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长沙贾谊故居曾有一口井，大诗人杜甫经过此地，专门作了一首名为《清明》的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虽然今日这口井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史料上记载，这口井实为贾谊所修，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上还有过记载，称之为太傅井或者壶井。
只是年代久远，如今人们已经无法考究这口井的具体位置了，但是因为杜甫为这口井留下了诗句，所以太傅井又称长怀井。
虽然如今时日太长，今人已经无法观赏到这口井的真实面貌，但徜徉太傅府，在那灰砖青瓦中流连漫步，依稀能从这些古旧的残垣中感受到昔日贾谊在井边而立，孤单、绰约而又虚幻的身影。
贾谊被贬来长沙当太傅的时候仅仅二十三岁，正是年轻有为、意气风发的时候。仕途上的突然跌落不免让他心灰意冷，所以他修井自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民国时期有一个女子说过：“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个才华横溢的女子便是张爱玲，她年纪轻轻就享誉上海滩，这话由她来说，的确够资格。
但是对贾谊来说，张爱玲的这一番论调无疑有着讽刺意味，因为贾谊正是因为出名太早，才遭受了悲剧命运。正因为贾谊的思想过于超前，所以，那个时代无法将他容下。
贾谊年纪轻轻便满腹文采，他从小就博览群书。少年时期跟随着荀子的徒弟学习百家之术，温读《春秋左氏传》，十八岁的时候就以出色的诗词歌赋才能崭露头角。而后被汉文帝赏识，进宫为博士，就此迈入了仕途。仅仅二十一岁的他，是当时所有的博士里最年轻的一个。
然而，出名早，并没有带给贾谊多少快乐。贾谊为人耿直，直言快语，他将自己的一腔抱负宣泄了出来。他或许是一个文采斐然的才子，却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官员。他在自认为得到了汉文帝的赏识而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背后那一双双嫉妒和不满的眼睛。
汉文帝虽然爱贾谊之才华，但他无法与满朝的权贵相抗衡，所以，贾谊渐渐失去了最先的光环，他的仕途不再那么顺利了。然后，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就在贾谊还没有完全领悟为官之道的时候，汉文帝已经听信谗言，对他逐渐疏远。
贾谊的激情抱负忽然没有了施展的平台，因为汉文帝的疏远。长安，这样一个群星云集的大舞台，贾谊已经很久没有在上面崭露头角了，这个年轻气盛、张狂倜傥的年轻人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停滞状态。
贾谊是敏锐的，他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未能触及的问题，他能看到未来需要解决的弊端；然而这对于正直激昂的文人来说，仕途总是格外不好走。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盛世。在这个群星闪耀的舞台中，一切都散发出了夺目的光辉，汉 代的文化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膨胀，令后人为之仰视。但其实在汉朝初期，因为刚刚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所以积累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解决，却无法像贾谊所想的那样，一下子消除。
贾谊希望大刀阔斧地将这些问题提早解决，却触碰了那些他不该触碰的人和事，所以，他必须走，离开这个权力和欲望集中的是非之地。贾谊应该是满腹委屈地离开的，不然他不会在途中写下如此悲愤的文字，以寄托自己无奈而又无趣的人生现状。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贾谊只看到了人生的苦，却没想过如何避免此种苦难。他奉旨来到长沙，在湘水边上，贾谊想起了溺水而亡的屈原，因为生不逢时，所以悲壮落难，屈原是高飞的鸿鹄，却被一群燕雀埋没其中，这就是时也，命也。
屈原的悲剧竟在百年后的自己身上重演，贾谊的悲愤无言以表。
遭受了世上无穷无尽的谗言，最终结束生命的屈原可悲可叹。现在的时局是鸾凤蛰伏，怪鸟翱翔；小人得志、享受尊贵，圣人却遭受谗言，无法立足，坏人被认为廉洁；莫邪这样的宝剑反而被说锈钝，抱负无法施 展，犹如屈原所处的局面；好像抛弃宝鼎，却视瓦盆为宝物；将跛足的牛马当做骏马，反而让良驹拉车；帽子与鞋子颠倒了位置。哀叹屈原不幸的同时，贾谊也为自己哀叹，竟然遭遇了这样的不公正。
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称贾谊的文章：“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在这篇《吊屈原赋》中，贾谊将自己和屈原相比较。或许在他心里，自己有着和屈原一样高洁的情操，而命运偏偏对他们二人如此不公，屈原以死明志，但贾谊不太认可这种做法，“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凤凰本应当是志存高远的神鸟，怎么能陷入泥潭无法自拔呢？远离浑浊的世界独自登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怎么可以因一时的困难而放弃生命？只要坚持下去，那江湖中的鲸鱼，怎么能受制于蝼蚁鼠辈？这是贾谊真正的想法。
与其毫无意义地死去，喂了鱼虾，不如忍辱活着。贾谊对于未来虽然看不到希望，但他还是不愿放弃信念。有一个外国作家说过：“人是为了反抗过去才成就未来的。”贾谊此刻就充满了这样的心情，他要将失去的都夺回来，所以他要卑微地活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贾谊的坚持。
贾谊蛰伏三年之后，再次被调入长安，担任梁怀王太傅。但好景不长，梁怀王在一次骑马中不慎坠马身亡，这再次给了贾谊沉重的打击。他深深自责，一年之后也泪尽而亡，年仅三十三岁。
这位才华横溢的才子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官场周旋，历经宠辱，在逆境中默默坚持，作着无奈的抗争。他自认为心如明镜台，但那风云变幻的名利场中，几分真，几分假，他并没有看透，抑或是他不愿看透。就这样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贾谊始终是悲情多于才情的，他的不谙世事就好像是童话里的月光，温柔地照亮了那清泉底下温柔浮动的水藻。
郁郁不得志，偏有鸟来
汉赋中不乏咏物言志之作，这些作品大多都是因物而兴感，通过对某一具体物品的精确描述和细腻刻画，凸现此物品的某一性质，并由此引发开去，寄托作者个人的内心情怀。贾谊的《鸟赋》乍看起来好像是咏物之作，但却又独具一格，别有新意。首先，它是缘于事而发。《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谈到此赋的写作，有这样详细的记载：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即猫头鹰，古人以为不祥之鸟）。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
也就是说，贾谊到长沙做太傅的第三年，突然有一只猫头鹰飞进了他的房间。我国民间早就流传着“夜猫子进宅无好事”的谚语，长沙居民则认为鸟进宅，是个凶兆，预示着有人要死。贾谊自京城被贬谪到长沙，那里地势低洼，湿气阴重，加上个人心情一直郁闷难遣，因此自以为活不长。等他查看了卦书后，更加哀伤，于是就写了这篇赋来安慰自己。
其次，这篇赋并没有直接描写鸟，而是缘于此事而兴发，表达了他的政治忧愤。尽管流露出“齐生死，遗物忘我”的老庄思想，实则仍是他愤世激情的含蓄的表现。因此，贾谊《鸟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咏物赋，但它能够因为一件偶发小事的触动而成篇，却也反映了汉赋创作题材的拓展。
赋作开篇简单介绍了写作缘由：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四月里的一天下午，一只猫头鹰落在了贾谊的屋子里。被人们认为是不吉祥之物的猫头鹰的到来，令贾谊颇觉疑惑，于是找出卦书来看，判断一下这件事包含了怎样的吉凶。只见书上写的是：“野生的鸟类进入居室，就预示着主人将要离世。”再看一看猫头鹰，它面对主人的质询，只是用力地叹息，然后高高地仰起头，拍拍翅膀，却不能用语言真切地表达吉凶。
因此，贾谊就围绕“鸟入宅，吉凶难卜”这件事，有感而发：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
贾谊指出世间万物的变化，本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或是推动，或是回还，反复无定。形气的相互转移和相互连续，以及无穷的变迁和蜕化，是非常精微深远的，又怎么能够说得清呢？祸和福是相互伴随的，正如《老子》中说过的那样：“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往往是因祸得福，福中藏祸。忧虑和喜悦聚集在一门之内，吉利和凶险在同一个地方。接着，作者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些观点，他列举了很多 事例来证明：春秋时期，吴国强大，吴王夫差战胜了越王勾践，但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又打败了吴国而称霸；李斯在秦国游说，受到始皇帝的恩宠而当了丞相，到秦二世的时候，却遭到赵高的谗言迫害而遭五刑之毒；傅说曾服劳役，被殷高宗武丁慧眼发现而做了丞相。所以说福祸相互依附缠绕，就像绳索绞合在一起，天命不可解说，谁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呢？
基于对福祸、吉凶的这种认识和理解，贾谊在赋中强调和突出地宣扬的一种人生态度就是：顺天委命，齐生死，等荣辱。这是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出世哲学。
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冯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系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心或或兮，好恶积意；真人淡漠兮，独与道息。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廖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慸葪兮，何足以疑？
通过论述种种变化无常的天道万物和世间诸色人等生死的原因，来阐发他所宣扬的“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的虚无人生观，这一方面反映了 贾谊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的思想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自身坎坷的命运和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的愤激。
“史圣”的哀叹
公元前99年，大汉和匈奴进行了一次惨绝人寰的战役。李广利带兵三万，却劳而无功，几乎全军覆灭。李广利仓皇逃回，却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留在了前线孤军作战。寡不敌众，李陵被匈奴大军生擒后投降。大汉朝的这次围剿土崩瓦解，汉武帝苦心组织的一场灭匈奴大戏没能如他所愿地落下帷幕，反而被无情地撕破。这对汉武帝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于是，李陵的投降，成了他愤怒的决口。
作为当时的史官，司马迁成为第一个聚焦点。刘彻就李陵投降的事情征询司马迁的意见。虽然司马迁与李陵私交甚好，但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还是要有他应有的公道与判断，他告诉刘彻：李陵无错，错的只是这一场准备不足的战争。司马迁的坦白直言，令刘彻彻底无地自容。失败的愤怒令他将司马迁看做了如同罪魁祸首般的罪人，司马迁被投入了监牢。一个史官仗义执言，却换来了阶下囚的下场。墙倒众人推，一时之间，司马迁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史官聚焦了众人的口舌，在力求自保的同时，大家都希望能寻求一个替罪羊。于是来自各级官员的压力无情地蹂躏着他，司马迁一夜之间前途尽毁，仕途暗淡。那些不利的声音就像潮水一般向他奔涌而去，将他淹没在水底，令他越来越感到无法呼吸。
