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诗汉译序

    （1937年1月）

    昔尝读玄奘三藏法师传，当时翻译经文有证义、缀文、笔受诸职；有字学证梵语、梵文诸大德为之赞助。其后又有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杜正伦等时为阅看，随时润色。盖两国文字迥殊，沟而通之，若是乎其慎也。海通以还，译学大启，异城名编，日新月盛，顾未闻由援唐世译经之例以从事者。余友侯官严几道，少习英文，归修汉学，其自定迻译之例，一反当世苟简之为，厥例有三，曰：信、达、雅。读其成书，殆无愧色？窃尝闻其绪论，谓译詞章家言，最为不易。盖词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词章何所附丽？牵强附会，必有害辞害志之失。余于英文所造极浅，然聆其所涵之实义，易以相对之辞，诘屈聱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

    此穷而思遁之术，自欺欺人，未可为训者也。吴兴应君溥泉，幼怀壮志，间关求学，初之英伦，转而之德，诵其诗人戈德翕雷诸家之作，咏叹流连，谓其能感发人这善心，译之以饷国人。一日，袖以示余。余受而读之，训词深厚不懈，而及于古。余不能诵其原作，然可决其证义缀文之际必极矜慎。溥泉语余：“非独不能违其意，即其词采、其音节，亦一一以两国这言文求其訢合而无间焉。此严几道所视为难者，而君乃黾勉以赴之。雄之健笔，洵加人一等矣！”原有序，言彼邦之诗明早浅显，能使读者变化气质。余窃请进一解，倘能更以极明浅之文，恒习之序，别译一编，使如白香山诗，老妪都解，则所以激发吾国人者，其收效不益广且远乎？或以为俯徇时好，则非余这所望于溥泉者也。时民国纪元二十有八年元月，海盐张元济序。

    送简庵入滇序

    （1897年）

    京师为天下仕者之薮。吾窃闻其相聚而言曰，吾安得一土地饶沃，水陆利便，民气柔靡，可卧治之地而官之乎；又曰今强敌六七，环伺左右，乘虚蹈瑕，通力侵侮。稍不遂意，辄与官吏相激触，戎彝之行。吾思远焉，苟能避之，抑尤幸也。之二者自计非不得，而其所以入官之故，亦曾计焉否耶？由前之说，犹有讥者。其后所云云，则矜为高行者多矣。吾姑不论今日之事，犹能以深闭固拒之为以界夷夏与否，试以物物相遇之力言之，此缩矣。彼有不益伸者乎？一统之治盖将终穷。天下列国，外交不修乌得言内治，且人心颓废，正可借外来噬螫之痛以醒起之，乃竟自欺若是。徒自欺犹可言，天下事果孰与任哉？吾友简庵毋亦有愧于此而欲为斯世一雪此耻也。光绪之二十有三年，简庵方由刑曹论观察，谒选在都。滇抚黄公知其才，招往佐之。滇固今之中外交涉繁要所在，去京师万里，行数月且不得至。其民率穷愁而无教，又荒瘠多瘴疠之地也，而简庵乃欣然愿行。疏上，甫得命。南海张侍郎使英国，又约与偕往。简庵曰，吾志也于是。先滇之行而至英，今大臣使异域。

    慷慨请从者，亦何可胜数？而吾知简庵之行，必有所以大异于人者在，则更请为进一言。五洲张国，孰逾英俄。伺我之甚亦惟二国。西伯利亚铁路成有日矣，英于我之东北无可为基者，乌得不于对峙之处谋所以御之？而滇于是适当其冲。法暱于俄，必亟扰之。印度一隅，乃英国脉所系。不亟展拓，何以自卫？缅甸亦经营十余年，岂肯自隳前功，则滇为英所必争固无疑。吾又闻姚志梁之言曰，自光绪甲午伦敦约成，滇之门户失，盖无可为矣。虽然一发不绝，千钧系焉。土地人民犹是吾属。受而弃之，于心奚忍？简庵至英与其贤士大夫相周旋，其为我默察其相待之微。与夫所以拒俄摈法之道，其欲动而不动者。又果何因，苟得其间从而研之？或有补救之策未可知。滇果存，他日西南之局当犹能为中国延一线也。简庵其亦许我乎。昔年冬，简庵与其乡人辟健社。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社凡八人，余与仁和夏棣三与焉。未半年憩伯去美洲，而简庵又将行，倘渡太平洋至华盛顿。见憩伯，请为我告之曰。吾六人者尚逡巡于车尘马迹间，而未得随二君子后。异日者，不知能强自振拔，终不为流俗转移否也。简庵其勉乎哉！

    题嘉庆十年路錞续修《平湖县志》后

    （1945年9月）

    有清末叶，余始为涵芬楼收书，积二十年，方志一门凡得一千四百余种，总二万余册，不幸闸北之役尽化劫灰。先是余亲家平湖葛君词蔚，缵承先业传朴堂藏书之富，骎骎乎为浙西之冠。词蔚亦喜集方志，彼此假缺，互假抄藏。涵芬楼所储平湖县志仅有乾隆年间高王二本及光绪初彭润章新修者，而葛氏乃独有此嘉庆十年路錞续修本，因借而违录之，庋诸楼中，涵芬一炬，人无不为海内方志惜。不意阅六年而日寇再至，传朴弆藏随之散佚，至是而浙西藏家之方志殆尽矣。书征姻台语余：“方寇至时，此本适携出检阅，故未及于难。”因出以相视。余以痛涵芬者痛传朴，然又未尝不幸传朴犹有此硕果之存。因书数行，以留此一段公案。余收书数十年，仅获见此一本，物罕见珍，吾尤愿葛氏贤子孙之能世守勿替也。乙酉孟秋日寇乞降后之第二日，海盐张元济，时年七十九。

    为孙宝田题《璇闺课子图》

    （1944年5月）

    自古尊男而抑女，逮人群进化而始有平等之说，吾人以为此特泛言在国之民。若云在家，则女为尤重。孟子大贤，成于母教，尽人知之。不具引，就吾所亲见者证之。乡党宗族中其母贤明者，其子类能成立，反是则隳落者什有七八焉。洵乎家道之兴替，民德之隆污，系于女子一身之贤否者，非细故也。吾今又得证之于金州孙君宝田，友人王君九语余，宝田其门下士，朴诚好学，得自贤母之教。其母系出同邑毕氏，幼承庭训，既适处士尚义，善事翁姑。相夫教子，咸循礼度。遭世多难，劳瘁以殇。宝田既得其母氏之教，学而有成，侧身修行。乡里推重，有浼以从政者，悉谢去，乃入金州女子高等公学校为教师。余因是知其为人而益钦其母之贤明也。教育之事，闇淡无以自炫，而治生之术又莫啬于教师。宝田乃择是以自居，盖自知其成立之所自。暨女教之亟，更欲广其慈母之意。举己之所得施之于人，他日之凡为人母者，皆能善教其子也。宝田追念劬劳，绘为是图，征题及余，因推阐其不匮之思，且援斯义以相勖焉。甲申首夏，海盐张元济。

    题《朱屺瞻画逸我文艺社草堂讲学图卷》

    （1949年下半年）

    朱子屺瞻为逸我文艺社绘草堂讲学图成，余友唐蔚芝同年为之序。序以画理阐明政治学术，可为名言。余尝读世界史。欧洲当中古之世，国政晦盲，民德颓敝，有识之士藉文艺以起其衰，卒成郅治。今我国风气日新，人心震奋，诚有剥极思复之象。社中诸子殷殷讲学，其必能踵欧洲前哲之成轨乎。诗曰：风雨潇潇，鸡鸣胶胶。窃愿为诸子颂之。民国三十八年海盐张元济题。

    为陈思明题《康长素书札》

    右为故友康君长素与吾郡沈子培先生书札三十二通。其寻常通问者八，中有一通为丁巳除夕前一日，时距宣统复辟已半年矣。又请评书画者七，乞文及书者各三。培老学术渊雅，诗文卓然名家；书法尤得汉魏人神髓，脱尽尘俗；至昔人所作书画，一过目即能辨其真赝。一代学人，固不仅以一艺名也。外此有十一通，多涉时事，大抵为复辟前后作；或还沪上，或居青岛，所作词气甚愤，殊有抑郁谁语之概。语多隐晦，非他人所能揣测。且不记年月，更无从定其先后。然所指诸人有可知者：秀实当为段棋瑞；曰止者当为瞿子玖相国；曰涛者当为沈涛园，名瑜庆；曰聘者当为王聘三，名乃征；曰葱者当为刘葱石，名世珩；曰甘者当为汪甘卿，名锺霖；曰孺者则为麦孺博，名孟华；潘生为潘飞声名□海，均长素门下士也。余与长素政见不尽相合。戊戌变法，诏罢科举、设学堂。余劝其南下一意兴学，长素不从，急进不已，卒酿八月六日之变。至日落虞渊，余以为绝似日挥一戈之事，故复辟之事一无所知。然二公倦倦于故国故君之意，至可敬、亦可悲也。迩者海日楼藏弆尽散，武进陈君思明得之沪壖，故人手泽，不致湮没。书此记幸。

    再跋《康长素与沈子培书》

    前跋写竟，陈君又以长素书札十三通见视。均与培老者，寻常通问者二，请评书画者三，介绍者一，讽谏者一。劝勿专作棒唱，此确能道出培老真相之病。一言其久于法署，又未游外，故重视外人，此却得失参半，培老岂专重外人者？然非君子之交固不能作此直言也。其涉于时事者五通，大都在复辟以前，书多作商榷语。其时参政院尚存，故欲先作军民合作以动之。又言各督反对大树岂敢？又言曹吴北望安能妄动，又言所求已遂，其气自消。但先有一信称大树，此声称又云南京，必指冯国璋言。又言未知桓侯与愔更□以何法。桓侯指张勳，愔则指胡晴初名。嗣瑗与余为僚婿，惜仲为其别字。其人忠于清室，彼时固在冯幕中也，必与闻复辟之役。则此属友白子文则不知何人。甲申寒露节日。

