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衣虽金缕，风流早做灰土

    早在上古时期，古人就有结绳记事的习惯，在文字还不发达的时候，古人为了记住某件重要而又不能忘记的事情，就会在那天的绳子上打一个结。

    之后打结愈发兴盛起来，在唐宋的时候，更是将打结运用进了生活的各处。唐朝的铜镜之后就有镶着口含绳结的飞鸟的，寓意永结秦晋之好的意思。其实，在汉朝，人们对于绳结也是情有独钟的。在汉代的服饰里，因为没有纽扣之类方便衣服穿着的东西，所以人们穿衣多是以打结来固定衣物，不让其松开。而且在汉代的时候，人们喜欢在腰间佩戴饰物，而这饰物多是靠打结系在腰带上的，所以流传下来的汉代印章上面都带有印纽。

    早日在安徽的怀宁县王家嘴一处汉代的遗址中就发现了一件物品，是一个铸造用的模型，做工考究，应该是富贵人家所用的铜镜模子。模子中有绳结印记，可以看出古人十分喜欢“结”的寓意，也许是代表了祥瑞美好，所以，不论何时何地都能将“结”的艺术放进生活之中。

    古人崇尚土葬，他们讲究人死之后入土为安，这个理念至今还为人们所接受。在汉朝时期，入土的讲究是十分烦琐的。尤其是汉代的达官显贵们，更是对于身后事十分重视，不但墓穴豪华，而且陪葬丰富，就连身上的穿戴都十分精细。在汉代，讲究口含玉蝉再入棺，而玉蝉越名贵，则表示这个人的身份越显贵。

    除去口含玉蝉之外，身穿金缕玉衣也是显示身份尊贵的必备随葬物品。汉朝当日许多名门贵族、皇亲望族死后都会穿着金缕玉衣下葬，以显示身份。这一点在1968年，考古学家发现刘胜墓穴时，就得到了证实。

    据记载，当时考古队进入到墓穴之中，完全被震惊了。中山靖王刘胜的墓穴全长51.7米，而他妻子的墓穴全长为49.7米，两座墓穴结构基本相同，分为六大宫室，几乎是模拟着刘胜生前的宫殿建造的。

    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是刘备的第十三世先祖。他一生十分奢侈，经历过七国之乱，死里逃生的刘胜更是声色犬马，整日沉迷酒色之中，从不过问世事。刘胜死后的墓穴更是穷奢极侈，宛如一座宫殿。

    作为殓服的金缕玉衣十分奢华，刘胜本人的金缕玉衣上面一共镶有将近三千片的玉石，而且用的金丝大概为一千一百克。他妻子的虽然没有刘胜豪华，但也不逊色多少，两件金缕玉衣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位汉朝的先人生前所过的是一种怎样奢侈的生活。

    从墓穴中窥得的几分，在刘胜所写的汉赋中也有缩影。这位王爷生处汉武盛世，正是汉赋成就最高的时候，不过刘胜的经典之作，却是一篇短小的词赋，其中所写，便可以看出这位王爷昔日的骄奢生活。

    色比金而有裕，质参玉而无分。裁为用器，曲直舒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巘。制为乐器，婉转蟠纨。凤将九子，龙导五驹。

    制为屏风，都岪穹隆。制为杖几，极丽穷美。

    这篇赋虽然不算太长，不比那些汉大赋的鸿篇巨制，但其中所用辞藻之华丽是丝毫不逊色的。而最为重要的是，在这篇赋词中，刘胜所描述的家具，都很名贵。色泽比金子还要黄润，质地与玉石没有分别，这样的材质制造的器具，能屈能伸，雕刻松柏便显得苍劲挺拔，而制造乐器，则可令乐声婉转，上刻有凤生九子，龙导五驹，还有屏风、案几这些普通饰物，穷奢华丽。在刘胜的词赋中流露出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息，其家具取材精贵，做工考究，这或许就是这位王爷独特的癖好吧。

    刘胜所映射在词赋中的富贵也很雅致。作为衣食无忧的王爷，刘胜也是“猗欤君子，其乐只且”，享受富贵的同时，亦在享受文赋之美。

    丽木离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叶，横日路而擢枝。幼雏羸鷇，单雄寡雌。纷纭翔集，嘈嗷鸣啼。载重雪而梢劲风，将等岁于二仪。巧匠不识，王子见知。乃命班尔，载斧伐斯。隐若天崩，豁如地裂。华叶分披，条枝摧折。既剥既刊，见其文章。

    《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刘胜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侃侃而谈，徐徐道来。懂得铺陈，也不夸张，只是单纯地描绘，就十分令人尽兴了。汉赋注重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当代学者康金声在《汉赋纵横》中提到过，“汉赋有绘形绘声的山水描写，是山水文学的先声”。刘胜的这篇词赋可做代表。

    开篇写物图貌，散乱的树木生在崖边，枝叶拂过银河，拦截在太阳落山的道路上，幼雏在枝叶的遮挡下啼叫，这些文木承载风雪多少日月，与天地同寿。其后接着叙事，虽然手巧的工匠不认识，但鲁恭王却认得，于是他命人用斧头砍伐，声响如天地裂开，枝条摧毁，剥开树皮，可以看到精美的纹路。好似雕画的叙述令后人在汉赋中体会出了难言的自然之美。

    刘胜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正是汉朝鼎盛之期，所以赋作的“闳侈巨衍”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分析其文化背景，就会注意到当时社会追求宏大和豪壮，对文学风格也产生了影响。

    刘胜的《文木赋》所谓“丽木离披”等，把自然生机的丰满和轻盈、充实和绮丽、萌动和生长，用简洁的文字描绘得十分活泼新鲜。

    刘胜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在生存本能的指引之下，于世事之中寻找到一条缝隙，然后诡秘逃出，将一切功利与激愤丢弃，只有自然的生活，才能令他活得更自然。

    从刘胜和他妻子的墓穴中，出土了将近五千件文物，从铜器到金银珠宝，从丝织品到日用品，一应俱全，他们希望可以将今生的荣华带去下世继续富贵。然而人死之后，浑然一片，谁又能知晓身后会发生何事。

    一纸劝诫，回头是岸

    汉高祖刘邦在一开始就开创了勤俭治国的大好局面。

    随后文、景二帝登台亮相，将黄老无为之治贯彻到底的同时，依然没有忘记祖训，勤俭治国。

    到武帝，故事却发生了翻覆。一切不过刚刚开始而已，就好像戏台上的传统戏路一样，盛世而生的帝王，虽然雄才伟略，但却骄奢淫逸，对人间疾苦看不到眼里去。

    所以，司马相如一纸劝诫，希望武帝回头是岸，看看苦海之中，多少人沉沦其中，不得安宁。

    臣间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枝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物有族类相同而能力不一样的，所以力气要胜过乌获，速度要数庆忌第一，勇敢要说到孟贲、夏育这些人。微臣实在是愚蠢，觉得人有这样的大力，那么动物也应该有。所以武帝要去狩猎，一定会有潜在的危险。

    汉武帝好羽猎，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文景之治创立下的巨大财富中成长起来的汉武帝丝毫体会不到他的先祖们创业的艰难辛苦。锦衣玉食的汉武帝虽然有着文治武功的雄心壮志，但同时又是一个耽于享乐的帝王。作为尚武的一个皇帝，打猎就成为这位皇帝的心头之爱。

    司马相如自然明白，于是便婉言相劝，先从武帝的人身安全入手，认为打猎虽好，却有着潜在的危机，汉武帝会有危险，一旦受伤，便是国之不幸。然后接着好心劝慰，认为就算是扫清道路，驰骋前往，也会出现脱缰等种种状况，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乐趣，而造成终生的隐忧。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虚，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

