卷难。判这种卷不同打分，没有标准答案。老师得一篇篇地仔细阅读学生们的论文，从中了解他们各自对这门课程的掌握程度。且不说对每一篇论文做出分析评价要耗费多少心血，单是一下子阅读几十篇论文就要花费多少时间？
不知道王大珩那几年是怎么干过来的。管着光机所的科研工作，兼着光机学院的院长，还担负着教授一门主课。只知道他常常利用出差时间在火车上备课，下了火车就直奔教室，给等候在那里的学生上课。
长春光机学院创办后不久就创出了牌子，《光明日报》、《吉林日报》相继发表文章加以赞扬。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都前来视察，给以了充分的肯定。到文革前，长春光机学院已经小有名气，一度被人们盛赞为“小清华”。
如今的长春光机学院更是今非昔比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这所学院已经成为一所以光电技术为特色，光机电算材相结合为优势，工、理、经、文多学科的理工科大学了。建院37年来，长春光机学院共为国家培养了15000多名各类专业人才，作为光机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为祖国的光机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大珩现在是长春光机学院的名誉校长。除此之外，他还担任着哈尔滨科技大学的名誉校长，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的名誉教授。他这一辈子似乎总是与教育有着无法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他不是教育家。
1982年6月15日，夜。
北京友谊宾馆王大珩所住的房间内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王大珩拿起电话，立刻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蒋筑英在成都病危！
愣愣地放下电话，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紧紧地攫住了王大珩的心。他不安地在房间中来回踱了几步，突然踉踉跄跄地转身冲出了房门。
近七十岁的老人了，竟连电梯都等不得了，王大珩自己一口气爬上了五楼。五楼上住有长春光机所的人，他急于找他们了解蒋筑英的详细情况。
王大珩心里急啊。昨天，他刚与科学院的领导探讨了破格选拔蒋筑英做领导工作的问题。在向科学院领导详细介绍了蒋筑英的情况后，王大珩说，我想推荐蒋筑英来挑光机所的这副重担。蒋筑英现在的职务虽然只是代理室主任，职称只是副研究员，但这都是由家庭和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蒋筑英是我最早的研究生了，我了解蒋筑英，他是一个既有组织领导能力又有科研水平的难得的人才。经过探讨，科学院领导已经基本接受了王大珩的建议，正准备对蒋筑英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没想到今天就传来了蒋筑英病危的消息。
气喘吁吁地跑到五楼，却仍然没有明确的消息。王大珩让人立刻与成都通话，请求他们一定要竭尽全力挽救蒋筑英的生命。电话终于要通了，但从那个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却是一个怎么也无法使他相信的噩耗：蒋筑英已经于几小时前病逝了。
话筒从手中滑落的一刹那，泪便顺着面颊簌簌地滚落下来了。王大珩突然举起拳头一下又一下狠狠地敲打着自己的头，嘴里失声地喊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是从哪里说起啊？”这个从不肯轻易落泪的人，这个连失去父母时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的人，今天，却为失去学生而怆然泪下。
那一夜，王大珩彻夜未眠，眼前不停地浮现出一个个不同的蒋筑英。一会儿是刚当研究生时的那个聪明而又沉稳的蒋筑英，一会儿是背负着沉重家庭包袱的那个艰难跋涉的蒋筑英，一会儿是人到中年的那个干练成熟但却日见憔瘁的蒋筑英。这个孩子是太苦了，王大珩想，泪便又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从二十四岁做他的研究生算起，蒋筑英已经在他的身边工作了20年了。他是看着蒋筑英从一个年轻学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的。20年来，他在蒋筑英身上花费了许多的心血。他喜欢蒋筑英，尽管他从不肯轻易地表露出来。他心里知道，以蒋筑英的能力和学识来看，他早就应该承担起更重要的工作了。但是……
谁让他是王大珩的学生呢？做王大珩的学生是常常要吃一些亏的。
王大珩突然觉得有些悔，自己是不是对自己的学生太过于严格了？他依稀记起了一件往事，一件很早很早以前的事。那时候，蒋筑英正在读他的研究生，他给蒋筑英选定的课题是研究光学传递函数。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一种近代科学的新技术，这项技术的进展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光学设计和光学检测水平的高低。当时，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王大珩希望蒋筑英能填补这项空白，希望蒋筑英能成为我国光学传递函数方面的专门人才。蒋筑英果然没有辜负王大珩的期望，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苦刻钻研，终于研制出了一套先进实用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1965年，王大珩让蒋筑英带着这篇论文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光学检验会议。当时，母国光教授看了蒋筑英的论文后非常兴奋，他找到主持会的王大珩连声赞道：“这是个人才啊！”并立刻与王大珩商量要让蒋筑英在大会上作论文报告。听了母国光的赞扬，王大珩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但思量再三之后，他却决定不让蒋筑英在大会发言了。王大珩说：“他太年轻了，我不想把他一下子摆得太高。摆得太高了，容易头重脚轻，容易摔跟头。还容易给他造成不好的处境，与周围的人不好相处。还是让他一个一个台阶扎扎实实地往上走吧。”