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之城的繁华衰败

    西汉后期政权更迭，外戚王莽获得权力，登上帝位。本想改朝换代，将刘姓天下改成王姓皇朝，施行一番丰功伟业，却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在皇位宝座上只待了很短时间，不但没有实现宏图大愿，而且连皇帝梦也没有做多长时间，就被现实硬生生地敲醒了。朝代还是那个朝代，天下还是天下，但早就物是人非了。

    王莽这么一闹，西汉终结，刘秀带领起义军奋起反抗，将朝政重新夺回刘氏手中，25年时建立东汉，都城选在了洛阳这个盛开牡丹的城市。

    洛阳为“天下之中”，这是周公所言。他身为古代着名的政治家，对洛阳如此盛赞，可见自古以来，洛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崇高。且据传，中国一词便是从此言中引申而来的。这块厚实古老的土地自夏朝以来共孕育了十三个王朝的首都，所以，司马光对洛阳作过如下评价，“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意思就是洛阳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更替，见惯了兴废之事。

    审曲面势，溯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回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轩辕。大室作镇，揭以熊耳。底柱辍流，镡以大丕。温液汤泉，黑丹石缁。王鲔岫居，能鳖三趾。

    张衡对于洛阳的盛赞是发自内心的，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他眼中的洛阳依山傍水，地势良好，而且城外温泉喷涌。有着年代久远的鲔鱼和鳖生活其中，群林环绕，景色宜人，就仿若仙境一般，置身其中，有着透彻心脾的舒心惬意。虽然时代久远，一些词句的遗失令赋词稍显缺失，但丝毫不会影响整篇文作的美感，洛阳的整体布局皆在文辞之中流转，那城外巍峨的山，那山间蜿蜒的河，还有城中严谨的布局和固若金汤的城池，无一不在文字中变得鲜活。

    这些文字是节选自《东京赋》中的一小部分，看到这些华美的语句，最先想到的是它们竟然可以流传千年，带着古人的心意，给后人以美感。

    最初的洛阳便是如此，纷繁之下，皆是兴荣。

    洛阳兴盛而不流于奢侈，一改当日西汉长安的布置格局。虽然磅礴却不奢华，虽然大气却不铺张，不论是布局还是建筑，无一不是秉承西汉风格之余，又衍生出东汉的气象。张衡生逢其时，对洛阳的繁华尽情歌颂了一番，他为洛阳所作的赋词，虽然不免含有恭维的意思，但也算是一番肺腑之言了。

    刘秀凯旋登基之后，洛阳成为都城，开国帝王自然要建立一番伟业来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所以，洛阳的兴建被提上了日程。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刘秀懂得穷兵黩武只会令王朝衰败，所以他精兵简政，令当时许多士兵回归农田，兴修水利，这是刘秀在洛阳实施的一项仁政措施。

    正是解甲归田的这批士兵，对当时洛阳的兴建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个时期的洛阳虽然还谈不上有多么繁华，但是在帝王的一步步努力下不断完善，这个城市随同东汉一起经历了最初的发展。

    东汉作为一个朝代，或许无法和西汉的繁华相比，因为天地巨变，最终走出一条生存之道的东汉，比西汉更为委婉。这个劫后余生的朝代在有限的岁月里，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朝纲，生存的本能使得东汉的统治者既兴奋地享受着胜利的果实，又忐忑不安心藏隐忧，害怕随时爆发灾难将一切毁于一旦。

    一直到建武二年，经过西汉末期动荡的尘埃才逐渐落定，人民再次安稳，这段时间的兴盛被称为“光武中兴”，中兴了前朝的汉武盛世，中兴了之前的文景之治。然而，真正的道德理想是不存在的，洛阳的中兴也不会盛而不败。

    随着牡丹开了又谢，这座都城逐渐走向成熟。然而历史不断向前，刘秀当初担心的外戚专政再次发生，并且愈演愈烈。东汉后期的皇帝多数寿命不长，皇位上坐着的大多是几岁的娃娃。党锢之争，外戚专权，宦官把持朝政，整个东汉乱成了一锅粥，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谷底。

