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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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条件论者,认为事物的存在、变化和发展总是有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对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问题同样需要进行条件分析和研究。这里所说的“条件”是指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社会制约因素的综合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91]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把握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过程中,深刻分析有利条件,抓住战略机遇期,正视困境、应对挑战,就可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机遇

    所谓机遇就是契机、时机或机会,通常被理解为有利的条件和环境。清醒认识客观存在的机遇,紧紧抓住并充分用好这种机遇,就有可能实现预期目标;看不到这种机遇,或者看到了却不能充分加以利用,就会坐失良机、无所作为。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就面临着极为有利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物

    恩格斯说:“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9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有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包括价值观在内的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93]这就是说,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或意识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核心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在市场经济这一历史形态中,一切价值观的引导、构建,均必须基于市场经济这一现实经济生活基础之上……一切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念要求,均应当从市场经济这一现实经济生活基础中找到自身的逻辑生长点。”[94]既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因此,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过程中,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否则,它博大的内涵和崇高的境界将难以为广大民众普遍理解与接受,缺乏认同的结果就是使人们无所适从,只好将其束之高阁,大家各行其是,大众化更是无从谈起。现阶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吸引力,这些举措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认同已成为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前提

    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目的和动机,就是为了取得物质利益。人们对社会关系和价值关系的思考和把握,无不围绕着物质利益来进行,人们所奉行的价值观背后,都蕴藏着一个起重要支配作用的因素,这就是物质利益追求。在社会所有关系中,“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95]。这种生产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这种关系就是经济关系,就是物质利益关系。“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9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7];“‘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8];“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99]。思想不能离开利益是指思想的前提和基础是利益,思想上的价值认同绝不可能从思想到思想,从价值观念到价值观念,思想认同必须反映利益认同。

    市场经济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益观念不断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利益是人的原动力,满足人的利益需要既是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又是人的行为的最终归宿。然而,我国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看社会生产水平不高,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因而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提供充足的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的强烈愿望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也易导致尖锐矛盾。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扩大经济总量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实现利益认同的基础上真正实现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

    3.合理的分配机制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目标的实现

    物质利益关系已经成为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主要制约因素。我们不仅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使物质资源间接地转化为支持执政党的力量,以赢得人们对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支持;而且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避免因利益分配不均、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怀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由于多重利益主体的存在,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以及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诸多矛盾存在。作为社会公平正义重要体现的收入分配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目标认同的实现。主要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对于这些问题,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它不仅破坏了合理的利益关系格局,影响社会和谐,而且也是阻碍人们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和实现社会认同的根源。当弱势群体的生活乃至生存得不到必要保障的时候,当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不良心态不断蔓延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拒绝认同主流价值观甚至形成反党反政府反社会的主张。因此,党和政府及时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一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尽快扭转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100]只有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平衡不同群体利益关系,使各个阶层和社会成员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各得其所,才能最大限度地引导不同阶层的人们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支持。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提供坚强保证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01]社会政治关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产生重要影响。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政治地位,统治阶级总是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尤其是国家政权来实施自己的政治统治,即利用政权的力量来确立和传播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使其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02]。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传播核心价值观不能采取强制性的办法,而必须发自公民的内心自觉和自主选择。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有赖于良好的政治环境或政治生态的形成。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是建立在公民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

    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动作层面的观念依托。所谓政治文化价值观,“一般指的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世界的看法,包括社会成员看待、评价某种政治系统及其政治活动的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标准。在某种政治文化影响下,社会成员在总体上都存在一种基本一致的政治价值观念,它直接影响着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念、信仰和态度”[103]。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不仅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机制,而且需要不断培育该机制运作所必需的公民政治文化价值观。任何一种参与政治制度的民主形式,都需要一种与之相符合的政治文化价值观。民主制度是显性的,观念形态的公民政治文化则是隐性的。因而仅以建构制度性民主来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缺乏具有主体意识的广大民众参与运作,那么民主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政治文明的发展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时髦的标志。而培育公民政治文化价值观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过程,因为我国现阶段公民政治文化价值观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因此,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相一致的公民政治价值观的过程,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过程,是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离不开可靠的制度支持和保障

