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怪不了别人，完全是我自己招来的。那天我挑着篮子去割草，看见地里有一条黑蛇，拐杖那么长，很粗壮，像一根两头齐的棍子。花纹是金黄色的，从头部开始，沿着脊背一个接一个，像两股交叉的藤蔓，如果不是一条蛇，而是一件器物，我一定会用手去摸一摸，感受一下它的精巧和优雅。它不知道我站在它后面，似乎是睡着了。我后退了几步，悄悄放下篮子，捡了两块石头，左手一块，右手一块。如果右手的石头没砸中要害，我可以马上用左手的石头给它一家伙，如果两块石头都没砸中，我就只有转身逃跑了。要打就要把它打死，不打就不要理它，如果没打死只打伤，它会在半夜里爬到你床上来，缠住人的脖子。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蛇是报复心强，又聪明绝顶的家伙。
如果我知道后面有那么多麻烦，就一定会犹豫，但我当时没有半点犹豫，什么也没有来得及想，就一石头砸下去。石头砸在它的腰上，它的腰一定是被石头砸断了，头和尾难受地扭曲着，却不能移动一步。我知道它很痛，但那种痛是我不能体会的。我想它早点死，于是对准它的头来了一下，哪知石头砸偏了，落在头前面，它看见了，仿佛并不知道这是石头。我捡了十几块石头放在篮子里，照准它头狠狠砸。它的头上被砸出血了，还没有死，这时也许它已经很想死了，但死不了，它的命还藏在它的体内不想离开。我犹豫了一下，想放它一条生路，可想到它晚上要来找我，心肠立即又硬起来。我又往篮子里捡了十几块石头，不怕它跑，这次捡的石头都是经过挑选的，不但要称手，还要有分量。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它的腰部伸出两只脚，腿很短，只有两三公分，差不多是贴着肚子的，但脚掌很大，像鸭脚板，大小也和鸭脚板差不多，颜色则像癞蛤蟆的皮，有很多麻点。与其说是惊讶，对我来说还不如说是恐惧。如果一个人看见蛇伸出脚，那他离死就不远了。死还是好的，如果不死，那就要脱一层皮。皮肤像焦炭一样发黑，慢慢变硬，变成一副龟甲。这时候是最痛的，你会感到连眼睛仁都痛，连指甲也会痛，连头发梢也痛，就连飘在空中的头皮屑，也会让你感到痛。痛得你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然后你的皮会在你的惨叫声中一块块地剥落，最后你会成为一个没有皮肤的人。
我照准那双丑陋的脚狠狠砸，我要让它缩回去。它的头已经不动了，但尾巴还在动，它的命已经离开它了，但痛还没有离开它，它也许比刚才更难受。砸下去的石头堆在它的脚上，再砸已经砸不准了，我用一根小棍子把它挑到大路上，让它翻过身来，让它脚朝天，我捡了更多的石头，继续砸。这时候我很想哭，但我哭不出来，因为恐惧远远大于伤心。我也很想对它说一声对不起，但我知道我要了它的命，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逍遥法外的。这时我还产生了和它同病相怜的感觉，仿佛它所遭受的痛，即将在我身上发生。它已经一动不动了，连最小的抖动也没有了，我更加心慌，因为这说明它即使愿意把脚缩回去，它也无能为力了。我沮丧地把剩下的石头倒在路边，像所有做了错事的人一样，心里既惭愧又凄惶。那双鸭脚完全被我砸烂了，但仍然可以一眼就看出，那是一双长蹼的脚板。
我用镰刀在一棵枧树下挖了一个长溜溜的土坑，我是跪着挖的，心想，这代表我已经向它磕头了。我还不会说“你安息吧”这样的词，可我说的是，你好好睡觉吧。
埋掉鸭脚蛇，天色已经不早了，我忙找了几根棍子架桥一样架在篮子里，胡乱割了几把草放在上面，看上去满满一篮子，其实下面是空的。回到家，我趁大人不注意，把草倒在牛圈里。他们要是问我割的草在哪儿，我会说已经被牛吃了。但没人问我。
我的神经像一根捶扁的铁丝，轻轻折一下就会断掉。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如果说出来，只会加重我的恐惧。何况在恐惧的深处，只有当事人才可以探测和思考，别的人，甭管他对你再好，也只不过是像给你的伤口擦药，最多能吹几口凉气，让你的疼痛稍微减轻一点。这样的同情只会让人更加难受。
我似乎一下懂得了世态炎凉。
