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画面：古田会议会址、古田镇五龙村。）

    庚寅虎年春节，对于福建龙岩市和古田镇，无疑是盛大的节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时隔十年之后，又一次仆仆风尘来到龙岩古田，瞻仰古田会议会址，亲切会见老红军和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等代表，同老区人民一起尝米酒、炸糖枣、拉家常，跳起节日吉祥、欢庆的客家舞蹈，并满怀深情地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闽西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

    上篇 道路探索

    （画面：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闽西烈士纪念碑。）

    这是一道红色历史投影，已深深地植入人们的记忆中……

    福建西部山区——闽之西，一个广义概念，当年囊括了历史上“汀州八邑”的长汀、上杭、永定、武平、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以及龙岩州的龙岩、漳平、宁洋三县。倘若走入历史深处，会进一步发现闽西乃千百年来中原庶士“衣冠南渡”之客家祖地。这里群山高耸，峻岭飞走，密林深锁，世代客裔耕读传家，民俗民风古朴雄奇。

    汀江，源出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武夷山南麓，汇众山之水成一溪，奔腾喧豗，千转百回，山光凝翠，由闽入粤，与梅江合流后为韩江（古称员水），浩浩长流直奔南海，养育着繁衍生息于两岸沃野的客家先民，被尊奉为“客家母亲河”。

    晚清以降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国家分裂、民生凋敝、群雄争锋……正是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口，闽西一代英豪揭竿而起，闽山闽水便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大戏。

    风云突变，旗旌漫卷。毛泽东“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著名诗句，更使红色闽西名扬天下……

    （画面：龙岩邓厝村、永定金砂乡、龙岩湖洋乡、上杭蛟洋乡、平和长乐乡旧宅、永定湖雷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旧址）

    邓子恢、张鼎丞、郭滴人、傅柏翠、朱积垒、罗怀盛、阮山等，无疑是彪炳闽西革命斗争史册最负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这是一群“盗火者”——闽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机缘巧合，这些心怀天下的有志青年纷纷走出闽西的深山老林，邓子恢、傅柏翠先后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寻求救国真理；郭滴人、朱积垒同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关于农民革命的讲演；张鼎丞、罗怀盛分别外出广东大埔、福建漳州等地打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潮的洗礼；阮山则于1926年夏在永定湖雷创建了福建省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

    其时，整个闽西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已布满了干柴，一俟这些“盗火者”带回火种，顷刻间便燃起了燎原大火……

    （画面：龙岩后田暴动旧址）

    八闽大地起惊雷。

    1928年3月4日（农历二月十三日），中共龙岩县委罗怀盛、郭滴人、邓子恢等审时度势，断然发动“后田暴动”，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起义第一枪。

    春节过后，因粮荒而粮价暴涨，后田村农会做出了禁粮出口、平抑粮价的决定。后田地主、劣绅则雇请一批流氓、地痞、打手不断挑起事端，企图压服农会收回成命，3月4日，甚至打伤了两位农民兄弟……中共龙岩县委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连夜在后田小学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反动地主阴谋，宣布实行武装暴动，同时宣布从此废除一切债务和田租，整个广场人山人海欢声雷动。

    早在1927年冬，中共后田村党支部即以开设“青年夜校”和“青年国术馆”为名，教授拳术，凝聚力量，组织和训练起了一批农民武装骨干。此刻，训练有素的农民暴动队迅即击溃了地主武装“老人会”，发动广大贫苦农民破仓分粮、焚烧田契、没收地主粮食和钱财，并利用缴获来的敌人的武器枪支，组建起了福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

    （画面：平和长乐暴动旧址）

    几乎在同一时期，“平和暴动”与“后田暴动”遥相呼应。

    3月8日凌晨，暴动总指挥朱积垒统领以平和长乐乡农军为主体，包括广东饶平、大埔部分农军共计1000多人，举行誓师大会之后，众农军手执长矛、大刀、扁担、土铳，分北、东、西三路，往县城呼啸进发：“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恶地主，农村大革命；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存。建设苏维埃，工农来战争，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庆大同，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得成功……”

    暴动的农民武装很快攻占了县城，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插上了城门高墙，群情激愤，砸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受难农友70多人，没收反动豪绅财产分给农民，放火烧毁了监狱和县衙署……为避敌人锋芒，又迅速、有序地转入平和西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

    （画面：上杭蛟洋暴动旧址）

    蛟洋是闽西上杭县北部的大乡村，与龙岩、连城呈掎角之势，地理位置尤为险峻。

    1928年3月，中共上杭县委在蛟洋建立北四区区委，傅柏翠任区委书记，共产党员多达100人。随即，在周边20多个乡村开展如火如荼的减租运动，清算土豪劣绅公共财产账目，推翻封建宗族统治，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追缴地方民团枪械……农会会员迅速扩展到1000多人，农民自卫军也发展到800余众，并拥有160余支单响步枪，实际上形成了蛟洋地区的农民武装割据局面。