    这些都在洛阳发生，也在洛阳经历，无论时局如何变化，这些璀璨如星光的经过都是无法被后人遗忘的。洛阳见证了一切。

    张衡早在《东京赋》中就提到兴衰有时。或许他在看到洛阳繁华的时候，早已经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之后的衰败，就如同那朵朵艳丽的牡丹一样，经过多久的生长，才能有那三月的如花似锦，但是花期如此短暂，短得令人没来得及欣赏，就已经出现了凋零的迹象。

    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无法将这个朝代挽留在时代的台阶上，好像一场恍惚的梦境，在经历了一番悲喜交加、正邪之战后，忽然明白，该走便走，该留便留。无论是人事还是时局，都不会因为善良的人胸中充满了不平之气而改变。大汉的风流，早已经远去，留下的只有这座美丽的城池和飘散不去的萎靡。离开，是唯一的结局。

    人性的自私最终还是压碎了裹在统治者身上的道德外壳，经历了事实的蜕变，最终，还是将理想与现实剥离。汉朝的走向，依然还是不可遏制地与预想背道而驰。就连张衡在面对世事变换时，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沦为什么样子，更何况那无人能够再掌控的王朝。

    或许，仰天长叹是唯一可做的。

    洛阳城是东汉兴衰成败的唯一见证者，它冷静注视，就好像是一部小说的旁白，它提供了各种元素，时间、地点、空间、人物，还有故事，唯独没有结局。或许这座城市就好像是一位小说高手，它懂得没有结局的故事才能更加引人入胜，懂得留下空白，才能赢得观众。

    杜笃辞赋归“纵横”

    在东汉前期的赋坛上，京都大赋的创作骤成潮流。究其原因，主要是王朝定都问题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当时，围绕着定都洛阳还是回迁故都长安，朝堂上下，论争纷纭。对此，赋家们也不甘寂寞，纷纷提管自陈“高见”。其中，尤以杜笃的《论都赋》惹人注目。

    与一般的京都大赋不同，《论都赋》不是通过对东、西两都的渲染铺陈婉述己见，而是排闼直入，指切实事，进而辩难立言，毫不掩饰自己的激情和反对都洛的主张。此赋全篇都充溢着强烈的干政欲望和论辩色彩，显示出纵横家的本色。这与杜笃本人的个性密切相连。

    杜笃（？-78），字季雅，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出身官宦之家，其高祖杜延年为汉宣帝时御史大夫。杜笃天生聪慧，知识广博，但为人太随便，不修小节，因此，地方上的人都瞧不起他。旅居洛阳时，由于处事不顾他人，一意孤行，又与那里的地方长官交恶，被人家捕送京师问罪。说来也巧，他系狱洛阳时，正赶上光武帝刘秀的功臣吴汉逝世。光武帝向群儒征诔文悼念吴汉，杜笃在狱中也作了一篇。因为属辞冠绝诸儒，深得皇帝赏识，他竟因此被“赐帛免刑”。然而，命运之神并未从此格外垂青于他，他只是在地方上从事些抄抄写写的文书工作，无由再去京师寻求发展，沉沦下僚达二十年之久。对此，杜笃深以为憾，说：“想我杜家祖辈文明善政，可我却连个小吏也做不上；外高祖武略超群，而我却远离此途。杜家内外五世以来的发达隆盛，到我杜笃这儿算是没落到家了！”

    不能显亲扬名之叹和尊卑交织之感，毫不掩饰地溢于言表。摆脱现状的契机倒也不是没有。汉章帝建初三年（78），车骑将军马防率兵攻打西羌，特聘杜笃为从事中郎，随军立功。谁料想，此行却使杜笃埋骨在射姑山下。他的一生，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论都赋》的写作，当在杜笃出狱后居洛阳之时，也正是朝堂群臣纷议定都何方之际。以杜笃的性格，自然不甘缄口。《后汉书·文苑列传》载，“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论都赋》的开篇说：“窃见司马相如、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刚刚摆脱了囚犯的身份，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上书皇帝，就政治敏感问题理直气壮地直接发表个人意见，足见其策士气魄之一斑。

    赋写光武帝西巡故都长安时，由于“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并有诏修缮宫室建筑，引起了中原人士的疑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于是：

    客有为笃言：“彼陷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万乘哉？成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笃未甚然其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