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便要落得如此下场，司马迁在狱中一定是愤愤不平的。按说汉武帝时期的大汉王朝时局安稳，刘彻文治武功，正是需要用人之际，可司马迁始终得不到汉武帝的青睐，究其原因，繁复难述，但是总结起来，只怕是司马迁口舌太硬，无法博得帝王心仪吧。于是他写道：“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这是一个男人对一个时代的不满，应该算得上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生不逢时、顾影自怜的哀叹吧！不过按照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说法，司马迁这一生是和汉武帝相伴始末的。虽然李陵的投降令司马迁暂时离开了刘彻的视野，而之后的一次谗言，令刘彻对李陵彻底失望，进而大开杀戒，司马迁亦没能逃过劫难。
司马迁虽然活了下来，但比死还要难堪。在酷吏的折磨下，司马迁被施了宫刑，这是对古代男子最为耻辱的刑罚，比死还要痛苦成百上千倍。
这本是要处罚那些罪大恶极之人的，但司马迁因为一句大实话，遭受了这样的劫难。想来司马迁这样的人一定是想到过死的，但是他在父亲的床前发过誓言，要将《史记》完成，想到自己搜集了那么多年的历史资料，想到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怎么能够去死，有时候艰难地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而司马迁选择了前者。
在几年后的一次大赦中，司马迁被无罪释放，重新进入宫廷之中担任官职。可是，官职再高，毕竟经受了那么大的创伤，宫刑这个词，即使是在司马迁的脑海中转一下子，也足以让他痛不欲生，他怎么能和这样一个词联系在一起呢？自视甚高的司马迁一直无法接纳这样耻辱的字眼，天朝和宫刑，还有他自己，这看起来似乎无法联系在一起的事物竟然就这样奇迹般地发生了关联。看着这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司马迁所能做的只是埋头 于他的《史记》，只有那里，才是属于他的天地，不用担心外人异样的眼光，也不用去想屈辱的往事。在司马迁人生最后的那段时间里，他只为《史记》而活。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这本书的力量在支撑，只怕他早已倒下。这样一个耿直的男人，也只有理想的力量才能让他走到生命的最后。
世间总有这样一些人，众人皆醉他独醒，在万籁俱寂的夜空下，他独自品尝着寂寞。从洪荒之年到汉武时代，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离奇，司马迁就算得上是其中一段传奇。随着《史记》的不断修订至完成，他得到的也越来越多，有可能是名垂青史，也有可能是千古扬名。世界是公平的，得到与付出成正比，再多的得到也无法弥补宫刑对司马迁造成的人格侮辱和名誉损害。司马迁《史记》中所呈现出来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同，或许是因为受过莫大的伤害，所以《史记》中的人物和事件总是出奇的公正。在其中，司马迁尽力营造出了一个清晰坚固、完整无缺的世界。结构严谨，雄伟壮观，那是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司马迁以自己的残缺之身为后人构筑了这个灵魂之所。
征和二年，《史记》完成了。司马迁穷其一生的心血就此诞生，但想来他并不高兴，因为他为此付出了太多，已经不能用任何事物来衡量了。
所以司马迁并没有因为书稿的完成而欣喜，他陷入了一种更大的悲伤之中。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
司马迁写下了《悲士不遇赋》，这是他的牢骚，也是他的发泄。他悲叹自己生于一个无法给予自己机会的时代，他顾影自怜的同时，也在时刻约束自己，生怕有违背礼节的地方而令人厌烦。这样的情怀至死都不会放松，这样的世情却只能为他一人所有，时光悠长而无尽，司马迁却无法得到救赎。如赋中所说，他的心意无人能懂，也无人可以对之诉说，人世间的事情就这样显而易见，互相倾轧，贪生怕死是道德的堕落，嫌贫爱富是智慧的降低。所以，他只能默默生存，自生自灭。
他在这样一种残酷的生存状态下依然活着，他只有将精神状态调整好，才不至于丧失生命的希望。生命是先祖的恩赐，是父母的创造，一个人的生存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整个家族乃至先祖。司马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耻辱地活着，他知道自己肩负着怎样的责任。他要完成这个责任，他热爱生命，热爱大汉朝，热爱那个高高在上的大汉天子，但是，因为一次小小的误会，这种热爱戛然而止了，碎裂得无处收拾。
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大汉还是那个大汉，但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司马迁从牢狱中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改变了。他失去了一个男人的立世之根本，他虽然还能感受皇恩浩荡，但他却已经无法正常地立世为人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忠”和“孝”已经从他心中脱离，而当《史记》
完成的时候，就应该算是司马迁获得精神上极大满足感的时候了。后人对这本书评价甚高，鲁迅认为这是“无韵之离骚”，但只怕只有司马迁本人才体会得到，这只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对于人世间的道理，司马迁洞若观火，只是真理却不能被释放出来，因为无人能懂，所以他选择在世间沉沦，只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在临死之前对自己说：虽孑然一身，却无愧于心。所以，官场出身的司马迁，委身于自然，最终还是与自然归为了一体。
司马迁是应该悲哀的，但他最终却放弃悲伤，回归一统，或许就如司马迁自己所说的一样：“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将司马迁从《史记》繁厚的字体背后发掘出来，并不是愉悦的事情，当他的灵魂逐渐清晰可见的时候，那曲曲折折释放出来的痛苦将会在巨大的张力下将黑暗揉碎，那早已干枯的泪水将会随着史书的一页页翻过，洇出来，被后人汲取体内，体味之后，全是苦涩。
志未酬，人犹吉
田园，大概是最能让士人放松身心的地方了。中国古代的文人，每当宦海浮沉、壮志难酬之时，总会产生归田隐居的念头。东晋陶渊明“不为五米折腰”“种豆南山下，戴月荷锄归”，赢得田园诗人的美名。但在他几百年前，张衡已动过这种念头，并写成了广为人传诵的《归田赋》。
张衡所走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生道路。他对知识的渴望和累积令他一直出类拔萃，在年龄稍长之后，他便投靠名师学习知识。张衡 的前半生可以看作是为求知而奋斗的历程，无论是在书本上还是在实践上，他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所以，张衡日后的成功，不可看做是偶然的运气。
天性严谨的张衡将他在科学上的精神，贯穿在了文学创作中。张衡的《二京赋》在公元97年开始写作，一直到了公元107年才完成。中间历经了十年光阴的打磨，可谓是十年磨一剑，煞费苦心。
西京的繁荣让他真心地赞叹这个他生活其中的大汉朝。洋洋洒洒数千言却是溢美之词，谁又能看到这华美背后的几欲凋零。张衡文理兼备，却未必适合政坛，在西京的繁华中，他的赋词之后隐藏着冷寂。
他十六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四处游学，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帝永元十二年，也就是100年的时候，张衡受南阳太守鲍德邀请，担任他府上的主簿，相当于文书的工作，一干就是八年。后来，张衡因为出众的历算学问，被汉安帝知晓留意，并且将他召进宫中，拜为郎中。他担任郎中后，依然致力于学问的探究。
虽然张衡淡泊名利，但他并不只是一介儒生，而是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在为官历程中，他总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畏强权。他作为一个郎中，始终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他希望当朝的统治者可以勤政爱民，使得大汉朝恢复汉武时期的辉煌。
但可惜，张衡所处时代的政治已经日益腐败，宦官、官员之间争权夺利，民间百姓痛苦不堪，张衡对这些尽收眼底，他向皇帝乞求依法治国，但可惜人微言轻，而且那个混乱的局势已经根本无法控制，他彻底陷入了孤立之中。在他的《四愁诗》中这样写道：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玗，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这是张衡的诗作，也是张衡的思索，从这首诗歌中，可以看到张衡内心的犹豫和挣扎。他思念的人远在泰山，他想要去寻找，却因为道路的险阻而泪眼朦胧。他想要送给美人美玉，却因为道路太远，只能独自徘徊，为此烦忧。他思念的人远在桂林，虽然想去追随，但湘水深沉，不得过去，只能侧目相望。他想赠送美人双玉盘，但同样有心无力，继续烦忧。
面对无法跨越的路程和层层阻隔的思念，他只能心生烦忧，无能为力地哀叹，所以，《四愁诗》的主旨便是一个“愁”字。
“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这最后一句还在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忧伤，其实更多的是感慨生不逢时，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来为社稷所用，所以心生忧郁，不知道报国之路在何方。张衡不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在政治舞台上，他无法做到像其他官员那样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他有自己的一套为人准则，那便是诚信。但可惜，张衡所信奉的原则在当时只是被他一个人认可而已。
很明显，这个官僚体系已经不再适合他了，张衡感到忧愤，这比他当初面对的科技难题还要难以攻克，因为这些人为造成的困扰根本无法用常理去解决，他陷入了失语之中。在朝为官，张衡走到了路的尽头，但对百姓，他是关怀备至的。张衡发现，一个帝国的统治者只有与百姓心心相惜，才能令这个国家长治久安，他清楚地看到，实现国家的富有，就是要实现百姓的利益。张衡作了最后的抗争。然而宦官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他再次落败。当汉顺帝问张衡如今天下百姓最憎恶何人时，在宦官的包围中，他竟然没有勇气说出真相。
他彻底明白了，这是一个他无法抗衡的团体，所以他充满了痛苦和矛盾，并退出了这个他曾为之奋斗的舞台。张衡晚年消极避世，归隐之后，他写作词赋以表示内心的凄凉和不满，其中一首《归田赋》是他的代表之作。
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鯋鰡。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盘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在湖边歌唱，在山丘吟诗，向云间射箭，往河里垂钓，这便是张衡赋 闲后的生活，字里行间全是悠闲。就算夕阳下山，皓月升起，游戏的劲头也丝毫不减。只是想起圣贤告诫，便回到草庐，弹奏琴弦，品读诗书，提笔写下这一日的欢娱。在这里，完全置身事外，人间的烦忧与荣辱，已经完全与自己不相干了。
张衡虽能不断为东汉时期的科学进步作出贡献，但他始终无法改变当时残破的局面，就好像迟暮的美人一样，被郭沫若评价为“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的张衡也无法逃避世事的苍凉。
人事如斯，上苍的评判标准并不是永远地公允。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悲剧在上演，张衡及时抽身出红尘凡事，归隐在山林之中，虽然心事暗淡，寂寞如斯，但是挣脱了樊笼，有了新鲜的自由空气，可供他呼吸。
宦海浮沉，壮志难酬
公元89年，张衡诞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的一个破落的官宦家庭。
祖父张堪是地方官吏，曾任蜀郡太守和渔阳太守。张衡幼年时候，家境已经衰落，有时还要靠亲友的接济才能维持生活。
公元111年，张衡被征召进京，拜为郎中，三年后，迁尚书郎。公元115年，迁太史令。为官期间，因受宦官谗毁，常思图身之事，于是作《思玄赋》抒发自己的情怀。