    最后，司马相如告诉武帝聪明的人应当未雨绸缪，或许今日的万贯家财会一朝散尽，只有长治久安，才是治国之本。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司马相如的这篇赋词行文委婉，劝诫与奉承结合得相得益彰，就连汉武帝当时看来也极为称赞。司马相如是好心希望汉武帝不再沉迷于这些游玩的好恶之上，然而汉武帝却只当是欣赏一篇美文，一笑了之。其实可以理解，生于盛世的武帝如何能理解民间众生的疾苦，在他的眼中，他所经营的大汉朝是四海升平、其乐融融的一番景象。

    所以，司马相如的劝诫并没能起到作用，反倒是这篇汉赋，流传千古，成为辞藻华丽、想象丰富的汉大赋之中的典范之作。

    其实，关于羽猎，一直是汉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题材，尤其是在西汉时期。可能是和汉武帝有关，因为他爱好羽猎，所以周围的文人、士子总是竭尽所能歌功颂德，对他的每一次羽猎活动进行记述，当然也不乏司马相如这样褒贬相结合的。

    汉武帝在即位之初常带领一些随从和亲信微服出行，前往城外的山上狩猎。而他大多时候是夜半出行，黎明到达，途经之处，马匹常将百姓的田地践踏毁坏。对于农民来讲，没有什么比破坏他们的田地更为严重了。

    于是，汉武帝决定建造一所自己的狩猎游园。

    那些狩猎游园有些类似于今天的野生动物园，将一些山林土地圈起来，圈养上虎豹等动物，供汉武帝前去狩猎。这样既可以避免将百姓的农田弄坏，又可以使得汉武帝玩得尽兴。大型的狩猎场就逐渐形成，而逐渐衍生出来的，除了这一所所的狩猎场所之外，之后的西汉帝王还将这种羽猎活动定为每年定期举行的一种娱乐项目。

    在班固的《西都赋》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泰武乎上圃。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灵而讲武事。”

    天子们为了展示羽猎的壮观，使得他的游玩更加精彩，通常会在羽猎的同时，加入练兵和游行的因素，使得每一次的狩猎就犹如检阅一般壮观盛大，这样既可以满足天子的虚荣炫耀之心，又可以使得羽猎活动越来越完善。

    为了更好地将天子的威严和神武体现出来，西汉帝王所选择的羽猎时间大多是深秋时分，临近初冬，肃杀的天气可以增加天子神武的威仪，使得羽猎更为庄重和肃穆，体现了皇家威严。而挑选好天气还不够，场地也要事先进行一番周密的布置，不然会使得这次羽猎极为不庄重。

    在天子到来之前，当地的官员就要事先勘探好地形，划分出羽猎的具体区域，还要砍掉多余的枝叶和荆棘，以免天子受伤。深秋时节本是野兽们临近冬眠，慵懒不好动的时候，但为了帝王可以尽兴，官员们发动附近的百姓将飞禽猛兽驱逐起来，使得整个狩猎场所充满了野生的气息，这样皇帝来了才可以尽兴。然而皇帝尽兴之余，也要考虑到他的安全，所以狩猎场四周又布满了士兵，以防出现危险的状况。

    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帝王的狩猎才算是正式开始了。一场狩猎用时不长，至多几个时辰。但是狩猎前后所费去的人力和物力却是无法估算的。而帝王狩猎回去，还有文臣负责写下记录的赋词，用以歌功颂德，通篇的辞藻越华丽越好，篇幅越宏大越妙。班固、司马相如、杨雄等当时的汉大赋名家都写过类似的赋词。虽然他们竭尽所能，对帝王的狩猎活动歌颂一番，但是大多数心里还是觉得，这样劳民伤财的活动还是少举办为妙，所以，也就出现了司马相如的《上书谏猎》。

    西汉年月，虽然富足有余，但对未来的隐忧依然存在于当时的文人史家心中，以班固为先锋。在当时许多的描述羽猎的赋词中，班固的赋词叙述得最为准确而且简练传神，层次明晰，就好像是层层递进的议论文一样。虽然写景写人，但也论事论理，将汉朝天子羽猎的盛举描绘得气势恢弘，却也不失一个历史学家对这种行为的思索和严肃的探讨。在班固的文辞中，常有一些对天子羽猎途中的一些描述，所乘坐的辇车、所携带的随从、所佩戴的装饰等，一切在班固的叙述中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无懈可击。

    但是这样的完美却令人们产生思索，或许这一切都太过华丽，而在这华丽的背后，又是怎样的耗费。

    天子的威严建立在汉室的基础之上，而这基础却是那底层千千万万的民众所累积起来的。汉武帝的志向高远而深切，但只要他俯首一看，便能发现，在他华丽的羽猎之外，还有着蹒跚农田之上的黎民百姓，还有着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大汉子民。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的理想过于远大，便会让他眼前无物。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使得这些文人敢想不敢说，汉赋便成为记录天子羽猎的最好工具，也成为奉劝天子回头是岸的最好谏书。

    求仙访道皆是空

    自古帝王，哪个不想长命百岁，千年不老。在统治的巅峰，看到自己的国土和自己的子民对自己膜拜，处于这样的位子，长生不老便成了汉武帝最为迫切的追求。可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司马相如看到汉武帝求仙心切，以至于忽略了生老病死的规律。他无法对君王坦言，只得隐晦的在赋词中提及。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乘绛幡之素蜕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修竿兮，总光燿之采旄。垂旬始以为惨兮，曳慧星而为髾。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欃枪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

    武帝你虽然在中原地区，拥有万里江山，但这丝毫不值得稍加停留。

    世事艰难险阻，不如飞身远游，旌旗翻动，乘坐云气漂浮于高空，以格泽星云作为长杆，然后系上五彩祥云作为旗帜，以循始星作为旗帜下的幡，拉过彗星作为舞动的羽毛，以偃、蹇二星作为笙，摇曳着旖旎的虹。这些都是司马相如凭着想象描绘出来的。

    司马相如写这篇赋是对汉武帝的成仙梦稍加提醒，婉转地表达仙境道是无法走通的，因为那般旖旎的世界，只能是在海天的尽头，人世过后才可能拥有。所以，当世还是要清醒一些。

    然而，言者有意，听者无心，司马相如好像在闲话家常，但其实句句都是正经之言，对于高高在上的汉武帝，司马相如无法令其改变心意；对于成仙的执着，汉武帝变得固执不可理喻。司马相如的几句劝慰，又怎么能入他的耳朵呢？

    司马相如是西汉着名的美男子，虽然略有口吃，但无法遮掩其逼人的英气和因文采斐然而超脱的风骨。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凤求凰》热情不减，一个人可以做到如此地步，可谓是一生无憾了。

    不论时代的审美观如何变换，司马相如一直是浪漫的先锋人物。对于他的浪漫，历代古书中都有赞颂。他和卓文君的那一段故事也被后人无数次地吟唱；而无人知晓，甚至没人关心的却是这位美男子心底的宏图大志，他也是希望济世百姓，有一番大作为的。

    对于晚年的汉武帝，司马相如的劝诫是有针对性的。虽然司马相如一生的形象是以奉承阿谀为主，但是这位才思敏捷的文人也时不时地会对汉武帝的一些不可取的做法提出意见。虽然这篇《大人赋》中有许多关于神仙之类的描写，看似是对汉武帝求仙访道行为的探讨，但司马相如的主旨却是在于他自己仕途的进退的内心矛盾的流露。对于一个盛世不遇的文人来说，命运的可笑之处就在于自己生逢其时，却不谋其事。司马相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奋斗一生，所换来的也仅仅是一场镜花水月，犹如汉武帝的那场成仙梦一样虚无缥缈。

