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两《儒林》对读记

    邱锋

    经学或者说“五经”之学的成立、发展与嬗变，代表了汉代学术的重要精神与性格。正因为如此，“两汉经学”一直是许多学者对于汉代学术特点的概括与总结。关于西汉经学之成立及其传承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汉书》的《儒林列传》和《儒林传》中。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主要记述了《诗》、《书》、《礼》、《易》、《春秋》在西汉初以迄中叶的传布与师承状况，班固《汉书·儒林传》继其成规续写后事，直至王莽时的讲学大夫，最终完成了对西汉一朝经学发展全局的勾勒。

    由于《汉书·儒林传》关于西汉中前期的记载，多因袭《史记·儒林列传》，文字几近重合，所以自清代以来，学者多从《儒林传》对《儒林列传》的删添、修改处入手，讨论二者的关系。如班固删“子路居卫”句[524]及改“方正博闻”为“方闻”等[525]，均为其中显例。这些论述涉及版本、校勘及文字训诂等诸多方面，对于厘清《史》、《汉》文本虽大有裨益，却还未涉及两传写作中更为深层的问题。所以自近代以来，更有学者从撰述结构与记述内容方面讨论二者的差异[526]。如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里指出，除了《汉书·儒林传》较《史记·儒林列传》更为详备外，二者更是在“五经”序列及《史记·儒林列传》未言及《毛诗》及《左氏传》两点上有所不同[527]。徐氏所论的确洞察到马、班撰述上的一些关键性差别，对于考察二传的异同关系深具启发。所以本文所作，便意在接续前贤之论而间述个人愚者之得。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 关于“五经”序列的问题

    《儒林列传》和《儒林传》在《史》、《汉》列传中属于“类传”的范围，与通常“类传”遵循的以类相从、以时为序的撰述方法不同，它们在写作上则采用了一种依照“五经”次第分别记述各支传经之儒的“以经系人”的写法。《儒林列传》与《儒林传》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叙述“五经”传布与师承时采用的次第有所不同。《史记》采用以《诗》为首，《诗》、《书》、《礼》、《易》、《春秋》为次的排列，而《汉书》则易之以《易》为首，继以《书》、《诗》、《礼》、《春秋》的次序。这种变化不仅是司马迁、班固记述习惯的不同，更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当中经学侧重的迁移与人们对于“六经”系统认识的改变。

    自战国以迄两汉，文献中关于儒家“六艺”顺序的记载约有六种。即（1）《诗》、《书》、《礼》、乐、《易》、《春秋》；（2）《易》、《书》、乐、《诗》、《礼》、《春秋》；（3）《诗》、《礼》、乐、《书》、《易》、《春秋》；（4）《礼》、乐、《书》、《诗》、《易》、《春秋》；（5）《易》、《礼》、《书》、《诗》、乐、《春秋》；（6）《易》、《书》、《诗》、《礼》、乐、《春秋》。其中犹以（1）、（6）最具影响[528]，也可用“以《诗》为先”和“以《易》为先”两类加以概括，《儒林列传》和《儒林传》则分别采用了这两类次序。关于这两种排序方式的成因与缘由，学界曾有过不少讨论，尤以周予同的观点最具代表。在他看来，“以《诗》为先”是汉代今文经学家的排法，其次序是根据“六经”内容程度的深浅而定；“以《易》为先”则是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排法，其次序是依据“六经”著述时间的早晚而定[529]。由于在经学史研究中具有的权威性，这一说法无疑具备了导向性作用，在此后相关的研讨中，各家立论也往往依循着周先生的观点而展开。不过细绎此说，其中尚有一些有待补充与阐发的地方。

    在战国至汉初的文献记载中，如《庄子》的《天下》、《天问》、《徐无鬼》三篇、《商君书·农战》、《荀子·儒效》、《小戴礼记》的《经解》、《王制》两篇以及《郭店楚简·六德》在谈及“六艺”时都已采用了“以《诗》为先”的排序方式。说明这种顺序至少在战国时就已出现，远早于西汉的今文经学，所以它不应像周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今文经学家的创制。大概是受到了周说的启发，徐复观又指出《史记·儒林列传》以《诗》为首是以“五经博士的序列为根据”[530]。既然“五经”博士的设立尚晚于今文经说的出现，那么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与“五经”博士的先后就更无关系了。显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里只是沿用了战国以来人们记述“六艺”时惯用的顺次，与今文经说与“五经”博士都无甚牵涉。

    不过周先生将“以《诗》为先”的“六艺”顺序看作是由其内容程度深浅来决定，“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531]的看法却甚合情理。征之文献，亦有所据。因为孔子确乎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话[532]。历代注家对《论语》此章的解释颇存异议，如何晏、邢昺都将其作为个人修养的“立身成德之法”[533]。朱熹则以其为“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深浅”[534]。清代学者刘宝楠则认为这是一种“自古相传教学之法”，孔子只不过是“因略本古法教之”而已。为了说明问题，他又条列《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盖受教者七十有余人”之语加以佐证。[535]刘氏的论证，颇为精审。《大戴礼》所谓“体”与“文德”本指礼、乐而言。《说文·舁部》:“兴，起也。”《戊部》:“成，就也。”《玉篇·戊部》:“成，毕也。”“兴”与“成”，一为开始之义，一含结束之旨。所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说的正是孔门关于《诗》教（也包含《书》教）、礼教和乐教的教学顺序，恰反映出一种由浅入深的学习次序和积累知识、增进精神修养的程序。

    所谓“《书》以道事，《诗》以达意”，《诗》与《书》在文字上虽多有古奥之处，但从思想性和精神修养的角度来看，却是比较初步的，被作为教学的启蒙阶段。而礼、乐之习之用，更在于实际的操演。演礼与奏乐，不一定需要课本，最初也未必形诸文字。其教学不仅依靠实践，更包含着道德伦理的教育和宗教信仰的熏陶，这自然比《诗》、《书》的教育要深一些，所以被排在《诗》、《书》之后。至于说《易》与《春秋》，比较特别。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以及“（孔子）因史记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记载，复据马王堆帛书《要》:“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之说[536]，可以确知，《易》与《春秋》当是孔子晚年最为重视的两部文献。二者虽源自卜筮之书与鲁国国史，但孔子将它们施用于教学却不是教占筮和讲历史，而是借以表述自己的天道观念和政治理想。如孟子就曾言道：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537]

    又说：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538]

    马王堆帛书《要》也记载孔子之言：

    赞而不达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539]

    可见诸侯史记中的“文”和“事”以及巫史对《易》在“幽赞”与“明数”方面的施用，都不为孔子所重，他追求的恰是其中蕴含的“义”与“德”的精神，也就是要对巫史所用的占筮之《易》与史官所记的诸侯国史进行义理化的处理。其中深奥与复杂程度自远高于《诗》、《书》、礼、乐，因此在教学顺序中被排列在了最后。

    以《诗》为首的“六艺”排序，依据的正是由浅入深的教学顺序。而这种教学内容和顺序不只是孔门私学的创制，在此前贵族官学教育中就已颇具其体。据《周礼·地官·保氏》记述，周代贵族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礼、乐、射、驭、书、数之“六艺”[540]，包含演习礼、乐，学习射箭、驾车、书写与计算等应用技能的培养与训练。进入春秋后，贵族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除去老的“六艺”外，更加入了新的文本知识。如《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国大夫申叔时提出对太子要进行《春秋》、《世》、《诗》、礼、乐、《故志》、《训典》等方面的教育，就已包含了众多文本的传授[541]。其中《诗》、《书》的教育显然是最为普遍的。《礼记·王制》记载：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

    《王制》虽然晚出，但结合《左传》、《国语》所反映的春秋时期贵族在饮宴、盟会时屡引《诗》、《书》的情况，可以确知《诗》、《书》在贵族教育中应属重要内容。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国大夫赵衰的话：“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管子·戒第》亦称“泽其四经而诵学。”可见《诗》、《书》与礼、乐并称的说法，已为当时的人们所习用了。

    同样，《春秋》（这里泛指诸侯国史记，不特指孔子所作《春秋》）与《易》在春秋时也已被纳入贵族教育的当中。关于《春秋》之教，如上文提到的楚大夫申叔时提出要对太子教之《春秋》，“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晋国大夫羊舌肸（叔向）也因“习于春秋”，成为太子彪的老师。[542]关于《易》教，据徐复观考证：“《周易》不仅由史所主管，而且也成为贤士大夫教养之资。《左·昭十二年》卫‘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子服惠伯非史职而曾学《易》，因而对《易》作了合理的解释，则其它士大夫中亦必有学《易》的，因而推进了《易》的理论水准。”[543]此说当为确论，且当时贵族教育中“官技”与“官学”的内容本就相互包容，很难截然划分。如《管子·山权数》记齐国“五官技”：

    《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

    五种官技包括《诗》、《时》、《春秋》、《易》与卜。其中“记岁”之《时》应是接近于大小戴《礼》中《夏小正》、《月令》一类关于天象、物候与节令的文献，属于《礼》书的范畴。“卜”当是类似《易》的占卜知识。[544]可见当时的官学不但包含有《易》，其顺序也是以《诗》、礼为先，《春秋》与《易》为后的。可以说以《诗》为首的“六艺”次序，虽然反映了孔门的教学顺序，但更有其久远的渊源。

    较之《史记·儒林列传》以“《诗》为先”，班固《汉书·儒林传》“以《易》为先”的次序，显然是一种更晚才出现的序列。这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采用的顺序完全一致。《汉书·艺文志》是删略刘歆《七略》而成，因此这种次序当也是来自刘歆[545]。《汉书·王莽传》记载新莽时左将军公孙禄说：

    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

    “国师嘉信公”是指刘歆，“颠倒五经”显然是说刘歆把传统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次序，颠倒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这种次序依据的便是其“著述早晚”：

    《周易》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古文《尚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毛《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三《礼》:《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圣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相从次于《诗》下……古有《乐》经，谓为六籍，灭亡既久，今亦阙焉。《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当后于周公，故次于《礼》。[546]

    周予同更据此说加以推衍，遂将“以《易》居前”的次序定为古文家说。刘歆是古文经学家，因此将这种排列归之于古文家说颇合理据，不过它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东汉今文经学也沿用了这种次序。如《白虎通义·五经》记载：

    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

    《白虎通义》为班固奉命撰集，实则是以今文经学的观点来总结“五经同异”的。此外，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述东汉“五经”十四家博士，采用的也是以《易》为首的“五经”次序。范晔虽为刘宋时人，但其记述必有东汉官学的材料以为凭据。白虎观会议充分反映了今文经学的意见，《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述东汉“五经”十四家博士也都属于今文经派。如果这种序列当真是出于古文家的排列，是难以为当时的今文经学说所接纳的。

    “以《易》为先”的“六艺”顺序，当有其更早的来源。廖明春曾据《淮南子·泰族》认为以《易》为首的次序并不始于刘歆，又据帛书《要》指出《易》为首实际来源于孔子晚年之后的重《易》，所以冠《易》于《诗》、《书》、《礼》、乐之前[547]。将《易》升为“六经”之首的原因归结为儒家学派对《易》的重视程度的提高与转变，这种解释未免失之于简。因为至少在西汉，“五经”中应以《春秋》最为重要，但无论在何种“六艺”顺序里它从来都是处于殿后的位置。不过自汉初以来，随着《易》学传授体系的拓展以及学者在义理上的发掘，却引发了人们对“六艺”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重新认识。《易》在西汉末期逐渐被推为“六艺”之首，于此当有直接关系。关于此节，乾嘉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谈到汉儒喜言灾异时的一段论述颇具启发：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征。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至《诗》、礼、乐盛于商周，则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548]

    虽然在形式上赵翼仍沿用了陆德明“著述早晚”的说法，实际上他却是从天人关系的远近来看待“六艺”的先后次序。如前文所述，《易》和《春秋》在孔子晚年的思想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分量。所以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有意无意间都喜好将《易》与《春秋》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发明。四库馆臣曾对此解释说：

    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549]

    不过至少从汉儒对《易》与《春秋》的理解与运用来看，原因怕非如此简单。如司马迁述其父司马谈的遗愿，就曾说“正《易传》，继《春秋》”[550]。他自己更是屡次把《易》和《春秋》联系起来：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551]

    又说：

    《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552]

    后来刘歆更将《易》和《春秋》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它们看作是叙述“天人之道”的途径。如《汉书·律历志》引述刘歆学说：

    《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传》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汉书·五行志》也引刘歆《洪范五行志》：

    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刘歆虽为古文学家，但他的“天人之学”却是来自公羊春秋、洪范五行说以及京房易学等今文学派。在今文经学当中，特别是公羊学派爱讲“天人之际”，他们的“天人之际”内容比较繁杂，很难解释清楚。不过就其所依傍的典籍看，是以《易》代表天道，以《春秋》专讲人事的。《易》以明天道的变化，《春秋》以辨人事的是非，这样天人相应，正是《易》与《春秋》的结合。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不仅是史学撰述的意旨，更代表了汉代哲学（主要是今文经学）的中心或主题。在汉儒看来，《周易》和《春秋》不但反映着“古今之变”中“变”的观念，更代表了“天人之际”中“天道”与“人事”之两端，这样的“天人之际”也就是他们的“天人之学”。

    “五经”当中，《诗》、《书》、《礼》、《春秋》所记，都偏重于政治、道德的问题，对于自然观和宇宙观的论述则比较贫乏，《周易》经传却为儒家哲学开始提供了一个比较粗糙却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到了西汉元帝时，京房以《易》八卦配八节，以六十四卦中的《震》、《兑》、《坎》、《离》四卦配二分、二至，以其余六十卦配一岁三六五又四分之一日，每卦为六日七分，从而在“天人之学”上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且精致的体系。在元、成、哀时期，《京氏易》广为盛行，也使得这一时期经学的重心由此前的《公羊春秋》转到《易》学的方面。刘歆受《京氏易》影响颇深，在“五经”序列上，他改之以《易》为首，以《春秋》居末，中间夹以《诗》、《书》、《礼》、乐的“六艺”排列顺序，正好缔造出了一种标示着“天人之际”经由“天道”而切近“人事”的完整的知识结构。这与之前按照教学难易程度排列的以《诗》为首的顺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当时的儒学对于天人结构以及宇宙、社会秩序观点的综合反映。《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分别以“以《诗》为首”和“以《易》为首”排列也正与此相对应，反映出司马迁和班固所处的两个时代当中，人们对于儒家“六艺”的认识由传统的教学体系转为知识系统的一种重要改变。

    二 关于《易》与《穀梁传》的传承问题

    如前文所述，《史记·儒林列传》在撰述方法上采用了“以经系人”的写法，其叙次“五经”儒生，所为立传及附传者不过数十人而已。班固《汉书·儒林传》承接其义，不但奠定了此后正史撰述中《儒林传》的书写成式，而且在内容上也远较《史记·儒林列传》丰富。据李景星统计，“其叙次五经大师八人，并传者二十二人，附见者一百八十四人，共计二百一十四人之多。”[553]《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只到武帝时为止，《汉书·儒林传》则延续到新莽时期，所以这种数量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史》、《汉》断限的不同。不过就两传重合之处来看，《汉书·儒林传》“大致虽本《史记》，而叙次处较《史记》特详。”[554]造成这种详略差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经学建立未久，一些学派尚未能发展壮大起来，而班固在写《汉书》时，“五经”之学的发展脉络早已清晰可观。此外，马、班撰写《儒林传》的创作依据与侧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叙述《儒林列传》的创作意旨说：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其意即在于表彰武帝时期儒学的复兴与繁盛。与此相关，《儒林列传》的小序也清晰地反映出司马迁的这种写作意图。这段文字记述了从孔子开始直到西汉中期为止，儒学由兴渐衰再由衰复兴的完整过程，不但是对武帝以前儒学发展所做的总结，更成为《史记》为西汉儒士立传的历史根据。这样的写法，实际上意在说明武帝时期儒学的复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儒学定为一尊的重要标志就是武帝时“五经”博士的设立。因此，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依据的便是官学所立“五经”博士的成规与范围，对于未立博士的如《毛诗》和《左传》未置一辞，《古文尚书》和《穀梁传》也只是附带地提到。

    虽然《汉书·儒林传》小序依然因循了《史记·儒林列传》的内容，但班固在《序传》里又补充说：

    犷犷亡秦，灭我圣文，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纪，师徒弥散，著其终始，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这就于弘扬儒学、表彰“五经”之外，更强调了要在析分经学师承、综理学术纲纪方面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努力。司马迁的时代，“五经”博士建立未久，班固的时代，经学发展业已成熟，不但师法家说日趋完备，经学内部派别的纷争激辩也早已展开，其范围和内涵远远超过了司马迁时代的“五经”博士。班固在记述西汉一朝儒学发展的时候，自不能不从汉初开始追溯它们的源流。而且自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起至平帝时止，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博士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这已被当时的一些通儒所鄙视。如刘歆就曾移书太常博士，建议打破师法界限，增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于学官，却遭到博士们的一致反对，遂开启了今古文经学之争。班固在学术上深受刘歆影响，所以在《儒林传》的赞语中他写道：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可见同刘歆一样，对于“五经”博士制度导致的各种流弊，班固也深有感触，因此在顺通经学师承、序列学术次第方面，打破武帝时代以来的“五经”博士的藩篱，罔罗遗失、兼收并采便也是其致意之处了。较之《儒林列传》的记述，《儒林传》不但在记述经学流派上范围要广阔很多，而且将《儒林列传》未曾提及的《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穀梁传》与其他经传平列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考虑到《儒林列传》和《儒林传》各自的创作意旨与侧重，我们对它们记载当中出现的一些有关师承流布方面的差异和矛盾之处就易于理解了。下面试举《易》与《穀梁传》二例加以说明。

    关于《易》在汉初的传布状况，《儒林列传》与《儒林传》记载如下：

    《史记·儒林列传》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汉书·儒林传》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城，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对比二者的内容，确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一，《儒林传》比《儒林列传》多出了由战国到汉初的《易》学师承传递。其二，对于汉初以来《易》学的传承，《儒林列传》所记是从田何到王同再到杨何一支的传承谱系。《汉书》所记虽也从田何出发，但不限于王同、杨何一支，同时也加入了由田何发生出的周王孙、丁宽、服生三支体系。其三，《儒林列传》“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句，《儒林传》改为“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关于第一点差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已记述了战国、秦汉间《易》学从商瞿到田何六代的传递体系：

    孔子传易於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

    为了避免重复，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只是简略地提到“六世至齐人田何。”班固添加的内容显然是根据《仲尼弟子列传》写成，只是在人名上略有一些音同字异或形近音殊的细微差别。

    至于第二和第三种差别，特别是班固改“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为“田何”的问题，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多存异议。如清人梁玉绳认为《儒林列传》中的杨何“当依《汉传》作‘田何’。”[555]今人刘大钧则认为“太史公曾学《易》于武帝时第一位《易》学博士杨何，故《史记》中所列由孔子至田何的传《易》名单，应该是太史公得之其师杨何所提供的名单。”[556]为什么记述同一件事，司马迁、班固会有如此的差异？这实际反映了他们在看待汉初以来的《易》学发展这一问题上的视角有所不同。如前文所说，班固《儒林传》析分经学、综理纲纪，重在经学流派的梳理，其述《易》便不仅限于杨何一系，更兼记出自田何的多支《易》学传承。特别是宣帝时立为《易》学博士的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都是出自丁宽、田王孙一系[557]，所以班固对于后来壮大起来的丁宽易学一支更要着力记述。为了使整个《易》学在西汉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观，他才将《儒林列传》“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句改为“要言《易》者本之田何”，用以概括西汉《易》学的源头。《史记·儒林列传》所本乃是武帝时所置“五经”博士的范围，杨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558]在武帝时期最具影响，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也曾经“受《易》于杨何”[559]，对于杨何一派是熟悉的。所以司马迁在记述西汉前期《易》学发展时才独列杨何一支，而不及其余。《汉书·儒林传》赞曰：“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这里的“《易》杨”就是说杨何，这段话看似与班固之前所改“要言《易》者本之田何”相矛盾，所以清儒沈钦韩才认为：“《易》杨为《易》田之讹，杨本不立博士，汉以来言《易》者皆本田何。”[560]其实班固在传文中所改“言《易》者本之田何”句乃是说西汉易学的源头，赞语所说的“《易》杨”乃是指武帝时《易》经博士所立师法[561]，二者并不矛盾。

    关于《穀梁传》，《儒林传列》载其师传始于武帝时的博士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足用董仲舒。

    瑕丘江公只是《诗经》博士，武帝时所置“五经”博士中也没有《穀梁》，司马迁之所以提到《穀梁传》，仅仅是因为瑕丘江公曾与董仲舒争论《公羊》、《穀梁》短长。汉代今文经《诗》学有齐、鲁、韩三家之分，瑕丘江公所传为《鲁诗》。三家《诗》虽各异其说，但以《鲁诗》为最早出，于西汉一代也最为兴盛。所以《儒林列传》与《儒林传》在叙述《诗》学传递时，都追溯到瑕丘江公的老师申公那里。《儒林列传》记述申公的生平及行事颇为简略，对申公传经之事只是提道：

    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

    因此班固在《儒林传》中又做了很多补充，除了对申公的生平行事以及师承弟子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述外，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到申公除了以《诗》传授外，还传授《春秋》：

    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

    因此班固在后文记述《穀梁传》的流传时，便将其从《史记》记载的瑕丘江公提前到了鲁申公那里：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江公呐于口，上使与董仲舒议，不如仲舒。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

    这样的写法，显然是出于综理纲纪、罔罗遗失的目的，但也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即《穀梁传》早在申公时就已经出现。申公的确曾经传授《春秋》，但其所传《春秋》是否《穀梁春秋》却大有疑问。《汉书·终军传》载：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

    徐偃是申公弟子，其所说《春秋》之义当是出自申公传授。不过他所说的《春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之义，却是公羊学说[562]。这条经义非但为《穀梁传》所无，而且从思想上看，《穀梁传》更是极力反对大夫专权的[563]。申公所传与其弟子徐偃所云《春秋》之义，均非《穀梁传》。申公所处时代早在汉初，这时期《公羊》、《穀梁》之学尚为成熟，其所授《春秋》恐怕还没有严格的家派分别。近人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曾考证《穀梁传》文多据《公羊》而撰作，从而推断《穀梁》成书于《公羊》之后。[564]金德建也曾指出《史记·儒林列传》中“瑕丘江公为《穀梁春秋》”一句中的“为”字该当“作”字解释，明白地说《穀梁传》这部书是江公所作。[565]联系这些发现，我们可以认为《穀梁传》是瑕丘江公和他的传人们采用当时经师口头相传的一些经义，并参考《公羊传》而编写的一部著作。班固根据申公曾传授《春秋》与《鲁诗》，瑕丘江公又曾为申公弟子的事实，便将《史记》记载的“瑕丘江公为《穀梁春秋》”改为“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在考镜源流上求之过远则不免失之于凿了。

    不过班固的这种改动，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穀梁学派在西汉的消长起伏。《穀梁传》在汉庭的第一次辩论，便因为江公“呐于口”和丞相公孙弘的袒护，从而导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说，公羊学由此大兴。至宣帝时，《穀梁》学者蔡千秋与《公羊》学者并说，宣帝善《穀梁》之说，蔡千秋因此擢升为谏大夫给事中，选郎生十人从受《穀梁》。蔡千秋病卒，宣帝征召瑕丘江公之孙（小江公）为博士，并以刘向作为助手。后小江公死，又征召周庆、丁姓等人待诏保宫，卒授十人。从元康（约前63年）中始讲《穀梁》，至甘露元年（前53年），经过十余年的讲授，这十人“皆明习”，于是宣帝“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566]这就是著名的石渠阁会议。《汉书·孝宣本纪》记载：“诏诸儒讲五经异同，太子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在宣帝的支持下，这场的辩论终究是《穀梁》一派占了上风，与《公羊》同立于学宫，由是也达到了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盛。纵观《穀梁传》在西汉一朝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与《公羊》对峙与辩难的局面而逐次兴起，也正是由于这种对峙与辩难，使得《穀梁》学者在经义解释与政治见解上往往与《公羊》站在对立的方面，同时为了抬高身价，他们也总是在寻求更为久远的师承传授体系。所以不妨说班固所记《穀梁》传自汉初的申公，其实正好反映了穀梁学派在这方面的期望与努力。至于以后出现的《穀梁传》传自子夏及荀子的说法，更是《穀梁》学者们创造的借以自高的说法了。

    三 关于董仲舒的立传问题

    本文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史记》、《汉书》关于董仲舒记载的差异，这主要反映在二书为其立传的规格上。司马迁只是将董仲舒与其他经生平列于《儒林列传》中，而班固在《汉书》里则将其移出《儒林传》，另外单独设立了《董仲舒传》。对比二者的记载，可以明显地看出，《董仲舒传》虽然是在《儒林列传》的规模上写成，但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除了对董仲舒生平记载更为详尽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班固全文收录了著名的“天人三策”，这也使得后者从前者三百多字的基础上，扩充为一篇七千余字的长文。

