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七十岁了，从我母亲嫁给我父亲那天开始，他就等着我们一个个出生，然后给我们当舅舅。也就是说，他以前并没什么特别之处。1976年，他的双腿在水库工地上被压断了，成了一个矮别人一截的小老头。从那以后他哪里也没去过，整天坐在屋檐下编筐、编箧、编筛子、斗箕，凡是用竹子编得出来的，日常生活用得着的东西，他都能编。每到赶场天，表哥何国良把他编好的东西挑到香溪去卖。
虽然编了几十年，舅舅的手艺一直没什么长进，编出来的东西蛮笨，蛮笨的优点是结实耐用。三十多年来，这些粗笨的篾器进入家家户户，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头用具。我想，乡亲们的审美水平因此止步不前，舅舅是难辞其咎的，因为耳濡目染嘛。好在乡亲们历来对好看呀美呀什么的嗤之以鼻，认为有实际的用处才是最高境界。
舅舅名声大噪之前，村里人常常看到他编的篾器，但很少看到他本人。因为失去双腿后，他的活动范围最远不会超过五十米。一般来说以屋檐为界，特殊情况下达到院子以远，三十岁以下的人有的一次也没见过。如果因为什么事去他家，看着他时，出于礼貌，不去看他的腿，也不丈量他的身高。可他看着你时，总是用一种不服气的眼神丈量着你的身高。
舅舅走路靠两张板凳。双肘支撑在板凳上，身体向前荡一下，挺直身体，移动板凳，再荡一下。每荡一下就是一步。当他用只剩下一半的大腿立在地上时，如果你正好在他身边，你的大腿的相同部位会有一种痒酥酥的害怕的感觉。
他身上的每件东西都很特别，但没人想要这些：短柱似的大腿上穿着他自己编织的草鞋，是用精心挑选的糯谷草做的，刚做好的时候像两个圆圆的金黄的大饼；手肘上绑着磨得发亮的橡胶，这是开小四轮的冉良坤送给他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张总是怒气冲冲的脸。
对一个哪里也去不了的人，他的怒气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要正确理解却又是很难的，天天和他在一起的人不可能不遭受折磨。我去看他，他当然不生气，但因为平时常生气，脸上的扭曲日渐严重，即便他没生气，你也会误以为他对你有意见。有时候，他看着你，脸上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像要把谁大骂一顿似的，就像他虽然脾气暴躁，但由于心里纷乱，使他没法把想到的事向别人说出来。看上那么两三分钟，扰乱心绪的东西终于被压了下去，他到屋子外面转一圈再回来，怒气并未完全消失，却多了一层不解与狐疑。
换一个地方，也许可以给他买辆轮椅。可是在冉姓坝不行，至少对舅舅来说不行，他家在一面山坡上。院子很小，正对面有一片茂盛的竹林，竹林外面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小路上有青石垒砌的台阶，或者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浅沟。小路穿过稻田，走上一条乡村公路，乡村公路蜿蜒至镇上，镇上的沥青路可以到达北京、上海以至更远的地方。但是，对舅舅而言，他只能是屋檐下的一个小黑点。这个小黑点抬起头，只能看见一块形状不规则的天空。即使有轮椅，他的活动范围也不会超出院子。
我特地给他买了一副望远镜，让他不时到竹林边去，往马路上看看，往村子里看看，消消气，多活几年。我以为看远一点，知道的事多一点，他的脾气说不定会小一些，这样不光对他自己的身体好，对家里人也大有好处。
给他送望远镜去那天，我把他背到竹林外面的小路上。当他从望远镜里看到马路上一条被嗅觉引领时而小跑时而停下的黑狗时，他脸上的笑容天真得像一个十足的大傻瓜。通过望远镜，能够清楚地看见狗嘴流出的哈喇子和云钩似的尾巴上的绒毛。拿开望远镜，他用肉眼看了看，发现他居然是自家的狗，他像受到善意的愚弄似的开心不已。
“它天天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从来没有看得这么清楚过，它的尾巴上有个瘩子，嘿，狗也长痦子。”
其实不是痦子，是被什么毒虫叮咬后留下的红疙瘩。