后来，大会按照王大珩的意见，安排蒋筑英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小组发言后，蒋筑英的论文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好评。但王大珩却对蒋筑英说：“你刚刚做了一点工作，可千万不能有成就感，不能因此就认为自己有多么的出类拔萃了。你还年轻，这个领域里还有许多课题需要你去继续钻研，你得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王大珩不知道蒋筑英当时是否理解了他的苦心，但就是从那时起，蒋筑英果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中国的光学传递函数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最终成为了国内这一领域中闻名的专家。看来自己对蒋筑英的严格要求还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心中还是有些悔呢？
也许是因为职称、待遇？王大珩从不为自己的事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也不允许自己的学生在荣誉、待遇面前伸手。他对蒋筑英这一点是最满意的。蒋筑英一家四口常年挤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可是在所里准备调给他一套三室的房子时，他却要求把房子让给别人。他很诚恳地说：“给我两间行不行？我的孩子不太大，眼下有两间就够了，所里需要房子的人太多，把宽绰的房子给更需要的人吧。”1979年，所学术委员会准备把蒋筑英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大珩对提拔自己的学生历来十分慎重，但连他也认为蒋筑英已经完全具备了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没想到问题倒是出在蒋筑英自己身上了，他竟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辞，甚至从国外写信给他专门来谈这件事。蒋筑英在信中说：“还是先提其他的老同志吧，他们比我的贡献大！这样做对工作有利。”王大珩一下子明白蒋筑英的心思了，蒋筑英心里想的始终是怎样做才会对工作更有利！只要是对工作有利他宁肯什么都不要，宁肯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王大珩深深地感动了，他赞赏蒋筑英的想法，也同意了蒋筑英的意见。可是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太亏了蒋筑英了？过去，他总觉得蒋筑英还年轻，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许许多多的机会，但今天，蒋筑英却突然走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许多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只为蒋筑英争过一次，是争出国的名额。那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不久，为了解决我国天文卫星X光望远镜的检测问题，所里决定派人去西德学习。在研究出国人选时，王大珩力主要派蒋筑英去。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出国的人员很少，名额也十分有限，况且蒋筑英还背着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沉重家庭包袱。但王大珩却一反常态地竭力坚持让蒋筑英去。王大珩说，这是一项在新的光学领域里进行探索的工作，必须要派业务水平高，接受能力快，责任心强的人去学习。我认为蒋筑英具备了这些素质，我认为他是最佳人选。这件事使蒋筑英很感动，他没想到组织上第一次派人出国学习，就能轮到他这种出身的人头上，他很感激导师为他创造了这个机会。但王大珩却实实在在地说，他并不是因为蒋筑英是他的学生才推荐他，他不是给蒋筑英争，他是从整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角度考虑才这样做的。后来的的事实证明了王大珩的选择是对的，蒋筑英的确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到西德后的两个星期内，就掌握了所有的关键性技术，只半年时间就学成回国，在国内这种装置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筑英逝世后，他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共吉林省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相继做出了开展向蒋筑英同志学习的决定。蒋筑英被誉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成为全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在开展向蒋筑英学习的活动中，王大珩含泪为自己的学生写下了《学习蒋筑英，开创科技工作新局面》的悼念文章。
许多年过去了，至今提起蒋筑英，王大珩心中还是觉得有些悔。每次去长春，老人都忘不了去看看蒋筑英的妻子，去看看那两个早早就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每次都不空手，或者拎去些水果，或者送去两盒中秋的月饼，有时候是钱，虽不多，却饱含着老人那片真挚的情意。
但仍抹不去心中的悔。有时候，老人会突然长长地叹上一口气，没头没脑地说：“唉，真是苦了他了。他那时大学毕业就拿那几十块钱，一直拿了十多年，家里负担又重，营养上、身体上太吃亏了。你说我怎么就……唉……”那一声充满了自责的长叹，听起来沉甸甸的令人心碎。
有人告诉王大珩，科学界对王大珩有个公论，说他是属于那种永远追踪前沿科学，有眼光，有魄力的科学家。
王大珩很认真地听着这些评价，又很认真地想了想说：“不完全是这样。我这个人思想里面还是很有些保守的东西的，所以有时候会因为我的近视而看不出某一新兴学科的前途。眼光不如自己的学生，不如年轻人的例子也是有的。”接着就很认真地举例说明。
