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醉在酒香里的风流

    中国的文学历程中，诗歌和美酒总是相伴而行的，在古典的文辞中，人们通常可以提炼出的就是酒和泪这样两种令人心生惆怅而又激动的事物，而汉赋中这样的文化亦是很多。

    汉赋中有许多描写酒文化的内容，例如，王粲《酒赋》说：“暨我中叶，酒流犹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可见酒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深得人心。又如当年的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他乡，因为盘缠不够而当垆沽酒，可见她对酒的情有独钟，而独独在穷困之时，只做酒的买卖。还有曹操把酒临江，一腔愁绪无处宣泄，却能言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可见酒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酒不仅能令这些文人恣意表达文采，而且还能够令胸中的忧愤喷发而出，抒发真性情，借酒性写诗作赋，最容易成就旷世名篇、千古绝唱。

    杨雄是爱酒之人，同他一样的爱酒之人在汉朝还有许多，可以说汉代的酒风盛行正是汉赋中酒文化盛行的原因。酿酒的技术在汉代已然发展成熟，大家都对酒爱不释手，从汉高祖衣锦还乡时曾把酒而唱《大风歌》就可以看出，酒在汉代很风行。

    汉朝许多人喝酒并不止是为了饮酒，酒对于他们除了是饮品之外，还是抒情感怀的媒介。杨雄的一首词赋，就将酒与时政相融合，起到了劝诫的作用。

    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而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纆徽。一旦叀碍，为瓽所。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

    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讬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

    杨雄借着酒来劝导汉成帝，男子犹如盛水的容器，所停留的地方处于险境，酒壶却终日浑然不觉，自得其乐；水壶被绳索所缚，没有自由。井绳被井壁所挂住，碰撞打击，这里就是它的葬身之所。而盛酒的壶却是圆滑自如，被看成国宝，不论是皇帝出行，还是有权势的门庭，都对它爱护有加，但是和酒无关。杨雄以酒劝诫汉成帝不要亲近那些圆滑的小人而疏远了淡泊的贤人，借物言志，他将酒融入了政治文化之中。

    在《汉书·食货志》中曰：“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可见酒在汉代是一度风靡而无法遏制的，这种风靡同样也在汉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虽然现在汉赋大多遗失，但从现存的残篇断句中依然可以看到酒的相关事宜，大概有近百余处，而且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不仅在饮酒方面，而且在祭祀、礼仪等方面都有提到。邹阳《酒赋》说：“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骏。”汉赋中有诗词，是专门来区分酒的品相的。

    可见汉朝人对酒的热爱。

    东汉科学家张衡在《南都赋》中也提到过酒：“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若其厨膳，一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薪”。这也是对酒的类别进行描述。在汉代，酒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而且还是在各种礼仪的场合里，比如祭祀活动中，充当一种很重要的礼仪工具。从行酒的礼仪中可以区分尊卑贵贱、长幼等级等各种关系。

    当日叔孙通为汉高祖制定礼仪，就对酒礼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史书上对此有专门的记载：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由此可见酒的礼仪不一般，但是汉赋中对于酒的描写更多还是从饮酒的乐趣和感官的主观感受来写的。例如，杨雄在《太玄赋》中所说：“茹芝英以御饿兮，饮玉醴以解渴。”与杨雄不同的是，张衡写酒，更多的是从饮酒之后的享受写起。

    以速远朋，嘉宾是将。揖让而升，宴于兰堂。珍羞琅玕，充溢圆方。琢雕狎猎，金银琳琅。侍者蛊媚，巾鞲鲜明。被服杂错，履蹑华英。儇才齐敏，受爵传觞。献酬既交，率礼无违……客赋醉言归，主称露未曦。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

    在张衡的这段描述中，更多的是讲对饮酒的一种享受，高朋满座，满桌佳肴，身着华丽服饰的侍从服侍着主客将美酒佳肴尽悉吃下，觥筹交错间，不讲仪态。转眼就已经是第二天了，饮酒之乐已经令宾主仪态尽失。

    从中看来酒是饮品，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表达媒介，除了这些柔弱书生在借酒抒情之外，汉代的将士们也会以酒为乐。

    割鲜野飨，犒勤赏功。五军六师，千列百重，酒车酌醴，方驾授饔。升觞举燧，既醇鸣钟。

    这是张衡在他的汉赋作品中所描写的将士在凯旋之后饮酒庆祝的场景。食用野味，犒赏将士，所有的军士聚集在一起把酒言欢，车载斗量的酒被喝掉，味道甘醇，十分痛快。

    既然凡人都认为酒是可以表达内心情感的好东西，那么在汉代人的眼中，酒更可以用于祭祀祖先和天神，因为祖先的祭祀在汉代人的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孔臧在他的作品《杨柳赋》中就对祭祀中酒的重要性提到过。

    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纲纪。洗觯酌樽，兕觥凄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退坐分别，其乐难忘。

    在祭祀中，酒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饮品这么简单了。凡事都有纲常，不论是摆放酒盅还是清洗酒器，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配合着威仪的乐章，酒的饮用完全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诚如赋中所言：“退坐分别，其乐难忘。”

    可见酒在祭祀场合中已被纳入到严格的法治中，而且对饮酒的量也有一个基本限定，便是“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当然这只是一种大概的表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酒，很多人是难以自制的，而汉代人却一直希望可以有一种适度的饮酒快乐，可以达到人伦和谐与人神同欢的境界。这种思想在汉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枚乘在《七发》中曰：“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傅毅的《舞赋》曰：“溢金晷而列玉觞。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张衡《东京赋》曰：“因休力于息勤，致欢忻于春酒……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浸，盈溢天区。”

    在汉武帝兴盛时期，也正是汉赋兴盛期，这期间的赋作中，关于饮酒为欢的例子举不胜举，酒伴随着汉朝人从兴盛到衰败，虽然一个朝代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酒依然醇香酣浓地流传了下来。

    酒酣浓香，历史风流，却沉醉在了酒香中。多少汉室往昔，那猎猎的风声中，又有几人能嗅到醇郁的酒香？

    反《离骚》更胜一筹

    杨雄，字子云，四川人。少好学，为人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

    在《汉书》中，有关杨雄的记载如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奠善于《仓颉》，作《训纂》；箴奠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可见杨雄一开始上场就意气风发，在政治舞台上尽情释放光彩，但在这看似辉煌的表面之下，也有着文人厌世和谄媚的因素。从杨雄的《反离骚》这篇赋作中，就可以看出这位大文豪虽然有高贵的秉性，但他也有着大儒明哲保身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态度。

    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可以看出，杨雄对于屈原跳江的行为是很不赞同的，甚至有些鄙夷的态度，虽然他也会为屈原流泪，但他更觉得君子应当识得大体，而不是动辄拿性命相要挟，这样做又何必呢？

    杨雄的一些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与当时的官场气氛十分接近，中国文人自古就不喜欢坦诚相待，所以看到屈原的忠肝义胆，杨雄酸溜溜地评论一番自然也是在所难免的。

    如果要对历史人物下一定的评论，那么，任何单纯的形容词都是肤浅的，因为人的多元化性格决定了英雄并不一定就侠肝义胆，正义者也许有着私心，而鼠胆小人也许有着一颗忠肝义胆，这一切都是因为历史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而历史中的人自然也会有着并不单纯的性格。

    后人不能因为东方朔为武帝宠臣就忽视了他的报国之心，也不能因为杨雄的地位崇高，就看不到他身上的缺点。总之，可以发现他们有着相似之处，同样是身处朝纲之中，同样是宫廷的臣子，同样是才高八斗，同样是文思泉涌，不同的是在当时的统治者眼中，东方朔是个宠臣，是个哗众取宠的丑角，而杨雄是个文臣，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才。

    这一点不同决定了这两人不同的命运，在那个天下一统的封建时代，文人为官之后的遇与不遇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江山社稷，百姓苍生都是天子握在手中的筹码，更何况他们小小的臣子。在这样的环境中，皇帝的好恶可以决定一切，而正是汉武帝的喜好，令东方朔一生不得志，郁郁而终，令杨雄名扬后世。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东汉一朝的文人家族，以班氏最为着名。这个家族因一部《汉书》而享誉千古。与班家同时代还有另一个家族，它没有留下像《汉书》那样伟大的作品，却凭着几代人的操行与文章显名当世，赢得了后人的钦仰。这就是以崔驷、崔瑗、崔寔为代表的崔氏家族。

    三崔所处的东汉前期、中期正是经学发达之时。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因谶记中天命的预言，崇信非常，“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明帝、章帝两朝仍承续这一法统，于是谶纬之学便风行天下，“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今文经学与谶纬之学相合，成为许多儒士进身取仕的法宝。不过，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就在这阴霾满天、风气日下的时候，仍有一批高迈之士不为时流所动。他们恪守着儒者的情操，扞卫着道统的尊严，同时又以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关注着现实，用自己的文章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有如沉沉夏夜中的阵阵凉风，荡涤着东汉文坛上的污浊之气。这样，自东汉立国之初便出现了与经学家分庭抗礼的文章家、与今文经学家势如水火的古文经学家。三崔就是其中的着名人物。

    崔驷（？-92）是三崔中的第一位，字亭伯，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他生活在东汉前期的明帝、章帝时代。崔家的兴盛始于西汉。早在汉昭帝时，崔驷的高祖崔朝就以识见清远而闻名于朝廷。当时，崔朝任幽州从事，幽州刺史想和武帝之子燕王刘旦结交，崔朝了解到刘旦久蓄异心，出面劝阻。后来，刘旦果然因与上官桀等谋反而被迫自杀。崔朝因此被提拔为侍御史，成为当时的知名人物。崔驷的曾祖崔舒，曾历官四郡太守，在职期间，才干优长，素有能名。崔驷的祖父崔篆生当西汉末期，他通晓经籍，人品端方正直。他不满于王莽代汉而立。太保甄丰曾向王莽朝廷推荐崔篆，希望任命他做步兵校尉。崔篆婉言推辞道：我听说攻打邻国不必征求仁者的意见，布阵作战不要去询问儒士的看法。这种事怎么竟落到我身上来了？跟着他便上书自陈有过在身，不宜居官，没有前去应荐，显示出一个读书人应有的傲骨。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那时王莽新立，为了收服人心，他一面用高官厚禄来笼络天下儒士，另一面又对那些不拥戴自己的人大加陷害。崔篆的哥哥崔发因善于阿谀献媚，深得王莽宠信，官至大司空。崔母师氏也因此被王莽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对此，崔篆不以为然。他深知新莽政权不得人心，决计不会维持太久。但是，政治上的高压，迫使他不得不做违心的事。当他再次被任命为建新郡大尹（相当于太守）时，他无奈地叹道，生当无妄之世，碰上像浇、羿那样的昏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怎能只为个人的高洁而累及家人呢！于是便只身前去赴任。在任期间，他目睹了郡下各县监狱中人满为患的情景，黯然泣下，慨叹律令失度，苛政猛恶，马上重新审理，将两千多蒙冤者放出。有位僚属善意劝阻，崔篆却说：如果杀我这一个大尹可以赎出两千无辜之人，那本来就是我所心甘情愿的。东汉建立后，朝廷里有不少人推荐他出来做官，崔篆认为自己的家族有人曾得宠于王莽，愧对汉朝，便归隐家中。他写有《周易林》六十四篇，用以占卜吉凶，据说多有灵验。他的临终绝笔《慰志赋》，抨击王莽政权，颂扬光武中兴，倾诉了自己被迫接受伪职的愧疚之情，是一篇很好的明心自悼之作。因为家族的关系，崔驷小时候便受到极为良好的教育。十三岁时他便能读懂《诗经》、《周易》、《春秋》等经籍。他博学高才，通晓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写文章更是他的专长，在京师太学求学期间，他与班固、傅毅一起名重当世。大概是深受家风的影响，崔骃淡泊名利，超然物外，醉心于读书作文，那些进身取仕之事从未在他关心之列，过着一份属于读书人的恬静生活。有人讥笑他的清高，他便模仿西汉杨雄的《解嘲》一文，作《达旨》来回敬他们：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非不欲室也，恶登墙而搂处。叫呼衡鬻，悬旌自表，非随和之宝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游不伦党，苟以徇己，汗血竟时，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滞，吾亦病子区区而不已也。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臧否在予，唯世所议。固将因天质之自然，诵上哲之高训；咏太平之清风，行天下之至顺。惧吾躬之秽德，勤百亩之不耘。