接下来我们还看见在地里锄草的春梅和她大姐。春梅是个胖姑娘。她们一边干活一边说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她们的嘴一动一动的，却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不过这比听见她们说什么还好玩。
看走在马路上的人也很有意思，凭眼睛看，每个人走路的样子差别并不大。但是用望远镜一看，区别就出来了。有人走路一跳一跳的，就像腿上装了弹簧。有人走路根本不看路，满脸心事，任凭双脚把他往前面带，踩到石子或者牛粪了，离双脚最远脑袋首先反应过来，但脑袋之下的身体想停止已经来不及了，这时那副表情不是懊恼，而是傻里傻气，有如梦里醒来。有人走路脚后跟先着地，舅舅叫这种人“大马瘫”，这种人的脚板往往比较宽，身上的力气大，但行动迟缓，走路时喜欢东张西望。那些脚尖先着地的人则正好相反，舅舅叫他们“机灵鬼”。舅舅不喜欢“大马瘫”，喜欢“机灵鬼”。我和他相反，总觉得人越机灵，越爱占小便宜。我们没搞争论，因为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下一个观察目标上去了。
这天晚上，舅舅的笑容把全家人都传染了。连对他早就厌烦透顶的表，嫂也忍不住说：“我以为早就不会笑了哩，要是天天都像这样子，我煮的饭都要香些。”
我对大表哥说：“让他在小路上看一阵后换个地方，不能叫他老在一个地方看。”大表哥说：“没问题，只要他高兴，就是爬到树上去看都行。”
大表哥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可舅舅却听进去了。我离开老家后没多久，我妈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舅舅现在天天上树。
“他自己爬上去的？”
“不是，是你大表哥把他吊上去的。”
舅舅专门编了一只大箩筐，用上等的棕丝纺了一根长绳子，然后钻床底下把几十年前从水库工程拿回来的一个滑轮找出来。他家竹林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每天大表哥下地之前，把舅舅装在箩筐里，用绳子和滑轮把他吊到树桠上去，回家吃饭时再把他放下来。我妈说，舅舅现在心情好得很，下雨天不上树，仍编筐，编的筐也比以前好看些了。
我有几分得意，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既实在又简单的事情，能够让一个心情压抑的人快乐起来，应该比造七级浮屠更有功德吧？
几个月后应本地一所大学邀请去讲课，讲“文学与传媒”，不是一个讲座，而是正儿八经的课程。我没上过大学，现在却要去大学当老师，觉得这事意义重大。生活中凡是有重大的事我都要回老家看看父母，这次也不例外。
还没进村，我就听到了舅舅的笑话，一位在林业站当所长的同学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我舅舅在树上看见有两个人偷情，他用喇叭朝他们喊：“对面山坡上的，包谷林里那两个，我看见你们了，你们那是在干啥子，笑人呀不。”两个人忙蹲下去。可玉米只有筷子那么高，什么也遮不住。舅舅说：“蹲下去我也看得见。”两个人急切地想找个藏身之处。舅舅说：“不要藏了，各自回家吧，你们哪样都没有做，我可以证明。”
他什么时候有个喇叭呀？回到家才知道，是他侄儿给他的。他侄儿在城里收荒货，骑着一辆三轮车，手持喇叭，走到某幢居民楼下面，也不管人家是在吃饭还是睡觉，扯起嗓门就喊：“有废书废报啤酒瓶的拿来卖！”前不久改行卖水果去了，把喇叭带回来给了他大伯。
这就是说，自从他有了望远镜和喇叭，冉姓坝人就没什么秘密了，他把他们的秘密全抖搂出来了。
那天梁书家的顺手摘了别人的一个瓜，舅舅看见了，他说：“噫，你家菜园里没有啊，一个瓜都要偷人家的。”梁书家的把瓜藏在衣服下面，舅舅说：“那么大一个瓜，藏得住呀？”梁书家的把瓜丢进草丛，不敢要了。但舅舅仍然不放过她：“有你这样糟蹋圣贤的吗？摘下来又丢了，又不是河沟里的鹅石宝（鹅卵石），那是一个瓜呀。”梁书家的被逼急了，望着舅舅的方向破口大骂。她的话舅舅一句也听不见，舅舅说：“你在给梁书念经吗？要念回家去当着他的面念呀，隔山隔水的他哪里听得见。”
诸如此类小偷小摸的事，全都逃不过舅舅的望远镜和小喇叭，他成了乡村道德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凡是他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他也敢说。