    所以，司马相如想到了归隐，但他又实在不甘心就这样退出他奋斗了终生并想要崭露头角的舞台。其实，司马相如和汉武帝之间的心境是十分相似的，司马相如舍不去那片官场土地，而汉武帝则不愿意放弃寻找传说中的仙境乐土。两人都在为了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地而前行。心情的迷茫几乎是相同的。

    汉武帝刘彻早年文治武功，使得汉室发展到了无以复制的辉煌地步，但这位皇帝在晚年却陷入到生命的恐慌之中。在他看来，垂垂老矣的尽头便是死亡的无尽黑暗，而死亡后的另一个世界是让他恐惧的。刘彻可以大刀阔斧地为他的王国开辟一条崭新的大道，可他却无法为自己改变已然走到尽头的生命轨迹。于是，一种近乎荒诞，但能更真实地表达他内心愿望的方法应运而生，那便是求仙而取得长生不老之法。就好像当年的秦始皇一样，而今的汉武帝也走上了那条茫茫然看不到未来的道路。他们同样身为中国伟大的帝王，却难以逃过死亡的阴霾。这或许就是宿命，一种人类从洪荒时代到如今都无法解开的一种心结。

    刘彻对于死亡的恐惧，就如同是司马相如对于不能功成名就这个事实的恐惧一样，两个人都心生寒意。司马相如希望可以借着神仙的名义来求得汉武帝对他的注意和重视，而汉武帝却只注意到了他所提到的神仙之境，两人所关心的事情根本不同。而且，晚年的汉武帝更是对求仙访道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或许会有人问，汉朝文治武功，尚且还有张衡那样的科学家，鬼神之说如何令一个千古帝王如此沉迷呢？

    其实这并不奇怪，正是因为身处高位，所以对于延长生命就变得愈加渴望，而汉武帝正是因为丰功伟绩，所以才希望可以将他一手创下的盛世永远延续下去。可是，这终究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浮生一梦而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曾从汉武帝至长杨（《括地志》云：“秦长杨宫在雍州整屋县东南三里。上起以宫，内有长杨树，以为名”），“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秦宜春宫，据《括地志》“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宫之东、杜之南”。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盖葬于宜春苑中。《史记正义》：“今宜春见二世陵，故作赋以哀他。”

    《汉书·东方朔传》载，建元三年（138），汉武帝“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又《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从武帝猎于长杨，还过宜春宫，进《哀二世赋》，则《哀二世赋》作于建元三年。

    登陂飚之长阪兮，坌人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豁谺。汩淢噏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蓊薆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

    这部分描写宜春苑的自然景物。宜春苑是秦二世的埋葬地，作者写了这里山水全景和树木竹林的郁郁葱葱，用蓬勃的生气衬托二世坟墓的寂寞凄凉，此所谓“以乐景写哀情”也。

    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操行之不得。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敻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佅。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

    部分主要表达哀吊之情，文中两用“呜呼哀哉”，作者的悲伤之感也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对二世亡国的哀悼。昔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但一个强大的王朝在二世手中顷刻瓦解，过去的辉煌烟消云散，这既是二世的悲哀，更是一个王朝的悲哀。第二层是对二世魂魄的哀悼。因为亡国破家，二世的坟墓杂草丛生，魂灵无人祭奠。如果说死是永恒的话，那么死亡的悲哀是无穷无尽的，只能随着时间延伸而加深，而不是随着时间而减轻。汉人桓谭谓此赋曰：“其言怆恻，读者叹息，及卒章切要，断而能悲也。”（《文心雕龙·哀吊》）其说极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汉代是承秦代兴起的王朝，当时的许多清醒文人常常用秦王朝的悲剧给统治者敲响警钟。据《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猎于长杨之时，多次和侍中、常侍等人微服出行，骚扰百姓。司马相如作《哀二世赋》，当是借经过二世墓的事由，对武帝的行为进行讽谏。

    所以在不长的吊辞部分中，作者反复强调造成二世不幸结局的原因：“持身不谨”、“信谗不寤”、“操行不得”等，既是批评二世，也是批评武帝。全赋的用意是委婉地告诉武帝：若像秦二世一样不注意自己的行为，最终的结果也会和二世一样。文章寓意深刻痛切，一针见血。

    惟昊天之大旱兮

    汉文帝三年秋天下大旱，文帝九年又大旱（《汉书·五行志》）。贾谊于文帝元年召为博士，文帝七年征见贾谊，任为梁王太傅。则其作《旱云赋》，当在此二年中。

    《旱云赋》通过对大旱之时天上云团和人的心情的描写，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批评。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运清浊之濒洞兮，正重沓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相搏据而俱兴兮，妄倚俪而时有。遂积聚而合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若飞翔之从横兮，扬波怒而澎濞。正帏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终风解而雾散兮，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炤炤而无秽。

    赋的第一句“惟昊天之大旱兮”，开门见山点题，而“昊天”一词使人很自然地想到《诗·小雅·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馑，斩伐四国”等语。作者借指斥天而对在位者提出批判的思想便已含蓄地表现了出来。

    作者写的每件事都归统到人事上，认为是“在位者”“贪邪而狼戾”，“操行之不得”，“政治失中而违节”。可见，这篇赋不仅表现了对于广大农民同情的感情，也表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它反映了作者思想深处的忧虑与愤怒。由赋中所反映的情绪可以看出，当作于作者受到排挤打击之后。

    据《汉书·天文志》中之上“文帝三年秋天大旱”，“后六年春，天下大旱”，则此赋当作于文帝九年（前171）春。作者看到的不仅是严重的天灾，也看到了正在酝酿，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诸侯势力扩大等）。

    这篇赋用骚体形式，其情感之激烈、语言之生动形象、与抒情描述之有机结合，都甚得屈子精神风貌。其第一段写云之变化，正于言外写出千万人仰天盼望积云时的情景。其结尾既含蓄又明确，耐人寻味。

    寥寥数语失君颜

    孔臧（约前201-前123年间），西汉辞赋家。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从兄，汉蓼夷侯孔藂之子。文帝九年（前171）嗣父爵。武帝元朔元年（前128），为太常，礼赐如三公。《汉书·艺文志》记载孔臧有文十篇，赋二十篇，今不传。《隋书·经籍志》

    着录有集二卷。

    《孔丛子》载有《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

    四篇，李学勤先生说：“《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由孔子一直记到孔季彦。”孔季彦为东汉安帝时人，延光三年（124）卒，《孔丛子》一书的最后编定者为孔季彦之下一代。所收文献，应属可靠。

    詹安泰、容庚着《中国文学史》说：“此赋的体制和风格论，这些赋和（汉）初期各家的赋非常类似，非后人所能虚模的。”则此四篇赋为孔臧所作，可以无疑。

    《谏格虎赋》通过天子派往诸侯国的亡诸大夫与诸侯国国君的对话，阐述了与民同乐才是至乐的治国道理。而为所欲为，耽于畋猎，贪图一时快乐，最终将不免国乱民散、一国之君变成孤家寡人的结局。其中可以明显看出儒家思想的影响。通篇采用主客问答，在体式上与散体大赋已经非常接近。

    《谏格虎贼》虽说是一篇小赋，但是却具有散体大赋的某些特点，如虚设的主客问答、铺张扬厉的叙述，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有显着相似之处。