    《郋亭廉泉录》跋

    （1952年）

    顾起潜既得此帐，以视冒鹤亭。鹤亭为撰长跋于后。非身历其境者，固不能言之亲切若是也。以今言之，除俸银米折外，皆非所当得者；然衡之当日，情似未允。起潜复属余题数字于简耑，余何敢貌为苛论？爰定此名，冀稍副其实耳。壬辰夏五月，张元济病中倚枕书。

    记《百钠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

    （1933年）

    自雕版活字兴，有裨于书籍之流通者，功效至巨，其法昔人言之详矣。影印之术传自泰西，先以原书摄影，继以化学药品镀于石版或金属版上，以机器压印，与原书毫发无异，视雕版活字尤便。然以印新本则易，以印旧本则难。新出之书原甚清朗，纸墨偶有损剥，字形遂受侵蚀，工人持刀笔恣意修补，其误亦与雕版活字无别。至于旧刻，版多刓损，甚者文字几不可辨，墨沈旁溢，瘢垢盈纸。若不葺治，恐难卒读。昔年总理衙门影印古今图书集成，所以有先就底版描润之举也。《百衲诸史》多为宋元旧刻，其漫漶视古今图书集成不啻什百。前岁己巳之前后《汉书》、《三国志》、《五代史记》版刻较多。

    辽金二史去今未远，所选本亦稍完善，有待描润者鲜，独南北七史仅有眉山一刻，天水旧椠竞成孤帙，其元明递修者乃至号为邋遢本（即如《宋书》，最初者为绍兴原版，甚至同一叶中有两朝、或三朝、或三朝凑合者约计不下十余版），垢蔽情状。可以想见，描润之事，不容稍忽，请详言之。原书摄影成，先印底样，界校者校版心卷第叶号，有原书，以原书，不可得则以别本，对校毕有，阙或颠倒，咸正之。卷叶既定，界初修者以粉笔洁其版，不许侵及文字。既洁，复校，粉笔侵及文字者，记之，界精修者纠正。底样文字，有双影、有黑眼、有搭痕、有溢墨，梳剔之，梳剔以粉笔。有断笔、有缺笔、有花淡笔，弥补之，弥补以硃笔。仍不许动易文字，有疑，阙之，各疏于左右栏外。精修毕，校者复校之，有过或不及，复畀精修者损益之。

    再复校，取武英殿本及南北监本、汲古阁本与精修之叶对读，凡原阙或近磨灭之字，精修时未下笔者，或彼此形似疑误者，列为举疑，注某本作某，兼述所见，畀总校。总校以最初未修之叶及各本与既修之叶互校，复取昔人校本史之书更勘之。既定为某字，其形似之误实为印墨渐染所致，或仅属点画之讹者，是正之，否则仍其旧。其原阙，或近磨灭之字，原版有痕迹可推证者，补之，否则宁阙。阙字较多，审系原版断烂，则据他本写配于阑外，记某行若干字据某某本补。复界精修者摹写，校者以原书校之。一一如式，总校复校之。于是描润之事毕，更取以摄影。摄既，修片。修既，制版制版清样成，再精校。有误，仍记所疑，界总校。总校复勘之，如上例。精校少则二遍，多乃至五六遍。定为完善可印，总校于每叶署名，记年月日，送工厂付印。此描润经过事实，以眉山七史为尤繁重，今取宋书底样清样各一页，附后。俾资参较，区区之见非日有当，亦要与读者共商榷云尔。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海盐张元济。

    《四部丛刊》刊成记

    （1922年11月）

    《四部丛刊》始于己未，越今万蒇于成，为书三百二十三部（《二十四史》不在内），都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四种无卷数）、二千一百册。赖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仅费四年，诚艺林之快事。采用底本，涵芬楼所藏外，尤承海内外同志之助，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写本十六，影元写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余亦皆出明清精刻。当兹神州多故，国学寖微之日，名山之藏不翼而至，微言大义继续之机，翳于是赖，岂惟敝馆感气求声应之雅，而永矢勿谖也哉？汇刻之旨见于启事，详于例言，不烦再述。

    惟史部目载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集部目载《章实斋遗书》、《苕溪渔隐丛话》今皆未印，而增入《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揅经室全集》、《唐诗纪事》，缘徐氏通鉴不如毕本之详，涵芬楼所藏手稿，取对富阳夏氏刊本，亦无大异。实斋之书，近乌程刘氏已为锓梓，《渔隐丛话》不如《唐诗纪事》之难得也。诸书版本亦与前目略有变通，要皆后胜于前。

    如《经部礼记》初用明本，今用宋本；《说文系传》初用祁氏刊本，今用影宋抄本；《玉篇》初用抄本，今用元本；《史部资治通鉴释文》，初用十万卷楼本，今用宋本；《大唐西域记》初用明本，今用宋本；《子部韩非子》初用明本，今用黄荛圃校影宋抄本；《脉经》初用明本，今用元本；《翻译名义集》初用元本，今用宋本；《集部杜工部诗集》初用明本，今用宋本；《皎然白莲禅月三集》，初用汲古阁本，今用影宋明抄本；《广成集》初用抄本，今用明正统道藏本；《东坡集》初用明本，今诗文两集均用宋本；《后山集》初用抄本，今用高丽活字本；《盘洲集》初用洪氏刊本，今用影宋抄本；《鹤山集》初用安氏活字本，今用宋本；《范德机诗集》初用明本，今用影元抄本；《文选》初用明本，今用宋本；《乐府雅词》初用词学丛书本，今用鲍渌饮校本；《花庵词选》初用汲古阁本，今用万历仿宋本。又如《丁卯诗集》拟用元大德刊有注本，《石湖居士文集》拟用明金兰馆活字本，《皇元风雅》拟用元梅溪书院三十卷本，而此三种印本漫漶，摄影之后竟同没字。故《丁卯集》易以影宋抄本，《石湖集》易以爱汝堂本，《皇元风雅》易以高丽十二卷本。目载沈宝砚校本《南华真经》，套印后见宋刊与沈校有异同，乃录为札记，附于卷后，不复用朱墨套印。更若方望溪之改用戴刻，汪容甫之加入遗诗，茗柯、定盦亦均有补编，此非喜为更张也，书囊无底，善本难穷，随时搜访，不敢自足。敝馆区区苦心，其诸君子所不鄙弃者欤！书名卷数及惠假善本诸家姓氏，并详书录，壬戌十二月商务印书馆谨识。

    重印《四部丛刊》刊成记

    （1929年）

    是《书经》始于己未，蒇事于壬戌。出版以来，谬承士林推重，丙寅初冬，乃有重印之举，亦越三载，复观厥成，部别类居，悉仍旧贯。惟影印伊始，事属草创。或悬格以求而书不可得，有既得者而又不尽如我之所期，大辂椎轮，殊未惬当，今之所成，稍弥前憾。综兹数事，可略言焉，辑印初意，惟求善本，比岁涵芬楼续收之书不下数十万卷。藏弆之家，声应气求，时复以秘笈相饷，所得见珍，不惮更易。

    如《孝经》前用影宋抄本，今改宋本；《说文系传通释》前用述古堂影宋抄本，今后十一卷改配宋本；《吴越春秋》前用明万历本，今改弘治本；《越绝书》前用明万历本，今改双柏堂本；《金匮要略》前用明万历本，今改嘉靖本；《鬼谷子》前用清乾隆石研斋本、《云笈七签》前用明清真馆本，今均改道藏本；《寒山子诗》前用高丽本，今改景宋刻本；《岑嘉州诗》前用明正德本，今改正德济南足本；《陆宣公翰苑集》前用明不负堂本、《小畜集》前用经鉏堂抄本、《盘洲文集》前用影宋抄本、《古文苑》前用明成化本，今均改宋本；《渊颖吴先生文集》前用明嘉靖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前用影元抄本，今均改元本；《西昆酬唱集》前用旧抄本，今改用嘉靖本；《王阳明集》前用明祟祯集要本，今改用明隆庆刻《王文成公全书》；又《蔡中郎文集》前用明华氏活字本，今辨为覆刻，已改原本。凡诸改易，悉皆后胜于前，惟有学集前用康熙甲辰刊本、中有数卷杂入金匮山房重订者，今悉改用原本。

    《唐文粹》前用元刊，因多漫漶，今改用明嘉靖徐焴刊本、而补以宋本之校勘，此属于版本之变更者也。古籍传世辽运，断简阙文，短篇欠页，恒所不免。至于序跋，详载镌印源流，言簿录者尤所珍尚，重印每涉一书，必罗致多本，参考互证，挹彼注兹，藉得补正。《管子》原厥重令篇一页，今补全；《白虎通德论》今改用初印元本，增目后第四页；《李贺歌诗编》无外集，今补以宋本；《权载之文集》、《李卫公文集》，今各补佚文若干首；《元氏长庆集》卷十阙第五、六页，今据宋本补；《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一厥七十三行，今据锡山华氏活字本补；《李义山文集》卷一遗四百余字，今据徐氏笺注本补；《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第五页后有所残阙，今据灵石杨氏本补《阳曲令周君墓表》半首；《有学集》据金匮山房重订本补诗文百余首；《抱经堂文集》卷三十三据别本补卢雅雨墓志铭一首；《唐诗纪事》卷三十八、诗话总龟卷二十均有厥页，今各补完。

    他若《春秋经传集解》之杜预前后序、《春秋繁露》之楼郁序、《释名》之吕楠序、《说文系传通释》之尤袤跋、《广韵》之景德四年大中祥符元年牒、陆法言《切韵序》、郭知玄《抬遗序》、孙愐《唐韵序》、《通鉴纪事本末》之赵与■序、《大唐西域记》之敬播序、《黄帝内经》之顾从德跋、《注解伤寒论》之高保衡等进书序、治平二年牒、《仲景》自序、《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之宇文虚中跋、《论衡》之杨文昌序、《酉阳杂俎》之邓复、赵琦美、周登、二无名氏序、《冲虚至德真经》之情湛序、《刘向上奏表》、《杨盈川集》之皇甫汸序、《骆宾王文集》之郗云卿序、《曲江张先生文集》之苏■后序、《元次山文集》之李商隐后序、《白莲集》之孙光宪序、《河东先生集》之张景序、《小畜外集》之苏颂序、《直讲李先生文集》之祖无择序、自序、祠堂记、奏词、墓记、《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之杨云翼引、《松习斋文集》之杨载行状、《静修先生文集》之李谦序、《高太史大全集》之三自序、《凫藻集》之郑颙跋、《敬业堂诗集》之唐孙华序，漏略虽出原本，究为全书之玷。今复广搜旧刊，旁考他籍，为之裒辑，俾成完璧。此属于卷页之增补者也。鲁鱼亥豕，自古已然，即在旧椠，非无讹夺。