    正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作传形式，造成了董仲舒在《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董仲舒传》中不同的人物形象。《儒林列传》中的董仲舒只是一位为人廉直且终身仕运不佳的学者，除了传《公羊春秋》外，看不到他对西汉学术和政治上的其他影响。而在《董仲舒传》中，班固不但通过“天人三策”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更将其作为建立西汉儒学的开创式的人物加以评价。对于这种记载与评价上的悬隔与乖离，前人也有评测。如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指出：

    凡人轻今贯古，贤者不免，太史公与董生并游武帝朝，或心异之。孟坚后生，本先儒之说，推崇前辈，则有叩首户下耳。

    对张溥所说的“或心异之”，阴孟伦更复引申说：

    按《太史公自序》尝称吾闻之董生云云，是其删次旧闻，且引仲舒为重，如张氏说，未必乃尔。或者史公好道家言，与孟坚被服儒者，各殊涂辙，故秉笔时因有出入。[567]

    此外，黄朴民亦据阴说，认为这种不同恰好反映了“新儒家在完全战胜新道家之前的思想界真实面貌。”[568]司马迁曾师从董仲舒，但不可否认，他与董氏的今文经学在思想上确有许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反映在他们对于“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解当中，却不代表着道家与儒家思想的分野。《史记》全书不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的价值标准，而且司马迁突破《史记》的著述界限，撰写《孔子世家》，同时撰写《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这本就彰显了儒学的显赫地位。因此，如果从司马迁“好道家言”或者对儒家学说存有某种保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并不能很好地说明《儒林列传》和《董仲舒传》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儒林列传》的写作立意和马、班二人所处时代的角度加以分析。首先，司马迁记述董仲舒事迹在“类传”的体例上便受到了限制，《儒林列传》秉承“五经”博士的规模，“以经系人”序次西汉以来的儒学之士。因此在布局安排上，也只能将董仲舒与申生、辕固生、韩生、伏生、高堂生、胡毋生、江生、田生等经师并列。至于其中为何不载“天人三策”，并不像刘咸炘说的那样是司马迁“非必有意”[569]，而是受到了《儒林传》立传规模的限制。正因为如此，班固在《汉书》中全载“天人三策”，从写作要求上看，也必须将董仲舒移出《儒林传》而另立新传。

    其次，因为马、班时代的不同，对于董仲舒历史定位和评价自也不尽相同。班固在《董仲舒传》后的赞语中写道：

    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对于董仲舒历史地位的评价，刘向歆父子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刘向将其视为堪比伊尹、吕尚、管仲、晏婴的王佐之才，而刘歆却认为这种评价显然过当，只强调他作为学者所拥有的西汉一代儒宗的地位。无论如何，比之司马迁的记述，董仲舒的形象显然在刘向歆父子那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班固对董仲舒的定位也明显是受到了刘歆的影响。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曾言及：

    太史公受学于董仲舒，仲舒之学具于“天人三策”，兹不载之，非故抹煞也。盖太史公之意一本于《春秋》，所以救时之失，“三策”虽合于正道，而当时不能行之。班固所以载之者，盖谓国家有如此学术，正宜表章。同一史也，而立意各殊，不得雷同视之。[570]

    司马迁作为董仲舒同时代之人，如果说他限于时代的原因，尚不能对董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作出全面的定位和恰当的考量的话，到了儒术早已定为一尊的刘向、歆和之后班固的时代，对于董仲舒在儒学理论上的贡献和他在西汉学术、政治当中的地位自然要看得清楚明白许多。因此，班固在《汉书》中标榜董氏，为其单独立传不但成为可能而且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四 结语

    以上从三个方面比较了《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的差异。可以说，这些差异主要在于材料铺排与记述重点上不同，若进一步剖析这些铺排和重点，应该发现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由马、班二人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很难直接以对错或者真伪来截然判定。

    历史考证固然要以求真取信为其规范与归的，但当面对不同时代的相同撰述时，于钩稽考索、取证考信之外，更当从彼此记述的异同中求得时代的变迁与史学之演进。众所周知，历史的认知主要依据于历史的记录，而随着历史记录之不断积累与发展，记录本身也将成为客观历史之组成部分。有关一个时代的历史撰述总是孕育在它所在的时代中，并与其时代发生交互的影响。透过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固然可以了解这个时代历史撰述特点与性格，而分析某一时代历史撰述的发展与他者记载之异同，也可求得这个时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痕迹。从《史记·儒林列传》采用的“以《诗》为先”的序列到《汉书·儒林传》“以易为先”的序列，不但显示了《易》经在儒学中地位的升格，更标志了“六经”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在西汉的形成过程。与“六经”的体系化、哲学化过程相呼应的则是儒学在西汉中前期被成为定位一尊的社会状况。《史记·儒林列传》依傍“五经”博士的规模写成，反映了儒学在武帝时期的复兴，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罔罗遗失、兼收并采则充分说明了经学自西汉中期以来的分化与繁衍，在这种繁盛背后自也隐藏着其发展所带来的官僚化和派系化的流弊。同样，对于董仲舒的历史影响，马、班也站在各自时代的立场上给予了评价和肯定。《儒林列传》和《儒林传》记述了经学在西汉的发展状况，二者记载上的差异不仅反映了马、班二人撰述上的不同风格与偏好，更折射出他们所处时代当中经学自身的特点和演变轨迹。

    作者简介：邱锋，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4级博士。

    《史记》与中国古代史书审美表述的传统

    张桂萍

    《史记》在历史表述审美要求上的成就十分出色，至今仍能给人们以审美感受。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571]。司马迁对文字表述的审美要求及其高度的文字修养，对提高史家追求史文表述审美性的自觉性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史学批评家对《史记》写人物、记战争、绘场面所蕴含的艺术性加以阐述，推动了史学批评中审美意识的发展，并逐渐树立了史学领域注重史书表述审美要求的传统。白寿彝先生把历史文学作为史学史的重要内容。他所说的“历史文学”就是指我国古代史书在文字表述上追求艺术性的优良传统。他说：“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另一个意思是指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学，是用第二个意思。”[572]而我们古代的史学家往往用“善叙事”来评价这种艺术性的文字表述，自汉代以来《史记》“善叙事”就为历代史学家所公认，他们在史书撰述过程中自然以《史记》为楷模，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尽量讲求审美性的文字表述，从中积累了很多历史文学撰述经验。此外，人们对《史记》艺术性的评论引发了很多相关问题的讨论，如史书叙事、史文关系等，从而使相关理论得到不断深入的阐发和总结。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历史撰述还很有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而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一 《史记》“善序事理”与史文表述审美要求传统的形成

    善叙事是中国古代史书的鲜明特点，它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以至于很多人把这看成是整个中国史学的特点，产生了中国史学长于叙事而缺乏理论的印象。实际上，每一部史书的叙事成就都是在批判继承前代史书叙事经验的基础上取得的，并且总是与相应的理论总结相伴随，这也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良好传统。历代人对《史记》叙事的评价和继承就体现了这个传统。班固较早地评价了《史记》在文字表述上的审美性：“文章则司马迁、相如。”[573]据陈直考察，两汉人只称太史公有良史之才，称赞文章之美者，始见于班固[574]。与此前扬雄等人“善序事理”的笼统评价相比，班固之评已经超越了史书文字的评价标准，而把《史记》文章的艺术性凸显出来。我们说，班固和司马迁并称“良史之才”，《汉书》文辞典雅，讲究叙事，这与班固对《史记》叙事之美的关注有很大关系，说明班固在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上已经有了自觉意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则较早地从审美意识上对史文表述的要求进行了理论探讨，明确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575]。他说的“以叙事为先”，是关于“叙事”之审美的总的要求。从这个总的审美要求中，不难看出他对班固之评有思想上的继承和发展。

    综观古代史家、学者和史学批评家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思想和实践，有很多问题与《史记》有密切关系，是围绕《史记》而逐渐展开的。如史文篇幅的繁与简、文字风格上的文与质，以及表达效果上的显与隐等，都有理论上的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史记》在史文表述上审美性得到了多方面的阐释，使人们对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理解得更加深刻。

    史以叙事为美，因此，如何叙事是史书表述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从班氏父子称赞《史记》叙事之美，经张辅等人以繁简比较《史记》、《汉书》的表述风格，到唐刘知几提出以简要为主的叙事标准。史书繁简问题逐渐成为史书表述上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实际上，史书繁简不仅是文字表述上的问题，还与史家的尊经的观念有密切联系。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分，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刘勰把《左传》和《史记》加以比较，一个“于文为约”，一个“详而易览”，这种文字表述上差异，关键在于前者是附经而行，因而受到制约，使得氏族难明；而司马迁创立的写人的纪传体，表述因人而异，比较自由，因而受到后来史家的尊崇。通过这一比较，我们看到经、史、文的相互关系，以及史文表述审美要求所面临的制约。

    《史通·叙事》一开篇，刘知几就提出了自己对经、史关系的认识：“经犹日也，史犹星也。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汉》之文，当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他由此得出史不如经的认识。刘知几提倡史文俭省的理论依据也是缘经而立：“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以此为标准，他认为《史记》叙事“多谢《五经》”、“蓁芜”烦碎，而别赞“婉而成章”“一字以为褒贬”的“微婉之才”。[576]可以看出，他对史文表述的要求明显受到经学思想的制约。在此制约下的叙事观念宗“春秋笔法”为史学叙事的典范。即《左传》中所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577]晋杜预对此加以解释：“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例，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578]钱钟书认为这五例“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579]刘知几的史书叙事观念显然受到这种宗经思想的影响，虽然他的史文尚简的观念也有对史书撰述实践和理论的合理总结，并非完全在宗经思想下形成，但在很多问题上仍制约了他对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理解。

    以宗经的眼光来看，《史记》叙事写人的文字相对于《春秋》经文，当然显得繁富。那么，后代人所推崇的《史记》之简妙又怎样理解呢？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汉大赋繁复华美的风格，以及赋作在汉代的兴盛，就知道司马迁《史记》的文章风格是多么简约质朴，也就可以领会司马迁对历史撰述表述风格的独特要求，他是在自觉追求一种属于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风格。他的简约不再是寓褒贬于一字一句，而体现为在叙事、写人中蕴含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法则，让人们在读故事、感人生的审美感受中不知不觉地领悟历史真理。或者说，他在事与人的历史时空之外营造了另外一个空间，人们在这里可以体味到历史、现实、社会和人生种种规律，而这个空间并没有用文字直接表述出来，而是人们在阅读司马迁记叙描写文字的同时体会到的，这就是史书文字表述的审美性。从《太史公自序》和他评价文章的一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推断，他所追求的文字表述风格并不是《春秋》笔法。[580]鲁迅称这种风格是“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581]，这是对《史记》文字表述艺术性的准确概括，并且揭示了史书文字表述审美要求的特征和价值：把心中所感、所想真实自然地表述出来，这样的文字就是美的；它冲破了那种受制于经义的文字运用，建立了一种新的史书表述要求，即从叙事写人中生动、真实地再现历史，让人们在审美感悟中更直观地观往察来。《史记》的出现，为后代史家撰述提供了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楷模，史学评论家开始关注史文表述的审美性，并逐渐建立史书文字的审美标准，从而促进了史文表述审美要求传统的形成。

    中国史学自兴起之后，曾一度依附于经学，对史文表述的宗经要求，也是这种依附性在史家思想上的反映。正因为有这种关系，史文表述宗经的要求和审美性的要求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二者有一些相互涵融的范畴；在发展时段上这两种要求也不是孑然分离的，而是互有消长。随着经学思想影响力的减弱，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史学对史文表述审美要求也逐渐明显。魏晋时期，在史学评论活动中，人们多以经史并称，表现了两者地位的渐趋平等，两晋时期始有文史合流的倾向。[582]如萧统《文选》对史论之美的情有独钟，范晔《后汉书》对史论文采的自恃，以及沈约以文才之冠而参与修史，凡此种种，都表明了这种趋向。至明清两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和其他史书的言论更多，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已经明确区别于经学，有了独立的地位。明洪迈曾比较《尚书》和《左传》记言，得出经简传烦的结论。[583]章学诚也有“经旨简严，而传文华美”[584]，“列传之体缛而文”[585]之说，与《春秋》的“比事属辞”相区别。从这个发展过程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史学脱离经学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史书文字表述审美要求之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及其影响，以及后代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相关评论对增强这种自觉的审美意识无疑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二 《史记》与史文审美理论及传统的发展

    （一）省字约文与峻洁谨严

    在史学史上，较早地对史文繁简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长久影响的，应源于史家对《史记》、《汉书》的烦省比较上。如《晋书·张辅传》记载的张辅关于《史》、《汉》优劣的评论，尽管张辅的本意可能并不在史文繁简孰优孰劣上，但他提出了从史书文字烦省判定史书优劣的问题，因而使人们对史文的繁简非常关注，引起了一些争论。

    刘知几是较早地提出史书繁简问题并予以系统探讨的史家，他在《史通》的《浮词》、《叙事》、《烦省》、《点烦》等篇，差不多都是阐述史文繁简问题的专论。他在《烦省》篇中总结了自古以来关于史之详略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历史，并提出自己的认识：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囊括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次之，孟坚为甚。

    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裁，苦于蓁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以。必量世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刘知几认为，判断史书烦省的标准不应当是简单地以记叙时限的长短和字数的多少来判定，而是要从剪裁是否合理、叙事是否清晰、记事是否有缺漏，或过于简略等方面来看。而他所欣赏的《左传》的文字表述风格，刘知几概之以“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586]。进而提出：“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587]此所谓“折中之宜”就是要史家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史文繁简。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在论及史传写作技巧时说：“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即作史要把握事件的纲领，才能把纷繁的历史事件叙述清楚。至于如何把握繁简，则视史家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定，“或简言以达旨，或博闻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588]刘勰认为，文章文辞有繁简、隐显之别，关键是用运时善于变通。这是刘勰为了反对浮华文风而提出的总原则。在此宗旨下，他把《尚书》、《春秋》作为史书的典范，对史书的文字表述主张“辞宗丘明”，提倡“朴而美”的风格。刘知几吸取了刘勰这些见解，但他认为要达到这个要求，首先要从省字约文做起。

    刘知几在《史通·叙事》指出：“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他举《春秋》中“陨石于宋五”说明这样才是“加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他以此为标准来指摘《史记》的文字，在《点烦》篇中将《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项羽本纪》、《吕后本纪》、《三王世家》、《魏公子列传》、《鲁仲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传中相关句段挑选出来，对他认为失之繁复的地方加以改写。这与他不以字句多少判断史书繁简的主张似乎是矛盾的，这是他过于求简的一个表现，也表现出他对繁简问题认识的局限性。

    实际上，《史记》在记事上有很多是以驰骋铺叙见长。《史记》多用叠字、复笔来表情达意，这对反映历史环境、人物性格和历史氛围等，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后代史家对此意见不一。班固承《史记》作《汉书》，与此等处多加删改，文字俭省不少，艺术效果却不如《史记》。宋洪迈对《史记》繁简的评价却有独特的视角，他专门从《史记》之“繁”处揭示其韵味深长之“简”，已有品味历史意味的倾向。他比较《史记》、《汉书》的文字表述，说：“《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位一体。”并举《周勃传》、《夏侯婴传》、《灌婴传》、《傅宽传》、《郦商传》，认为“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了不觉细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589]表现出鲜明的对历史文字表述自觉得审美意识，这对推动后来史家发掘史文表述的审美意蕴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对《史记》这种特点，清人牛运震在其《史记评注》中总结到：“他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古来史家文字以繁而复为长者，独太史公一人耳。”他所谓“繁而复”实际上是《史记》在运用史文表述时所产生的雄健气势，给人一种浑厚之感。

    明胡应麟对这种现象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他说：“史恶繁而尚简，素矣。曷谓繁？丛脞冗阘之谓也，非文多之谓也。曷谓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子长者以其剪裁也。执前说可与概诸史之是非，通后说可与较二史之优劣。”[590]总体看来，他认为在剪裁方面《汉书》不如《史记》，虽然《史记》有些篇章在记事和写人时字数较多。可见，他评判史文繁简的标准不是字数多寡，而是史家的剪裁之功。这样，史文繁简就有了分明的界限，即“丛脞冗阘”和“峻洁谨严”。“峻洁”是唐代柳宗元对《史记》文章风格的评价，到胡应麟把他作为史文表述“简”的评判标准，可见司马迁文在史文表述上的地位。那么，他们所说的“洁”到底是指什么呢？清代文章家方苞说：“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以固之才识，犹未足与于此。”[591]就是说，史文表述之美归根结蒂取决于史家的才识，明于体要，就是要求史家能抓住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围绕这条主线记事，就不会有繁杂之病。

    这是对史家较高的要求，即使像欧阳修这样的大文章家，也难免捉襟见肘。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论《新唐书》“事增文省”之说曰：“予谓事增非难，增其所当增，勿增其所不当增之为难；文省非难，省其所可省，勿省其所不可省之为难。班孟坚之于《史记》，事增而文亦增，增其所当增也。”[592]言外之意，《新唐书》并没有作到增其所当增，省其所可省。而《史记》之简妙、《汉书》之详赡则各有其当，是史文繁简的楷模。

    对这些问题，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593]

    其意是说《汉书》、《新唐书》在处理繁简问题时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就是不去琢磨哪些事件该简，哪些该繁，以及记事说理是否通畅，而把心思都花在怎样俭省字句上了，没有得到司马迁处理繁简的真谛。从理论发展上看，这是间接否定了刘知几关于省字约文的表述要求，而提倡学习《史记》文字表述的审美性。他还引《孟子》中的两则寓言故事为例，说明孟子文章有“重叠而情事乃尽”之妙，来批评《新唐书》盲目崇简的毛病。这也从另一侧面指明《史记》文章确实是吸收了先秦各类文章的特点，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如果后代史家不为史文繁简的标准所束缚，而是遵循辞以达旨的准则，在文字表述上也会也会独树一帜。

    顾炎武之言可看作是对史书繁简之争的历史性总结，他认为，繁简之争不利于史家更好地认识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实质。表述是文章形式问题，它不仅是语言的繁简问题，还涉及怎样与思想内容有机结合的问题。以简驭繁，以少见多，是古代史文表述上一个重要审美要求，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言辞准确，二是内涵丰富。

    （二）用晦与言外之旨

    言辞尚简的要求与史文用晦的要求是有联系的。刘知几提倡史文“简约”，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则庶几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594]他借用《庄子》关于“言不尽意”的说法，认为要突出为史之意，须求文字尽量简约，避免妨害史意的表达。这种观念在力求史料详尽的史家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但在这里刘知几只是强调叙事目的不在虚辞闲说，而在史意的表达。为此，他提出“用晦”的主张。以此为出发点，他还对司马迁论文的观点加以总结。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595]这是司马迁对古人著述之表述方法与内容关系的看法。刘知几对此阐发说：“其《十二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又《屈原传》曰：‘其文约，其辞微。’观子长此言，实有深鉴。”[596]刘知几认为通过简约文字能凸显史家想要表达的感情和为史之意，而司马迁已有这样的自觉。

    刘知几专用一篇来说明史书婉晦的表述风格。“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这似乎是对“文约事丰”的进一步发挥，其实这已不是仅就语言的简洁问题而言，而是要求史家有更高的把握史意的能力和艺术表现方法。“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就是说，语言简洁却能切中要害，道理自然不会有遗漏。刘知几还举《史记》为例，来说明用晦之道。如“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门，可张罗雀”等，都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597]刘知几所举的例子主要是指《史记》用形象生动的笔法表达了丰富的内容，他对《史记》这种含蓄而有深意的语言表述是极为赞赏的。

    在刘知几提出这个命题之后，很多史家从“含蓄”、“婉笔”、“疏逸变化”等方面发掘了《史记》这种叙事风格。如

    明钟惺：

    ……累累万余言（按，此指《封禅书》），无一着实语，每用虚字诞语翻弄，其褒贬即在其中。盖武帝雄主，甘心求仙，必有一段妙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夺之。太史公舍其微秒者不言，而娓娓谈方术……篇末一语曰“然其效可睹矣”，意兴飒然，断案悚然，此一篇长文字恰好结语，却妙在含蓄，冷冷无极力收括之迹。[598]

    清李晚芳：

    说古处，直捷，用快笔；说今处，含蓄吞吐，用婉笔，有言外不尽之言，味外不尽之味，读者细细领其旨趣，褒贬自见。[599]

    清邱逢年：

    朱子曰：“《史记》疏爽，《汉书》密塞。”余亦曰《史记》变化，《汉书》整齐；《史记》宕逸，《汉书》沈厚。吕伯恭曰：“太史公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旨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意在彼，鱼龙变化，不可纵迹。”王楙曰：“太史公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意在笔墨之外。”王允宁曰：“《史记》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参末以续本，或繁条而约言，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自旁入，意到笔随，思余语止。”皆言其疏逸变化之妙者也。班惟密塞整齐，不足以与于斯矣。[600]

    他们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史记》文字表述“言尽旨远”的审美性，从中可见史文“用晦之道”具有丰富的内涵，其“含蓄”、“婉笔”和“疏逸”等表述技巧的运用往往能使史文的审美意味增强，而进入文学的行列，从而使《史记》有长久的艺术魅力。古人与今人都有共同的审美感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宗白华说：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写海外三神山，用虚虚实实的文笔，描写空灵动荡的风景，同时包含着对汉武帝的讽刺。作家要表现的历史上真实的事件，却用了一种不易捉摸的文学结构，以寄托自己的情感、思想、见解。这是“化景物为情思”，表现出司马迁的伟大艺术天才。[601]

    范文澜说：

    史迁为纪传之祖，发愤著书，辞多寄托。景武之世，尤著微旨，彼本自成一家言，体史而义诗，贵能言志云尔。[602]

    明清两代，是散文创作和理论并丰的时代，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史记》文字表述成就的探讨，并且逐渐树立了评判史文优劣的审美标准。明代焦竑说：

    程伊川云：“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之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评《史》、《汉》者独此语为核。张辅以文字多寡为优劣，此何足以论班、马哉！

    焦竑引用宋代程伊川评班、马差异的话，认为《史记》文字之美需“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从而提出了评价史文表述的另一个审美要求：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之外。《史通·浮辞》中对史文表述提出了“剪截浮辞，撮其机要”的要求，焦竑在这里从审美要求上进一步发挥了刘知几此意。这样一来，“言外之旨”就成为文章技艺成熟高超的标志，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评论：

    《唐书》如近世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有笔墨之外。[603]

    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争，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604]

    把《史记》文字之妙与书、画作比，这种类比说明《史记》的文字表述是富有艺术性的，这种艺术性就是强调在真实之外对“意”的把握。刘勰说圣人之文“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同，正言共精义并用”[605]。意思就是说，无论用正面直笔，还是委婉曲笔，都要求表达作者之“精义”和文章之“体要”，遵循这个标准就能达到言与意的统一。这个见识似乎比刘知几更加高明，也更准确地概括了古代史家对史文表述审美性要求的实质。

    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叙事》说：“用晦之道，尤难言之，简者词约事丰，晦者神余象表。词约者犹有词在，神余者唯以神行，几几无言可说矣。叙事至此，岂复望之五经三史后哉。故止得前幅举似如《尚书》、《左传》、《史》、《汉》数条，惬合章旨。”他认为史家达到用晦的境界是很难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刘知几所悬标准本身有矛盾之处，无法同时适用于经与史而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像司马迁那样的文字修养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认为，历代史家对“用晦之道”的探讨表现了他们对史文表述的不懈追求，在史学理论上它丰富了史书撰述理论和史家修养理论，它是古代史家对史文表述审美要求所悬的高标准，作为一种信念，激励后代史家以此为目标，从各个方面培养自己的表述能力，推动史学达于尽善尽美之境。章学诚说：“求自得于学问，故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606]正说明了历代史家这种力求精通的精神。

    （三）文有古今与质文代变

    司马迁在叙述古代历史时，首先碰到的是古代语言的问题。他整齐古代历史的过程，实际上包含了整齐古代语言的工作。《史记》中有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取自古书，如《尚书》、《左传》、《国语》、《诗经》、《论语》、诸子等，为了使人容易理解，司马迁经常把其中含糊、拗口的古代语言，翻译为明白流畅的通俗语言，或是富有表现力的民间语言，使历史和人物变得鲜明生动起来。此外，他还模拟或利用口语的自然语调描写人物；采用歌谣、谚语来叙事说理。[607]这些可以说是司马迁史文表述上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史记》至今仍受人喜爱的重要原因。

    晋张辅评价《史记》表述的特点是：“辞约而事举”，“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这已经从记事和写人两方面说明了《史记》表述上的审美特征，即司马迁为了表现人物的身份性格，不惜运用辞藻，而叙述历史时又能确切真实、清楚明了。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史》、《汉》比较的展开，人们对史书文字繁简的问题讨论较多，这种因人而异、随时不同的的表述风格并未引起更多阐释和发挥。唯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提出：“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608]他把史书记事和记言的文字区别开来，认为在写人物语言时，要使语气和风格符合人物自身特点，这就要求史家要把握人物所处时代的语言风格及时人所能理解的语言风格，将二者融会贯通。否则不仅不能真实表现历史人物，反而会徒费文辞，陷于虚妄的境地。