    国民党反动当局及当地军阀十分恐慌，紧急调兵遣将，扬言：必须交出“共产分子”，否则“武力剿办”。

    两军对垒一触即发。中共上杭县委抢占先机，当即决定“举旗暴动”。

    1928年6月25五日（农历五月初八），傅柏翠亲率农民自卫军2000余人，并组成一支“敢死队”，在蛟洋黄奈岗摆开阵势，同来自上杭和连城的两路军阀部队展开生死恶战，重创敌军后，顺利撤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画面：永定金砂暴动旧址、永定湖雷第一个中共农村支部旧址）

    永定“金砂暴动”，因几乎波及了永定全境所有乡村，史称“永定暴动”。

    1928年6月29日，中共永定县委和暴动总指挥张鼎丞、副总指挥阮山领导了以溪南为中心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永定暴动，从而把闽西大暴动推向了新高潮。

    1928年初，中共永定县委组织各乡农会开展反抗捐税、惩罚贪官污吏和捕杀土豪劣绅的斗争，群众革命斗争情绪空前高涨：全县成立了9个中共农村支部，共产党员人数迅速发展至700余人；全县30多个乡均成立了农会组织，入会者达2500户，拥有枪支200余支，并在农会中秘密组建了农民武装“铁血团”……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和忌恨，漳州军阀张贞急派一个支队（四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一个机枪连）进驻永定县城，联手永定县公署成立所谓的“清匪委员会”实施弹压。

    6月2日晚，国民党“清乡队”突然包围金砂公学并抓捕了中共溪南区委书记等6名共产党员……面对严峻局势，中共永定县委加紧部署发动武装暴动，并制定了“调虎离山”之计。6月29日凌晨，暴动首先由湖雷镇打响，农军干净利索地解决了保安队并收缴了全部枪械；次日，农军在陈东、高头、南溪等乡镇同时发起武装暴动，收缴民团枪械，镇压土豪劣绅；7月1日，农军攻打下洋镇团防局，大获全胜……连日来，驻守县城的张贞军阀部队如无头苍蝇，急慌慌四处奔袭驰援。

    7月1日凌晨四时，张鼎丞调集溪南农军近5000人，趁县城守敌空虚，相继从北门、东门、西门攻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直捣县衙署和监狱，救出战友……随后相机撤回溪南山区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

    永定暴动后，组建起了福建第一个红军营（张鼎丞任营长），建立了第一个区苏维埃政府，创立了第一块红色区域。

    （画面：永定溪南土地革命实物、分田清册等）

    无疑，后田暴动、平和暴动、蛟洋暴动、永定暴动，揭开了闽西农民革命运动的新篇章——闽西烽火连天，组织起了千百万闹翻身、求解放的贫苦农民——获得土地，则是千百年来农民孜孜以求的梦想！

    “分田分地真忙”——邓子恢、张鼎丞等在永定溪南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很短时间内即分配了10多个乡2万多人口的土地；这是近代中国“耕者有其田”的一次成功实践，总结出了“溪南分田七条原则”，为全国最早、办法最周全的土地分配原则，开创了土地革命的先河。

    （字幕：《溪南分田七条原则》）

    一、所有土地都拿出来分配，只有中农自耕农土地多一点的不动。

    二、土地分配的方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和贫农、中农一样分田。

    三、分田是以乡为单位分配。

    四、各乡农民原来耕种的土地，归各乡农民分配。

    五、分田的方法是：按原耕土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平分。

    六、山林为各乡村公有。

    七、水利灌溉按照旧例，水随田走，不公平者，个别调整。

    1929年7月20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溪南区“抽多补少”的分田办法。1930年上杭的南阳会议，又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这一分田原则——从而形成了一部最符合中国当时农村实际的《土地法》。

    毛泽东赞叹道：“闽西土地解决办法最好。”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的同时，总计有80万农民分到了土地。

    闽西土地革命的成功经验，堪称中国土地革命的典范，很快作为范本被推广到了全国各苏区参照实施。

    1928年7月，中共闽西临时特委正式宣告成立，邓子恢任书记，下辖县委5个、区委8个、特支1个、支部72个、党员755人。

    显而易见，闽西大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组建工农武装，成立苏维埃政权——为“朱毛红军”入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奠基礼！

    风云际会——此刻，中国一支最年轻的工农红军“朱毛红军”，正充满凶险地沿着闽赣两省交界处山林迂回挺进，时而江西，时而福建，以避敌追兵……

    离开莽莽井冈山已近一月。

    自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崇山峻岭挺进，实施“围魏救赵”的军事战术以来，国民党军阀部队一直前堵后截，穷追不舍，红四军一路奔袭而五战皆告失利，损兵折将，人困马乏，几乎陷入绝境。