    初印诸书，附校勘者仅若干种。既成之后，偶遇名家精校，复为迻录。如《山海经》得黄荛圃校本、《元氏长庆集》得钱牧斋校本、《唐文粹》得江铁君顾千里校宋本。均经掇拾，附载卷末。又如《张说之文集》、《权载之文集》、《吕和叔文集》、《李卫公文集》、《唐甫里先生文集》、《小畜集》、《盘洲文集》、《渊颖吴先生文集》、《金华黄先生文集》、《东维子文集》、《有学集》，或根据旧刻，或钩稽众本，或参以己见，辨别异同，辑为校记。即初印诸书，曾经校勘者亦必反复研究，偶有纰缪，悉加是正，此则敝馆同人所愿竭其区区之忱，以为读者土壤细流之助，而又欿然不敢自信者也。全书版式装置，悉循曩例，惟因上文所举三者之故，卷帙稍赢于前。都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种无卷数），二千一百十二册，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写宋本十三，影写元本四，元写本一，明写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丽旧刻本七，释道藏本四，余亦皆为明清佳刻。具载书录，前后三年，从事斯役者，绍兴樊君炳清、吴县姜君殿扬、闽县林君志烜、海盐张君元炘、昆山胡君文楷、奉贤庄君羲、海盐沈君瑞河、昆山孙君义、平湖丁君英桂。夙夜辛勤，克尽厥职，谊得附书。

    中华民国纪元十有八载，岁在己巳商务印书馆谨识。

    简本《康熙字典》小引

    余自束发受书，案头置一《康熙字典》，遇有疑义辄翻阅之。其于点画之厘正，音切之辨析，足以裨益写读者殊非浅鲜。后出诸书，陈义多所增益，然于“形”“声”二字终不能出其范围，且搜罗之备，征引之富，尤可谓集字书之大成。然求全务情，亦即其美中之憾。全书凡四万二百余字，益以备考、补遗，又得六千四百有奇，每检一字必遇有不能识亦不必识者，参错其间，耗有限之光阴，糜可贵之纸墨。时至今日，穷当思变，不揣冒昧，尝于翻阅之际汰去其奇诡生僻、无裨实用者，凡三万八千余字，留者仅得十之二弱。非敢谓披沙拣金，抑聊谋艺林之乐利。原序云部分班别，一目了然，亦犹是此意而已。古盐官涉园主人识。

    《埃及近世史》序

    （1903年3月）

    欧洲有新名词：曰“帝国主义”、曰“民族主义”，今之言政治学者，莫不宗尚之矣。呜呼其亦知此两言者，即欧人兼并弱国歼除异族之具乎！帝国主义以推广势力为尚，故不妨逞强以凌弱；民族主义以区别种类为旨，故不妨党同以伐异。他国崛起，有害于己之权利，则思有以遏抑之。遏抑之不甘，反而自新，欲师我之长，以补其所短，则又思有以诱惑之，至悟为诱惑，慨然于外人之不足恃，转而谋抵制之策。甚者，屈极求伸，欲尽恢复其已失之权利，则又思有以钤束之，而摧残之。事苟可以利其国而惠其民，虽墟他人之子女，亦所不恤，盖悖理灭义之行，而以为名正言顺也久矣。谓予不信，请观埃及，当欧亚非三洲之冲而扼东西往来之孔道者，非埃及之形势耶？开化经六千余年之久，而三角针石诸塔焕然为宇宙大观者，非埃及之文明耶？尼罗流域土脉丰厚，民俗醇良，重德义而笃亲爱，觥觥乎世界名国也。阿梨奋兴，抗土自立，尽心民事，欲驯至于富强之域，使当其兼治叙利亚之日。而英国不必谗之土皇，使土皇悔悟，暗与接济之时。

    而英俄奥普不必联军以相逼，安见埃及山河不再造于阿梨之手乎？即不能而失之东隅者，收之桑榆，亚刺伯侯之扶植国民，改革内政，亦埃及之一大转机也。英法二国苟自悟其前日之非，幡然改图，不复为无理之干涉，则民气既伸，内乱自平，蜩唐沸羹之余未始不可重见天日。阿梨之志不能继之于亚伯拉罕者，或可竟之于亚剌伯也。吾于此不能不悲二人之遇矣。今夫己敝之屋，苟修葺完固，未尝不可以御风雨也；病后之体，苟调治平复，未尝不可以犯寒暑也。阿梨知列国窥伺长无已时，即事事受命，终必借端生衅以求遂其大欲。故归地之和约方成，而传国之遗书已具，继其位者苟能恪守先训，思患预防。毋鄙弃国俗而不知有己，毋偏信轻听而甘为人用。欧人虽横，将无可乘之隙，即至今日而金瓯无缺焉可也。吾不知酬应外人有何裨益，而塞德必以顺从为事。

    外人毁誉，何足重轻？而亿斯米尔必以揣摩为能，大而典章制度之繁，小而居处服御之末。凡可以得欧人之欢，来欧人之颂者，无不极意迎合，惟以不获盼睐为惧。彼欧人者挟其国界种界之见，因势利导，故为奉迎。始焉朘削其国力，终焉攘窃其政权，至政权既得，而其所以报我者乃大反乎我之所施。吾想亿斯米尔逊位出宫，潸然陨涕之时，未尝不自悔其设计之太左也。夫使媚外之效而果能不失其富贵，则自其一身言之，犹有枉寻直尺之可为，乃并此而亦不可得，则又何必为此卑鄙龌龊之行，而自亵其独立自主之尊乎？抑吾闻之，必有至诚恻但之意，而后可以言变法，必有卓立不移之概，而后可以言维新，否则未有不召乱而速亡者。埃及学校四千八百余所，生徒十万九百余人，且由男子以及于女子，不可谓非改良教育也。

    撤领事裁判之权，所用民法、商法、治罪法无一不折衷于拿破仑之成宪，不可谓非修明法度也。内则集权中央，有内阁、外务、内务、司法、大藏，军务诸省；外则地方自治，有郡长、市长、村长、委员诸职，不可谓非讲求治术也。变易农法，奖励工商、铁道、运河、灯台、电信、桥梁、诸大工业无所不备，不可谓非挽回利权输进文明也。乃他人行之无不足以致太平，而埃及行之，非独无以救贫弱，且将不免于败亡，岂其事之有效有不效耶？毋亦诚意未孚，不务其实而务其名，徒以为涂饰耳目娱乐外人之用，未行之先，不暇推究，既行之后，遂无一不与国势民情相触，以至溃败决裂而不可收抬也。既种是因，应结是果，纵级惨酷，于人何尤。特是埃及已矣，而欧洲之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已由近东而推至远东。凡与结接为构者，能无履霜坚冰之惧乎？虽然，吾不患他人之以埃及待我，而特患我之甘为埃及也。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涉园主人序。

    《法学协会杂志》序

    （1911年7月）

    管商诸子号称法学之祖，然不过为政治家思想之偏重法治，未尝认法律为一种科学，而分科研究之也。汉唐以后，但有笺注律令之学，绝少攻究法理之儒。至近世怵于欧美各国之强威，自摹仿战器工艺时代，渐进而窥见其法制之明备，颇有与吾古法家言相合。因此渐有研究欧洲法学者，光绪已亥以后，东游渐众，聪颖者率入其国法科。因文字之便利，朝受课程于讲室，夕即侈译，以饷祖国。斯时杂志之刊前后相继，称为极盛，鼓吹之力，中外知名，大吏渐为所动，未几而朝廷有考察宪政之使命，又未几而仿行立宪政体之国是定矣。

    溯厥原因，虽至复杂，然当时输入法学，广刊杂志，不得谓无丝毫助力也。至今日，则所谓预备立宪者既四年矣。旧法之修改，暨新法之颁行，汇录而置之案，其高几可隐人，此法治之效果也。虽是欧美法制美备之国，尚不逮十二三，然返观社会，颇苦于朝廷立法之本意及法治国国民之本分，均有未甚了解者，则社会于法令之颁布，尚无有加以研究而纠正之、推阐之、指导之之故也。然以个人而研究法令，则智识有限，不如以学会共同研究之之所得为多。以学会研究之诚善矣，尤不如以杂志刊布之之所及者广。故以学会研究法学，以杂志发表研究法学之所得，诚为今日至急之事矣，约举其利，益有数端。

    今朝廷设修订法律及编查宪政之馆，网罗中外明法之士，无虑数十人，又广延通才充顾问、谘议之选。然大率身任数事，精力未能专注，或更尸位素餐，无所可否，其实行握管起草者，不过三数人。此三数人之学问经验如何姑无暇论，以吾国幅员之广，风俗习惯之不同，政治历史之繁复，谓以三数人之智识，所发表可以通行无阻，无是理也。故近年所颁法令，其不利于实行者，实不胜枚举。然非身受其痛苦者，虽明知其不法，亦漠不相关。至执行之官吏，本相习无实行之观念，亦明知其不能实行而姑为奉行，且深利法令之不能实行，可预为诿卸之口实。若夫身受痛苦之人，则又以知识之不足，至无所控诉之时，横决暴动，以自为救济。然其借口以为横决之事实，又率非其所受痛苦真实之原因，因此法令之不善，反得借此以自匿，而永无改良之望。若有学会焉，于法令之已颁布而未善者，共相研究，指其得失，而加以纠正，以杂志公布于天下，则修订者可借为攻错，执行者可预为补救。即身受者亦可心知其故，而为正当之诉。愿此学会杂志之利一也。