    刘知几也有同样的主张，他指出，运用时代语言编写史书，是古代史家撰史的优良传统：“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夫《三传》之说，既不袭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甿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因此他要求记载人物语言应“从实而书”，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这样做，不仅能真实再现人物风貌，而且可以从历代语言的变化中体会时代精神。他举《史记·留侯世家》中汉王怒斥郦生之语：“竖儒，几败乃公事”为例，来说明史书语言的成功在于“言必近真”，而不是讲究所用文辞的美恶。他说：“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609]这里的“糟粕”是有特定含义的。《庄子·天道》讲了一则寓言，大意是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堂下一个工匠在斫轮。工匠问齐桓公读什么书，桓公说是“圣人之言”；工匠又问“圣人在乎？”答曰：“已死矣！”于是工匠说：“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借工匠之口，表达了这样一个认识：道之精华是与时、与人俱在的，会随古人而去，后人贵言重书，不能忘言求理，这种没有时代精神、时代内涵的文字自然是糟粕，是死的文字，死的文字怎能表现活的历史？刘知几在这里化用这个典故，是说明史文表述的艺术性是与其思想性、时代性相关联的，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字具有吸引力，能感染人，从而增强其生动感、真实感，而求真是古今文字表述的共同目的，把握这个原则，就能得到古人为史之精华。

    刘知几还认识到，史书的语言和风格与一定时代背景有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风格，每个时代特点不同，其语言风格自然各异，不能以时代远近来区分语言的文雅与质朴，偏好古雅而不尊重客观事实。否则，“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基于这种认识，他批评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风气：

    楚、汉事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610]

    刘知几在这里批判了在史书表述上厚古薄今的倾向，指出如果“博采古文”、“聚成今语”的风气继续下去，则“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611]。刘知几提倡运用当代语言，实际上是要求语言要有时代感，才能更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和社会风尚，这是对史文表述的根本要求，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它就没有存在地价值。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宋代吴缜为什么把“文采”作为“信史”的一个标准提出来了。

    在因袭前代史文撰史的过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由于时代变化，有些语言文字发生变化，甚至有歧义，如果史家不加变革地运用，就会影响历史的真实。对此，刘知几还强调史文表述要遵循“因俗”、“随时”的原则。应该说，刘知几在史文表述上主张变通的思想是很可贵的，这也是他进步的历史观的反映。刘知几还认为出现“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史家无识：“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612]像这类史家只好凭自己的爱好去模仿别人。即使如此，很少有人能做到“拟古而不类”，大都是“貌同而心异”，实为“无识”。他认为谯周批评司马迁妄改古书就属于这一类：“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613]司马迁则是“貌异而心同”的典范，即能继承古书之精华，又不囿于史书形式，这对史家的表述才能有很高的要求。如刘知几所说：“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呜呼！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其义。后来明达，其鉴之哉！”言外之意，司马迁表现在表述上的史才和史识是卓异超群的，后代史家应向司马迁学习这种本领。

    司马迁文章自唐代，开始成为古文家模仿的对象，到清代，研讨和模仿司马迁文章的风气更盛。章学诚对此提出这样的认识：“世代升降，而文辞言语随之，盖有不知其然而然，圣人不能易也。三代不摩唐虞之文，两汉不摩三代之语，经史俱在，不可诬也。”[614]他从历史发展的要求出发，指出一个时代的文辞自有其时代特色，这是时代发展的表现，一味模仿古代语言，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但他并不是完全摒弃古文辞，他提出学习古人文辞应遵守的原则是：“凡为文辞，必则古昔，得其意而矣。”[615]对于史家来讲，这个修养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凭虚而别构，且其所本者，并悬于天壤，观其入于删述之文辞，犹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熔同于造化矣。”就是说，撰史必然要继承古人留下的史料，如果史家运用得好，就如同新的创造。而这方面的典范，就是《左传》和《史记》。章学诚说：“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于文，犹六经之删述也。《左》因百国宝书，《史》因《尚书》、《国语》及《世本》、《国策》、《楚汉春秋》诸记载；己所为者十之一，删述所存者十之九也，君子不以为非也。彼著书之旨，本以删述为能事，所以继《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于是兢兢焉，事辞其次焉者也。”[616]章学诚认为，由于《左传》和《史记》在运用古文辞方面遵守了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原则，反而能成一家之言，成为后代文章家的楷模。

    （四）比兴之旨与寓论断于叙事

    与刘知几不同的是，清代章学诚以“比兴”来解说史书文字表述的审美性。他试图在史与诗之间寻求一种共同性，来表达自己对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关于“比兴”，他在《诗教上》中有说明：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在《诗教下》中又说：“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咏之文，皆本于《诗》教。”他认为，《诗》用比、兴是为了表达讽谕之义，这与《春秋》书法谨严以达褒贬的主旨是相通的；不通晓《诗》的言情达意之旨和讽谕技巧，就不能理解和把握史书的文字表述风格和内在精神。并说：“《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因此称它们是“千古之至文”。这个观点实际上源于司马迁本人对《离骚》、司马相如等人文章的评价，《史记》选录他们的文章就是因为它们都体现了“讽谏”之旨。“讽谏”与“讽谕”都是指利用文辞来表达作者情感和思想的著述方法。清刘熙载《艺概·诗概》曰：“杜甫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中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杜甫诗有“诗史”之称，是因为他的诗歌真实纪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程，反映了诗人深厚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这种思想境界和艺术性的相通是以诗说史的前提，也说明史书文字表述的审美要求不仅是文辞上的功力，还有对史家思想和识力的要求。

    清代顾炎武提出了“寓论断于叙事”，从他所举的例子来看，他的用意主要是强调《史记》在表达思想上的艺术性，与章学诚和刘熙载的认识有相通之处。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借用诗的评语来说史，仍是从史书叙事之美的角度对《史记》史论上的审美表述特征作了初步总结，因而更容易理解。

    自汉以来，史家和学者对史文表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有讨论，如繁简、古今、文质、叙事等，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史书求真的目的，史家对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是与史学本身求真、经世的性质和目的是一致的，历代史家也要求二者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简洁、质朴其方法和态度渐趋于平正客观，表现出一种客观的辩证思维，这些实际上构成了我国古代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刘知几和章学诚这两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们对史书表述上的审美要求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617]，从理论方法和理论范畴上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因此，他们关于史文表述的理论实际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系统。

    三 史、文关系与史书文字表述审美要求的深化

    人们在提出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基本观点时，也涉及史文关系的探讨，其中很多问题都是史学和文学领域共同关注的。史论家提出的问题，往往也是古文家讨论的问题，如叙事尚简、文风流变以及重意不重辞等。

    一般来说，有很多问题是在史家对不良文风的批评中提出来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史家对史文表述的要求。另外，在史家通贯古今和经世致用的思维影响下，人们往往把史文的审美要求与文风流变及经世之旨联系在一起，使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有了更深广的内涵。

    （一）文之将史，其流一焉

    史文求美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史家求真的理想，而那些一味讲究文辞却不能展现史学真实之美的文章，就被视为虚辞、浮辞。《左传》记载孔子之言：“‘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孔子从文辞表情达意的基本功能说起，进而指出讲究文辞在传播思想文化上的巨大作用，甚至把政治上的成功也归功于文辞。这从本质上强调了文字表述在社会和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司马迁继承了这个思想，并通过评价《春秋》和其他文史著述，表达了自己对史文表述的深刻认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誇，然其指讽谏，归于无为。”《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司马迁在此批评了汉赋的“靡丽多誇”和“虚辞滥说”。这表明他对文章思想内容的重视及对朴实文风的提倡。针对汉赋的靡丽，他提出：“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他认为，汉赋终章归于节俭以为讽谏是文章正道的表现。这些观点，体现了司马迁对史文表述的基本要求——不尚空言，主于尚用，归于雅正，这些对后来的史文撰述有很大影响。

    六朝以后，文尚骈体，讲究辞藻，这种文风也侵袭着史学。刘知几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导致这种文风的根源在于“言必凭虚”。由此他提出了“拨浮华，采真实”的史文表述要求，认为古代文辞不虚美，不隐恶，才能反映国家治乱兴衰之迹。所以得出“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结论：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618]

    诗、赋与史虽有差别，却有共同的衡量标准，即是否合乎真实的原则，是否具有奖善惩恶，移风易俗的功能，表现经世致用的精神。他把史学的求真经世作用与其文笔结合起来，提倡在言简意赅的同时，完成惩恶劝善、化成天下的任务。可以说是把握到了史书文字表述的根本要求。其实在刘知几之前，裴子野作《雕虫论》，已反对丽靡之词，他认为：“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619]《隋书·文学传序》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在史家看来，丽靡之词乃亡国之音，无益于教化，而助长了虚浮的社会风尚。从史书记载上看，裴子野著《宋略》，其文风朴略，与当时文人所尚不同，并且得到很多人赞赏。我们可以说，在他那个时代，是两种文风交锋时期，或者是融合时期。刘知几所说的“文之将史，其流一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史互相影响，并影响时代风尚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以此为标准，刘知几还对史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提出要求。他说：“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真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这里的雕虫小技是指司马相如等人的文章，他反对《史记》收录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等汉大赋，认为这些赋违背了史文尚简求真的要求。他试图通过史书选录的文辞来引导时代的文风，也就是说用史来指导文的发展方向。而章学诚对《史记》录汉赋有不同看法，他说：“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著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他认为司马迁采这些文章并不是提倡这种文风，而是在考察文风流变之迹，况且，司马相如等的赋与只重辞采的辞章之士不同，因而他提出“善论文者，贵求作者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620]正因为对史与文的关系有这样明确的认识，史家对史文表述审美要求有严格的限定。刘知几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采”、“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的文风和“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中也说：“柳子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为洁，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奈何纪事之文，杂入诗赋藻饰之绮语？”《古文十弊》提出：“凡为文辞者，必先识古人之大体，而文辞之工拙，又其次焉。……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史文的审美表述不是去学习各种文学体裁的文字表述形式，而是善于运用恰当准确的语言表达史家意旨，加强史文表述的真实性。但文与史的影响是相互的，在后来史书撰述中，文学通过很多途径影响史文的表述风格。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八“新书好用韩柳文”一条就说明，史传采文集是文影响史的途径之一。影响途径之二即文人参与修史。对于这两种情况，刘知几和章学诚都有论述。

    （二）文史相辅

    唐以前，《史记》的影响虽还比不上《汉书》，但其文章之美逐渐为更多人接受，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古文始于姚氏父子”，已说明古文之风兴起之势。唐代以司马迁为文章楷模，而以韩愈最著明。韩愈《答刘正夫书》:“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也。”韩愈认为作文应学习“古圣贤人”，向他们学习文章之意，即其思想精髓，而不必在辞句上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格。当时一般人，也都认司马迁为文章正宗。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说：“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吾子可与共学。”[621]他们以朴而文、华而有根的文章风格为文之正道，而提倡学习司马迁文。

    这种文学上的风尚实际可以看作是新的史学风尚的反映，也可以看作是史文表述审美要求被普遍认同的结果。蒙文通说：“唐之新经学、新史学，其理论皆可于古文家之持说求之，是固一贯而不可分离者。……新史学之与古文家为辅车相依。”[622]当时，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虽提倡“复古”，实以司马迁文章为宗师，来反对萧颖士等人以《春秋》之法施于史的做法。萧颖士批评《史记》“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为训”。[623]就是以《春秋》笔法衡量《史记》文字表述的艺术性。韩愈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在史学方面又有一定造诣，有的还身居史职，他们对司马迁文章的推崇在文、史领域都应产生很大影响，使《史记》所树立的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唐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及朝廷对史书政治作用的强化，《史记》文字表述上的审美性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似乎有超过史学领域的趋势。这个趋势在以后的时代继续发展下去，很多纪传体史书缺乏史文表述的审美性，出现程式化，这也是纪传体史书的生命力逐渐衰竭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的著述之道没有被很好地继承下来，是因为后来史家无别识心裁，没有正确把握文、史关系所致。他在《文史通义·言公上》中说：“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在《文史通义·申郑》中又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而唐宋诸家及清代归有光等人虽然宗《史记》文章，但未见其深迹。司马迁文章的深迹在于“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624]，即为文要发自内心、言之有物。总之，由于人们没有正确掌握文与史的关系，而只注重模仿形式，使司马迁的表述传统没有很好继承下来。因此，他在《文史通义·说林》中反复论述“文辞与理”、“文辞与志识”的关系。“辞不足以存，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诸子百家，悖于理而传者有之矣，未有鄙于辞而传者也。理不悖而鄙于辞，力不能胜；辞不鄙而悖于理，所谓五谷不熟，不如美稗也。”又说：“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625]理与意的表达固然离不开文，文辞本身也有其独立的发展规律，这就使文与理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文与史的关系也当作如是观，当史学和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互相疏离之后，《史记》文字表述上的审美要求传统实际在两个领域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继承和发展，对它们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而《史记》也在更宽广的领域内对人们表述上审美能力产生了巨大影响。

    章学诚从社会功能和学科分工上说明了文史相辅而行的必然性，留下了很多相关阐述。他说：“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巨也。……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事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626]“《书》与《春秋》，两史藉耳。《诗》三百篇，文集耳。……《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衰，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627]这种对文史关系的理解是较为通达的。

    从古代史家对文史关系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史家对史文表述审美传统的维护，往往促使他们对史坛和文坛的不良文风进行深刻批判，对文风起到了救弊补偏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司马迁对文字表述的审美要求及其高度的文字修养一直是人们学习的目标。此外，很多问题和理论范畴被明确提出来，如史中见文的问题、文史相辅的问题，文士之辞与史家之言、文辞与志识、经世之言与空言等等，这些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学理论，这对建构我国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张桂萍，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2级博士后。

    《史》、《汉》之际史书编撰形式的发展

    杜永梅

    当我们对两汉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做纵向考察时，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史学呈马鞍形发展趋势，《史记》、《汉书》如双峰并峙，而处于两者间的史学发展，则是一个低谷。秦汉以来大一统局面的确立，成为《史记》这一纪传体通史面世的深刻社会背景。《史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确有后无来者之势，使紧随其后的史学家难望其项背。班固的《汉书》完成于西汉皇朝灭亡之后。与秦相较，西汉皇朝是第一个经历了从兴起—发展—高潮—衰败—灭亡这一完整生命周期的封建皇朝，这就使史家能够且更容易对一个皇朝的兴衰更替规律作出总结，以为本朝借鉴，这正是《汉书》问世的历史背景。

    《史记》、《汉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了历代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两部著作进行深入研究。与此相较，《史》、《汉》之间史学的发展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经学的独尊，研究者往往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到了经学以及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上，并由此出发论述了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正统化进程，而对史学自身的发展有所忽略。[628]

    对于史书编撰，刘知几有深刻认识，“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629]。体例不仅是形式问题，对于史书体例、结构的选择和处置，也跟史家对撰述内容的取舍和思想见解有关。[630]因此，深入了解《史》、《汉》之际史家在史书编撰上的积极探索，不仅可以对《史》、《汉》史学的外在表现——史书体例有全面认识。同时，通过探讨这一时期史家在史书体例上的抉择去取，可以深入了解这一时期史家的历史思想。

    有关《史》、《汉》之际史书编撰形式的发展问题，虽专门论述尚少，但仍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史书编撰出现的多途发展趋势列入秦汉史学的总体成就集中加以表述。如白寿彝先生就曾专列“两汉之际的史学”一题，讨论了《史记》、《汉书》之间史学的发展情况，指出了这一时期史学的新发展有二：一是纪传体逐渐为历史学者所普遍采用；二是刘向、刘歆父子为史料的考订、书籍的分类和系统地论述学术源流提供了范例。[631]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将秦汉时期史学发展概括为“正史的创立”，除集中论述了《史记》、《汉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外，也明确指出，秦汉时期史学“有通史，有皇朝史，有学术史、有风俗史，有历史评论，有起居注等等”。[632]李小树先生则通过查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后指出，东汉史籍无论在数量和种类上都远远超过西汉，呈现出“百花争妍”局面。[633]黄朴民先生在《秦汉史学的建树及其所体现的文体特征》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史学著作体裁的多样化、分类的细致化，是两汉史学繁荣、发达的具体象征。”[634]以上各家的论述，为本文对于《史》、《汉》之际史书编撰形式的探讨提供了思路。

    《史》、《汉》之际史学虽无法和《史记》、《汉书》这样的鸿篇巨制相提并论，但在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更多体现在史家对史书编撰形式的探索上：纪传体体例逐渐“整齐”，学术史、人物专史、杂史、制度史等都以专书的形式出现，史书编撰出现多途发展趋势。

    一 纪传体体例的发展

    由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实则是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配合的综合体史书，[635]这种规模宏大的体例本身就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空前统一、强盛的产物，是与封建大一统政权的国家规模气度及社会结构层次是相符合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对于纪传体体例的优长之处，刘知几明确指出就在于其极大的包容性，“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636]本纪，基本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个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来表达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这样的体例，实际上五体配合的综合体，以“本纪”为纲，以“表”为经，以“书”为纬，以“世家”、“列传”为眼，五体配合，综为一书，以揭示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从而在时间上、空间上和人事活动上极大地开阔了人们认识历史的视野。

    1.续《史记》诸家对《史记》体例的沿袭与继承

    由于《史记》记事止于武帝时期，故续写《史记》者不乏其人，刘知几《史通》一书在追述《史记》内容起迄时曾指出：“《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637]

    《史记》除记事年代迄于武帝，引来诸多续补者外，尚有亡篇一说。关于《史记》亡篇的考证，至今尚难定论。班彪、班固父子在谈到《史记》时，都说：“十篇缺焉”。[638]“十篇缺，有录无书”。[639]三国魏人张晏还列出了十篇的目录，“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640]张晏所言褚先生，即是褚少孙。褚少孙，西汉梁相褚大弟之孙，颍川人（河南禹县人）。早年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641]刘向的弟子冯商可能也对《史记》做了补撰工作，“冯商字子高，阳陵（陕西咸阳县东）人。初学《易》于五鹿充宗，后改学于刘向，与孟柳俱待诏金马门，奉命续《太史公书》十余篇（《汉志》作七篇），书未成，病卒”。[642]

    虽然《史记》亡篇至今无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补撰还是续写，都于体例无涉，只是完全的沿袭与继承了纪传体体例而对内容有所续补。

    2.班彪对《史记》体例的改造

    《史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但在西汉时吸引了众多史家对其进行续补。进入东汉后，续补者仍不乏其人。班固之父班彪即是一例，且他的续补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就，班固著《汉书》时亦多有借鉴。班彪所著《史记后传》今已不存，唯有《汉书》中《元帝纪》、《成帝纪》、《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的赞语可以看出出自班彪之手。

    班彪虽无史著存世，但他续补《史记》的思想却在《后汉书》本传中完整保留下来，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史记》体例的改造：

    第一，删去世家。

    班彪在续补《史记》时明确提出，自己“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643]删去世家，一是由于班彪较之史迁，正统化思想倾向更为明显，帝王的独尊地位已容不得世家的存在，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在于到了班彪所处历史时期，所谓的世家已是衣食租税，对政治上的影响已远非昔日光景。

    第二，对《史记》“整齐其文”。

    班彪认为《史记》“尚有盈辞，多不齐一”，“故整齐其文”。[644]这种整齐应该与他对司马迁的批评联系起来考虑。他认为司马迁的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645]同时也认为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646]可见，班彪虽然在体例上基本继承了纪传体，但出于其正统思想的要求，对这一体例仍然进行了一番改造。班彪还著有《王命论》一篇，对刘氏得天统极力申辩，以为“汉承尧运，有灵命之符”，[647]想见这些思想对班固修史影响极深。班固《汉书》体例严整，为宣扬汉德，不满意将汉代帝王“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648]而是要使汉代史具有独立地位，故改通史为断代，专记西汉一代历史；将项羽、王莽摒弃于本纪之外，增设惠帝纪，使本纪成为正统帝王编年；将世家并入传；各类人物的传记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次，先专传，后类传，后四夷传，最后是王莽传，体现内诸夏外夷狄的原则；将“书”改为志，扩大典制记载范围。这样由班固开创的纪传体断代史，以其严整的体例，成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开山。

    班彪续补《史记》的具体内容已不存，我们无法窥见该书具体的体例安排。但班氏父子的史学思想有一定继承性，尤其在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以及对汉代功业的宣扬上，这种继承性尤为明显。我们可以通过班固《汉书》体例对《史记》体例的差异，约略探得班彪对《史记》纪传体体例的改造。

    3.《东观汉纪》对纪传体体例的规范

    《东观汉记》原名《汉记》，因主要撰于东汉皇家藏书处东观，后人乃称之为《东观汉记》。这书是纪传体东汉皇朝史，含纪、表、志、传、载记五个部分。原书143卷，分别是由明、安（邓太后）、桓、灵帝亲自下诏征调有关人员入朝编修，首尾凡130年左右修成，是为东汉一朝几代史学家连续撰述的成果，记事起自光武，迄于灵帝，为东汉时人所撰之本朝史巨著。

    《东观汉记》一书虽然承袭了《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体例，但出于东汉皇朝正统思想的要求，仍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一体例进行了规范：

    第一，使本纪真正成为正统帝王的编年大事记。

    《东观汉记》的撰述，滥觞于汉明帝时班固等人奉诏所修的《世主本纪》和类传、载记二十八篇。虽然在班固在世时，《东观汉记》仅修成以上部分，但已不难看出正统思想的明显影响。首先便是将刘玄入传，使本纪真正成为正统帝王的编年大事记。

    关于班固参与《东观汉记》修撰一事，可以说是因祸得福。汉明帝正是在看到了班固私修的《汉书》后，才决定让他参与《东观汉纪》的修撰。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对《东观汉纪》的创始过程曾作过如下的分析：“余尝推究其事，盖明帝见固所作《汉书》而奇之，知其有著作之才，因思先帝之功业，不可无记述，遂诏固与陈宗等作为本纪。”[649]明帝奇其才，一方面是奇其著述之才，另一方面毋庸置疑，是他对刘氏中兴的描述合于明帝心意。

    由班固等人完成的帝纪，其构成早已有人提出异议。东汉时，张衡即认为“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650]张衡之意为：更始践祚，号令天下，光武是继更始之后登上天子之位的。《光武本纪》之前，应有《更始帝纪》。张衡生当东汉，敢于正视历史真实，提出以更始帝编次于光武帝之前，这不但是有识之言，而且也表现了一定胆量。后来刘知几也持有相同的见解。《史通·自叙篇》云：“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书》，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651]他在《史通·编次篇》更加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这种见解：“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窋。”[652]

    东汉帝王重视《东观汉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借作史宣扬先帝和自身的功业。作为东汉帝王，当然不愿意正视更始为帝的那一段历史。在《东观汉记》中把更始帝置于帝纪的第一篇，就会给人们带来一种印象：东汉帝王的功业肇于更始，致使光武帝中兴之主的形象有所失色。所以，尽管张衡屡次上书，都无济于事。班固等人对于帝纪的编次安排，较之司马迁将项羽入本纪，且列于高祖本纪前，实不可同日而语。

    班固等人不但未将更始帝入本纪，而且在其传中也多所蔑灭。如《刘玄传》记玄为天子时事云：“更始上前帝，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恧，刮席与小常侍语，郎吏怪之。”[653]这显然是丑化更始帝来谄媚光武帝。相对于对更始帝的丑化，对光武帝的身世则涂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东观汉记·光武帝纪》记述光武帝诞生时的情况云：“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时，有赤光，室中尽明，皇考异之，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可言。’是岁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大于凡禾，县界大丰熟，因名之曰‘秀’。是岁凤凰来集济阳，故宫皆画凤凰。圣瑞萌兆，始形于此。”[654]又云：“光武在舂陵时，望气者言舂陵城城中有喜气，曰：‘美哉！王气郁郁葱葱。'”[655]这种使皇权与神权相通的做法，无非是要证明刘秀才是真命天子，才真正为复兴之主，其他人不过是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第二，载记的设立。

    载记在《东观汉记》中较为特殊，它不同于本纪，也不同于列传。载记所列的都是据守一乡，称雄一时，最终没有居于“正统”地位的人物事迹。

    班固撰写载记，究竟收入了哪些人物，从今天所见到的《后汉书·班固传》和《史通·题目篇》这两篇珍贵的材料来看，包括了平林、新市的领导人。另外，还有公孙述。在《史通·题目篇》也提到《东观》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