    1929年2月11日，大柏地伏击战，堪称红军的一场绝地反击。

    大年初一拂晓，细雨蒙蒙山路泥泞，红军且战且退，巧妙地将孤军深入的国民党赣独立七师刘士毅部两个团，全部引入了红军预设的“口袋阵”。朱德军长一声令下，埋伏于两侧山头的红军将士，如猛虎下山直扑向前，杀声震天……粟裕大将曾回忆说“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几经拼杀，从下午三时一直激战至次日正午，终于歼敌大部，俘虏800余人，缴获枪支800多支（挺）。

    时隔四年后，1933年夏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因指导苏区查田运动而重返大柏地，面对“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这一旧战场，抚今追昔，当即口占小令：“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巍巍500里井冈，曾先后汇集了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暴动队伍，以及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队伍，从而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然而，革命的道路向何方？

    正当红军面临生死抉择之际，巧遇中共福建省委要求红四军到闽西发展的信函，以及邓子恢派专人送来的闽西军情报告。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挥师入闽。

    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入闽首战告捷。

    长岭寨一役，仅三个小时即全线击溃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毙少将旅长郭凤鸣，歼敌2000余人，缴获2000多支步枪、三门迫击炮及大批弹药。郭凤鸣的尸体被担架抬着游街示众，坊间老百姓奔走相告：“活该郭麻子死期到了。平日，郭麻子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今晨那匹大白马就是死活不肯出征，郭麻子一气之下只好换乘轿子抬着上前线，结果挨一枪子就呜呼哀哉上西天啦……”

    红四军浩浩荡荡开入长汀县城。

    显然，这是自井冈山会师创建“朱毛红军”以来取得的一次大胜利，红四军士气高昂，在长汀南寨广场举行了第一次阅兵式。

    长汀县城古称汀州，从唐代至清末，一直是州、郡、路、府的治所，为闽西富庶之地。

    古城枕一江活水，船舶相接，水陆交通便捷，商贾云集，是赣南、闽西的物资集散地。史籍记载：“上三千，下八百”，形象地记述了每日汀江上游航行着3000条小船，下游则有800条大船接货转运直达大海的繁忙景象。

    红四军在长汀云骧阁成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款，第一次筹集到五万块银圆，除送去上海两万块银圆资助中共中央机关的活动经费外，还赶制了4000套列宁式军装，红四军全体官兵第一次穿上了崭新的统一军服，军容焕发，斗志昂扬。同时，还专门派军需官宋裕和带上500块银圆，前往大柏地补偿因战斗造成的群众损失。

    红四军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医院——福音医院（即中央红色医院的前身，院长傅连璋），还创办了红军被服厂、红军斗笠厂、苏区合作供销社。

    红军颁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公开表明共产党的城市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发展私营经济、保护商人利益。时任中华总工会副委员长的陈云，多次前往长汀实地考察，并写出调查文章《怎样签订合同》，以确保工商业者和雇工的各方利益。

    在日后的中央苏区时期，长汀手工业、公营工业占了整个苏区的一半，商铺林立，商贾如云，市井繁华，被誉为“红色小上海”。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发现上海能够买到的东西在长汀都能够买得到，长汀不愧为苏维埃之冠。

    长汀作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与被称作苏区乌克兰的宁化，成为后勤、保障、兵源等供给基地，共同支撑起了整个中央苏区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

    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自离开井冈山后一路游击式惨败的教训，致信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一、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显而易见，伫立在清风习习的汀江畔，驻足别具客家风韵的辛耕别墅，“闽西革命模式”令毛泽东眼前一亮，于闲庭信步之中，心中已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中央苏区武装割据这一宏伟蓝图。

    朱德军长与女游击队长康克清在辛耕别墅喜结良缘，一时传为佳话。

    时隔八年之后，虽然经历了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朱德在延安回首往事时，这位“红军之父”面对美国记者、著名传记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仍然深情款款地说道：“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啊！”

    在延安窑洞，毛泽东回忆起闽西的峥嵘岁月，曾亲口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说：“在闽西，张鼎丞、邓子恢和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随后，爆发蒋、桂军阀混战。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两度入闽，趁势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

    1929年5月19日，长汀县濯田镇水口村码头山欢水笑。一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战旗插立船头，迎着江风猎猎飞飘。随着军号声响起，36条粗壮的胳膊划动十八根丈二长的竹篙，九条乘满红军的木船劈波斩浪直指汀江对岸，从晌午至傍晚，红旗招展，3600余名红军官兵和几十匹战马全部顺利渡过了汀江。