    这篇文章集中表达了他重道德轻名利的思想。为了道德的修养，他愿意效法孔子、颜回、程婴、鲁仲连这些人，在精神上达到君子般的境界，为此而甘守一份清静，置世人谤议于不顾，我行我素。汉章帝元和年间，崔驷向朝廷献《四巡颂》，这是一篇辞采华美的颂德文章。章帝素来喜好文章，读过《四巡颂》后，叹赏不已，对侍中窦宪说：你知道崔驷这个人吗？窦宪答道：班固多次跟我说起他，却从未见过面。章帝说：你喜欢班固却忽略了崔驷，这好比叶公好龙啊！于是，窦宪便聘请崔驷做自己的门客。不久，章帝来到窦家，听说崔驷正在这里，急着要召见他。窦宪上前说，万乘之主不应与白衣草民相见。章帝豁然醒悟：我能让崔驷朝夕相伴，何必一定在这里见面呢！他决定给崔驷授官，让他为朝廷做事。可惜的是，章帝不久死去，此事只好作罢。章帝死后，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以外戚的身份执掌大权。崔驷献书给窦宪，劝告他戒骄戒躁，以前代外戚干政的惨祸为鉴，韬光养晦。窦宪置若罔闻，擅权骄恣，无所顾忌。崔驷又多次劝谏，直言长短，窦宪自以为很失面子，渐渐疏远了他，后来竟派他做远在辽东的长岑长。崔驷感到万分失意，没有去赴任而回到家中。永元四年（92）死在家中。他为后人留下了《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及诗、赋、铭、颂、书、记、表等二十一篇着述。

    三崔中的第二位是崔瑗（78-143），字子玉，东汉着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是崔驷的第二个儿子。崔驷去世的时候他才十五岁，但他以父亲为楷模，锐志向学，尽得父亲的真传。十八岁那年，他来到京城洛阳，向着名的经学大师贾逵讨教。贾逵十分欣赏这位博学多才的年轻人，待他极好。于是，崔瑗留下来继续求学，苦攻天文历算方面的学问，成就卓然，当时的儒士纷纷以他为泰斗。这段时间，他结识了两位名人——马融、张衡，和他们保持着异常友好的关系。崔瑗是个有血性的读书人。他的哥哥崔章被当地人杀死，崔瑗挺身而出，手刃亲仇，不得已而亡命他乡。后来赶上天下大赦，才回到家中。家里生活贫寒，兄弟住在一起达几十年，靠乡里邻居的周济才得以度日。崔瑗痴心于学问之道，尽管遭际坎坷、生活多艰也无日废弃。四十多岁时，他才到郡里做了一名小官，因为一件案子的牵连而琅珰入狱。管监狱的官吏对《礼》颇有研究，崔瑗每逢被提审考讯时，就趁机和这个狱吏探讨有关《礼》的问题。后来，车骑将军阎显请他做府吏。当时，汉安帝刚刚死去，阎显的妹妹阎太后临朝听政，立北乡侯刘懿为少帝，阎家掌权。崔瑗认为应立前太子济阴王为帝，屡次想进言给阎显，而阎显终日沉醉，无法见面。崔瑗深感事态严重却无能为力。他跟正担任长史的陈禅说了自己的想法，希望陈禅能和他一起去劝说阎显废掉少帝，拥立济阴王。陈禅却不敢响应。不久，孙程等人拥立济阴王即帝位，阎显兄弟全部伏法，崔瑗因此遭排斥。他的门生苏祗了解崔瑗的想法，认为老师实属蒙冤，想上书替崔瑗辩白，崔瑗阻止了他。当时已经官居司隶校尉的陈禅建议让苏祗上书，他愿意作证。崔瑗不喜欢事后居功，就回到家中闲居。过了一段时间，大将军梁商召他到自己府中，崔瑗觉得自己屡事权贵，却遭疏远，便借口有病在身婉言谢绝。后来，他先后任过汲县令、济北相等官职。六十六岁时因病去世。崔瑗是当时有名的大儒，文采高华，他所作的《南阳文学官志》、《河间相张平子碑》等，深为后世所称道。《文心雕龙·书记篇》云：“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

    崔寔（？-约170）字子真，是东汉着名的政论家。性格沉静，专好典籍。父亲崔瑗死后，他守孝墓旁，直到丧期终了。很多大官僚慕名聘他到府上，他都推辞不就。汉桓帝在位时，他写了《政论》一文，指斥时弊，切中要害，为当世所重。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政论家仲长统十分欣赏这篇文章，说凡是做皇帝的，都应抄录一遍，放在身边时时诵读。后来，崔寔任五原太守。五原一带适宜种麻，而当地人却不会纺织之术，以致冬季很多人无衣可穿，只好钻进草垛中御寒，碰上官员便裹着草出来见面。

    崔寔到任后，将制作纺车的技术、纺织的方法尽数教给当地人，百姓才免除挨冻之苦。那时，东汉北部边疆频遭胡人的掳掠，崔寔整练军队，严阵以待，使五原一带免遭蹂躏，成为边地最安全的一个郡。外戚梁冀伏诛后，崔寔因曾做梁府官吏被罢职。以后，他又做过辽东太守、尚书等官，建宁（168-172）年间因病去世。他死的时候，家徒四壁，以致家人无法给他安葬。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三人为他备好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为他写了碑文，这才体面地完成了葬礼。崔寔留下的作品有碑、论、箴、铭等诸体文作十五篇。

    音乐本无形，子渊妙赋之

    汉宣帝时期，辞赋创作继续繁荣不衰。宣帝模仿武帝，在宫廷里招罗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并常带他们一道田猎。所临幸过的宫殿驿馆，都让他们作赋歌颂，然后评出等次高低，加以赏赐。王褒便是其中颇为着名的辞赋家。他所作的《洞箫赋》，尤其受到宣帝太子（即汉元帝）的喜爱，太子曾号令后宫才人嫔妃以及左右随侍，人人都吟咏诵读这篇赋作，并由此引发后来的嫔妃班婕妤读赋自伤，写出了我国第一篇女性悲情辞赋《自悼赋》，为我国古代文坛又平添了一段佳话。由此可见出王褒《洞箫赋》在当时的影响。

    王褒（？-前61），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喜好音乐，工诗善赋。宣帝时，因益州刺史王襄推荐，被征入朝，应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和刘向、张子侨等侍从文人待诏金马门。不久，又擢升为谏议大夫。皇太子（汉元帝）有病，王褒被派往太子宫陪太子娱乐，诵读传奇文章和他自己的作文给太子听，直到太子病愈才返回。太子非常喜爱王褒的《洞箫赋》。一来是因为太子本人善于吹奏洞箫，二来也足见此赋的艺术魅力。神爵元年（前61），王褒奉命到益州祭祀金马碧鸡之神，不幸病死道中。

    王褒作为侍从文人，应诏作赋虽然极尽风光，却也极大影响了他的艺术成就。《汉志》载有他的赋作十六篇，从留存至今的作品看，其中不乏应景之作。如《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等篇，大都是歌功颂德之作；而《九怀》形式上一味模仿《九歌》，内容则大抵就《离骚》中“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语敷衍成文，空洞无物，缺乏真情实感。至于《童约》则是用口语写的赋体游戏文字。唯有《洞箫赋》是王褒独具特色之作，也是我国第一篇专门描写乐器和音乐的赋，而且在各方面都有独创性，扩大了汉赋的题材范围，开了后世咏物赋和音乐赋的先河。

    《洞箫赋》篇名直取“洞箫”，点明此赋乃是描绘洞箫的咏物之作，而洞箫是一种乐器，必然要摹写音乐和演奏。但作者并没有单刀直入，而是层层铺陈、渲染，追求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首先从竹写起：“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丘墟即指江南慈母山，山上生竹为箫为笛有妙音，仅山名便暗含寓意，引起无穷遐想。继而通过对竹生长的环境，即天地山川风露、春禽秋蝉玄猿孤鹤的层层铺陈，来烘托竹的清静而高洁的品格，赋予竹成为洞箫的自然天性。然后，再进一步描述制竹为箫的过程，运用夸张的手法，巧妙嵌入乐官夔、巧匠鲁班等典故，以及对名贵象牙雕饰和制作工艺的细致描绘，渲染出箫的精良和名贵。箫已制成，本应叙写吹箫的场面．但作者却又一次把笔墨宕开，而去写吹箫的人，写他的气质和天性。这样层层渲染，一波三折，一咏三叹，既造成跌宕起伏的气势，又较好地烘托了氛围，为写听箫的音乐场景做了充分的铺垫。

    写听箫，是本赋的重点所在，也是作品的高潮：

    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鞍鞫，佚豫以沸帽；其仁声，则若凯风纷披，容与而施惠。或杂逐以聚敛兮，或拔撒以奋弃。悲怆恍以恻惐兮，时恬淡以绥肆；被淋洒其靡靡兮，时横溃以阳遂。哀悁悁之可怀兮，良醰醰而有味。

    这些比喻，既有自然现象的风雨雷霆，又有人伦中的父子深情，还有文武对举的君子和壮士，形象新颖，寓意丰富，充满对音乐艺术表现力的无限想象。

    在客观描绘箫声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描绘了音乐对人的心灵净化和欣赏音乐所达到的审美境界：优美曼妙的箫声可以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正端方，狂暴的人变得不计怨仇；刚毅暴强的人回归仁爱，放纵淫逸的人警惕过失；甚至使钟子期、伯牙、师旷这样的音乐高人也感到怅惘惊奇，杞梁之妻也不再哀哭叹气……洞箫之音可以使人进入道德之乡。极言音乐对人的心灵净化作用，而且箫声一起，欣赏者便进入一种“彷徨逍遥”的自由审美的境界，物我两忘，主客相融，与音乐同悲同乐。作者通过对蟋蟀尺蠖蠕行喘息、蝼蛄蚂蚁来回爬动、鱼儿瞪眼、小鸡斜看而忘食等一系列夸张描写来渲染这种美感作用，艺术感染力极其强烈。