    任何社会要使其主流价值观念得到广泛认同并保持稳定性、持续性,都必须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很好地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反映,更应在具体制度的设计安排中得以充分体现。一是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104]作为处理人们利益关系的现实规定,政策明确告诉人们,哪些是政府或组织鼓励的、允许的,哪些是政府或组织反对的、抑制的或不允许的,哪些人的利益应得到满足,哪些人的利益应受到抑制,这就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现实选择,影响到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既然政策具有鲜明的导向功能,现实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政策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防止出现具体政策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象。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属,以调动不同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为主要内容,以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为基本要求,使政策制定的过程成为广泛听取意见、尊重民意的过程,成为分析、研究并解决社会利益矛盾的过程,成为调动各利益集团积极性,促进社会公正的过程,最终形成公民对国家和现行社会制度以及所倡导的价值观合理的共识和广泛的认同。二是要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一个社会及其组织,要保持自己的稳定运行,就不能不通过制度来做调节,“从整个社会范围来说,特别是在国家社会中,制度调节具体地表现为法理调节”[105]。法律具有强制性、权威性、惩戒性等特征,它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捍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并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提供了便于操作性的方式和规定。法律通过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明确规定,告诉人们,哪些行为是必须做的,哪些行为是禁止做的,使得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更加明晰化而更具操作性。所以,要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转化为法律规定,借助法律的硬约束,有效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并通过这种引导和规范,促进并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实现。

    3.党和政府的形象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实现

    所谓“形象”,是指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一个执政党要长期保持执政地位赢得公众满意,树立公众信任的优良形象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倡导者,它们的形象如何,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群众接触到的党员干部是什么形象,我们党和政府就是什么形象。应当看到,虽然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总体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各条战线上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他们以自己的崇高形象,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但也必须看到,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还存在着与党的先进性要求不适应、不符合的突出问题。有的理想信念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有的自身要求不严,工作标准不高;有的能力素质偏低,缺乏组织带领群众的本领;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失职渎职、严重脱离群众。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却玷污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极大地制约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也深刻地影响着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因此,要重视党和政府形象的塑造,不断强化党员先锋模范形象,进一步彰显干部人民公仆形象,进一步铸造服务型政府形象,以增进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进而推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4.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重要资源和推动力量

    社会组织是指政府、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组织。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与社会建设目标和模式的确立,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截至2009年年底,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总量已超过43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万个,基金会1843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44.7万人,形成固定资产1030亿元,实现社会增长值493.1亿元。[106]党的十七大充分肯定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在现实中的作用。“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107]社会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建设和管理职能,它在调节经济关系、整合社会资源、表达利益诉求、传播思想文化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社会组织一般都具有明确的目标宗旨、完善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运作机制,这无疑会对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念和个人行为产生导向和规范作用,尽量减少成员越轨行为的发生,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新途径、新载体和新方法。当前,政府应顺应形势发展,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逐步将社会成员吸纳进各种社会组织中去,构建个体认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认同国家的递进认同模式。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实现真正的“政社分开”和社会组织的独立地位,从制度上切实剥离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行政依附关系,让各类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主动研究社会组织工作,掌握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趋势,加强与社会组织重点骨干人员的沟通联系,找准社会组织在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中的功能定位和工作结合点。大力宣传优秀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使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为各界所知晓、理解和认同,营造倡导核心价值体系的浓厚氛围。

    (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提供载体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属于思想文化领域。这就非常有必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揭示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所面临的思想文化环境及其所具备的文化条件。

    1.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要以承载文化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为基本依托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任何文化都是它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与承载这些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的有机统一。文化的精神价值是文化的“魂”,是文化思想性的根本体现,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承载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是文化的“体”,决定着文化精神价值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当代中国文化的“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的“体”则包括国民教育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事业和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等。“魂”与“体”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统一于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离开了“魂”,“体”就没有了精神价值的支撑,就会空洞无物,失去吸引力、影响力,甚至偏离正确方向;离开了“体”,“魂”就无所依附,难以传播,文化的精神价值就不可能实现。[108]基于此,党中央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与文化建设的具体任务紧密结合起来。”[109]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并完善向社会免费开放服务;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推进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创新业务形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从一开始就内蕴着经济的因子,文化的经济功能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越来越突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中国提升经济、产业和产品的文化内涵、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扩大就业和创业的重要产业;已经成为提升国家和区域文化品格、增加吸引力、扩大影响力、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动力。[110]“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111]可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丰富文化载体,拓展提升文化平台,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普及,有利于增强其吸引力、渗透力和说服力,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总之,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进程。