他有时也会回头看看院子里的狗，看看院子里的鸡。看见狗撒欢，他说它，高兴啥子哇你？你又不是乡长，天天都有人舔你的肥捧你的骚，不晓得有啥子好高兴的！看见母鸡从鸡窝里出来，咯答咯答地叫，他斥责它下的蛋太小，不应该“个大个大”地自夸。母鸡不叫了，躲到看不见的地方找虫虫去了。他回过头继续批评狗：“你呀，光晓得吃饭，连个麻雀蛋都生不出来。”
我去舅舅家时，天色已晚，路过一片玉米地，听见玉米叶被锄头碰得哗啦响。心想，农村人和城里人区别太大了。在城里，即便是吃低保的，这么晚了也不至于还要干活，尤其是这么累的活。我上中学时，从学校一回来就帮父母干活，夜里栽过烟苗，犁过稻田。新栽的烟苗由于须根被拔断了，加上手掌的温度，栽下去后处于半枯萎状态，白天栽容易被太阳晒死。夜里铧田则是为了抢山水，在大雨停歇前不把田犁好，大雨一过，树林里没水流出来，弄不好插不成秧，耽误一季收成。
生活在这种地方，那就，必须得这么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并不觉得累。但有时会有一点点懊恼：一辈子都在干这些，怎么永远也干不完呢。有时还会有一种模糊的忧伤：我们真的是这些土地的主人吗？为什么过得这么难呀？不过，在某些时候，心头又会涌起对锄头的爱，对和自己一起干活的人的爱，对玉米叶沙沙作响的爱，觉得别人也这样活着，自己当然也应该这样活着。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时锄头便像长了眼睛一样，在密密蓬蓬的植株里左冲右突，野草皈心服法地倒下，玉米像不堪娇羞小女孩一样，浑身战栗，保证自己一定好好生长。
“还看得见吗？小心挖到脚指头！”我故意大声说。回到老家，用他们熟悉的戏谑的语气和他们打招呼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忘本。
锄头停下了，但没有出声。
我用手电晃了一下，虽然只晃了一下，但我认出来了，正是那个在玉米地里和情人幽会被舅舅搅黄的小媳妇。我的尴尬真是无法形容，即使绕地球一圈回来，也仍然会觉得尴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尴尬。
我想说，对不起，不知道是你。但这样说显然不对，我的本意是不知道是个女的，而不是另有所指。但一旦开口，似乎总是另有所指。我说：“这地是你家的呀，我不知道是你家的。”
我的声音变了，从冉姓坝的声音一下变成某种办公室的声音。除了有点虚伪，还有几分冷漠。好像有点儿怕她。我觉得自己真是莫名其妙。
“是田表叔呀。表叔你回来了？”她倒没半点尴尬。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还没薅完哩，薅完这点就回家！”她爽朗地说。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还有什么好说的，走了两步，并没有想到马上离开，但她的锄头已经哗哗响起来，我解脱般地加快了步伐。
舅舅家已经吃过饭了。我一到，表嫂忙又去煮饭。在冉姓坝这里，招待贵宾就是煮饭给你吃，不管你吃过与否。
舅舅和大表哥在看电视，大表哥才四十岁，老相已经刻在脸上了。可他的眼睛一盯到电视上就像十多岁的孩子一样满脸傻乎乎的，把电视里的一切都当成真事，从不怀疑。这方面舅舅和他差不多，但他看电视不像儿子那么认真，看不了多大一会儿就会把头勾到胸前，不时抬头看一眼，迷迷糊糊的，直到关机才彻底清醒过来。我进屋后，刚开始他们都很兴奋，但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常态，难为情地保持着某种庄重，还有几分木讷。大表哥以素有的顺从听我和舅舅讲话，不时瞟一眼厨房，就像担心表嫂忙不过来，但他一次也没有起身去帮忙。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没有看见你？”舅舅问，仿佛我从他的望远镜里悄然潜回而他居然没看见，他有些不甘。
“三点半，同学开车送我回来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是哪个同学？”舅舅认真地问。