    龙岩为闽西重镇。此时，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主力正远赴广东参加军阀混战，龙岩城防务空虚。

    5月23日拂晓，红四军一举攻克龙岩城，歼敌两个营，俘虏三百余人，随即主动撤离龙岩而进驻永定；6月3日，红四军突然从永定坎市回师龙岩，敌溃不成军逃往漳平永福，红四军再次撤离龙岩；6月19日，待陈国辉率主力回援，红四军从南、西、北三面包抄，第三次突袭龙岩，歼敌2000余人，旅长陈国辉仓皇潜逃，龙岩守敌全军覆灭。

    “三打龙岩”——堪称红军早期战争史上的成功战例，凸现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

    至此，驻防闽西的郭凤鸣、陈国辉两支土著军阀部队已全部被歼。闽西民众欢欣鼓舞，闽西子弟踊跃参军，闽西地方武装上升为红军正规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四纵队，张鼎丞任党代表，傅柏翠任司令员。

    红四军挥师入闽时，全军建制为三个纵队，总计兵力约3600人；“三打龙岩”战役之后，红四军已扩充到近6000人，兵强马壮，军威大振。一年后，红一军团成立，红军扩展到三个军总计16000人，其中闽西子弟占到半数以上。

    与此同时，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区域，延伸至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且很快与赣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红色割据的中央苏区。

    闽西的工农大众都动员起来了，汇集成了一股摧毁旧世界的滚滚洪流。在闽西，人们传诵着“红色小歌仙”张锦辉的故事，她生就一副金嗓子，14岁即担任红军游击队宣传员，自编自唱《救穷歌》《农民苦》《土豪恶》《十二月妇女苦》等山歌，在闽西苏区口口相传，广受欢迎。1930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张锦辉在一次演出中不幸遇袭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四天后，敌人把张锦辉押赴永定峰市墟场枪决，街上人群熙来攘往，年仅15岁的小英雄大义凛然，一路引吭高歌：“唔怕死来唔怕生，天大事情妹敢担；一生革命为穷人，阿妹敢去上刀山……”

    今日，当参观者步入古田会议纪念馆大厅，正面墙壁上那幅著名的油画《古田会议》扑面而来，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油画上的“镰刀锤头”党旗与古田会议旧址墙壁上悬挂的“镰刀斧头”党旗稍有不同，从中可以寻觅到当年革命的历史遗存。

    （釆访：1927年，毛泽东作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直至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中共党旗式样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党旗图案，才由早期的“镰刀斧头”正式确定为“镰刀锤头”）

    大厅东西两侧墙壁上悬挂着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巨幅油画肖像，令人肃然起敬——正是他们以共产党人服膺真理的信念和各自的人格力量，共同托起了一座建党建军史上的巍峨丰碑！

    红军初创，虽途经江西三湾村时进行了“党支部建在连队”的著名“三湾改编”，但总体上始终处于敌强我弱极端险恶之境地，数倍、数十倍乃至百倍的敌人四面伏击、围追堵截，红军每日行军作战，疲于奔命，稍有不慎即可招致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红军的组成成分也十分庞杂：大部分来自旧式军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之长期游弋于分散的农村区域开展游击战争，源源不断的农民补充和加入军队中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在红军中滋生、蔓延，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走州过府打家劫舍的流寇思想，以及盲动主义等。

    （字幕：据1929年5月统计：红四军全军指战员3600余人，共产党员1329名，其中农民、小商人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6%，工人出身的党员仅占23%。）

    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以担负起中国革命赋予的伟大任务？从井冈山开始，在红四军官兵中间即存在分歧意见。1929年5月，随着一个名叫刘安恭、刚从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留学归国的中央特派员的到来，终于引爆了红军内部新旧两种建军观念的激烈碰撞与争论……争论很快又上升到红四军核心领导层。

    1929年6月22日，三克龙岩大获全胜之后，利用短暂的休整时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兴学祠召开。会上，争论进一步扩大、升级，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最终结果，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到地方疗养身体并指导闽西特委工作；朱德率部队出击闽中以打破敌人的“三省会剿”；新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深感事态严重而远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

    最终，促成整个事态峰回路转的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周恩来。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认同毛泽东所创立的建党建军原则和红色政权理论，并代表中央明确表态：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好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上杭县古田镇廖氏宗祠，在漫天风雪中亲历与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古田会议决议》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四军全体官兵思想完全统一到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样一种肩负崇高使命、抱负远大理想的认识上来。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等11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从此往后，《古田会议决议》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一直指引着人民军队勇往前行，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这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协成店，距离古田会议旧址廖氏宗祠仅一里之遥。

    1930年1月5日，古田会议刚开完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一扫迷茫、苦闷的心绪，在协成店一楼中厅左厢房，彻夜秉烛疾书，笔走惊雷神游万仞，挥毫写就万言长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为《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