《思玄赋》在文学上谓之骚体。屈原是骚体文学作品的奠基者。屈原是楚国的贵族，曾在楚国担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是我国最早的诗作家，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朝期间，针对战国混乱的政治形势，颇有远见地提出，对外联齐抗秦，对内修明法纪，选贤任能，实现国富民强的战略。可惜他的主张遭到权臣和内宫反对，他们不断地向楚怀王进谗言，渐渐使他失去了宠信。顷襄王继位后，屈原被流放到江南，长期流落在民间。秦国攻破楚国郢都后，屈原目睹大好江山被秦国占领，他既无力挽回楚国之败亡，更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怀着失国之悲哀，投汨罗江而自尽。
屈原在流放期间，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文学作品，骚体就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它以优美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力，融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为一体，写出具有无限魅力的长诗《离骚》。
张衡的《思玄赋》继承和发扬了骚体风格，把骚体推向了新的高度。
此赋既雄奇瑰丽，又绚烂多彩；既富有现实哲理，又包含着无限浪漫色彩和神话传说，内容闪烁着诗人理想主义的火花，也概括了张衡一生辛酸的历程，有力地抨击了东汉中晚期政治上的黑暗，不失为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全赋共有四百一十四行，两千七百四十四字。
张衡在他的《思玄赋》中，反复强调做人的首要规范，这也是我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之精要。
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竦余身而顺止兮，遵绳墨而不跌。
诗人正是怀着这样的动机，坚守着洁身自好的道德标准。他佩戴上夜明珠，系上以幽兰制成的香囊，又缀上香草江蓠，浑身上下透出香气，以此比喻诗人高洁的身份和矢志不渝的情操。这样有才华的淑人君子，又有着这样美好情操，他能受到君王宠信吗？而是“播余香而无闻”。面对如此遭遇，张衡能颓废吗？不，诗人虽然没有受到君王的宠信，但他仍坚定地“志团团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未能动摇他的意志和信心，对一个有修养的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从感情上看，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他怀才不遇的孤独感。所以诗人不禁感叹道：
何孤行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
一种孤独感袭来，引来了诗人愤愤不平之情。他未能在治理天下中发挥他的治国才能，诗人十分愤慨：我为什么出生的晚，“恫后辰而无及”。会降生在这个时候，没有遇着那么重视人才的时代呢？
张衡不愧是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善于反复思考问题，他能考虑到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或叫自解自劝吧；昔日，周公旦不也是“旦获譸于群弟兮，启金滕而乃信”。在某些情况下，得不到信任是会有的，能改变这个局面吗？无论怎么说，要忠贞不渝地坚持下去，只有“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后已”。就是到死也不能改变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这样能行吗？
诗人再次出现了思想波折，实践已经证明，君王只相信那些卑鄙小人，也就是那些阉人，不相信淑人君子，这几乎是不可改变的。真叫人不明白，为何放着美女西施不去宠幸呢？为何放着骏马不去骑，而是叫它负重拉车呢？为何会有这么怪僻的人呢？“惟天地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可以靠逢迎拍马求得信任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吗？治国之难在于知贤吗？有什么办法呢？绝不做那苟容献媚的事。
不抑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常。
作者坚定不移地坚持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决不降低自己的人格标准去求人，这就是张衡的人格魅力所在。
作者打算外出游乐散心了，出发前做好了一切准备：在清泉源流下洗了洗长发，又在朝阳下晒干，用飞泉漱了漱口，咀嚼了灵芝之后便出发了，这一切都说明了作者高洁孤傲的性格，也反映出作者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
诗人在游乐中，既拜谒了轩辕、禹、舜等先贤圣人，也去了蓬莱、扶桑、穷乡等神话传说的地方；诗人既不羡慕浩瀚大海中巨龟嬉戏，也不追求瀛洲之长寿千岁，念念不忘的是故土华夏，充分表达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诗人心中再次掀起感情的波浪，再次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董贤年纪轻轻做了大司马，封了万户侯，为自己备下了帝王之墓，临终却死无葬身之地。王莽女儿聘为皇后，聘礼两万金，那是多么荣耀啊，最终却投火自焚。
死生错而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晰。
诗人通过许多实例，告诉人们一个哲理，人生祸福是不可测的。一旦世人道德沦丧，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那么，人们的道德哪里去了呢？诗人借着向轩辕黄帝请教，做了个有趣的回答。
近信而远颖兮，六籍阙而不书。
连“六经”上也没有记载啊，这是诗人对“六经”有力的抨击，“六经”也治理不了政治上腐败的问题。
作者要游娱了，佩着长剑，摆下长袖，登上了八条应龙拉的华盖玉辇，在众神仙陪同下出发了。诗人充分发挥其浪漫主义想象力，写得很美，很有魅力。作者遨游于浑天，畅游于星空，经历了与西王母之恋情，聆听了九重《广乐》，观赏了天庭琼楼玉阁，对这一切毫无留恋之情。尽管诗人被君王打入另册，有着怀才不遇之伤感，处于报国无门的尴尬之地，却难以忘掉故乡之情，可见，张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不禁呼唤道：“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涓涓而思归。”多么盼望着及早回到家乡。
回到故土又该如何？可以改变志向吗？不，张衡是始终不会变的，他施展抱负说：“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仍要读“五经”，学六艺、孝敬父母，爱护弟弟，为乡梓父老造福。仍坚持“共夙者而不贰兮，固始之所服也。苟中情之端直兮，惧余身之敕也”。
作者最后总结的制词是：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盼河清出现清平政治，那是枉费心机，我们是难以看到了。愿出外游乐以求自娱，消除心中之烦闷，游尽了上下四方，可谓愿足矣。那马儿腾空而起，其速度之快，超乎了人们所料，有升有降随心所欲。上天无有阶梯，人哪能成仙呢？淑人君子不被任用，与小人有何异？赤松子王子乔在天庭为仙，谁能接触他们呢？也只有在精神上聊以自慰罢了。我们可以去追求玄妙之道，获取我们所求之事吧。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思玄赋》是汉代的离骚，汉代的楚辞，是华夏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将永远放射出灿烂之光辉。
明哲保身背后的无尽酸楚
班固与司马迁二人同为才子，编着史家书籍，出身文人世家，教育良好，但是因为时代的差异，令这二人在心性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司马迁生于汉武雄风时代，外儒内法，文治武功，而班固晚司马迁将近两百年，那时的汉朝世风日下，迷信盛行，已经是东汉最为荒诞不经的时代了。
在那荒诞的年月里，班固与司马迁的人生哲学可谓是大相径庭，但这也是因为班固所处之境遇造成的。
班固的七世祖为躲避秦末战乱，迁到山西境内，后来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班家人才辈出，是书香门第。所以，班固自小也是受到了熏陶，行文遣词高人一筹。
班固年纪轻轻就和司马相如、张衡、杨雄这三个赋词大人物被人合称为“汉赋四大家”。东汉初年的文化风向标还是向西汉看齐的，赋体依然磅礴大气、润色鸿业，所以班固也未能免俗，他那个时候创造的《两都赋》极尽铺张华丽之能事，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和俳句，气势恢弘。
可见班固为人是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的，他明白这个时代需要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天下道义的力量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利益来做后盾，那么任何的道德规矩都是一纸空文。班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虽然读着孔夫子的仁义道德之书，但内心也为自己建立起了一套处事标准。这就好像他的赋词一样，华丽之美，但又有班固的思想蕴涵其中。
乱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复心弘道，惟圣贤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亦道用兮。忧伤夭物，忝莫痛兮。皓尔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几，沦神域兮。
这是《幽通赋》的最后一段，从中可以看出班固的文史功底深厚。天地之始，万物混沌蒙昧，皆立其性命。返归天地本心，唯有圣贤通晓，天地之元气保存身躯，能在死后留下好名声，舍生取义便是此道。为世间忧伤，平添痛苦，保持质朴的心性，不被污浊。如果人能预料到今后的二三事，只怕也就离神明不远了。
在这一段中，班固自诩看透世事，而他本人却没能像文中那样洁身自好。
班固的从政功力深厚，他因为文采好为汉明帝所赏识，一跃成为兰台令史。班固在章帝中期的时候完成了《汉书》的主要创作内容，耗时大概 二十多年，可以说，班固这个官当得是顺风顺水，基本没有遭受什么挫折和打击，这除了和他的才能挂钩之外，也不得不说是因为班固为人有道。
在那个时候，皇帝总是会就一些历史或者时事来征求史官的意见。而班固总是明白何话该说，何话不该说。他能把握住和汉章帝交流的度，所以，班固纵使有着和汉章帝不同的意见，他也不会贸然地提出。司马迁的前车之鉴并不是白白付出的。
简而言之，班固因为人世故圆滑，却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所以，班固一生小心翼翼，倒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他曾在《离骚序》中对屈原投江提出过异议，在班固看来，屈原虽然高尚，但屈原自身也是他结局悲惨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班固在君子的道德和封建专制的平台上巧妙地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他能进能退，能攻能守，明哲保身就是班固的人生哲学。他可以在任何时机找到一个契合点，让自己全身而退。
其实班固心里也是明白的，从他的思想内容来看，《汉书》并不如《史记》那样深刻理性。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反映了东汉末期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已经站稳了脚跟，班固也是深受影响。而且父亲班彪的历史思想和文学理念对班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由于以上诸种因素，班固最后没能富贵到底，而是走上了一条他不情愿走的道路，在他明哲保身的背后却是现实的无尽酸楚。
回顾班固的一生，跌宕起伏让人有些难以理解。毕竟他是始终维护着皇家利益和自身安危的，而且从表面来看，班固并没有犯下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但是他最后依然难以逃过一死。
人生的发展，既让人感到满足又有些遗憾，或许这就是历史诱人探索的地方之所在吧。
退一步海阔天空
呜呼哀哉，士之不遇，混沌不开，花草蒙羞，虫鱼见弃，乡党见欺，妻子相离。
呜呼哀哉，士也迷罔，下积尘土，上负清霜，目陷泪横，潦癳体羸。
呜呼哀哉，士之不遇，屈子怀沙，贾生殇愁，陈王见弃，安石东谪。