直到我把这个同学的老家在哪儿，父亲叫什么名字，老婆在哪里上班等全都回答清楚，舅舅才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他对上树以来的生活有何看法甚至总结，虽然他不甚明了什么叫“看法”，更不会以用什么总结去安排下一步的生活。因为我在办公室呆惯了，这两个词不但成了常用词，有时还是关键词。我把话题往这方面引，每当他应该交出他的看法或总结时，他只用半句话或者一两个字就把我打发了。
问他为什么看人家送块腊肉给村长也要说，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好耍。”他说。
有人对被看得干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颇为难受。
他说：“我才不管。”
我说，除了看人，还可以看看树呀、鸟呀，尤其是鹰，鹰不但抓小鸡，还在空中扑别的鸟。他说：“没看头。”
表嫂把饭菜摆上桌，我只吃了半碗，大表哥和舅舅则吃了两碗，就像他们的肚子随时有空隙，只要有饭就能填进去，并且速度极快，吃菜的声音很响。
吃完后，舅舅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打盹，一会儿打盹，一会儿醒来，每次醒来都能接上中断的话。我叫他去睡，他说他的瞌睡又没来。我知道他是为了留下来陪我，以为这是对在外工作的人应有的尊重。
我问大表哥最近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地里的，屋里的，一年四季都是那些活，没什么区别。”他用软弱的、黯淡的眼光看一眼轻声打鼾的父亲，红着脸说：“你不晓得……以前他们有事都要叫我的，现在不叫我了，叫得少了。”
“他们”指的是村里人。
“为啥不叫你？”
“还不是爹，他把好多人得罪了。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
他的意思是，以前别人家的活干不过来就来叫他，他话不多，脾气又好。这在其他人的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可舅舅得罪的人太多了，他们不再叫他了，他有些失落。
“有人来找他，和他吵架吗？”
大表哥笑了一下：“哪个敢找他！他们知道他的脾气，不安逸的事只和我说，不会和他说。”他摇了摇头，“早晓得他那么爱管闲事，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他上树。”
“可他呆在家里也不行呀。他现在的心情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
“这倒也是。”大表哥同意道，“不该管的不要管就好了。”
“他哪里分得清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换成你，恐怕也分不清吧。”
“可他越管越宽了。”大表哥不紧不慢地表示同意。
“要是下雨天上不了树，他对哪个都看不惯，就像那雨是我们叫它下的，是我们这些人不准他到树上去。这是天家的事呀先人。硬是烦得很。”大表嫂对我说。看得出，她对公公的不满远不止这些。
“人老了嘛。”大表哥嘟囔道，“活一年是一年。”
“放心，他会长命百岁的，一到树上就眉开眼笑的高兴得很，说不定我们都死了他都还在树上。”大表嫂阴阳怪气地说。
大表哥逆来顺受地看了老婆一眼，叹了口气，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
“以前还编个筐卖点钱打零花，现在筐也不编了。要说哪个心头安逸，那是不可能的。家务事那么多，腿不行么手没有问题嘛。一天拿起个喇叭管别人的闲事。吼饿了比干活的人还吃得多！”
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但脸上的不悦已经藏不住了，她也太放肆了。
“摊上这样的老人，我们对他算好的啰，吃的穿的，从没瞒过他。沙田湾那家，你晓得不哇，那个老太婆，已经老之不堪了，爱抽叶子烟，爱喝酒。叶子烟是她自己种的，老了，锄头举起来拐几个弯才挖下去，锄板不往土里钻。土挖得浅，又没力挑粪淋，长得死瘪瘪的。就这点烟，儿子还和她抢着抽。那个挨刀的，又懒又馋。他要是在街上打点酒，还没到家就喝完了，一滴也不给老娘留。还是姑娘心疼娘，十天半月的打一斤送去，叫老娘喝两口后藏起来。枕头底下，门旮旯，灰堆里都藏过，可哪里藏得住呀，每次都被那个挨刀的找到了。”