    文章最后，是对全篇的总结。一方面对吹奏洞箫的声音进行概括而又具体的描绘，作者巧妙地运用通感手法，化声音为形状，写它像捷巧之状，跳跃、奔腾、跨越，急速而轻巧；又如流水之形，或奔腾咆哮，或流淌不返。从而进一步加深读者对箫声的体验和感受。另一方面，写曲尽而余音袅袅，气止而遗响不绝，从而不仅表现出洞箫音乐的余味无穷，更使读者如同亲自聆听到音乐演奏一样，留有无限想象的艺术空间，取得文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洞箫赋》在艺术上的成就，表现在它多方面的独创性上：

    第一，它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赋。尽管枚乘在《七发》中已有具体描写音乐的段落，但用整篇来写音乐，对一种乐器的制作及其声音作具体细致的摹写，则是自此赋为始端，文章写吹箫人的察性、箫声，以及听箫的感受，文辞优美，精巧绵密，细致入微。刘勰曾说：“子渊《洞箫》，穷予声貌。”对后世有关描写音乐的作品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此赋首尾都是骚体，中间则以骚体为主而杂以散文的排比句，但又有其独到之处。全篇句式，虽然部分保留骚体特有虚词“兮”，但“兮”字而外，几乎全为对偶的四六句式，从而形成文字的整齐美与音韵的和谐美。《洞箫》以前，无论散文或诗赋，虽然间用骈偶，但没有此赋运用的多。从此以后，骈偶文字，在赋中与日俱增，至魏晋六朝，发展为骈赋。因此，《洞箫》一赋，实开魏晋六朝骈俪文学之先声。

    第三，《洞箫赋》以前，诗少咏物者，骚中则《橘颂》可称咏物之祖，其他赋家则借物咏志，难以形成真正的咏物赋。而王褒，《洞箫赋》

    则将前人近似咏物之作，真正发展成为汉赋中的一体。

    因此，王褒《洞箫赋》在古代文学史，尤其是在汉赋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幽谷乔木变屏风

    和其他诸侯君主、皇亲国戚不同，淮南王刘安独具文学才华，爱好读书作赋、把玩琴棋等雅事，而不喜欢纵马驰骋、游猎尚武。他博学多识，又好交游，所以门客众多，其中能作诗写赋的也为数不少。他们归附于刘安门下，从事创作活动，后人称这帮人为“淮南小山”。“淮南小山”写作的辞赋言近旨远，而刘安和他的《屏风赋》，则集中体现了他们的文学追求。全文如下：

    唯兹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为乔木。孤生陋弱，畏金强族。移根易土，委伏沟渎。飘飘殆危，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朴缘。然常无缘，悲愁酸毒。天启我心，遭遇微禄。中郎缮理，收拾捐朴。大匠攻之，刻雕削斫。表虽剥裂，心实贞悫。等化器类，庇荫尊屋。列在左右，近君头足。赖蒙成济，其恩弘笃。何恩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为枯木。

    作者以生长于幽谷、倒伏在沟渎的乔木被中郎、大匠发掘出来，并制成有用的屏风，来借喻世间有用的人才，得到贤明、仁义的主人的提拔和重用。指出乔木虽好，但如果遇不到能工巧匠的识才慧眼，也终将是一块枯木而已，而乔木一旦被制成屏风，就可以被陈列在华堂贵室，追随明主左右，贴近仁人的身边，受到赏识和重视。这篇赋的表层意象是“物”，是乔木，是屏风，因此，对乔木的生长及其被委弃，或被发现、被制作和被使用，铺衍行文，真实准确，言其所当言，颂其所当颂，不失为一篇咏物佳作。但这毕竟是表面文章，作者所着意歌咏的，却是“人”，是被世间遗弃、如同生于幽谷的良材，以及善于发掘、雕刻人才的中郎、大匠。

    这才是作者写作此赋的深层意蕴。从这一角度理解，此赋又可作为寓言赋，它以物喻人，托物言志，思想隐蔽，题旨内含，在不动声色的状物中，暗含作者无限玄妙的心机，即希望吸纳、招揽各方遗世之才，共图霸业的雄心。对这一点，只要我们分析、探究刘安作为诸侯王的另一面，就会很容易找到打开他神秘内心世界的钥匙。

    尽管刘安作为赋家与其他诸侯君主有异，但其政治野心却无二致。他同样企望有朝一日谋图大业，龙飞九五。刘安的父亲淮南厉王，就曾因谋反罪被装进有帷幔的槛车中，依次途经各县，像邮件一样转运，厉王不堪其辱，就绝食身亡。刘安继任淮南王后，表面上纵情诗酒，礼贤下士，实际内心里仍然对厉王的死怀有怨恨情绪，也想反叛，但却一直没有机会。

    建元六年（前135），天上出现彗星，淮南王身边的近臣对他说：“以前吴王刘濞起兵的时候，天上就曾经有彗星出现，不过只有几尺长，就这样还曾流血千里呢。现在出现的彗星快要遮满天了，天下一定会大乱的，借此机会，霸业肯定能够成功的。”刘安分析当时的情形，恐怕将来万一出现诸侯争霸的局面，自己无力与争。于是就加紧准备攻战的军备器械，并以重金四处延揽各类游士和具有奇才异能的豪侠俊杰。

    但是，厉王谋反的下场，毕竟是失败的明证。为避免重蹈前车之辙，刘安不得不巧妙地伪饰自己的野心，不敢轻易流露谋反的企图。因此，他一方面做些礼贤下士的姿态，体恤民情，收买人心，招纳各类人才，积极为谋反作准备；另一方面，他又沉迷于寻仙问道。这既是受到当时盛行的黄老玄学的影响，也反映出他对个人前途命运把握不定的复杂心态，希望借此脱离现实的纷争和搏杀。刘安求仙的入迷程度，甚至超过他对文学的迷恋，凡是能够搜寻得到的书籍和方士，他都不辞劳苦，不顾尊卑，无论花多大代价都要搜罗到他的门下。当时在江湖上颇有虚名的左吴、李尚、苏非、陈由、毛周、雷波、晋昌、伍波等八位方士，因为仰慕他的仁德之名而一起来投奔他时，他竟然欣喜若狂，专门作《八公操》，来歌咏这件他认为是无比荣幸的事：“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予生毛羽兮，超腾青云蹈梁甫兮；观见瑶光过北斗兮，驰乘风云使玉女兮；含精吐气嚼芝草兮，悠悠将将天相保兮。”表现了他希望羽化成仙，驾云神游的幻想。由此可见出他对寻仙问道的热衷程度。他自己也曾借别人之口说出他的平生之愿：“第一是希望求到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神仙之道；第二是招罗到通晓事理精妙变化的儒士，辅佐自己运筹帷幄，共商大事；第三是希望得到勇武有力的猛士悍将，帮助自己完成大业。”从这段话中，人们可以看出，刘安寻仙问道的背后，依然是图谋成就霸业的雄心和欲望。

    因而，一时之间，围绕在刘安身边的方士，个个极尽所能，炫技求荣。而一些所谓的文人，则更加推波助澜，大肆神化刘安，一来欺世盗名，为刘安广造舆论，二来也能够瞒天过海，遮掩他图谋反叛的阴谋。甚至当刘安最终因叛乱失败而被迫自杀时，他们也编造了一个近乎怪诞的神话：说刘安和八公经过潜心修炼，终于羽化成仙，驾云而去。他们临离开尘世时，将平日修炼的丹药用盆盆罐罐盛放着，摆在院子里，被院中的鸡、狗无意间吃到了，这些鸡和狗也都一一升天做了神仙，所以才有“鸡鸣天上、犬吠云中”的奇景奇观。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之由来。可惜的是，当时刘安门人编造的神话过于虚妄，流传至今，这个典故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意味了。

    通过对刘安的身世及时代背景的揭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安在《屏风赋》中所寄托的，并非空泛的写景状物之辞，而是深含着招揽人才、图谋大业的雄心和欲望。赋中的“乔木”，生长在“幽谷”，委弃在“沟渎”，沉思在“蓬蒿”，正如遗世的良才，只有得遇刘安这样的明主仁君，才能有显露才华、受到重用的机会，否则，“不逢仁人，永为枯木”。刘安在赋中以“中郎”、“大匠”、“仁人”自比，半遮半掩地流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屏风赋》与其说是一篇咏物赋，毋宁说是一部政治意味颇浓的寓言赋。而在纯文学形式的赋中，寄寓着如此强烈的政治意味，则是刘安及其门客的辞赋所表现出的鲜明特色，这与汉初其他赋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孔臧有儒家遗风

    孔臧（约前180-约前123），鲁国（今山东曲阜市）人，孔子第十代孙，是西汉前期着名的辞赋家。少年时便以博学多才闻名。其父孔藂，为汉高祖的功臣，被封为蓼侯。孔臧于汉文帝九年（前171）承袭父爵。

    《汉书·艺文志》记载，诗赋略赋类有“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诸子略儒家类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后来曾有人认为辞赋家孔臧非儒家孔臧，根据众多学者的考证，诗赋类所说的孔臧，也就是儒家孔臧，诸子略所标列的“孔臧十篇”是以儒家思想为原则的，这也是无可争议的。孔臧作品载于《孔丛子·连丛子》，现仅存辞赋四篇，即《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大都是四言诗体，文词也比较浅显。

    《谏格虎赋》是孔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篇赋的格式，与着名辞赋大家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非常相似。《谏格虎赋》写亡诸大夫奉皇帝的命令，询问下国的情况，正遇见下国之君率将士畋猎，天亮之前就早早出发，天黑之后才回来，国家大事充耳不闻，将心思只放在打猎之上。

    接着，下国之君向亡诸大夫炫耀自己畋猎的细节，下国之君几乎把国土全都辟为苑囿，然后豢养了许多禽兽，以供畋猎之用。下国之君认为，这样的畋猎才是最为高兴的事情。亡诸大夫听后，对下国之君荒于游猎、不理国事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最后，下国之君接受批评，表示要改过自新。

    在这里，《谏格虎赋》和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人物名称相似，《谏格虎赋》的亡诸大夫、下国之君，类似《天子游猎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这些都是有意虚构的姓名。其次，结构相似。《天子游猎赋》也是先让子虚、乌有先生各自夸耀自己主人苑囿之大、畋猎之盛，随后让天子的代表把他们批评一通，最后子虚、乌有先生表示悔改。再次，所使用的语言和思想内容相似。《谏格虎赋》结尾写道：

    大夫曰：“顺君之心乐矣，然非乐之至也。乐至者，与百姓同之谓也……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国乱民散，君谁与处？以此为至乐，所未闻也。”于是，下国之君乃顿首，曰：“臣实不敏，习之日久矣。幸今承诲，请遂改之。”