举的是我国早期开展激光研究时的一个例子。王大珩说，当时他的一个学生开始对激光领域发生了兴趣，提出了要研制红宝石激光器的设想。自己虽然不反对，还在解决其中的晶体与氙灯的结构设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力量开展激光方面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及时地看出激光发展的广阔前景，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精力都集中在大型国防科研项目150工程上了。后来，当这个学生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之后，王大珩才意识到这一新兴学科具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王大珩提到的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光学专家、激光专家的王之江。
王之江是王大珩的学生中是最著名的，也是在学术上贡献最大的一个。早在五十年代，王之江刚刚毕业来到光机所的时候，王大珩就看中了这棵苗子。从那时起，王大珩就对王之江格外地倾心栽培。
开始时，王之江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优异而傲气十足。他是搞光学设计的，因为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画的图拿到车间常常做不出来。车间找他问，他却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管，我只管设计那几条线，做出来做不出来是你们的事。”为了培养王之江的动手能力，使他懂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王大珩干脆把王之江放到车间去锻炼了一年，让他老老实实地从磨玻璃开始，学会磨出自己设计的那几条线。实践使王之江一下就开窍了。他明白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细微的误差，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双方共同研究解决的。大家都说，就是从那以后王之江才再也不“牛”了。
都说王大珩在王之江身上花费的心血最多，这甚至在当年留下的批判材料中，都可以找到王大珩悉心培养王之江的例证。在一份光机所党委于1958年写的《整风后青年研究人员红专情况的变化》的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所长王大珩对王（指王之江）的才干更是欣赏，视为宠儿。从苏联带回的最新的技术资料就给王一个人看。在他们看来，有才就有德。因而在五六年工资改革时，所长一再坚持把王评为八级助研（全所52年毕业生中只有王一人是八级）过后又给他奖励，选他为省先进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积极分子等。
王之江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勤奋钻研。但王之江孤傲耿直，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很容易在纷繁的政治运动中成为目标。肃反时，王之江由于出言不慎，被认为有反动思想而受到了批判。这边还批着呢，那边王大珩就火了，他一气之下跑到吉林市委，找宣传部长说他要以他个人的身份来担保，担保他的学生绝对没有问题！弄得一时间满城风雨。反右时，惯于坦诚直言从不包藏自己的王之江又捅了漏子，王大珩左袒右护，最后竟差一点把自己也折到了右派堆里。这些情况直到1974年，还在一份题为《关于王大珩同志的历史和表现情况》的上报材料中被提及。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王大珩）在五反、肃反运动中认识模糊。在整风反右运动初期认识较差，表现右倾。对一些右派言论颇加赏识，一度在感情上同情某些右派分子。
在对待激光的问题上，王大珩最初的确没有王之江看得准，但具体情况还应做具体分析。王大珩与王之江不同，王大珩是所长，他的视野有时必须要限制在国家急需的项目上。当时，光机所刚刚接受150工程的国防科研任务，这是建所以来光机所第一次承担这样大型的尖端性的国防科研课题，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寄予了极大的希望。王大珩不能不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这项工作中去。
再者，世界上大概根本就不存在永不失误的眼睛，不存在永远正确的智者，真正的智者是指那些能及时发现误差并迅速进行调整的人。卢瑟福和爱因斯坦都无一例外地犯过短见的错误。卢瑟福最先敲开了原子的大门，但是他却没有看到原子能广泛利用的可能性。他在1933年的一次演说中说：“一般说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这种途径来取得能量，这种生产能的方法是极端可怜的，效率也是极低的。把原子嬗变看成是一种动力来源，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爱因斯坦的回答更具色彩。当记者问到原子能是否有可能被实际利用的时候，他回答道：“那就像夜里在鸟类稀少的野外捕鸟一样。”他们都没能看出原子能时代已经近在咫尺了。可见，即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眼光也会有出现误差的时候。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发现并调整误差。当王之江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后，王大珩立刻意识到激光是一门极有发展前途的新的光学领域。他当即就敦促王之江撰写文章，及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从此，王大珩开始密切关注和追踪激光研究领域。后来，在他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激光为主攻方向的上海光机所。此后，他又和王淦昌先生共同向聂荣臻元帅建议，在上海光机所建立了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英、法、日）才拥有的强激光联合实验室。1989年，他又与几位老科学家一起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为我国激光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如今，王之江已经成为中科院院士，成为我国著名的光学专家，成为我国激光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了。作为老师，王大珩对自己这位成就卓著的学生所表示出来的尊重十分令人惊讶和钦佩。这种尊重是有目共睹的，它体现在师生共同出席各种场合之时，体现在先生与学生交往的言谈举止之中，也体现在老人人前人后对学生的高度评价和严格自省里。