这时舅舅突然醒来，大声问：“藏啥子呀藏不住。”
他把我们都吓了一跳。
“啥子也没藏，我在给表弟摆龙门阵。”大表嫂笑着说。
舅舅保持着尊严，不紧不慢地吩咐：“等我死了，你们不要把我埋到地里，你们把我挂到树上，这样竹儿回来的时侯我就可以看见。”
大表哥和大表嫂愣了一下，随即眼圈红了。竹儿是大表哥的女儿，几年前跟一个能说会道、收集民间歌谣的人走了，至今杳无音信。
隔日早晨，我离开了冉姓坝。太阳还没起来，薄雾在山涧飘荡。公鸡嘹亮的叫声在村舍里如同老友道别。公鸡叫的是“各哥喔的各哥喔哟”，我听着像是在问“什么时候回家来哟”。
我穿过田野到公路上去等车，脚下深沉的土地发出的深重气味让我接连打了几个喷嚏。我无论到了哪里也牵挂着的这个地方，似乎总是在痛苦与烦扰的边缘徘徊，被某种焦虑催促得步履蹒跚。我从不觉得这里有多么美，但这里的一切总是让我心疼。每次回来都觉得索然寡味，一旦离开却又朝思暮想。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上课，手机震得我大腿麻酥酥的，我毫不犹豫地把它掐掉，不一会儿又震起来，我连掐五次也没掐掉，只好到教室外面去接，居然是大表哥打来的。他带着哭腔说，舅舅惹祸了，镇政府准备把他告上法庭，我如果不去帮他，恐怕舅舅就要坐牢了。
下课后，我往老家打了几个电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并不复杂，镇政府搞招商引资，引来一个餐饮娱乐项目。投资方看中了银鱼水库，山上树木葱郁，山下碧波荡漾，离公路又近。香溪镇是辣椒集散地，从第一个红辣椒出来那天开始，上万商贩蜂拥而来。香溪镇本来就是个大镇。两年前一个叫纸房的地方因为开采金矿，把山沟里的人全都迁到镇上来了，每家一笔不菲的搬家费，那些年轻人也是敢花钱的主。在离香溪仅两公里的地方搞一个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山庄，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工程还没动工，水库下面先立了一块巨大的牌子。画面气势恢弘，湖光山色的前面坐着两个帅气的男士，一位身着运动服，脖子上挂着毛巾，看样子刚打完球回来，桌子上摆着网球拍。另一个年纪稍大，身披浴巾，煞有介事地指着画面之外的某个地方。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三位身着薄纱笑容可掬的姑娘托着盘子，盘子里是诱人的玉液琼浆和颜色鲜艳的水果。她们的乳头清晰可见，也像两粒熟透的水果。远景一半是水一半是山，水边，举止优雅的男女在别墅似的建筑物下面漫步。画面左边压在云彩上有四个飞翔的大字：银鱼山庄。
舅舅离广告牌不算近，可通过望远镜里，画布上因分辨低出现的布纹格子也能看见。他以为是放电影，电影队已经二十多年没有下乡了，他很激动。用喇叭叫大家早点吃晚饭，吃好了扛板凳去银鱼水库占位置看电影。他对那三个什么也没穿似的女子不大习惯，但他完全能够正确理解，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如何理解的。
大表哥解释了好几次，舅舅才相信那不是放电影。几天后，当挖掘机、推土机开到大坝下面，为破土动工作准备，据说一旦上马，将有十倍的机械和车辆开进来。
舅舅很不喜欢这事，他立即用喇叭和望远镜进行抗议。他的抗议辞倒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哪个敢在银鱼水库挖一锄就是挖他自己的祖坟。”“修水库的时候你们抬过一筐泥吗？打过一次夯吗？现在说修山庄就修山庄，哪个给你们的权利呀？”“反正我没有双脚都活了几十年了，早就活够了，你们要在银鱼水库埋人先埋我吧就，我冉广贵不要这条老命了。”如此之类的昏天漫骂和夸大其词的警告。如果没有喇叭，即使站在推土机前面骂出这些话人家也可以不理他，用上喇叭就不一样了，喇叭把他的声音扩大十倍，他的声音传出去又被山坡挡回来，在村子上空回荡。加上他又有的是时间，只要看见推土机旁边有人他就骂，管他是镇里来的干部还是看他稀奇的村民。
冉姓坝人把开口说话叫开腔，但舅舅宁愿把它理解成开枪。“别人不开枪我不能不开枪！”他理直气壮地说。