    且闻从事起草法令之人，亦有明知法令之未善，而不能救正者。则以政府意旨所在，或一二要人为迁谬锢蔽之论所劫制，甘以一时之感情，冒天下之不韪。新进下吏，或因利害所关而不敢争，或争矣而未见信，遂致前后抵触，违背法理之法令时时成为问题。若有学会焉，于法令之正在起草尚未颁行之际，预为研究，凡今日政府所易蹈之谬误，先为痛论其得失，则政府或有所顾忌，未敢任意杂以私见，即起草诸君之稍明法理者，亦可借以自壮，不敢终于缄默。此学会杂志之利二也。

    凡法律之解释最易起疑问，有同一条文而当事者双方各主张自己之利益，各有坚卓之理由者。故各国解释法律之书，汗牛充栋，学派颇多。其他施行细则、判例、批评等应用之际，疏解之方，亦至不一致。然立法之本意决无甘违反人情者，法律而有不顺人情，非字句之偶疏，即解释之或歧耳。故法律解释之当否，其关系甚巨，其权决不能全委之官吏，必有学者以为之监督补助。盖官吏因其地位感情之不同，而观念遂淆，或至徇一时之利害。若学者则以学理人情为标准，必能顾世界之公论。故若有学会杂志，于已颁行之法令共为研究，而加以笺注、解释，则非特可祛解法令之弊，且可妨官吏曲法之害，庶可得公平之结果。此学会杂志之利三也。

    且法律文字虽谨严，而意义则包含甚广，往往手段则如此，目的则在彼，以普通人之见解观察之颇易失其精意。如本为保护多数之权利也，或误为增加义务；本为增进多数之幸福也，或疑为限制自由；或较旧法为严，而反以为宽，或视旧法为轻，而反以为重；或本已概括，而指为疏漏；或本为防遏，而疑为奖励。非有学者将法律之精意，时时推阐之、演绎之，作为浅说，以指导国民，则虽有最良之法令，而吾民不能心知其意，因疑俱之故，不特不能食良法之利，或反酿成恶果。若有学会焉，共相研究，而以杂志发表之，则推行之际，补助必多。此学会杂志之利四也。

    综以上数利观之，则今日法学杂志之刊，诚宜多多益善矣。乃环观海内外，凡六七年前留学界所刊行之杂志，已十不存一，而海内新刊之专攻法学、能备上述数利者尤为绝少，是不特于向者鼓吹输入之功实为未竟。即如从前笺注律令之勤，亦觉未逮，宪政前途其将焉赖，元济颇以为虑，不揣谫陋，今年与同人在上海创立法政杂志社，月刊杂志一册，冀上助宪政之进行，下为社会谋幸福。今发行亦数月矣，乃者吾乡明法诸子，于杭州行政长官所驻之地，有法学协会之集合，以研究法学为宗旨，而以杂志报导所研究之状况及结果。将即日出版，书来问序于元济，因将平日所怀之意见，及吾国法治之现象，述其所感而为之序。

    《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序

    （1937年2月）

    陈子叔亮长浙江省立图书馆有年，去岁冬于馆创设全浙文献展览会。余往观者再，虽公私藏弆未能尽致，然幐帙满前，吾浙文物之盛可以概见。越二月，以所辑馆藏善本书目甲编视余。余惟浙中藏书素页殊誉，宋元之世绵邈勿论。于明有钱塘妙赏楼高氏、嘉兴万卷堂项氏、山阴淡生堂祁氏、会稽世学楼钮氏、鄞万卷楼丰氏、天一阁范氏、兰溪少室山房胡氏。

    于清有仁和小山堂赵氏、玉玲珑阁龚氏、寿松堂孙氏、欣托山房汪氏、椒园沈氏、丹铅精舍劳氏、琳琅秘室胡氏、结一庐朱氏、钱塘瓶花斋吴氏、振绮堂汪氏、抱经堂卢氏、婕影园何氏、嘉惠堂丁氏、海宁道古楼马氏、得树楼查氏、向山阁陈氏、拜经楼昊氏、别下斋蒋氏、嘉兴静惕堂曹氏、清仪阁张氏、秀水潜采堂朱氏、平湖味梦轩钱氏、小重山馆胡氏、石门讲习堂吕氏、桐乡文瑞楼金氏、裘杆楼汪氏、知不足斋鲍氏、归安芳椒堂严氏、咫进斋姚氏、皕宋楼陆氏、乌程暝琴山馆刘氏、德清鉴止水斋许氏、鄞云在楼陈氏、双韭山房全氏、抱经楼卢氏、山阴鸣野山房沈氏、瓞瓜堂周氏、萧山十万卷楼王氏、湖海楼陈氏。

    即吾海盐，如胡孝辕之好古堂、张文鱼之石鼓亭、马笏斋之汉唐斋、黄椒叔之醉经楼、及余家之涉园，当其盛时亦尝充箱照轸，辉耀一世，或百年或数十年。堂构凋零，五厄时至，销沉飘堕，莫可究诘。琳琅万卷，化为烟云，东观石渠，徒留后人凭弔之迹。独无一兀峙岿然灵光，而菁华亦既耗竭矣。七阁之建，逾二百载，东南存者，厥唯文澜。虽中更丧乱，而鸿编巨简，散者复聚，佚者复完。典册有灵，神物呵护，省馆得是以为之基。主其事者钱章二子，精研国故，思有以光大之。博收广采，日有增益，叔谅规随，克竟其志。自宋讫明，精椠名钞凡得六百余种。而浙人著述有四之一，其在今日洵难能而可贵矣。自兹以往，倘能尽集乡贤遗著，荟萃一堂，更取宋之临安书棚、元之西湖书院、明之闵凌二氏、套板诸旧本而附益之，使全浙之文献充实光辉与湖山而益寿，岂不懿欤？吾知叔谅必有取于是矣！民国纪元二十有六年二月海盐张元济。

    《马相伯先生年谱》序

    （1939年11月14日）

    余闻相伯先生死于谅山之讯。哀其以大耋之年，不获宁居一室，被迫远徙，殒身于千里炎徼之外，为之悲愤者不置。越四日，张子若谷以书来，言己辑先生年谱，欲谋梓行。又三日，过余所，视余以全稿。自言与先生同为天主教徒，幼时肄业震旦学院，出先生门下。暇辄诣土山湾先生所居道院，聆所述生平经历，既归必笔而存之。自先生留居南京后，不得复见。乃遍搜时人著述，参以所闻，辑为是谱。会先生年届百龄，分日排登中美日报，以饷世人之欲知先生者。今哲人萎矣，窃思以是传诸久远，又指卷中所记蔡元培、梁启超、汪康年与余从先生习腊丁文事示余。余与三君皆同年挚友，意当时或同有兹约，而又余与汪君皆未能实行。然竟获厕于私淑之列，亦弥自欣幸也。戊戌政变，余谪南下，侨居海上，始识先生。

    一日与谈泰西科学之盛，先生徐言科学必有其大原，且世人又何以能知科学。余乃知先生深于教理，与世之以祸福感人者迥不相侔。数十年来，未忘斯语。张子许以其稿留余所，阅读既竟，窃叹以先生之学之才，未能一展其用。于内则仅至山东督制机器，勘查矿产；于外则仅参赞东京使署，襄助高丽举办新政，至议辟九龙商埠。且未采行，在美贷金设银行，又成而被驳。怀奇不遇，壹郁谁语？赖有是谱，聊以识其言行。师弟之情，有足多者，张子语余。先生尚有手书随使高句丽日记，暨所储中西名籍，寄赠丹阳图书馆。旅沪同乡会为之运至故里，尚未发箧而城已陷，且大火，恐书毁矣，使存者，谱中事必可裒益多许。相与感喟者久之，余悲先生之病殁蛮荒，而犹幸其能得高弟以传诸不朽也。因序而归之，读是编者，其亦有山高水长之思也夫。

    《德诗汉译》序

    （1939年1月）

    昔尝读玄奘三藏法师传。当时翻译经文，有证义、缀文、笔受诸职，有字学证梵语梵文诸大德为之赞助，其后又有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杜正伦等时为阅看，随时润色。盖两国文字迥殊，沟而通之，若是乎其难其慎也。海通以还，译学大启。异城名编，日新月盛。顾未闻由援唐世译经之例以从事者，余友侯官严几道，少习英文，归修汉学。其自定迻译之例，一反当世苟简之为。厥例有三，日信达雅，读其成书，殆无愧色。窃尝闻其绪论，谓译词章家言，最为不易。盖词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词章何所附丽，牵强附会，必有害辞害志之失。余于英文所造极浅，然聆其言而深信，近有创真译之说者，关节脉络，一仍其朔。仅摘其所涵之实义，易以相对之辞，诘屈聱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

    此穷而思遁之术，自欺欺人，未可为训者也。吴兴应君溥泉，幼怀壮志，间关求学，初之英伦，转而之德，诵其诗人戈德翕雷诸家之作，咏叹流连。谓其能感发人之善心，译之以饷国人。一日袖以示余，余受而读之，训词深厚不懈，而及于古。余不能诵其原作，然可决其证义缀文之际必极矜慎。溥泉语余，非独不敢违其意，即其词采、其音节，亦一一以两国之言文求其诉合而无间焉。此严几道所视为难者，而君乃黾勉以赴之，雄文健笔，洵加人一等矣。原有序，言彼邦之诗明畅浅显，能使读者变化气质，余窃请进一解。倘能更以极明浅之文，恒习之序，别译一编，使如白香山诗，老妪都解。则所以激发吾国人者，其收效不益广且远乎。或以为俯徇时好，则非余之所望于溥泉者也。时民国纪元二十有八年元月，海盐张元济序。

    《美国不动产抵押放款之研究》序

    （1939年10月）

    徐子旭瀛，肄业南洋公学，余方摄理校事，知其劬学励行笃实，异于侪辈。既卒业，游学北美，归国从政，先后长上海特区法院尤久。尝过余语，其行诣之笃实，一如其在学时。一日携其哲嗣贤怀君所撰《美国不动产抵押放款之研究》际余，谓是在美国康乃尔（Comell)大学习银行学报满考绩之作，欲得余序，以弁卷首。余未交贤怀君，然因父以知子，断必能不负所学也。留案头数月，余读之竟，窃有所感。美，富国也，其利商重农之政尤为世所称道。然在七十余年前，犹未有国家银行。设于各州者，地方银行耳。亦州自为政，而资本之■（“支力”），竞争之滥，管理之肤率，农与商交困，而农为尤。至一八六三年，《国家银行法》成。