父亲的腰不好，要吃猪腰子补腰。猪腰子用草绳捡起来挂在灶门上，每天烟熏火燎，已经烤干了，像一块黑色的料礓石。本来应该两天吃一个，可他买不起。他的腰不好，没力气，只能和妇女在一堆干活，这样他的劳动所得就只能一个月买一个猪腰子。好在乡下人认为猪腰子不是肉，比肉便宜。在我们这里，肥肉比瘦肉贵，瘦肉比猪脚贵，猪脚又比猪头贵，猪头比内脏贵，内脏中最贵的是猪肝，然后才是猪腰子。要不是猪腰子这么便宜，我父亲一个月一个也买不起。我妈煮饭的时候，用刀削一点下来，煮一小碟汤，不放油和盐。父亲喝汤的时候，我还好一点，能忍，弟弟则眼巴巴地看着他，父亲说：
“看什么！这是药。”
有时候他觉得过意不去，叹一口气，自己少吃点，给我和弟弟留一小口。等我们一吃下去，他总是恰当地补上一句：“狗日的，喉咙里都长出爪子了。”
妈为了不让我们眼馋，猪腰子弄好后故意支我们干这样那样。但我和弟弟早已经识破她的伎俩，于是将计就计，在外面转一圈后又跑回来，她无力地辩解道：“爸爸吃了治病，你们吃了干什么？”
这天晚饭前，看见父亲吃猪腰子，我喉咙里干干的，不像平时那样悄悄地咽清口水。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爸爸，你好好吃吧，把病治好了好干活，我反正就要死了，对猪腰子没有兴趣。”
躺在床上，我睁大眼睛无法入睡，我觉得有一件事应该告诉他们。等我死了，埋我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我的眼睛上放硬币。我外婆进棺材的时候，他们就在她闭得紧紧的眼睛上放了两枚硬币，好让她到了阴曹地府见钱眼开。我一直讨厌硬币，因为我讨厌又脏又冰凉的东西。在乡下，没有哪枚硬币是干净的，总是沾满了黑乎乎的让人恶心的汗泥，像泥瓦匠胸前的扣子。有些小孩喜欢把硬币放在嘴里吮，我每次看见后都恶心得想吐。有一次我弟弟把一枚硬币放在嘴里，我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耳光，他张大嘴一哭，硬币滚了出来，他以为我要抢他的钱，他忙止住哭去抢钱，他哪里知道，他送给我我也不要。是不是要把这个要求和父母说一说呢？我拿不定主意。想到这事说起来挺麻烦，而且他们也不一定同意，因为这是风俗。平时问他们什么事，如果他们解释不清，就会说这是风俗，不是他们可以更改的。于是我的心像飘在空中的羽毛，不知道应该附着在什么地方，最后，我坚定起来，如果他们硬要给我放，他们看不见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开。我和弟弟睡一张床，他不爱洗脚，也不爱脱衣服，衣兜里不是石子儿就是杏核，杏核是他和别人猜子赢来的，是他最看重的私有财产，平时只要被我的脚探测到，我就给他丢到床底下去，若是硌了我的背，我一定要掐他一把。但这天晚上我善良多了，心想硌就硌吧，这点痛算得了什么，反正我就要死了。
第二天我还没死，没死就得去上学，我讨厌上学，讨厌教室里嗡嗡的声音，更讨厌老师那副谁都看不起的样子。想到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对上学也没什么好讨厌的了。平时我总计较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可现在我的心肠突然软得像仙女的耳垂。坐我前面的一个女生病了，脸色发青，不时用铅笔头揉太阳穴。平时她欺负起人来肆无忌惮，想欺负谁就欺负谁，因为她爸爸是乡里的干部。就在前两天，她还指挥两个人揪住我的头发，把番茄汁挤在我脸上，挤在我的脖子里。我告老师，老师说，有什么嘛，用毛巾揩干净就行了。我恨她，觉得和她不共戴天，同时也恨老师不为我主持公道。可现在我不但原谅了她，还为她难受的样子悄悄流泪，我咬紧牙，把眼泪流在袖子上，两只袖子都被泪水浸湿了。我一点也没有为自己，完全是为她在哭。
人做错了一件事情，是永远不会有改正机会的。这是那条鸭脚蛇给我的启示。或者说，只要你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你自己的灾难。
过了两天我还没有死，而且也没哪里痛，于是我小心地观察自己的皮肤，看看是不是正在起什么变化。这对我来说，差不多已经由恐惧转为期待了，期待该来的事情早点来。
我想知道别人对死亡怎么看，我问我妈：“妈，死是不是很可怕？”