    在这里，“客”显然是虚构的，他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意见。但这样一来，作者就获得了进一步论述的必要和空间了。接下来作者讲了回都长安的三个理由：

    其一，当初的秦王朝，从开国的时候就是通过占据咸阳、长安一带而逐渐称霸西部，为所欲为的。我大汉立国以来，也是建都长安，并通过世代积累，才有了武皇时代的鼎盛局面，所以，“非夫大汉之世盛，世借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而且，我大汉“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彰，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以来，无兹着明”。

    其二，“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这里山川险要，土地肥沃，“用霸则兼并，先据则功殊；修文则财衍，行武则士要；为政则化上，篡逆则难诛；进攻则百克，退守则有余：

    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

    其三，方今天下新定，百废待兴，皇上一心考虑招抚四夷，巩固边疆，“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雍州也”。臣则认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远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

    因此，“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与？”

    杜笃所言，有理有据，不由人不信。他主要是抓住了皇帝的三个心理，展开论辩：一是祖先崇拜心理，也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效法祖先的所作所为，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二，帝王的好大喜功心理，他们无不想据险要之地以建万年基业。其三，犹豫不决、急需他人明言利害的心理。杜笃没有采用京都大赋惯用的“虚辞滥说”的铺陈渲染之法，而是针对具体事实，以理性思维为指导，痛快淋漓地畅淡己见。这种指切时事、辩难立言的手法，正是战国策士游说诸侯时所常用的伎俩。

    值得注意的是，杜笃在赋中陈述己见时，感情充沛，理直气壮，而不见诚惶诚恐。虽说是给帝王上书，却完全是一副帝王师友的姿态。他认为皇帝应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意见，“苟有便于王政者，圣主纳焉。何则？

    物罔挹而不损，道无隆丽不移，阳盛则运，阴满则亏，故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信心十足，正气凛然，大有持真理者舍我其谁的架势，活脱脱的一个当代纵横家。

    神之营之，瑞我汉室

    王延寿，生卒年不详，字文考，一字子山，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他是汉代大学者王逸之子。王逸着有《楚辞章句》，是伟大诗人屈原作品集《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至今仍是研究《楚辞》的重要参考书。

    在父亲的培养下，王延寿从小就表现出卓越的文学才能，在辞赋史上留下了《鲁灵光殿赋》、《梦赋》和《王孙赋》三篇杰作。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将《鲁灵光殿赋》与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巨制并称，他也因此赢得了“辞赋之英杰”的殿军地位。而《梦赋》、《王孙赋》作为赋史上同一题材的开山之作，也是文质兼胜，才情特出的名篇。可惜，王延寿年仅20多岁就溺死于湘水。

    《鲁灵光殿赋》是王延寿随父游历鲁国时所作。灵光殿是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馀所建。刘馀喜欢建造宫室，他在孔子旧宅基础上扩大面积，大约于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前后建成此殿。灵光殿建筑宏伟，内外雕饰精致，中间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依然完好无损，巍然高耸，而汉初长安所建未央、建章等宫殿却都遭破坏。王延寿游东鲁，见到这座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禁惊异万分，写下这篇大赋。

    此赋全篇结构谨严，内容精粹，作者的才华主要体现在对灵光殿建筑美、装饰美井然有序而细致逼真的描写上。正文第一部分，先从殿的外观写起，远望灵光殿，其形状高峻、卓异、丰丽、宽敞，楼阁参差，灿烂辉煌，有天宫之气象。进而写初进前堂所见丹柱雕墙之色彩缤纷。接下来，写堂后房舍的深邃幽曲，东西两厢，深邃奥秘，让人惊恐。

    旋室便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厢踟蹰以闲宴，东序重深而奥秘。屹铿瞑以勿罔，屑黡翳以懿濞。魂悚悚其惊斯，心而发悸。

    第二部分描写灵光殿的内部结构，这是灵光殿最有特色的部分。宫殿的结构既宏伟坚固而又玲珑剔透；殿中壁画内容丰富又寓意深刻，各房内壁上绘有上古神话、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故事，乃至忠臣孝子、烈士贞女。