董仲舒的这个序做得满腹委屈，陈词激昂，大有受了天大冤枉的架势和要追随屈原先人跳江以示清白的气魄。董仲舒是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创新性改变的人，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得儒学在封建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而且也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他提出的“三纲五常”
成为当时的官方哲学，一直延续到了今日，并且经学研究也因为董仲舒的大力推崇而在汉代盛行起来。这样看来，董仲舒怎么都不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人，但结合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来看，他又确实有着自己内心的不痛快。所以，如果要为汉代的文人评出一个最具争议人物的榜单来，那么董仲舒一定是名列前茅的。
凭滚滚之长江兮，以吊先生。望东海之汤汤兮，登碣石而泪枯。空斜风之悲戚兮，乱囹萋之草木。临飒飒之萧风兮，立奇石以穷目。玄黄乎其天地兮，何颠倒之于世？沮三岁之食贫兮，悲七岁之离愁。斯非行之不逮兮，终日月其德流。
立于长江边上吊唁屈原，董仲舒认为自己和屈原一样难遇贤主，故而登碣石洒泪，望向江水滔滔的流逝，独自悲嗟哀叹，恨不得将天地间所有可以形容哀苦的词语都拿来用。草木凄惶，秋风萧瑟，独自一人站立在石头上，犹如天地间的一个孤独个体，这个世界在他的眼中完全颠覆。悲伤逆流而来，将他湮没其中，唯一永恒沉静的，便是头顶的日月更替，岁月流转。董仲舒的行文豁达令人折服，但他文中所述却是充满了阴郁和不可抗拒的悲剧色彩，令人无法不动容。
对于像董仲舒这样的传统士人来说，盛世不遇是他们最为尴尬的事情。董仲舒经历了汉朝最为辉煌的两个时期，一为文景之治，二为汉武盛世，可以说他选择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完成他一生的过渡，但是这个盛世却并没有让他顺利地完成他的理想和抱负。每当文人遭逢挫折时，他们或退而自省，或愤世嫉俗。在汉朝，董仲舒就可以称为这方面的代表，除了司马迁，只怕他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文人士大夫。对于董仲舒的不遇，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董仲舒《士不遇赋》“虽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一语道破了这位西汉鸿儒的内心隐痛，对他的不遇做了十分精准的解释。
“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这是董仲舒留给后世的一句名言，从话语中可以看出这位儒士明白形象需要建设，然而对这个形象的巩固则需要一根十分具有威慑力的鞭子，汉武帝就是被董仲舒选中的鞭子。大有作为的儒士，他们通常比埋头学术的儒士更勤奋、更刻苦，因为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所以，董仲舒的一生着作等身，各类学术的研究是有目共睹的，这也令他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从此被任命为江都王相，董仲舒就此踏上了他的官道。
然而这个儒士虽然对学术精通，官场上如何和帝王打交道，想来他是不清楚的。虽然汉武帝欣赏董仲舒所提出的独尊儒术，但那是因为这样可以巩固自身的权力统治，除此之外，想来董仲舒这个儒士和作为政治家的汉武帝之间不会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因为政治家往往是不受礼教约束的，他们天马行空，肆意改革，因为那样，他们才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这样，便可以理解董仲舒因何感慨盛世不遇了，这不是时代的问题，而是在那种专制王权的统治下，一切文人士大夫正常的感叹欷歔。
彼桀纣之涽涽兮，弃三贤以幽昧。以彼八百之强盛兮，尚慕群芳以扶周。何诸侯之昌披兮，除椒兰以险隘。既安之于四海兮，去众芳以霸世。鸾凤轩翔之踟躇兮，鸟雀啾啾于庙堂。鸾兮叹，凤兮沮，草木零落兮枝相撩。虬兮吟，螭兮去。四海汤汤兮不复还。
这篇《士不遇赋》是董仲舒晚年所写，从赋词中可以感受到董仲舒洞 悉官场，看透人世的悲凉和豁达。他感慨道：虽然四海之内皆为王土，但却因为真理难以存在，而让他感到安身之难。庙堂之高，无法祈盼，但愿放之四海，自由地离去，才是最好的结局。就好像草木的零落一样自然，董仲舒希望自己可以天涯海角，一去不复还。
时光的流逝对董仲舒来说过于缓慢了一些，他在这缓慢流淌的时光中感到有些惶恐不安，他委屈地去顺从别人，却依然要遭到打击，他不知道何时才能过上自己无拘无束的生活。或许对董仲舒来说，只有躲在房里闭门造学问，才是后半生最好的出路。
这是董仲舒在赋词中的感慨和愿望，而事实上，之后的董仲舒也的确退隐归田，过起了钻研学术的生活。令董仲舒急流勇退的便是他曾遭人陷害，几乎死于牢狱之中。
在汉武帝建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的时候，汉高祖的陵园突然发生了火灾，对于这场火灾，懂得阴阳之术的董仲舒认为是汉武帝不仁慈，引得上天暴怒，所以降下大火以示警戒。董仲舒将他的观点写成了奏折，不过在他还没有考虑好要不要将奏折递交的时候，一个嫉妒他的同僚却偷偷地将奏折偷出来递给了汉武帝，并且诬赖董仲舒为人奸诈。
这份奏折令汉武帝大为动怒，他将董仲舒投入牢中，还几次要将他处死，后来幸亏得到援助，董仲舒才幸免于难，出了牢狱。
经过了这场灾难，董仲舒明白了花无百日红的道理。他现在虽然如日中天，但世上最难测试帝王心，伴君如伴虎，与其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如趁现在功成名就及早退出，这样也可以保住晚节。
果然，在董仲舒退隐之后，虽然他安心做学问，但汉武帝一遇到事情还是会派人去向他请教，对其十分尊敬。试想一下，如果董仲舒还是继续 在浑浊的官场，他又怎么会拥有自在的晚年生活和清闲的心境呢？
董仲舒是一个好儒士，他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官员，对于荣誉的渴求，令董仲舒的前半生充满了传奇。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董仲舒明白了没有永远的强者，尤其是他独尊儒术的做法令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是封建刽子手。不论如何，一个人是无法做到十全十美的。董仲舒也明白要想全身而退，便要在风口浪尖时抽身而去。所以，董仲舒的一个转身，成就了他的千古美名。
其实，历史人物的孰是孰非远不是一两句就能够说得清楚的，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过去的种种观念也在随着变化，对于董仲舒的是是非非也是任凭后人来说的。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因病去世，葬于长安的西郊地区，有一次汉武帝路过时，特意下马步行到他的墓前，以表示对这位老臣的敬意。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情，便称董仲舒的陵墓为“下马陵”。
也只有像董仲舒这样，把封建统治者的心理，还有那些操纵权欲的奥秘都琢磨得通透的人，才能在那片遥远而又严肃的土地上进退自如、身姿潇洒。
因为不堪，所以离去
在汉朝初年兵荒马乱之后，虽然经过文景之治和武帝盛世的整顿，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繁荣，但是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循环。在汉末的时候，困顿再次来临，并且是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吞噬着整个王朝，这令所有的汉朝人感到惶恐。
不但是平头百姓，就连一些大文豪也感到了江山末日所带来的恐惧。
杨雄虽然写过一些极力赞扬汉朝盛世的词赋，但是他自己并没能因此而大富大贵。他也过着潦倒的生活，在不堪忍受的时候，他将自己的贫困写进了文字中，或许只是一种心理慰藉，但是流传了下来，多给了后世一份了解当时社会的文献资料。
扬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
这个天生的赋词高手，性格中一直有着不甘平庸的成分。隐居他处，离群索居，在旷野之中，虽然贫苦，却能求得心安理得，不过时而也会惆怅哀叹。人间世事，不是随波逐流，便是逆流而上，何去何从值得思考。
不过看来，这个不能给予太多希望的地方，还是早日离开的好。他的《逐贫赋》，将一个文人生不逢时的尴尬论述出来，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是一篇为自己感慨命运不公的文字。他这个文辞高手，其实也只能聊以自慰，而最终无法撑起东汉末年的阴霾天空。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像杨雄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数不胜数。他们一生的奋斗，就好像荒唐的话剧，直到暮年，才发觉是如此的可笑。
余乃避席，辞谢不直：“请不贰过，闻义则服。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遂不去，与我游息。
这是《逐贫赋》的最后一句，杨雄因为不堪，选择离去；因为理智，最终决定云游他方。杨雄的苦自然是算不上什么大苦大难，他的苦只是文人感叹世事不公，不能大富大贵的欷歔而已。杨雄是无法和那些真正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民相比的，那些人所受的苦难就像是一曲大汉朝的挽歌，悲悲切切地奏响了汉朝最后的篇章，等到曲终人散的时候，这个王朝也就土崩瓦解了。
美丽的往昔流逝之后，留下的便是彻头彻尾的无望和悲伤。这个由流氓痞子开创的朝代最终也将结束在一片荒芜之中。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公平，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刘邦大概在最初施行黄老之术治理国家时，不会想到，有一天国家会变成这个样子：四处哀鸣，人民有家不能回，人人都充满了悲观和绝望。
总有一些事情不得已而为之，发生了的事情无法改变，所以，那个年代只能愈加动乱，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分。其实改变他们的只是这个动荡的岁月而已。
命运将一个人彻头彻尾地改变，许多原本老实本分的农民突然上山当了盗匪，抢劫那些同他们一样毫无经济来源的人，为的是他们自己能够活下去。罪恶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只是人性在面对种种变化时，会表现出令我们自己都十分吃惊的复杂多面性。
看破红尘后的心灰意冷
公元178年，汉灵帝召集了各郡的官吏到朝廷汇报他们这一年的工作情况。大多官员匆匆赶往京城，而当时在汉阳郡居住的赵壹也来到了洛阳。
当时接见他们的是司徒袁逢。见到袁逢，大家自然是下跪在地，唯独赵壹只站不跪，对袁逢作揖了事。大家都认为赵壹太孤傲，连袁逢都不放在眼里，就连袁逢也对这个对自己不敬的小官吏恼火。
然而赵壹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当日郦食其见汉王刘邦时也不过是作了一个长揖，如今他对司徒作揖，又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袁逢一听，便知道赵壹绝对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他当时就请赵壹上坐，坐到贵客的席位上；还对大家介绍赵壹，认为赵壹是忠臣良子，朝廷现任官员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他。
虽然袁逢的话可能只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未必出于真心，但这些都不必去追究了，因为在当时，赵壹的确是如袁逢所说的那样，无人能比。
赵壹耿直心肠，他尤其看不惯当时官场的不正之风以及宦官专权的事情。
本来，有很多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一说出来就会留下痕迹，抹也抹不掉。尤其是在人心不古的官场之中，官员之间更是几乎从不对人说心里话。做大事业的人就一定会说几句谎话，而且还敢将这谎话重复千遍万遍，令其成为“真理”流传下去。而赵壹所做的就是将真理重复千遍万遍，令其将谎言攻破。在这个柔弱书生的眼中，真理永远是比谎言意味深长的。然而在他所处的时代，权力才是最有力的证据，可以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命运，所以，赵壹微弱的呐喊声无人听见，即便听见了，也不会有人在意。