难得一位先生对学生的尊重，王大珩的高尚也便在此了。
对学生来讲，导师的前瞻能力往往是决定性的。优秀的导师由于其在科研领域中的敏锐眼光和对学生能力的准确判断，会不断地把学生推向前沿，迫使他们极大地发掘自身潜力，做出令他们自己也为之惊讶的创造性的成果。
姜会林是王大珩文革后带的第一批硕士生。做硕士论文的时候，王大珩给姜会林出了三个难易不同的题目，让他从中选择一个。其中最难、最生僻的一个题目是《光学系统设计的经济效益问题》。王大珩对姜会林说，这个题目不太好搞，但很有意义，我倾向你选择这个题目，你自己再好好考虑一下。
姜会林拿着这个题目憋了半年。这半年里，他与许多光学界的专家进行了探讨，竟没有一个赞同他搞这个题目。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效益对大家来说还是个很生疏的词。多数人的意见都是说这个题目没法搞。理由是，我们是搞技术的，不懂经济。连王之江都说：“题目太大了，倒是有意义，但不好做。”姜会林本想多找几个人探讨，好给自己坚定信心，没想到这一来反倒是泄了气了。他思量再三之后，下决心去找王大珩商量放弃这个题目，改做一个难度小一些的。
听了姜会林的陈述后，王大珩思索了很久。看得出来，他一直在心里仔细地掂量着这件事。后来，王大珩就对姜会林讲了很多的话。他说，他也是从研究生走过来的，以他的经验来看，发明与创造往往就寓于疑难工作之中，解决了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就有可能做出突出的成绩，就有可能从中获得知识和学问上的最大收益。他说，他认为在研究工作中，那种自始至终一帆风顺，与开始所料没多少区别的课题，虽然做起来容易，完成的顺利，但因为起点低，所以极有可能从中所得甚微，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好处的。最后，王大珩告诉姜会林说，他是考虑到姜会林的自身条件，才给他出了这样一个课题的。姜会林年纪比较大，参加工作多年，有很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他认为，以姜会林的经历和能力是能够胜任这个课题的。他说如果换一个缺乏经历的年轻研究生，他就不会给这个题目。说罢，便用殷切的目光默默地望着姜会林。
姜会林无法拒绝了。但姜会林说，他当时真是硬着头皮把这个题目接下来的，回去后也是硬着头皮把这个题目做下去的。一年后，姜会林才把课题的基本论述方法、主要论点和公式搞出了一个大概的总体结构框架。
向导师汇报提纲的时候，姜会林突然觉得自己心中一点底也没有了。借着王大珩仔细翻阅提纲的机会，姜会林悄悄地观察着导师的表情，他注意到王大珩的脸上渐渐出现了赞许的微笑，心里这才稍微平静了些。没想到，王大珩看罢稿子后竟激动得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一把拉住姜会林的手，兴奋地对秘书说：“你看，我就知道他一定能做出创造性的工作！他这三个部分都很有意思，都有创造性的价值！”那一天，王大珩显得格外高兴，姜会林告辞的时候，他破例送下了楼，送到了院子里，又一直送到了大门口。走到大门口后，王大珩突然止住了步子，沉吟着说道：“我考虑，根据你现在做出的成就，你可以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交流了。明年有个国际镜头光学设计会议，我想推荐你去参加，把你的观点在会上讲一讲，介绍出去。”
那是姜会林第一次出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记得离开会只有一个多月了的时候，姜会林突然被告知因外汇无法解决而无法办理出国手续了。王大珩知道后十分着急，他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国际交流的机会，姜会林不应该轻易放弃，应该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他立刻给吉林省领导写信请求帮助。姜会林拿着王大珩的信找了吉林省人大主任，找了吉林省省长，找了吉林省外汇管理局、外办，终于把外汇批下来了。但这时候距离开会只有20天了。一般情况下，要在20天之内把去美国的一切手续办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王大珩硬是帮助姜会林办下来了。他们直接给美国会议主席拍电报，请美方向驻华领事馆说明情况，因此几乎立刻就拿到了签证，终于使姜会林如期参加了这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国际交往为姜会林开拓了眼界，扩大了视野，也使姜会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1985年，世界《光学学报》刊登了姜会林的文章。此后，在日本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光学学会，特邀姜会林前去做学术报告，并肯定了姜会林的文章是此项研究的“四大进展之一”。
最令姜会林难忘的还是他在王大珩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的经历。当时，王大珩看了姜会林的论文后，不仅在其中用铅笔写下了许多的批注，还给他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长信。王大珩在信中虽然肯定了姜会林的论文总体不错，但认为目前还不能进行答辩。王大珩指出姜会林在关于光学公差这一章中所引用的一个观点在理论上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让姜会林一定要通过自己做来证实一下。