我妈不高兴地说：“不要一天死呀死的，不吉利！”
可我就要死了！我真想大声喊出来。
算了，反正她平时说话做事就不得要点，就像爸爸经常骂的：喊你拿个葫芦你递个瓢。
弟弟正在钓地心虫。把一根铅笔芯那么细的嫩草轻轻地探进地上的小圆孔，地心虫咬住草芯，轻轻一提就把虫儿钓上来。钓上来的虫用来喂蚂‘蚁：黄丝蚂蚂，来抬尜尜，大脑壳壳，来抬脚脚。
“喂，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样？”
弟弟像是没听见，继续趴在地上钓虫，我正要离开，他却扬起脸，满意地冲我一笑：“你死了你那把子弹壳枪就是我的了。”
这把枪是我自己做的，子弹壳是当兵的舅舅送给我的，我悄悄用木板做了个枪托，用麻绳把子弹壳绑在上面。弟弟早就对它垂涎三尺了。如果他说一句，哥，你不会死的，我会马上把枪送给他，但他那一笑太伤我的心了。
我不敢再问别人了。
我在忧郁中体会到了人世的沧桑。
天空中的云朵在演变，明亮的光泽在天上越来越浓，犹如一片飘忽不定的云彩。但同时又有一种模糊的东西，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藏在云彩深处，它犹豫着，就像从阴暗处走到灯光下的醉汉。
这天回到家，看见父亲正在锯木板，另外三块木板已经钉成了一个匣子。我心里顿时又激动又辛酸。爸爸，看来你已经知道了，知道我看见了鸭脚蛇，知道你儿子就要死了。毕竟是父亲啊，我心想，什么也不说，但心里什么都明白。你将把这些木板钉成一个棺材，以便等我死了用来装我的尸体吧？
以前我看见父亲做木活，总喜欢跑过去搅和，他放下锯子我便用锯子去锯他不要的木料头，他放下凿子，我便用凿子在木料头上凿一个眼子。我那把枪就是这样做出来的。我在他身边晃来晃去，使他既担心又恼火，担心凿子锯子什么的弄伤我，恼火的是他想用的工具总在我手上，而不是在他手边。他只有拉锯子的时候需要我。虽然我还小，但手上有把力气。不过今天我不想帮他，我都要死了，让他一个人干吧，让他一个人把匣子做好，这样他更像一个父亲。我的表情像玻璃瓶里的空气，看上去没什么变化，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翻腾。正往屋里走，父亲叫住我，叫我把书包挂在晾衣竿上，帮他拉一手。我心想，天啦，父亲，你太不近情理了，你居然叫你快死的儿子和你一起做他的棺材，你难道不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吗？我强忍住泪水，蹲在锯子面前。父亲一只手拉锯，一只手和一只脚压在木板上。村里人到了五十五岁就开始为自己准备棺材，木匠干活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去帮忙，又说又笑的，做好了还要躺进去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合身。父亲一定是源于这种习惯让我一起做吧？但这太残忍了，我又不是已经五十五岁。这块木板是柏木的，比较硬，锯起来比较慢。我想起海洲大爷，他儿子为了娶媳妇，用他的厚棺材换别人的薄棺材，别人补他两百块钱。薄棺材抬回来那天，海洲大爷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换棺材他是同意的，而且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可他就是要哭，他的委屈和悲哀很远都听得见。他儿子暴跳如雷，大声吼道：“不要哭了！我把钱还给人家，把你的老棺材抬回来就行了！”海洲大爷忙拉住儿子，叫他别去。他说：“我哭的不是棺材，我哭的是我自己。”我想我绝不在乎棺材的厚薄，棺材板再薄，尸体也会比它先烂掉。棺材板的作用不过是挡住泥土，别直接盖在脸上。我觉得我比海洲大爷更像个成人，因为我敢于面对现实。心里刚生出一点伟大感，父亲停下了。他大声指责我：“你看你拉的哪样锯子，拉到半边坡去了！我往这边锯，你往那边拉，我掰都掰不过来。”我真想喊出来：“父亲，锯歪了又怎样？我不在乎棺材好看不好看！”我的眼泪滚出来。父亲不解地看着我，平时他也这么骂过我，但我从没哭过。他温和地说，你坐帮我压住板子，我自己锯。他是一个不熟练的木匠，我坐在板子上他就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拉锯子。板子锯断后，他笑着说：“下半年我们家就有蜂糖吃了。”可我已经吃不到了，我冷冷地想：“我们家以前本来有个蜂桶的，被你妈劈来当柴烧了，没劈的时候蜂子不来，劈了烧掉了反倒来了，你说怪不怪？”我想，烧了就烧了吧，很多东西都会消失的，就连人自己有一天也会消失。父亲看着我，和我商量：“干脆把蜂子招回来再做蜂桶，要不然等我把蜂桶做好，它们早就不见了。”原来他要养蜂？不是给我做棺材。我如释重负。