在告别了袁逢之后，赵壹又借着出门的机会拜访了河南尹羊陟。羊陟是东林党人中的头面人物，他和赵壹一样都是清廉之人，看不惯豪强的所作所为，敢说敢干，可以说和赵壹是很对脾气的。赵壹的那一次拜访，令这位廉洁的官员印象深刻。据汉史记载，赵壹在拜访他的时候，所乘坐的车子不但破旧不堪，而且摇摇欲坠，几乎要散架了。要知道在当时的洛阳城里，官员们是十分讲究排场的，不论大官小官，出门所乘坐的车子都十分讲究。而赵壹乘坐着这样一辆车子前来，而且十分坦然，这让羊陟感到十分震惊。
在羊陟看来，赵壹就好像是一块藏在石头里的美玉一般，还没有被识货的人发现。二人畅谈许久，十分投机。送赵壹走后，他便和司徒袁逢一起举荐了赵壹，这个行为使得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赵壹一下子成了轰动京城的名人。大家纷纷想看看赵壹究竟是何面貌，有史为证：“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皇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逾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为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诌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偶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赵壹论述了一个他认为对的道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这并不是故意而为之的，就好像是春秋战国，诸侯争霸之时，统治者永远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考虑，从不为民生作打算。西汉建立以来，虚伪的感情和不正之风逐渐将原先的质朴民风压抑了下去，小人开始得利，清白士人却遭到排挤。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汉朝已经不再是昨日的汉朝了。
这样的世界在赵壹的眼中是颠倒的，黑白已经对调，当一个世界再无公正可言的时候，身为文人，自然是有责任代人们提出控诉的。这样的心性在赵壹的性格中日益衍生，自然就埋下了祸端。
赵壹是有骨气的官员，他不肯屈从权贵，这是他的优点。在他的傲骨背后，也有着一个读书人的倔强。在返回汉阳的途中，赵壹顺道拜访了弘农太守皇甫规，却因为下人的通报不及时而受了侮辱，当下驾车离开，虽然之后皇甫规几次道歉，并派人去请，赵壹就是不予理睬。可见，赵壹虽然为人耿直不阿，但也有他自己的毛病，便是度量不是很大。
当然这个缺点对于赵壹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在他的为官生涯中，他多次对他所见到的景象和事物提出批判，而且还多次被关进了监牢，如果不是他的朋友多方面搭救，只怕他会死在监牢之中。所以，赵壹应该已经从几次死里逃生中把人生看得通透了。他虽然在朝为官，但是无法改变这黑暗中的一切。心灰意冷的他对于别人的漠视无法忍耐，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羞辱。所以，赵壹后来辞官赋闲在家，虽然朝廷几次派人来请，他都不答应再出去做官。
对于赵壹而言，这就是他最好的选择，由最初的激愤逐渐转化为平淡，那么，生命安然流淌便是最为重要的。既然真理只得被湮没在历史的黑暗之中，那么就让自己做一个守护真理的使者，与它一起在黑暗中孤寂地等待着光明的那一天吧。赵壹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刺世疾邪赋》的文章来对当时他看不下去的黑暗朝政批判。在那篇赋词中，最初的柔和与顺从已经逐渐从赵壹身上消失不见了，他开始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量。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坚持下去，就可以改变许多事情。然而到头来他自己都险些被命运的漩涡卷进去，不能逃出。看来在那个时代，越是深刻地思考，便越是得不到真的解脱，赵壹便是这样一个人。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在赋词中，赵壹对一切令他不满的事物都提到了。他提到一个秦国人说黄河的水清不可等待，同样人的生命也无法延长，小人得势后，士人便被排挤。另一位鲁生则认为富贵的人吐沫也是金贵的，贫贱的人就算品德再高尚，也只能顾影自怜，所以还不如安守本分，不要白白浪费力气了， 因为这就是命运。
赵壹言辞犀利，极尽讽刺，运用两段对话写出了他内心的无奈。他希望锐利的文章可以唤醒沉睡的灵魂，使得这个曾经的天朝再次焕发出新颜。然而，他还是太天真了，天真到几乎使自己也随同这个王朝一起覆灭。从表现的情绪上讲，整篇赋词慷慨激昂；但是最后笔锋一转，认为“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赵壹认为一切皆是命中注定，不论成败抑或得失，都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包括这个王朝的腐朽，这个王朝最终的毁灭，还有他自己不如意的人生。所以也可以说赵壹在最后获得了一种新的诠释。他的心中，人生的意义已经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或许，这样赵壹才能得到解脱。
是赵壹心性敏感，还是他早就窥到了最后的结局？他不说，他只是沉默地等待着，到那一天冷静地接受那早就该来的悲剧收尾。
昔日才子的寂寞人生路
曹植是曹操的小儿子，自小聪颖，比起曹丕来还要出色，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喜爱。命运的天平似乎向他这边一点一点偏移：曹操甚至考虑过要立曹植为世子，这是曹操对曹植的一种肯定，曹植以他极高的天分在曹操心目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能成大事者的形象。
然而，政治舞台永远是中国人表现才智能力的最佳场所，他们在这方台面上施展谋略，施展手腕，为的就是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论手段和魄力，曹植在曹家的儿子里不过算是中等水平。那个比他年长，比他柔弱的兄长曹丕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无论是人情世故还是政治礼仪，都胜过他一筹。
在这场比试中，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步步为营，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沦陷了，令曹丕脱颖而出，最后被曹操定为世子。其实，在这场比试中，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曹植身上那份独有的品质。
首先便是不拘小节。曹植是曹操的儿子，虽然才华横溢，深得曹操的喜爱，但他一点也不懂得收敛性情。他任性妄为，屡犯禁忌，这让严谨的曹操不能忍受，更令曹操不堪忍受的是因为一个女人。
袁绍的儿媳甄氏美貌非凡，曹操攻破城门之后，将甄氏掳去，想要独自拥有，而曹丕和曹植兄弟二人也同样看上了这个女子，曹丕抢先一步去向曹操邀功，希望曹操将甄氏赏赐给他，曹操虽然不舍，但也知道一个女人始终比不上父子之间的感情，便忍痛让曹丕抱得美人归了。对于这件事情，曹植始终耿耿于怀，在他看来，甄氏完美无瑕，理应归自己所有，但父亲和哥哥却让她成了男人之间礼让的物品。曹植为这件事抑郁了很长时间，他的不满情绪更是写进了词赋之中。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皓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
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甄氏体态轻盈，就像起舞的鸿雁，嬉戏的游龙，容貌宛如绽放的秋菊，春日的松柏，形态就如同若隐若现的月亮，如同风中翩跹的雪花。她的美无法用辞藻形容，远远望去，就像是太阳下的一抹朝霞，也像是水中亭亭玉立的荷花，丰满得恰到好处，身高也比例适中。总之，这个女子无与伦比，明眸皓齿，蛾眉弯眉，云髻高耸，唇红齿白，顾盼多姿，美得不可方物。
曹植见到甄氏的次数屈指可数，却能如此深刻地将甄氏的形象烙在心中，留下永恒的印记，可见他用情之深。只可惜，这等奇女子最终归入他人怀抱，而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寥寥数语，以慰心境。
这一首《洛神赋》是曹植为了纪念甄氏而写的，当时甄氏早就嫁给曹丕为妃，而且曹丕也已经登基成了皇帝，曹植没有能力与他争夺女人，而且在作这首赋之前，甄氏也已经因为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而死于非命。所以，曹植做的这首《洛神赋》纯属怀念之作，他到洛阳拜见曹睿，与甄氏的儿子曹睿吃饭，见到侄子，想起甄氏的红颜薄命，曹植自然是有感于心。据史料记载，曹植睹物思人，在回封地的路上一直神情恍惚，夜里梦中，恍然看到了甄氏在他面前，待清醒之后才知道是南柯一梦，更加难掩心中的悲伤，便写下了这一首赋词。
这一首词赋文辞优美，语言华丽，将甄氏的美好与动人之处描写得如在目前，使人看到赋词就仿佛看到甄氏本人一样。曹植虽然放任自流，今日狂歌痛饮，明朝游猎山林，但是他对甄氏的思念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 埋于内心的一种深沉情愫，虽然后人对此有过诸多怀疑，例如宋朝诗人刘克庄就曾认为这是好事之人“造甄后之事以实之”。明朝的王世贞又说：
“令洛神见之，未免笑子建（曹植字）伧父耳。”他们都认为曹植对甄氏的感情是虚拟而不真实的，但从这首词赋中已经可以找到答案了，曹植始终是一个以诚待人的人。
虽然曹植生性豁达，但这件事情已经成了曹丕和他之间的间隙。更何况曹操生前对曹植的喜爱，令曹丕心生嫉妒，对待自己的弟弟，曹丕没有宽容大度的心胸去接纳。曹丕当上皇帝后，曹植的日子过得很是凄凉，虽然依然是锦衣玉食，但那压抑的氛围已经让曹植无时无刻不感到枷锁的重量了。果然，不久，曹丕邀请曹植共聚一堂。这就好像是一场鸿门宴，曹丕的居心众人皆知，曹植欣然前往，果然如他所料，曹丕终于还是无法按捺住内心的急切，要将他早早剔除。
只要七步内做出一首诗，便可无罪。这是曹丕对曹植的要求，这个要求虽然简单，却令曹植内心如死灰般冰凉。他一步一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一个爹生的孩子，就好像是同一条根上的豆子，心还是长在一起的。虽然曹植的存在对曹丕来说始终是一个威胁。但他最后还是宽容了一回，或许是曹植的这首诗打动了他，又或许是曹植那个时候真的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总之，曹植的命就这样延续了下来。但要知道，有时候活着反而更为凄苦。曹睿登基后，他对这个皇叔并没有放弃监管。或许是每一个皇帝都不能容得卧榻之侧睡他人，所以，曹植凄惶度日十二载后，才算解脱，因为他终于与世长辞，不再介入这皇室间的纷纷扰扰了。
曹植不惑之年就郁郁而终，在这之前他一直过着被监视和被软禁的日 子，所以，他后半生心情并不愉悦，可以理解，对一个少年起就意气风发、没遇到什么挫折的青年来说，将近半生的潦倒生涯会将他所有的锐气磨掉。或许曹植早就断了生的念头，只是因为世间还有留恋，所以他残喘到最后。生命后期的曹植已经不再是当日英姿勃发的英雄儿郎了，而是一个只求安稳、心态垂老之人。
世间的人情冷暖，兄弟亲人之间的冷漠无情，都让这个昔日的才子感到无助和陌生。当日的浮名早已化为今日的寂寞人生路，既然如此，那便忍把浮名换寂寞，只为求得心安稳吧！
更哪堪这般落寞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西汉末至东汉初期。他的祖父冯野王在汉元帝时曾做过大鸿胪，父亲冯座袭封关内侯，但到了冯衍这一辈，虽经历数朝，却坎坷终生，一直没能光宗耀祖，直至老死家园。
冯衍才华早露。九岁时，就能将《诗经》背得滚瓜烂熟。二十岁时，他已是博通群书，满腹经纶了。外戚王莽篡位后，急于笼络人才。于是，朝廷上有许多人借机推荐他入朝为官。冯衍因祖父辈俱受刘氏王朝恩典，所以坚决不肯替名不正、言不顺的新朝皇帝卖命，显示了很高的节操。
王莽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起，天下大乱。王莽为维持统治， 派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前往山东镇压赤眉军。廉丹素闻冯衍才气，特聘请他为随军幕僚，参谋军事。冯衍正寻机有所作为，便满口答应，随廉丹大军来到定陶。当时，王莽众叛亲离，疑心特重，唯恐廉丹存有二心，便频发诏书，催廉丹速与敌决战，并威胁说：“将军身当国家重任，如不能捐躯沙场，便是忘恩失职。”廉丹很是恐慌，便连夜与冯衍商量对策。冯衍借机劝廉丹抓住机会，顺应时势，临阵倒戈，叛莽兴汉。廉丹不听，继续进兵。行至睢阳，冯衍再次劝道：不要拘泥于和王莽的君臣名义而失去中兴汉室的大好时机，当断不断，必有大祸。廉丹仍然不听。结果，与赤眉军无盐一役，廉丹果然战死。为逃避追捕，冯衍亡命河东。