    大夫曰：“顺君之心乐矣，然非乐之至也，乐至者，与百姓同之谓也。夫兕虎之生，与天地偕。山林泽薮，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则不为害。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天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国乱民散，君谁与处？以此为至乐，所未闻也。”

    畋猎是古代王公贵族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但是它的弊端却很明显，首先是荒废政事，其次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有时甚至影响农业生产。而王公贵族却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因此一些正直文人常常着文给予善意、委婉的批评。《谏格虎赋》即是这样一篇赋文。文章所述事件由天子派使臣去考察下国引出。当使臣到达时，下国之君正带领将士在原野上与野兽“酣战”。使臣亡诸大夫看到的情景是“车骑骈阗，被行冈峦，手格猛虎，生缚犴。昧爽而出，见星而还”。下国之君不恤国政，唯以畋猎为乐。看到天子的使臣，这位下国之君忍不住要向他夸耀自己园林之大，畋猎条件之优越。对他来说全国都是他的猎场：“四封以为薮，困境以为林。”国君本应以爱民为己任，可是这位下国之君却爱兽超过爱民，在其林薮中的野兽、鸟类不能受到惊吓、侵犯，否则要处以严刑重罚。可是他真的爱护那些林中的生命吗？不是。鸟兽也不过是他取乐的工具而已。你看，畋猎过程中，“猛虎颠遽，奔走西东。怖骇内怀，迷冒怔忪。

    耳目丧精，值网而冲。局然自缚”。被抓住后，乃“缚以丝组，斩其爪牙”。残酷、血腥！哪里可见丝毫仁爱之心？因此，亡诸大夫听完之后，不动声色，却一针见血指出，这种所谓的“至乐”不过是放纵君心、为所欲为。而“乐之至也者”，乃是“与百姓同之之谓也”。同时，他还指出，鸟兽也是宇宙间生灵之一，它们以天地为其宅，与万物和谐共处，遇到有德之君，不以畋猎为乐，则可悠然自得。言外之意，遇上耽于畋猎之乐、不体恤国政的昏君庸主，连鸟兽都不得安生，何况人民？寥寥数语让这位以畋猎为乐的君主羞愧不已，顿首认错。

    全文以四六言为主，对狩猎过程的描写生动形象、栩栩如生。龚克昌先生《全汉赋评注》认为，此赋早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因此，虽然没有《子虚》《上林赋》精致、宏大，但其开创之功却不可抹杀。

    淫丽之辞，终终以正

    在赋中对当时统治者的奢华铺张加以讽谏，早在西汉初期枚乘的《七发》中，就已显露端倪了。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以其散体大赋，正式奠定了汉赋“虚辞滥说”、“引之于节俭”、“劝百而讽一”（《汉书·司马相如列传》）的讽谏体制。其后的杨雄，更是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大了赋体的讽谏力度，影响所及，直贯东汉之世。《后汉书·文苑列传》就说边让的《章华台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

    《章华台赋》的作者边让（？-约208），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边文礼。他是陈留浚仪（故城在今河南开封西北）人，与当时的着名学者蔡邕（字伯喈）是同乡。关于他的为人品性，《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里有一段颇为形象的载述：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这种谈锋咄咄、不屈权贵的个性，正是《后汉书·文苑列传》所言边让“少辩博”、“恃才气”、“多轻侮之言”的具体表现。

    边让“能属文”，未仕时所作的《章华台赋》甚至惊动了当时的权贵大将军何进。何进爱慕其才，欲召他入幕，“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并“以礼见之”，使得“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大概是惺惺相惜的缘故，名士蔡邕也颇敬重他，甚至“以为让宜处高任”，只委以令史恐怕太屈才了。于是，蔡邕不惮劳烦，亲自写信向何进推荐。边让由此步入仕途，尽管出任九江太守，仍觉不足挂齿。汉末大乱时，他弃官还家。因不屈于曹操，甚至出言不逊，终被诛杀。其文佚失殆尽，唯《章华台赋》硕果仅存。

    章华台本为春秋时楚灵王所建。此赋谓其“穷土木之技，单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设长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声。于是伍举知夫陈、蔡之将生谋也，乃作斯赋以讽之”。然后就假借伍举的言语，极力渲染铺排楚灵王的淫乐和奢侈：“设长夜之欢饮兮，展中情之嬿婉。竭四海之妙珍兮，尽生人之秘玩。”但见其：

    招宓妃，命湘娥，齐倡列，郑女罗。扬《激楚》之清官兮，展新声而长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丽于《阳阿》。金石类聚，丝竹群分。被轻桂，曳华文，罗衣飘摇，组绮缤纷。纵轻驱之迅赴，若孤鹄之失群；振华袂以逶迤，若游龙之登云。

    于是欢燕既洽，长夜向半，琴瑟易调，繁手改弹……舞无常态，鼓无定节，寻声响应，修短靡跌。长袖奋而生风，清气激而绕结。

    尔乃妍媚递进，巧弄相加，俯仰异容，忽兮神化。体迅轻鸿，荣曜春华；进如浮云，退如激波。虽复柳惠，能不咨嗟！

    于是天河既回，淫乐未终。清龠发徵，《激楚》扬风……比目应节而双跃兮，孤雌感声而呜雄。美繁手之轻妙兮，嘉新声之弥隆。

    于是众变已尽，群乐既考。归乎生风之广厦兮，修黄轩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嫔之素肘。形便娟以婵媛兮，若流风之靡草。美仪操之姣丽兮，忽遗生而忘老。

    终夜歌舞淫乐如此。可是，天亮之时，灵王竟猛然醒悟“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于是罢女乐，堕瑶台”，而“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了。

    揆诸史书，楚灵王确有荒淫奢侈之实，但并无切实改过之事，所以，赋中所言，实乃借尸还魂，另有他讽。依边让的秉性和他未仕时的时代与心态，所讽之人除了桓、灵二帝，还能有谁呢？《后汉书·桓帝本纪》

    载：“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寓。”蔡邕在《述行赋》

    序中也称桓帝延熹二年（159）“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至于灵帝，《通鉴纪事本末》载，光和元年（178）光禄大夫杨赐在对问时，请灵帝“抑止盘游”；议郎蔡邕也认为“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可见，灵帝早已有大筑宫室及淫乐之事。更有甚者，就在黄巾大起义已发生三年后，灵帝竟仍听信宦官张让等人的意见，“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桓、灵二帝既然都有步楚灵王后尘之事，那么，边让此赋，必是针对现实而发。至于赋取寓言形式，乃是沿袭汉赋“婉而多讽”的传统。

    讽谏，一直是汉赋的命根子。在汉赋的发展历程中，不仅着名的辞赋家们强调讽谏，就连皇帝也公然表态，汉宣帝说：“（赋）有仁义风谕……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杨雄和班固两人尽管在对司马相如赋的讽谏倾向与作用上多所争论，但在视讽谏为汉赋的主心骨、为衡量汉赋成败的主要依据上却是相当一致的。这是因为，汉人一直认为赋是“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

    《七发》巧治太子病

    汉赋由初期的骚赋发展到大赋，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即出现了韵、散杂陈而综合的赋。其初期的代表作家，便是汉初着名辞赋家枚乘。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生活于文帝、景帝时代。他先曾追随吴王刘濞，后来刘濞图谋反叛，他上书谏阻，却未被采纳，于是就投奔到梁孝王那里。吴楚反叛后，汉景帝被迫诛晁错以谢诸侯。枚乘此时又上书劝谏吴王，劝他趁好罢兵，又未被吴王理睬，结果吴王终于战败被诛灭，而枚乘却因此名声大振，被汉景帝任命为弘农都尉。

