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显个性的田子坊

    田子坊是什么？官方的解读，乃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源地，被誉为上海视觉创意的“硅谷”；而民间，则更愿意称之为一个有老上海味道的老弄堂，一片有文化品位的商业街区。

    据我知道，上海人、外地人、外国人，都喜欢去田子坊，有些游客进去了，甚至不想出来，在里面走走、看看，或选购，或拍照，或小憩，或长坐，可以用“流连忘返”四个字来形容，为什么？不能不让人思考。

    田子坊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星级宾馆，没有赌博场所，没有特殊服务，它靠什么吸引游人，靠什么赢得口碑？以致名声在外，声誉日隆？

    我怀着这种种疑虑，或者说一探究竟的心情走进了田子坊，一进去，我就感受到了那种不同于老北京，不同于老苏州的老上海味道，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外婆家。我外婆住在康定路，与这儿的石库门里弄很相像，于是，一种亲切感漫上心来。当我沉浸在浓郁的老上海氛围里，丝丝缕缕的老上海气息扑面而来，耳边自然而然地响起了许多老上海耳熟能详的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

    这里有许多老上海人儿时的记忆，有许多海外游子故国的印记，有许多外地游客新鲜而陌生、久违而熟悉的场景，那店，那铺，那招牌，那橱窗，那装饰，那涂鸦，那街道，那弄堂，那风情，那韵味，似乎在哪儿见过，似乎在哪接触过，也许在睡梦里，也许在发呆里，也许在徐志摩的诗里，也许在王安忆的小说里，也许在张艺谋的电影里，也许在陈逸飞的油画里，似乎很亲近，似乎很遥远。你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甚至脚下踩到的，都是历史，都是文化，都是艺术，你会发现哪怕同时代同样的建筑，每堵墙面，每扇门，每扇窗，屋里屋外，也都各各不一，每一家的主人都充分调动了不同凡响的自我审美与艺术创造力，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加以改造，加以修饰，自成一体，凸显个性，无不闪烁着文化人的创意、智慧，与生意人的精明、诡秘。徜徉在这千变万化，各具特色的街面，穿行于仄逼而曲曲弯弯的弄堂里，一转弯一天地，一进门一面貌，颇符合江南园林建筑美学，即“水要曲，园要隔”，逛田子坊，你会不断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仿佛置身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那种惊喜感、欣慰感真好，不实地走进去田子坊，无法体会到那种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

    田子坊有名人效应，有陈逸飞的工作室，有尔冬强艺术中心，有陈海文摄影工作室，有李守白剪纸艺术工作室，有郑祎乐天陶社等；田子坊有文化气氛，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最前卫的艺术家的创意，也可以领略极传统的文化传承，各色人等都可以寻觅到自己喜欢、偏爱的艺术品与商品。

    田子坊是独特的、典型的、活力的、生态的，因为它与某些纯粹政府行为、长官意志下的人造景点不同，田子坊至今有原住居民，他们依然生活在这儿，在这里买汏烧，在这里生儿育女，在这里安度晚年，令人联想起《七十二家房客》的电影与话剧。当然，有人很享受这种文化氛围，也有人不喜欢原本平静而恬淡的生活受到干扰，我饶有兴趣地与一位坐在石库门前饱经风霜的老阿婆攀谈了起来，她就盼着有关方面早点来置换她的住房，希望这儿日益升值的品牌价值能改变她原本拥挤的住房问题。

    当大规模的拆迁之风蔓延各个城市时，田子坊老房子老里弄的改造是极为成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拆”字了得，不是行政命令，不是强制手段，而是政府与民间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因势利导，借力发力，不仅仅修旧如旧，不仅仅旧貌换新颜，其意义还在于保留了老上海世俗的、平民的诸多元素，保留了历史的、文化的根脉，大有变废为宝，推陈出新，化破旧为精华的手段与本事，这儿无形中成了老上海的缩影之一，成了千金难买的黄金宝地，成了可以与北京大栅栏、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苏州平江路相媲美的文化景观、旅游景点。