    毛泽东雄辩滔滔地论述道：“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他认为全国已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因而，此刻的毛泽东以诗人的豪情向世界宣告：“中国革命高潮之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毋庸讳言，苏俄走城市暴动之路而一举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城市暴动中心论”，一度被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奉为经典而争相效仿之。

    一次次组织城市暴动，一次次攻打中心城市……在屡屡遭受挫败、付出惨痛牺牲之后，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毛泽东远见卓识，从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到闽西星火燎原、苏维埃政权波浪式扩张的千难万险中，从闽西苏区经验与红四军经验的汇合中，终于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必由之路！

    下篇 红旗不倒

    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降临闽西大地。

    其时，闽西苏区政治局势稳定，革命蓬勃发展，生产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中共闽西特委审时度势，利用纪念巴黎公社起义五十九周年之际，于1930年3月18日在龙岩隆重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选举产生了以邓子恢为主席，邓子恢、张鼎丞、卢肇西、郭滴人、陈正等35人为执行委员。

    闽西苏维埃政府分别建立了文化建设部、土地部、军事部、经济部、财政部、裁判部、妇女部、粮食部，并经过民主酝酿、讨论，通过了组织、军事、经济、财政、文化、山林、劳动、建设、婚姻、裁判等16项法案。

    次年，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无疑，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版图约有84000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53万人——闽西，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支撑起中央苏区的半壁河山。

    素有“九军十八师”美誉的上杭县才溪乡，被称为“将军之乡”——当年，才溪乡一家两人当红军的有200户，三人当红军的有46户，四人当红军的有7户，五六人当红军的各有1户，夫妻同去当红军的有9户……概言之，80%的青壮年都参加红军上前线去了，留守的妇女们则组织起了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劳动互助社，努力生产支援前方。

    1956年春，毛泽东视察广州，随同前往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李质忠是才溪乡人，当李质忠提出想回才溪老家看看时，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代我向才溪人民问好。才溪人民确实光荣啊！一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上千人为革命流血牺牲了……光荣亭一定要重建好。”当即，毛泽东提笔写下了“光荣亭”三个遒劲的大字。

    从1930年到1933年，毛泽东多次沿汀江逶迤而下来到才溪乡，分别在乡苏维埃政府和列宁堂，召开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耕田队长等各种类型的调查会。毛泽东事先会列出详细的调查提纲，口问手写，有问有答有交流有讨论，并不时地起身给与会的群众发烟和倒茶。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我请你们来，你们就是我的先生，学生对先生理应谦恭嘛！”

    1933年11月26日，在一座破旧的泥土屋内，就着一盏马灯昏暗的亮光，毛泽东写下了名震一时的《才溪乡调查》（1934年1月，首次油印刊行本的书名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才溪乡》）。

    才溪乡为什么能够创造苏区一等的工作呢？

    毛泽东在才溪乡欣喜地目睹了一幕苏区民主建政、群众当家做主的生动场景——

    选举大会，选民实到80%，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办货的，女子坐月子的，共约20%没能到会，老人则撑着棍子到会。

    为了选举事前开的会很多：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与反帝同盟合开会员大会，儿童团、少先队都开了会，党团员会先开；有标语，有小册子，所以这一年的选举宣传，比往年普及得多，大多数人都了解选举的意义。

    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

    去年，16岁以下的吵着要选举权，以为他们当红军的不少，工作也做得多，为什么没有选举权？今年，他们了解是年龄的理由，不吵了。

    选举开始了，候选人背朝选民站在主席台前，每个候选人的身后都放着一只碗，识字不多的选民们依次走上前去，往自己中意的候选人身后的碗中丢下一粒乌豆……

    毛泽东一贯主张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

    1930年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曾把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稿《调查工作》翻印成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便在红四军和闽西根据地广泛传播开来。人们烂熟于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等经典名言，均出自《调查工作》这本小册子。十分遗憾的是，在戎马倥偬的转战中，这本小册子意外地丢失了。毛泽东为此多次惋惜地表示：“想念这篇文章就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

    奇迹出现了——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刚刚闭幕，田家英从中央政治研究室发现一本发黄的石印本《调查工作》小册子，立即呈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喜形于色，连连说道：“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身边了！”

    事情的原委是，上杭县茶地乡官山村一位老共产党员赖茂基，在红军长征撤离苏区后，冒死将《调查工作》及一些苏维埃政府文件用油布纸包好，装在一个小木箱里，把小木箱藏匿在自己睡觉房间的一个墙洞里，躲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搜查。195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国发出了征集革命历史资料的通知，赖茂基老人毅然将这本小册子捐给中共上杭县委，上杭县委又呈送龙岩地委，一级级直至送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毛泽东甚感欣慰，盛情邀约与他同庚的赖茂基前来北京见面一叙，遗憾的是，赖茂基老人却已一年前辞世了。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共收入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158篇文章。1962年，第二版编辑、修订工作开始，遵照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只增加了这一篇《调查工作》，改篇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1933年，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疗养期间，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重要文章。1934年1月2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报告中告诫与会代表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的力量在哪里，在群众，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人民群众”。因此，毛泽东要求苏区的所有干部，“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