    从他前后两次上书劝谏吴王，并且不怕凶险，可以看出，枚乘是一个有着清醒政治头脑的赋家。把握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较容易理解他的名赋《七发》。

    枚乘是汉初着名赋作家，尽管景帝给他授以官职，他却并不热衷于仕进，反而托病辞官，重回梁国游历。当时梁国的客卿都善于写辞作赋，如邹阳、庄忌等都是有名的赋家。但相比之下，还是枚乘最为突出。梁孝王去世以后，他就回到了老家淮阴。等到汉武帝即位后，大力推崇赋家，广泛延揽文士写赋，对枚乘更是高看一眼，专门下令征召他进京，并且特别安排了减少震动的蒲轮车去接他。但枚乘终因年老体衰，猝死于赴京途中。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枚乘共有九篇赋作，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七发》、《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三篇，其中以《七发》影响最为深远，文学成就也最大。

    《七发》在赋的表现方式上有了创新，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通过一问一答，环环相扣，将要阐述的道理和观点一一道来，层次清楚，不枝不蔓。这种主客问答的方式，较早可见于屈原与渔夫的对答、贾谊与鸟的“对答”，后来则延至班固的《两都赋》中东都主人与西都宾客的对答，成为汉赋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七发》中主客对答却别具特色：句式长短不齐，少用“兮”字句，并且韵、散结合，这为其后的司马相如进一步将汉赋发展到大赋这一成熟阶段奠定了基础。文章开篇即称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往探问，彼此寒暄过后，即开始主客问答，着重叙写楚太子的病症。这是一段序曲，叙述事情的因由。然后引发吴客针对楚太子的病症而提出的七个诊治方案，先是陈说奇声、奇味、骑射、游宴、田猎、观涛等来启发太子，并观察他的反应：首先说用龙门山上的桐制作的琴，能够奏出极其动听的歌曲，问太子愿不愿听？太子回答说，他有病，不能听。这就是说，单纯地用音乐治不了太子的病。然后依次解说，写享受美味的饮食；乘坐名贵的车马；与门客歌伎泛览游观寻欢作乐；参与惊心动魄的畋猎活动；观看波涛汹涌的江潮。但这些方法都无法使楚太子忘掉病痛。最后，吴客问，听听天下的“要言妙道”怎样？楚太子听后即出了一身汗，病也忽然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枚乘终于以吴客的巧妙设问对答疗治好了楚太子的病。

    《七发》在写作特色上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甚至有许多虚构的成分。作者描写楚太子有疾，曾一语中的地道出了原因：“久耽安乐，日夜无极。”进而阐明自己的主张和认识：

    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官，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这里就运用了一系列比喻和排比来层层铺陈，说明同一个道理。在其后的行文中，尤其是吴客的对答，都将这种铺陈、夸张、虚构的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纯熟自如。如听琴一段中对琴的描写：

    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茵，根扶疏以分离。

    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鹂黄、鹊鸥鸣焉，暮则羁雌、迷乌宿焉……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歧、峤、蝼、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

    作者的本意，无非是想说用名贵的琴，弹奏悲切的歌曲来为楚太子疗治疾病。但他却不点明，只围绕一个“悲”字大作文章，铺陈渲染桐木所处的险峻之势和沐雨栉风的惨象，又用大胆的夸张来对琴声作细致的描绘：听到这样悲凄哀婉的琴声，飞鸟合翅不能飞，野兽垂耳不能行，蚑峤蝼蚁等昆虫抬起嘴巴忘了爬行。随后关于饮食、戏游、畋猎等无不进行铺陈和夸张。这种风格为其后的司马相如、杨雄等大赋家所承袭并加以发展，形成以铺陈夸饰见长的大赋风格。

    另外，在注重铺陈夸张的同时，《七发》还注意对事物进行精细的刻画和描绘。这也是汉赋表现方法上的基本特色，是对整个文学艺术的重要贡献。自此，由《诗经》、《楚辞》所开创的抒情文学，便发展成为汉赋的叙事描写文学了，《七发》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全篇基本上都是叙事描写的笔触，如：

    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此处运用比喻的手法，把江涛不同阶段的不同形态气势，具体、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出来。江涛初起时一片细浪，犹如一群白鹭纷纷翔落；随后便浩浩荡荡，白浪滔天，好像狂奔的素车白马之列；波涛汹涌澎湃，其气势又如军队列队式的进发。描写细腻、生动，读之如亲观其景，犹身历其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枚乘《七发》，主旨在于劝诫奢淫，倡导追求要言妙道，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的艺术成就，更突出表现在文学史意义上：它是汉赋由初期骚体赋向汉大赋转型的过渡，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血性”文人忧国忧民

    蔡邕（132-192），字伯喈，东汉末期杰出的赋家。其赋作甚丰，然多散失，流传至今的《蔡中郎集》，是后人补辑的，其中有赋十五篇，另有《释海》、《九惟文》、《吊屈原文》三篇，亦为赋。但完整的只有《述行赋》、《青衣赋》、《短人赋》和《释海》四篇而已。结合一些残篇来看，蔡邕赋的题材非常广泛，其中有咏物赋，也有记天灾的《霖雨赋》，有写水的《汉津赋》，有纪征行之感的《述行赋》，有吊古人的《吊屈原文》，有写爱情与婚姻的《协和婚赋》、《检逸赋》、《青衣赋：》；此外还有写古代乐人的《瞽师赋》和俳谐体的《短人赋》。在汉代赋家中，大概没有第二个人的赋有这样广泛的题材了。在这些赋中，以客观真实地记录他“一路惨象不忍睹”的《述行赋》最具代表性。

    汉赋发展到东汉时又别开一格，即记行赋。它主要是记述旅途所见及由此引发的感慨，其源可溯至刘歆的《遂初赋》，后继者有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等。蔡邕的《述行赋》也属此类。这类赋由于所写的都是旅途上的感慨，因此和那些京都大赋崇尚铺张渲染不同，特注重抒情，即在记叙中抒发作者的内心情感，开了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蔡邕这篇赋写的是他在桓帝延熹二年（159）被遣往京师途中的所见所感。从他在赋前的小序中可以看出，这是蔡邕一次“苦难的历程”。当时朝纲紊乱，奸佞当道，忠臣遭诛，百姓冻饿致死者不计其数。新贵徐璜得知蔡邕弹一手好琴，便上报朝廷，下诏令蔡邕赴京献艺。对蔡邕来说，这不仅不是权贵们对他才能的器重，相反的却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和轻视。

    蔡邕面临着痛苦的两难抉择：不去，则违抗朝廷，后果可想而知；去吧，则又受到良心的谴责，个人操守和气节也将受到损害。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也只好踏上征途。沿途满目疮痍，一路惨象叫人不忍目睹，最终促使他下决心作出抉择，借病中途返回，拒绝与新贵们同流合污，保全了气节和操守的高洁。从被“发遣”到“得归”的中间，既是痛苦的行程，更是心灵炼狱般抉择过程，其间的矛盾、痛苦、激愤的心理，构成赋中所“述”的主要内容。

    赋名“述行”，就是要如实客观地记录下这一次重要的行迹。这段行迹，既是作者人生历程上的重要一章，也是他心灵历程中的一次重要活动，作者把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这篇记行赋的抒情特色。在写法上，蔡邕大体上仍然仿效刘歆《遂初赋》和班彪《北征赋》，前面一段侧重于吊古，后面则加进对现实政治的揭露和批判，实为该赋主脉。