    《天子游猎赋》的结尾也是如影随形：

    （亡是公说）“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两篇赋之间存在着差异，《谏格虎赋》中的人物名称、情节构筑、结构安排，比起《天子游猎赋》来都显得比较幼稚、粗糙、简单。如亡诸大夫、下国之君就远不如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等人的名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谏格虎赋》的产生早于《天子游猎赋》。

    现存孔臧的《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篇幅都比较短小，文字也比较通俗易懂，情节也比较简单，并且基本上是四言句式，显示出文笔幼稚的痕迹，这也正是西汉前期赋的基本特征。在当时，除了枚乘、司马相如等少数一流辞赋家所写的篇幅恢宏、技巧纯熟的大赋外，孔臧这样的辞赋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些赋并非是伪作，由此可见一斑。

    四赋的思想倾向，都可归入儒家者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归类完全正确。其中《谏格虎赋》最为典型，它批评下国之君沉湎游猎，荒废国政，妨碍农耕，正符合儒家所提出的“德政”、“节用爱民，使民以时”的思想。在《杨柳赋》中，写几位朋友在杨柳浓荫下喝酒、聊天，席间仍然十分注意到赏恭罚慢，饮酒不能够醉，高兴不能够过度，仪表一定要注意，保持君子的风度。总之，要按照儒家的行为规范来做事。《鸮赋》写一只猫头鹰飞到了“我”的屋檐下，“我”要翻阅历书来看一看这件事是凶还是吉，是福还是祸，但文中又说：“修德灭邪，化及其邻。福祸无门，唯人所求。”《蓼虫赋》也说：“逸必致骄，骄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在这几篇赋里面，作者虽提到一些属于老庄的思想，如对爵禄的排斥，对时运的冷漠，但他所提到的“修德”、“修身”、“天命”、“中庸”、“仁义”等等，都是儒家倡导的。赋的基调当属儒家。

    孔臧的思想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他们写的赋仍以儒家思想为其基本格调。孔臧以儒家思想来写赋，除了其家学渊源外，还表明赋这种文学形式已由当初的在社会中文人们之间写作、流传，慢慢地发展到像孔臧这样的官僚兼文人也开始写赋了，表明赋已由社会进入了宫廷，已经开始比较普遍化了，这就为汉武帝时辞赋极盛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另外，孔臧赋的儒家基调，首开了汉大赋讽谏传统的先河，像稍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所表现出的儒家学说和劝谏风格，都深受孔臧的影响。

    千古咏柳第一篇

    描写杨柳，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不过那是作为抒情的比附，而真实地再现杨柳的自然美姿，孔臧的《杨柳赋》是最早的作品了。

    嗟兹杨柳，先生后伤。蔚茂炎夏，多阴可凉。伐之原野，树之中塘。溉浸以时，日引月长。巨本洪枝，条修远扬。夭绕连枝，猗那其旁。或拳句以逮下土，或擢迹而接穹苍。绿叶累叠，郁茂翳沈。蒙笼交错，应风悲吟。鸣鹄集聚，百变其音。尔乃观其四布，运其所临。南垂大阳，北被宏阴，西奄梓园阳，东覆果林。规方冒乎，半顷清室，莫与比深。于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殽核纷杂，赋诗断章。各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纪纲。洗觯酌樽，兕觥并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退坐分别，其乐难忘。惟万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杨树，依我以生。未以一纪，我赖以宁。暑不御篓，凄而凉清。内荫我宗，外及有生。物有可贵，云何不铭，乃作斯赋，以叙厥情。

    文章起首，作者即写杨柳在炎炎夏日以它的一片阴凉庇护着主人，使其免受暑热之苦。在享受着这片清凉的同时，作者不由得回首往事，忆想这棵杨柳从原野到庭院、从幼苗到参天大树的过程。接着又从回忆转入现实，描写眼前所看到的杨柳的外貌：枝干粗壮，枝条修长，有的弯曲下垂触及土地，有的努力向上似乎要触摸蓝天。纤细的绿叶苍翠欲滴，郁郁葱葱，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绿色的烟雾。各种鸟儿集聚枝叶间千啼百啭，更为这棵杨柳增加了无限生机。在它的四周，南面阳光灿烂，北面浓荫铺地，东面和西面，杨柳硕大的树冠遮蔽着梓园和果林。有了柳树提供的这“半顷清室”，炎夏酷暑似乎远远离去，作者和朋友、同好在其下饮酒宴乐，赋诗成章，畅谈志向，其乐无穷。这里作者特意申明，他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成仪抑抑，动合典章”，从中分明看出，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汉代学者一举一动无不中规中矩，合于中庸之道，与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同样是流水浮觞，此赋所营造的氛围与王羲之《兰亭集序》就大不相同。当然，作者这样写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宣传儒家思想，而是为了突出杨柳带给大家的快乐。所以，在结尾处才饱含深情地说：“意此杨树，依我以生。未以一纪，我赖以宁。暑不御篓，凄而凉清。内荫我宗，外及有生。物有可贵，云何不铭．乃作斯赋，以叙厥情。”对柳树的感激和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或者，作者是借杨柳歌咏心地无私、乐于奉献的人，与枚乘的《柳赋》借咏柳为君王唱赞歌截然不同。

    叙事、说理、抒情水乳交融，结构轻灵，语言浅近晓畅，是其艺术上的显着特点。

    白鸟朱冠泄其意

    路乔如（约前140年前后在世），西汉初期文士，曾为梁孝王刘武门客，与枚乘、邹阳、公孙乘等参与梁王兔园忘忧馆之会，作《鹤赋》，与枚乘《柳赋》并获梁王褒奖，梁王“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

    白鸟朱冠，鼓翼池干。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宛修颈而顾步，啄沙碛而相憯。岂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盘桓。饮清流而不举，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脱笼樊。赖君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槛而为欢。

    此赋的长处主要在以下四点：其一，开头“白鸟朱冠”四字已将鹤的特征指出，即使没有标题，也会知道是赋鹤，有“一笔画成”之妙。其二，第二句“鼓翼池干”既写其生活环境，也写出其动态的特征。其下四句接着描摹鹤的四种具有特征性的动态，而分别由其距（腿）、翅、颈、嘴着笔，鹤的腿长、颈长，故用“修”字形容；翅膀展开一片白色，故用“皓”字形容。“宛修颈而顾步”写鹤一面悠闲地迈着步子，一面回头看后面，可谓笔底传神。其三，此下言本亦未忘“赤霄之志”，而所以盘桓池籞、“饮清流而不举”者，因为食王之稻粱，受恩久而心不安，不忍离去。这当中很含蓄地借赋鹤表示了对梁王的感激之情，直至末尾，“方腾骧而呜舞，凭朱槛而为欢”等仍从鹤的角度立言，实际是作自我表白，但又含而不露。其四，全赋结构紧凑，语言凝练，写鹤的神态能描摹如画，言志又含蓄，确是咏物赋的佳作。

    文鹿濯濯，来我槐度

    公孙诡（？-前148），齐（今山东）人。西汉初期辞赋家、谋士，曾为梁孝王刘武宾客。《汉书·梁孝王传》：“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致，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日，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孝王谋立为汉嗣，因袁盎等人的反对未果，与羊胜、公孙诡谋，使人刺杀盎。汉景帝追究此事，孝王得解脱，而遣使捕胜、诡等，胜、诡自杀。

    本篇为梁孝王宴集枚乘、路乔如、邹阳、公孙胜、羊胜、韩安国及公孙诡等游士时，奉命所作。文鹿，毛色有斑纹的鹿，即梅花鹿。

    唐鹿濯濯，来我槐庭。食我槐叶，怀我德声。质如缃缛，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诗。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

    这篇赋一处用《诗经》中原句，一处用《诗经》典故，都贴切得体。

    赋共十句，但通过人称的自然转变，表现对梁王的感激之情，可谓曲尽其意。“食我槐叶，怀我德声”的“我”是站在梁王的角度言之，自然地表现出与梁王同心一体的意义；后面的“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又以鹿自喻。转变自然，也可以看出谋士的心计。这篇赋也很像一首四言诗。可以说，诗赋合流的情形、赋文诗化的情形在西汉时已有，只是未成风气而已。

    日出皦兮，君子之光

    公孙乘（约前140年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西汉初文士，曾为梁孝王刘武门客，与枚乘等随梁孝王游于忘忧馆，奉命作《月赋》。本篇《初学记》引作枚乘作。《西京杂记》载此次梁孝王命各游士为赋，人各一篇。邹阳在完成《酒赋》之后，因韩安国作《几赋》不成而代作，结果邹、韩并受罚。枚乘作《柳赋》受赏，则此篇非枚乘作甚明。《西京杂记》乃公孙乘作无误。《初学记》盖因均名“乘”而误。

    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鹍鸡舞于兰渚，蟋蟀鸣于西堂。君有礼乐，我有衣裳。猗嗟明月，当心而出。隐员岩而似钩，蔽修堞而分镜。既少进以增辉，遂临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净。

    躔度运行，阴阳以正。文林辩囿，小臣不佞。

    这篇小赋第一句用了《诗·陈风·月出》中的一句，但《月出》是写月下美人，这里则照应借以称颂梁王，言月的明净，有似君子人品的光辉，明净而不刺目、不酷热（下文对此有所发挥）。“鹍鸡”两句是写月下景致，“君有礼乐”进一步具体地称颂梁王，而“我有衣裳”一句则与之衔接，又含蓄地表现了感恩的意思。接着由正面描绘明月过渡到说月的“躔度运行”，因此而使得“阴阳以正”古人言阴阳正则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因而这实际上又归结到赞颂梁王，但都十分含蓄。因此结尾提到梁王周围人才济济，唯自己不才献丑，便很自然。其中正面写圆月的文字也很有诗意。

    柳下盛宴图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人，西汉着名辞赋家。自年轻时即仕于吴，后为吴王濞郎中。文帝时濞因吴太子与皇太子饮博争道，被皇太子引博局砸死，故心生怨恨。大约在此事发生不久，枚乘即作《七发》暗讽吴王濞应善于养身奉己，以求安康。因吴王开始图谋不轨，其迹象不很明显，不便说破，故只从养生保寿、安身立命方面言之。但强调祸生有胎的意思，使其自悟，至其愿意深谈时，则可以直陈。濞不听，多年称疾不朝，后竟密谋造反。乘因上书谲谏，濞仍不听，乘乃去而为梁孝王客。吴王濞与六国反时，乘复上书谏吴王。七国之反被平定之后，乘由此知名。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以病去官，游于梁。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入京，死于途中。除了着名的《七发》之外，以下的这篇《柳赋》也是枚乘的赋作。

    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出入风云，去来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绛足。蜩螗厉响，蜘蛛吐丝。阶草漠漠，白日迟迟。于嗟细柳，流乱轻丝。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聩，与此陈词，于嗟乐兮。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庶羞千族，盈满六庖。弱丝清管，与风霜而共雕。铯锽啾唧，萧条寂寥，俊义英旄，列襟联袍。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鲜而嗽醪。虽复河清海竭，终无增景于边撩。