    闽西苏维埃政府创办起了第一个闽西粮食调剂局，随后又成立了第一家股份制银行闽西工农银行（阮山任行长），丰年平价收购群众余粮，灾荒时节又把粮食平价卖给群众度荒；同时用工农银行的钱低息贷款给群众，极大地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

    苏区干部则一心一意为劳苦大众谋福利，求解放。一首在闽西苏区广为传唱的客家民歌，道出了苏区干群鱼水交融的生动情景：“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穿草鞋闹革命，同志哥，夜打灯笼访贫农。苏区干部好作风，真心实意为群众，柴米油盐都想到，同志哥，问寒问暖情义重。”

    毛泽东一贯奉行“踏着人生社会实践说话”的宗旨。

    在饮马汀江，转战赣南闽西的战争岁月，毛泽东每到一地必查阅地方志、了解地方史、召开调查会、掌握民俗民情。首次入闽，毛泽东即在长汀别开生面地召开了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老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六种人调查会，为进一步动员群众、打土豪、筹款掌握了第一手情况。

    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倡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犹如一盏穿越历史隧道的明灯，永远闪耀着光芒……

    毛泽东及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闽西建党、建军、建政的革命斗争实践，使闽西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地，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学习治国理念的实践基地！

    毋庸讳言，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充满了曲折与不确定性。

    由于党内“左倾”思潮泛滥，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被彻底排挤出红军领导核心层，导致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惨败而告终。

    1934年9月30日，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的将士们，齐集在长汀县南山镇钟屋村观寿公祠的土坪前，悲壮地向闽西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们挥泪告别。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当场向钟屋村赤卫队赠送了300支枪和一箱箱子弹，并向乡亲们发誓说：“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当日，红九军团兵分两路，从钟屋村出发经河田开赴汀州城，从此踏上了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路。

    10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共同签署并发布了中央主力红军将组成野战军实施战略大转移的《中央军委第五号令》——于是，主力红军大部队从江西于都县贡江镇八个渡口渡过于都河，贡江因而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渡”；在闽西长汀与连城的交界处，横亘在莽莽苍苍的松毛岭下的钟屋村，成为红军长征重要的出发地之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始点——史称“长征第一村”。

    1934年八九月间，国民党东北两路集团军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夹击，江西的石城、兴国、宁都，福建的长汀均直接处于敌军的包抄、攻击之下，红军指战员伤亡惨重，苏区全线告急，局势岌岌可危。

    松毛岭群峰延绵，地势险要，是东往龙岩、上杭、连城，西出长汀、瑞金、赣南的重要门户。蒋介石电令李延年、宋希濂率东路军十几万人马，昼夜兼程进逼松毛岭，企图一举攻破中央苏区的东大门，扼杀红色苏维埃政权于血泊之中。

    松毛岭保卫战——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前的最后一战。

    1934年9月23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向松毛岭发起了疯狂的进攻，飞机、大炮轮番轰击，几千枚炸弹倾泻在红军阵地上，削平了山头，烧光了树枝，战事异常惨烈……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以及数以万计的长汀地方赤卫队、游击队，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面对数倍于我的凶恶敌人，浴血拼杀，踞险死守。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又一道屏障，整整坚守了七天七夜，为中革军委部署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据钟屋村老辈人回忆说：惨呀，打到最后，伙夫挑着担子上山去送饭，已经没有人来吃饭了，满山都是腐尸，黑压压的乌鸦和苍蝇把松柏树枝都压弯了……战争结束后两三年，都没人敢上山砍柴……

    1956年一场山火，过火后漫山遍野裸露出累累尸骨，当地政府收敛安葬后，在松毛岭上立起了一座红军烈士纪念碑。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以及中央纵队，总兵力达86800人，其中闽西籍子弟兵约26000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闽西籍子弟兵只剩2600余人——在堪称人类战争史上最伟大壮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华里都躺着一位闽西红军的英魂。

    当中央红军一步步走向湘江，其实正一步步走入万劫不复的伏击圈：前有宽阔湘江阻挡，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部队穷追不舍——无疑，在漫漫长征路上，红军即将遭遇一场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空前惨烈的大恶战。