    其经营不动产之抵押，始趋于正。厥后有区域之限制，有估值之比准，有息率之定额，有分期偿还及断绝变卖之则例。至一九一六年，续制《联邦农村贷款法》，而农民始大获其益。贤怀君于一制度之成，必溯其源流，穷其利弊，而于意所未惬者，复为谋补苴之策，询可谓善于探讨者矣。我国之有国家银行，后于美者又四十余载，其财力之厚薄，相去宵壤。亦有农民银行，而顾名思义，惠泽逮于下，殆不及什之一二。抗战有年，民力耗丧；兵祸既熄，所亟者莫如恢复之资。庐舍荡然，孑遗田土。异日之政，首当兴农。农村空乏，舍行不动产之抵押法，盖无他道，则是书宜可借镜矣。贤怀君其善刀而藏，时至即出其所学，奉其趋庭之训，为商市濬利源，为农甿裕生计。堂构相承，有厚望焉！

    中华民国纪元二十有八年十月，海盐张元济叙。

    （原载《美国不动产抵押放款之研究》，徐贤怀著，商务印书馆1940年8月长沙初版）

    吴绶卿先生遗诗序

    （1912年3月）

    吾不见绶卿久矣，去岁夏余以事入都。思访之，继知其治军于外，不果往。越两月而绶卿被刺于石家庄，无识与不识皆痛惜之；佥谓绶卿不死，京津大局必早底定。武汉南北两军亦不致激成恶战，然则绶卿死而因之死者且千万人。语云：死有重于泰山。其绶卿之谓矣，犹忆十四年前，拳乱方炽，绶卿与陈君锦涛、温君宗尧会于余居。谋所以安定之策，绶卿解衣磅礴，意气激壮，发语悲愤。尝以手抵案不止，此情此景，犹在目前。今绶卿以身殉国，而澜生、钦甫亦均能奔走国事，肩任艰巨，余独优游海上，甘自暇逸。，真愧对吾死友也。谢君炳朴从绶卿戍边有年，以其遗诗来示余，余不能诗；然读之益追念绶卿不置，绶卿不必以诗传，而能使后之读者想见其为人，则是编之辑未始无助也。

    续修滕县志序

    （1933年）

    有清之季，余为东方图书馆搜藏全国方志。历二十年，凡得二千一百余种。综二十有二行省，并边远各区计之，十有其九，民国既建，腹地议修新志者，书缺有间，每驰书相假。图书馆借抄者又络绎不绝，窃自幸于文献之征稍有裨助。上年闸北之役，毁于兵火，百无一存，丁兹大难，戎马蹂躏，万方一概，循此以往，不亟修葺，殆真有祀宋无征之慨矣。山东滕县生君克昭，远道莅沪，携其新刊续志示余，喜见先得我心也，受而读之。按滕县今存者，有康熙五十五年修、道光二十七年所重修本，是编为高仲诚前辈所纂，踵道光志而作。凡已见者不复叙，阙者补之，讹者正之，断自道光之末。

    讫于宣统三年，水利与民生有关，铁路为新政之要，一因一创，载笔特详；入民国后，则高君延柳、生君克中所续，凡未改易者，悉仍曩例。最近倡始者，别定新名，盖运当鼎革，政体攸殊，固不容混前后为一也；克昭渊雅好古，复以所集金石拓本涉于本邑掌故者，详加考核，附刊编末，尤足补前志所未备；而余窃有感者，今之方志，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史以记事，事必责实；而彭善瘅恶之意，即行于其中。自来方志隐恶扬善，多举名宦循吏，章氏七难，慨乎言之，余于深叹吾仲诚前辈为不可及也。旧志有职官谱、宦绩志，此则并为官师；贤者表之、不肖者纠之，旧志已引其绪。此则益严其辞，是非衡乎大公；毁誉准诸舆论，是诚为修志者之准的矣。世风日降，廉耻沦亡；赃官污吏，踵趾交错。士大夫膺笔削之责者，倘能于尝罚不明之时，而以褒贬代之。是吾夫子修春秋之志也，斯意也岂不可为之先导乎。

    鄂轺载笔序

    （1940年5月）

    旧制，子、卯、午、酉岁八月，直省举行乡试。先期礼部以试官请于朝。天子乃命翰林官或进士出身之科道部曹二人，往司厥事，甚盛典也。光绪二十九年，岁癸卯。吾友李守一编修受朝命充湖北乡试正考官。至于今三十有八年，距君之殁亦十有三年矣。哲嗣崧峻将以君奉使时日记，曰：“鄂轺载笔者，刊印行世。”问序于余，余受而读之。乡闱典礼规则，纪述綦备，足以考见一朝选士之制。命题校艺，晨夕将事，必敬必慎。唯陨越之是惧，是科副考官饶编修芝祥。中道闻讣，奔丧去职，而君以一身肩其任，故忠勤倍著。取士既如额，所得尤多知名之辈。诚可谓无辱君命者也。试事既竣。越二年，又奉命赴日本考察学务。旋授广西提学。既到官，创设全省小学校，为数至夥，考绩称最。且以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足以自拯。非破格用人不足以有为，屡上书请赦戊戌党人，一时称为敢言。君之倡导新学，焦劳国事，固与寻常词臣不同。而是编者亦不足以尽君之生平矣。民国纪元二十有九年五月。馆愚弟张元济拜序。

    为许良臣题许文恪暨仁山阁学应制卷子

    （1939年2月25日）

    余许外叔祖文恪公、从伯仁山公当嘉道两朝先后入翰林，供奉南斋。渥被知遇，此皆当时应制之作，一片承平雅颂声。因台其后搜辑装潢出视，回首凤池，真不胜今昔之感。此后恐不可复得。岂独君家之世宝，抑亦艺林之掌故也。珍重弆藏，愿以相勖。民国纪元二十有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海盐张元济。

    题张豫泉同年六十年前乡榜题名录

    （1939年9月7日）

    光绪己卯岁，余年十三，随官粤垣，寓纸行街。从谢榴生先生读，学为举业，是秋乡试榜发。一夕灯下，余父出广东闱墨，指第一名陈伯陶所为文为余讲解。言次若不胜企羡者，余私自揣，他日余亦必为此以娱吾亲。翌年侍母回海盐。其年余父以襄理陵水县事，积劳病殁任所。越九年己丑恩科。余获中式，本省乡试闱墨出刊余首艺。余仅得捧呈吾母，而吾父已不及见。又四年壬辰，余举进士，睹同榜陈伯陶名。追忆己卯秋夕侍吾父诵广东闱墨事，历历如在目前，而吾父弃养已十有二年矣。迨晤子砺同年，语以是事，真如旧识。豫荃同年，先与子砺同登乡榜，是年又同举进士，顾以病未与殿试。

    其后又改官外省，故踪迹较疏。国变后来居上海，时一相见，始知与子砺为儿女亲家。子砺第十一女适其第七子俊堃，尝与其兄良士以年家子礼来谒。余见之如见故人，今岁余移居霞飞路，距豫荃寓所近，过从较密。旧事举乡试满六十年，当重赴鹿鸣宴，豫荃今岁躬与其盛会，新得当年坊刻题名录一叶。朋辈竞为诗，以张其事，豫荃以视余。余所识榜中人仅崔磐石前辈、刘问刍、谢漱六三君，顾皆已作古人。子砺亦已于八年前下世，独豫荃为仅存之硕果，且精神矍铄。强健无殊五六十许人。转瞬壬辰周纪，重宴琼林，亦意中事，余欲为之贺而愧不能诗，因记其与是榜之因缘。兼豫为十三年后随君同会琼林之左券焉。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七日。

    谭文勤师会试墨卷及复试卷跋

    茶陵谭文勤公，余壬辰会试、复试及朝考受知师也。此为吾师咸丰丙辰会试墨卷暨复试卷，瓶斋世兄出以相视，属为题记。吾师之勋业文章，叶焕彬、叶柏皋、汪颂年三同年均阐述，无复赘言。窃惟科举为历朝大政，沿及有清，措施益密，今停罢已三十余年。一切制度，知者渐鲜。过此以往，恐遂湮没。谨就见于卷中为余所知者，缕述如下，或亦关心国故者所乐闻欤，按会试例于丑、辰、未、戌年三月举行。首场钦命四书文三题：首《论语》、次《中庸》、次《孟子》。如首题用《大学》，则移《论语》于次，又五言八韵排律诗题一。试期在初八日至初十日，二场《五经》题各一：首《易经》，次《书经》，次《诗经》，次《春秋左传》，次《礼记》。试期十一日至十三日，三场策问五道。以古今政治学术为题，不拘门类，应试者依次条答，不录全题，但书第几问。试期十四日至十六日，经策诸题，则正副考官所命也。科场事为礼部主管，会试设知贡举。掌闱中事务，满汉各一人。先期由礼部奏请钦派，故三场试卷。

    卷面均钤礼部之印及钦命知贡举之关防，是科满知贡举为礼部右侍郎宝鋆。汉员无考，据会典，试卷由提调官预备。卷尾用印卷官紫色戳记。此三场卷末，均有印卷官关防。其上有横行湖南二字者，盖以识别省分，不与下文印卷官三字连读也。应试者例向礼部投卷，自于卷端填注本人姓名、年岁、籍贯、某科乡试中式、暨三代。届期赴文场，候唱名领取，持卷归号。号舍分东西二行，以千字文编列。此卷卷面首场有西昃抬肆，二场有东玉贰肆，三场有西薑贰各小红印，即所指定之号舍也。题纸既下，先于卷中白纸起草，就有纵横红格纸誊正，每艺之末，侧书添注若干字，涂改若干字。最后更记其通共之数，真草俱毕，离号赴至公堂交卷。至公堂者，知贡举、提调、各执事官治事总汇处也。执事官又分为受卷所、弥封所、誊录所、对读所。所官均以正途出身之阁部寺院司员奏充。此三场卷面，均钤有受卷所官工部额外主事陈鸿翕紫色长戮，即当日至公堂上收卷之一人也。受卷所官既受卷，以卷送弥封所。