    此篇虽题为“柳赋”，实际上是写梁王刘武在兔园忘忧馆柳树下的一次宴会。由赋中“蜩螗厉响”一句看，时在夏季，则宴会在柳荫之下。赋的开头一句点出地点，第二句即入题，以下八句写柳树的枝叶之美和因为风云、禽鸟的点缀而形成之诗情画意。所谓诗情者，并非只描摹景致，而且有黄鹂、鸣蝉之声，引人入胜。“阶草漠漠”以下四句转入写周围环境，使人想及宴会的场面。“君王”以下，直写由梁王率群臣赏景，大摆酒宴，酒浆之美、菜肴之珍、音乐之感人，一一加以描摹。因在盛夏，故写到音乐用“与风霜而共雕”之语。末四句是谦语，在很多人之前展示才华，因而以谦语作结，以与和乐气氛相应。此次宴会中应命而作的赋中，此赋与路乔如的《鹤赋》获得褒奖，也反映了此赋的水平。

    代人作赋亦高深

    邹阳，西汉初期辞赋家、散文家，齐（今山东）人。初仕吴王濞，与枚乘、严忌都以文辩出名。后吴王刘濞因太子之事对朝廷产生怨恨情绪，以至有邪谋。邹阳奏书劝谏，吴王不听，因而与枚乘、严忌等离吴至梁，从梁孝王刘武游。在梁因与羊胜、公孙诡等不合，被谗下狱。在狱中上书梁王，因而得出。后羊胜等欲使梁王求为汉嗣，邹阳以为不可。及景帝立刘彻为太子，梁王有怨，使人刺主张立彻为太子的人。朝廷追查，邹阳为梁王出主意，梁王得免。今存上书二篇，赋二篇，收入严可均辑《全汉文》。

    本篇为梁孝王刘武宴集游于兔园之忘忧馆时所作。梁王命各为赋一篇，邹阳为《酒赋》之后，“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

    高树凌云，蟠纡烦冤，旁生附枝。王尔、公输之徒，荷斧斤，援葛蔂，攀乔枝。上不测之绝顶，伐之以归。眇者督直，聋者磨砻。齐贡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斯几。离奇仿佛，似龙盘马回，凤去鸾归。君王凭之，圣德跻。

    梁王在忘忧之馆的宴会中，邹阳奉命作赋之后，又代韩安国成此篇，可见邹阳思路敏捷，善于属文，竟至因替别人作弊而受罚。这篇赋从几的材料说起，“高树凌云”一句给人以豪迈感，所赋虽小，而胸襟开阔。其下述伐木、取材、制作，是用了借代的手法，举历史上的巧匠名工，而“眇者督直，聋者磨砻”，又是借代与夸张的结合，给人以诙谐之感。末尾归结到称颂君王，是应命之作的一般程式。但以圣德希求于王，那么“凭之”云云，就不是毫无意义，而应是览文书、问贤才、上奏朝廷而下理民事类。赋虽小，而层次清楚，思路开阔，语言清新可喜，看来邹阳确是汉初赋苑高手。

    祸福无门，唯人所求

    《鸮赋》见载于《孔丛子》《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太平御览》说“汉太常孔臧，仲尼之后，以才学知名，作《鸮赋》”，则当是任太常期间受排挤而作。

    文学作品中对鸮的描写最早见于《诗·豳风·鸱鸮》。汉初贾谊又有《鸟赋》，皆以猫头鹰为不祥之鸟。孔臧《鸮赋》则认为鸮并不能昭示吉凶祸福，吉凶祸福决定于人自身的所作所为。言行合德即为祥，违背常理则招祸，“祸福无门，唯人所求”。反映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季夏庚子，思道静居。爰有飞鸮，集我屋隅。异物之来，吉凶之符。观之欢然，览考经书。在德为常，弃常为妖。寻气而应，天道不逾。昔在贾生，有志之士。忌兹鸟，卒用丧己。咨我令考，信道秉真。变怪生家，谓之天神。修德灭邪，化及其邻。祸福无门，唯人所求。听天任命，慎厥所修。恓迟养志，老氏之畴。禄爵之求，祗增我忧。时去不索，时来不逆，庶几中庸，仁义之宅。何思何虑，自令勤剧。

    读完《鸮赋》很自然的让读者想到贾谊的《鸟赋》。两篇赋作的写作缘起几近相同，均是一只猫头鹰不期然飞入室内，使得两位作者浮想联翩，思考人生荣辱、生死等问题。但是，因为经历、性格不同，他们对同一事件的反应不同，从中得出的人生哲理亦不同。贾谊写《鸟赋》时，谪居长沙，年少得志的他无法忍受长沙的荒僻潮湿，更不能接受被排挤出政治中心之外的残酷现实，因此悲伤失望。所以，飞鸮入户让他认定寿命不长。为了说服自己，排遣忧愁，他接受了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但是，在内心深处，老庄并没能为贾谊一解忧愁，因此其人生结局仍不免悲剧，所以孔臧意味深长地说：“昔在贾生，有识之士。忌兹鸟，卒用丧己。”有识的少年才子没能摆脱鸟带来的消极影响，年寿识多的“令考”虔诚信道，却一样认为飞鸮入户是“变怪生家，谓之天神”，因此要“修德灭邪，化及其邻”。这让孔臧不得不认真思考鸮是否真的预示着什么？“览考经书”之后，他得出“在德为祥，弃常为妖。寻气而应，天道不渝”的结论。由此否定了贾谊和“令考”的观点。他认为人自身的修为决定着遇祸还是得福，因此要“慎厥所修”，但同时又强调“听天任命”，顺应自然，“时去不索，时来不逆”，“何思何虑，自令勤剧”，不要过度“人为”。其中既有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又不乏老庄的达观，儒为主流，道以补充。

    全文皆为四言，整齐典雅，结构紧凑，论述简洁，主题鲜明。

    逸必致骄，骄必致亡

    蓼虫，一种不起眼的小虫子，却因其独特的生活习性——寄生于味道辛辣的蓼花中，引起历代文人墨客的关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有《蓼虫》、南朝鲍照有《代放歌行·蓼虫避葵堇》。东汉王逸《七谏·怨世》中亦说：“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虫不知徙乎葵菜。”晋代左思《魏都赋》则云：“习蓼虫之忘辛，玩进退之维谷。”不过，他们多着笔于蓼虫处辛烈，食苦恶，却习以为常，不知迁徙这一主题。孔臧的《蓼虫赋》

    则以蓼虫不知蓼花之辛苦为喻，讲出了“逸必致骄，骄必致亡。非唯辛苦，乃丁大殃”的深刻道理，可谓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

    此赋是一篇咏物小赋。作品借寄生于蓼草中、以吸食蓼草汁液为生，却不知蓼草辛苦的蠕虫，批判了膏粱子弟整天无所事事，好逸恶劳，贪婪骄奢的行径。

    季夏既望，暑往凉还。逍遥讽诵，遂历东园。周旋览观，憩于南蕃。睹兹茂蓼，结葩吐荣。猗那随风，绿叶紫茎。爰有蠕虫，厥状似螟。群聚其间，食之以生。于是悟物托事，推况乎人。幼长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岂曰不云？苟非德义，不以为家。安逸无心，如禽兽何。逸必致骄，骄必致亡。非唯辛苦，乃丁大殃。

    赋开篇首先描写了一个美好的场景：夏季的酷暑渐渐消退，凉风送爽，天气宜人。作者身心舒畅，悠闲自得。吟诵之余，逍遥徜徉于东园。

    只见蓼花“结葩吐荣，猗那随风，绿叶紫茎”，是那样的茂盛、美丽。但是，就在读者跟随作者尽情欣赏蓼花的繁盛与娇艳时，眼前突然出现了极不和谐的一幕：美丽可爱的蓼花丛中竟然集聚着一群丑陋可恶的蠕虫。它们贪婪地吮吸蓼花的汁液，丝毫不体恤其辛苦。可以想象作者乍然看到这一幕时的惊诧。当他平静下来时，立刻联想到人世间的膏粱之子，他们正像蓼虫，好吃懒做，安逸无心，尽情享受父母的辛苦所得，却不理解父母的辛劳。这种做法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愤怒谴责之后，作者对他们提出忠告，假如不知悔改，最终必定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整篇赋以四言为主，语言简洁明快。由小及大，见微知着，在有限的篇幅中阐述了一个深刻道理，称得上咏物赋中的佳作。

    奴仆契约，赋之谐谑

    《僮约》以口语形式，写一杨氏僮仆便了，桀骜不驯，拒绝为王褒沽酒，褒乃立券买仆，订下种种苛刻条款而宣读，便了闻之悲泣，悔其所为而屈服。《僮约》是后世俗体赋的开山之作，或不计于《汉书·艺文志》“王褒赋十六篇”之列。该赋分别见于《古文苑》卷一七、《艺文类聚》卷三五、《初学记》卷一九和《太平御览》卷五九八，后收载于《王谏议集》及《全汉文》，文字出入均较大。

    《文心雕龙》指出：汉赋既“繁积于宣时”（《诠赋》），而“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才略》）。汉赋至王褒而作风始变，出现刻写细腻、寄于情愫的新气象，不仅见之于其代表作《洞箫赋》，即于其俳谐赋《僮约》《责须髯奴辞》亦可见出。

    “《僮约》谐放，颇近东方。”（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题辞·王谏议集》）本文是一篇用谐谑手法写的寓言赋，本意在告诫强奴不可欺弱主，但客观上却把奴隶所受的非人待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上寡妇杨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扞大杖，上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只约守冢，不约为他家男子酤酒。”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耶？”惠曰：

    “奴大忤人，人无欲者。子即决，卖券之！”奴复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

    读券文遍讫，词穷咋索，仡仡扣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当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

    此赋首尾两段风趣幽默，对比强烈。此僮不仅不为客沽酒，且叨叨怨言，惹动客人盛怒之下要来调治他的念头。但天真的便了竟要求新主人把凡要他干的活都写清楚，于是新主人洋洋洒洒七百来字，一口气把能想到的从早到晚从春到冬的活计全都“上券”。这一来，便了才傻了眼。可怜他又叩头又打嘴，“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并说出一番令人心酸掉泪的话来。中段内容使人想起《齐民要术》，而艺术上以四言为主，铺排比《诗·豳风·七月》有过之无不及，习用口语，读之亲切，如“振头”、“作鹿”、“雨堕”等。

    本篇与下文《责须髯奴辞》为王褒的两篇奇文，以谐谑赋开启后人示范来者，如晋石崇《奴券》、宋黄庭坚《跛奚移文》等。颜延之《庭诰》

    举入文人轻薄之例而讥之，实未深察人心。

    又见赋之诙谐

    《责须髯奴辞》与前《僮约》均首载于《古文苑》，本篇署名黄香，但二文皆为嘲谑俗赋，且嘲谑对象均为髯奴，则本篇亦出王褒无疑。《初学记》收载署“汉王褒”，故后人多从之，认为是同出于王褒的姊妹篇。