    凭吊古人部分，蔡邕根据沿途所经过的名山大川和名都古邑所提供的丰富的历史资料，融进自己的身世之感，穿插着细腻的写景，并能使情景相生，显得深沉蕴藉。当他行进在中原大地上时，曾在这块土地上风云际会的各色历史人物纷至沓来，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哀晋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篡军。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肸之不臣。问宁越之裔胄兮，藐仿佛而无闻。经圃田而瞰北境兮，悟卫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叹兮，愠叔氏之启商。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侠坟……对这些历史人物，根据其或忠或奸，作者相应地予以褒或贬，并悲愤地指出历史上的许多悲剧，都是因为昏君奸佞造成的，借古讽今，为下文作了有力的铺垫。

    如果说蔡邕对历史人物的咏叹是历史陈迹引发的，那么，他对现实政治的猛烈批判，就明显地浸透着个人的身世之感和忧国忧民的良知：

    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唐虞眇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观风化之得失兮，犹纷挈其多违。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爰结踪而回轨兮，复邦族以自绥……以大段赋文思考和批判现实政治，矛头直指时政，基调冷峻激愤，情辞激切，感慨沉痛，这在当时的同类式样的赋作中是不多见的。它不但深刻地揭露了朝政的腐败和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而且将它与劳动人民贫苦困窘的惨状作比较。它使人们看到了皇室权贵楼台赫然如天宫，穷人却是房漏屋湿；富人用山珍海味喂犬马，穷人家却连无粒的秕糠也吃不上，从而揭示了社会阶级的尖锐对立，读之令人不由想起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蔡邕敢于将这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揭示出来，并进而申明自己对劳动人民贫苦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操守，的确表现了一个“有血性”的文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述行赋》在写作上也有着极为鲜明的艺术特色。在述行时，作者注意环境、气候与历史陈迹的穿插描写，文章随山势地貌跌宕起伏，流转自然，且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开篇写淫雨逾月，路途蹇滞，旅人心情郁闷烦躁，本想通过怀古使郁结的幽情得到宣泄，不料，回顾历史反倒更增添几分悲怆。这个开篇，既写出了当时阴冷的气候，又富于象征意味，也写出了作者沉郁的心情，为全篇定下了愤怨的基调。其后的描写，在历史、气候、地形中交替展开，结构灵活，衔接自然，毫无板滞之感。作者还巧妙地用恶劣的气候起兴，描写历史上一些带有悲剧色彩的重大事件，借古讽今，古今对比，形成了深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明叙田猎实讽离

    杨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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

    《长杨赋》以写田猎为构架，实讽汉成帝的荒淫奢丽。先以序文略叙长杨之猎，而在赋辞之中就完全以议论出之。以高祖的为民请命，文帝的节俭守成，武帝的解除边患，概述历史，树立楷模，颂古鉴今，处处显出成帝背离祖宗，不顾养民之道。对先代颂得愈高，对当今讽得愈深。

    赋辞议论凌厉，气势逼人，以正言出微词，泼辣而有节，显示了辞赋家词采风发的才能，又表现出议论家逻辑缜密、无懈可击的特色。其中一些长句，尤可见出作者的功力。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骠卫，汾法沸渭，云合电发，焱腾波流，机骇蠭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

    碎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驱橐驼，烧熐蠡，分剓单于，磔裂属国。夷阬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铤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颌，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焚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足抗首，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杨雄当然没亲眼见过卫、霍西征的场面，他所写的只是文学上的想象。但这一段描写武帝时期的武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卫、霍征匈奴的战争场面，杀伐之气跃然纸上。

    同时，《长杨赋》也借天子于长杨宫射猎为题，从侧面揭露了封建帝王为了满足一己之淫乐而滥用民力，荒误农工的荒唐行为，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进步正直的一面。但是作为封建时代的御用文人，他作这篇赋的主旨在于歌颂汉皇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又要起到讽谏的作用，在表意上就采用了隐晦曲折的手法。赋中借子墨客卿之口揭露了君王动用农民、军队，大肆围猎，影响生产的事实，并提出君王应以“养民”为准则，“动不为身”、“玄默为神，淡泊为德”在当时这样提是十分尖锐的。而作者于后面借翰林主人之口，假驳斥子墨客卿为名，以历代君王的行为为论据，说明治国要以文武之道，则是采用另一手法，含蓄地对汉成帝荒淫畋猎表示不满。他举出汉高祖的以武功创立基业，又叙述汉文帝的守成和与民休息、宁俭勿奢，以及汉武帝以兵服远，为民扞灾除患，以此说明崇武也是必需的，君王应该做到居安思危。在这儿作者推出汉高祖及文帝武帝，一方面是要说明应法祖而治国，另一方面是说明当时之运用武功是在特定环境中才应用的。而对眼前，作者表面上也颂扬武功，甚至打出“胡人获我禽兽，竟不知我亦获其王侯”的招牌，而其实质还是非难而进行讽谏。只是手法上巧妙婉转一点，文意上也显得曲折起伏，耐人寻味。

    作者于赋的序言中就揭露君王狩猎而“农不得收敛”的事实，表明了作者立意讽谏的本意。这种论点明确、意在辞先的写作方法，在赋中是罕见的。

    《长杨赋》是作者的前作《羽猎赋》的姐妹篇。《羽猎赋》序以议论，赋用叙事；《长杨赋》序用叙事，赋用议论。另外，本文通篇仿效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不仅在结构上，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无不则其步趋，祖其音节，可谓是神形俱是，然而在命意、文章的气势，意境上又大不相同。

    这种脱胎而出，自成新意的创作方法，正是杨雄创作中的最大特色。

    情悠悠而哀长

    班彪字叔皮，陕西人，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因避难而从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据西河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公元23年，刘玄称帝高阳，王莽死，刘玄迁都长安，年号更始。公元25年，赤眉入关，刘玄被杀。在这时期中，班彪远避凉州，从长安出发，至安定，写了这篇《北征赋》。

    《北征赋》是班彪于更始帝刘玄年间避难凉州，由长安至安定时所作。赋中记述了作者北行的历程，抒写了怀古伤时的感慨，反映了西汉末年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的惨况。全文情调凄怆，深切感人。

    本文以作者行途的进程为线索而依次展开。

    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来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

    开头这几句就点明时势，拈出本意，为总领全文的大纲，全篇由此兴感。随后以简短的四句说明北征之缘由。

    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登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忿戎王之淫狡，秽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纷吾去此旧都兮，騑迟迟以历兹。

    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涉长路之绵绵兮，远纡回以樛流。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

    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諐。何夫子之妄说兮，孰云地脉而生残。

    这几段叙述了北征之经历，以所发长安为第一层，而遥指安定又为一层。前者初发有回味之情，后者遥指，则有展望前程之意、两层虽同为叙事，并多为回顾往事，但在表达上稍加变异，这就增加了文章的活泼性，避免单调、呆板。最后作者以悲故乡之遭乱为结束，与篇首遥相呼应。在结束语中，作者虽然以“夫子”、“达人”的行为勉励自己，并说“虽之蛮貊，何忧惧兮”。这似乎与通篇意思相悖，其实这更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悲哀，是他壮志难酬而不得不于老庄思想中寻求解脱的一种反映。

    本文中作者屡屡借前朝之事，讽刺当权者的祸国殃民，这不仅加深了本文的思想性，而且这种“登山眺野，触目兴怀”的怀古之情，使全文具有一种苍然古朴的情调。寥寥几笔，然已哀音历落，使全文充斥着无限苍凉的悲愤气氛。这种以咏怀古事来寄托哀思的手法，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唐代以后的吊古之作，读起来使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