    所官就本人所填履历、直至红印草稿止此以便弥封一行处止，摺叠加封，封口上下，各钤以弥封官关防，此为中式之卷。已于填榜时核对红号、撤去弥封之纸。然首场卷内紫色关防余渖，犹隐隐可辨。红号者，弥封后取千字文每字编例一百号。每一人三场墨卷与硃卷，必用同字同号。此三场试卷，正稿前均印有贰叁二字。独二场贰字上，对读所有对读生，由顺天学政于附近各学新进生员选送。弥封所糊名后，以墨卷送誊录所，所官令书手用硃笔依墨卷誊写，誊写既竣，同时以殊墨二卷送对读所，对读生取而互校之。硃卷有误书处，用黄色笔改正，于是外帘之事毕。此首场及三场卷末，有硃书清河县书手宁中清。二场有曲周县书手王冕堂各一行，即所谓誊写硃卷之人，又首场有黄书良乡县对读生果书麟。二三场有平谷县对读生张冠英各一行，即所谓硃墨互校之人也。旧制二场五经文，三场策问后，各默写前一场某艺某段若干字句，均由考官于所发题纸开明。此卷仅二场经艺后录首场首艺起讲，二场诸艺不复见于三场策问之后。我辈试时，亦复如是，盖变易已久矣。

    第一场卷面正中，有墨书第壹百叁拾捌名七字，此为拆弥封时考官所题中式之名次，是科正考官。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彭蕴章，江苏长洲县人。副考官工部尚书全庆，满洲正白旗人。左都御史许乃普，浙江钱塘县人。内阁学士刘崑，云南景东厅人。同考官则吴江殷兆镛、太仓陆增祥、汤溪贡璜、祥符张桐、大兴陈泰初、瑞安孙衣言、宛平邵亨豫、吴县潘祖荫、江夏彭瑞毓、昆明萧培元、大兴俞奎垣、钱塘昊凤藻、武陟毛昶熙、满洲衍秀、仁和龚自闳、仁和金钧、仪征谢增、新乡郭祥瑞也。是岁放榜在四月初九日，中式者凡二百十六人，会元马元瑞。阅五日，新贡士在保和殿复试。四书文一，五言八韵诗一，题皆钦命。诗文不点句，不记添注涂改字数，亦不弥封。然仍不欲使阅者知某卷为某人之作，故试卷卷面而钤礼部之印。中以浮签记新贡士姓名，令于交卷时揭去，致留空白一方，别以片纸写所作诗首句，下记本人姓名，随卷交纳，俟进呈钦定名次后，取出核对。始予揭晓，是科复试阅卷者。文庆、彭蕴章、朱凤标、何彤云、赵光、杜翮、朱嶟、全庆、沈兆霖、景廉、徐树铭凡十一人，见于翁文端知心斋日记，不知何以独用奇数，又复试取列一等第一者，为赵有淳云。

    高夔北先生殿试策卷跋

    同学高贞一出示其尊翁夔北先生殿试策卷属题，卷故藏礼部衙门。此因经鼎革后散出，其乡人许君得之京师，归诸贞一，手泽如新，兼存国故，致足珍也。按殿试为有清取士大典。自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后，永远停罢。迄今四十余年，一朝典制，渐就湮没，不胜慨叹。谨就所亲历，并参以昔人记录，略述大要，俾世人有所考证焉。清制每逢丑、辰、未、戌年三月，集各省举人于京师，举行会试。榜发后，复试。无疵者，始得赴殿试。试期在四月二十一日，先期一日，礼部奏请颁派读卷大臣八人。时被派者为福锟、张之万、翁同龢、潘祖荫、景善、徐郙、廖寿恒、沈秉成。卷背墨印，即诸大臣之姓也。奉命后，即集南书房拟策题八道进呈，经御笔选用其四，复就选定者拟具制策，再呈进，发下，即同赴内阁衙门大堂，写刻题纸。监试御史莅场，护军统领将内阁前后门封闭，关防严密。中书二人分缮毕，授工匠刊刷，终夕竣事。翌日黎明，内阁学士入，捧题纸出，至保和殿，陈于东堂案上。

    读卷大臣朝服随出，序立于丹陛下，时新贡士集中左门，听候点名授卷。卷由礼部印制，放底页有印卷宫二人衔名。凡粘接处背面均钤有礼部堂印，卷面署应殿试举人臣某某，卷内首页填注年岁、履贯并三代脚色，均礼吏所办，非本人自书也。领卷后，鱼贯入，至保和殿，安设考具毕，复出。序立于丹陛下，读卷大臣为首者，入殿捧题纸出。授礼部堂官，礼部堂官由中路至丹陛，设于案上。读卷大臣率诸贡士行三跪九叩首礼。读卷大臣退，礼部司员分发题纸，诸贡士跪受。复入殿内，就坐对策。殿上原设矮桌，高仅尺许，东西对向，桌上均粘贡士姓名、定制，当依所定位次，跌坐地毡上。据桌选写，然应试者均自携折叠考桌，就地支起，高逾二尺，即以考箱作坐具，舒适多矣。在殿上各呼相识接席联坐，谈笑自若，凌乱无序。监试之大臣数人，徘徊于殿门内外，熟视无睹。想皇帝亲临当不尔尔，盖临轩策士之举，久已视为具文矣。试策程式，起用臣对臣闻四字，末用臣末学新进至臣谨对二十余字。

    全卷凡八页，页各十二行，行字无定数，然相沿均二十四字，行必到底，以七页四行为合格，必着一甲。第高下全凭书法，故所对多敷衍词头，凑合字数，而专注意于膳写，全卷凡一千九百余字，卷纸甚厚。字体亦巨。无论撰作，即誊写亦甚不易易矣。发题在日出以后，尽一日之力。试卷写竟，先呈监试王大臣，于卷末画押。携考具出，至中左门。翰林院派收掌四员，驻彼交卷。收卷后，即付弥封。原卷端两页有折叠痕，并用纸捻穿钉，加印弥封官关防，今虽揭去，然余纸尚存。可验也。翌日，读卷大臣上殿读卷，按卷数均分，每人各得若干，就所设矮桌展阅。阅毕，复彼此互阅，称为转桌。各就眼力所及，各于本人姓下作一圈，或尖或点，以定高下。惟圈不见点、尖不见直，反是则为凌躐，应受处分。检阅是卷背有墨印八人之姓，即是科所派读卷大臣。凡二圈六尖，即转桌既毕。乃公定前十本，亲粘签书定甲第，其余则各标识排定。交内阁供事粘签，是卷卷背弥封官关防纸侧所粘黄签第二甲陆拾玖名者即是。相传殿试书法，以黑大方光为上，先生书法秀劲，不合时趋，故仅得二圈。

    余皆为尖，不能列入高第也。凡两日阅卷毕，次日具摺，由内阁呈进前十本。读卷大臣同时入觐，候钦定。间有将原定次第更动者，是科一无更动，即就御案前拆去弥封，以次呈阅。读卷大臣退至南书房，写具名单进呈。候发下，读卷大臣携至乾清门外按名呼唤。诸贡士均齐集，候于阶下，闻呼者即出班，随诸大臣入宫引见而出。读卷大臣复退至南书房，用硃笔判前十人甲第，至内阁大堂写黄榜。饬供事将其余各卷拆去弥封，由诸大臣分判甲第，是卷卷面有硃笔第二甲陆抬玖七字，即读卷大臣所书也。传胪亦为大典，皇帝升太和殿，读卷大臣及百官均朝服行礼，鸿胪寺官引新贡士序立宣制：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复引第一甲三人出班就六七品级山跪，余不出班行礼，其实新贡士除一甲三人外，到者绝少，盖亦视同具文矣。胪唱后，礼部奉黄榜出午门，置龙亭内，异亭至东直门外张挂，并由内阁复呈进全榜题名录，交礼部刊刻之。礼部抄录策题及各进士甲第名次交工部，国子监镌碑树立于圣庙大成门外，至是而殿试事毕。殿试后，复有朝考，别定高下，与殿试甲第参核授职。此别为一事，故不论。

    刘屏山先生集跋

    常州刘子逸甫、逸樵，以其先德宋屏山先生集示余，且言先生后七世孙迁居于常州之东乡芳茂山下，聚族而居，迄于今二十有八世矣。光绪间族人等刊其遗集以行今，后得明弘治本，欲覆锓以传于世。索余一言，余受而读之，首胡宪序，次屏山集跋，又家藏刘病翁遗帖跋。又刘公墓表，皆先生弟子朱文公笔也。次张磻溢议，郑起潜复议，次弘治十七年崇祀公移，全集文凡九卷，赋诗词凡十一卷，与光绪刊本编次相同，而分卷略异。盖彼出于正德刻本，此居其前，以书贵初刻律之，固当较胜。旧传有崇安至元庚辰刊本，惟天禄琳琅自云有之，然其书不存，且其题记亦无以证其确为元刊，是则弘治所刻在今日固无最古之本矣。先生道德文章，举世钦仰，余何敢妄赞一辞，逸甫昆仲追怀祖德。发挥而光思之，著述垂诸久远，且益求精审。以补前人之所未逮，大贤遗泽，自当流衍于无穷也。其书旧为嘉兴李聘、长洲顾湘舟、海盐黄锡蕃所藏，李顾均藏弆至富，黄氏为余邑先哲，与百宋主人相契，赏鉴亦精。余获睹此，尤深幸也。

    夷白斋集跋

    （1938年12月3日）

    夷白斋集仅明弘治有张习刊本，习自序言夷白文集三十四卷（疑为三十五卷之误）。留吴下士大夫家，秘不获见。后仅购得其半，又从他处辑得百数十篇，编为十二卷。刊行于世，四库著录者三十五卷、又外集一卷，总目引朱存理楼居杂著，谓得钞本于王东郭家，临写一部，计二百九十六番。又云尚宝李公前修郡乘时，先得海虞人家本一册，复有遗文三十五篇。予悉录之，与王氏本相较异同。为拾遗一卷云云，海虞铁琴铜剑楼瞿氏藏旧刊本为泰兴季氏故物。延令书目称为元钞，余尝假得景印，列入四部丛刊三编。全书番数与存理所言正合，是必同出一源，又外集文三十五编，与存理所辑拾遗亦同。