    今据《古文苑》为底本，以《初学记》本校之。

    《责须髯奴辞》，由《僮约》“买夫时户下髯奴便了”一语来看，本文“须髯奴”疑即髯奴便了。

    我观人须，长而复黑，冉弱而调，离离若缘坡之竹，郁郁若春田之苗。因风披靡，随身飘飘。尔乃附以丰颐，表以蛾眉，发以素颜，呈以妍姿约之以绁线，润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绥绥派之发曜，黝若玄珪之垂。于是摇鬓奋髭，则说说虞唐；鼓髻动鬣，则研核否臧。内育环形外阐宫商。相如以之闲都，颛孙以之堂堂。

    岂若子髯，既乱且赭；枯槁秃瘁，劬劳辛苦，汗垢流离，污秽泥土，伧嗫穰擩，与尘为侣；无素颜可依，无丰颐可怙，动则困于惣灭，静则窘于囚虏。薄命为髭，正着子颐，为身不能庇其四体，为智不能御其形骸。癞须瘐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麓。为子须者，不亦难哉！

    此赋共分两段，先扬一般人须髯之美为反射，再抑而诮责须髯奴须髯之丑“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但同时认为这是“劬劳辛苦，污秽泥土”所致，故亦从侧面反映了奴隶的生活命运。结构上似受启发于宋玉《风赋》“雄风”、“雌风”之对比，修辞上善用比喻，描写时动静结合，虽亦谐谑之作，然文字较《僮约》文雅，清丽可诵。“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黄庭坚不仅受《僮约》启发而为《跛奚移文》，又爱本文而用其典实。

    王褒虽是宫廷赋家，但以上两赋皆注意到下层奴隶的生活，不仅在汉赋作家中仅见，即在所有古代赋家中也属少有，他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

    鹤形铜灯，修丽以奇

    刘歆（？-23），字子骏，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是西汉末年着名的大学者刘向的小儿子。他少通诗书，能属文，成帝初待诏宦官署，为黄门侍郎。河平年间（前28-前25），奉命与父领校皇家图书，对六艺、诸子、诗赋、传记、方技、数术之学皆有探究。父死，袭为中垒校尉。哀帝时，得王莽宠信，荐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继父业，类列皇家图书，作《七略》。因建议将古文经学《左氏春秋》列为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家和大臣们的反对。为避祸，要求外放，先后为河内、五原、涿郡太守，后任安定属国都尉、右曹太中大夫、京兆尹等，封红休侯。王莽篡汉后，为国师，封嘉兴公。地皇四年（23），欲谋杀王莽，事泄而自杀。

    刘歆着述，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收录，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编有《刘子骏集》。其赋作，除《遂初赋》

    外，尚有《甘泉宫赋》（见《艺文类聚》卷六二）及《灯赋》（见《艺文类聚》卷八○）残文。

    惟兹苍鹤，修丽以奇。身体剼削，头颈委蛇。负斯明烛，躬含冰池。明无不见，照察纤微。以夜继昼，烈者所依。

    本篇写宫廷或王侯贵族之家的鹤形铜灯，共十句，但由外形写到功用，末尾又寄意言外，韵味深长。赋的开头不说“灯”而说“惟兹苍鹤”，下面对鹤灯外形的描写又形神毕肖，所以给读者以造型十分生动的感觉。鹤的腿长，脖颈也长，通身都有很美的曲线，所以说“修丽”；因为以鹤为灯，造型奇特，所以说“奇”。“身体”二句进而具体描绘“修丽以奇”。

    “负斯明烛”二句承上启下，“负”、“躬”都由鹤的形象来，“明烛”、“冰池”则就灯而言。由“负”字看，烛是在鹤的背上，油便在鹤的体内，故曰“躬含”。“明无不见”以下四句承上说灯的功用，而实际上也赞美了一种高尚、睿智的品格。

    作者通过对鹤灯的描绘，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情趣，是一篇优秀咏物小赋。联系近几十年出土西汉铜灯来看，这篇赋也是对当时高超金属工艺的赞美。

    相伴云和水，为邻虚与空

    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宿州市）人。两汉之际哲学家、辞赋家。通音律，善鼓琴，遍习五经，不为章句，精通天文。汉成帝时出仕为郎，王莽时为掌乐大夫。光武帝时征为待诏，因反对谶纬，被贬为六安郡丞，死于赴任途中。桓谭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指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与社会政治无关。“国之兴废；在于政事，政事得失，在于辅佐”。着《新论》16篇，已佚。《后汉书》有传。

    据赋序所言，《仙赋》当作于绥和二年（前7年），青年桓谭跟随汉孝成帝出祠河东时，主要内容是赞美神仙生活之逍遥，并寓颂美之意。

    从秦始皇起，历代皇帝无不千方百计寻找长生之术。汉宣帝面对少年才子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武帝读罢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还在华山脚下建集灵宫，“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名其大殿为“存仙”，名其端门曰“望仙门”，足见汉武帝对修道成仙的痴迷。青年桓谭因而写下这篇歌颂神仙逍遥自在的小赋。

    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矫经引，积气关元。

    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之擢，有似乎鸾凤之翔飞，集于胶葛之宇，泰山之台。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泛泛乎滥滥，随天转琁，容容无为，寿极乾坤。

    赋以王乔、赤松为例，首先赞美他们的身体可以“精神周洽，鬲塞流通”；其次羡慕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本领“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再次还艳羡他们独有的神仙生涯“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容容无为，寿极乾坤”，这正是世人想象中神仙所拥有的一切。

    此赋语言轻灵流畅，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既整齐典雅，又活泼灵动，在艺术技巧方面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伯夷、叔齐赋中颂

    《首阳山赋》见《古文苑》及《艺文类聚》，是一篇凭吊古人之作。

    赋非完篇，其中也可能寄托着作者的人生感慨。

    伯夷、叔齐是商末周初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因为不肯继承君位，相偕至周。后闻武王伐纣，叩马而谏，武王不听，于是愤而不食周粟。至首阳山，采薇而食，终饿死于此。临死前作歌一首，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与嗟徂兮，命之哀矣。”杜笃为伯夷、叔齐的气节所感动，于是写下这篇《首阳山赋》，或有所托，现不可知。

    孟子把圣人分为四种：“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圣之时者”。他认为伯夷是“圣之清者”（《孟子·万章下》）。由此可见孟子对伯夷由衷的敬佩。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絮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踱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竞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此其尤大彰明较着者也。”对伯夷、叔齐表示深深的同情。唐代韩愈在《伯夷颂》中又这样说：“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翠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孟子、史迁、韩愈称赞伯夷、叔齐的目的不尽相同，但他们对二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护礼的尊严的举动都充满敬仰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伯夷、叔齐不是仙，但他们的精神感动着历代仁人志士，首阳山也因此闻名天下，这或许正是本篇赋以首阳山命名的原因。赋开篇即交代首阳山是座孤岭，似在暗示伯夷叔齐的孤独。

    嗟首阳之孤岭，形势窟其槊曲。面河源而抗岩，陇塠隈而相属。长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罗落漠而上覆，穴溜滴沥而下通。

    高岫带乎岩侧，洞房隐于云中。

    但是，就是这样一座被世人忽略的孤岭却有着秀美的景色：“长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罗落漠而上覆，穴溜滴沥而下通。高岫带乎岩侧，洞房隐于云中。”这难道不正象征伯夷、叔齐精神世界之丰富？作者来到首阳山，即被这里的山光水色吸引，同时还不由自主地沉浸于对两位先贤的追想。恍惚间，他似乎看到伯夷、叔齐二人采薇归来，神情从容，悠然自得。于是他与二老有了一番对话，“讯其所求，问其所修：州域乡党，亲戚匹俦，何务何乐”。二老一一做了回答。实际上，作者在去游览首阳山前，对伯夷、叔齐的事迹一定是了然于心的，因此，他之拜谒不是信马由缰的偶然路过，而是慕名前往。对两位先贤的敬仰使他殷切地希望能和他们有一番面对面的交谈，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因此，才有了赋中似真似幻的一幕。这远比直截了当地陈述敬仰之情要深切、巧妙得多。这一点是此赋在艺术技巧上最具特色之处。

    歌咏书匣传儒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家经典愈被重视。

    《书槴赋》借赞美书函宣扬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作为当时政坛主流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

    古代典籍通常需要书匣保护，因此书匣是文人书房、案头常见物件。

    当然，或许正因为常见，人们也就熟视无睹了，没有谁会为这不起眼的书匣花心思费笔墨，去写点儿什么。杜笃可谓慧眼慧心，从普普通通的书匣看到了人人眼中所有又人人意中所无的东西，那就是把书匣和读书之人联系起来，由书匣的特点想到读书人的品德，这真可谓于寻常处见不寻常。

    惟书槴之丽容，象君子之淑德。载方矩而履规，加文藻之修饰。能屈伸以和礼，体清净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虽转旋而屈挠，时倾斜而反侧。抱六艺而卷舒，敷五经之典式。

    作者起笔即描写书匣的外观：“惟书槴之丽容。”书匣是美丽的，这种美丽是一种雅致含蓄之美，因此作者立刻联想到君子美好的品德。接着说书匣方方正正、中规中矩，这又像君子言行不逾纲纪。因为书匣总是根据书的大小而制，这使作者又想到君子常常是能屈能伸。至于何时屈何时伸则完全以礼为依据。书匣无论直立还是平放于案头，都给人清爽洁净之感，这岂不又是君子之人的表现？书匣中的书籍虽然有高下之分，但都表现了贤德之人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和思考，因此是“至意”。书匣偶尔也会倾斜、翻倒，但它总是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六艺”、“五经”，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借歌咏书匣传递的儒家思想。

    险则救俗，平则守礼

    崔驷（？-92），东汉文学家，字亭伯，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驷自幼聪明过人，13岁即精通《诗》《易》《春秋》，博学多才，尽通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齐名。章帝时，写就《四巡颂》，颂扬汉朝之德，文辞典美，备受章帝青睐。窦太后当政，崔驷入窦宪府内任主簿。窦宪横暴骄恣，驷屡次讽谏劝阻，窦宪不能容忍，于是使其出任长岑长，驷弃而不任，返归家园。《后汉书》卷五二本传言其着述计21篇。《隋书·经籍志》载目10卷，已散佚。严可均《全后汉文》载39篇。明人张溥辑有《崔亭伯集》。

    《后汉书·崔驷列传》说：“（崔驷）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过玄静，将以后名失实。驷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据此，《达旨》应作于驷游太学后不久。文章以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了作者“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进动以道”、“复静以理”的处世主张，意在明志。