舅舅的腿就是修银鱼水库的时候断掉的。那年公社书记发动全公社的人在银鱼洞下面修水库，书记说要吃白米饭就得拼命。自古以来，冉姓坝除了洼地里有几丘冷水田，四面山坡都是玉米地。他们不叫玉米，玉米二字太洋气了，他们叫它“苞喔”。地里只出苞喔，那就只能吃苞喔。那些饭量大的人，就叫他苞喔口袋。不常吃的人，偶尔吃一顿还觉得好吃。上甑前用柔软滋润的大米饭打底，蒸熟后拌一下，吃起来又香又软。一年四季吃苞喔饭可是另外一回事，里面一粒米也没有，玉米面一见风就变硬，吃进嘴里满口钻，要用舌头把它团到牙齿底下才能咀嚼，嚼起来像嚼沙子。嚼得太阳穴发烫，终于嚼软了，使劲咽下时眼睛鼓凸，眼珠子都要被挤出来似的，眼眶里涌出泪花，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毛糙地刮了一下，一团坚硬的包谷饭这才踏实地落到肚子里去。玉米少有新鲜的，收回来就架在炕架上，烘干后再移到楼笆上面储存，不管什么颜色的玉米全都被熏成黑黄黑黄的苞喔，吃起来有股呛人的烟味儿。
公社书记又矮又胖，走起路来像打滚似的。他干劲十足，吃住在工地上，以一块门板当床，用装水泥的纸袋当被子。他有一个铁哨子，见到不合心意的事就把铁哨子吹得刺耳让你头皮发麻。天不见亮就催工干活，干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谁在路上掉了一块土，或者没把挑土的筲箕装满，他悄悄走上去，突然把哨子一吹，把人吓，导双脚直跳。谁敢骂他，他就不用挂在胸前的公章给他盖“泥巴票”，没有“泥巴票”生产队的会计就不给他计工分。
舅舅对此毫无怨言。
有一次县长来了，站在山坡上讲话：“贫下中农同志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才是我们的好兄弟，我们要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解放全人类而共同奋斗！今冬明春，我们大干快干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听领导讲话而歇憩的农民坐在扁担上或者背篓上，若有所思地卷着叶子烟，懒心无肠地说着家长里短。等他们重新背上泥巴，怎么也不可能把背篓里的黄土和解放全人类联系起来，不知道这和坦桑尼亚人或者阿尔巴尼亚有什么关系。你吃你的包喔饭，你帮他们干什么，说不定你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活，人家正挖空心思整治你呢。
但舅舅能正确理解这些话，不为解放全人类也得这么干，要不然吃了那么多苞喔饭干什么？吃了可以不干活么？他认为，活着的奥义就是吃苞喔饭和白米饭，其他都是扯蛋。
舅舅是拖碾子的，这是最苦的活，工分高。所谓的碾子，是一个巨大的圆柱状水泥墩，用它来把泥土轧平压实。十六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拖着它碾过来碾过去，拖一天下来，放下绳子时有种身轻如燕之感，走起路来却像在戏台上一样矫揉造作，脚步太重，而身体太轻了。最吃力的是起步，十六个人一起使劲都不行，还得有几个好劳力搭把手。只要连续滚动起来，每个人的肩上就会轻松许多。但每天起步的次数太多了，拖过去拖过来需要调头就不说了，单是陷进松软的泥土里的次数就不计其数。新铺的土压实了，压光滑了，拖起来并不难，他们可以像开玩笑一样拖着它飞跑。每到这时候他们会哈哈大笑，那些背着土的人也会跟着笑。还没笑够，新的泥土又铺了上去，吃不完的苦头又来了。
舅舅拉纤的位置相当于辕马，和另外三个人在最后一排。起步的时候，双脚一前一后挪开半步，身体弯如犁辕，头顶着前面一排纤夫的屁股，猛地一使劲，大碾子找到熟路似的，不快不慢地滚起来，这时他们才打开撅成一团的屁股，认命似的一步一点头拖着碾子前进。大碾子压平了松土，也压平了他们的脚印。
那天大碾子被一块石头顶住了，增加了八个人也没能把它拖翻过去。指挥长又叫来八个人，三十二个人拉紧绳子，喊了一声“嗨哟”，大碾子一下子滚了过来，肩上的绳子突然一松，舅舅摔倒在地上，碾子把他的双脚压扁了。送到医院，医生把他的双脚切掉了。
副镇长带来的投资人听了舅舅的喊叫，拍屁股走了。副镇长如果做成这桩事就是最大的政绩，下次换届选举，说不定就当镇长，他的愤怒可想而知。