对这一点，姜会林心里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曾参考了国外很多的文章，而且大多是在光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把这句话当做公认的正确论点，拿到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引用的。姜会林私下里认为这句话不可能有问题，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加以引用呢？而且，这句话的引用使姜会林省略了很多的工作，如果现在一定要亲自动手证实这个论点的话，就需要重新回过头去做大量的计算工作。姜会林不想这样做，他找了很多美国人支持这一论点的资料送给王大珩看，希望导师能改变看法。但王大珩却坚决不同意。王大珩说：“你不要看有很多美国人在理论上都这样说，就人云亦云。事实上，学术界常有不负责任地引用论点的情况。看到一篇文章中有了结论，就不肯自己再去费力证实了，大家都图省事把现成的拿来引用，结果造成一错百错的情况。科学是十分严谨的，容不得丝毫的怠惰。在科学上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地去做。”
无奈，姜会林只好老老实实地去从头论证，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计算出了结果。这个结果使姜会林大大地吃了一惊，实践证明王大珩的分析果然是对的，原来引用的那个论点确实存在问题！姜会林在王大珩的指导下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并把自己得出的新的见解充实到了博士论文中。后来，正是这篇论文中有关光学公差部分所具备的独特的新论点引起了光学界的重视。美国出版的《光学领域100年来工差方面最有建树的60篇文章》中收入了姜会林论文中的这一章。而这篇文章之所以被录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它否定了原有的定论，阐述了更新的观点。姜会林后来又把这个观点运用到实践中，并因此而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如今，姜会林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光学专家，担任着长春光机学院副院长的重任。他说，他是被导师生生“逼”出来的。如果没有导师的严“逼”，他就不会走到今天，不会取得这么多的成就。他说，他从导师那里学到的何止是学问！
赵文兴，一个典型山东汉子。从外表上你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学者，蓬乱的头发，疲惫的面容，不修边幅的衣着。整日早出晚归，匆匆忙忙地蹬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脸想不完的心事，一屁股处理不完的事情。
他更像是一个焦头烂额的小厂厂长。
其实，赵文兴是个地地道道的博士，职务是长春光机所的光材部主任。他是光机所的科研骨干，因为有突出的贡献而被特批为研究员。不过，说他像个厂长倒也沾点边，这几年他搞了个玻璃连熔线生产光学玻璃，结果一炮打响，几乎成了体制改革后光机所的一项支柱产业。赵文兴也从此不得安生了，产、供、销一大摊子乱事不说，底下还得管着一群工人。也亏了赵文兴是个实干家，撇家舍业的扑腾了好几年，竟把这块小天地管得有模有样，效益稳步增长。但这个山东汉子从来就不掩饰自己不愿意干的想法。从开始被迫干起来，到现在硬撑着干下去，赵文兴始终就是一句话，不想干。只要领导松一点口，他肯定会立刻辞职。
赵文兴也是文革后王大珩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赵文兴的情况与其他人有些不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是凭着一股子劲儿从农村里闯出来的。赵文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一下子考上了王大珩的研究生。他对王大珩十分崇拜，几乎崇拜到了畏惧的程度。第一次见王大珩时，赵文兴从头到尾始终直挺挺地坐在那，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王大珩每说一句话，他都赶紧记下来，诚惶诚恐的像得了圣旨一般。
越是害怕就越是出错。1982年，赵文兴要去西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都是王大珩的，是王大珩在英国时就想到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没有得到证实。王大珩把这个题目交给了赵文兴，赵文兴成功地做出来并据此写出了这篇论文。赵文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实验工作，证实了导师的观点，因此就在署名时把王大珩的名字放在了前面。王大珩只看了一眼，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名字改到后面了。赵文兴是个实在人，回去后越想越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又把名字的顺序改了回来。定稿时，王大珩很严肃地对赵文兴说，学术文章的署名应该有科学的态度，不应该有长幼尊卑之分。这项研究从实验到论文都是由你来完成的，你的名字就理所当然应该署在前面，请你不要再改动了。说着就又把自己的名字挪到了后面。
后来，又是因为署名的问题王大珩朝赵文兴发过一次火。那是赵文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这篇论文也是基于王大珩的观点，由赵文兴做的实验，写出的论文。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些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在发表时赵文兴就十分谨慎，他与副导师经过反复商量之后，决定不署王大珩的名字了，只以赵文兴自己的名字来发表。王大珩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生气，认为赵文兴在署名问题上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立刻把赵文兴叫来责问。那一次赵文兴可真是害怕了，越害怕就越难以解释清楚。回去后自己越想越窝囊，搞得寝食难安。没想到，过了不久，赵文兴突然收到了王大珩写给他的信，竟是一封向他道歉的信。王大珩在信上说，赵文兴的副导师已经把情况向他解释清楚了，是自己错怪了文兴同志，自己当时的态度是过于激烈了，希望文兴同志不要多心，还请文兴同志多多原谅。信中还言辞恳切地对赵文兴的论文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捧着这封导师写给学生的道歉信，赵文兴心中不由得百感交集。