    但尚有古今体诗百十七首，存理跋概未之及，故四库总目疑为后人有所更定。然何以全书番数与遗文篇数又皆相合，王东郭本今不可得见，只可以疑传疑矣。是本旧藏汲古阁毛氏，嗣转入于爱日精庐。见张氏藏书志，取季本对勘，编次全合，而文字则颇多歧异，其所从出必为一别本。钱遵王所藏从叶林宗家稿本摹写，见读书敏求记，或疑此从钱本传录。然既云稿本，必当较胜，此殊不然。卷中朱笔所校，即以季本为据。盖张氏续得季本，见其异同之字较前本为长，故取而校正之。撰初吾兄近得自海虞旧家，出以相视，询余校笔是否出于月霄先生之手，余未能辨，不敢妄答。然精慎缜密，到底不懈，必为名人之笔无疑。揆初其珍重藏之。中华民国二十有七年十二月三日。张元济谨识。

    今献汇言题辞

    （1937年7月28日）

    明史艺文志杂史类高鸣凤今献汇言二十八卷，四库杂家类存目仅八卷。提要云据其目录所刊凡为书二十五种，乃首尾完具不似有阙。北平图书馆所藏与通行汇刻书目均二十五种而书名异者乃十之四五，是编为余亲家葛词蔚兄所藏，乃有三十九种。较明史、四库所纪及北平藏本均有增益，原书分装八册，有书签者三。首册题内集、注黑地白文忠字，七八两册题外集、注征伐二字。北平藏本双溪杂记菽园杂记二种合装一册书签犹存、亦题外集、所注字形已损、约略可辨为乐字，核其册数当为第六，然则外集四册当以礼乐征伐四字为记，以此推之。内集四册中有忠字，当亦必从论语中选用。

    论语中以忠字合成四言者唯忠信笃敬及文行忠信二语。余友周越然尝得一部，数种与是本同，惟是本首册三种乃在井观琐言之后，约当第三册。然则是签所注当为文行忠信四字而非忠信笃敬矣。原书虽无总目，然以书签考之，当为完书。余为商务印书馆辑印丛书集成，词兄发箧相假。景影之时，司其事者不加审慎，乃以阿拉伯数字编印叶号，并以粉笔略施描润。虽仅有二种，而原书真面已损。还书之日，词兄墓有宿草，愧无以对死友，反因以重值。乞越然斥其所藏将以相易，咏莪姻台谓可不必，但属纪数言，俾后之读者得知此之由来，余重违其意。因书此以志吾过，词兄有灵幸宽宥之。

    题潘博山藏缪小山辑友人手札

    （1939年12月21日）

    比闻吾友潘博山得缪小山先生所辑朋辈书札数十册于北平。昨介其戚顾君起潜，携一册见示，中有余书十六通，大都作于光宣之际暨民国初年者，皆讨论收书及通假藏书之事。内有三通为记室汤君颐叔代笔。当时所见多为湘中袁氏漱六、丰顺丁氏持静斋、满洲盛氏意园之物。几已幻若云烟矣，册中凡九人，存者满洲宝瑞臣，今在长春。山阴蔡鹤庼，侨居香港。武进董授经，今在北平。南北睽隔，邈不相见。余如萍乡文芸阁学士、俞恪士观察，稍长于余。吴县王扞郑、湘乡李亦园、萧山汤蛰仙三君皆余壬辰同榜，年齿亦相若。今尽化为异物，故交零落，世事沧桑，为之黯然。

    刊印槜李文系征集遗文启

    （1921年8月）

    嘉兴忻君虞卿辑成槜李文系四十六卷，久未刊行。同人以乡邦文献攸关，怂恿付梓。原书起自汉，迄光绪。中慮犹有阙，亟思增补，并拟广至宣统季年，继代为书。海内宏达，同州诸彦，藏有旧嘉兴府属先正文字，无论已否成集，咸请采副见示。篇帙较繁，则择其尤者。更乞编次仕履，附采言行，作为小传，以识生平。分任收稿者，京师金君篯孙、杭州陈君尚旃、龚君未生、嘉兴王君蔀畇、嘉善钱君铭伯、海盐谈君麟祥、平湖张君厚芗、石门陈君瀛客、桐乡沈君耆洛。并于各省及上海商务印书馆设代收稿处，转寄上海葛词蔚张菊生两君汇成。如蒙代辑遗文，即祈就近送交各处，但截至辛酉年终为止。原书凡例及姓氏总目已编印成册，分赠同志。如承索阅，望函致各收稿处，即当寄奉，伏维公鉴。嘉郡同人谨启。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开幕式上致词

    （1948年9月23日）

    今天中央研究院开第一次院士会，到会的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术大家。元济老朽，一无所知。在这里滥竿，实在惭愧，但是借这个机会能够对诸位说几句话，也是平生的幸事。前个月波兰召集四十五个国家的代表，都是很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开了个和平大会，发表了一篇保卫和平的宣言。今天我们开会，到会的都是国内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元济因此有一种感想，要把这个半世纪的经历和当前的时事，向诸位贡献一些意见。

    五十多年前元济正在北京，我们因为朝鲜的事和日本打仗，这就是所谓甲午中日战争。我们被日本打败了。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那时在上的是前清德宗皇帝，最难得的是这位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的专制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见解。那时元济正在总理衙门供职，有两件事可以来证明，德宗喜欢看新书，差不多天天都有条子到衙门里要书，都是我承办的，这是一件。那时我们已经承认朝鲜国自主，派公使去，要递国书，总理衙门进呈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国王低一格写，被德宗批驳，斥为腐败，不合对自主国的体制，这硃批是我目睹的。这又是一件，这样看来，德宗对于中国是有希望的人，同时还有几位明通的大官和具有朝气的新进，都想起来挽回我们的国运，元济当时也是一个摇旗呐喊的人。

    同时，那班新进有开会的，有办报的，有上书的，德宗陆续的擢用，我们正在热心的希望。谁知道出来了西太后和那些顽固昏庸的大臣，联合着把德宗拘囚起来，硬说他有病，不能听政，把那时的所谓新党杀的杀，下狱的下狱，充军的充军，革职的革职。不到几天，将德宗在一百天里举行的新政全部推翻，这就是所谓戊戌的政变。假使没有这政变，就不会有庚子的义和团，因为这义和团完全是西太后和那些顽固昏庸的大臣制造出来的。倘然没有戊戌的政变、庚子的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併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象一个国家，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一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这一部伤心史，回想起来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

    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子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

    打的时候并没有多久，已经闹到所谓四海困穷，人民有些受不住了。报纸所载，那边的占领了东九省，围攻了太原，打破了开封，现在又进逼济南。关外、山西流亡的学生，成千成万的到了平津武汉和南京，吃没有好好的吃。住没有好好的住，哪里还说什么入校求学呢。前几天我听到李润章先生说，他原籍昌黎县，一年之内两方的军队一出一入共有三次，地方的蹂躏也就可想而知了。这边不受战祸的地方，应该可以安全些了，其实不然，到处征兵征粮，也弄到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即以学校而论，教师所得的薪水几乎不够生活，有人告诉我，胡适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全吃饭，晚上都是喝粥，我听见十分难过。

    近来还有一件可惨的事情，政府新定了一个名称叫做职业学生。拘捕的拘捕，传询的传询，尤其是在大学校里，凡是大都会都是如此，人心惶惶，真可谓草木皆兵。前几天报纸登了刘不同先生一封信，给行政院翁先生的，说得很明白了，这与流亡的学生不同，但苦痛是一样的。这个症结都是为了战事，战事不到两年，已经成了这个现象，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

    有人说战争不一定是坏，世界两次大战有了许多新发明，学术上有很大进步，但是我们的战争非但没有什么发明，就是诸位研究所得的一些萌芽，所造成的一些基础，恐怕还要遭到毁灭。人家一天天的猛进，我们一天天的倒退，我想两方当事的人，一定有这样的目标，以为战事一了，黄金世界就在眼前。唉，我恐怕不过是一个梦想，等到精疲力尽，不得已放下手的时候，什么都破了产，那真是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

    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

    波兰的和平大会刚刚过去，现在联合国在巴黎开会，法国总统和临时主席也都在那里呼吁和平。元济幼年读过的书记得春秋左传有个向戌，孟子上有个宋牼，这两位和平使者有很大的志愿，留传了很高尚的道德。元济有无穷的期望，寄托在今天在座的诸位学术大家。

    就影印四库珍本答记者问

    （1934年）

    上海某报记者曾向张氏讯问此次选印《四库全书》之意见，张氏答称：《四库全书》素为世人所重视者，因其中有辑自《永乐大典》尚未刊行之本及宋元明代曾经刊行近甚罕见之书。此次教育部专印未刊珍本，办法自甚正当。现在此书仅存三部，近岁战争之事层见迭出，若不及早印行，设有意外，岂不可惜，拭目观成，想世人均同此心也。

    记者复询其个人对于采用善本之意见，答称：流通善本，为余之夙志。如商务印书馆先后印行之《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及《百衲本二十四史》，均余主持其事。现在垂老之年，犹日夕从事校勘，癖好所在，不能自已。近见八月五日贵报所载袁君谈话，及北平图书馆致教育部函，其要点有三：1、应与文津阁本一一比勘，择善而从。每书并附校勘记，按校勘记办法，甚表同意，至于一一比勘，择善而从。不特非短时间之所许，假如文津、文渊有异同，而疑莫能明，不得不取证于他本，他本或不可得，或得而仍不能决定，又不可任意窜改。似此殆无成书之日，不如先印库本，以为流通保存之用，然后再印古本，以便互相校勘。另印校勘记单行本，使得一书可收数书之用。