    作者不禁感慨：

    何宏丽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谁能克成乎此勋。

    第三部分，写周围的辅助建筑，突出描绘高耸入云的渐台。赋的最后，以“乱曰”总括全文，强调灵光殿的穷奇极妙，归结到对大汉王朝的颂赞，“栋宇已来，未之有兮。神之营之，瑞我汉室，永不朽兮”。

    《鲁灵光殿赋》是中国辞赋中集中描写壮丽建筑的名篇，叙述了汉代的建筑及壁画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在当时就为作者赢得了巨大声誉。与他同时的大文豪蔡邕也写了此稿，但见到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后，大为惊奇，自愧弗如，于是烧掉自己的手稿，改作《梦赋》。

    冲天香阵透长安

    绝大多数汉赋作家，像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等人，都不是纯粹的文人，而是渊博的学者。由于政治地位或职掌的关系，他们有机会博览群书，闻多见广。于是，神仙灵怪、百物杂戏、风土人情、奇闻逸事，同上笔端，齐现腕底，应验了司马相如“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那句名言。于是，读汉赋，有时就像面对着一个万花筒，各色光景纷至沓来，让人有光怪陆离、应接不暇的感觉。

    一篇骋辞大赋，尤其是京都宫殿类大赋，简直就是一幅关于汉代社会风俗的巨幅绘画。合拢来，固然是侈丽闳衍的鸿篇，分开后，又仿佛是若干篇抒写某一片断场景的短赋的集合。有些片断，可以说就是一篇反映汉代社会风情的短赋。东汉张衡的《西京赋》中，不仅有集中描写后宫、建章、太液、上林苑、昆明池等宫殿苑囿的段落，还写到了繁忙的街市、往来的商旅、游侠的盛行，展示了汉代平民的生活环境；不仅描写了宫廷贵族燕乐的内容，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平乐观前广场正在演出百戏节目的情形：

    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檀。冲狭燕濯，胸突锯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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箎。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裲。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砺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数从背见。熊虎升而挐攫，猿狄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困。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媪媪。含利飏飏，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争，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扶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

    这一段赋写到的汉代杂技的名目，就有角抵、扛鼎、寻檀、冲狭、燕濯、跳丸剑、走索、鱼龙曼衍、橦技等十多种。角觝相当于现在的摔跤。

    乌获扛鼎大概就是今天的大力士气功表演之类。寻檀和檀技是缘竿表演的杂技，这些来自异国的艺人身手不凡，在竿上飞腾跳跃，并做出弯弓射西羌、回首射鲜卑等各种惊险动作，一定博得了阵阵掌声。冲狭是用席子卷起来，中间插上尖锐的矛，表演者能从中间鱼跃而过，身体却丝毫不受损伤，有点像现在杂技中常见的钻火圈之类。表演燕濯时，在前面放一盆水，人坐在后面，以手撑地，脚有规律地打着节拍，时坐时跃，身轻如燕。跳丸剑，就是手中不断在掷弄弹丸或刀剑，赋以“挥霍”二字来形容，极为生动，也能看出表演者身手十分敏捷，抛接速度极快。走索就是现代杂技中的走钢丝，表演时，两个人同时分别从绳子的两头上去，在绳子中间交会、换位，难度相当高。显然，这些汉代杂技表演艺术家们造诣精深，不可小觑。吞刀吐火、易貌分形的魔术，至今仍是杂技舞台上常演不衰的节目。鱼龙曼衍，也叫作蛇龙漫衍，《汉书》也曾记下过这个名字，但语焉不详。根据这一段赋的描述，我们知道，这是当时的一种大型变幻魔术，时而化为比目鱼，激水作雾，时而化成巨龙，出水嬉戏，旁边还有熊虎奔腾，猿猴攀援，各种怪兽来回徜徉，白象卷着鼻子在哺育幼象，千年蟾蜍，万年神龟，也在其间且行且舞……这些幻象多半都是人所扮演的。赋中还写到当时人在歌唱或弹奏音乐时，有时戴上龙虎豹罴的面具或装扮成这些动物的样子，有时则扮作娥皇女英或上古伎人洪涯的模样，载歌载舞，台上似乎还有“云起雪飞”、“复陆重阁”等布景，煞是好看。在当时演出的节目中，有一个是扮演早年善于呼风唤雨、画地成川的黄公，晚年衰老，而且饮酒过度，往东海去降伏白虎，却被白虎吃掉的故事。情节曲折，首尾完整，通常被认为是后代戏剧的雏形。