从舅舅第一天阻止这事开始，村里人就争得不可开交。一派叫道：这个老者有神经病！山庄建好了，村里人打个临工，卖点小菜，或者借势做点生意，多好的事情呀？另一派则不肯苟同：不要想那些好事，这么多年来，镇里村里，好事落到过你我的头上吗？还不是那些和他们沾亲带故的人才能沾光。水库一旦被挖垮了，污染了，满坝的稻田哪来水灌溉？他干不好了撤走了事，我们可是坐地户，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呀！
投资人不投资了，村民的争论失去了意义，但怒不可遏的副镇长扬言要舅舅承担一切后果。舅舅呢，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副镇长说：“随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坐牢么？”
我想哪至于判刑坐牢，舅舅的做法够不上犯罪，法律上讲不通的。我叫大表哥放心，副镇长不过是吓唬人而已，真要告上法庭，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向在老家工作的同学打听了一下，他们说镇里的干部是很讨厌我舅舅的，但起诉一事，镇里的领导会上的确说过，暂时还没什么具体动作，究竟怎么处理，他们也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表哥没再打电话来，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我放心了。
再次回到老家见到舅舅，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我特地选了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去他家，想知道他在树上会不会看见我。
可直到走进院子，我才发现他不在树上，并且也没像以前那样在屋檐下编筐。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生病了？
进屋后，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他在厢房掰玉米。横拿着玉米棒子，往钉了块胶鞋底的木板上用力一搓，玉米粒哗啦地落下来。屋子里一边是玉米粒，一边是玉米棒子，中间没用任何东西隔开，就让它们混在一起。我进去后，他移动两条板凳走到椅子前，一歪屁股坐到板凳上，再抓住扶手爬到椅子上去，要给我倒水。我忙说自己来。
“村子里不是有脱粒机吗？怎么不用那个。”
“用不着。”
“是不是大表哥舍不得钱呀，听说脱粒机租一天三十。”
“不是钱的问题。”他说。
“这么多，好久才搓得完呀？”
“搓不了好久，反正我又没别的事。”
“我听说，现在连副镇长都怕你了，都不敢到冉姓坝来了，你真厉害呀。”我以为这个玩笑可以让他高兴，没料到他看了我一眼：“怕我？怕我就不到处挖坟了。”说着生气把玉米棒子向下一擦，划拉下一大把玉米。
这时在辣椒厂打工的表哥表嫂回来了。辣椒厂是重庆一个食品厂的分厂，正在搞基建，冉姓坝好多人都在那里做工。
大表哥还是老样子，慢吞吞的。表嫂则抑制不住兴奋，因为辣椒厂建好后她可以去当工人，往玻璃瓶里灌装各种油辣椒。
从大表哥的话中得知，舅舅已经不上树了。我问是不是副镇长或者什么人不准他上，或者是村里别的人甚至家里人不准他上，他说都不是，是他自己不想看也不想吼了。
“怎么了？”我略为不安地去问舅舅，“为什么不到树上去了？”
“上去干什么呀？”他反问我，继续掰他的玉米，我在屋子外面和大表哥说的话他大概听见了，他说：“没什么好看的，看得我眼睛胀！”积聚在心头的不快使他激动起来，但随即以一种自暴自弃的语气嘟囔着：“看树，树早就被砍了……看山，山早就变样了……看人，早就不是以前那些人了……幸好我死也死得了……竹儿回来，怕也找不到路了……”他的眼泪滚出来了。
我尽力安慰他，应该往宽处想，这些年变化大，说明社会进步快，村里人有钱了，生活质量提高了，是好事嘛。
“我晓得是好事，可就是忍不住，心头怪怪的。”他说。
从舅舅家出来，我看见有人正在测量地形。在舅舅家对面，将建一座水泥厂，这个厂以前在市里面，嫌排污费太贵，选来选去，看中了冉姓坝储量丰富的石灰岩和黏土岩，决定搬到乡下来。据说，还有一个中药制药厂，也正在商谈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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