    田子坊不求高档，但求特色，不求豪华，但求创意，不求大，但求精，不求全，但求稀，如今的田子坊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之地，有引领意义，有孵化作用，有窗口效应，品牌第一，赚钱第二，文化为主，商业为辅，田子坊是成功的，田子坊的成功对其他城市有着示范作用。

    我的感觉：田子坊是上海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田子坊的名气还会更大，这是一定的。

    写于2011年9月12日

    走进西沙湿地

    崇明多次去过，但每次去都行色匆匆，无非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已，未能做深度游，更未能走到西沙湿地，一直很是遗憾。这次终于有机会走进崇明的西沙湿地，自然是令人欣慰的事。

    崇明按其形状看，像一条硕大的蚕宝宝，好一条天下无双的金蚕、宝蚕啊。崇明是我国第三大岛，但作为冲积岛屿，她还属年轻的，正处在生长期，用民间语言形容之，乃“日长夜大”。考其历史，唐代武德年间才露出江面，有人居住的历史大约1300年稍多些。早年有东沙、西沙之分，这使我想起我家乡太仓的沙溪镇，古时叫“沙头”，意为沙之头。西沙、东沙都属沙之头，沙之头外就是滚滚长江。浩浩长江万里东奔，到上海开始泻入东海，诗人爱形容长江为舞动于华夏大地的一条巨龙，如果你认可这个比喻的话，你会发现江尾海头的崇明不正居于龙嘴的位置，那崇明不就是龙嘴里的一颗明珠吗？！而崇明最大的天然内陆湖正是叫明珠湖，我不知当初怎么会起名为明珠湖的，但这湖名起的好，契合环境，富有内涵，引人联想。

    崇明岛这颗国家级、世界级的明珠至今还在长，还在增，她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她的优势还刚刚呈现出来。

    多少年来，崇明因为是个岛屿，与大上海有江水阻隔，来往毕竟不便，然而，有一弊也会有一利，所谓坏事变好事，因为晚开发也有晚开发的优势，这优势在于如今的审美、财力、规划与上个世纪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还有，因为没有开发，人类的活动有限，特别是岛之两端，更是人迹稀稀，人为干扰的痕迹几乎等于零，加之这儿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就成了候鸟歇脚的加油站、中转站，成了鸟儿的越冬地，成了鸟儿的天堂。

    试想，那些天鹅、大雁等候鸟飞行在茫茫大海上空，几天几夜不停不歇，还要搏风斗雨，体力的消耗是可想而之的，当水天一色之中，突然出现一片绿洲，出现一片滩涂，这对鸟儿来说是何等激动的事啊，他们亟待休整，更需要补充食物，增加营养。崇明的西沙湿地也就成了鸟儿最理想的歇脚之地，这儿有优质的水源，有丰富的鱼虾资源，有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可以栖身，可以隐蔽，可以觅食，还不被偷猎，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在当今世界已不多见，或者说已越来越少，鸟儿钟情于此，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这儿，如果从空中鸟瞰之，是密密匝匝的芦苇荡，是大片大片的滩涂地，高高低低，深深浅浅，或水浅草高，或水静鱼多，这儿是原始的、生态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人与鸟儿也是和谐的。

    看得出，崇明县有关部门在开发西沙湿地时，是慎重的，考虑周到的，没有急功近利，没有光为政绩着想，而是兼顾了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人工铺设的木板通道没有深入到湿地腹地，以免影响鸟儿的天然状态。这对观鸟族来说，也许很不尽兴，但对保护鸟类来说，确实功德无量。

    我沿着人工铺设的木板通道一边欣赏着，一边摄影着，把美景收入镜头，留作永远的纪念。

    这里原本无路，通道两则全是芦苇，一眼望不到头，给人无边无垠的感觉，完全野生状态的芦苇，或密或疏，或高或矮，那种参差不齐，那种浓密不一，那种无拘无束，那种自由自在，让人感慨大自然的造化，让人为这些植物精灵庆幸。偶尔有几株柳树，阿娜多姿，与成片的芦苇相映成趣，所谓湿地，其实干干湿湿，离江滩远的地方，潮来水涨，潮去水退，催生了许许多多半水生的花花草草，秋日，正是花草最后的盛典，无不尽情展示自己，如果你做个有心人，会发现在潮湿的河道淤泥上，爬满了一只又一只蟛蜞，成千上万，构成了一幅斑斓绚丽的江滩图景。站在这儿，每一个角度都是画面，每一次转身都有诗意，你看不到芦苇深处的庐山真面目，但你能听到鸟儿的鸣叫，感受到鱼儿的跃动，时不时，一两只或三四只鸟儿从芦苇深处扑愣愣飞向天空，飞向芦荡更深处。行走于此，我不能不想起“鸟鸣林愈静”的诗句来。