    戒色，戒奢

    在汉赋发展史上，杨雄是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之一，后世常以“杨、马”并称。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郫县）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小地主家庭，家境很一般。和司马相如一样，他也点有口吃，不善言谈，为人简易，不向往富贵，喜欢深思。自少年时杨雄就勤于读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后来成为学问渊博，经学、小学、辞章兼长的学者和作家。

    杨雄40岁以后来到长安，成为汉成帝的侍臣。次年，成帝先后巡幸甘泉宫、长杨宫，进行祭祀、狩猎等活动。每次出行，都让杨雄跟随，并命其作赋，歌功颂德。杨雄不敢怠慢，也想借机展示自己的才华，于是呕心沥血，于成帝元延二年（前11）、三年（前10）期间，创作出《甘泉赋》、《羽猎赋》、《河东赋》和《长杨赋》四篇大赋，掀起了汉赋创作的又一个高潮，并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为创作这几篇赋，杨雄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的好友桓谭的《新论》中记载，杨雄作赋时，梦见自己五脏六腑都出来了，只好用手捧起还原回去，醒来，大喘心悸，元气大伤，病了足足一年。

    这四篇赋属于京殿苑猎郊祀一类。这几篇赋前都有杨雄自己所作的《序》，据此知，他作《甘泉赋》等，皆有讽喻劝谏之意：“奏《甘泉赋》以风”，“上《河东赋》以劝”，“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上《长杨赋》……以风”，只不过赋中表现的讽意很微弱，与司马相如相似。

    杨雄作《甘泉赋》企图讽喻劝谏的，一是戒奢，一是戒色。汉成帝无子，为求继嗣，他“郊祀甘泉泰峙，汾阴后土”。汉代的甘泉宫，本是秦的离宫，建筑极其奢华，汉武帝又增修了很多宫殿，据记载，宫的周长有十九里，宫殿楼观堪与建章宫相媲美，百官在此皆有邸舍，它不仅是汉代帝王的避暑胜地，而且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也在此举行。甘泉宫的崇殿华阙，是穷奢极侈的代表。汉成帝每次去甘泉宫，往往是假祭祀之名行游乐之实，而且规模场面很大。这两次祭祀活动，杨雄均随从在场，目睹了当时的奢华，因此在《甘泉赋》中，他极力描绘，夸张铺饰，着力写天子出行场面的盛大，并将此宫与传说中的上帝宫殿相比拟，实则是希望对统治者能有所警戒。

    汉成帝还好色无度，上演了许多宫闱丑剧。他从做太子时，就以好色闻名，即位以后，先立许嘉之女为皇后，并效仿天子“一娶九女”的古礼，下令从良家女中采选美女以备后宫。但没多久，赵飞燕就以婕妤的身份取代许氏为皇后，不到一年，成帝又移情别恋，专宠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将赵飞燕移居别馆。赵飞燕生性淫荡，居别馆时，竟与身边的侍郎、宫奴等私通，虽然有人上书揭发，但上书者多被成帝杀掉，所以赵飞燕更加淫恣。杨雄在《甘泉赋》中写道，古之天子追求女色总是首先要想到利害，宁肯选择西王母那样年岁稍长但行为端庄的女神，也绝不接受玉女和虙妃这样年轻但举止轻佻者的求爱，他们不给玉女、虙妃这样的女子邀宠献媚的机会，坚守道德的精神并接受神明的监督：

    风而扶辖兮，鸾凤纷其衔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蹑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亡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

    言语中劝谏汉成帝“戒色”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成帝在位时，朝政已旁落，由外戚王氏把持，成帝因此沉溺女色、宴乐而不思进取。元延二年（前11）三月，成帝率领群臣祭祀汾阴后土之后，便“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实际上是搞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公款旅游。由于这次游览的主要是五帝、三皇的遗迹，还有与古代圣君贤臣事迹有关的地方，杨雄就作了《河东赋》，借以激发汉成帝整顿朝纲、勤政爱民的进取之心，意在“劝”，“劝”即勉励、激励，这与其他三赋以讽喻为主不同。

    西汉一朝，武帝始大建离宫别馆，开游猎之风，成帝时游幸游猎之风尤甚。与其前代帝王相比，汉成帝之游猎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极其铺张，为祸更烈。汉成帝元延二年十二月，成帝外出羽猎。羽猎就是使士卒负箭而猎，杨雄亲见这场羽猎场面，他认为，如今的“羽猎”，从天子乘坐的田车、随从的戎马、狩猎所用的器械，到狩猎队伍所需要的食用之物以及围猎野兽的装备，都极其奢侈华丽且铺张，有违先王创狩猎之礼仪的本意，担心后世会因袭这种奢丽铺张的风气，所以作《羽猎赋》以讽谏皇帝。杨雄在赋中竭力夸耀羽猎场面之壮观及规模之宏大，以造成歌功颂德的假象，写场面的壮观：

    举烽烈火，辔者施披，方驰千驷，校骑万师；写规模的宏大：

    车骑云会，登降暗蔼。泰华为旒，熊耳为缀。木仆山还，漫若天外。储与虖大溥，聊浪虖宇内。

    但杨雄用意是否定和批判这种劳民伤财、为祸百姓的狩猎活动，只是自己身份卑微，只能采用“寓贬于褒”的手法来表达。

    《羽猎赋》的讽谏并没有起到谏阻皇帝游猎的作用，“羽猎”之后的第二年，为了向胡人夸耀汉朝种类繁多的禽兽，更为了观赏人兽搏击的场面，成帝又举行了“长杨观猎”。观猎活动区域辽阔，方圆数千里，规模宏大，扰民严重，“农民不得收敛”。亲历了这样的场面之后，杨雄按捺不住心中的忧愤，写下了《长杨赋》。此赋改变了以往作赋极尽铺陈描写的做法，采用“子墨客卿”与“翰林主人”问答的形式，直陈其事，直奔讽谏的主题，指出圣明的天子应“仁沾而思洽，动不为身”、“玄默为神、淡泊为德”。《长杨赋》采用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写法，历述祖先功德，以激励成帝进取之心，促其幡然醒悟。

    杨雄四赋，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继承的是司马相如赋的写作范式和表现手法，所以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中说：“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是，杨雄毕竟是一位不同凡响的文学家，他的模拟也并非是亦步亦趋，而能做到效法其人而不为之所囿，力争有所变化和创新，在题材和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是扩大了赋的题材。不仅描写帝王生活，贵族生活、官僚内幕、古代历史人物等也皆统摄其中，并把目光投向了地方都市。其次，开创了蕴藉迂徐的赋风。他的赋，讽谏说理成分大大加重，没有了西汉中期那股踔厉昂扬、闳放不羁之气，变得典丽深湛，词语蕴藉，从容徐缓，有儒雅之风。再次，炼字遣词奇崛诡丽，铺陈有度。杨雄赋文辞奇诡，人所共知，但奇字怪字多用在描写处，叙事时常用浅显文字。铺陈也不像相如那样烦琐，而是扼要简括，大赋的篇幅较其他诸家精短。

    弹琴感文君，颂赋惊汉主

    说起司马相如，那真是故事一箩筐！这位蜀中才子、汉赋圣手，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他与大汉天子的奇遇、他作赋时的艰辛等等，都已不再单纯是史书上的记载，而是早已化为诗词中的典故、舞台上的形象、戏剧中的人物，为历代的人们津津乐道。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年轻时，喜好读书，又学习剑术。司马相如本名犬子，就是阿猫阿狗的意思，随着学识的增加，他十分仰慕战国时期赵国名相蔺相如的为人，便改名叫“相如”。曾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蔺相如司马相如实不相如”，下联“魏无忌长孙无忌此亦无忌”，联中人名对人名，十分有趣。