    崔骃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自解，表达盛世之悲：贤哲即使有抱负也没有施展的机会。《后汉书·崔驷传》注引《华峤书》曰：“骝讥杨雄，以为范、蔡、邹衍之徒，乘衅相倾，诳耀诸侯者也，而云‘彼我异时’。又曰：窃赀卓氏，割炙细君，斯盖士之赘行，而云‘不能与此数公者同’，以为失类而改之也。”崔驷以为士之仕与不仕由社会需求决定，“与其有事”时，士人应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当其无事”时，士人应该“规矩其步”，以修身为主。而无论仕还是不仕，都应该“举以公心，不私其体”。君子不是不想进入仕途，只是他们以“夸毗而求举”、“登墙而搂处”之行为耻，认为“叫呼炫鬻，县旌自表”、“暴智炫世，因以干禄”不是仲尼之徒应有的做法。东汉游学之风大盛。但名为游学，实则借此攀附权贵，以赢得一官半职、求取功名利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是其真实写照（《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崔驷所论正是对这一扭曲士风的批判。“子笑我之沈滞，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由此可见作者与众不同的处世原则和冷静超脱的处世心态，其不以利害名的高风亮节亦于中毕现。

    《达旨》以主客双方的辩驳表现自己的思想，是典型的汉赋格式；大量运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形成波澜壮阔、应接不暇的气势，而且引用诸多历史典故。

    故士或掩目而渊潜，或盥耳而山栖；或草耕而仅饱，或木茹而长饥；或重聘而不来，或屡黜而不去；或冒询以干进，或望色而斯举；或以役夫发梦于王公，或以渔父见兆于元龟。

    这样既增加了说服力，也充分彰显出文人赋的特点。

    咏大雀而颂汉室

    中国古代社会，每有奇异之物出现，统治者总要带领群臣百官深究一番，如果认为是灵异之物，则文人们常常要奉旨撰文，借此歌功颂德，赞美统治者之贤能、统治之清明、国力之强盛。在班昭写《大雀赋》之前，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五色雀群集，明帝即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班固、贾逵等五人为此受到明帝赞赏。所谓五色雀现在不可考为何种鸟类，或为孔雀。总之应该比较少见，因此突然显现，即被附会为灵瑞，是吉兆。《大雀赋》中的大雀指的是鸵鸟。鸵鸟生活在西北大漠，中原少见，因而建功于西域的班超以此为贡品呈奉朝廷。班昭则借此为汉王朝写下一篇赞歌。

    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

    曰：

    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游。集帝庭而止息，乐和气而优游。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

    赋开篇即说大雀生活于有仙山、灵山之称的昆仑，这已足以证明大雀之不凡。接着又说，尽管它的名字与麻雀相似，但二者却是截然不同的。

    麻雀是那样的卑微，不值得一提，而大雀却可以与传说中的神鸟凤凰媲美。凤凰是灵异的、祥瑞的，因而大雀也是灵异的、祥瑞的。它怀德慕义，不远万里来到汉朝王庭，是因为喜欢这里的和谐安详，悠闲自得。这样，赋篇就由对大雀的称赞，自然而然过渡到对汉帝国的赞美和歌颂。尽管这只是一篇篇幅短小的咏物赋，但对汉王朝的赞美丝毫不输某些散体大赋。

    一笛一世界

    马融（79-166），字季长。东汉经学家、辞赋家。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安帝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其名，召为舍人，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在东观典校秘书。因献《广成颂》而得罪大将军邓骘，长期困顿不得升迁。因兄子丧自劾归，邓太后以其不满于职务而禁锢之。安帝亲政后，召还郎署，复在讲部。顺帝时拜为议郎，旋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桓帝时受梁冀指使诬李固，为世人所诟病。后为南郡太守，复因事违背大将军梁冀，被劾免官，放逐朔方。后遇赦得还，复除议郎。以病免，卒于家。《长笛赋》仿王褒《洞箫赋》而作，何焯云其“亦祖子渊，而加之以条畅”（《评注昭明文选》）。赋见《文选》卷一八、《艺文类聚》卷四四。

    汉代的音乐赋比较多，从本赋的序文即可知道在马融之前就已经有了《笙赋》、《洞箫赋》、《琴赋》等，因此要超越前人是比较难的，所以这篇赋模拟前人的痕迹也比较明显。文章的开始是一篇序，简叙写作该赋的原因。正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场地材料生长的环境与情况。第二部分描绘长笛音乐的状态及感人效果。第三部分写制作长笛的意义，体现此赋的价值所在。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评价道：“子渊《洞箫》，季长《长笛》，才不胜学，善铺叙而少发挥。”其实，在这点上，马融的作品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然，此赋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丰富了音乐赋的题材，作出辞赋史上的第一篇《长笛赋》。二是此赋是有感而作，正如序文中所言：

    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为督邮，无留事，独卧郿县平阳邬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师逾年，暂闻，甚悲而乐之。

    这说明不完全是“为文造情”之作。三是大量使用典故，这和马融作为一代学者的身份有关。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它不只是给人感觉直观的印象，更调动了人的想象力。四是语言有雅有俗，前者如大量用典等情况，后者则是把五、七言句引入辞赋，在当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织机，功用大矣

    本篇杂录诸书而成，为残篇。见《艺文类聚》卷八七，《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七二。旧本多作《机妇赋》，今考察文字内容，从《艺文类聚》改为《机赋》。

    这是一篇描写织机的赋。首先和各种生活用品比较，言织机作用之大。

    舟车拣寓，粗工也；杵臼碓硙，直巧也；盘杼缕针，小用也；至于织机，功用大矣。

    接下来叙说织机的制作过程及织机的样子：

    于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结灵根于盘石，托九层于岩旁。性条畅以端直，贯云表而剀仓。仪凤晨鸣翔其上，怪兽群萃而陆梁。于是乃命匠人，潜江奋骧，逾五岭，越九冈，斩伐剖析，拟度短长。胜复回转，克像乾形。大匡淡泊，拟则川平。

    最后写纺织之事：

    于是暮春代谢，朱明达时。蚕人告讫，舍罢献丝。或黄或白，蜜蜡凝脂。纤纤静女，经之络之。尔乃窈窕淑媛，美色贞怡。解鸣佩，释罗衣，披华幕，登神机，垂轻杼，览床帷。动摇多容，俯仰生姿。

    此赋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把劳动工具作为描写对象，和多数辞赋注重上层社会常用的消遣享乐物品不同，对汉赋的题材有所开拓。二是织机虽为物件，作者对它进行描写，注意到了它的操作者的活动，这样画面就显得有生气。三是作品不仅对事物的静止状态进行描画，也注意到它的动态情况，故文字较为生动。

    本篇也是重要的科技史材料。我国在汉代织布帛锦缎水平已相当高。

    《西京杂记》卷一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本篇可与之互证。晋杨泉也有《织机赋》，可与对读。

    塞者，博戏也

    边韶（约100-约165），字孝先，陈留浚仪（今河南开封市）人。善文章，有口辩。汉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着作东观。入拜尚书令，后为陈相，卒于官。据《后汉书》载，着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后汉书》卷八○上《文苑传》有传。

    塞：通“整”，古代的一种博戏。《说文》：“簺，行棋相塞谓之篡。”又名格五。《汉书·吾丘寿王传》载寿王“以善格五召待诏”。

    注：“苏林曰：‘博之类，不用箭，但行枭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格。’刘德曰：‘格五，棋行。《簺法》曰：簺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后汉书·梁冀传》注引《篡法》为鲍宏《管经》，其文作“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故谓之格五”。

    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约，其为乐也大。犹土鼓块桴，空桑之瑟。质朴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规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时之则也。棋有十二，律吕极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阴阳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趋隅方折，礼之容也。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则复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顺也。然则塞之为义，盛矣大矣，广矣博矣。质象于天，阴阳在焉。取则于地，刚柔分焉。

    施于人，仁义载焉。考之古今，王霸备焉。览其成败，为法式焉。

    本篇对塞这种游戏加以介绍，主要介绍一些相关规则。因为塞作为器具，形象并不突出，材质要求也不很高，所以在以体物为主的赋中很难描写。就规则来说，简单介绍也很抽象，既体现不出作者的写作才能，也提不起人们的阅读兴趣。这样，作者把塞这样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游戏规则和自然现象、生活道理结合起来，使之变得趣味盎然，再不感到枯燥乏味，体现出作者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浦铣《复小斋赋话》云：“边孝先以欲眠见嘲于弟子，今观其《塞赋序》云：‘可以代博弈者日塞，试习其术，以惊睡救寤，免昼寝之讥而已。’予读之笑曰：‘此老韶《解嘲赋》欤！’”

    弹棋之制，玩棋之乐

    弹棋历史悠久，但它究竟起于何时，古书记载不一。《世说新语·巧艺》：“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二载，晋太始中，北海人蓬球入山伐木见四妇人弹棋于堂上。沈括《梦溪笔谈》则据《西京杂记》认为弹棋起源于汉代。沈括云：“汉元帝好蹴踘，以蹴踘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柳宗元《弹棋序》亦云：“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踘者，尽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乃舍蹴踘而习弹棋焉。”他认为弹棋起源于汉武帝时代。

    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弹棋起源西汉，是宫廷和士大夫中盛行的一种游戏。据魏文帝《弹棋赋》所描绘：“局则荆山妙联，发藻扬彩，丰腹高隆，惮根四颓，乎如砒碉，滑若柔夷。”棋局采用华美的联玉料精工做成。正方形，局中心高隆，四周平如砥砺，光彩映人。至于所用棋子，一般用“玄木北干，素树西枝”精制而成。弹棋的玩法，据晋人徐广《弹棋经》载，是“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也就是说以自己的棋子击弹对方的棋子。但具体规则，由于文献记载阙如，不太清楚。

    古人对弹棋活动非常喜爱，赞扬备至。蔡邕《弹棋赋》即述弹棋之制与玩弹棋的乐趣。

    荣华灼烁，萼不 。于是列象棋，雕华逞丽。丰腹敛边，中隐四企。轻利调博，易使骋驰。然后抵掣，兵棋夸惊。或风飘波动，若飞若浮；不迟不疾，如行如留。放一敝六，功无与俦。

    夫张局陈棋，取法武备，因嬉戏以肄业，讬欢娱以讲事。设此矢石，其夷如破。采若锦缋，平若停水。肌理光泽，滑不可屡。乘色行巧，据险用智。

    弹棋的特点是什么呢？《梦溪笔谈》载：“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又说：“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吕进伯作考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然恨其艺之不传也。”是说到宋代，其规则玩法已无人可知。

    蔡邕之后，历代作家作诗文吟咏弹棋的技艺，续作者不断。曹丕和梁简文帝写过《弹棋论》，唐代柳宗元写过《弹棋序》。至于有关弹棋的诗歌就更多了。唐代杜甫的诗中，有“席谦不见近弹棋”之句。当时苏州有一个道士，名叫席谦，最善于弹棋，杜甫的诗句就是因为想念他而写的。

    王维的诗也有“不逐城东游侠儿，隐袅纱帽坐弹棋”句。李商隐也在诗中写道：“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原来弹棋盘是中间隆起的，所以李商隐才有这样的句子。白居易也有这样的诗句：“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里说的长斜是弹棋的一种方法。宋代的苏东坡还有“牙签玉局坐弹棋”等的诗句。