    这是一片尚未被污染的原生态土地，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地区有这样一块净土，实在是难能可贵，但愿人类对这儿的干扰少些再少些。发展经济，开发旅游固然重要，但观鸟活动一定要适可而止，不宜大规模的开展，万不能因观鸟而惊鸟，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鸟儿的和谐，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天人合一”观啊。

    难忘崇明西沙湿地，是因为其美，是因为其纯，是因为其静，是因为其净，是因为其生态，是因为其自然。

    自然为美，大自然大美。诚哉斯言！

    写于2011年9月13日

    崇明岛上的森林公园

    一提到崇明，去过崇明或熟悉崇明的就会告诉你：噢，崇明有座森林公园！——这森林公园似乎成了崇明的名片。

    其实，即使没有森林公园，我对崇明也极有感情，从历史上看，崇明曾一度与我家乡太仓属同一行政区划，隶属太仓州管辖；从地理上看，站在太仓的长江入海口，若天气晴朗，能见度好的话，是能望得见崇明岛的倩影的。我们从浏河的码头乘渡轮过江，比从上海去崇明便捷多呢。

    崇明虽然是我国第三大岛，但它是冲积岛屿，属平原性岛屿，并无崇山峻林，故车子一路行去，不像是去森林，感觉像是去公园。

    当满眼黛色，一片葱绿映入眼帘时，我意识到我们已走近了森林公园。

    大口门的“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八个大字是彭冲手迹，进得门，但见密密匝匝全是水杉，水杉本是枝干挺拔的树种，这儿成片成片大面积栽种，一棵棵挤挤挨挨，空间有限，更是争先恐后向上发展，以争阳光、雨露与空间，故这儿的水杉千遍一律全是朱建华式的瘦高个。我学生时也曾在自家后院栽过几棵水杉，据我经验，这些半成材的水杉大约有三四十年历史，一问这森林公园的前身是东平林场，始建于1959年，估计大规模的栽种当在七十年代。

    印象中，五十年代时，上海及苏南一带常见的树种是银杏、榆树、朴树、楝树、槐树、杨树、柳树、松树、柏树、黄杨、桂树、冬青树等，并不见有种水杉的。后来，有报道说：水杉乃冰河期的孑遗植物，似乎比银杏还珍贵。有资料说，水杉在上白垩纪广布于北美、西欧、格陵兰、苏联西伯利亚、日本北部及我国东北地区，经冰河期后就被认为绝迹了，直到1945年才有植物学家在我国湖北利川与四川万县、石柱县一带发现。或许是水杉生长快，能长到35米左右，并且在建筑、制家具与造纸上都能派用场，作为绿化树种极美观，加之播种、插条都能繁殖，因此七十年代后大规模引种、推广，如今竟成了上海附近最常见的树种了。

    水杉长得高，从下仰望，天为之绿化，成为一道立体绿色屏障，若登高眺望，仿佛置身于绿色海洋，但见绿涛远去，无边无际。我询问了一下公园管理人员，这座森林公园总面积为358公顷，是目前华东地区最大的人造森林。

    我曾去过四川阿坝大熊猫保护区，见识过那儿的原始森林，与那种天然的野性的原始森林相比自然没法比，但水杉林也有水杉林的韵味，特别是在大都市上海附近有这样一座森林公园委实难能可贵。