淮南王刘玄更始二年（24），尚书仆射鲍永奉命安顿北方。冯衍为其出主意，说：“并州为兵家必争之地，必须据有。为此，应坐镇太原，安抚上党，收买人心，举贤授能。天下太平时，可以显声誉，一旦有变，也可据以建奇功。”鲍永深以为是，遂任冯衍为玄汉将军，知狼调县，屯守太原，使之与上党太守田邑等人一起招兵买马，为扞卫并州做多方准备。
然而，好景不长，刘玄本不是雄才大略之人，进入长安以后，不图进取，并陷害绿林军将领，引起不满，被乘势攻入的赤眉军绞死。刘秀称帝以后，田邑先降，仍为上党太守，并派人降鲍永和冯衍。两人并不知刘玄已死，以为有诈，所以拒不投降。冯衍还写信谴责田邑的变节行为。后确信刘玄已死，两人才归降刘秀。刘秀怨冯衍归降太晚，仅派为曲阳令。在任上，冯衍破贼有功，生擒五千多人。但由于有人从中诋毁，结果，竟什么封赏也没得到。
建武六年（30）秋天出现日食，冯衍借机上疏畅言自己的政治主张。
刘秀深为所动，打算亲自召见。然而时任司空长史的令狐略却从中作梗。
原来，冯衍纳降前任狼调长官时，曾严惩过当地的豪强令狐略一家。此际，令狐略正好乘机挟嫌报复，便对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说：“冯衍这次上疏求见光武帝，就是为了诽谤你们两人。”王、周两人因为害怕丢官罢职，也就不辨是非，在刘秀面前说尽冯衍的坏话，使刘秀终于未能成召。
外戚阴兴、阴就都是当时的显宦，很是看重沉抑下僚的冯衍，冯衍本人也乐得与之交往。由于这种关系，冯衍当上了司隶从事。后来，阴氏外戚因被刘秀讨厌，纷纷获罪，冯衍也受到了牵连。在勉强保住性命后，冯衍归家，整天闭门不出，不敢与亲戚朋友有任何往来，以求自保。
建武末年，冯衍再次上疏自陈，恳望刘秀能力排众人之谗，并看在冯家祖上于汉有功的分上而重新启用自己。然而刘秀还是记恨前嫌，终不肯用。接下来的明帝刘庄也认为冯衍文过其实，始终不给冯衍仕进的机会。
如此一来冯衍只能终老田园了。
冯衍的家庭婚姻生活也不如意。他的妻子任氏悍妒异常，曾两次被冯衍遣送回娘家。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遭人横加议论的。虽然内外交困，但冯衍仍砥砺志节，寄希望于自己的道德文章能够流芳后世。
据《后汉书》本传，冯衍一生着述有五十篇之多。他的赋作，唯有《显志赋》一篇及《扬节赋》残文尚存于今。
《显志赋》是冯衍晚年家居时自抒其牢落之作。该赋由三部分组成：
前段叙写其游览长安附近的所见所感；中段叙写其周览四方的所见所感，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幻想，旨在借历史陈迹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后段写家居生活和志愿。在赋中，作者追怀自己一生义守直节，仿效圣贤，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感慨道：世俗人情的险恶无常让我悲伤无奈，我 生性耿介忠直，怎么能够被世人所喜？我虽正道直行而屡遭坎坷，但扪心自问毫无愧疚，故而要守常持正，永不悔改。在游览四方名城，追怀无数古人事迹后，作者又说：三皇五帝的美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帝王们好大喜功，滥施刑罚又不断发动让人讨厌的战争。更为可恨的是，那些谗佞小人全不顾仁义道德，上下捭阖，致使许多忠信之士无路可走。乱世遗贤，我还是回归家园，像知命的孔丘、贵玄的老聃那样，悟道忘名，远离烦恼吧！
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纂前修之夸节兮，曜往昔之光勋。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长吾佩之洋洋……华芳晔其发越兮，时恍惚而莫贵，非惜身之坎坷兮，怜众美之憔悴……此赋多用楚辞的华词丽句，杂采儒家、道家和神仙之说，反复铺陈，曲尽作者故作超脱而实不能忘怀世务的矛盾之情，真切而苦涩之意，溢于字里行间，读来使人感喟不已，与一般的模仿楚辞之作不同。由此可看出，赋在冯衍手中，已成了抒情言志的工具了。班固和刘勰都认为赋是古诗之流变，从抒情言志这一点看，他们的意见还是蛮有道理的。
生于乱世，身不由己
和汉代大多数赋家一直汲汲于功名利禄不同，有一位赋家多次坚决辞谢王莽政权的官职，最后迫不得已出来做了一段时间的官，晚年临终前，竟然专门写了平生唯一的一篇赋，来伤悼和忏悔自己的这段行迹，表现出清正的操守和刚直的气节。这便是汉代赋家崔篆和他的《慰志赋》。
崔篆，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王莽当政时期，他因为精通经史而被征为郡文学。后来太保甄丰又要推举他为步兵校尉，他却坚辞不受，辞谢说：“从前鲁国的国君向柳下惠征询讨伐齐国的意见，结果柳下惠很不高兴，说：‘你怎么竟会问我这样的事呢？’也就是说，伐国之事不宜征询于仁人啊！卫灵公也曾向孔子询问有关行军布阵的事，孔子说：‘打仗行军的事，我可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也说明战争之事不能访讨于儒士啊！想我崔篆，只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怎么能去当什么步兵校尉呢？”他留下一封书信，便悄悄地返回老家了。
王莽见崔篆不肯依附自己，就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先是重用崔篆的哥哥，让他做大司空，显赫一时。然后又对他的母亲表示尊崇，并且给她赐号为“义成夫人”。最后，又任命崔篆为建新大尹（千乘郡太守）。崔篆看穿了王莽逼他出仕的阴谋，但又不敢违抗，只得长叹一声，说：“我一生并没有在世上升官发财的妄想。但我上有老母，下有兄弟，不能只求自 己清白而给家庭带来危害。”他被迫应召赴任，但到任之后，却仍然采取消极对抗的办法，一连三年都推说自己有病，未曾到所辖各县去视察工作。后来，在他的门人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勉勉强强地到各县巡察，本来是为了敷衍公事，但视察的结果却使他大吃一惊，各县的监狱里都是人满为患！他不由地流着泪叹息说：“唉！刑罚如果运用不当，遭殃的便是老百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于是他重新振作，秉公审理案件，释放了两千多名无辜的受害者。手下人却吓得叩着头劝阻他说：“您秉公审理，宽宥过失，申雪冤屈，固然是仁人君子的德行，但在众多的小人之中做君子，恐怕将来会遭报复而后悔的。”崔篆闻言仰天大笑：“如果杀了我一个，却能使两千多人获救，我也心甘情愿啊！”办完这些事后，崔篆再次推说有病，辞官返回故里。
刘秀平定王莽乱朝之后，重振汉室，急需招纳人才，很多人推荐了崔篆。但他却因为自己和同族中的一些人都曾在王莽手下做过官，感到有负于汉室，内心非常惭愧，始终没有应召。他客居于荥阳，闭门深思研究学问，潜心着述，撰成《周易林》六十四篇，据传用来占卜算卦，竟非常灵验。临终前，他写下了《慰志赋》，来叙述和伤悼自己的情操和一生的遭际。
此赋开篇先是追慕先贤，认为要保持个人操守必须遇上贤明的时代，然后涉及自身，表明自己身处乱世，虽想保持贞节和操守却不得的痛苦和悲伤：
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氛霓郁以横厉兮，义和忽以潜晖。六柄制于家门兮，王纲漼以陵迟。黎共奋以跋扈兮，羿 浞狂以恣睢。睹嫚臧而乘衅兮，窃神器之万机。思辅弼以娱存兮，亦号咷以训咨。嗟三事之我负兮，乃迫余以天威。
说明自己生不逢时，正赶上汉室中道衰微，整个社会阴云密布，危机四伏，连太阳也失去了光华。奸臣当道，朝纲败乱，小人和奸佞之臣肆无忌惮，专横跋扈，奢侈淫靡。世风如江河直下，所有真、善、美都被虐杀，唯有假、恶、丑大行其道。在这样的乱世中，自己明哲保身、出世而隐的愿望却难以实现，每每因皇权的威仪而逼迫自己与世同流合污，混迹丑恶的仕途官场。作者矛盾尴尬的内心冲突可想而知，他视官场为痛苦的煎熬和桎梏，渴望早日逃脱樊篱和囚笼，回归自由的天地：
恨遭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踪。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乃称疾而屡复兮，历三祀而见许。悠轻举以远遁兮，托峻危以幽处。静潜思于至赜兮，骋《六经》之奥府。
他痛恨这种如同遭受禁闭的生活，使自己不能够退隐山林，去追寻先贤者的遗踪。现在连普通的百姓都开始讥笑他这种囚笼里的生活，因此就更羡慕那自由的岁月，于是多次假托有病，准备退出恶浊的仕途，历时三年才获得批准。卸官之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到远方隐遁起来，托身在深山幽境里修身养德，潜心研究《六经》深奥的玄理。
当然，崔篆也绝非那种尘缘已了、六根清净的无为之士，他内心也向往着一种清明的政治，也希望在治世里做出一番事业，他的这种矛盾心理 在赋的结尾便不经意地流露了出来：
运欃枪以电埽兮，清六合之土宇。圣德滂以横被兮，黎庶恺以鼓舞。辟四门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举。分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鄙耇。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埽轨，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他幻想着能够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匡明朝政，清除奸佞，使天地恢复清净，圣明的德行得到广泛的普及，广开门路，招贤纳士。如果这样，作者也愿意积极举贤荐能，效力国家。然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盛世是不会出现了，因此只好把车子悬挂着，将马儿拴在槽头，彻底打消世俗中的进取心。而自己已到了垂暮之年，姑且优哉游哉地度过残生吧，唯有保持身体和名节才是最重要的。
崔篆的《慰志赋》，既是自己一生的写照，也是对其矛盾心情的总结。
叹屈原生不逢时，哀自己怀才不遇
西汉初期的赋中，有一种完全模拟屈原的楚辞风格、大量采用“兮”
字句的赋，后人称这类赋为拟骚赋。汉初以这种拟骚体赋而闻名的赋家，当首推庄忌。
庄忌，西汉会稽吴（今江苏苏州市）人，为避汉明帝刘庄的讳而改姓严，因此世人又尊称他为严夫子。当时在诸侯国吴、梁的宫廷中，聚集了许多文人墨客，大都能吟诗作赋，只不过他们的作品传世不多。庄忌在这些宫廷文人中，是比较多产的一位赋家。《汉书·艺文志》中着录他的赋有二十四篇，可惜大多失传。唯一流传至今的，是他的拟骚赋名篇《哀时命》。庄忌的这篇赋，主要是写屈原生不逢时，因此远游以舒忧。然而远游却又无路，仍然遭受到流俗的嫉妒和排挤，难容于世，因此，希望能够退隐山野，与神仙为友，但他又流露出强烈的忧愤情绪，一方面想远遁匿迹，脱离尘世喧嚣。另一方面又担心后世之人不能体察自己的一片爱国情感，反映出报国无门的矛盾心情。篇终言：“时暖暖其将罢兮，遂闷叹而无名……愿一见阳春之白日兮，恐不终乎永年。”愤世之感与忧生之意溢于言表。
这篇赋作，充分抒发了愤世嫉俗、孤高遗世的思想，与屈原的《离骚》、《九章》等文章的意旨相近，文体相似，大量运用“兮”字句，是典型的骚体赋。作品成功地描写了一个忠良之士身处浊世，在政治上遭受排挤、打击之后的抑郁苦闷、进退维谷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笔致细腻，感情深沉而真挚。这其中既源于对屈原不幸命运的深刻悲悯，又何尝不饱含了庄忌对自己悲不遇时的个人命运遭际产生的深切喟叹呢？
庄忌好辞赋，以赋着称，但当时的汉景帝却正致力于农耕与政务，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并不喜好辞赋。因此，赋家在仕途上难以凭借作辞写赋的才华平步青云，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幸而诸侯国吴王刘濞其时正四方延揽各类游士，庄忌就投奔了吴王，与当时的邹阳、枚乘等赋家一道入仕交游，仍以文辩辞赋而着称。
可惜好景不长。吴王刘濞阴谋叛乱，并最终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招来杀身之祸。庄忌内心不满于叛乱，又不敢出面规劝，只好早早仓皇逃离。相传当初刘濞被封为吴王时，汉高祖召见他，曾对他说：
“我看你的面相有造反的气色。”又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背说：“汉室兴盛五十年后东南方向将有大的叛乱，难道会应在你的身上吗？然而，天下同姓皆为一家人，希望你谨慎一点，不要造反。”刘濞当时大惊失色，连连发誓绝不背叛刘家王朝。然而，当他到了封地之后，却积极招募各种人才，并且私自铸钱煮盐，很快富甲一方。汉文帝的时候，刘濞的太子入朝，陪侍皇太子游玩娱乐，喝酒下棋。后来在下棋时两人发生争执，又都年轻气盛，各有依恃，彼此互不相让，以致大打出手。刘濞的太子被皇太子失手用棋盘当场砸死，不想却埋下了祸根。太子尸体运回吴国，刘濞既伤心，又生气，愤愤地说：“既然天下同为一家，在长安死，就应该埋在长安，何必要送回吴国埋葬呢？”又坚持把太子遗体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就假称有病，也不再按例入朝，暗中则加紧准备谋反叛乱。