    四川地理条件特殊，物产丰富，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而险峻的巴山蜀水，又使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种相对隔绝的环境，造就蜀人豪放不羁的性格，历史上多有游侠和羽客。

    在读书和习剑中度过少年时代之后，司马相如离开家乡，想在京城中大干一番事业。汉代人做官主要有两条路，一是通过“察举”，被地方官看中推荐；另外是“赀选”，就是拿钱买官。相如通过赀选，在汉景帝身边做了“武骑常侍”，一个类似现在的总统保镖的角色。但这远不是他的初衷，而且汉景帝对辞赋等华而不实的东西也不感兴趣，所以，在宫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相如一直很郁闷。就在这个时候，汉景帝的同胞兄弟梁孝王进京，随身带着邹阳、枚乘等一批文人，司马见到这些同类士人很兴奋，梁孝王也十分欣赏相如的才华，于是，相如便借病辞官，随梁孝王去了梁国。司马相如在梁园如鱼得水，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但“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去世，梁园宾客随之作猢狲散。司马相如只好告别生活了八年之久的梁园，回到成都老家。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已亡，家境败落，司马相如成了待业青年，不得已只好投奔在临邛做县令的朋友王吉。临邛是成都附近的一个县。

    在临邛，相如与卓文君演绎出了名传千古的爱情故事。卓文君是临邛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容貌秀丽，文才出众，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但年仅十七就不幸守寡在家。司马相如早已耳闻这位才貌双全的美人。一次，卓王孙宴请宾客，好不容易把司马相如请到。席间，相如借琴声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卓文君也久仰相如文采，不禁从屏风外偷窥相如。她深懂音乐，司马相如的琴声让她怦然心动，两人一见倾心，当夜，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携手私奔。

    这时的司马相如一贫如洗，空有才貌，卓王孙也因女儿败坏门风怒火冲天，不给她一文钱。两人只好将身上还值点钱的东西变卖，回到了临邛，开起了小酒馆。文君每天当垆卖酒，相如身穿犊鼻裈，与佣人一起打杂。卓王孙闻讯，深以为耻，但经不住兄弟、叔伯等的劝说，况且还有骨肉亲情，不得已，分给文君百万银钱和百名仆人。司马相如夫妇回到成都，过起了富人的生活。“弹琴感文君”，相如与文君的这段浪漫故事，成为后人咏之不尽的风流佳话。

    汉武帝继位后，相如的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武帝雅好辞赋，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只恨不能与其同生一个时代，倾慕至极，等搞明白他就是治下臣民时，便急忙将相如召至京城，成为身边的近臣。元光五年（前130），司马相如曾两次奉汉武帝命出使巴蜀，对开发西南地区，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从西南回来后，有人告发他出使时曾受人财物，因而被免官，但不久又复为郎。由于这件事，他意识到为官的风险、仕途的艰难，便称病闲居在家。晚年，任文园令，这是管理汉文帝陵园的闲职。后因病免官，居住在茂陵。在茂陵，风流成性的司马相如又看中了一位“茂陵女”，想娶进家，结果惹得卓文君大怒，作了一首《白头咏》表示自己的决绝之心，相如读后只好作罢。元狩五年（前118），病死家中。他病时，汉武帝派人去茂陵搬取他的藏书，但只发现了有关封禅的遗札，武帝看后十分惊讶。没几年，汉武帝便进行了封禅之礼。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其文学成就以赋最高，有“赋圣”之称，据载有作品29篇，今存6篇，即《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和《长门赋》。其中，《子虚赋》、《上林赋》是其代表作，创立了汉大赋的基本模式，后世将其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有“汉代文章两司马”之说。

    《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内容前后连贯，实是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史记》和《汉书》都引作一篇，称《天子游猎赋》，但萧统编《文选》时分为两篇，所以也有人认为是两篇。把它们看做是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篇，更为合理一些，《子虚赋》作于相如在梁孝王处为宾客时，而《上林赋》作于汉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距10年。

    汉武帝对《子虚赋》早就十分着迷，等见了相如之后，不住地称赞，司马相如告诉武帝，《子虚赋》不过是写诸侯之事，不足观，要写天子游猎之事，作《上林赋》。司马相如作赋确实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据说，他写这两篇作品时，心情闲散，和身外的事物不再发生关系，他挥洒天地万物，铺叙古今人事，时而精神恍惚，好像睡着了一样，时而又忽然惊醒，精神振奋，接着写，用了100天才完成。

    《子虚赋》、《上林赋》虚构了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个人物，全文即由他们的对话构成。子虚，就是虚言；乌有先生，就是没有此事；亡是公，就是无此人。《子虚赋》前半部分由子虚、乌有先生的对话开始，楚国使臣子虚出使到齐国，齐王发出全部车骑，举行大规模的田猎，意在夸耀齐国的气魄。猎罢，子虚访乌有先生，并夸耀当日之事，亡是公当时也在场。在子虚看来，齐王在接待他的过程中流露出大国的自豪和炫耀，无异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于是，便向齐王盛夸楚国云梦之大、山川之美、物产之富，中间侈言楚王游猎云梦之乐事，借以傲视齐国。赋的后半部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指责子虚“彰君恶，伤私义”。乌有先生认为，辽阔的地域、丰富的物产以及对物质享受的追求，都无法同君主的道德修养相提并论，不值得称道，接着，又极力夸称齐国的山海方物远胜于楚，想在气势上压倒楚国。

    《上林赋》紧承《子虚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后，很不以为然，批评他们二人和楚、齐二君都有违诸侯之礼：

    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接着，亡是公极力铺叙天子上林苑的巨丽、天子游猎的无比壮阔的场面，压倒楚、齐，使子虚、乌有倾心折服，以此表明诸侯不能与天子相提并论。然后，“曲终奏雅”，写天子认识到“此太奢侈”，转而改弦更张，体恤百姓，彰显其严于律己的英明。

    这两篇赋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在赋的末尾，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惩奢劝俭的用意。前后两部分，主题统一，即反对奢侈，崇尚节俭，抑诸侯而尊天子，维护汉帝国的统一。其间又有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及对天子功德、帝国昌盛气象与风貌的热情歌颂，反映了汉人高蹈扬厉的精神和自信的心态。

    从结构上看，二赋结构宏大，想象丰富，描写场面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如《子虚赋》描写云梦大泽说：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巍郁，隆崇嵂蟀；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埘，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琘昆吾，瑊功玄厉，硬石碔硖。其东则有蕙圃，蘅兰芷若，芎藭菖蒲，茳蓠蘪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阤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这一段文字，从上到下、从高到低，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将其山、其土、其石、其树等等写了一个遍，极尽铺排之事。二赋所描绘出的“赋迹”，生动地体现了司马相如所说的“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

    语言上，辞采富丽，诡谲多姿，表现了作者驾驭文字的高超能力。凡是能够增强描写效果的辞藻都用上了，语句因此显得特别铺饰、华丽。这与司马相如自身的文字功底也不无关系，他着有《凡将篇》，是当时有名的字书，所以在作赋时，能调动大量的词汇，对描写对象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描述。句式有三言、四言，也有七言，交错互用，整齐中不乏变化，富有节奏感、韵律感。

    《子虚赋》、《上林赋》长达3500多字，这两篇天才之作，不仅是司马相如的进身之阶、成名之本，使其赢得了天子的赏识，而且标志着大赋的成熟，是一代文学汉赋的代表作，在汉赋发展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它以华丽的辞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奠定了汉赋的基本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两汉及后世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如杨雄的《甘泉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皆取式于此，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杨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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