    平林兵领袖有陈牧、廖湛等，新市兵领袖有王匡、王凤、马武等，下江兵领袖有王常、成丹、张卯等。但班固列入载记的人物，大概不限于平林、新市、下江和公孙述。如与平林、新市、下江相似的赤眉，与公孙述相似的隗嚣，极可能纳入载记。班固有丰富的修史经验，与他协力修史的陈宗、尹敏、孟异也不是不谙史书体例的劣下之辈，他们不大可能以平林、新市、下江和公孙述入载记，而把与其情况相类的赤眉和隗嚣编入列传，造成编纂体例上的矛盾和混乱。现在还可以看到有关赤眉领袖樊崇和赤眉所拥立的刘盆子片段。在《刘盆子载记》中，对其记载与对刘玄的记载相类，颇有丑化之嫌。如记刘盆子被赤眉拥立为帝时的情形，“刘盆子年十五，被发徒跣，卒见众拜，恐惧啼泣。从刘侠卿居，为盆子制朱绛单衣，平头赤帻，直綦履。盆子朝夕朝，侠卿礼之。数祠城阳景王，使盆子乘军中鲜车大火马至祠所。盆子时欲出从牧儿，侠卿怒止之。军入左冯翊，至长安舍，盆子乘白盖小车，有尚书一人，亦小车绛袍衣裳相随，军中皆笑。诸牧儿共呼车曰：盆子在中，时欲驱出，前车不肯避也”。[656]可以说，为了树立刘秀真命天子的神圣形象，班固等人无论从体例安排，还是内容选择上，都费了一番心思。当然，这也正是当代人修当代史，且为官修史书的最大弊端。正如《史通·覈才篇》引用傅玄的话评论《东观汉记》说：“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也！”[657]时当东汉之“时”，班固等人已不仅仅是要为刘氏争正统，而更要为刘氏的中兴之主——光武一支争正统，从历史的角度论证刘秀在血与火中建立的东汉政权实在是为天所予，德运所归，其正统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 新史书体例的孕育成长

    《史》、《汉》之际的史学，前有司马迁，后有班固，在马、班巨大史学成就的光芒映衬下，《史》、《汉》之际史学的成就，往往为人所忽略。但在这一时期，封建史学一直在继续发展，尤其是在新的史书体例的孕育，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方面，体现出自己明显的特点。

    1.起居注撰述渐成常例

    刘知几在追述起居注的著录时，曾有如下论述：“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658]起居注是依日月为顺序的帝王言行录。《史记·孝武本纪》正义征引《汉书起居》言李少君事，此书当是武帝起居注。[659]作者和成书年代均不详。葛洪《西京杂记》卷六三：“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世人所希有者，今并五卷为一帙，庶免沦没矣。”[660]关于西汉起居注的材料相当稀少，所以在人们的认识中比较模糊。但起居注滥觞于西汉，似无问题。

    及至东汉，关于起居注有了明确的记载，因而人们对这一史书体例产生过程的认识也随之清晰起来。范晔《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云：“显宗卒，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太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久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闻先帝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661]《太平御览》卷一三七引司马彪《续汉书》载明德马皇后事亦云：“明帝体不安，召黄门防奉参医药，夙夜勤劳，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参医药事。”[662]事又见袁宏《后汉纪》。马皇后亲自撰写的《显宗起居注》，当是东汉最早的一部起居注。荀悦《申鉴·时事篇》云：“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动静之节必书焉。”[66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起居注，自汉明德马皇后始，汉魏以来因之。”[664]又《光武起居注》，见《后汉书·马严传》，[665]《和憙邓太后起居注》见《后汉书·皇后纪》，[666]《献帝起居注》见《三国志·魏志》裴注。[667]由此可见，进入东汉后，起居注的著录已渐成常例。

    2.辑录前史以成专书——《新序》、《说苑》

    据《汉书》载，刘向曾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内容系分类纂集先秦至汉初史事，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点为主旨，历代多有散佚。关于二书，前人有认为并非刘向所撰，他所做的不过是收集编缀工作。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在先秦时期就有许多辑录古人时贤言行的作品，而诸子著作如《韩非子》类亦有大量类似内容。但刘向在分类编次、辑录这些内容时试图体现自己的历史思想则是毫无问题的。这就摆脱了辑录的限制，而成为有针对性的专门著述了。

    刘向所处，正是西汉元成二帝在位之时，当时王氏外戚势力极盛。汉成帝时，王氏外戚五人，同时封侯，王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世谓之五侯。刘向作为刘氏宗室，多次上疏告诫汉成帝，“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明确指出了王氏外戚对于刘氏皇权的威胁。为了确保刘氏政权的统治，忠心可嘉的刘向还奉劝汉成帝“纵不为身，奈宗庙何”？[668]刘向维护刘氏皇权的思想既体现在《新序》、《说苑》二书的目次编排上，更遍布于全书的具体内容中。

    《新序》三十卷，到北宋只剩十卷，其全貌虽不可见，但如杂事一、杂事二，开始的一段，系融铸许多故事以表达一个中心思想，这实际已是一篇总论。《四库全书总目》引高似孙《子略》对于《新序》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669]而就《说苑》二十卷而言，其篇题由君道、臣术、建本、立节……反质，已熔铸成完整的思想系统，可以说正是刘向所处时代的倒影，此已可见其经营构造的苦心。且除《君道》外，其余十九篇，篇首皆有刘向所写的总论性的一段文章以贯穿全篇。《君道篇》之所以缺少篇首的总论，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作了如下解释：“以为这是刘向对成帝说话的技巧。君道应如何？只让历史说话，不把自己的话摆在当头，致贬损了皇帝的自尊心。”[670]但收尾两段的意思，是刘向固根本，抑外戚的奏疏的提要，“尊君卑臣者，以势使之也，夫势失则权倾。故天子失道，则诸侯尊矣；诸侯失政，则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则庶人兴矣。由是观之，则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尝有也”。[671]总言之，《新序》、《说苑》皆有由刘向所遭遇的时代问题而来的特别用心，岂非有计划的著书而何？

    由于《新序》、《说苑》二书内容系纂辑前史，故多有前后抵牾处。最早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刘知几，他指责刘向《说苑》《新序》等书，“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材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672]宋代叶大庆，在《考古质疑》中批评刘向书中伪误处甚多。如将司马子反，叶公子高，令尹子西与非同年代的昭奚恤放在一起，等等。[673]

    对于以上批评，前人也有不同说法。清代学者严可均从刘向著录的客观性入手，指出了《新序》、《说苑》二书内容之所以有抵牾处，正是刘向疑则存疑，众说并存的客观著录态度的体现，“向所类事，与《左传》及诸子或时代抵牾，或一事而两说三说兼有，《韩非子》亦如此。良由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不必同李斯之法，别黑白而定一尊。浅学之徒，少见多怪，谓某事与某书违，某人与某人不相值。生二千载后，而欲画一二千载以前之事，甚非多闻阙疑之意”。[674]余嘉锡先生则从刘向著录二书的出发点入手，认为刘向著录二书，本意在于规谏，将前代嘉言懿行著录成书，以书为谏。余先生认为，刘向是个“博览群书”，大熟于《左传》的学者，“岂不知司马子反，叶公子高，令尹子西与昭奚恤非同时人？然所以采之者，取其‘惟善以为宝’之意耳”。[675]

    刘知几虽对《新序》、《说苑》所载内容的前后抵牾多有批评，但仍然肯定了二书在保存史料方面的价值，明确指出《汉书》中曾引用二书内容，“《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676]《新序》、《说苑》二书所录汉人汉事，可补《史》、《汉》之缺。《新序》卷三全录邹阳《上梁孝王书》；[677]卷七录苏武使匈奴守节不屈事；[678]卷十则全录汉事，首由《史记·高祖本纪》及《淮阴侯列传》录刘邦由汉中还定三秦之经过，而结之以“收诸侯兵，讨项王，定帝业，韩信之谋也”。[679]按刘向之先，封于韩信之故地而称为楚王。他在《九叹》的《愍命》中亦谓“韩信蒙于介胄兮，行夫将而攻城”，从这种地方，可以看出他的“历史的良心”。“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条”，详叙韩安国与王恢对伐匈奴利弊的反复辩论，[680]可补《史记》之过于简略。若《新序》三十卷具在，则所录汉事必更多。《说苑》所录汉事十六条，卷五具录路温舒《尚德缓刑书》。[681]此外，卷一录了两条河间献王的言论，[682]卷三又录了两条。[683]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载，“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书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684]本传中未载其文。《说苑》中得这几条材料，极有可能就是其文之佚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肯定了二书在保存历代古籍名录上的特殊贡献，“古籍散失，多赖此以存”。[685]《说苑》开卷第一篇便是师旷对晋文公的一段话“人君之道，清静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686]这段名言，很可能出自《汉志》著录在《小说家类》中的师旷六篇，而这六篇早已佚亡了。幸亏《说苑》使其保留下来。

    先秦时，我国即有《事》、《语》一类的史学著作，但对这些著作的内容、体例等已不知其详，《新序》、《说苑》作为现存最早的以记载古人高言懿行的杂史类著作，对今后此类著作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官方控制下的学术史整理

    西汉一代总结秦之教训为其政治思想的主要源起，鉴于暴秦“坑灰未冷山东乱”的结局，对文治一直非常重视。但高祖时，官府藏书仍极其有限。“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义绝，法度无所因袭，未有它书。”但到惠帝时，“除挟书之律”。[687]武帝时，“汉室藏书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内、秘府之室”，[688]在宫内建立收藏图书的馆舍，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国家图书馆。到成帝时，在全国范围内又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民间征书活动。派谒者陈农出使四方，求遗书于天下，广泛搜罗散于民间的新旧图书。武帝至成帝，“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689]所收图书约三万三千九百卷。

    如此丰富的藏书，大规模校雠工作成为必要，“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且，撮其指意，录而奏之”。[690]此次典校书籍长达二十余年。这实际是一次具有明显官方背景的学术整理活动。其校书成就主要记载于刘向为成帝奏上所撰的“书录”中，即《汉志总序》所指“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的诸书“书录”。[691]梁阮孝绪亦曾说：“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也。”[692]这说明当时每部校毕之书，向皆为其撰有叙录提要，并附于每部书前，随后又将各书书录抽出单独成册，名曰《别录》。故《别录》一书实乃刘向校书成就之总汇。“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693]这次大规模的校书，无论是从奉诏校书，还是从其“录而奏之”而言，都反映了官方对学术史整理的控制。《汉书·艺文志》就是在《七略》的基础上删改而成的。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刘歆《七略》的分类是大体本于《别录》。例如《七略》的“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显然是本之于刘向所校之“纪传、诸子、诗赋”；《七略》的“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显然是分别本之于任宏所校之“兵书”，尹咸所校之“数术”和李柱国所校之“方技”等。刘向《别录》就是根据上述分类，于“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编纂而成的。从后人辑佚的有关《别录》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对书目、篇名及其作者、篇数和诸子的生平学说的考证，名词术语的诠释等方面。这种对各家各派要旨、源起的考证，显然已具有了学术史的性质。

    例如，关于《鲁论》，《别录》说：“《鲁论》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也。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古壁所得谓之《古论》。”

    又如，关于申不害，《别录》说“申子学号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宣帝好观其《君臣篇》。”

    再如，关于名家，《别录》说：“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694]

    虽然《别录》的内容已不可详考，但是，从已辑佚的若干内容片段来看，仍然可以发现《七略》对于别录从体例到观点的某种继承关系。《七略》分类记述了除《辑略》以外的其它六略的内容。其中的“六艺略”和“诸子略”专门记述《六经》的源流和经学的传承，综论诸子学派的起源，因而具有学术史的性质、特点。

    在《七略》的内容安排上，可以看出刘向父子二人所处的时代给他们身上打上的深刻烙印。在《七略》中，明显的尊孔崇儒立场，认为诸子都是儒家的支流与后裔，只有儒学才是学术之大宗，并建立了以经部为首的目录学体系。这种认识正反映了汉武帝以来思想统治逐渐加强的过程，巩固了儒家在学术上的地位。如果说汉武帝是从政治上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司马迁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儒家的作用，而刘向父子则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肯定了儒家独尊的地位。

    4.人物类传专书的出现——《列女传》

    刘向曾编有《列女传》一书，我们从《汉书》本传的记载可知，刘向编写此书的动机，完全是出于规范后妃的需要。当然，进而言之也是为了防止外戚专权的一种需要。《汉书·刘向传》载曰：“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者，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695]应该说《列女传》实际上就是为后妃们编写一部修身教科书。从其书所列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孽嬖七个类目，即可以看出刘向编此书正纲纪，敦教化的目的。全书共104篇，记述了107名女子的事迹。

    在历史编撰学方面，《列女传》开创了人物类传专书新体裁，创了先例。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以列女传为源头的杂传被列为“总录之属”，指出其“合众人之事为一书，亦传类也。其源出《史记》儒林、游侠、货殖、刺客诸传，其别为一书，则始于刘向《列女传》”。[696]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的史籍，在历史编撰法上称之为传体史书。《史记》首创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列传，但是《史记》中的列传与本纪相呼应，相配合，未能脱离经纪而独立成书。刘向《列女传》则借鉴了《史记》的体裁结构，并加以创新，最终完成了脱离经纪而独立成书的人物类传体的创革。“他应是第一个运用此新体裁及叙事方法，脱出补续《史记》的范畴而另辟新领域者，所著《列女传》——第一部妇女通史——即可作代表。”[697]全书所载的妇人故事，全依史实，按其言行分类，作独立成书的单行传体新体裁。这种单行传体新体裁，通过对人物生平事迹的描述及对其思想性格的剖析，反映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表现作者的政治思想。因而，该书一经面世，就受到大多数学者的重视和推崇，如班昭为之注释，马融为之训解。这种人物类传专书还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它便于统治者褒奖人物，推行礼教。因而此书面世不久，即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提倡。于是，各种单行人物类传史书不断涌现，至《隋志》史部杂传类即著录各种单行传体史书共217部，1286卷，这些杂传有列女、先贤、良吏、高士、名士、文士、高僧、集仙。它们或以地域为限制，专记一方人士；又或以言行为类别，专录一类人物。

    刘向《列女传》所开创的人物类传专书，其开创意义不仅在于第一次将人物类传从纪传体中独立出来，还在于他对妇女史撰述的重视上。最早为妇女立传，并分门别类记载妇女事迹的当推刘向《列女传》。他第一次系统的把妇女事迹分门别类的加载史册，全方位地记载了从传说时代到西汉中期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女性事迹，成为迄今为止所知第一部专载妇女言行、事迹的通史、专史，从此妇学成为史学著作一个重要内容，开辟了史学著作的新题材。之后，史家逐渐注重对妇女的记载。如《魏书·列女传》在序中所言：妇女“明识列操，文辩兼该，声自闺庭，号显列国，子政集之于前，元凯编之于后，随时缀录，代不乏人”，[698]刘向开了妇学先例，“凡以‘列女’名书者，皆祖之刘氏”。[699]后世史家争相编撰《列女传》，无论是纪传体之列传，如范晔《后汉书·列女传》，还是野史的杂传，如晋皇甫谧《列女传》、明解缙《古今列女传》，或是方志之妇女专传，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无不受刘向《列女传》的启示和影响。有的《列女传》甚至是刘向《列女传》的翻版或衍本。如刘歆的《列女传》、曹植的《列女传颂》、缪袭的《列女传赞》，都是刘向《列女传》派生出来的妇学专著，足见刘向《列女传》影响之大。从此，女子与男子一样加载史册，“学士大夫诵诗书，修仁义，进取当功之路。有卓荦显赫不可攀者，试穷其迹，其不概于圣人多矣。然圣人之道未尝废狂狷也，况女子哉……，则虽列于贤妃治臣，著之诗书，可也”。[700]充分肯定了女子加载史册的权利。自此，专载妇女的《列女传》与专载男子的《高士传》，在史学中取得了平等的地位。

    刘向《列女传》的立传标准较之后世诸《列女传》在收录人物标准上体现了更多的理性和开明。同样是为了宣扬封建纲常伦理，以史为鉴，但他不以贞孝节烈为标准，仅以可为借鉴为准则，“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701]他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而且刘向《列女传》并不要求传主众长皆备，只要有一善可录，便为其列传，对其赞颂；反之，对其贬斥。而后世《列女传》所录实为烈女。“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702]

    5.制度史的出现——《汉官六种》

    所谓《汉官六种》，是东汉到三国时期陆续产生的六部关于汉代官制仪式的著作，孙星衍辑佚本总名之曰《汉官六种》。这六部著作并不都完成于《史》、《汉》之际，其中可能有三种产生于班固《汉书》之前，因其体例内容相若，故作为一种史学现象集中介绍。

    其一曰《汉官》，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亦不详。《隋志》曰五卷，《通志略》曰今存一卷，其它公私目录，均未著录。汉末应劭曾为之作注。其佚文仅见于《续汉百官志》注和《郡国志》注，内容侧重于公卿员吏的人数和品秩，并附记诸郡郡治距京师洛阳的里程。从佚文可看出体例上的简陋与内容上的单一。

    其二曰《汉官解诂》，计三篇，原名小学汉官篇，建武中新汲令王隆撰，其书“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703]以童蒙之书形式出现。使学童从小熟悉旧制仪品，是该书与其它五种汉官的主要区别，其社会影响也因此更为广泛。深谙官制仪式的东汉中后期重臣胡广，素有“万事不理问伯始”之誉。他看中《小学汉官篇》，并亲自为其作解诂，也说明该书在总结汉官制中，确有独到之处。然而由于小学形式的局限，王隆之作虽称精要，却难言其详。其主角地位渐为胡广注所取代，而形成正文基本散亡，而胡注仍被较多征引的状况。

    其三曰《汉旧仪》，隋志曰四卷，汉卫宏撰。宏字敬仲，光武时曾任议郎。还著有《汉中兴仪》一卷，隋时已亡，无从考索。汉旧仪以载西汉之制为限，不仅叙及官制，而且有很大的篇幅叙及诸礼仪之制，如籍田、宗庙、祭天等。所以旧史志及私家著录多将其列入仪注类。其书本有注，《史》、《汉》注中所引《汉仪》注者即是。因其内容丰富，长期以来一直深受重视。

    其四曰《汉官仪》，凡十卷，汉军谋校尉应劭撰。时献帝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704]劭缀集所闻，而作此书。于六种汉官之作中，汉官仪最为系统而翔实，史注及唐宋类书征引亦最多。然其引书或作《汉官卤簿图》，或作《汉官名佚》，或作《状人纪》，疑皆其书篇名。

    其五曰《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凡二卷。汉卫尉蔡质撰，杂记官制及上书谒见礼式。书名或省作《汉官典职》，或省作《汉官典仪》，甚或作《蔡质汉官》。宋代李埴补作一卷，亦早亡。

    其六曰《汉仪》，一卷，吴太史令丁孚撰。其书始著录于《新唐志》，作《丁孚汉官仪式选用》。《史略》省作《汉官仪式》。因书名与蔡质之作雷同，或疑其本为一书。然续汉志补注皆引作丁孚汉仪，当自为一书，不过较它书简略，流传不广，鲜为人知罢了。

    以上六书，唐代均有散佚，宋代唯存《汉旧仪》三卷，《汉官仪》一卷，《汉官典职》一卷，明清之际，残本亦不复存。清代学者孙星衍辑佚文，总名之曰《汉官六种》。

    六书之后，晋司马彪撰《续汉书》，专立《百官志》，较《汉书·百官公卿表》详于职掌，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多得的基本史料。但是其成书较后，颇有阙遗，据其序所言，六种汉官之书，司马彪唯采《汉官解诂》，因而尚待其它诸家之书来订补。刘昭注中大量引用《汉官六种》之文，即为其证。

    《汉官六种》佚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班表、彪志的不足，是汉代官制仪式最原始、最丰富的系统记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如此，由于这六种官制的问世，此后历代相因，“正史表志，无复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绅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书，撰而录之，别行于世”。[705]此风至清不衰，蔚成大观，所以在中国古代职官文献中，《汉官六种》占有一定地位。

    综观六书，以下特点较为明显：1.详细记述为加强皇权而作的种种繁复规定；如在六种之一《汉官》中所提到的官职吏员，为皇室服务者竟占四分之三。其余诸书皆在二分之一以上。对帝王的衣食住行皆有繁复之规定，如在《汉官解诂》中，帝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对这四种下书的书写用简尺寸、所书字体、各自下书对象都有极为明确的规定，“策书，编简也，其制长三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706]2.重点记述对百官的分职定分；六书中对官职的规定已极为明细，形成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从塔尖到塔基，各官衣食住行各有定制，不可逾越。3.反映了对诸侯王的控制不断加强的趋势；中央在王国“置太傅、相、中尉各一人，与王常不和”。对其助祭所献酎金根据户口有明确的规定，“小不如斤两，色恶，王夺户，侯免国”。[707]4.对朝廷和官方仪式高度重视；无论是对帝王起居，还是诸侯百官行事，都有一套明白确凿的仪式需要履行。如在《汉旧仪》卷下“中宫及号位”中，对皇后、婕妤、昭仪、贵人的相见之礼，就有极为明确的规定。[708]

    6.光武帝对修地方史志的建议

    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急剧膨胀，他们对表彰乡贤，标榜郡望的欲望亦随之产生。作为豪强地主最高代表的汉光武帝是提倡修撰地方风土人物志书的第一位封建君主。《隋书经籍志·经籍二·史·杂传序》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709]据李小树先生统计，东汉一朝以地理风土为主的地方志著作有二十部；以人物活动为主的郡国传记类著作有十六部。[710]由此可见东汉一朝对地方史志修撰的重视。

    三 结语

    《史》、《汉》之际史学的发展，从历史思想上看，正在经历正统观念不断加强的过程；从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多途发展的趋势也逐渐显现。进入魏晋南北朝后，史学终于摆脱经学控制，真正进入多途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史书数量剧增而种类繁多。[711]《史》、《汉》之际史家对于史书体例的探索，也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的先声。

    作者简介：杜永梅，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馆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4级博士。

    刘向、扬雄对《汉书》合传的影响

    曲柄睿

    司马迁经过对先秦学术的整理，结合丰富的人生阅历，形成独到的历史体悟，并将其运用到对先秦和汉代历史的记述中来，由此奠定了后代正史写作的基本体例。列传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钱穆认为《史记》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712]。学界以为《史记》列传有“传人”“传事”之功能。梁启超、钱穆、翦伯赞及胡宝国均强调《史记》列传“传人”的一面[713]。逯耀东认为《史记》列传是由“拾遗补艺”的图书校整工作而出，又以叙事为主，依人述事[714]。《史记》开创了以“功名”为标准收录、叙述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传统。而在《史记》之外，另有一股学术暗流涌动不息，同样影响到了后代史书的创作；这股潮流，便兴起自《史记》的续修者们。

    《史记》成书以后，并未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虽有赞誉但见者鲜。续修《史记》者，以活跃在京师的高层知识分子为主，其中以刘向、扬雄、班彪最为著名。他们在续修《史记》的同时，另有原创或编次的著作传世。这些著作，连同续修的《史记》一道成为班固《汉书》的学术源泉。但是，这些著作中含藏着的学术风格，对《史记》开创的体例有所回应、冲击。最明显处即是对人物合传标准的不同把握。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史记》而后的人物合传标准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如何影响了《汉书》的写作。

    一 刘向的《列女图传赞》、《新序》与《说苑》

    《史记》之外，也有将人物依类合并的情况出现，这就是汉代广泛存在的画像。朱东润将画赞称为“传叙文学底另外一个来源”[715]。画像多以人物为主题，如《汉书·成帝纪》载成帝生于“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应劭曰：“甲观在太子宫甲地，主用乳生也。画堂画九子母。”[716]《汉书·广川惠王刘越传》:“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717]

    画像已然有品类之分。《史记·殷本纪》载伊尹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引刘向《别录》曰：“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718]另有汉宣帝朝名臣画像，据《汉书·李广苏健传》载，计有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十一人，“皆有功名，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而黄霸、于定国、朱邑、张敞、尹翁归、夏侯胜等，“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719]，表明何人可入画像、如何同列而观，在“功名”之外，有其他因素影响。又有古君王画像，如《汉书·杨恽传》中之尧舜禹汤桀纣[720]。凡此种种，表明尽管《史记》开创了《传》这种体例以叙述人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物合并叙述以示类别。但是，将人物分类的意识或许在人们头脑中早已存在了。

    汉代《传》与图像紧密联系者，当属刘向的《列女传颂图》。《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自注包括“《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721]。顾实以为《列女传》八篇，《列女传图》一篇。按《隋书·经籍志》有“《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又有“《列女传颂》一卷刘歆撰”[722]，不见《列女传图》。据刘向本传载，《列女传》创作缘起经过是“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723]。如此，《列女传》并不是作为历史著作完成的，而是作为《列女图》的介绍和说明文字出现的[724]。《传》的体裁依然用于释经，只不过在《史记》以后，以人物事迹为主体作《传》成为《传》体的新风气[725]。今传《列女传》所记汉代女性极少，如汉武帝时金日磾教子有法度，病死后“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醢氏’”，此事不见于今传《列女传》，恐与《列女传》自《诗》《书》取材的态度有关。如班婕妤自赋云“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726]。但是，《颂》是与画像关系密切的文章。《汉书·赵充国传》载：“初，充国以功名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727]《文章缘起》称：“画像有颂，自扬雄颂赵充国始。”[728]由于《颂》和《图》的存在，也表明《列女传》某种程度上参考了汉代流传的女性画像[729]。