赵文兴对自己的导师至今还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拜之情，只不过现在自然是有敬而无畏了。赵文兴说，自己最佩服导师的一点，就是他始终站在多种学科的最前沿，始终活动在最新的知识层面中。无论多忙，只要这项学术活动有王大珩参加，赵文兴怎么也得抽出时间去听听。常常去早了，见王大珩的发言排在后面，就悄悄地溜回来处理一会儿工作，看时间差不多了再回去听。没别的，就是想听王大珩的发言。因为王大珩的发言从来都是言之有物，从来都有新的东西。哪怕就是站在走廊里听一会儿也值。赵文兴说从导师的发言里他常能发现很多自己没想到的问题，他特想学会导师的那套思维方法。
久了，赵文兴才渐渐品出来导师为什么会总是言之有物，总是有新的东西。
赵文兴的“大师哥”姜会林给他讲过一件事，是在八十年代中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都在读王大珩的博士生。有一天晚上，姜会林去王大珩家里谈课题。进门后发现王大珩正在看书。王大珩看到姜会林后，把书扣着放在桌上，说道：“你猜猜看，我刚才是在看什么书？”姜会林猜了好一会也没猜到，王大珩就笑了，他笑着把书翻过来举到姜会林面前说：“你看，是《BASIC语言》。”看到姜会林惊奇的神情，王大珩感叹了一声说：“很遗憾，我现在还是个计算机盲。我已经七十多岁了，精通恐怕是来不及了，有时间就扫扫盲吧。”这件事给了姜会林和赵文兴很大的触动，他们谁也没想到，德高望重的导师还会为自己不懂计算机而苦恼！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年愈古稀的老人竟会下决心从BASIC语言学起！
最令赵文兴难忘的还是一件小事，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几年前，赵文兴到北京去看望王大珩。师生俩亲亲热热地唠了一会儿后，王大珩突然对赵文兴说：“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助一下。”赵文兴不由得一时有点发愣，不知道导师有什么事情要自己办，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办。没想到，王大珩接下来却十分诚恳地说：“我有很多年对材料不接触了，在好多事情上不如你们年轻人了解的多，你现在是光材部主任，掌握材料信息的来源多，我想请你以后有这方面的新的东西，无论是新材料、新信息还是新工艺都能给我一份。让我也能多看一些，多了解一些。”说罢，又笑着补充道，“年纪大的人有时候是需要向年轻人请教的。就是字要大一些，我这眼睛可是越来越不行了。”赵文兴默默地望着自己的导师，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即便是让赵文兴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想遍，他也不会想到尊敬的导师会向自己这个学生请教！那一刻，这个山东汉子的眼睛突然变得很涩很涩。
托马斯·赫胥黎曾说过一句名言：在科学界一个六十岁的人的作为只会弊多利少。
十九世纪的著名物理学家瑞利在六十七岁的时候，他的儿子曾经问他对赫胥黎的这句名言有什么看法。瑞利想了很久以后回答说：“啊，我想如果你只做你所理解的事，不和年轻人发生矛盾，就不至于一定会像赫胥黎说的那样。”
曾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在谈到瑞利的回答时说：“我认为爱因斯坦、狄拉克和海森堡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爱丁顿肯定说不出这种话的。瑞利说的话中，含有某种谦虚的精神。我认为在理解大自然的过程中具有某种谦虚精神，是持续进行科学探索的先决条件。”
能对自己的学生说出这种话的人，是最伟大的人！赵文兴说。
都说伟大是无法在熟悉和了解的眼中产生的，但是，从带着崇敬之情第一次胆战心惊地走到导师面前的那一天起，赵文兴就从未因熟悉和了解而对导师的崇敬之情减弱分毫，相反，崇敬却在逐渐的熟悉和了解中变得越发清晰和真切了。
1991年，夏。
白日的暑气还没散尽，中关村的夜晚显得格外的闷热难当。
三个年轻人在中科院宿舍附近徘徊着，每当走近王大珩住的那栋楼时，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向楼上的窗口望上一会儿。每次似乎都想要走进去，但不知为什么，每次却都又犹豫着走开了。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这三个年轻人在这里已经徘徊了两个多小时了。
这是三名年轻的科学家，领头的是一位刚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博士。他们今天是专门来找王大珩先生的，想求得王大珩先生的支持，帮助他们申请“863计划”中的几个光学方面的科研项目。但是，当他们凭着一股热情跑到王大珩先生的家门口后，却突然犹豫了。他们都不是王大珩先生直接带出来的学生，与王大珩先生都没有太深的接触，他们拿不准这样做是不是太唐突了。有太多的疑虑阻止他们走进王大珩的家门：以王大珩那样的名气，会不会见他们这几个小人物？即便是见了，以王大珩那样的高龄，能不能有耐心听他们的讲述？即便是听了，以王大珩那样的身份，肯不肯支持和帮助他们？他们就这样，一圈又一圈地转着圈子，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鼓着勇气，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门口退了回来。
空气像凝固了一般，人被逼在热呼呼的粘稠之中，一丝风也没有。
博士突然停下，摆出一副豁出去了的架式说：“别再犹豫了，反正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走！硬着头皮闯一闯去！”
两个小时后，三个年轻人步履轻快地从王大珩的家中走了出来。开始，他们还极力控制着情绪，但一来到大街上，他们立刻就抑制不住地击掌欢呼起来。没想到，一切竟会是如此顺利！进王大珩那个门之前，他们以为把一切都想到了。但当走进王大珩的门后他们才发现，竟有那么多的没想到在那里等着他们。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亲切地欢迎他们，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认真地倾听他们的阐述，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耐心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真切地理解他们，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热情地支持他们，而最最令他们没想到的就是，王大珩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不仅十分痛快地答应帮助他们，而且当即就提笔给他们分别写了五封推荐信！