    2.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要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历史起点和重要载体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的思想、历史源头在哪里?是很值得研究的,它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从哪里发端,思想演进的过程与历史发展的过程呈一致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源头来自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两个文明建设”重要观点。[11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之后,邓小平即强调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建设思路。当时中国一方面处于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处于社会转型的状态,新旧体制矛盾、中外思想碰撞、是非取向不一造成的困惑与改革开放新举措相伴随,给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忽视了社会精神道德层面的建设,忽视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在思想战线出现了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113]他认为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没有做到平衡发展,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他号召全党在发展经济,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重视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此时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取得了显著效果。集中表现在两个标志性文件的制定上:一个是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重大方针;另一个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全面的部署。这两个文件中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阐述,始终围绕坚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塑造什么样的精神风貌、树立什么样的行为标准、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奠定了基础性的内容。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的源头发端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进程中,既要注意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的历史依据,更要看到两者之间在现实社会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密切关系,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服务。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优势和特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114],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构筑实践载体。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具有立足基层、着眼实践、注重养成的特点。要发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等群众性创建活动的载体作用和优势,突出思想教育内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题,广泛吸引群众参与;紧紧抓住诚信建设这个重点,广泛开展共铸诚信活动,推动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气;扎实开展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培育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的相互关爱、服务社会的文明风尚;结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特点,规范和建立涵盖社会礼仪、生活礼仪、涉外礼仪、职业礼仪在内的各种礼节和仪式,传播主流价值理念,强化人们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通过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力争使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有较大程度的提高,整个社会风气有明显改观,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群众基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3.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根基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连续体。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在世界各种古老文化中,唯有中华文化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极强的凝聚力。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一种活的力量。千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已潜移默化地积淀为国民的普遍心理因素,规范、支配着人的思想、行为。这种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于未来的意识趋势和存在,的确具有不容忽视的巨大能量和能动作用。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有正确的态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有明确的说明:“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评地兼收并蓄。”[115]在《论联合政府》中又重申:“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116]我们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中国过去的文化是腐朽的东西,必须抛弃历史遗产,割断传统;又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认为过去的文化都是好的,应采取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食古不化。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优秀内容,值得继承和弘扬。譬如,儒家学说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主张“重义轻利”、群体本位、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价值追求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传统价值观发挥着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培育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孕育了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促进着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束缚了商品经济的生长发育,扼杀了人的个性自由和创造精神,使社会越来越僵化和停滞,失去了活力,阻碍了社会的转型和进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命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进行吸收和创新的理论结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际情况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功地由西方走向了东方,诞生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的理论成果,指导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历程。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在批判继承古代贤人的“小康”思想的基础上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髓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的结果。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始终激励着人们前仆后继,为推动民族和国家不断向前发展而奋斗不止。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当时时代条件下的具体体现,传统文化中的自强意识与创新意识,为时代精神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同样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明礼、知耻等基本道德规范。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而且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117]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过程中,仍然要继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在实践中实现现代价值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价值再创造,即从中发掘可以满足现代社会需要的可用性功能,然后再通过实践使这种价值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存在,从而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

    二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挑战

    “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118]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一些长期性、根本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一些新的阶段性矛盾集中凸显,现实中还会遭遇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凸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表达的理想追求、价值许诺与人民群众的各种现实需求之间的间距逐渐扩大,客观上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冷漠和抵触,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实现。

    1.社会分化易引致价值共识危机

    社会分化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的过程。社会分化,不仅是领域的分化和区域的分化,而且包括阶层分化、组织分化、利益分化和观念分化。分化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它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标志,但过度分化或分化过度就会成为社会问题滋生的温床。改革开放以来,一改过去横向分化程度低、纵向结构简单的高度一体化的刚性社会结构,使中国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但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贫富分化、生态恶化、价值冲突等一系列危及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问题接踵而至,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问题就是由社会分化和价值冲突所引致的价值共识危机。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分层下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不同的利益主体对于价值认知、价值评价存在明显的价值偏差,容易造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摩擦与利益冲突,甚至演变为直接的对抗。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使社会各阶层在自身的社会定位与价值偏好上难以达成一致,社会离心倾向愈益明显,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挑战。二是利益“差序格局”下出现的价值疏离性。在社会分化中,由于各阶层占有社会资源与财富的不平衡度在增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对抗时有发生,弱势群体出现的挫折心理和行为失范明显增多,造成了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冷漠和疏离。三是社会分化客观上造成社会偏差显性化和扩大化的倾向,使利益主体在价值认知上出现同质性消解和异质性显著增强,对于价值认同产生了隔膜现象。社会成员不同程度地存在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或有异于主流文化价值的偏差文化,造成社会整合的结构性困难与阻隔,对执政党实现社会价值整合提出了挑战。总之,社会分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化多元、价值多元也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以及社会分化的加剧,必然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产生离散和解构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进程中,既要看到社会价值观念疏离分化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更要看到社会价值观念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随着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多元、多变,各种价值观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一些错误的、消极的、颓废的思想意识有所滋长,一些人思想困惑、信仰淡漠,一些领域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在这种情况下,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整合价值观念的功能,尽快解决目前社会主流价值观引领社会生活的某种无序和无力的现状,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选择依据,消解各种价值主张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使现存的各种价值观念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不企图消灭各种价值主张,对各种主张进行价值引领和导向,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团结凝聚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