    进入新千年，回归自然已成了旅游、休闲的主题，去森林公园转转，自然最符合这要义。我在崇明森林公园逗留了三小时，最大的感受或者说觉得最难得的，一是这舒心的绿化与新鲜的空气，二是能听到久违的鸟呜，见到久违的鸟影。我曾不无忧虑地多次说过，如今在我们日常生活环境中，除了麻雀与老鼠，几乎已很难见到其它动物与鸟类了。但在崇明森林公园，百鸟争鸣，悦耳动听，那不知名的鸟儿或飞或栖，自由自在，这儿成了它们的乐土乐园，这样的情景真有点疑是在童话世界里。崇明有这样一座森林公园，也算为鸟儿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这实在是积德积福的事。

    或许我是老三届的，我也离乡背井去过外地，因此知青墙留给了我深刻印象，是不是青春无悔那另当别论，没有这二十多万知青的贡献青春，又哪来这森林公园呢，我在知青墙前默然了很久很久。

    森林公园中还有森林康复中心、森林沙滩浴场，水上游乐园、跑马场、森林日光浴、狩猎、彩弹射击、森林滑草、“攀岩”、野炊烧烤等不少活动项目，是学生与年轻人喜欢的去处。

    不足之处是，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偌大的园内几乎除了水杉还是水杉，毕竟单一些，少了一些原始味，少了一些野性的情趣，说得更直截了当些，就是人工的痕迹重了些。也许这是我的苛求。

    崇明有座寿安寺

    崇明是我国的第三大岛，不说家喻户晓，至少知名度在华东一带不亚于海南岛。只是崇明岛是个真正的岛屿，目前还没有海底隧道或飞机可以直达，全靠渡轮摆渡，交通的不便使得许多近在咫尺的上海人也望岛怯步，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崇明是长江夹带的泥沙在长江口冲积而成陆的，在唐代时还是沙洲。据资料介绍，崇明一有人烟，即有人建庙兴寺，宗教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崇明最有名的庙宇是寿安寺，乃创建于宋朝淳祐年间，屈指算来，已有700多年历史了，堪称崇明著名古刹。

    我没有考证寿安寺的兴衰史，但眼前的寺庙显然是近年修复的。兵乱毁庙，盛世建寺，历来如此。

    大雄宝殿等气势恢宏的建筑其油漆似乎还未干透，不过殿前并排而耸的两棵古银杏无疑是旧植。我对植物向来有兴趣，望树估算，猜测有三四百年树龄，后见一石碑注明“清植”，树上有一牌标明三百多年。可见这寿安寺在清代时还曾兴盛过。

    中国的佛教庙宇，大体格局大同小异，这座寿安寺目前名气远不如灵隐寺、静安寺、白马寺等，但哪想到其实极有特色，是一座藏而不露的寺庙。其最大的特色是寺中有三尊玉佛，两尊坐像，一尊卧像。据寿安寺方丈广愿介绍：1999年4月，缅甸华侨陈梁传先生因佛缘所致到崇明考察后，慧眼识宝，称道寿安寺座落之处为难得的风水宝地，当即拍板捐赠玉佛一座。5月初，陈先生即赴缅甸境内，亲临伊洛瓦底江支流登勒湖旁的石竟玉矿，寻得一块30吨重的缅甸玉，并特聘30多位缅甸祖传玉匠，精雕细刻，终于在这一整块玉石上雕成了一尊重达15吨，高3.7米，宽2.2米的大佛，以及高37厘米，宽22厘米的小佛250尊，创了上海地区玉佛之最。同年8月28日大吉之日玉佛顺利运达寿安寺，是日下午3时20分左右，正当玉佛落座之时，天空祥云顿聚龙状，龙身横贯于寿安寺上空达半小时之久，令上千名目击者惊喜不已。此事听起来有如神话，未亲眼目睹者是很难相信的，但广愿方丈并不多言，只默默地把当时摄下的天空云彩照片相赠于我，照片上确有一状似龙蛇形的白云带，那一节节的脊椎清晰可辨，那鳞爪也肉眼可见，只是那龙头隐隐约约，已不甚清楚，不过也算有点模样，不知是巧合呢，还是穿凿附会。联想到几年前我应邀去参加太仓南广教寺的开光仪式，天空也出现过类似的祥云，曾亲眼目睹过数千人跪地磕头，顶礼膜拜，冥冥之中有些事真的说不清。我辈不是佛门之中人，且抱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姑妄听之的态度吧。