现在，这五封信就在他们的怀里。他们揣着这五封信就像揣着一把火，烧得心里躁动不安。
一缕清风轻轻地拂面而过，夜晚的空气悄悄地在身边流动起来，凝固着的闷热转眼间便消失殆尽了。
“走！喝酒去！此时唯有酒！”
“对！喝酒去！此时唯有酒！”
那一夜这三个年轻人都醉了，他们三人喝了整整两瓶二锅头。他们说，他们要为有幸结识王大珩这样的老科学家而醉上一回！
三个年轻人中那位博士的名字叫曹建林，那一次，他们在王大珩的支持下不仅申请到了项目，并且完成得十分漂亮。曹建林申请的是有关X-射线膜层方面的研究课题，这个项目人家花了几十万都没有搞出来，他说我只要一万元，保证把课题做出来。结果，果然只用了一万元就拿下来了。曹建林也因此而成为了我国X-射线膜层领域的专家。
曹建林现在是长春光机所的所长，他是继王大珩之后的第四任所长，也是长春光机所最年轻的一位所长。王大珩则是长春光机所的名誉所长，也是最老的一位所长。老所长和年轻所长之间的关系很亲近，老所长总在心理惦记着年轻所长，他看出来曹建林很难。他知道从某种角度来说，今天的曹建林恐怕比自己当年创业时更难。
当年，自己创建光机所的时候虽然科研基础差，人力物力匮乏，但毕竟那是一个倾全国之力支持科技发展的年代。那时候，只要是科研需要，一句话，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搞电子显微镜时，说需要拆一台电子显微镜做参考，打个电话立刻就把武汉微生物研究所刚进口的一台电子显微镜要来了。说需要人，与电子所打个招呼，当即就把刚从德国学成回国的黄兰友先生留下，立刻就投入工作干起来。搞国防科研的时候更是全国上下一条心，需要什么支持就有什么支持，需要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而且，那时候有一大批像自己这样从国外回来的专家，这些人在领导层中还是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的，讲话还是很起作用的。
如今不同了。曹建林当所长的今天，恰逢改革大潮兴起。而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刀就砍到了光机所的头上，长春光机所作为中科院的第一批改革试点单位，被突然间推到改革的前沿。国家改变了原有的拨款制度，大量削减事业费，吃了几十年皇粮的光机所，说断奶就忽然一下子断奶了。面对拨款制度改变后的严峻局面，维持偌大一个光机所的生存就成了曹建林所长的主要工作了。曹建林需要思考许多对中国的科学家来说曾经是十分陌生的课题：他要考虑如何带领这个最大的研究所走出生存的困境；他要考虑如何才能既保证光机所的生存而又不失其科研单位的基本性质；他要考虑市场，要以市场为导向；他要考虑经济效益，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他还要考虑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的新思路。而这些还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对曹建林来说，也许最难面对还是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识分化。市场经济在知识分子面前展开了一个充满了诱惑的世界，而市场经济的日渐活跃，又逐渐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开始拒绝传统知识分子的“士”之人格，不再甘心固守精神和清贫了，他们变得越来越实际，越来越无法专注于眼前的事情了。对曹建林来说，要应付眼前这所有的一切，无疑是显得过于沉重了。
当曹建林向王大珩汇报光机所目前的情况时，王大珩沉吟了好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话：“真难为你们了。”就这一句话，把个曹建林感动得抖着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来。
曹建林说，他从没碰到过像王大珩这样理解年轻人的老人。在他面前你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亲近感，产生倾述的愿望。曹建林愿意向老人倾述，他讲自己的苦恼，讲自己曾有过许多雄心勃勃的设想，想搞出几项具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想写出几篇有影响的学术文章，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干出一番事业来，但现在他却只能放弃这一切，不得不整天围着谈判桌转！
王大珩理解曹建林的痛苦，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痛苦。他一时有些不知道如何对曹建林说才好。他想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科技领域的大调整，在这个调整中，科学、特别是应用科学必须摆脱长期与市场隔绝的状态，重新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他想说，科学的这种重新定位是十分必要的，它最终能激活科研活动中的再生细胞，为科学带来更为鲜活的生机。他想说，这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调整势必不会那么从容，在调整过程中必然会给科学、给从事科学事业的人们带来许多切入肌肤的阵痛。他还想说，既然历史选择了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把机遇与挑战共同摆在了你们面前。但是他不想说这些大道理。沉吟了一会儿，王大珩突然对曹建林说：“你知道吗？我从三十四岁回国后，就再也没发表过一篇有价值的论文。”
曹建林猛然抬起头，吃惊地看着王大珩，他一时几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在曹建林的眼里，王大珩始终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形象，是光学界的泰斗，是自己心中的偶象。他不明白王大珩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话，为什么要破坏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