但没过多久，我又难受起来。父亲，你儿子都快死了，你还有心情养蜂，你太粗心了，你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你儿子这几天的变化？
那些蜜蜂是从别人家里分出来的。它们团结在一棵枧树上，像情绪不好的人心里的一团乱麻。父亲用竹竿挑了一个小筲箕，抓一把泥沙往筲箕上撒：蜂儿来，蜂儿来；蜂儿来哟，蜂儿来哟。像在召唤他最小的儿子。泥沙飞起来，有些蜜蜂以为那是自己的伙伴，于是飞到筲箕上探听虚实。其他蜜蜂见自己的同伴都去了，于是不知就里也飞过来。最后蜂王也飞到上面，父亲的嘴便像花朵一样笑开了。
出于别人不闻不问的怨恨，我突然之间残忍起来。不管看见什么虫子，我都要狠狠一脚踏上去，踩得它们稀屎两头飙。有些虫会像人放屁一样，清脆地响一声。这似乎给我快感，于是专门去踩能发出响声的虫。但对一些在我看来有灵性的动物，我决不去招惹它们，比如，野兔、穿山甲、黄鼠狼，以及所有的鸟。以前看见野兔，我最先想到的是抓住它，然后回家去好好炖一锅兔肉汤，让全家人称赞我有本事。虽然我从没抓住过，但这差不多就是我的理想。如果抓住穿山甲，那就更了不起了，据说一只穿山甲可以卖好几百块钱。自从打死鸭脚蛇，我的理想变了，我的理想变成了如何躲开即将到来的灾难。我知道这些小虫无辜，但我的脑子里已经钻进一个古怪的念头：踩死它们，是为了用它们的生命向鸭脚蛇献祭。
和别人一起玩的时候，我的胆量比以前大得多，别人不敢跳的高坎子，我纵身一跃就跳下去。这和我心里那个东西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即使把腿摔断也吓不了我。有时我甚至希望自己的腿摔断。
打死鸭脚蛇那个地方我没有再去过，有事必须经过那里我也宁愿绕道而行。我幻想那个地方变成一个洞，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甚至是一个对穿到地球另一面的洞。这样世界上就不再有那个地方，我的过错就会沿着那个洞飘散到宇宙当中，就会被宇宙中其他东西稀释，当它变成灾难降到我头上时，也许就会像毛毛雨一样无关紧要了。
诸如此类的想法很多，但都是瞬间的，因为我深深知道我无法逃避死或者痛苦地脱皮。它没有立即降临到我头上，不过是为了更强烈地增加我的痛苦。
天空是短的，而白天的日子太长，总是见不到夜晚来临。而一旦夜晚来临，却总也见不着白天。别人都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的梦已经和清醒时所感受的一切融为一体，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就像八点过渡到九点一样不留任何痕迹，就像闭着眼睛睡觉，却能看见梦里的场景。夜是扁的，床是扁的，连猫的叫声也是扁的。我想要爬出这个扁扁的空间，腿却无力，不听指挥，爬了半天还在原地，身体移动得比蜗牛还慢，但我没有放弃，我一直往前爬，用镰刀割掉前面的树桩，因为我担心自己爬过去的时候树桩划破我的肚皮。镰刀很锋利，没有什么能挡住月牙似的锋刃。割开后的树桩像镜子一样光滑，我照了一下，发现我的脸像一个小老头：我为何变成这样？而我就是这样。这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同时困惑着我。我爬到了地球的另一面，所有的东西都在纷纷往下掉，包括我的镰刀，我的书包，我的手枪，还有草丛中蜷曲的蛇，海洲大爷家的水牛，还没晾干的衣服，我弟弟曾经放在嘴里的硬币，我两三岁时穿过的一双小皮鞋，还以为早就不见了哩。这些东西都在往下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白猪，它们一点也不怕，舒服地四脚朝天，把喉咙亮开，向宇宙的深处坠下去。