    据孙闻博考证，刘向作《列女传》或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左右，刘向任光禄大夫时，敦煌及东海郡均有《列女传》流布的痕迹[730]。《汉书·原涉传》载“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731]此二人于今传《列女传》均有记载，特别是陈孝妇，于《列女传》中称作《陈孝寡妇》，为汉文帝时人。《列女传》中能推断出时代的是《珠崖二义》，记录珠崖令妻女事迹，按珠崖郡立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罢于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此故事所记不应晚于汉元帝初元元年。刘向或许搜集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列女传》的版本，总结出一个最为完备的本子，但其中明确可以判断为汉代的只有五人。这说明，《诗》《书》以来的经学传统催生列女画像的出现，其中人物成为《列女传》的主角主体，刘向更多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人物的搜集上并没有太多建树，其贡献在于将人物按类合并叙述，即所谓“序次”。

    《列女传》今传本有《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孽嬖传》[732]，从题目即可看出，本书是以人物事迹或性格区别分类。《初学记》引刘向上《列女传》序：“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733]所谓“种类相从”，即“祸福荣辱”、“是非得失”。也就是说，道德的高下、人性的善恶和事迹的优劣应该是其分类的基本原则。形成篇目，就是所谓《贞顺传》、《节义传》和《孽嬖传》。

    据刘向本传，刘向序《新序》、《说苑》，更在《列女传》成书以后，两书的分类，一如《列女传》[734]。今日所见《新序》分为十卷，前五卷题作《杂事》，六至八卷分别题为《刺奢》、《节士》和《义勇》，第九、十两卷题作《善谋》[735]。今日所见《说苑》分二十卷，分别题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736]。两书主要叙述先秦至西汉的人物事迹，从各篇题目来看，人物的性格及活动也是各篇分类的主要标准。汉书刘向本传载向伤于周堪张猛事“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737]。顾实以为《疾谗》、《擿要》、《救危》、《世颂》四篇“盖皆《世说》中篇目，即《世说》也”[738]。向宗鲁以为《世说》乃是《说苑》别名，此八篇乃是《说苑》佚文[739]。两说孰是孰非，今已难断，不过《疾谗》、《擿要》、《救危》、《世颂》与《新序》、《说苑》诸篇题目类似，倒是可以看到刘向著作中清晰的将人物按照事迹或性格分类的倾向[740]。这种安排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战国西汉作品不同，也与《史记》中列传的作法有异。

    再看《新序》和《说苑》的命名。《说》作为一种文体，与《传》相同，亦为释经而作。周勋初从《韩非子》出发，认为传授经书时，发挥论点，积累内容，形成的文字就是“说”[741]，朱东润指出“叙字或作序也是一种经典底训释”[742]，两说可从。所谓《说苑》，应即是为《说》提供素材的文汇渊薮。《新序》亦有“新作”、“新说”之意。《新序》和《说苑》都是试图为儒生解经提供新的理解视角或材料的作品，正因为如此，开创以事迹、性格和道德品质分类系人的新角度也不足为奇了，其初衷与《史记》是不同的。

    就此看来，刘向《列女传》中出现了“贞顺”和“孽嬖”的对应，实在是突破《史记》传统的一大创举。刘向受到汉代特有的画像分类的影响，结合释经传统，同时接受了《史记》对人物分类的意向，逐渐将依据人物事迹或性格分类叙述人物历史的写作手法发挥纯熟。尽管《列女传》并不是历史著作，但是它们的出现开辟了杂传的写作风潮。《隋书·经籍志》中“杂传”条下有所谓《高士传》、《逸士传》、《逸民传》、《至人高士传》、《高隐传》、《高僧传》、《止足传》、《孝子传》、《孝德传》、《孝友传》、《忠臣传》、《良吏传》、《文士传》、《列士传》、《童子传》、《幼童传》、《美妇人传》、《列仙传》等等，不乏以品性来定义人物的著作，继承并突破了刘向的《列女传》[743]。张涛认为，《隋书·经籍志》所载杂传，“或以言行、年龄为类例，侧重写一类人物”[744]，恐怕忽略了《列女传》以后诸杂传，更注重于传主的道德品质的特点，也就是传统上认为的“列女”到“烈女”的转化。言行、年龄并不是刘向《列女传》以后的类例取向，无论是“高”、“逸”还是“孝”、“忠”，都有明确的道德意涵。其鲜明的指向性，虽远超刘向在《列女传》中将“贞顺”和“孽嬖”并列的举措，但终究是处在刘向《列女传》开创的轨则下。借用冈村繁的话说：“刘向缘此而从自己所信奉的儒教立场出发，希求通过确立严格的妇道和振兴士道，来开辟一条拯救祖国衰运之路。”[745]《列女传》表现出的道德至上的倾向，与刘向的儒学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扬雄《法言》的人物分类工作

    与刘向同样受到《史记》影响，并在人物分类方法上作出探索的还有扬雄[746]。

    扬雄撰写《法言》，其中引用人物事例，明显参考《史记》，如卷一《寡见》有“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汪荣宝已经指出此为《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747]。《法言》谈论人物，多从《史记》而出，如“子胥、种、蠡孰贤”（《重黎》），“韩信、黥布皆剑立，南面称孤，卒穷时戮，无乃勿乎？”（《重黎》），“甘罗之悟吕不韦，张辟强之觉平、勃，皆以十二龄，戊、良乎？”（《重黎》）[748]。《汉书·扬雄传》载《法言》述作之意为：〇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749]。

    据吕世浩推测，扬雄曾通览西汉中秘本和班氏家藏本《史记》，而著述《法言》之意即“驳诸子之小辩”及正太史公之“谬于经”[750]。仅举一例表明扬雄“用法应之”的努力。

    或问“陈胜、吴广”。曰：“乱。”

    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忘矣。”[751]

    《史记·太史公自序》称：“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752]“或问”者立场与司马迁相同，而扬雄辩驳以“法”。可见，扬雄试图在历史解释上有所突破。对人物应如何分类剪裁，扬雄在《法言》中采取了类似刘向在《新序》《说苑》和《列女传》中的做法。如《重黎》载：

    问“余、耳。”曰：“光初。”

    “窦、灌”。曰：“凶终。”

    又有：

    或问“臣自得”。

    曰：“石太仆之对，金将军之谨，张卫将军之慎，丙大夫之不伐善。”

    请问“臣自失”。

    曰：“李贰师之执贰，田祁连之滥帅，韩冯翊之愬萧，赵京兆之犯魏。”

    又有：

    美行，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言辞，娄敬、陆贾。执正，王陵、申屠嘉。折节，周昌、汲黯。守儒，辕固、申公。菑异，董相、夏侯胜、京房。

    或问“萧、曹”。曰：“萧也规，曹也随。”

    “滕、灌、樊、郦”。曰：“侠介。”

    “叔孙通”。曰：“椠人也。”

    “爰盎”。曰：“忠不足而谈有余。”

    “晁错”。曰：“愚。”

    “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

    “货殖”。曰：“蚊。”曰：“血国三千，使捋疏，饮水，褐博，没齿无愁也。”

    或问“循吏”。曰：“吏也。”

    “游侠”。曰：“窃国灵也。”

    “佞幸”。曰：“不料而已。”[753]

    扬雄依然使用诸如“酷吏”、“货殖”、“循吏”、“游侠”、“佞幸”这些《史记》开创的类传名目，但是并没有举出类传下之人物姓名，这与他此前的做法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扬雄又创设出“臣自得”、“臣自失”、“美行”、“言辞”、“执正”、“折节”、“守儒”、“菑异”等名目来容纳西汉一代人物。可以看出，在继承司马迁的以人类传的基础上，扬雄也希望突出人的品行和事迹在人物分类方面的作用，这应该被认作是“是非同于经”的价值判断方式。可以说，正是经由扬雄的批评，司马迁“谬于经”的形象被固化下来。《汉书·司马迁传》班彪赞曰：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54]

    扬雄基于经义因而在材料的编辑方法上对《史记》有所订正，正如刘向的《列女传》，材料、义法均本诸《诗》、《书》，两人虽然在司马迁之后均有史学上的努力，但其出发的基点，是儒学。换言之，二者希望在《史记》以后建立起依据儒学的价值观念而创作的史学体系。反观刘向受到的图像分类的影响，其实与儒学亦大有联系。《汉书·外戚传下》载成帝班婕妤事：

    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倢伃同辇载，倢伃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第，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755]

    同样发生在后宫中的还有班伯谏讽成帝事，《汉书·叙传》载：

    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上以伯新起，数目礼之，因顾指画而问伯：“纣为无道，至于是乎？”伯对曰：“《书》云‘乃用妇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756]

    很明显，画像的意义在于讽诫，其价值观终究落实到儒学上。《史记》按照“功名”排比人物，则同一人物的言语及行事不能以儒家理念绳之，一人一传中善恶迭见，导致人物形象饱满生动，却也会遭致非议。刘向、扬雄的努力试图用儒家理念重新进行著作，努力在于对人物分类的把握上。刘向所序《新序》、《说苑》以及所著《列女传》，被安排在《七略》中的《诸子略·儒家类》中，反映出刘向父子对于这类文献的定位并不同于《史记》。总之，《史记》出现以后，刘向、扬雄等人试图结合儒家的价值观和《史记》以人物叙《传》的方法，开启新的《传》体的书写模式。他们的工作，不自觉地体现了历史著作的特点，被后人误认为史学著作并在目录中著录。但不可否认的是，刘向和扬雄确实进行了历史著作的尝试，并对日后的《汉书》造成影响。

    三 《汉书》的人物分类方式

    《汉书》写就后，影响巨大，研究众多。刘向、扬雄甚至刘歆对《汉书》的影响，虽有学者论及，多集中在诸子对《史记》的续传上，忽视了诸子在传记分类上对《汉书》的影响[757]。刘向和扬雄都试图通过用儒家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物，并通过他们的尝试，逐步构建了一个以人物性格和事迹为分类的列传书写模式。据《史通·古今正史》载，《史记》成书以后，多有续作，其中即包括刘向、歆父子和扬雄[758]。更有传闻称班固取用了刘歆的《汉书》，虽荒诞不经，然足见刘歆对《汉书》影响之深[759]。刘咸炘称“按班氏家学本儒，传经术，宗刘、扬，无侠者之气”[760]，即说明这种影响。《汉书》中能明显看到按照《史记》“功名”标准收录人物及合传的倾向，也能看到遵照刘向、扬雄按照儒学标准收录人物及合传的痕迹。

    班彪续《史记》所写的六十五篇列传，钱穆认为“班固并没有完全用，或许数人并一传”[761]，看来汉书在写作之初，就遇到了合传的问题。学者称赞《汉书》适当地利用了合传形式，收到了“行简、知类的成功”[762]。其实，《汉书》在合传的创作上较《史记》有着先天的不足，即断代史与通史的差异。在通史的角度下合传，可以将有同样言语、事迹，甚至心境的人物合传，也就是从《史记》所谓的“功名”的立场出发，将同样“功名”的人物合传，比如《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白起王翦列传》以及《万石张叔列传》等。反观《汉书》这样的断代史在排列传记时必须考虑到传主的时代先后问题，尽量将同一时代有着同样“功名”的人放在一起。但是，如何在断代史中安排不同时代有着相同“功名”的人呢？正如刘咸炘总结道，“按异代同编而以第一人为叙，乃班、马所同，惟班书铨配以品类相合者多，稍异于马耳”[763]。这种处理方法，对《汉书》来说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了。正如服虔曰：“传次其时之先后耳，不以贤智功之大小也。”师古曰：“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如江充、息夫躬与蒯通同传，贾山与路温舒同传，严助与贾捐之同传之类是也。”[764]所谓“品类”，大可以被看作依据儒学标准而划分人物。“旁贯《五经》，上下洽通”[765]，非但不仅仅是《汉书》的创作追求，也是自刘向、扬雄以来，以儒家道德绳墨人物传记的努力，这种《史记》之外的潮流，为《汉书》突破断代史对人物合传的限制，提供了出路。

    按照儒家道德理念来安排人物合传，可以将生活时代跨度很大的人物合并。同样是合传，却与《史记》同样“功名”的合并原则不同。刘知几在《史通·列传》中认为：

    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时而异。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若陈馀、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是也。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766]

    刘知几已经注意到“名行可崇”作为设传的标准。这种转变，正发生在《史记》《汉书》之间，是《汉书》突破自身断代史写作限制的尝试。比较明显的有《汉书》卷六七《杨胡朱梅云传》和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前者是“狂狷”传，后者则是“清名”或“节士”传[767]。这两个列传，都非常明显地受到了刘向、扬雄的影响。

    《汉书·杨胡朱梅云传》共收录五人，分别是杨王孙、胡建，朱云、梅福及云敞。五人生活年代不同，杨王孙、胡建为汉武帝时人，朱云主要活动于汉元帝时，梅福主要活动于汉成帝时，云敞则活动于王莽时期。五人学术背景亦不同，杨王孙“学黄老之术”；胡建为军吏，无学术；朱云受《易》及《论语》；梅福明《尚书》、《穀梁春秋》；云敞治《尚书经》为博士。此五人同传完全因为他们有着“狂狷”的共性。《杨胡朱梅云传赞》曰：

    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远矣。世称朱云多过其实，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临敌敢断，武昭于外。斩伐奸隙，军旅不队。梅福之辞，合于《大雅》，虽无老成，尚有典刑。殷监不远，夏后所闻。遂从所好，全性市门。云敞之义，著于吴章，为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则濯缨，何远之有。[768]

    《汉书·叙传》则称：

    王孙裸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福逾刺凤，是谓狂狷，敞近其衷。[769]

    “狂狷”一词，出自《论语》，师古注释曰：“《论语》载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迸取，狷者有所不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必不得中庸之人与之论道，则思狂狷，犹愈于顽嚣无识者也。”[770]在特定环境中，“狂狷”是为儒家所称道的品性。本传中五人虽生活年代、学术背景不同，但都有儒家称道的“狂狷”之性，反而可以合传。五人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杨王孙。此人“学黄老之术”，并非儒生，反而与诸儒生合传，除了具有“狂狷”的本色之外，与其事迹为刘向、扬雄称引讨论不无关系。

    扬雄《法言·重黎》载：

    杨王孙裸葬以矫世。曰：“矫世以礼，裸乎？如矫世，则葛沟尚矣。”

    注曰：“古者未知丧送之礼，死则裹之以葛，投诸沟壑。若王孙之矫世，此事复尚为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亲，贤人君子必率礼以正其俗也。”[771]史称杨王孙“家业千金”，应为当时知名人物，此举惊世骇俗，扬雄对此举虽不赞同，但在《法言》中有所讨论，说明当时反响强烈。此举虽不和礼制，却也与“狂狷”之义暗合，本衷在于矫世，终究是儒家题中之义。

    《说苑·反质》载杨王孙裸葬事与《汉书·杨王孙传》基本一致，只是“厚裹之以币帛，多送之以财货，以夺生者财用。古圣人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之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欲裸葬以矫之也”[772]于《汉书》作“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773]《汉书》有可能对《说苑》所载进行改写补充而成今日之面貌。《西京杂记》云：“杨贵，字王孙，京兆人也。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其子孙掘土磐石，深七尺而下尸，上覆盖之以石，欲俭而反奢也。”[774]今《说苑》及班固《汉书》只记录杨王孙与祁侯辩论裸葬一事，对于其裸葬经过仅以“遂裸葬也”带过，不如《西京杂记》详细。若将三者合而观之，则杨王孙裸葬之前后经过分明可辨，非但可知班固取材详略，更可看出，班固重视裸葬“矫世”的初衷，与《杨胡朱梅云传》以“狂狷”合传之意相符。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与诸传不同之处有二，第一是此传开篇有一长序，论先秦至西汉逸民；第二是传末附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序文中罗列了伯夷、叔齐，商山四皓，以及郑子真、严君平事迹，称自四皓至君平皆未尝仕宦，“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而本传所述王吉、贡禹、两龚，能做到“以礼进退”[775]。传末所载“清名之士”有纪逡、唐林、唐尊、郇越、郇相、薛方、郭钦、蒋诩等人，于成帝至王莽间或进或退。《汉书·叙传》中称：“四皓遁秦，古之逸民，不营不拔，严平、郑真。吉困于贺，涅而不缁。禹既黄发，以德来仕。舍惟正身，胜死善道。郭钦、蒋诩，近遁之好。述《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776]即便四皓等人并非此传传主，而班固还是把汉初和汉末的逸民、清名之士与王、贡等人等量齐观，这便是按照儒家道德标准合传，使得列传容量增大的结果。同书《何武传》称：“武为人仁厚，好进士，奖称人之善。为楚内史厚两龚，在沛郡厚两唐，及为公卿，荐之朝廷。”师古曰：“两龚，龚胜、龚舍也。两唐，唐林、唐尊也。”[777]可见当时已经将两龚、两唐并列的风评，但是这不过是将他们看做有同样的学术地位，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的记录，则是从道德追求的角度重新将其划为一类。若以学术的角度将两龚、两唐合传，依然采取了《史记》一样“功名”的原则；而《汉书》的处理方式，很明显遵循了新的人物合传标准。《王贡两龚鲍传赞》曰：

    《易》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其各得道之一节，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贡之材，优于龚、鲍。守死善道，胜实蹈焉。贞而不谅，薛方近之。郭钦、蒋诩好遁不污，绝纪、唐矣。[778]

    在班固看来，龚胜能“守死善道”，反而超过材学优于他的王吉、贡禹，而郭钦、蒋诩“好遁不污”，也是胜过材名卓著，而任职于新莽的纪逡、唐林的，这应该是此传的立场。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称：“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诎而终。”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扬雄也论及郑子真。《法言·问神》：

    或曰：“君子病没世而无名，盍势诸名卿，可几也。”

    曰：“君子德名为几。齐、赵、楚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乎成名？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779]

    又《法言·问明》论两龚与严君平：

    楚两龚之洁，其清矣乎？蜀庄沉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冥、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珍乎。吾珍庄也，居难为也。不慕由，即夷矣，何毚欲之有？[780]

    所谓“蜀庄”，即严君平，扬雄少时从游学。扬雄所论似更赞许严君平不仕宦，正所谓“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似更高于“两龚之洁”。《王贡两龚鲍传》引《法言·问神》及《法言·问明》两段而论郑子真、严君平高义，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观念上，班固都深受扬雄影响。

    《说苑》、《法言》共载杨王孙，《法言》载楚两龚，均为《汉书》收录。诸人为时代名人，三本著作都有所记录，本不足为奇。但是《汉书》对诸人的态度一仍《说苑》、《法言》之旧，就不能视作是对时人的单纯记录，而应看成是班固接受刘向、扬雄观点后的撰述。况且，《汉书·杨王孙传》史原是《说苑·反质》，更是明确地表明班固非但在人物标准上，更是在文字因循于刘向。总之，《汉书》在人物合传上，受到了刘向、扬雄极大影响，这些影响，有异于《史记》。

    四 结论

    自《史记》开创以人叙传的风气以来，两汉间诸子纷纷承其绪而著作，其中刘向利用以人叙传的方式解经，扬雄试图用儒家道德来重新规范《史记》的传记。如此在《史记》之外，形成了一股既利用人物叙《传》，又希望用儒家伦理规范这一类传记的潮流。

    班固作《汉书》，继承了司马迁因“功名”传人的原则，但是也承袭了刘向、扬雄的思路，后者则通过《杨胡朱梅云传》与《王贡两龚鲍传》两个合传表达出来。特别是《王贡两龚鲍传》，尚处于“清名”和“逸民”的摇摆之中，直至《魏略》设《清介传》，《后汉书》设《逸民传》，方才将两种儒家信条清晰地反映在正史传记之中。

    综上可以看到，《汉书》在人物分类上，不但继承了《史记》开创的以人叙《传》，因“功名”合传的传统，也参考了刘向、扬雄的依据儒家道德标准对人物分类的要求，并作为《史记》之外的暗流，成为影响正史人物分类的重要标准，流传于后。

    作者简介：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15级博士后。

    三国吴人华覈的史学批评思想

    王姝

    关于三国时期的史学，人们关注较少，材料的亡佚和分散是其重要原因。近读《三国志·吴书》，知韦曜、薛莹、华覈等[781]，实为吴国历史上的一史家群体，尚有可考之事迹，而华覈的史学批评思想[782]，尤其值得关注。

    华覈，字永先，自孙权到孙皓，四朝为官。作为史官，他多次参与国史撰修。《三国志》卷六五《华覈传》记，吴国第二代君主孙亮即位时，华覈被召修国史。末代君主孙皓在位时，华覈迁东观令，领右国史。作为朝臣，华覈多次上疏谏言。现今可见的华覈的言论，收于严可均《全三国文》[783]中。《隋书·经籍志》载，“有东观令华覈集五卷，录一卷，亡”[784]。《旧唐书·经籍志》载，“华覈集三卷”[785]。《新唐书·艺文志》载，“华覈集五卷”[786]。《全三国文》收录华覈十一篇文字，其中举荐陆胤、陆祎、楼玄、薛莹、韦曜有五篇，上表进谏有四篇，另有一篇《车赋》，一篇《奉敕草对》，可见《三国志》中所言“覈前后陈便宜，及贡荐良能，解释罪过，书百余上，皆有补益，文多不悉载”[787]一说确实为真。华覈所荐“良能”之中，韦曜和薛莹与国史撰修关系密切。孙亮时，华覈曾与二人共事撰修吴史。在韦曜和薛莹陷入危难时，华覈上疏孙皓，力保二人继续撰修国史。

    华覈的言论著述“多不悉载”，实为一憾事，但据现今可见的资料，特别是据华覈为国史撰修举荐贤能的奏疏，能够明确地勾勒出华覈修史活动的轨迹，看出他较为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华覈重视史学，他的上疏虽然不是直接论史书、史家、史学而撰写的专文，但实际上却表现出他的史学思想。从史学批评史来看，华覈的史学批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承上启下的特点。

    华覈的史学批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历史上有成就的史家及其撰述的称赞，对当世史学人才的关注，以及对撰修本朝国史的重视。

    一 盛赞马、班的史学成就

    三国承续两汉之后，两汉时期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奠基时期，正史的创立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是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及深远影响的著作，马、班的史学成就受到后代撰史者重视，成为史学批评所关注的内容。华覈的史学批评思想首先表现为对司马迁和班固的评价。

    华覈高度评价司马迁和班固的撰述才能和二人的著作。他在上疏中讲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88]。这里“命世大才”是指马、班具备成就时代意义事业的才华，而二人的著作之妙可以与六经一同流传。经学，尤其是两汉经学，在当时思想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华覈此处强调马、班二人的著作同“六经”一起流传下来，可见两部史著的重要性，他认为《史记》《汉书》居于史学著作的典范地位，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华覈对马、班史学成就的称赞也表现出他对经史关系的认识。唐人殷侑提出，《史记》《汉书》等正史“旨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教”[789]，认为二书亚于六经。在他之前，人们大多是从文献分类的角度来看《史记》《汉书》同六经的关系的。而华覈对六经和史著的区分，不同于《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将《史记》附于“春秋”之后的做法。一般认为，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将史书从“春秋”类分出，开始用甲、乙、丙、丁四部分类，在此之前，魏国秘书郎郑默所著的载有分类方法的《中经簿》却已遗佚，并不可见。由华覈的上疏可知，至少在三国时期吴国孙皓时，时人已经将六经和司马迁、班固的著作区别看待了。

    除了肯定司马迁和班固的“命世大才”外，华覈称赞司马迁具有“良史之才”，班固《汉书》“文辞典雅”[790]。韦曜曾同华覈一起撰修国史。孙皓时，韦曜因事被投入狱中，这时华覈以司马迁的经历同韦曜的经历相类，上疏孙皓救韦曜。他讲道，司马迁为李陵游说而受牵连获罪，但“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791]。在这里，华覈认为汉武帝爱惜司马迁的“良史之才”，为了使他完成史书撰述，才免其死罪。司马迁《史记》撰成后，影响深远。华覈无疑是希望以汉武帝爱惜司马迁“良史之才”一事为例，劝说孙皓重新重视韦曜的史才，重视一部优秀史书的重大作用，来免去韦曜的罪责。

    然而，华覈对司马迁著《史记》的看法显然同司马迁自己的看法是不同的。司马迁在“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时感叹《周易》《春秋》《离骚》等传世著作的撰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因此他“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792]，成就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这样看来，司马迁是因为受到极刑，内心情感郁积却又不能忘记对父亲的承诺，从而发愤作《史记》。这也是《史记》曾被人称为“谤书”的原因之一，如卫宏《汉书旧仪注》言“有怨言”[793]，班固言“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794]，王允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795]，等等。后来亦有三国魏人王肃、清代学者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对“谤书”之说进行反驳。司马迁在李陵之事以前已经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此事受到牵连，被汉武帝处以腐刑，而非诛杀。试想受刑之后司马迁心中应是有不平之情的，他满腹抱负却无法全部实现，倾尽所有心血撰写《史记》，《史记》千古流传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其中饱含着司马迁强烈的感情。而汉武帝当时不杀司马迁的本意，与司马迁此前已经开始的《史记》撰述也应有一定的关系。这样看来，华覈的论述强调汉武帝在《史记》撰述中的重要作用，是有一定意义的，这也是针对孙皓对韦曜态度的实际情况所作的机智选择。