    1934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但从11月27日至12月1日，由于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中央军委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红五军团担任总后卫，前后左右筑成密集人墙，用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及数倍于我之敌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扫射。战斗打到千钧一发之际，敌人全线出击，欲歼我于半渡之中。朱德总司令不得不以这种语气电令各部队：“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一度，敌人几乎逼近了红一军团的指挥所，急得军团长林彪眼冒金星，也不避身旁的聂荣臻政委，自言自语道：“中央的领导们啊，你们走快些啊，我们快守不住了”……最终，孤军断后，主要由闽西籍子弟组建成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5000多人，被完全截断于湘江东岸。敌人四面八方包抄过来，炮弹如雨，弹片呼啸，血肉横飞，山崩地裂般的殊死厮杀……红三十四师血战至弹尽粮绝，全军覆灭，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参谋长王道光相约“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先后英勇战死。全师唯一幸存的第一百团团长韩伟（1955年授衔为中将），1992年弥留之际，特地留下遗嘱：“我的骨灰一半安放在家乡，一半安放在闽西。生前我没有带好闽西子弟兵，死后让我灵魂回到闽西陪伴他们吧……”

    红军尸漂江面，湘江变成了滚滚涌动的血水。当地老百姓说：“三年不食湘江鱼……”

    中央红军西渡湘江后，总兵力锐减至30000余人——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有史以来，遭受到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创。

    湘江之战——为护卫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掩护中央主力红军走出死亡谷，闽西英雄儿女慷慨赴死，付出了至为惨重的牺牲，不朽功勋将永世彪炳于史册！

    2010年3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龙岩市组团带着闽西291万父老乡亲的思念与嘱托，专程前往广西兴安、灌阳两县——当年鏖战湘江的战场，寻访烈士踪迹，看望烈士后人，祭吊烈士英灵，并与有关部门商谈在当地兴建永久纪念设施等事宜……

    青山处处埋忠骨。

    长汀城西郊罗汉岭——1935年6月18日，曾两度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被敌人押赴刑场时，一路引吭高唱《国际歌》《红军歌》，当走到罗汉岭下，瞿秋白突然停步说：“此处甚好！”尔后盘腿席地而坐，从容饮弹就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何叔衡与瞿秋白一道撤退，于长汀县水口梅迳村遭遇敌军包围，年近六旬的何叔衡气喘吁吁奔跑困难，又不愿拖累同志，面色苍白地向带队的邓子恢喊：“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警卫员架着他跑，到了一个悬崖边，何叔衡突然挣脱警卫，纵身跳下山崖壮烈牺牲……

    1934年10月17日，当中央主力红军的最后一支部队踏上长征路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总兵力不足16000人，在项英、陈毅等统领下，开始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三年南方游击战——“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诗言志，陈毅当年草就的诗句，今日读来仍荡气回肠。

    国民党反动派对闽西苏区可谓恨得咬牙切齿，恶狠狠扬言道：“草要过火，石要过刀，人要换种！”

    国民党东路纵队所属八个正规师（即三师、九师、十师、三十六师、八十师、八十三师、五十二师、七十五师），加上地方反动民团武装总数超过十万之众，凶神恶煞般扑向闽西大地。反动派强迫群众四处修公路、筑碉堡，并采取“移民并村”“计口购粮”“保甲制度”“连坐法”等一系列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办法，妄图完全分割、困死红军游击队。同时，在龙岩成立了以卫立煌、李默庵为最高指挥官的“清剿”总指挥部。

    （字幕：闽西苏区被灭绝的村庄539个，被摧毁的房屋20多万间，被灭绝户4.4万户，被杀害和被迫流亡致死的苏区群众16.6万人）

    斗争极其残酷而严峻。

    当时，留在闽西的红军游击队红八团、红九团尚不足两千人。在海拔800多米、苍松蔽日、云遮雾罩的金丰大山永定县西溪乡赤寨村，一个新组织诞生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集党政军为一体，犹如擎天一柱，在乌云翻滚的岁月里，奋力支撑起了闽西一杆永远不倒的红旗！

    正视中央苏区实际已经沦陷的现实，遵循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原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毅然放弃了“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制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并实行“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斗争的目标是明确的：军事上粉碎敌人的“清剿”和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政治上高举党的旗帜和密切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和各地骨干的安全。

    闽西——一块洒满了革命火种的红土地，生长出蓬蓬勃勃的战斗力量；一块浸染着烈士鲜血的红土地，回荡着浩浩荡荡的凛然正气。

    陈客嫲（1886年—1937年），一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女共产党员。1928年3月，陈客嫲参加了龙岩“后田暴动”，此后一直担任区乡苏维埃干部。红军长征后，陈客嫲的家便成了红八团的秘密联络点，为红军游击队筹集粮食、药品，传递情报，接送干部。1936年9月的一个下午，中共闽西特委机关的几位领导秘密下山了解情况，并在陈客嫲家中开会，突遇敌军搜捕……陈客嫲临危不惧，孤身一人掩护领导同志安全转移而不幸被捕。敌人对陈客嫲使尽了各种手段，威胁引诱、严刑逼供全未奏效，于9月10日深夜，将陈客嫲押赴刑场枪决……