它们或许在想，多好哇，我们已经避开了杀猪匠的屠刀。海洲大爷家的水牛则有些慌张，四条腿像在水里一样可笑地划着。我不敢松手，紧紧地抱住地球。虽然地球就在我的怀里，并不大，但无比沉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像一坨生铁。我抱着地球步履蹒跚地走了几步，发现我弟弟，我父母，以及村子里的所有人，他们都在做着各自的事情。只不过要用放大镜才能看见他们。我弟弟把一条肥肥的地心虫给蚂蚁，虫还在挣扎，就像非常害羞，不愿意上花轿的新娘。蚂蚁不准它害羞，它们要把它抬回去献给它们的国王，让它给国王当老婆。蚂蚁齐心合力地把虫抬回家后，弟弟却掏出他的小鸡鸡，往蚂蚁的巢穴撒尿。他嘻嘻地笑起来。我父亲在锄地，那块地太小了，他要是躺下去，那块地还没他的身体长，给人的感觉与其说他是在锄地，不如说他是为了好玩，这是大人玩的一种枯燥的游戏。母亲在煮饭，不时从屋里出来又进去，她钻进屋里，我就看不见她了，我很想知道她有没有做好吃的。我钻进屋，天已经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他们都睡觉了，于是我也爬到床上，尽管我知道我睡不着，但我必须假装睡觉。老鼠在楼板上奔跑，它们以为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于是像刚下课的小学生一样打闹起来。我像老师一样咳了一声，它们立即安静下来。但用不了多久，它们又闹开了，它们已经管不住自己了，那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闹了一阵，它们自己安静下来，或许它们正骄傲地想，当老鼠其实比当人更快乐。除了老鼠，还有其他声音，柱子上的榫头会突然咔嚓一声。不过可怕的是房子外面的声音，很微弱，一会儿在瓦缝里，一会儿在院子里。我想这一定是它了。它在我心里开始是模糊的，到最后越来越清晰，留在脑子里的形象是一条鸭脚蛇。不过它不再是普通的鸭脚蛇，而是一条可以穿过板壁，可以从屋子里任意出入的蛇。它还可以飞，它想飞的时候，那双鸭脚就变成一对翅膀。只要它愿意，它可以随时飞进来，一口把我咬死。或者把鸭脚上白色的毒汁涂在我身上，让我的皮肤发黑变硬。白天到来时，我感觉我的皮肤很不舒服，脖子也不舒服，就像被蛇缠绕过。
除了上学，我还得割草，我的基本生活并没什么太大的改变。我越来越期待最后的恐惧早点到来，或者说，让恐惧在我面前变得更真实一些。
以前我不敢到坟上去割草，现在我一点也不怕了。坟上的草往往比别的地方茂密，而且也没有枝枝棍棍和石头。这让我省了不少力气。有个放牛的老汉看见我，笑着说，胆子真大呀，坟上的草都敢割。我说，我不是割革，我是在给他们剃头发。老汉对我的幽默报以响亮的大笑。他以前当过生产队长，脾气不大好，我觉得我赢得了他的尊重，不禁有几分得意。
这天我给一位老祖祖剃头，刚爬上坟头，坟头像陷阱一样塌下去了，我连喊叫都来不及就掉到了坟里面。坟里有一条大蟒蛇，盘踞在里面已经很多年了。我想飞，可我发现我的翅膀已经退化成一对小耳朵，它无力扇动风，无法表达我的意志。我一动不动，也不敢看，黑乎乎的，想看也看不清楚。我心里想：是不是一切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我等来的灾难？过了很久，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里面的光线，没看见什么大蟒蛇，但我看见一个骷髅。它张着大嘴，像是在笑。我不动，我默默地说：你咬吧，你咬我吧。我举着镰刀，如果它真咬我，我一定会给它一镰刀。当我确信它一动不动，没有咬人的意图，我才慢慢站起来。还以为这个坑有好深，当我站起来时，发现我和坟顶一样高。
我从坟里爬出来，沉着冷静地用镰刀挖土，把那个骷髅埋掉了。
我知道它还在，还在远处等着我。就像手电射出的一束光，手电关闭后，已经射出去的光不是消失了，而是在手电和光之间出现了空档或者距离。我向它喊：我看见你了！它不回答，不作任何表示，因为它知道，我早就看见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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