    史家及其著作是史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三国之前，不乏撰史者对前辈史家及其著作的评论，如孔子评董狐、司马迁评《春秋》等等。《史记》问世之后，更多史家对司马迁及《史记》加以评论，如刘向、扬雄、班固等。不同于《史记》纪传体通史的形式，班固的《汉书》开创了纪传体皇朝史的撰述形式。东汉时期的《东观汉记》是不能与这二者相较的。《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史学上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两部史书，奠定了中国古代史书撰述——尤其是官修正史的基础，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和班固作为重要的史家成为后代史家评论的主要对象。从华覈所言可以看出，到了三国时期，史家对司马迁和班固其人及其著作大致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二书被时人称为史书撰写的典范之作，而且并无优劣的比较。但是，这一评价随着史学的发展发生着变化。到两晋时期，史家开始分析二书的异同，进而比较其优劣，如西晋傅玄称《汉书》“非良史”，且“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796]。东晋张辅更是从五个方面分别论述班固不如司马迁之处。

    由此可以看出，华覈继承了前辈学者批评史家及其著作的传统，对《史记》《汉书》均给予高度肯定。在此之后，对这两部著作的批评出现了变化，史家开始对二书进行优劣比较的评价。这一变化的出现同史家认识的深化有关，也反映出史学批评的发展。而三国吴人华覈对马班二人的肯定，是史学批评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阶段。

    二 论史才的标准

    上文中，华覈盛赞司马迁、班固涉及对二人史才的评价。在史学批评史上，“史才”之论是史学批评的重要范畴，史家应具备怎样的史才、何谓良史之才，都是对史家史才的评价。华覈除对马、班二人评论外，对吴国史官的史才也有批评。华覈认为史家须有良史之才，虽然不同史家所具备的的史才特征有所不同，但史家之史才对撰修国史来说，都大有裨益。

    孙权时，任命太史令丁孚和郎中项峻撰修史书，华覈认为，“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797]。华覈经历吴国四帝，同丁孚和项峻想来也是相识的，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二人并没有撰史的才能，他们撰修的国史不可取。此处华覈虽未直接指出丁孚和项峻欠缺的是何种史才，但已直言撰修国史并非易事，史官一职是需要具备史才之人才能胜任的。

    吴国国史的修撰者中不乏具备史才之人，华覈真诚地表明他对韦曜和薛莹史才的欣赏，同时他认识到，韦曜和薛莹所具备的史才各有特点，有功于国史撰述。因此，当韦曜、薛莹身处困境之时，华覈上疏孙皓，请求赦免二人，反映了他对史才的爱惜之情。那么，韦、薛二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受到华覈如此赏识呢？

    韦曜，字弘嗣，韦曜同样历经吴国四帝，屡献良策，直言不讳。孙亮即位后，韦曜被诸葛恪推荐撰修吴史，孙休时，“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798]，可见他在当时史学上的地位。孙皓即位后，韦曜领左国史。孙皓要求韦曜为自己的父亲孙和作纪，被韦曜拒绝。韦曜认为孙和不登帝位，只能立传，不能作纪。后因他事，韦曜被投入狱中。在狱中，韦曜将所作《洞纪》《官职训》《辩释名》献上，希望能够得到赦免，但仍未得到孙皓的宽恕，旋被杀。其《洞纪》，《隋书·经籍志》杂史类称：“《洞纪》四卷，韦昭撰。记庖犧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799]或是通史性质的著作。其所注《国语》（《隋书》卷三二《经籍一》春秋类著录为《春秋外传国语》），流传至今，为学者所重。

    薛莹，字道言。孙亮时，同韦曜、华覈等人一起被召修吴史。孙休时，为散骑中常侍。孙皓时，担任左执法、选曹尚书、太子少傅。后来因为何定事件[800]入狱，随后被调任外地。孙皓时，薛莹颇受重用。史载：“皓追叹莹父综遗文，且命莹继作”。薛莹于是献长诗一首，述其家之兴衰，感念“枯瘁更荣，绝统复纪”的“宠遇”之恩，再三表现对吴主的忠心。[801]《隋书·经籍志》正史类著录薛莹撰有《后汉记》一书说：“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802]这应是一部纪传体东汉史著作，惜已不传。

    在韦曜入狱、薛莹流于外地之时，华覈出于撰修国史的考量，也出于对史才的爱护，上疏孙皓。

    华覈这样称赞韦曜的史才：

    曜运值千载，特蒙哀识，以其儒学，得与史官，……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宜得曜辈依准古义，有所改立。汉氏承秦，则有叔孙通定一代之仪，曜之才学亦汉通之次也。……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803]

    华覈看重韦曜，是因为他十分肯定韦曜的儒学底蕴，并认为韦曜的撰史之才表现在他对事实的褒贬之中。韦曜依凭儒学才华得到史官一职，他通晓古今，掌握历代大事，还擅长褒贬评论。华覈所说的“良才”，正是肯定韦曜褒贬善恶的见识。华覈认为，韦曜的史才与所处同司马迁是相似的。他还指出韦曜在典制仪礼方面的长处，认为吴一统天下之后需要韦曜改订仪礼，韦曜在典制仪礼方面的“才学”，不逊于汉代的叔孙通。《三国志》评论说：“华覈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804]这可同华覈对韦曜史才的判断加以印证。华覈以韦曜与司马迁、叔孙通相比，有言过其实之处，但韦曜确有史才，华覈称赞他、担保他确实出于真诚之心。

    华覈对薛莹的史才是这样评论的：

    ……臣愚浅才劣，适可为莹等记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袭孚、峻之迹，惧坠大皇帝之元功，损当世之盛美。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是以慺慺为国惜之。实欲使卒垂成之功，编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后，退填沟壑，无所复恨。[805]

    华覈肯定薛莹的撰史之才，是称赞他的博学与文章。华覈指出，薛莹学识广博，“文章”尤其出色，这里所说薛莹的文章之才，一方面指薛莹擅长组织材料、驾驭史书的结构，另一方面指的是撰述文字，即文字表述的能力。华覈继而强调薛莹的记述之才是同僚中少见的，当朝史臣更多的擅长经学，而非记述。华覈自谦自己的才华比不上薛莹，只能记载当下的史事，不能撰述成一部优秀的国史。

    华覈两次上疏，结果却不同。就韦曜一事来说，孙皓未同意华覈的请求，“遂诛曜，徙其家零陵”[806]。就薛莹一事来说，孙皓听取了华覈的建议，“召莹还，为左国史”[807]。这样的结果与两人史才不同没有太多关联，更多的是由于孙皓对二人的不同态度所致。

    从华覈两次上疏，可以看出他对吴国史官的修养和史才是有明确认识的。韦曜擅长儒学，他对历史典故的掌握，善恶的褒贬，是撰史的“良才”；薛莹博学而擅长文章，他的文章之功、优美文笔，也是撰史必备要求。孙亮时，华覈等五人已经参与过吴国国史修撰，那时已经将撰写吴史的基本史料搜集完毕，因此他在文中提出的对史官的要求是针对史书的撰写来说，也是针对已有头绪，但“叙赞未述”[808]的吴书而言。

    在三国之前，史家对史官修养有不同的认识。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809]孔子赞的是史家之遵循伦理原则记载史事。司马迁论孔子《春秋》，“笔则笔，削则削”[810]，司马迁赞的是史家之书法。班彪论《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811]，班固论《史记》以刘向、扬雄的“良史之材”的称赞为例，“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812]，班彪、班固赞的是史家之实录。

    这样看来，在华覈之前，人们对于史才的批评大多是从史家撰史的行为，或撰述的具体内容分析，侧重于对其作史态度、史书体例等方面的评价。这种评价更多的是对史家个人的批评，批评的标准是个人修养或史书体例。而从上文华覈对吴国史官史才的评价可以看出，华覈批评的出发点是针对撰修国史一事，而非个人私家撰述；他批评的对象并非泛指有历史撰述之人，而是专门负责撰修国史的史官；他批评的标准与之前相较，内容更加具体且丰富了，至少包括了史事驾驭之才、是非褒贬之才、文字表述之才三个方面。

    在华覈之后的史家，特别是唐代史家，他们对史家之才的论述与华覈的论述关系密切，且更为确切了。唐魏徵等人曾论史官标准：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斖斖。[813]

    唐刘知几则有史才三长之论：

    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814]

    唐人魏徵等人对史官的要求，以及刘知几对史才“才、学、识”较为全面的理论概括，都与三国吴人华覈的史才判断标准的关系十分密切。华覈看重韦曜通晓古今、“论次善恶”的能力，正合魏徵等人“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的要求，只是魏徵等人更强化了史官职能的政治意义，这同唐代以来设史馆修史等史官制度强化有关。刘知几的“才、学、识”是华覈史才标准的发展。薛莹的记述之功是撰史表述之“才”，韦曜的通晓古今是历史知识掌握之“学”，韦曜擅长“论次善恶”算得上有历史见解的“识”。刘知几对史才的要求是华覈史才标准在理论层次的概括提炼，而且，刘知几要求三者兼备，比华覈的史才标准提高了。这是史才标准发展的表现，也是史学批评认识更加深化的表现。

    可见，三国时期的撰史者普遍地对自我认识有一定的提高。先秦、秦汉时期，史家批评的标准是撰史者的个人修养或史书体例，这实际上是对撰史者个人境界追求的肯定。而以华覈为代表的三国时期的史家则对撰史群体有普遍性的要求，这一要求与前一阶段相比，内涵更加丰富。而在此后的唐代，史家的自我认识进一步加强，并对史才标准在理论的层面提出要求。因此，华覈对史才标准的认识处于史学批评发展的中间环节，它表现出的承上启下的特点，是值得肯定的。

    三 重视修撰国史的传统及其作用

    华覈赞司马迁、班固，是为国史撰修树立典范；论韦曜、薛莹的史才，是为国史撰修搜罗人才。这实际上表现出华覈对国史的重视，而国史观念也是华覈史学批评思想的重要方面。华覈的国史观念主要体现在继承传统、重视国史作用、国史撰修当有史才等基本观念上。

    华覈重视国史撰修，认为设置史官撰修国史是对传统的继承。他讲道：“臣闻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录功美，垂之无穷”[815]。华覈认为，史官撰史的传统要追溯到五帝三王时期，那时已经设立史官来记载当朝之事，记录的内容主要是当政者的功业美德。

    官修国史的影响是通过流传后世得到实现的。在华覈看来，官修国史作用甚大，记载当朝事，可以流传后世。“今吴书当垂千载，……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816]。华覈认为，记载当朝统治者功业的官修国史，可以流传百世、千载，所记载的内容可以供后人资鉴、垂训，充分反映出了华覈的深沉的历史意识。

    华覈对司马迁和班固的赞赏、对史才的论述，是针对国史修撰提出的。可见，华覈认为，修国史要有君主的重视，还要有具备史才之人担任史官。丁孚、项峻等不具备修史之才，是无法胜任的，而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和华覈可以通力合作，完成撰修工作。可当时的情况是，周昭和梁广已经去世；韦曜和薛莹凭其史才可以担任史官，但韦曜入狱、薛莹外迁。吴国国史撰述陷于停滞，这是令华覈忧心和焦虑的。华覈出于史官的责任感，希望吴主孙皓能够从大局出发，认识到撰修国史的重要和史官史才的难得，赦免韦曜和薛莹两个具备史才之人，使吴史撰修得以圆满完成。

    华覈的国史观念同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是密切相关的。他多次上疏进谏，《三国志》评价他“庶几忠臣”[817]。在盛夏之际，孙皓大肆兴建新宫，华覈上疏制止，陈明吴国当下危急的情势，“（贾）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于今而急”。后值吴国“仓廩无储，世俗滋侈”，华覈又上疏，提出治理国家的方略“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赏之”，建议重视农耕和纺织。[818]正是带着对朝政的关切，华覈认为，撰修国史主要为了记载保存当朝统治者的功业，国史更多的是为当朝的政治服务。但华覈对撰修国史当有史才的要求，则表明其史学批评思想的积极性，这与三国时期统治集团对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一般认为，三国时期开始设置史官记注和撰修国史，吴国设置史官修史，太史令、东观令、左、右国史就是负责记注或撰述的史官职位；曹魏设著作郎、著作佐郎；蜀汉亦有文书和典藏制度。华覈作为史官的一员对史官是有要求的，当朝君主同样对史官素养提出要求。孙皓讲道：“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他拒绝了华覈的请辞，认为他“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有望超过“杨、班、张、蔡之畴”，是担任右国史的不二人选。[819]统治集团对国史和史官的重视无疑为史书的官修提供了便利。专职史官负责记注和撰修国史，有利于史家自我认识和史学认识的提高。到了唐代，《晋书》卷八二史家的合传，集中记载了两晋时期的十一个史家。这是唐初史家对“史臣”这样一个群体的重视，同三国时期统治集团对官修国史的重视和史官自我认识的提高当有历史上的联系。

    华覈重视国史，重视其传统、重视其作用、重视其对史才的要求。虽然他的国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的，但就其史学批评思想本身来说，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华覈的奏疏客观上成为了解吴国国史撰修情况的必备史料。现存有关三国时期的正史是陈寿在西晋担任著作郎时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松之在宋元嘉年间受诏所撰《三国志注》，《三国志》有吴志二十卷。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记载吴国历史的著作还有：“《吴书》二十五卷，韦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缺”，“《吴纪》九卷，晋太学博士环济撰”，“晋有张勃《吴录》三十卷，亡”。[820]三书均已亡佚，不可得见。《三国志》及裴注成为了解吴国国史撰修的经过及史官修史活动的主要材料。其中，华覈的两封奏疏实为重要文献。

    华覈在荐薛莹的奏疏中，回顾了吴国国史的撰修过程：

    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昭、广先亡，曜负恩蹈罪，莹出为将，复以过徙，其书遂委滞，迄今未撰奏。[821]

    唐人刘知几对吴国的国史撰修有这样的论述：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敕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并作之中，曜、莹为首。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阙，书遂无闻。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822]

    刘知几的叙述同华覈为薛莹上疏中的相关叙述是基本一致的[823]，不仅撰修的大体经过一致，都包括吴大帝、少帝、归命侯三个时期，而且对丁孚、项峻“俱非史才”的评价更是沿袭了华覈在奏疏中对二人的评价。这样看来，华覈的奏疏应为刘知几论断的材料来源。清人杨晨编撰《三国会要》称：“吴置左右国史，东观令及左右丞，主书令史。”[824]杨晨引用华覈的奏疏为注来解释吴国国史的撰修经过，华覈的奏疏成为了解吴国国史撰修情况的材料来源。

    从吴国国史撰修的过程来看，在孙亮时，华覈与韦曜、周昭、薛莹、梁广五人共同受诏撰修国史是极为重要的一次，刘知几称“曜、莹为首”，他认为韦曜和薛莹应该是主要的撰述者。那么，华覈在集体修史活动中所处的位置究竟是怎样的呢？

    前文已对韦曜、薛莹的史才及其撰史情况进行了说明，对周昭而言，《三国志》载：“周昭者字恭远，与韦曜、薛莹、华覈并述吴书，后为中书郎，坐事下狱，覈表救之，孙休不听，遂伏法云。”[825]周昭在孙休时负罪下狱，华覈上表救他，但周昭仍被杀。惜华覈救周昭一表不可见。《隋书·经籍志》载：“《周子》九卷，吴中书郎周昭撰。亡。”[826]现《全三国文》中收有周昭的四篇文章，包括对步骘、薛莹等人的评论两篇，其中《又论薛莹等》一文，正是《三国志》卷六五的传后评论；《新论论步骘、严畯等》一文是《三国志·步骘传》正文收录的内容，《三国志》称赞道：“周昭之论，称之甚美，故详录焉。”[827]周昭对评论的擅长由此可以得见。至于梁广之事及其文，史书并无更多记载。

    前文讲到，华覈自谦自己只能胜任记注的工作，他的“文赋”之才被称赞胜于韦曜。那么，同时受诏撰修吴国国史的这四位史家，华覈擅长文赋，薛莹的记述出色，周昭优于评论，韦曜则通晓古今、擅长褒贬，他们在史才上各有所长，在实际国史撰修中可以互相补充，这也正是集体修史的便利之处。而华覈其人，孙休时，上表救入狱的周昭；孙皓时，在周昭、梁广已亡的情况下，华覈上疏救入狱的韦曜，继而荐被徙的薛莹继续撰修国史。这样看来，华覈的确是推动吴国国史撰修，并使之没有彻底中断的关键人物。华覈屡次上疏的行为，同他直言敢谏的个性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出于他对国史的重视，以及他身为史官对撰修国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国时期，战乱频繁，局势动荡。东汉末年以后形成的群雄争霸的局面，使各地势力为了扩张而陷入一场场战争，直至魏、蜀、吴三分天下，三国分别建立了政权。只是这一相对稳定的局面并未维持太长时间，另外，三国建立后，仍继续以战争的形式巩固政权，同时在政权内部也存在不同势力的斗争。这样的社会、政治局势无法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但与此同时，史学却遇到了有利的发展机遇。统治者重视史学，设置专职史官记注和撰修国史，大大推进了官修史书的发展。而就私人撰写史书来说，出现了魏鱼豢撰《魏略》、吴谢承撰《后汉书》、吴薛莹撰《后汉记》、蜀王崇撰《蜀书》、蜀谯周撰《蜀本纪》等私家撰述。虽然在私记方面，这时的成就尚未曾达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那般壮观，但在三国时期，史学的地位提高了，史家，特别是史官，作为群体的自我认识也提高了。华覈对司马迁、班固的称赞，对韦曜、薛莹等史官史才的评价、对国史的重视，正是这一时期史家史学批评意识发展的表现。

    作者简介：王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13级博士生。

    试论《宋书·五行志》“诗妖”的性质

    胡祥琴

    一 “诗妖”释义

    “诗妖”一词最早出现于旧题汉伏胜（伏生）所著《尚书大传》之《洪范五行传》:“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恆晹，厥极忧。时则有诗妖。”[828]历代《五行志》在撰述“诗妖”时均引用这段文字作为理论依据。《宋书·五行志》在解释“诗妖”出现的原因时，就引用《尚书大传》中《五行传》的有关文字为据：

    《五行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谓金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恆晹，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惟木沴金。”[829]

    显然，上述内容是对“金失其性”的原因和“言之不从”的表现及后果的解释。古人认为“五行”与五事、方位、德运及帝王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此处的“金”对应于五事中的“言”，“诗妖”即是“言之不从”的直接后果。

    在古代，“金”（包括青铜与铁等金属）是制造武器的重要原料，也因此与战争发生联系。[830]金与“言之不从”发生联系和古代的五行观念紧密相关。中国古代有所谓“五事”配“五行”之说，所谓“五事”即貌、言、视、听、思，古人认为它们分别对应于五行中的木、金、火、水、土。[831]也就是说，“金”对应五事中的“言”，如君主的言论、号令，民间的舆论、歌谣均在此列。故而萧吉认为：“人君言出令行则从，是以明君薄敛而厚禄，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则顺民心。……若君失众心，政令不从……饥贫不足，不足不敢正言，则先发于歌谣之口也。气逆则恶言至、虫蝗生，皆口事也。”[832]是说人君的言论或号令符合民众的要求时，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这是金顺其性的表现；相反，当君主言论失当，政令不从时，百姓的意志就不能得到合理反映，因此就会出现歌谣、恶言等“口事”，这就是金失其性的结果。班固认为：“‘言之不从’，从，顺也。‘是谓不乂’，乂，治也。”[833]显而易见，此处所谓“言”从阶层上讲不只局限于君主，而且涵盖民众，从内容上讲不仅包括言谈，也涉及诗歌、谣谚。班固进一步解释说：“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834]是说统治者的残暴和压制，使民众缺乏合法有效的沟通渠道，只好以非正常的方式抒发心中的“怨谤之气”。所谓“怨谤之气发于歌谣”反映了诗妖现象的特征和本质。自先秦时期开始，政治家就十分重视“言”的政治意义，故而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的说法。[835]可见，“言”不仅关系到统治者能否端正名实，也关系到民众的积怨能否自然宣泄，因此对于政治稳定的确具有很大意义。就此而言，班固等人的解释应该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在内。不过将“言之不顺”与“金失其性”乃至上天的警告、惩戒等现象联系起来，则显然是时人的附会。由上引《尚书大传》文字可知，最晚自秦汉以来（《洪范五行传》是秦末汉初儒生伏生或其弟子的作品），人们已经将金与“言”并进而与“诗妖”联系起来，认为数者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就这样，金既与战争发生了联系，又与言论、歌谣、“口事”相关。这种联系尽管符合古代的哲学逻辑，在古人看来也许是顺理成章的，但从今天的立场看来则无疑是荒诞不羁的。

    如果说以上所讲的天人感应、五行相配是“诗妖”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它还有一种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明显的文学色彩。古代的思想家（如伏生）、史学家（如班固）之所以采用“诗妖”一词，除了它以神秘的方式隐射政治之外，还因为这些隐射通常都采用诗歌的形式。魏晋时期，包括诗歌在内的古代文体十分发达，正是“诗妖”的这一特殊表现形式，使之与中国古代同样流行的政治预言——“谶言”或民谣、童谣——有别。简言之，同样是用文字和言论隐射现实，但“谶言”一般采用的是拆字、谐音等形式，“诗妖”则重在以诗歌为表现手法，因此文字之间往往讲求对仗、押韵、暗喻。如晋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道：“凤凰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今定成龙子。”又如晋海西公太和中，有这样的民歌：“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这与“今年祖龙死”，“亡秦者胡也”等谶言相比，更显含蓄，更具文学之美。

    总之，“诗妖”是以韵文形式出现的异常言论。[836]它是中国古代天人感应及五行思想折射于诗歌的一种特殊产物，虽然兼具文学与神学的色彩，但又与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谶言并不相同。班固所谓“怨谤之气发于歌谣”一语，大体可以概括中国古代正史《五行志》中“诗妖”现象的基本内涵。

    二 “诗妖”的类别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乐府诗歌十分繁荣的时期……那些通俗乐曲，源出民间，后被贵族文人采撷、改制、仿作，谱成许多乐曲。[837]此一时期，无论官府还是民间，都十分流行叙诗作谣，诗歌、谣谶成为人们抒发胸臆的普遍方式。从时间断限上讲，《宋书·五行志》所录“诗妖”主要反映的是三国两晋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较《汉书·五行志》、《后汉书·五行志》内容更加丰富，来源也更加复杂。从类别上讲，《宋书·五行志》48首“诗妖”主要有“百姓谣”、“民谣”、“童谣”、“京师谣”、“地方谣”等。依据“诗妖”文体的不同以及来源或表达方式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一）出自底层社会

    《宋书·五行志》“诗妖”中有不少来源于民间，它们多以“百姓歌”、“百姓谣”、“民歌”、“民谣”、“民间谣”、“民间云”等为名。例如：

    王恭镇京口，举兵诛王国宝。百姓谣云：“昔年食白饭，今年食麦麸。天公诛谪汝，教汝捻咙喉。咙喉喝复喝，京口败复败。”

    王恭在京口，民间忽云：“黄头小人欲作贼，阿公在城下，指缚得。”又云“黄头小人欲作乱，赖得金刀作蕃扞。”

    卢龙据有广州，民间谣云：“芦生漫漫竟天半。”[838]

    “百姓歌”、“百姓谣”表达了普通群众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大多带有嘲讽的语气，体现出吟诵者对现实政治和自身生活的忧虑，“民间谣”、“民歌”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二）出自文人之手

    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分为十二类。[839]《宋书·五行志》中有的“诗妖”，可见于传世本《乐府诗集》的“杂歌谣辞”中，此类乐府诗不一定能配上音乐，用以传唱，但因魏晋南北朝这类文体的诗歌、谶谣很丰富，作者为适应时代变化将其采录，见《乐府诗集》出版说明“杂歌谣辞，是徒歌、谣、谶、谚语……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词是不入乐的”等解说。[840]个别内容还零星散见于其他部分，是可以配乐和唱的。出自《乐府诗集》中的这部分“诗妖”，多带有愤恨悲苦的腔调。《宋书·五行志》说：

    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词，终以禽获斩截之事。是时三杨贵盛而族灭，太后废黜而幽死。[841]

    这首“折杨柳”没有具体歌词，从语义判断，开始在讲战争引起的苦难，结尾反映出战争失败的无奈。据撰述者解释，该诗反映了晋武帝皇后杨氏遭晋惠帝皇后贾后杀害的过程，虽短短数语，但含义明确。《折杨柳》是乐府歌词，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和《折杨柳枝歌》等。横吹曲是乐府歌曲名，是一种马上演奏的军中之乐。[842]其辞具有“兵革苦辛”之意，正和诗妖属性一致。