    寿安寺内另有一座玉雕卧佛，重13吨，据说花费了三千多万呢，那佛相庄严中透出慈祥，其整玉巨无霸似的硕大无比，已是一宝，雕成如此精湛的玉佛，更是宝中之宝。寿安寺的玉佛早晚会吸引众多善男信女前去叩首跪拜，许愿还愿的。

    在方丈室里，我还见到了1989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视察寿安寺时留下的墨宝“如来无量寿，净土万年安。”把“寿安”两字藏于结尾，乃得道高人之语。更使我意外的是我还见到了江泽民的题词“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途人”，我再仔细一看，边上有一行小字“录江泽民白马寺题词”。

    临别寿安寺时，我与广愿方丈在佛像下边合影留念。回望寿安寺，前有玉佛楼，后有金鳌山，乃“金玉满堂”的风水宝地，那山上的镇海塔更是与寺庙相得益彰，互为风景，引人流连忘返。

    喜欢朱家角的理由

    江浙一带的历史名镇周庄、同里、乌镇、西塘、南浔我都去过了，唯青浦朱家角几次擦肩而过，这次总算如愿以偿跑了跑。

    若用最简洁的话来总结朱家角之游，那可以把它概括为“名符其实，不虚此行”，是最最贴切的。

    说实在，笔者跑过不少地方，有些地方被宣传炒作得这好那好，及至身临其境，方知上当受骗。

    朱家角比我想象中大，比我想象中古，比我想象中有看头，比我想象中有味道。

    上海民间向来有“三泾不如一角”的说法，看来是确乎不虚此说。

    我未去朱家角时，想当然地认为朱家角一定很偏僻，用上海方言乃“幺尼角落里”，要不然怎么会起镇名为朱家角呢。朱家就算大户人家，又能大到哪里去呢，更何况只是一角。后来读了朱家角乡贤清代的周郁滨撰写的《珠里小志》才知，朱家角原名“珠街阁”，小名“珠里”，雅得不能再雅。然后叫着叫着就叫成了朱家角，这实在是俗文化战胜雅文化的又一例证。

    作为一个水乡古镇，“朱家角”打旅游牌已形成气候了，既有古街古巷、古桥古寺这些历史遗迹可看，还有放生桥下的放生等民俗活动可观看可参与，商业气氛也恰到好处，既不显冷静，也不嫌繁杂。

    其实朱家角在历史上就很繁荣的，与相对封闭的周庄不可同日而语。据志书记载，朱家角在明清时“水木清华，文儒辈出，士族之盛为一邑望”；“商贾云集，贸贩甲于他镇”。

    我喜欢朱家角的理由有三：

    首先是古树惹人思。

    进入朱家角就能在慈门寺旧地看到两棵银杏树，两棵古树比肩而立，一瘦一壮，估计上一雌一雄，难怪当地人谓之“银杏夫妇”。在这两棵银杏树下，有一青石碑，上刻树龄“400年”字样，因此游人都误以为这两棵银杏乃400年树龄，其实，作为慈门寺旧植，这两棵银杏树至少有700年以上历史。因为慈门寺始建于元代，而古银杏树下的那块“树龄400年”的青石一看其风化程度，就可知也是文物年纪的老货了，若加上立碑到现在的数百年历史，这古银杏的树龄恐怕又要翻番了。

    这两棵银杏树各有特色，一棵高大挺拔，叶茂枝壮；且有一株横挑枝平伸前探，造型之美，极为难得，适宜入镜入画。另一棵一侧呈枯焦状，似已枯死。据介绍此银杏为抗战时日寇炸弹之引起的大火所伤，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此银杏树才枯木逢春发新枝，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时，此株银杏再次死一回。十年后，粉碎“四人帮”，这株有灵性的古银杏又迎来自己的春天，又一次苏醒复活，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神树。

    古银杏的几度兴衰，惹人思悠悠而想得很多很多。

    其次是古桥惹人爱。

    朱家角是水乡古镇，其水面颇有特色，或宽或窄，或直或曲，变化多端，不复雷同。因了水多，桥亦多，因了水面宽窄曲折无定规，桥亦或拱型、或条石型、或石桥、或木桥、或木石桥，还有廊桥，而石拱桥又有单孔、三孔与五孔之别。