邹阳生性慷慨，并且又有智略，当他看出刘濞的谋反企图后，就上书劝谏，反对叛乱。但刘濞此时却根本听不进任何谏诤，仍然一意孤行，筹划造反。事已至此，庄忌知道形势已如弓箭在弦，无法拨转，更难以再行规劝，但他内心又不愿追随刘濞叛乱，于是和邹阳、枚乘等及早仓皇出逃，弃吴入梁。幸得梁孝王的器重，又成为梁孝王门下有名的赋家。
然而，托荫于权贵庇护下的生活，毕竟是要以付出人格的独立为代价的，更何况由于皇族王室争权夺位斗争的惨烈，使夹杂其中的文人门客只 有诚惶诚恐的份儿，难得直抒胸襟，更谈不上施展个人才智和抱负了。庄忌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在梁孝王门下舒适安逸的日子也没有过长久。后来，梁孝王图谋立为汉嗣的如意算盘落空后，就指派人暗杀了他的政敌袁盎，并且也在阴谋反叛，又一次将皇族斗争尖锐化。此时邹阳脾性不改，再次直言进谏，却被谗言中伤被诬入狱。幸运的是，邹阳在监牢里写下《狱中上梁王书》，申诉自己的冤屈，披肝沥胆，赤诚可鉴，终于感动了梁孝王，重获重用。邹阳虽然入了冤狱，却也凭一身赤诚和斐然文采而因祸得福，留下了流传后世的名篇佳作，成为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悲凉意味的传奇故事。
庄忌目睹邹阳的因谗入狱，自忖唯有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于乱世，也不敢谏诤了。所以，尽管他贵为上客，以辞赋取悦于梁孝王，但内心的抑郁苦闷也是可想而知的。至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病死，梁国一分为五，庄忌等不得不又一次流散，从此销声匿迹。
庄忌的一生，始终处在皇族王室权力争斗的政治漩涡中，而他又不像邹阳那样敢于犯颜谏诤，只能委曲求全，湮没了自己的个性和志向，在仕途上更是时运不济，难以施展抱负。甚至连自己的姓，也因为避皇族的忌讳而不得不改姓严。所以，像《史记》《汉书》这些典籍文献中，都没有关于他的专门传记，就连他的生卒年月都无从记载，其行状只是散见于同时代的其他赋家传记中，如《汉书·邹阳传》中记叙了他的一点基本情况。但在古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汉赋史上，他却因为有了唯一流传至今的短赋《哀时命》，较他同时代的宫廷文人多了一份文学贡献。
尽管对《哀时命》的评价，也有见仁见智的不同争论。但此赋基本保持了由贾谊开创的汉初骚赋所具备的特点：篇幅短小精悍，文字晓畅，感 情真切。而且，能够将自己的感情与对屈原的悲悯融合无间地表现出来，所以不失为一篇抒情言志的佳作。
献计不成“贵客”自照
东方朔（前161-约前89），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惠民）人。天性诙谐，言辞敏捷，滑稽多智，常常在汉武帝面前谈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因此，后世称他为“滑稽之雄”。
汉武帝即位的时候，诏令各地推举人才。一时，成百上千的人纷纷上书自吹自擂。东方朔也不甘寂寞，上书极言自己文韬武略和道德人品俱属上上之选，“臣朔年二十二……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汉书·东方朔传》）。武帝大奇，果然留他在公车署待用。等了一年，仍不得召见，他便生出一计：诡称武帝要诛绝天下侏儒。由于侏儒们拦路而哭，武帝当然要追问原因，这正中东方朔的下怀。面对武帝的责问，他回答说：“侏儒身高三尺，我是九尺，可俸禄却没有区别。侏儒吃得胀肚皮，我却饿得要死。如果我还可用，就给加些俸禄，否则，就让我回家，免得白白耗费长安的大米。”武帝听后大笑，便让他移居金马门，待遇略见好转。不久，武帝赐肉给大家，可掌管饮食的官员迟迟不来宣诏。东方朔等不及，便私自拔剑割肉而去，还大言不惭地说：“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 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武帝听说之后，不但未加怪罪，反倒又赐给他许多酒肉，并任他为常侍郎。
建元三年（前138），武帝想将长安城南大片土地辟为上林苑。东方朔闻讯，急上《谏除上林苑》，大讲三不可。武帝给他赏金加官，对他的意见却充耳不闻。但数年后，在处理寡居的馆陶公主私幸董偃的问题上，武帝却不得不作出让步。因为东方朔给董偃的鉴定是私侍公主、伤风败俗、蛊惑人主，这三大罪状可是非同小可。结果，董偃真的由此失宠。
因为东方朔滑稽善辩，武帝有时就故意为难他一下。大约在元狩二年（前121）左右，武帝问他：你看我是什么样的帝王？东方朔马上回答：
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而且，您的文武大臣也都是贤能之辈。武帝笑着反问：你比起当今的公孙丞相、董仲舒等贤官硕儒又怎样呢？东方朔又一通大言不惭：“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说自己一身兼有他们数人的优点和本领。
昭平君骄横，杀人当死。因其母隆虑公主生前曾为他预赎死罪，所以武帝为此犹豫再三。后虽依法准杀昭平君，但内心哀伤不已。这时，东方朔却祝贺说：“圣王赏不避仇，诛不择亲，陛下行之。臣再拜上万岁寿。”武帝虽不快，但因东方朔捧得太高，还是将他命为中郎。此前，东方朔曾因在殿中小便被贬为庶人。
太初元年（前104），由于统治者的奢靡，上行下效，社会风气很糟，武帝就问计于东方朔：我欲教化百姓，你可有好办法？东方朔回答说：远古圣贤的节俭我说不清，但近世的孝文帝的俭朴却是人所共知的。
他虽贵为天子，却仍穿粗布衣和生皮鞋，天下自然仿效成风。可陛下日日扩建未央宫，还嫌太小，又在城外营造高大的建章宫，饰物和狗马都要用锦缎来包裹……您自己淫奢如此，要百姓不奢靡怎么做得到呢？
大约在太初（前104-前101）、天汉元年（前100）之间，东方朔又上书陈述“农战强国之计”，因为“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所以“终不见用”。于是，东方朔就写下了名赋《答客难》，“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
先是“客难”东方朔：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意，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
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既是德才兼备，怎么就是不能发达呢？对这种问难。东方朔百感交集，就从三个方面作了回答：
一是“时异事异”。苏秦、张仪之所以为卿为相，是因为乱世出英雄，所谓“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故说得行焉”。而我却是生于汉武盛世，所谓“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物无不得其所”。根本用不着什么人才来辅政。对于人才来讲，当今之世“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贤不肖何以异哉”？假如让苏秦和张仪生于今世。恐怕连个我这样的常侍郎也捞不到呢。
二是虽眼下不能闻达，但“苟能修身，何患不荣！”通过加强思想修养，使自己的道德臻于完善，也可名垂千古。
三是“客难”有误，在于“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像许由、接舆、范蠡、伍子胥这样的贤人“寡偶少徒”以及“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那是“与义相扶”，“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至于“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一句话，个人的穷达，主要是由时代造成的，你为何偏偏怀疑我有什么缺点呢？今非昔比，我当不了大臣，这能怪我吗？
此赋表面上是东方朔解答“客”的问“难”，他引经据典，纵横古今，讲了一大堆道理，实际上却是什么道理也没讲出，因为无法讲出也不能够讲出，他只不过是委婉地出了一口怨气罢了。他的不遇和他的盛世之悲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武帝连赋家司马相如都不用，又怎么可能起用身为俳优的不祥之物东方朔呢？还是刘勰说得对：“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顿寄于情泰。”
（《文心雕龙·杂文》）此赋上承宋玉《对问》之体而又有所光大，其“设客难己”、反话正说、“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文心雕龙·杂文》）的风格特色，直接影响了后世汉赋作家杨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驷《达旨》、张衡《应间》和蔡邕《释诲》的写作，从而形成辞赋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文选》名之曰“设论”。
借鹦鹉之口，诉悲痛之情
祢衡，东汉末年名士、辞赋家。字正平，山东人。幼时聪敏好学，少有才辩，长于笔札，性情刚傲，好侮慢权贵。其代表作《鹦鹉赋》是一篇托物言志之作，是汉末小赋中的优秀之作。
东汉末年，朝廷暗弱群雄割据。面对统一天下重整纲纪的时代课题，那些凭镇压“黄巾”起家的大大小小的军政头头，个个野心勃勃欲夺天下，为此一时好像都求贤若渴、广纳贤才。可实际上个个又都唯我独尊，顺者昌逆者亡。黎民百姓惨遭涂炭，文学之士也屡屡失意。而作者因“气尚刚傲”，不畏强暴，故不为权势者所容。他曾辱骂曹操，曹操顾忌他是名士，不愿背上“不能容人”的恶名，于是就遣送他到荆州刘表处，借刀杀人，企图让刘表去杀他。在荆州，祢衡又与刘表不合，被刘表送到江夏黄祖处，也同样是想借刀杀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请他就鹦鹉作赋，他也就借此机会，发泄了自己心中的感慨。字面上是替鹦鹉诉衷怀，实质上是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悲哀和痛苦，全文情调凄怆，悲凉感人。
本文是托物言志的抒情赋。全篇用拟人手法，在行文上常常是人鸟合二为一，使人难以分辨。如赋中写道！
感平生之游处，若埙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
前四句分明是指人事，后面又全是鸟的口吻。何焯论此说：这“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此为之慨然”。
大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被赦返回时，眼望鹦鹉洲而触景生情便也吟得《望鹦鹉洲悲祢衡》，对作者祢衡的钦慕怜惜之情尽染笔端：“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
《鹦鹉赋》是汉代咏物小赋中的优秀之作。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倾诉了作者个人的忧怨和悲愤，还反映了才志之士在封建乱世中屡遭迫害的现实。尽管作者在篇末表示对黄祖父子感恩戴德，自己愿尽辞效愚以委曲求全，却仍然难免被杀。这更使它长期博得后世正直之士的同情和共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萧瑟的秋，孤寂的影
王褒生活在汉宣帝时期，擅长辞赋。明代杨慎不仅在他编辑的《全蜀艺文志》里选有王褒的作品，还专门作了《王子渊祠》诗，诗云：“伟晔 灵芝发秀栩，子渊摛藻谈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萧。”除了《洞萧赋》外，王褒还有许多作品，如《九怀》等。
尽管王褒擅长辞赋，尽管汉宣帝喜欢辞赋，但王褒在汉廷并不得意。
从《汉书·王褒传》看，王褒未留下任何与当时国家大事直接相关的文字，但并不意味着他不想有所作为。身为谏议大夫，理应拾遗补缺。但在汉宣帝的眼中看来，王褒和张子侨等人仍然是文学侍臣，只能作一些歌功颂德的助兴文章。真有事情需要拾遗补缺，汉宣帝未必肯听，王褒也未必有信心去作。
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下，王褒写下了骚体赋《九怀》。
《九怀》在体制上模仿屈原的《九歌》，内容上模仿的却是《离骚》。全文共九篇，主人公是一位失意的知识分子。东汉学者王逸的《楚辞章句》说《九怀》是追伤屈原而作，观文中有“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可见王褒感怀的不仅仅是一个屈原，而是古往今来一大批忠而被谤的仁人志士。