    《宋书·五行志》还记载了一首《懊恼歌》，同样出自《乐府诗集》：

    晋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恼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义旗以三月二日扫定京都，玄之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伎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获焉。时则草可结，事则女可抱，信矣。[843]

    这首《懊恼歌》讲述的是，桓温之子桓玄篡位建立桓楚，旋即被刘裕率领的义兵击灭，其宫女及其同党、家属被作为军赏赐送，四处流落的悲惨境况。据作者“民忽作《懊恼歌》”云云，则该诗似应由当时民间所作，它被收入《乐府诗集》乃是此后的事情。检索《乐府诗集》，可以发现与《懊恼歌》同名者共十四首，上述《宋书·五行志》“诗妖”《懊恼歌》即是其中之一。[844]

    通过对《乐府诗集》收录的两首诗妖的分析，可以得出，《宋书·五行志》部分诗妖是可以配以曲调，用以传唱，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十分喜爱谣谶之作，从某种程度上讲，诗妖是杂歌谣辞等此类文体在政治生活上的体现。

    （三）出自儿童之口

    清人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指出，谣之名目甚多，他按时代、地域、人物将谣分为几类，并将儿谣、女谣、讹言等归为童谣。他认为：“风俗通皇霸篇载赵王迁时童谣。《史记·赵世家》童谣作民讹言。今从《风俗通》。”[845]这样看来，无论谣之名目有多少，但大体上都可归为童谣。统计显示，《宋书·五行志》48首“诗妖”中，有16首是通过“童谣”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如：

    魏明帝景初中，童谣曰：“阿公阿公驾马车，不意阿公东渡河。阿公东还当奈何！”及宣王平辽东，归至白屋，当还镇长安。会帝疾笃，急召之。乃乘追锋车东渡河，终翦魏室，如童谣之言也。

    吴孙亮初，童谣曰：“吁汝恪，何若若，芦苇单衣篾钩络，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堈也。钩落，钩带也。及诸葛恪死，果以苇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后听恪故吏收敛，求之此堈云。[846]

    这两首诗妖皆以童谣的方式出现，虽寥寥数语，却反映出具有历史转折性的政治事件。第一首讲述的是，司马懿于魏明帝景初二年消灭辽东公孙渊反叛，回归途中遇明帝病重，疾驰回去接受托孤的事。这是司马懿政治生涯的转变时期，却也是曹魏政权厄运的开始。第二首讲的是，孙权去世后，年仅十岁的孙亮继位，由诸葛恪辅政，后诸葛恪在权力斗争中被杀，尸体被抛石子岗的凄凉事件，这首诗妖言语之间带有较强的惋惜之意。

    （四）反映地域特征

    《宋书·五行志》48首诗妖中，还有标明具体地域者，诸如“京师歌”、“江南童谣”、“江南歌谣”、“吴中童谣”、“河北谣”等均属此类。如：

    魏明帝太和中，京师歌《兜铃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诗妖也。其后曹爽见诛，曹氏遂废。

    晋武帝太康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乱者相继。按横目者“四”字，自吴亡至晋元帝兴，几四十年，皆如童谣之言。元帝懦而少断，局缩肉，直斥之也。干宝云“不知所斥”，讳之也。

    庾义在吴郡，吴中童谣曰：“宁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莼。庾吴没命丧，复杀王领军。”无几而庾义、王洽相继亡。

    晋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谣语曰：“麦入土，杀石虎。”后如谣言。[847]

    这些谣谶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关注的是与该地域有关的重大政治事件，其所涉及的地域在当时都是该政权的政治中心，如第一首中之“京师”应指曹魏政权都城“洛阳”，最后一条“河北谣”是关于暴君石虎的，石虎是后赵政权的第三代继承者，后赵政权曾定都河北邢台。

    （五）其他

    “诗妖”中有一些谶谣不属于以上各类，它们以更加诡秘的方式出现，带有某种神异迹象。如：

    孙休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子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848]

    在古人眼中，荧惑星的出现意味着战争的来临，隐没则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这首“诗妖”描写的是荧惑星化为小儿，通过童谣传达天命，预测未来的故事。吴承学认为在古人的观念中，童谣之所以能代表神意，是因为它们乃荧惑星之精降临，变成童子而为的，故具有神意。[849]

    由以上五种分类研究看出，“诗妖”大多来自民间，具有明确的地域特征，一般以童谣的方式表达，因其体裁特征是诗歌，所以大多被乐府收录，部分被配以曲调，用以传唱。由分类研究可以看出，《五行志》中的诗妖有着相当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诗妖”所反映的政治事件的性质去界定它的类别，如有描写政治斗争的、有关百姓生活的，还有占卜吉凶的等等，但由于这几种类别之间相互掺杂，很难准确定位，因此不易区分。

    三“诗妖”折射的社会历史面貌

    《宋书·五行志》“诗妖”主要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预测”某些重要政治事件、人物的结局，通过“金失其性而为灾”的方式，揭露统治集团“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的行径。从诗妖反映的内容来看，大体折射出以下一些重要的社会历史，如：司马氏禅代曹魏、孙吴政权的败落、贾后干政与八王之乱、东晋的纷争战乱、前秦苻坚的败亡等。

    （一）关于曹魏政权和司马懿集团的对抗

    《宋书·五行志》有三首“诗妖”反映曹魏末期，政权逐渐旁落司马懿的过程。其一：

    魏明帝太和中，京师歌《兜铃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诗妖也。其后曹爽见诛，曹氏遂废。[850]

    魏明帝在位十三年，曾用年号太和、青龙、景初，太和共六年，即公元227～232年，这时正值曹魏国力强盛，任命司马懿做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和蜀国诸葛亮周旋，诸葛亮斩马谡，上书自贬都是这时期的事情。[851]从这首诗妖出现的时间和内容判断，它在描述三国时期的魏蜀战争。但《宋书·五行志》的撰述者却将其解释为曹爽和司马懿的斗争，因太和年距曹爽被杀之年相隔多年，可见，《宋书·五行志》“诗妖”撰述者为曲意迎合某些论点而不惜具有牵强附会的一面。其二：

    魏明帝景初中，童谣曰：“阿公阿公驾马车，不意阿公东渡河。阿公东还当奈何！”及宣王平辽东，归至白屋，当还镇长安。会帝疾笃，急召之。乃乘追锋车东渡河，终翦魏室，如童谣之言也。[852]

    这首“诗妖”描写的是公元237年，辽东公孙渊拒绝入朝，自称燕王，魏明帝派司马懿率军征讨辽东。到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诛灭公孙渊，回返途中，适逢曹睿病重，司马懿急回接受托孤之事。此后，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但最终杀害曹爽，掌控曹魏政权。其三：

    魏齐王嘉平中，有谣曰：“白马索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凌、令狐愚闻此谣，谋立彪。事发，凌等伏诛，彪赐死。[853]

    该“诗妖”讲述的是魏齐王（曹芳）时期，一场试图支持曹氏对抗司马氏的政变。此时司马氏权势日益庞大，歌谣解说一个名叫朱虎的人可以处理这种情况，楚王曹彪的小名正好叫朱虎，他是曹操的儿子，曹芳的叔祖父。王凌等人正是听到这样的谣言才决定拥戴曹彪，但还没起兵就被司马氏察觉，王凌、曹彪皆被处死，由此可见，司马氏势力已强大到无法扼制的地步。

    以上三首诗妖尽管情节离奇，但都是以现实政治为依据，既说明司马懿专权对曹魏政权威胁之严重，也说明老百姓对该政治事件的敏锐观察力。

    （二）关于孙吴政权败落的记载

    《宋书·五行志》有关孙吴政权败落的“诗妖”共有六首，其中关于诸葛恪辅政、误政直至死亡的有两首，描述孙皓残暴统治的有三首，其他有一首。关于诸葛恪的谣谶，本文第二部分已作交待，此不再赘述。孙皓是三国时期有名的暴君，有关他的谣谶则带有强烈的不满情绪。

    孙皓初，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皓寻迁都武昌，民溯流供给，咸怨毒焉。

    孙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书岩曰：“楚九州岛渚，吴九州岛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闻之，意益张，曰：“从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复谁？”恣虐逾甚，寻以降亡。近诗妖也。[854]

    第一首“诗妖”反映出孙皓迁都武昌，劳民伤财，百姓不予配合的情景。第二首讲的是孙皓的使者造书于石印山的事件，从这首“诗妖”体现出的傲慢语气判断，应该是孙皓派人刻意造书以壮大自己声威的。从此后他更是变本加厉，直至失败，成为晋武帝的俘虏。

    （三）贾后干政与八王之乱

    贾后干政在西晋历史上影响极大，它是西晋由统一逐步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通过“诗妖”可以看出，无论是皇室贵胄的司马氏集团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对贾后怀有戒备之心，厌恨之情跃然纸上。

    晋惠帝永熙中，河内温县有人如狂，造书曰：“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又曰：“两火没地，哀哉秋兰。归形街邮，路人为叹。”及杨骏居内府，以戟为卫，死时，又为戟所害。杨太后被废，贾后绝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邮亭北，百姓哀之。两火，武帝讳；兰，杨后字也。

    晋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谣曰：“南风起，吹白沙，遥望鲁国何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又曰：“城东马子莫咙哅，比至三月缠汝鬃。”南风，贾后字也。白，晋行也。沙门，太子小名也。鲁，贾谧国也。言贾后将与谧为乱，以危太子；而赵王因衅咀嚼豪贤，以成篡夺也。是时愍怀颇失众望，卒以废黜，不得其死。[855]

    上述两首“诗妖”都与贾后有关，实际上反映了两起政治事件。第一首讲的是贾后诛灭杨氏集团，为其进一步干政扫清道路。晋惠帝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之子，母亲是杨皇后。据史书记载，司马衷为人痴呆，开始执政时由杨皇后的父亲杨骏辅政，其皇后即为历史上有名的贾皇后。文中涉及的“河内温县”应是司马氏的祖籍地，此地人自然更加关心司马氏政权的兴衰，因此造出这样的谶谣。两火就是司马炎的“炎”字，杨皇后名叫“寄兰”，此处“秋兰”即指她。这首诗妖预言杨骏及其女被贾后集团迫害致死的过程。

    第二首反映的是贾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最后以太子被杀害、贾氏被族灭而结束，但换做赵王司马伦当政之后，西晋却再次面临倾覆的危险。按照五德终始说，晋是金德，金色白，“沙门”是太子小名，他是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遹，母亲并非贾皇后，而是谢才人，这就决定了太子的悲惨命运。“南风”是贾后字，“惠贾皇后，讳南风，平阳人也……妒忌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856]文中“南风吹白沙”预示贾后将杀太子，“遥望鲁国何嵯峨”中的“鲁国”是贾后之侄贾谧的封地，这里讲的是贾后将与贾谧联手，危害太子。后一句是关于司马伦的，司马伦利用贾氏杀死太子后，又利用民怨族灭贾氏，自己却试图学司马懿禅魏，当上西晋皇帝，但却使八王之乱走向最高潮。

    （四）有关东晋战乱历史的记载

    《宋书·五行志》有关东晋的诗妖有二十多首，主要涉及苏峻叛乱、王恭诛王国宝、桓玄篡逆、卢龙作乱，等等。从东晋众多的“诗妖”内容判断，东晋政权始终战乱不断，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晋明帝太宁初，童谣歌曰：“恻力恻力，放马山侧。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为苏峻所逼，迁于石头，御不□足。“高山崩”，言峻寻死；“石”，峻弟苏石也，峻死后，石据石头，寻为诸公所破也。[857]

    这首诗妖讲述的是晋成帝时，苏峻叛乱的政治事件，“大马死，小马饿”，大马喻指晋明帝，小马喻指晋成帝，明帝去世时，由五岁的儿子成帝继位，大权由成帝舅庾亮掌握。“高山崩，石自破”，此处“高山”应指苏峻，“石”指苏峻弟苏石。这首“诗妖”产生于晋明帝时期，预测的事件却是明帝死后，成帝执政时期的苏峻叛乱。当年，权臣庾亮想借故制裁苏峻，致使苏峻叛乱，杀到健康，劫持成帝至石头城，使成帝遭受挨饿之苦。后来庾亮、温峤、陶侃等人的大兵赶到，杀掉苏峻，其弟苏石负隅顽抗，但苏峻已如高山一样崩塌，苏石自然也只能算作负隅顽抗了，应验了高山崩，石自破的谣谶。

    晋哀帝隆和初，童儿歌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帝闻而恶之，复改年曰兴宁。民复歌曰：“虽复改兴宁，亦复无聊生。”哀帝寻崩。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满斗，不至十年也。[858]

    晋哀帝司马丕是成帝的长子，在他统治初期，就出现这首童儿歌。第一句“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中的“升平”是晋穆帝的年号，“不满斗”是不满十年的意思，果然，穆帝统治不足七年。“隆和”是哀帝的年号，“不得久”暗指哀帝统治不会长久。哀帝自然对这首谣谶很厌恶，也很惧怕，为了避讳竟将年号由“隆和”改为“兴宁”。但老百姓似乎不愿意放过他，即使改为兴宁，又来一句“亦复无聊生。”哀帝为了避免自己国祚短促的命运，就在兴宁二年相信方士之言，追求长生之术，结果食丹太多中毒而死，似乎正应验了那句谶言。“帝信方士言，断谷饵药以求长生。侍中高崧谏曰：‘此非万乘所宜为；陛下兹事，实日月之食。’不听。辛未，帝以药发，不能亲万机，褚太后复临朝摄政。”[859]

    “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指的是与上述哀帝事件有关系的另外一个政治事件。“桓公”，此处指桓温，而“陛下”已是晋海西公奕了。据史书记载，随着桓温权势的增强，晋室皇族成员及其大臣对其怀有一定的戒备之心，“晋室衰微，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860]桓公入石头是太和六年的事情，当时桓温率大军进入健康，并召集文武大臣宣布废黜皇帝司马奕，立简文帝司马昱为帝，而自己却专擅朝政。

    （五）有关前秦苻坚败亡情况的反映

    苻坚是前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位前期重用汉人王猛，励精图治，最终统一北方，与东晋南北对峙。然而，383年发动有名的淝水之战，最终以失败结束，前秦从此陷入混乱，各民族纷纷叛乱独立，苻坚也被羌人姚苌所杀。以下“诗妖”正是淝水之战前后苻坚陷入矛盾中的写照。

    苻坚中，童谣曰：“阿坚连牵三十年，后若欲败时，当在江湖边。”后坚败于淝水，在伪位凡三十年。

    苻坚中，歌云：“鱼羊田斗当灭秦。”“鱼羊”，鲜也；“田斗”，卑也。坚自号秦，言灭之者鲜卑也。其群臣谏坚，令尽诛鲜卑，坚不从。及淮南败还，为慕容冲所攻，亡奔姚苌，身死国灭。[861]

    这两首诗妖是对苻坚生死成败的预言，第一首志在暗示苻坚将在江湖边失败，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图。第二首讲的是淝水战后，前秦元气大伤，表面归服苻坚的鲜卑、羌族将领纷纷叛秦自立，最终为其所灭的事件。

    综上所述，诗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诗歌，也有别于秦汉以来盛行的谶言。它以诗歌为载体，以现实政治为素材，以鞭挞统治阶级为目标，旨在抒发百姓心中的怨愤之气。通过对《宋书·五行志》所载诗妖性质的探讨，可以这样概括它的特点：首先，诗妖的出现和一定的社会环境有关，一般情况下是盛世少，乱世多，或关注政权兴衰，或关注政治人物的宦海沉浮，而很少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相关。其次，诗妖大多兴起于民间，来源于百姓，还有一定的地域特性，且部分被乐府收集，配以曲调，用以传唱，具有形式多样、类别复杂的特点。第三，诗妖所反映的内容并不能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宋书·五行志》所录每首诗妖后，都附有该志撰述者的解释，这些解释难免有牵强附会的一面，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必须根据撰述者的解释以及相关史料的相互佐证，才能客观揭示其所折射的真实历史成分。第四，诗歌是通过精炼而形象的语言高度集中地概括并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费尔巴哈说：“言语是一种充满着秘密的、魔术般的东西。”[862]《五行志》中的“诗妖”用诗歌式的语言表达时人对政治的见解，正是利用了语言“魔术般”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诗妖不仅可以作为社会史料研究，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胡祥琴，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12级博士。

    南朝谱学与政治

    李传印

    南朝谱学是南朝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隋书·经籍志》史部即专列有谱系类。谱学兴盛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史学的重要特点，是这一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南朝谱学，一方面受到谱牒学研究者的重视，潘光旦、杨殿珣、陈直、张泽咸、杨冬荃等前辈钩沉抉隐，在南朝谱学的形式、内容和发展情况等方面做过深入研究[863]，这些研究成果常建华先生已有较全面的概括和总结[864]。另一方面，南朝谱学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很关注的问题。把南朝谱学作为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地位进行认识和评价是这方面研究的重点[865]。南朝是一个皇朝迭兴、政局多变的时代，是门阀地主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866]。“史学在发展中所受时代影响最为突出，反映时代特点最集中的，是在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方面”[867]。从史学的角度讨论南朝谱学是如何受时代影响，又是怎样曲折地反映这一时期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这是前人有所认识但尚未专门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史学与政治关系方面对南朝谱学与政治的相关问题以及南朝谱学与南朝世风的关系做些探讨，这对认识南朝谱学特点和史学特点，或许是有意义的。

    一 门阀政治与南朝谱学的发展

    南朝谱学发展与门阀政治有密切关系，这已有共识，不再赘说。本部分主要不是讨论南朝谱学与门阀政治有没有关系，而是着重讨论门阀政治与南朝谱学发展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白寿彝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撰述中反映门阀地主的要求和趣味，就颇为显著。其中之一就是由名门大姓家谱之分别编撰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综合各家记载的专门之学——谱学[868]。据何启民先生考察[869]，“谱学”一词，最早就是出现于南朝萧子显《南齐书·贾渊传》[870]。何启民先生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谱学的形成是以谱牒发展为基础，南朝在历史撰述中第一次使用“谱学”，一方面说明南朝谱牒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南朝谱学兴盛的表现。古代文献对南朝谱牒有一些著录、引录或论述，可惜这一时期谱牒著作都散佚无存。迄今为止，还未见到存世的南朝谱牒原物。据陈直先生发现和索隐，宋散骑常侍临丰侯刘袭墓志具有当时婚姻集团的综合家谱性质[871]。杨冬荃先生认为沈约《宋书·自序》虽然不是谱学著作，但从其形式和内容来看，很可能是依据《沈氏家谱》撰写的，具有较高的谱学价值[872]。通过这些零散史料的整理、分析，南朝谱学发展及其与门阀政治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将宋以前的谱系之学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六种类型。帝系是《世本》之类的著作，皇族类是诸如玉牒的皇室谱系，韵谱则为按韻编排的姓氏书。帝系、皇族是旧传统，韵谱是带有工具书性质的姓氏书。南朝这六种谱牒形式都有，但从南朝谱学发展情况看，值得注意的：一是皇族谱撰修兴盛；二是士族家谱和庶族家谱突出地反映着家族的等级和范围[873]；三是作为新时代产物的总谱、郡谱的出现。

    皇族谱牒在史书中或称属籍，或称皇族宗人图牒，或称帝谱、皇室谱等。它虽然是一种传统的谱牒形式，但在南朝出现了兴盛局面。这种兴盛局面实际上是皇朝迭兴在谱学上的直接反映。政局多变、皇朝迭兴是南朝政治上一个突出特点。在频繁的皇朝更迭中，每一个取得统治地位的家族都要撰修皇族谱，设置专门的官吏进行管理，以此来炫耀皇族的显要地位，宣扬本家族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南朝皇族谱撰修兴盛情况在史书中有明显反映。仅《隋书·经籍志二》即著录有《宋谱》四卷、《齐、梁帝谱》四卷、《齐、梁宗簿》三卷、《梁帝谱》十三卷等，南朝四代中有三代撰有皇族谱，其中萧梁就有三部。另外，南朝各代皇室成员如有犯谋反罪，也都要按例绝其属籍，开除出皇族谱牒，类似记载几乎史不绝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皇族谱在皇室成员管理和政治上的重要性。

    南朝家谱有士族家谱和庶族家谱两种主要形式。刘知几就曾提到汉代有《扬雄家牒》[874]。但从《汉书·扬雄传》及颜师古的注来看，这种家谱实际上是一种世系表的性质。南朝或许已有“家谱”的名称。《世说新语·排调》中刘孝标已引《王氏家谱》。刘孝标卒于梁，《王氏家谱》可能是宋、齐时所撰[875]。门阀地主或由汉末世家地主转化而来，或由地方上的豪族地主转化而来，有世袭的土地，享有荫客、免役的特权。自曹魏立九品中正制后，门阀士族又有世代做官，垄断政权的特权。中正察举品人，不以才能为标准，而以门第高下为依据，品人实际上已变为品门第，门第作用相当突出，士族便竞相修家谱来记录和炫耀家族门第，作为自己世袭社会身份和经济上、政治上特权的象征。据杨冬荃先生钩沉统计，仅见于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并可以断定为南朝宋、齐、梁三代的士族家谱就有《挚氏世本》、《杨氏谱》、《北地傅氏谱》、《周氏谱》、《吴氏谱》、《陆氏谱》、《顾氏谱》等31种。对这些家谱，盛清沂先生已做了专门的分类[876]。另外《水经注》、《文选注》和《隋书·经籍志》或注引或著录的南朝士族家谱也不少见。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对这一时期士族家谱进行过系统清理，贡献很大[877]。

    所谓庶族地主是泛指门阀以外的地主，包括非门阀出身的品官地主、豪族地主和富商地主。南朝时期除有很多的士族家谱外，庶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家谱。宋赵伦之出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878]此次条次氏族，当是依照各家谱牒。这个事例可以看作是刘宋时期杂姓庶族之有家谱的一个证据。门阀政治下，取士、征役、婚姻都是依据门第，所以庶族往往通过撰修谱牒在谱系中塞入几个曾做过官的祖先，或者把自己的谱系成功地与门阀望族联结起来，以提高自己的门第，争取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影响。社会崇尚门第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庶族伪造家谱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伪造谱牒的事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是齐明帝建武初年王宝泰买袭名家望族琅琊谱，被尚书令王晏检举受罚的事[879]。

    总谱和郡谱是新时代的产物。《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篇叙云：“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这说明的就是门阀制度下姓氏与地望相合的姓族特征。“姓”是门阀士族的根本，南朝时期的“姓”，是血缘关系的符号，它必须与地望相结合，成为社会地位和拥有权力的象征。南朝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在众多独立谱牒基础上，经过总结和研究编辑全国性的总谱和总括一地的郡谱，目的是制定一份经过官方认可的地域——姓氏清单，防止出现重大混乱。这种姓氏与地望相结合的谱牒便成为士族的身份证明和国家任官的依据。南朝时期官府重视总谱和郡谱的撰修，一方面征集全国家谱，如梁武帝时总责境内十八州谱即是其例。一方面又让百官族姓自上家谱。官府集中全国各家族大量谱牒，撰修总谱。这一时期总谱可以分为全国性总谱和地方性总谱。《隋书·经籍志二》著录了很多南朝时期撰修的“百家谱”，如贾执《百家谱》二十卷、王俭《百家集谱》十卷等就是全国性的总谱。地方性总谱也称郡谱。《隋书·经籍志二》也著录了《益州谱》三十卷、《冀州姓氏谱》二卷等九种。谱学家罗香林据《隋书·经籍志·谱系录》指出：“是知唐初所存自汉至隋之中国族谱，实以汇合同时各姓族谱，而编为一书之《百家谱》为种类较多。次之则为汇集某州郡各著姓家谱，而合编为该州郡族谱者，如《益州谱》、《江州诸姓谱》是也。又次则为特显氏族之家谱，如《谢氏谱》、《杨氏血脉谱》之类是也。而总述各姓来源之书，亦附列其内，如《姓苑》、《复姓苑》之类是也，但其篇幅较小耳。”[880]正是因为选举任官的需要而有官府控制下的总谱撰修，[881]而撰修总谱，又促进了专门修谱机构的设立和谱学家的出现。

    自九品中正制实行后，官府选官举仕，要根据各人的家谱簿状来考察其家世地位，这就需要：第一，要有专人来保管、收藏这些家谱簿状；第二，由于上报的家谱簿状或有不实之处，因而要对之进行甄别、进行辨伪；第三，为了方便利用，需要将这些分散的家谱集中起来编成总谱。所以主谱官员和修谱机构成为现实的需要[882]。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序》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谱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郑樵虽然对隋唐以前官方修谱机构和主谱人员的设立、职掌有较详细的叙述，但对设立的具体年代并无明确交待。然征诸史籍，萧梁设有谱局当可认定。《通典》卷三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梁武帝时，沈约上书提出选择通晓史传、熟知士庶流品的人依据藏于左民曹的家谱簿状（晋籍）来核查所有上报的卑姓杂谱。梁武帝很重视，“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史之职，谱局因此而置。”周一良先生就此指出，萧梁政府开始设机构掌管氏族谱牒，谱学由私家世代传授而变为国家过问了[883]。