    给游人印象最深的当数放生桥，不仅仅此桥建于明代，距今433年，更难得的是此桥全长70.8米，被誉之为“沪上第一桥”，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之桥。摄影家、画家对此桥无不情有独钟。近年不少导演也对此桥另眼相看，多次出现在荧屏、银幕。

    惠民桥虽窄小，却是座廊桥，这在江南已不多见了，加之《廊桥遗梦》的影响，总给人温馨、浪漫的感觉。雨中也能过桥，溢出一种人情味来。

    平安桥的特色是质朴、自然，桥上的栏杆是整根的原木，可靠着小憩，透着一种以人为本的便民、惠民思想。此桥又俗称戚家桥，相传戚继光行军路过所造，这恐怕是附会之说。因为据我了解，戚继光并未在青浦这一带抗倭，戚继光抗倭主要在福建、浙江，可能戚将军的名头太大的缘故吧。假若是秦桧，是汪精卫，想来避之不及，决不会附会上去吧。

    朱家角的桥很多，比之周庄之桥，历史要悠久得多，假若当年陈逸飞看到的是放生桥，又画了放生桥，那么我想，朱家角的名气大概远胜于周庄了。

    最后便是古风惹人喜了。

    真的没想到，朱家角竟然还保存下了大清邮局，这邮局大约有100年历史，据介绍是华东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清代邮局。这说明两点。一、100年前，这朱家角是挺繁荣的；二、近百年来朱家角的发展是缓慢的，要不，早就荡然无存了，哪还能保留原址。

    还有老的酱园、药号都原汁原味地恢复了，且照常营业，让老年游客过过怀旧之瘾，让年轻一代实地考察了解一下逝去年代的商业面貌，不也挺有意思。

    当然，朱家角最有特色，或者说最让游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放生桥下的放生风俗。有不少当地人趁机做起了出售小鱼的生意，五六条小猫鱼卖一元，三四条小红鲤鱼卖五元，如果从放生桥顶端的龙门石上把鱼倒下去，谓之“鲤鱼跳龙门”，不少游客为了拍张放生照而去放生，其实这与放生的原义已相去甚远。

    这儿，在明代时，原为慈门寺放生之处，据《珠里小志》记载，桥下方里许禁止渔人下网捕鱼的，即便渔船也不得停泊。

    大概几百年来此桥上游下游不准捕鱼，故成了鱼儿的乐园。据地方志记载，清代时，放生桥下有老蚌，长二丈许，时浮水面。有善泅者近之，喷沫如冰，冷侵肌骨。中秋夜，老蚌游之波心，其蚌壳的珠光与月色相激射，自成一景，可惜，这样的奇观已久违了。

    当然，朱家角好玩的地方还多着呢，但对我来说，有此三诱惑已足够了。

    朱家角真的是值得一看的。

    朱家角桥上的石榴

    朱家角是上海郊区水乡古镇。水乡看桥，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故朱家角一带流传这样一句话：“到了角里不看桥，等到于角里勿曾到”。角里是朱家角的旧名，可见当地人也十分看重他们镇上的古桥。

    其实，桥各地都有，有水即有桥，这不稀奇。江南其他古镇的桥并不比朱家角的少、比朱家角的差，甚至比朱家角的桥还古老，像我家乡太仓就有五座元代的石拱桥。但朱家角的桥有一大特色，却是其他古镇之桥统统没法比的——那就是桥身上长有一两百年、两三百年的石榴树。如明代万历十二年建的泰安桥两侧各有一株石榴，推算下来有420年了，俗称夫妻树，长得枝繁叶茂，与桥身浑然一体，自成一景。而始建于明隆庆间的放生桥，五孔花岗石大桥，全长70.8米，这在全国都罕见。隆庆皇帝在位仅六年，即便隆庆六年造的，也432年了。此桥的石榴虽不及泰安桥的古老，却以多取胜，两侧加起来有六七丛昵。据我对植物的了解，这些石榴应该有一二百年历史了，因为桥缝营养有限，生长艰难，要长成如今这模样，绝非十年八年能长成的。无论远望近观，那一丛丛石榴都己与石桥相依为命，融为一体，融为一景了。