    如果不是出自当代人的记叙，我们简直难以相信，二千年以前的西汉都城长安竟有如此炫人眼目，种类繁多的百戏表演。实际上，我们今天所欣赏的许多杂技节目，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由此也可以想象，那时候，平乐观前的广场该是多么热闹喧哗，那时人的日常生活恐怕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调、寂寞。此外，其他汉赋中也有不少关于这些百戏的详细而生动的描绘，都是很可珍惜的。这些出自当代人之手的史料文献，不仅可以印证汉代画像砖中刻画的，以及后来文献记载中涉及的这一方面的内容，也使我们能形象地了解汉代的社会风俗，亲切地想象汉人的生活实况。假如汉代赋家创作时对这些内容漠不关心，该是多么遗憾！

    张衡大赋不是空中楼阁，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大赋在描写皇上渔猎场面时，动用了无数车辆和武士，在数百里大的上林苑，展开了渔猎活动，牵着狗，驾着鹰，兴师动众，放火烧山，箭射枪刺，徒手搏斗，撒网设线，写得极为生动逼真。同时，大赋也指出这种做的后果，许多树木遭摧残，丛林遭践踏，鸟兽被捉殆尽。对池河及小沟，竭泽而渔。皇上和官员这种行为，只图今日快活，不顾今后长久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大赋在写商业活动时，全面描绘了长安和五都之商业活动，规模之大，货物之全，商贾之多，空前绝后。同时，也写了商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活动，以此来欺诈农民的小市民非法活动。

    华夏杂技，源远流长。张衡在《二京赋》中，全方位、多角度，精彩地描绘出杂技演出之宏大场面，为后世研究汉之杂技，提供了详细的宝贵资料。

    汉代杂技有角觝、舞乐百戏、七盘舞、乌获扛鼎（举重类）、都卢寻檀，（顶竿、爬竿类）、冲狭、燕濯（钻火圈之类）、胸突钻锋（气功之类）、跳丸剑（弄丸剑、执丸之类）、走绳索（走钢丝之类）、斗兽、鱼龙漫衍（幻术之类），还有化妆歌舞、假面具戏、蟾蜍与龟、水人弄蛇、易貌分人、吞刀吐火、划地成川、东海黄公等。整个节目，有舞蹈、有音乐、有气功、有道具、有布景、有指挥，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那纯熟、精湛、绝妙的演技，读后令人惊心动魄，回味无穷，耳目一新。

    壮丽的山河，宏伟的宫殿、观、台、阙、园林艺术，斑斓多彩的杂技表演，给我们描绘出一幅五彩缤纷的文化世界，体现出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之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

    穿越古今的繁华

    班固（32-99），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长子。自幼聪慧好学，九岁能诵读诗赋，并在父亲的影响下留意汉代的事。

    当时着名的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从会稽老家到京城洛阳游学，仰慕班彪的学问，前来拜班彪为师，虚心求教。由于经常到老师家中，王充与年龄比他小五岁的班固也逐渐熟悉起来，他很欣赏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建武二十年（44）的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班固也恰好在客厅里，对他们谈论的汉事，不时插上几句颇有见识的话，王充听后，十分吃惊，认为班固将来必定能完成撰写汉代史书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已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建武二十三年（47）前后，班固入洛阳太学就读。在这里，他用功苦学，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晓大义，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班固性情宽和谦让，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

    建武三十年（54），其父班彪去世。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老家安陵居住。从京城的官宦之家，直降到乡里平民，对班固打击也很沉重，但他没有消沉，而是立志继承父亲未竟之业。他着手整理父亲的《史记后传》，并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开始撰写《汉书》。

    东汉明帝永平五年（62），正当他全力以赴撰写《汉书》时，有人告其私修国史。班固被捕关进了京兆的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国史”

    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班家老小都十分紧张，担心班固凶多吉少。

    好在班固有一位智勇过人的弟弟班超，我们现在常用的两个成语“投笔从戎”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从他的话演化来的。他后来出使西域，建立奇功，封为定远侯，拜西域都护，扬汉威直至中亚达30年之久。