    夜风晓雨，陈客嫲居然醒转过来，原来敌人的子弹并未击中她的要害部位……陈客嫲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又没日没夜地投入红军游击队联络站的工作中。1937年1月20日夜间，陈客嫲不幸再次遭到反动民团围捕，坚贞不屈，至死不吐半个字。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死而复生的女共产党员害怕极了，五天之后，架起火堆把陈客嫲活活烧死……

    张溪兜（原名张秋玉，1904年—1937年），后田暴动时第一个举斧破仓的农村女子。在白色恐怖下，张溪兜巧妙地建立起“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彻底瓦解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组织群众巧妙地为红军游击队筹粮食、探情报、采中药，居然还在山上竹寮里建立起红军被服厂，带领姐妹们为红八团缝制军装……1937年初，突遭反动民团武装包围，在分散突围的战斗中，为掩护战友和乡亲们，不幸中弹负伤，毅然舍生取义壮烈牺牲。

    闽西崇山峻岭如夜空繁星般散布着600多个革命基点村，共产党组织、红军游击队和苏区群众，水乳交融般地生活、战斗在一起，组成了一道道铜墙铁壁，成为敌人永远也攻不破、打不垮的红色堡垒。

    中国革命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在闽西共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广大苏区群众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保田运动”，致使土地革命时期的部分胜利果实，一直保留在了广大贫苦农民手中，直至全国解放——为闽西赢得了“二十年红旗不倒”的美誉！

    （字幕：据新中国土地改革前调查：闽西龙岩、上杭、永定等县的15个区83个乡146000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约有20多万亩的土地一直保留在贫苦农民手中）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根，就这样深深地扎入了广袤的闽西红土地。

    闽西，作为中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区域和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战略支撑点，时刻准备着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创造了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辉煌的奇迹！

    毛泽东曾留下著名预言：“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毛泽东在延安听取了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汇报后，心绪难平，充满感激地说道：“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二十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呵。”

    1951年8月20日下午，长汀城万人空巷、彩旗飞飘，整座山城都沸腾啦，人们热泪盈眶，排成两里多长的队伍，迎候从江西瑞金绕道前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中央苏区分团”。

    以谢觉哉为团长、李步新为副团长的中央访问团，先后参观了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长汀、连城新泉和上杭才溪乡的旧居，巡察了福音医院、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和松毛岭战斗遗址，并专门前往瞿秋白、何叔衡烈士殉难处凭吊。

    历史，从这里走来。

    闽西老区人民记忆犹新，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曾留下庄严承诺：“三五年，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苏区人民对红军的胜利始终坚信不疑，盼了三年，盼了五年，盼了八年，盼了三年乘五年足足盼了十五年……终于盼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据不完全统计：闽西有十万子弟参加红军，整整组建起了五个军，在册烈士名单计24000人。

    闽西是红军的故乡、将帅的摇篮。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授予福建籍将军83人，其中闽西籍将军占了71人。

    一则意味深长的真实故事：1929年9月，毛泽东身患疟疾，身心交瘁，化名杨先生秘密前往永定县牛牯扑山寮养病，不料行踪被泄露……永定民团及广东大埔保安团数千人，兵分两路急驰牛牯扑“搜剿”，四名赤卫队员抬起重病中的毛泽东向山上转移，山间羊肠小道，加之雨天泥泞行走不易，后面敌人穷追不舍，弹雨纷飞……千钧一发之际，赤卫队员陈添裕倒穿草鞋，背起魁梧的毛泽东，迅速地藏入了一处山洞……20年后，当毛泽东统率千军万马从西柏坡赴京“赶考”时，曾嘱身边工作人员邀请千里之遥的闽西赤卫队员陈添裕前来北京参加国庆大典……

    此刻，中央访问团带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款款深情，以及他对闽西苏区人民的亲切问候：“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字幕，快速击键声）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指明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邓小平

    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何等不容易，我们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胡锦涛

    《共和国摇篮》（主题歌歌词）

    一

    传播一个真理，

    高举一面旗帜。

    诉说一个希望，

    呼唤春天信息。

    群山为之昂头，

    汀江奔腾不息。

    啊，闽西红土地，

    理想在共和国摇篮里。

    二

    传播一个真理，

    高举一面旗帜。

    走出一条道路，

    开辟一片天地。

    大地为之欢歌，

    古田闪耀晨曦。

    啊，闽西红土地，

    胜利在共和国摇篮里。

    （2011年12月20日—12月30日修改于龙岩·四稿，2012年1月1日—1月3日·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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