    关于石桥中的石榴，游人大都以为乃鸟类啄食石榴后拉屎拉在桥缝中而慢慢长出来的，因为在其他古镇的石桥上，也长有枸杞、构树等，这个推理似乎言之有理，其实不然。查当地风俗可知：朱家角人造桥，那些工匠注重口彩，所以在砌石块时，用糯米浆拌石榴籽合缝，石榴谐音“石留”，石留自然桥固。没想到石榴籽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在糯米浆的营养下，终于破缝而出。在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中，长成了如今这造型。真应该向这些崛翠无畏的石榴致敬。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前不久报载：北京昭陵城墙上有松柏长在砖缝里，有人建议伐去，以防古城墙的损坏，有专家坚决不同意砍伐，最后北京市长王岐山一锤定音：保留！——好！我为此明智之举喝彩。因为石桥也好，城墙也罢，毕竟可修复，乃至重建，而树却很难再生。数百年来，物种靠顽强的生命力，艰难地生存了下来，这容易吗？更何况它们己与桥，与城墙难分彼此，互为一家了。这是自然景观，更是活的文物啊。

    砍伐果然是保护文物之一法，但必竟是消极的，共同保存、整体保护，这是难题，却是大有意义的。

    作为读者，作为游客，我只希望主管领导中，多一些像北京市长王岐山这样有文化、懂文化的领导。

    张溥是朱家角的女婿

    游览青浦朱家角时，买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的《珠里小志》，这是清代时朱家角的乡贤周郁滨撰写的一本乡镇志。回来后，我饶有兴趣地翻读了起来。竟在卷八读到了“按元初张瑄、朱清督理海运，招致海舶，太仓称为六国码头”等，我立时兴趣大增，细细阅读了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卷十三，意外地又读到了一段关于张溥的文字。“张溥，字天如，太仓人，为珠里陆氏婿。少时常在甥馆，所读书必手自抄录，有录至六七过者，故名其斋曰‘七录’。崇祯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乞假归，与同里张采创复社，里人陆文声，闽人周之夔忌之，指为党魁。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扬，太仓州知周仲琏、巡抚张国维等申救，元珙诸人皆被斥。及溥巳卒，事犹未能竟，屡诏诘责。采奏溥未服官，怀忠入地；而御史刘熙祚、给事中姜埒亦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疏上，事始得解。溥诗文敏捷，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卒年止四十。”

    《珠里小志》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距今200年左右，编撰者周郁滨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家乡的诸生，《青浦县志》称他“不营名利”，他与张溥既无亲戚关系，又无师承关系，因此他的史笔更具真实性、客观性。

    从《珠里小志》的这段文字记载着。陷害张溥的，不但有太仓人陆文声，还有福建人周之夔。所谓树大招风吧。读此文后，我一则为太仓出陆文声之流的小人痛心，一则又为张溥为家乡为前辈欣慰，因为主持正义，援手张溥的不在少数，且一个个有名有姓，有官职，看来绝非虚言。张采、姜埒等文化人与张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好理解，没想到太仓的知州、提学御史、兵备参议、巡抚等大大小小地方官都为营救、平反张溥而甘冒上峰斥训之险，委实难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溥的影响，以及他的人缘、人气。

    《珠里小志》里还有一则涉及张溥的轶事，也颇有趣味。且抄录如下“时有僚婿某官总兵，意气傲岸，天如时为诸生，某视之如蔑如也。后天如入词翰，乞假归道，经某地，总兵适任于此。明季重文轻武，词苑声望尤重，总兵戎服谒见，亲为巡更。天如因作小诗寄外氏，有‘碧纱帐内一书生，卧听元戎击柝声’句，传为佳话。”

    以我看来，这位总兵还是很可爱的，他对有成绩有声望的文化人还是敬重的，因为身为总兵，亲为巡更，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在《珠里小志》上，能读到张溥的些许文字，也是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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