    为了营救哥哥，班超立即骑上快马，从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他穿华阴，过潼关，以最快速度抵达京师，通过各种关系，终于上疏汉明帝。班超的举动，引起了明帝的重视，特下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人几十年修史的艰辛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向汉明帝作了诉说。这时，郡守也将在班固家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城，明帝阅后，对班固的才华感到十分惊异，下令立即释放，加以宽慰。明帝器重班固的才干，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所以后世也称他为“班兰台”。兰台是汉朝专门的藏书之处，兰台令史的职责是掌管和校订图书，这个工作为班固着述《汉书》提供了极为便利的物质条件。班固后来又升为郎官，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这时班固已是“受诏修史”，能够专心于这项工程。汉章帝建初中，班固基本完成了《汉书》。班固继司马迁之后，整齐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为后世“正史”树立了楷模。

    汉章帝喜好儒术文学，很赏识班固的才能，多次召他人宫廷侍读，出巡时，也常让班固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汉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匈奴，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铭文，刻石记功，留下了着名的《封燕然山铭》。文中，班固高度评价了对匈奴胜利的意义，也道出了汉武帝以后两汉不断与匈奴作战的原因：“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也。”成语“一劳永逸”就出自此处。

    永元四年（92），窦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杀，对班固早有积怨的洛阳令借机罗织罪名，将班固下狱。同年，班固死于狱中。班固不仅着有《汉书》，是史学高手，而且还擅长作赋，着有《两都赋》、《幽通赋》、《答宾戏》。其中《两都赋》开京都大赋先河。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于洛阳，这就是东汉。自汉末开始的外戚之乱、王莽篡汉、绿林赤眉起义等，把西汉建立的礼制统统搞乱。刘秀光复汉室后，为了安抚天下，表明自己是继承前汉的正统，特别重视礼。

    建武六年（30）、十年（34），他两次到长安，祭祀高祖庙及前汉十一帝陵；十八年（42）三月，又重复这一举动。第二年，还下令修复关中的桥梁、道路、宫室等。光武帝的这一系列活动，让西土的遗老在一番感恩戴德之后，就有了企图，希望国都重新回到长安。京城是国之重心所在，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土的新兴阶层愿意留在东都洛阳。国都问题，成为东汉时期一个重要的话题。

    建武二十年（44），京兆杜陵人杜笃上《论都赋》，以为关中一带表里山河，是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希望迁都长安的呼声，时有所闻，整个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迁都之事，甚至到章帝时，还能听到这种声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汉政权重建，社会趋于安定以后，人们对前汉昌盛时代的一种向往。

    《两都赋》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作的，大致作于永平、永元年间。

    在赋的前面，班固有一个序，清楚交代了作赋的原委和宗旨：一方面是“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于是，作《两都赋》

    “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班固作赋的背景与杜笃一致，但两人的观点、感受却正相反。班固将西都、东都的选择，人们感受、主张的差异，归结为“法度”的不同，从而赋予作品以较强的理性色彩。所谓“法度”，即儒家倡导的节俭、教化。

    《两都赋》分为《东都赋》和《西都赋》，实际上是一篇的上下章。

    作品虚拟“西都宾”、“东都主人”两个人物，借他们围绕迁都长安还是定都洛阳的辩论，表现了提倡、歌颂法度的主题。同时，歌颂了汉帝国京都的繁荣昌盛、四邻臣服朝贡的盛况、天子游猎的盛大场面及汉代帝王功德等。

    《西都赋》重在抒发“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通过“西都宾”之口，盛赞长安地形险要，为中土之最：周、秦、汉三代在这里建立帝王基业，作为国都条件得天独厚。物质基础方面，西京更具有东都无可比拟的优势，这里建筑宏伟、城池坚固、华殿高阙巨丽、士女游侠众多，尤其是昭阳殿，富丽堂皇，空前绝后：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扣砌，玉阶彤庭。碝磩彩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

    这幅画面集中展现了西都的豪华、丰腴，表现出华阙崇殿的壮丽之美。长安形胜天人合应，宫殿巨丽冠于古今，这是以西土耆老为代表的众人所炫耀的，是“国家之遗美”。在西土耆老看来，京都只能像长安那样，否则便不配作为都城。这是旧的京都意识，它以品物繁盛为唯一标志。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记载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恰如当时西汉有一句民间谚语：“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可见经商自古以来就是发财致富的最佳路径。