王大珩却神情坦然，他语气平缓地继续说道：“在科学领域中，有许多事情是需要有人牺牲自己去做的，它也许会剥夺你某一方面的能力，甚至会埋没你，但它同时也会造就你，给你展示出另一番天地。”
曹建林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突然觉得王大珩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加完美、更加高大了。
后来，曹建林在提到王大珩时常讲起这样一件事。他说，有一次，科学界的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聚在一起为一位老先生祝寿。老先生的一位弟子即席说了这样一番话：在科学家里有两类人，一类是在自己的领域中做出了杰出成绩的人；另一类则是造就了一个科学家队伍的人。这两类人中前者比较多，前者也更容易得到名气、荣誉和利益。但后者却十分少见而且更加伟大。因为后者必须具备更全面、更优秀的素质，他不仅能够尊重前辈，能够团结同辈，还要能够提携后辈。这样的人是科学家中的精英，是科学事业的栋梁。曹建林说，把这段话送给王大珩先生，应当之无愧！
王大珩很体谅曹建林的难处，总希望能帮曹建林做点什么，但他是个开明人，绝不依老卖老指手划脚地干涉人家。每当曹建林向王大珩汇报工作的时候，老人总是默默地听着，只在最后问上一句：你看还需要我做点什么？如果有能帮上忙的事情，他就会立刻尽全力去做。但也有例外。
有一次，曹建林为推选科学院院士的事专程去找王大珩。王大珩是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在院士的评选中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曹建林次行是站在所里的角度，想为所里多争取下来一个院士名额。临行之前，所里几个领导商量了一下，觉得推荐的这个人是王大珩的学生，王大珩很有可能会同意给使点劲儿的。
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王大珩面前曹建林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吭吭吃吃地绕了半天也没说到正题上。
王大珩默默地注视着曹建林，突然开口说道：“说吧，你想给谁说情？”
曹建林一愣，只好如实招来。
听了曹建林的讲述之后，王大珩很久很久没有说话。沉默了很长时间，王大珩才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的学生中没有一个是我提名当选为院士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这件事才好，我是想说，请你今后不要再向我提这样的要求好不好？我想把这个权力留给自己。”
面带愧色的曹建林牢牢地记住了王大珩这句话：我想把这个权力留给自己！
现在，曹建林似乎干得很有劲头了。他有一帮朝气蓬勃的助手，一个很年轻的领导班子。走到他们中间，你立刻会有一种清新的感觉。他们那活跃敏捷的思维能力，快捷简易的处理工作方式，紧张忙碌的生活节奏，融洽和谐的伙伴关系，时时感染着你，鼓舞着你。在他们身上你也许很难看到传统的学者形象，但却会从中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的学者气息。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使你永远也无法在头脑里把他们与那些正统的行政官僚们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他们令人赞叹、给人希望所在。
曹建林们很有信心，他们是决意要舍掉自己了。而他们之所以舍弃自己只为了一个愿望，就是企盼着在不久的将来能为光机所的科研人员们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科研环境，当然首先是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王大珩的影子，但他们又完全不同于王大珩，就如同王大珩像父亲又绝然不同于父亲一样。只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都有一个不变的强个之梦。
他们不愧是王大珩的学生！
问题是，当我们对他们表示赞赏的时候，难道我们心里就一点不替他们惋惜吗？难道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延续一定要以牺牲最优秀的人才作为代价吗？难道我们的社会真的就无法为我们的科学、为我们的科学家们提供一个比王大珩时代更为优越的科研环境了吗？
如今，当我们好不容易从科学的愚蒙状态中走了出来，好不容易认识到了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却不得不让我们的科学家们去自己拯救自己。自救，其实是一种十分无奈的选择。谁都知道，如果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日趋下降的话，其自救的紧迫感必然会大大地削弱其对社会历史的使命感，而对社会历史的使命感的削弱则会直接影响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由价值取向的变化造成的知识分子群落之间的精神分野，对科学、对社会、对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乎是不可估量的。
所幸，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中有一种渗入骨髓的爱国情结，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中有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入世精神。因此，他们总是能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虽九死而不悔，一代又一代顽强地向着强国的目标艰难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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