    近日有人极力主张刊印校勘记，反对校改古书，似亦不为无见。2、采用最古之本，以存其真。本馆可担任向各藏书家商借，按能印最古之书，库本当然可废。但古本散存各地，商借非易，如因古本不能即得，竟将库本阁置不印，似属非计。此次刊印库本，正以印本较少，或竟无印本，一失即不可复得，故如此其亟亟。并非既印库本，即不再印古本。向来有价值之书，版本不厌其多，即如商务印书馆先印殿本《二十四史》，再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且外间《二十四史》版本甚多，并不相妨。3、四库集部概无目录，翻检为难，平馆补辑目录业已竣事，自应排印于卷首。按此事极端赞成，如可借印，读者受益不少。日前鄙人曾为讨论此事，复北平图书馆袁守和赵斐云二君书，所有愚见具详于此等语。

    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431次会议上的发言

    （1937年12月10日）

    总经理王云五先生自港来信，略谓现在总管理处在上海事实上不能运用得宜，将总处迁长沙，在上海、香港各设办事处，以期指挥得宜，适应现在之环境，得尽力维持。鄙人得信之后，复与李、夏二经理一再磋商，佥认为处此环境之下，只可如此办法，但仅迁一小部分，并不全迁，亦不登报公告。谨提出会议。是否可行？请公决。

    年终将届，例须结账。惟本公司上海厂栈均陷战区，毁损情形不知其详。即幸存者亦无法盘存，且失陷各地分馆损失情形均无从确计。本届年终只可暂不结账，特提请会议公决。

    （录自《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议记录簿》）

    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432次会议上的发言

    （1938年4月15日）

    本公司董事刘湛恩先生于本月七日遇难。在社会失一导师，在本会失一良友，至深痛惜。

    上年12月10日，本会议决本届暂不结账，以后看情形再议。依照向例，将届召集股东常会之期。现既不结账开会，自应通告于股东。由总经理王云五君自香港寄来通告稿，经鄙人与李、夏、鲍诸君详细磋商，略加修改，提请会议。

    （录自《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议记录簿》）

    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433次会议上的发言

    （1938年7月1日）

    本年三月间，即经与拔、筱、鲍诸君讨论及此，嗣又商量多次，总以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有盈余始可派发利息，而本公司又无特别公积，是以极感为难。日前见报载中国银行告白，有由董事会议决垫发股息办法。本公司股东倚赖利息者甚多，似确有从权变通之必要。故提出上项议案，请讨论。

    （录自《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议记录簿》）

    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443次会议上的发言

    （1940年9月23日）

    （主席将王总经理寄来资产损失报告一份、一般报告一份、资产损失清册三份提交会议审查。）四月十七日董事会议决，估计公司资产损失约数及决算大略情形。所有资产损失情形业已报告，至于决算情形，则须估计现存之资产约数。前三月，鄙人因事赴港，曾与王总经理商及此事。以现在所存各地之资产，估计极为困难。有今日视为资产，明日又非我有，且内地分馆货物，时时疏散，欲确实调查，殊苦无从着手。即使勉强约计，亦非确数。是战事未经结束以前，实有难以办理之处。特此声明。

    （录自《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议记录簿》）

    《中华民族的人格》书前题辞

    （1945年8月20日）

    “一二·八”后，敌军欲亡我国，严禁此书，妄冀消灭我国人之人格。岂知消灭不得，反益发扬。欣喜之余，书此记痛。

    张元济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乞降后五日。

    （录自张声远藏《中华民族的人格》）

    （1945年9月4日）

    “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

    张元济识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联军在东京湾受降后二日。

    （录自上海图书馆藏《中华民族的人格》）

    （1945年11月18日）

    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圣训昭垂，愿吾国人守之毋斁。

    东海滨民张元济

    民国三十四年立冬后十日书。

    （录自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中华民族的人格》）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

    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

    （1946年1月24日）

    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窃（陶遗、景葵、元济）等当昔国军西移以后，每痛倭寇侵略之深，辄念典籍为文化所系，东南实荟萃之区，因谋国故之保存，用维民族之精神，爰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发起筹设合众图书馆于上海，拾遗补阙，为后来之征。命名合众者，取众擎易举之义，各出所藏为创。初设筹备处，赁屋辣斐德路六百十四号，从事布置，先后承蒋抑卮、叶恭绰、闽侯李氏、长乐高氏、杭州陈氏等加以赞助，捐书甚夥。至三十年春，筹款自建馆舍于长乐路七百四十六号，即于同年八月一日成立发起人会。遵照教育部图书馆规程第十一条规定，决议聘请（宣龚、叔通）为董事，同年八月六日成立董事会。曾未几时，太平洋战事爆发，环境日恶，经费日绌，而敌伪注意亦綦严，勉力维持，罕事外接，始终未与敌伪合作。

    赖有清高绩学若秉志、章鸿钊、马叙伦、郑振铎、陈聘丞、徐调孚、王庸、钱钟书等数十人以及社会潜修之士同情匡助，现在积存藏书约十四万册，正事陆续整理，准备供众阅览。采四部分类法，以史部、集部为多。先儒手稿本、名家抄校本、宋元旧刻本、明清精刊本皆有所藏。其中嘉兴、海盐两邑著述及全国山水寺庙书院志录网罗甚广，皆成专门。他如清季维新之书、时人诗文之集，著名者都备。至近年学术机关所出者亦颇采购，尤注意于工具参考之作，用便考据。此外有清代乡会试朱卷三千余本，陈蓝洲、汪穰卿两先生之师友手札约六百余家，皆为难得之品。金石拓片搜集约八千余种，汉唐碑拓一部分尚系马氏存古阁旧物，其他以造像为大宗。又河朔石刻为顾氏鼎梅访拓自藏之本，较为完备，间尝校印未刊之稿十又六种，以资流通。六年来经过大概如此。前以交通阻梗不克呈请立案，兹值抗战胜利，日月重光，应将董事会之成立及图书馆筹设一并呈请核明立案，相应检同附件开列应具各款，俯乞钧局鉴核准予立案，批示只遵，实为德便。谨呈上海市教育局。

    具呈人私立合众图书馆董事

    陈陶遗    叶景葵    张元济    李宣龚    陈叔通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转录自（历史文献》，第三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版）

    在德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的讲话

    （1934年10月8日）

    诸位来宾：今天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会同德国驻沪总领事Kriebel先生在此地举行德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展览，并举行赠受典礼。承蒙诸位惠临参加，不佞深感荣幸。

    诸位想都知道，东方图书馆原是商务印书馆的附设机关。他的前身就是涵芬楼，创始于前清光绪三十年。不佞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时候，当时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所出新书，亦总是尽量购置。

    如此搜求了二十年，至民国十三年时，商务印书馆为服务社会起见，特出资十余万，造一新式大厦，把涵芬楼藏书移置其中，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并请王云五先生为馆长，正式公开。中外学者无不称便。

    不料到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夜中，上海的闸北发生战事。商务印书馆的总厂和东方图书馆就都做了军事上的牺牲。全馆藏书尽付一炬。当时不但本国的人士同感痛心，就是欧美各国的友人亦莫不同声惋惜。

    商务印书馆的当局以为东方图书馆关系我国文化很大，非尽力恢复不可，因此就于复业的次年，由董事会议决每年从盈余中提拨一部分，作为恢复图书馆的经费。并议决聘请本国的和友邦的热心人士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筹画恢复的工作。

    今天不佞得能代表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正式接受德国驻沪总领事先生代表德国各著名学术团体捐赠大量名贵的书籍，不佞因既忝为东方图书馆的创办人，又忝为复兴委员会的主席，所以对于今天的集会颇有悲喜交集之感。

    德国近代学术的猛进，向为全世界之人士所称颂。德国学者自十八世纪以来深究中国的学术，在中西文化沟通上有很大的贡献，亦向为中国人士所素深知。最近去世的兴登堡总统就是一位熟读中国兵书的名将。现在德国的学术界始终能以同情的态度捐赠这大量名贵的书籍于东方图书馆。这件事不但足以增进中德两国历来文化上的沟通，就在世界和平的前途上，亦因有这一类同情互助和知识合作的美德，要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的典礼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不佞现在再谢谢诸位来宾的参加和指教。

    （原载1934年10月9日《申报》）

    在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的讲话

    （1935年6月6日）

    博德斯总领事先生暨诸位来宾：今天东方图书馆承法国公益慈善会捐赠名贵书籍一千余种，并承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博德斯先生代表致词，不佞谨以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主席资格代表接受，并谨致感佩之意。我们大家想都知道中西文化的开始沟通虽然很早，但到十七世纪以来才比较有系统的交换。在这中西文化沟通的过程中，虽然有各国学者做我们的中介，但我们可以断言，此种工作要以法国耶稣会的学者和现代法国的汉学家为最有功。这许多法国学者一面把西洋的科学和基督教传到中国，同时亦把中国人的政治哲学、人伦道德、农业技术和美术工艺等传人欧洲。因此十八世纪以来欧洲的思想和艺术都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法国洛可可派的艺术家服尔德和百科全书一派的政治思想家、克思内一派的经济思想家就都是中西文化融和之后的产物。

    现代法国深通中国文化的学者很多，其最著者如沙畹和伯希和诸先生，尤值得我们敬佩。沙畹先生在二十余年前鄙人游历欧洲时曾往奉访畅谈，伯希和先生则今日列席，给我们很有价值的演讲，尤其是十二分的荣幸。所以沟通中西文化要以法国人为最努力。使得中西文化互相发生影响，亦要以法国人为最有功。今天法国公益慈善会捐赠书籍给东方图书馆，极足表示法国国民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换继续的努力。不佞觉得不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应该感佩我们法国的朋友，就是我们中国人似乎亦应该感佩近代法国学者努力宣扬中国的文化。我们今天为表示我们的谢意起见，特谨回赠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四库全书珍本》一部，作为中法文化继续交换的一个纪念。鄙人谨代表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谢谢此次慨捐大宗名贵图书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和年来为东方图书馆致力极多，使此次赠书得以实现的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委员法国李荣先生，以及今日主持赠与仪式之博德斯总领事先生。同时并谢谢全体来宾。

    （原载1935年6月7日《申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