    赋尽婀娜舞姿美

    在东汉前期的辞赋家中，傅毅也是较为出色的一位。其《舞赋》专门描写舞蹈之美，是迄今所见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细致而又最生动地描写乐舞艺术的佳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多姿多彩的乐舞百戏，从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赋的作者及当时社会关于舞蹈艺术的一些美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音乐与舞蹈多合称“乐舞”，舞蹈艺术的发展始终与音乐艺术紧密相连。汉代蔡邕认为“舞者，乐之容也”。华夏舞蹈起源甚早，《山海经·海内经》就说：“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经过原始舞蹈和宗教舞蹈阶段的发展后，舞蹈的审美功能逐渐加强，专供娱乐的舞蹈开始出现，并繁荣起来。据载，夏桀时有女乐三万人，商纣王更是兴“靡靡之音”、“北里之舞”。秦汉后，国家设置了专门掌管音乐的机关——乐府，负责管理音乐、舞蹈。许多贵族也常蓄养乐舞艺人，歌舞之风盛极一时。文学作品中对舞蹈的描写，《诗经》中就有，只是文字极其简单：到汉代，枚乘《七发》之“首发”便涉及音乐，第四发写“宴游”，也隐约可见宫廷乐舞的情景。司马相如《上林赋》已非常明确地写到了大规模宫廷乐舞的盛况。傅毅的《舞赋》是真正单独成篇的舞蹈赋。

    作为一种纯文学样式，赋亦文亦诗，本身就带有诗的节奏，从产生之日起，就与音乐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选》单设“音乐”一类，之后的历代文集都十分重视乐舞赋的辑录。乐舞赋遂成为赋体文学中最为重要的题材门类之一。

    傅毅（约42-约90），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傅毅少博学，以文名显于当世。章帝时为兰台令，和班固等一起校对内府藏书，班固曾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毅“下笔不能自休”。曹丕，是曹操的长子，即后来的魏文帝，有篇关于文学的重要论文——《论文》，认为傅毅的才能与班固在“伯仲之间”。傅毅的作品，除《舞赋》外，还有《洛都赋》、《雅琴赋》、《七激》等，均为残文片断。

    《舞赋》前面有一《序》，《序》中，作者假托楚襄王游云梦使宋玉作《高唐赋》之后，又置酒宴饮，观舞助兴，以此为由，写下了这篇作品。这种假托古人所作的模式，在现存的赋中，《舞赋》是较早的例子，引起后世很多人的模仿。在《序》中，作者假借宋玉之口，阐明了舞蹈艺术的重要功能：

    臣闻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

    作者认为，舞蹈是最能够传达难尽情意的艺术形式，谈论诗章不如听音乐，听音乐不如看舞蹈。换言之，舞蹈比诗歌、音乐更能表达情感。此言实则发挥了汉代人关于诗、乐、舞关系的看法：“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赋》对舞蹈功能的自觉探讨和充分肯定，说明东汉时舞蹈已挣脱政教束缚，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

    赋文有三段，从背景、场面、散宴三个层次，用赋特有的铺排描绘的手法，把歌舞的艺术美创造性地再现出来。

    赋的首段，用铺陈华美的语句，描写了舞蹈的演出环境、观众情绪以及舞蹈演员的演前准备等。赋中描绘了一个月光皎洁的悠闲的夜晚，辉煌灯火照耀着华丽的屋宇，金罍玉觞美酒满溢。觥筹交错中，君臣酣醉，情意荡漾，宾客们个个一改常态，平日填塞胸中的郁结之情也释放了出来，不免手舞足蹈：

    夫何皎皎之闲夜兮，明月烂以施光。朱火晔其延起兮，耀华屋而熺洞房。黼帐袪而结组兮，铺首炳以焜煌。陈茵席而设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觞。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

    在此情景之下，舞女登场：

    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姁媮致态。貌嫽妙以妖蛊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珠翠的而炤耀兮，华袿飞髾而杂纤罗。顾形影，自整装，顺微风．挥若芳。动朱唇，纡清阳，亢音高歌，为乐之方。

    这些舞女们真是貌若天仙，千娇百媚。优雅的演出环境、情绪激昂的观众、超凡脱俗的各路演员，成就了精彩的舞蹈演出。

    赋文第二部分，分别描写了单人舞蹈和群舞。单人舞：

    其始兴也，若俯着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

    舞蹈开始时，舞女忽而俯身向下，忽而仰面向上，忽而舞过来，忽而舞过去，仪态和缓，意尚未舒，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而随着舞蹈情节的进展，她的舞姿又好像要飞起来，又像要飞回去，忽而耸起身子，又忽而倾塌下来。不假思索的每一个动作，以至手一指、眼一瞥，都合着音乐的节拍。轻柔的罗衣随风飘扬，长长的袖子左右相交，一会儿在空中盘旋，一会儿又聚合在一起，连续不停，翻转飞散：

    其少进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飞散，飒擖合并。

    在这部分文字中，作者不仅描写了舞女的“形”，还细致地刻画了单人舞蹈的“神”：

    修仪操以显志兮，独驰思乎杳冥。在山峨蛾，在水汤汤，与志迁化，容不虚生。明诗表指，喟息激昂。气若浮云，志如秋霜。观者增叹，诸工莫当。

    舞蹈者要修炼仪容操守，才能更好地显示志向，通过舞姿传达出歌词的内容，令观众情绪也随之激昂，达到乐师也没有达到的高境界。傅毅能如此早地描写出舞蹈表演的精神境界，在艺术上是极罕见的。

    群舞则是全场演出的高潮，众舞者鱼贯进入舞场，依次站立等候。显露舞蹈的才华，角力美妙的舞姿，欢乐融洽，无不尽兴心怡：

    于是合场递进，按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轶态横出，瑰姿谲起。眄般鼓则腾清眸，叶唪咬则发皓齿。摘齐行列，经营切儗。仿佛神动，回翔竦峙。击不致策蹈不顿趾。翼尔悠往，暗复辍已。

    赋的最后，没有再正面写舞蹈，而是铺写曲终人散、车马喧嚣的热闹景象，他们离去时的神情虽然各不相同，但大家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却是一致的，反衬出演出的效果、舞蹈的魅力。

    《舞赋》中所描写的舞蹈，是汉代十分流行的表演性歌舞——盘鼓舞，因舞者在鼓上及周围盘旋而得名。具体表演方法是，将一至七只鼓平放在地上，一人或数人在鼓上边舞边歌，器乐、声乐为之伴奏。汉代词赋中写作《盘鼓舞》、《七盘舞》。在已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很多表现《盘鼓舞》、《七盘舞》的画面，如成都出土的《鼓舞》画像砖、沂南出土的《七盘舞》画像石。两汉时代的乐舞上承楚舞，又兼吸收了清新优美的民间乐舞，出现了着名的歌人、舞人。刘邦之戚夫人，刘彻之李夫人和儿媳华容夫人，宣帝之母王翁须，成帝之后赵飞燕，少帝之妃唐姬等都因善舞而受到宠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乐舞在汉代极为盛行，为《舞赋》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土壤。从文学史角度看，傅毅的《舞赋》开拓了赋的题材，第一次以千余字的篇幅专门描写舞蹈艺术，表现手法也多有创新，为后来者提供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对张衡以及魏晋之后同类作品产生了较大影响。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不自飞

    1993年3月，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尹湾西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简牍，内容包括郡级行政文书、名谒、赋、衣物、起居记等，为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尹湾简牍绝大多数出土于6号墓，计有木牍23枚，竹简130余支。在这批简中，有21支竹简比其他简宽一倍以上，上面共约有660字左右，是一篇四言写成的赋，经专家考证鉴定，最后名之为《神乌傅》（“傅”与“赋”通，也可写作《神乌赋》）。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发现，为我们了解汉赋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自然也引起古文字学家、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等各界学者的极大兴趣。很快便有一批研究文章问世，对此赋的内容、性质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关于《神乌赋》创作的具体年代，目前学术界的认识尚不统一，但根据赋的内容，可以判断，它作于“儒学久已确立其独尊地位的时代”（裘锡圭先生语）。其上限可以定为武帝即位稍后，下限时间可以定为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校书之前，也就是说，此赋大致作于西汉后期，关于这点学术界的看法还是较为一致的。

    《神乌赋》是一篇以鸟为题材的民间故事，讲述了一个完整的“禽鸟夺巢”的故事，通篇采用了拟人的写作手法。故事描述的是，一只雌鸟为了保卫自己的巢舍，与“盗鸟”作斗争，结果不敌“盗鸟”而受重伤，雄鸟解救不能而要求以身殉死，雌鸟不但拒绝了雄鸟的要求，还嘱咐他再找其他的鸟，善待幼子。总之，《神乌赋》叙述的是一个恃强凌弱的悲剧，赞美的是夫妻生死与共的感情。

    《神乌赋》是现存最早的汉代佚赋，独特风格，熔叙事、咏物、抒情、说理于一炉，并兼有寓言性质。在今存汉赋中没有发现类似的作品；在以讲故事为特色的所谓俗赋中，也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一篇。三国时，曹植作过一篇《鹞雀赋》，过去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四言俗赋，但比《神乌赋》要晚约200年。敦煌发现的俗赋《燕子赋》篇幅比《神乌赋》长，内容也要丰富得多，但开头一段“仲春二月，双燕翱翔，欲造宅舍，夫妻平章……”风格与《神乌赋》也颇为接近。赋所写的雀占燕巢，而且在燕子回巢时还大打出手，也和《神乌赋》有类似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应当存在着一种前后相承的渊源关系。

    《神乌赋》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使用通假字、异体字。秦汉时，官方虽然在统一文字方面做过很多努力，有一些严格的规定，但国家疆域辽阔、方言众多，文字与口语数量相差悬殊，加之下层官吏和民间文化水平相对要低，因而书写文字不很规范。通假字、异体字的大量存在，也是俗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神乌赋》俗不伤雅，虽然没有汉赋中的瑰辞丽句，但叙事浅白流畅，紧凑自然，描写生动传神，对话针锋相对，神情毕现，引人入胜。

    《神乌赋》篇名中就以“傅”作“赋”的假借，它的出现也解决了学术史上的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汉书·淮南王传》中记载淮南王刘安，“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其中的“《离骚传》”，清代王念孙认为当《离骚傅》，“傅”与“赋”古字通，《汉书》原文到底作“离骚传”还是作“离骚赋”，自此成为一个悬案。《神乌赋》的出土，证明了王念孙的结论是正确的。

    从书法史的发展角度看，《神乌赋》也极具意义。其篇名用隶书写成，通篇以章草为主，证明最迟在西汉末期，章草即已产生。有学者认为，其书法作品是书法历史长河中隶书向草书裂变的源头区，是由隶变草极为生动的一景。《神乌赋》布局不拘一格，用笔纵横不羁，神采飞扬，字字若行云流水，又古朴凝重，极具神韵，堪称书法精品。更难得的是，它笔带感情，赋中开头写抒情场面，笔意轻盈秀丽；而书写神乌与盗鸟的争斗场面，则字字锋芒毕露，刀光剑影。书法的精神与作品所流露的情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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