王褒的感怀，与屈原又有很大的不同。文中的主人公感慨的是“极运兮不中，来将屈兮困穷”“林不容兮鸣蜩，余何留兮中州”“世溷兮冥昏，违君兮归真”“伤时俗兮溷乱，将奋翼而高飞”“悲九州兮靡君，抚轼叹兮作诗”，这样的命运不止是屈原所有，也是王褒自己的遭遇。不同的是屈原在求索无门的时候，可以发而为诗，可以愤而沉江；汉代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思想大一统的时代，则只能曲折含蓄地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他们上天入地，几番挣扎，最终回到原处，把希望寄托于天命垂顾，皇帝圣明：“皇门开兮照下土，株秽除兮兰芷覩。四佞放兮后得禹，圣舜摄兮昭尧绪，孰能若兮愿为辅。”意思是说天门大开，阳光普照下土，为人间扫除污秽，让兰芷那样的鲜花香草能为人们所欣赏。这个时候，凶恶的“四佞”被放逐，夏禹那样的明君应时而生，他继承尧舜的仁德，君临天下，真有这样的君王，我愿诚心实意地做他的辅佐。一个是不肯同流合污，宁为玉碎；一个含垢忍辱，期待未来。态度既有如此的不同，所以《九怀》抒发的虽有对屈原的追思，更多的却是王褒一代人的情怀。
汉代的辞赋作家模仿屈原的楚辞体作品蔚为风气，出现了一批骚体赋作品，如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等，以至在辞赋领域形成所谓的“七体”、“九体”。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实与汉代文人的命运密切相关。
《九怀》在文学史上的最大特点是借景抒情，情景相融，这在此前的赋体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如其中《蓄英》一章：
秋风兮萧萧，舒芳兮振条。微霜兮眇眇，病妖兮鸣蜩。玄鸟兮辞归，飞翔兮灵丘。望溪兮埝郁，熊罴兮啕嗥。唐虞兮不存，何故兮久留。临渊兮汪洋，顾林兮何荒。修余兮社衣，骑霓兮南上。乘云兮回回，盛盎兮自强。将息兮兰皋，失志兮悠悠。蒶蕴兮霉黑，思君兮无聊。身去兮意存，怆恨兮怀愁！
秋林、秋枝、秋霜、秋蝉，秋鸟，无一不是秋的萧瑟气象。一个孤独的身影徘徊其间，进有深渊，无路可寻；退有熊罴，无地可容。此情此景，把汉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和痛苦心情写得感人心脾。
《九怀》主人公正是王褒京城生涯的真实写照。
神爵元年（前61），处境尴尬、心情痛苦的王褒命运似乎又有了转机，一贯视王褒等人如弄臣的汉宣帝突然想起他来，命人宣他急急入宫。
就在这一年，有方士向汉宣帝称，蜀中蜻蛉县即青蛉县（今云南西北大姚县东北），发现有黄金形状如马，有璧玉形状如鸡；金马璧鸡，光彩照人，当地人民，多有所见，应马上派人前去祭祀。汉宣帝听了这样的鬼话心中大喜，认为如此祥瑞之事，只有天子圣明，国家太平才会出现。他立即下诏，命王褒代表他前去隆重祭祀。
尽管有山川阻隔，路途遥遥，王褒还是不得不启程前往。这时的他年纪已经不小，身体也很衰弱，他仍然强打精神，在路上写下了《璧鸡颂》，以备祭祀典礼上使用。按照惯例或推理，王褒似乎还应该写一篇《金马颂》，方能与《璧鸡颂》合为双美。遗憾的是《金马颂》已不传于世。王褒完成了祭祀金马璧鸡的使命，一路的鞍马劳顿，风餐露宿，使他在回京城复命的路上一病不起。既无有效的救治，也无亲人的侍奉，一代才人，就这样寂寞地离开了人世。长留在荒山野岭之中的，是他未竟的志向和无尽的憾恨！
悼屈原，觅知音
梁竦（？-83），字叔敬，汉安定郡（今甘肃平凉）人，梁松之弟。
竦少年有才，但因受到哥哥梁松一案的牵连，与母亲和家里人同被迁往九真郡。南迁途中，路经湖南，他创作着名的《悼骚赋》，凭吊楚国大夫屈原。后来遇赦回到故里（今宁夏固原），闭门谢客，潜心学习，着书立说。问世的代表作名为《七序》。班固曾对《七序》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孔子着《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后汉书·梁统传》）梁竦有三儿二女。二女皆被选送入官，深为汉章帝刘炟喜爱，双双封为“贵人”。小女儿史称“小贵人”，即后来的汉和帝刘肇之母。梁氏姊妹入宫之际，正当窦皇后专权，窦家害怕梁家因为皇子的关系掌握朝政大权，便设计害死梁竦和两位贵人，将皇子夺到自己的身边。永元九年（97）窦氏死，梁竦的女婿、当今皇帝为其母舅家彻底平反昭雪。和帝生母“小贵人”被追尊为恭怀皇后，梁竦被追封褒亲愍侯。梁氏一门诸子、亲戚多封侯，补授高官。梁姓外戚专朝政近二十年。传在《后汉书》卷三四。
《悼骚赋》为吊屈之作，悲叹屈原生不逢时、沉江自杀的悲剧，借古论今，表现了作者对君臣遇合的渴望和对时政的不满。
有汉一代，为“士不遇”而悲似乎成为文人共同的感触。他们渴望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辉煌人生，可是现实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于是他们借屈原和《离骚》这个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把抑郁不平之气诉诸笔端，形成一篇篇“吊屈”、“悼骚”之作。梁竦《悼骚赋》即其中之一。
彼仲尼之佐鲁兮，先严断而后弘衍。虽离谗以呜邑兮，卒暴诛于两观。殷伊尹之协德兮，暨太甲而俱宁。岂齐量其几微兮，徒信己以荣名？虽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眦于门闾。吴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颜于王庐？图往镜来兮，关北在篇。君名既泯沿兮，后辟亦然。屈平濯德兮，洁显芬香。句践罪种兮，越嗣不长。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强。赵殒鸣犊兮，秦人入疆。乐毅奔赵兮，燕亦是丧。武安赐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长平颠荒。范父乞身兮，楚项不昌。何尔生不先后兮，惟洪勋以遐迈。服荔裳如朱绂兮，骋鸾路于奔濑。历苍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义。临众渎之神林兮，东敕职于蓬碣。祖圣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殒命而后仁。惟贾傅其违指兮，何杨生之欺真。彼皇麟之高举兮，熙太清之悠悠。临岷川以怆恨兮，指丹海以为期。
此赋开篇即叙伸尼、伊尹之事，以便为下文论述伍子胥和屈原提供一个参照。孔子在鲁国做司寇时，虽然也遭受过谗言攻击，但是最终却是邪不压正，谗臣被诛杀；殷商时，太甲能听从伊尹的规劝，因此国家得以安享太平。但是，不是每一个忠臣都能遇到明主，所以，行文至此，作者笔锋一转，一个反问句：“岂齐量其几微兮，徒信己以荣名？”承上启下，开始叙述屈原、文种、介之推、乐毅、白起、范增等人的遭遇。他们都是忠臣，但却不遇明主，因此均落得一个悲剧的人生结局。这其中，屈原最为典型。对于屈原至死不离敌国的举动，汉代学者争议颇多。如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说：“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对屈原之举表示不解，认为他的人生悲剧，原因也在于不知与世浮沉。杨雄《反离骚》不仅不理解屈原，而且予以指 责。相比之下，梁竦可谓屈原的“知音”。他认为，屈原既然不能力挽狂澜，拯救危难中的祖国，那么就只能选择殒命成仁。所以，死是他唯一的选择，他不得不死。也正因为此，梁竦对屈原充满敬仰之情，为他生不逢时而悲，为他的忠贞而叹。这其中也隐含着他对自己人生遭遇的感慨。
叹征事，寄王意
《遂初赋》作于汉哀帝时自三河徙为五原太守的赴任旅途中，是我国辞赋发展史上继屈原《涉江》《哀郢》之后的第一篇完整的纪行赋，对以后此类辞赋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录正文前有序，序文说：
“《遂初赋》者，刘歆所作也……歆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学官。时诸儒不听，歆乃移书太常博士，责让深切，为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时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议论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具体地说明了此赋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和创作意图。
昔遂初之显禄兮，遭阊阖之开通。踱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宫。侍列宿于钩陈兮，拥大常之枢极。总六龙于驷房兮，奉华盖于帝侧。惟太阶之侈阔兮，机衡为之难运。惧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滨。遭阳侯之丰沛兮，乘素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
这一段先写自己年轻得志，受到汉成帝的宠信，但由于三公专权，朝廷失控，自己也只好守河内，而后又转徙五原。
之后两段具体描述赴任途中的所见所闻，思古感今，反复抒发自己的抑郁、不平和感慨。他所经过的地区，正是春秋时期的“故晋之域”，因而全以晋国史实为引念，且行且思，借史抒情。以及借来抒情。
以老庄淡泊荣辱、处幽潜德、等齐万物和保真全性的思想自我宽解，总括全文：
乱曰：处幽潜德，含圣神兮。抱奇内光，自得贡兮。宠幸浮寄，奇无常兮。寄之去留，亦何伤兮。大人之度，品物齐兮。舍位之过，忽若遗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
在写作上，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赴任的行程路线为线索，以每个地区的史迹或风光为基点，叙事状物、述怀抒情，或托意于史实，或寄情于风光，或发表议论，或直抒胸臆，致使纪行、叙事、写景、抒情相互交织而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由于史实、景象的不同，作者的感情也有着不同的变化和起伏。有时显得豪迈，有时显得激切，有时显得深沉，有时显得悲凉，有时又显得旷达，真实地表现了他对自己半生以来政治生活上 荣辱、遭遇的反思和总结，其叙事写景也具有社会现实的针对性。
这篇纪行赋，是对屈原《哀郢》《涉江》写作艺术的开拓和发展，对以后纪行赋的写作，诸如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潘岳的《西征赋》等等，都有启发的作用。
独执《太玄》，荡然肆志
《解嘲》体裁上为主客论难形式的一种，客提出责难嘲讽，主作出解答，故名“解嘲”。林希元云：“此祖东方曼倩《答客难》，枝叶文采过之，其一气浑成则不及矣，中间文意不过四转，说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折详尽，孟坚《答宾戏》亦是祖此。”（《汉书评林》）本篇以《文选》李善注本所录为底本，校以《汉书·杨雄传》所录之本。
杨雄《解嘲》作于汉哀帝之时，时奸佞当权，他自己长期受到压制，官卑职小，遂埋头着作《太玄》以自我解脱。《解嘲》之作，直接目的是为说明作《太玄》之原因。
该文有两问两答，第一答即：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摩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
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执蝘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与扁鹊也，悲夫！
这一答主要说明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虽官卑职小，亦甘心寂寞，至少可以保全性命。
第二答即：
若夫蔺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商山，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这一答主要说明自己实无路可走，无事可做，既不能建功立业，也不能滑稽诙谐，只能默守《太玄》。
表面上，文章是歌颂西汉的长治久安，实则揭示因循保守不思变革的现实，并根据物极必反的哲理，预示毁灭性灾难的来临。文章囊括古今，洞察时代的变化和机遇的不同给人的命运带来的影响，这种从变化中看问题的方法，乃该文思想之精髓。故文章虽列举史实繁富，语言铺陈，然因其具有这种雄辩的气势，而显得文质彬彬。
林希元以为《解嘲》源于东方朔之《答客难》（《汉书评林》）。这种文体的责难嘲笑部分，不避要害，甚至挖苦，但却以解答之巧妙雄辩和 富于哲理见长。东方朔之杂文以诙谐，而杨雄之文则以严肃深刻为其个性特点，这当然也是时代使然。孙月峰评之曰：“此仿佛客难体，而文却过之。气苍劲，词精腴，姿态复横溢，可谓青出于蓝。”（转引自《评注昭明文选》），可谓得其意。
此类文章后来历代皆有拟作，直至韩愈《进学解》才有突破，以《进学解》一文不是以解见长，而是以难见长。其中心不在解答而达到自我解脱，而在于借学生之口非难当世官场和朝廷。然就其思想内容的实质而言，仍是杨雄《解嘲》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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