    自从张骞从西域归来，对汉武帝描述了一番塞外美景之后，好大喜功的刘彻便下定决心，要打通一条通往西域的商道。随后，汉武帝便真的付诸行动，不断派出士兵去打通通往西域的商路。起点就从长安开始，为当时长安的商业繁荣发展做了铺陈。

    成群结队的商队从长安出发，他们带走的是大汉的文明，带回来的却是一袋又一袋的奇珍异宝和珍贵货物。各国的商人慕名而来，他们在长安落脚，为天子献上各地的宝物，越来越多的人在长安进行商业贸易，使得长安日益繁华起来。

    正是因为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长安的官员贵族们也开始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的加入令商人的这支队伍更加庞杂，而其利用政治地位之便，与百姓争夺生意利润的事情也开始层出不穷。在那个时候，汉朝政府真的就依靠商业为国库谋得了一大笔的横财。

    当时的长安城里是九市一起开，不同的货物摆放路边，等着客人来挑选，拥挤的人潮使得车辆都无法回旋。各地的人们都来长安经商，他们在闹市中集会，不论富贵与否，对于商业活动的参与是十分频繁的。

    长安的繁荣被看作是那时朝代兴盛的标志之一，许多文人为了歌颂帝王的丰功伟绩，纷纷提笔写赋词，为的就是将大汉朝的繁荣记录史册，留待后人。班固作为当时的文人、自然免不了也要歌颂一番。于是，《西都赋》里，长安城的繁华景象跃然纸上。

    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

    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

    乡土豪绅、游侠豪杰，从四面八方赶来长安，驰骋其中。四郊近县，南北相望，这些意气风发的贵族们从这些地方赶来长安，还有进行选中的七相五公、州郡豪杰，都是西汉政府为了削弱地方，壮大京城实力，而专门迁移来担当供奉丘陵的重任。

    《东都赋》中，作者借“东都主人”之口，否定了“西都宾”所代表的旧的京都美好理想和京都意识，他指出：“西都宾”之所以力主返都长安，就在于他们是秦人，他们不能站在天下主宰者的立场看问题，因此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同时，他又指出，这些人只认秦昭襄王、始皇的京都之美，而不了解大汉的京都之美，他们过分看重宫廷、河山的品物繁盛。

    《两都赋》的宗旨就在于批评旧的京都意识，确立新的京都观。他指出，主张迁都长安的人“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他们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城池、宫廷建设的品物之美，而不知礼乐文明建设对于京都的重要性。

    他以充分体现礼乐文明的新的京都观，扬弃“西都宾”所代表的京都意识，这就是序言中所说的“折以今之法度”。而这，正是《两都赋》宗旨的集中体现。

    《两都赋》在体制和表现手法上，明显取式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但也有其独到之处，在辞赋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其一，开拓了汉赋题材，树立了“京都赋”的创作典范。《两都赋》将描写范围由帝王贵族的苑猎等，扩大到整个都邑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写长安与洛阳两都的形胜、制度、文物等，内容更为丰富、开阔，从而也就更集中地、多方面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因而后世时有人加以模拟，形成“京都赋”的类型。尽管在班固之前已有都邑赋之作，但能使这类题材形成大赋的一种门类，完全有赖于《两都赋》的成就。之后，不断有人模拟《两都赋》，较早的是张衡《二京赋》，模拟最成功的则数晋代左思的《三都赋》。《昭明文选》把赋分为15类，“京都赋”位列第一，《两都赋》更是排在首位。

    其二，在运用虚构、夸张等表现手法的同时，也融合了证实的表现手法，注重运用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对汉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城市的繁荣、物产的富饶，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

    其三，语言严整、富赡、平实、晓畅而又能据实而变。西都部分重在夸饰，故文字华丽、夸张，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更接近司马相如，汪洋恣肆、富丽详赡，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东都部分立意于法度，所以手法较为平实，语言风格也较趋典雅、古朴。刘勰曾评论说：“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文心雕龙·诠赋》）概括了《两都赋》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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