    2.全球化引发西方价值观念输出渗透加剧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19]全球化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始终伴随着文化渗透、价值输出、制度移植等内容。在这一历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价值观输出,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成为他们推销自己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以实现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图谋。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输入。”[120]他们借助科技、经济与文化的优势,广泛利用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通过电影图书、电子游戏、卡通漫画等文艺作品以及电子邮件、推特、脸谱等工具,极力曲解和丑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损害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消解民族凝聚力,谋求影响和引导中国社会的未来方向。

    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各种挑战和考验错综复杂,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进一步交流、交融、交锋。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际上两极格局的终结,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策略,向我国渗透、传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鼓吹“普世价值论”“意识形态终结论”“趋同论”等,以模糊意识形态的界限,其目的是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破坏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改变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效应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化解西方的战略图谋,维护国家文化的安全,就必须确立我们社会共同遵循的核心价值体系,最大限度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较量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3.外在灌输与内在需要的脱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成效如何,是内外两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一方面,它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程度,即对该体系宣传教育或“灌输”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生作用的内部机制,即社会成员对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认同和主动选择的结果。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最终实现根植于人的内在需求。只有符合人的内在需求的核心价值体系,才可能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离不开宣传、教育等外在的灌输。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21]列宁在这里指出作为灌输客体的工人阶级内部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的革命理论,科学的理论只能由这个群体之外的人产生出来。这就强调了从外部向特定群体灌输科学理论的必要性。不仅如此,自发的工人运动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22]。既然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科学的革命理论,而各种错误思想到处盛行,很容易使工人运动误入歧途,因此必须大力向工人宣传科学的革命理论,以正确的思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增强工人运动的自觉性,使工人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列宁还强调任何轻视革命理论灌输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23]。“灌输论”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必须通过宣传教育才能为人民群众了解、掌握和接受的规律。那么,如何进行灌输呢?“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124]在列宁看来,作为理论家身份,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教条,“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甘于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25]。也就是要求理论家能够把理论应用于实际,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向工人群众宣传教育,“力求做到既了解工人群众,又具备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126]。列宁要求这些理论家同时又是宣传员、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127]。面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群众,列宁要求这些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能够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把深奥的理论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文字,并能流畅地表达出来,深入到工人的心坎上,才能取得好的教育效果。可见,灌输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方式,而且是一种十分必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原则。有人把灌输看成是一种强制的、僵化的、封闭的教育方法,等同于“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活动中,在利用各种媒体把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日常宣传报道中,灌输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当然,在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现实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说教化的倾向。有些宣传不看对象差异,语言生涩单调,空话套话泛滥;有些文章晦涩深奥,言之无物,群众不爱看、不爱听;有些宣传形式单一、模式枯燥,易使人们产生视觉疲劳和心理排斥;等等。理论宣传教育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极大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灌输的效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更离不开人的内在需求。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28]恩格斯也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29]同样道理,理论对一个人的征服程度,基本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人的现实需求的程度。也就是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关键要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否与人的内在需求相契合。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源于人的内在需求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反映。人民群众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它通过社会主义宪法、法规和政策制定来维护和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通过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从人的历史发展看,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内在价值诉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0]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的自我完善以及安顿意义世界的内在需求。这种精神性的需要使人不盲目听从本能的驱使和欲望的牵引,而是选择那些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能够引领人的精神生活、能够促进个人进步和完善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期社会生活中的优秀精神成果,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虽然各有其特定的含义和实践要求,但其共同的指向是引领社会精神生活、安顿人的意义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的自我完善的精神需要之间有着契合之处。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转型、体制转轨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认同逐渐被社会转型引发的某种背离人的内在需求的社会现象所消解。社会分配不公背离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贫富差距扩大背离了共同富裕的价值需求,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背离了党的宗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理论宣传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背离了人们崇高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内在需求。这种背离无形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的内在需求之间的间距不断加大,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必须从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直接的内在需求出发,着力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腐败现象等社会问题,切实解决好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构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表达的价值诉求相一致的现实基础,积极探索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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