    二 南朝谱学对门阀政治的反映

    清代邵晋涵指出：“自尊系牒之官废，而后有专门之学。专门之学衰，而后有私家之谱，自古迄今凡三变焉。”[884]征诸中国古代谱牒之学的发展实际，我们可以理解邵晋涵谱学“三变”的意思是：从先秦秦汉时期谱牒定世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尊卑谱学的产生为一变；隋唐时期谱牒政治功能的逐渐淡化为二变；宋代以后，谱牒由官而私，主要功用在于社会方面，即敬宗睦族，此为三变。邵晋涵的“三变论”是符合中国古代谱学发展过程及其阶段特征的。

    史学突出地表现着时代，也曲折地映射着这个时代的政治。南朝门阀政治映射在谱学上，使南朝谱学鲜明地表现出其时代特征；关于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是做些纵向比较，看看南朝谱学与以前和以后的谱学有什么不同；二是把南朝谱学与北朝谱学做一比较，看看二者有些什么差别。

    从纵向比较看，南朝谱学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是“贵有常尊，等有贱威”的门阀性质。谱牒出现时间很早。或说殷商已有，或说始于周代[885]。我们比较认同谱牒始于周代的观点。《周礼》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886]郑注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贾疏：“奠系世，谓定帝系、世本。天子谓之帝系，诸侯谓之世本。”可见，在周代牒谱的撰修和管理是史官之职，谱牒主要功能在于尊世系。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继承权获得主要依赖于世系传承和嫡庶区别，所以社会上出现普遍重视世系的风气，也就是《周礼·春官》所说的“讽颂诗，世奠系。”[887]从辑录的《世本》看，它所记的是黄帝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系谥名号，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姓名录，叙明世系的传承是其主要特点，也是尊世系的风气在谱牒上的反映。秦代制度多不师古，谱牒之事，除皇家外，很是寂寥。汉代谱牒撰修得到发展，有官谱和私谱的区分。《隋书·经籍志》记“汉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都指的是官谱。官谱的形式，今已不得见，但从《汉书·邓禹传》推测，邓氏官谱是一种世系表的性质。汉代有私谱存在，《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中指出“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这虽然是说汉代以来私谱伪造风气，据以撰史难免舛误，但从相反方面说明当时私谱撰修之风很盛。私谱的形式，据陈直先生考证，也是以叙世系为主要特征[888]。

    宋代以后谱学由官而私，政治功能明显弱化，谱牒主要转向敬宗睦族，弘扬名教的社会作用上。一方面除皇家玉牒外，家谱均由私家编修。清人钱大昕云：“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问矣。”[889]另一方面宋代进士入仕制度的继续扩大，以知识和官爵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更为重要，谱牒的政治作用进一步减弱。修谱主要注重族内世系、婚姻、亲疏远近关系和敬宗睦族的伦理道德教化，以及统一宗族内部的思想和言行，而不再讨论族与族之间的高下问题。据《余姚上塘王氏家谱》卷首《先儒论谱》载：宋人苏洵说：“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谱牒亦立言之一端也。”吕大防认为：“宗法谱牒者，家之道也。”显然，在苏洵和吕大防看来，谱牒主要不在于区分姓族高下，不是选举任官之用，而在于立言教化。明人林鸑说“谱牒之关于名教”，这就把宋明时期的谱学特征说得更明白了。[890]

    《新唐书·柳冲传》记载唐人柳芳的一段话：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己。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

    柳芳所言，实际上说明了自曹魏立九品中正制后，中正察举品人，不以才能为标准，而以门第高下为依据，品人实际上已变为品门第，门第对于人们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很重要，这是一种“尚姓”的铨选制度。社会和政治赋予了谱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辨别士庶，划分族与族之间的门第及其高下，这也是这一时期谱学基本属性。梁元帝曾告诫其子说：“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念。”[891]这是对南北朝谱学门阀性质的较好概括。南朝谱学这种基本属性，就使谱牒表现出重姓系、轻世系，姓氏与地望相结合的时代特征。所谓重姓系、轻世系是指南朝谱学虽然也是血缘关系的符号，但其主要方面不在于说明血缘关系流变，而是确定人们属于哪个家族，这个家族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如何。柳芳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892]所谓姓氏与地望相结合，则是指南朝谱学区分姓族高下，不仅取决于姓氏，同时还取决于地望。只有具备了血缘和地缘两方面的足够证据，才能成为社会正式认可，并能成为身份的依据。同一等级的姓氏，并不是单纯血缘意义上的同姓，而是必须拥有同一姓源、同属一个地域范围的同姓。南齐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王俭说：“今日可谓连璧。”王俭很不高兴地说：“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王俭属琅琊王氏，王敬则为晋陵王氏，氏名虽同，而门第相去甚远。故王俭颇为不平。[893]同样都是王姓，琅琊王氏是名门望族，晋陵王氏却是令王俭瞧不起的低门。这件事说明南朝时期用来称呼各地大姓、著姓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对于希望与他们建立同姓关系者来说，都必须在姓号之前冠以明确的州、郡范围（即所谓的本望）之后，才具有实际意义，社会才可加以确认和品评。也就是说，如果要认同某姓，首先是要认同其本望。徐勉是萧梁的吏部尚书，人们都称赞他居选官，彝伦有序，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894]从时人对徐勉的评价不难看出当时的学者把从宏观角度把握各姓氏的源流、姓氏的分布状况和政治等级的能力称为“该综百氏”。这种评价反映出作为一名谱学家不仅要了解姓氏的源流演变详情，更要熟悉该姓的地望，并能确定其社会地位高下。

    这里附带要说明的是，南北朝是一个历史时代，南朝谱学与北朝谱学基本特征是相同的，但毕竟南朝与北朝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故南朝谱学与北朝谱学也有许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谱牒撰修方面，南朝谱牒是官撰、私撰并重。《隋书·经籍志二》著录的南朝谱学著作和谱学家个人较多从事谱牒撰修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北朝则盛行以官修为主的谱牒之学。常建华在对《新唐书·柳冲传》所载的柳芳的言论分析后指出：“由柳芳所论可知，北朝盛行以官修为主的谱牒之学”。[895]第二，在士族内部的斗争方面，南朝谱学较突出反映了南迁士族与江南土著士族之间的斗争，而北朝谱学较突出地表现为汉人士族与代北士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晋室南渡后，随之而迁的北方士族很多，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即称中原士族随元帝渡江南迁的就有百家。中原士族南迁后，与南方的土著士族虽然混居杂处，然而并不合流，彼此划门立限，相互轻视，因而各自以修谱为重，高标郡望别流，以传示子孙不忘其本，并区别于它支别派。不少北方士族的家谱和百家谱就是在南迁后开始撰修的。方北辰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中指出，《清容居士集》卷22《马氏族谱序》所载“晋丞相王文献公导，渡江始立家谱”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关于后者，北魏前期崔浩“国史案”就是突出事例。崔浩之死，其主要原因或以为是民族方面（华夷问题），或以为在宗教方面（佛道问题）。陈寅恪提出二者都不是崔浩之死的主要原因，而主要原因在于社会阶级方面，即崔浩主张“整齐人伦，分明族姓”。崔浩重家世又重人伦的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者发生矛盾[896]。陈寅恪先生所论，揭示了“国史案”的实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朝谱学与士族内部的斗争。第三，北朝谱学与门阀政治的关联，较多地反映在鲜卑族封建化过程之中，南朝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鲜卑进入中原之初，还处在家长奴隶制阶段，以游牧业为主。自拓跋跬建立北魏，逐渐向封建化过渡。封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鲜卑贵族和汉族豪强定姓族，其主要目的是“班镜九流，清一朝轨”，以免“清浊同流，混齐一等”。[897]即区别升降，以门第高低来品举人才。所谓定姓族，实际上就是保证鲜卑贵族的政治地位，并逐渐与汉族世家合流，使胡汉统治者在门阀制度下，进一步消除隔阂，加强联合。

    三 南朝谱学与南朝门阀政治影响下的世风

    南朝谱学不独是当时政治生活一个重要方面的记录，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南朝谱学的突出特征是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而这种炫耀家庭出身与众不同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是南朝士族地主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他们维护自己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的主要工具。

    士族门阀的存在是南朝重要的社会现象。什么是“士族”，怎样才能称作“门阀”，“士族”或“门阀”的具体标准或条件是什么？史籍中记载较为模糊。关于士族的标准，唐长孺先生做过一些分析，他认为是否免役是士族最基本的特权，其隐含的意思是：是否免役可以作为区分士族与非士族的一个主要标准。另外，唐长孺先生还有两点看法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南朝士族有不同等级，“凡厥衣冠莫非二品”称为士族高门，其余称“寒士”、“卑微士人”、“士人之末”。诸州郡又有各自的地方士族。二是南朝士族有一个发展变化的问题。[898]日本学者对南朝士族门阀问题也作了深入研究[899]。

    田余庆先生虽主张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但他通过数个家族（王、郗、庾、桓、谢）的政治活动揭示了士族门阀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深刻剖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结构，这对我们认识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900]。士族是门阀政治的阶级基础，门阀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家族结构同封建经济、政治的密切结合。[901]在门阀制度下，姓氏与郡望相结合的门第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而门第高低的标志是婚、宦，宦的主要标识是“起家官”，即祖先曾做过的官职及其品等。所以，门阀要保护本身的利益，必然格外重视门第、婚姻，重视谱学。门阀政治与“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谱学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南朝社会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入仕，“官之选举必由于谱状”，谱牒在政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谱牒辨士庶、别贵贱，谱牒成为门阀选官任人、把持政权的政治工具，才使得南朝政治的门阀性质很突出，并且得到维护和延续。辨士庶、别贵贱是谱牒的一个基本功能。梁元帝在《金楼子》卷二《戒子篇》中说：“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梁元帝的话把谱牒的功能说得很透彻。在门阀制度下，地主阶级被划分为士族高门和庶族寒门两个不容逾越、代代世袭的等级。总体上说，士族拥有做官、占田、荫客、免役等各种特权。士族内部再分为高低不同的品等，根据品等来分享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确定社会地位。所以，别贵贱、定尊卑成为门阀制度下一项很重要的政治内容。凡品藻人物，有司选举，划分士庶的依据就是谱牒。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几句话就已经把谱牒在选官、婚姻等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说得很明白。检阅史籍，我们也会把谱牒在维护门阀政治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杜佑《通典》卷十四《选举二》中说：南齐尚书骆宰称当时“乡举里选不核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说的就是中正评人以家谱为凭依。吏部选取官也主要是以谱牒为据，所以不熟悉谱牒的人不能在吏部为官。南齐萧鸾不谙百氏，王晏不同意他任吏部尚书，而“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的姚察官至陈朝吏部尚书。[902]类似的情况在文献中常常可以见到。

    其次，是姻联，“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南朝是士庶区别十分严格的时期，即“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士庶之际，实自天隔”。[903]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条上所列士族与庶族不相接之例大多在宋齐之间。门阀制度下，社会被分割为不同等级社会阶层。主要有士族与庶族、上层士族与下层士族、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侨姓士族与土著士族等。这些社会阶层又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婚姻集团，不与其他阶层通婚。恩格斯在剖析中世纪剥削阶级的婚姻关系时指出：“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人，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904]士族要维护和标榜自己的高贵和特殊，必须在士族阶层内缔结婚姻，实行士族大族族际婚姻，耻于与寒素的平民宗族通婚，否则，会受到人们的指责，甚至被弹劾。梁刘整利富人之才，嫁女于卑劣族，为任彦升所劾。一些下层士族或庶族，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不惜低声下气地向高门士族攀亲。侯景降梁，求与王、谢为婚，武帝曰：王、谢非偶，可于朱张下访之。[905]如何才能有效防止婚姻关系上发生等级混乱呢？撰修和查验谱牒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玉海》卷50著录有《诸氏族谱》一卷，称为“梁天监七年中丞王僧孺所撰，俾士流案此谱乃通婚姻”，这是南朝为通婚需要撰作家谱的一个典型事例。门第有高低，人品有良贱，界限之严，不可逾越。世族寒门之间，既不得同坐席，更不得通婚姻，加之朝廷选举，往往计较其婚姻关系，因此，高门世族更要高自标志了。《南齐书·贾渊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孝武世，青州人发古冢，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竟不能悉。渊对曰：此是司马越女嫁苟晞儿。检访果然。”贾渊是谱学名家，这件事既表明贾渊熟悉各大家族婚姻缔结的历史和现状，也说明当时作为一个谱学家对各大家族婚姻缔结的历史和现状的谙熟既是其职责，也是其基本素养。

    其三，是重谱学，“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社会上习谱成为风气，而且产生了一批谱学家。梁元帝在《金楼子》卷二《戒子》中曾自述说13岁就已诵百家谱，并再三告诫其子对谱学不可不悉，尤须留念。南朝赫赫家族兰陵萧氏又是帝王家，尚且如此勤习谱学，表明当时谱学为时俗所尚很重。

    据说晋以前“谱学未有名家”[906]。贾弼广集百家谱记，专心治业，才成为社会公认的谱学家。什么样人才能称为谱学家呢？唐代柳芳说：“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907]意思很明显，谱学家必须熟悉人物的政治、社会地位、辨清族姓的来源和支派以及其婚姻关系。南朝时期谱牒的社会作用十分突出，引起了人们对修谱的高度重视，一时修谱之风极盛，从事谱牒著作和谱学研究的学者大量出现，产生了一批精于此学的谱学家，谱学成为当时的一种专门学问。早在西晋时期，挚虞就综合各地名门大族之家谱编成《族姓昭穆记》十卷，上疏进之。“以其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908]随着谱学发展，南朝的谱学出现两大支脉，即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唐人柳芳说过：“魏晋而后，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909]贾氏谱学的奠基者是东晋的贾弼。据说“先是谱学未有名家”，东晋太武帝太元年间，贾弼之因“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在朝廷派令史、书吏的协助下，他广集百家之谱，合18州116郡，共712篇，成《姓氏簿状》，“甄析士庶无所遗”。[910]其子孙贾匪之（宋）、贾渊（齐）、贾执（梁）世传其学，绵延二百余年，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谱学世家。与贾氏谱学并称的是王氏谱学。王氏谱学并非如贾氏那样出于家世嫡传，而是一批王姓谱学家（主要是琅琊王氏和东海王氏）的合称。《新唐书·柳冲传》说“王氏之学本于贾氏”。这说明王氏谱学是受贾氏谱学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它兴起于梁武帝时，创基者是琅琊临沂人王弘，他“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把王氏谱学推向高峰的则是另一派王氏——东海剡人王僧孺。他是个好坟籍、喜藏书的博学者。梁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侍郎，领著作并知撰谱事，撰《中表簿》，这是一部皇亲国戚谱，又改定《百家谱》，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撰《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911]除贾氏、王氏外，南朝精于谱学的还大有人在，如萧梁的徐勉，著有《百官谱》二十卷，所以，他居选官，便能做到“彝伦有序”。[912]陈朝陆琼“详练谱牒，雅鉴人伦，号为称职”。[913]

    门第之中，有旧望、新门之别，这种旧望与新门的对立，反映到谱学上就会表现为谱学家之间的对立，这种情况在唐朝表现得很明显，如柳芳说：“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914]但是，这种谱学家之间的对立在南朝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南朝统治者始终尊重旧士族，贾、王二家的谱学在维护旧门阀的利益上彼此一致，所以南朝谱学家的内部分歧不是很大。

    其四，是“官”、“姓”之弊流行。柳芳说：“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915]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九品中正选官之制的弊端使姓系之学兴盛，而姓系之学兴盛的弊端导致伪造谱牒现象出现。“尚姓”为标志的铨选制度弊端在南朝的社会政治上逐渐显现出来，“尚姓”变成“尚诈”，谱牒作伪成为一时社会风气。南朝谱牒作伪有两种情况：一是假托先贤之后。宋何昌寓为吏部尚书时，尝有一客姓闵求官，昌寓谓曰：“君是谁后？”答曰：“子謇后。”昌寓团扇掩口而笑，谓坐客曰：“遥遥华胄”。[916]此事虽非伪造家谱，但时人假托冒充先贤之后以邀利的风气可以概见。二是伪造家谱，诈冒士流。士族的特权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免除徭役。人们为了逃避国家徭役，一方面入士族家当私户，一方面伪造家谱，诈冒士流。这种现象到南齐愈演愈烈，“改注籍状，诈入士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917]已成为很常见的事。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还是梁王身分的萧衍在一篇上表中曾称当时“谱牒讹误，诈伪多绪”。[918]杜佑《通典》卷三《食货》中说到天监初，沈约曾上书建议官府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人尚书，专供校勘卑姓杂谱，用比较可靠的晋宋旧黄籍来核对当时的黄籍，并据以检查那些根据伪造家谱而妄称祖先属于士族的“巧伪”，防止“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缺乏，是事不举”。在沈约的建议下，梁武帝以是留意谱籍，一方面命王僧孺改定百家谱，一方面设谱局，组织专人对谱牒进行大规模辨伪。后人对南朝时期出现的谱牒作伪之风及其原因看得很清楚。元人袁桷说：“余考谱牒之书，秦汉以后，牵强附会。”[919]袁桷的意思很明显，他认为是在秦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谱牒牵强附会，南朝应该说是这种牵强附会之风表现较为突出的时期。明人张太岳道破了谱牒作伪的原因，他说：“自汉以来，取士重阀阅，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托附名家以自表异。”[920]

    第五，是重犯讳。赵翼说：“六朝时最重犯讳。”[921]讳是家讳，如欲避免在谈话中犯人亲讳，必须熟悉各姓人物名讳，这非诉诸谱学不可。王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922]显示出谱学家的本领。陈朝孔奂“封赏铨选，纷纭重叠，奂应接引进，门无停责。加以鉴识人物，详陈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不悦服”。[923]通谱学，明避讳，这是当时的礼俗，也是人们重视谱学的原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谱学的应用范围广泛和所具有的实用价值。

    南朝谱学是南朝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朝谱学的发展表明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史学与政治始终处于一种互动的发展之中。通过南朝谱学的研究，使我们对史学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首先，南朝谱学的发展既是士族地主门阀观念的反映，也是士族与庶族之间斗争的折射。周一良先生曾指出：谱学兴盛是有其社会政治原因的，总的来说就是刘宋以后改变了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台辅”的局面，高门士族已由东晋时政治上的极盛逐渐走向反面，因而他们更要通过种种途径巩固其士族地位，谱牒成为维护门阀士族利益的一种很重要的工具。[924]周一良先生的见解，很透彻地说明了门阀政治与南朝谱学之间的关系。其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史学的多途发展时期，谱系之学是这一时期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南朝的谱系之学突出地表现出它的政治功能，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由此也使南朝谱学具有重综合性的姓系之学，轻分析性的世系之学的时代特征。其三，门阀政治与南朝谱学的双向互动，使社会上充斥着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谱牒在选官、婚姻、礼俗等方方面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五代之后，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这种情况也在逐渐改变。

    作者简介：李传印，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0级博士。

    略论晚唐蒋氏史学世家

    朱露川

    家学与师承，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两个重要门径。清代史家章学诚在论史学要义时指出：“经师传授，史学世家，亦必因其资之所习近，而勉其力之所能为，殚毕生之精力而成书，于道必有当矣。”[925]这揭示了家学传统和史学世家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史学很早就有家学的传统，如两汉之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班彪、班固父子等都显示了家学传承及其于治学的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家学传统逐渐显示出史学世家的性质。降至唐代，因史学自身的发展、史馆制度的确立，以及史家之血缘关系、家学门风、姻亲交游的影响，形成了更加突出的史学世家现象。

    晚唐时期的义兴蒋氏是德、才、学、识兼具的史学世家，治学有“儒史”之风，父子、祖孙代为史臣，三世相继修国史、实录。其修撰国史、实录的贡献、谙于典故的学术风格、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以及论议风生的历史评论等，在晚唐史学上写下了重要篇章。学界现有关于蒋氏的研究成果，多着眼于史官制度及对其家族成员任职的考察。[926]本文从史学史角度出发，在唐代史学和唐代史学世家的整体面貌下，发掘蒋氏史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和史学活动，重点论述其治学风格，并试在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基础上评价蒋氏的史学成就。

    一 学兼“儒史”：蒋氏的家学传承

    唐代的蒋氏家族原居江南道义兴县，中唐以后，蒋氏家族成员历任史职，“徙家河南”。[927]蒋氏史学世家始成于唐德宗年间，活跃于唐宪宗至唐懿宗年间，历经三代，主要有蒋乂、蒋係、蒋伸、蒋偕等人。

    蒋乂（约747～821），字德源[928]，“旁通百家，尤精历代沿革”，建中二年（781）始任集贤小职，后累任右拾遗、史馆修撰、起居舍人，“在朝廷久，居史职二十年”。蒋乂参与撰修《德宗实录》，撰有《大唐宰辅录》、《凌烟阁功臣》、《史臣传》四十卷等著作。

    蒋乂长子蒋係，“善属文，得父典实”[929]，史官韩愈之婿[930]。蒋係于文宗大和初年（827）被授昭应尉[931]，并充任直史馆。大和二年（828）任右拾遗、史馆修撰，参与撰修《宪宗实录》并执笔作论，书成后仍以他官兼史职。蒋係有二子，蒋兆“有文才，登进士第”；蒋曙，字耀之，任起居郎，延续了蒋氏的修史工作，故《新唐书·蒋乂传》称蒋氏“三世踵修国史”。

    蒋乂次子蒋伸，字大直，登进士第，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以右补阙为史馆修撰”，撰写制诰[932]，十年（856）八月入翰林院，两年后入相，是义兴蒋氏中唯一的宰相。[933]懿宗年间，蒋伸参与撰修《武宗实录》、《宣宗实录》。蒋伸的文才被懿宗赏识，称其与翰林学士毕诚二人“文飞藻丽之词，位蕴名卿之望，或互参禁署，咸称染翰之工；或继秉国钧，俱播和羹之美。”[934]

    蒋乂第三子蒋偕，“有史才，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受诏续撰柳芳《唐历》，参与修撰《文宗实录》。[935]

    蒋氏史学世家最突出的家学传统是学兼儒、史。儒、史兼修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家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南朝时河东裴氏（裴松之、裴駰、裴子野）“家传素业，世习儒史”[936]，又如陈朝姚察、唐初姚思廉父子，史载“学兼儒史，见重于二代。”[937]有学者研究指出，隋唐时期的许多名门既注重儒学的培养，又在文笔和史才方面见长，形成了以儒学为理论基础，文笔突出，在史学方面独树一帜的家学传统。[938]

    蒋氏治学在儒学方面主要传承蒋乂祖父蒋环、父亲蒋将明的治学风格，在史学方面则受姻亲关系影响较多。首先，蒋氏本身的家学渊源对蒋乂一支的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史称蒋氏“父子代为学士，儒者荣之”。蒋环，“太子洗马，开元中弘文馆学士”，蒋将明，曾任集贤殿学士，副知院事等职。[939]蒋将明在集贤院任职时，曾因“兵乱之后，图籍溷杂”，请奏让蒋乂入院协助整理书籍。史载“大历中，有儒学高名，如张参、蒋乂、杨绾、常衮，皆相知重”[940]，这一记载反映出蒋乂位列儒学名人群体。其次，蒋氏在史学方面尤为见长，与其家族姻亲有关。蒋乂外祖父吴兢是唐代著名史官，史载蒋乂幼时“从外家学，得其书”，“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蒋乂不仅爱读书，亦重藏书，两《唐书》记载其“家藏书一万五千卷”。此外，蒋乂长子蒋係是史官韩愈之婿。这种史官家族间的姻亲关系，一方面促进了彼此间史学的交流，一方面巩固了史学世家的地位。

    此外，蒋乂个人才学甚好，年幼时便“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晚年更是“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虽甚寒暑，手不释卷。”家学的传承、姻亲的影响，加上蒋乂本人聪慧好学，使他在史学上颇有成就，传于后代，形成了晚唐时期重要的史学世家。《旧唐书》记载蒋氏“世以儒史称”[941]，反映出蒋氏学兼儒、史的家学传统。

    二 “三世踵修国史”：蒋氏的史学活动

    蒋氏史学世家的史学活动，主要是参与撰修国史、实录。蒋氏先后有四人参与修德宗、宪宗、武宗、宣宗、文宗五朝《实录》，对唐代官修史书的修撰作出了重要贡献：蒋乂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奉诏与独孤郁、韦贯之等同修《德宗实录》，……（元和）五年（810），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蒋係于文宗大和二年（828）“与同职沈传师、郑澣、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大和）四年（830），书成奏御，转尚书工部员外，迁本司郎中，仍兼史职。”[942]蒋偕于宣宗大中八年（834）“与卢耽、牛从、王渢、卢告撰次《文宗实录》。”[943]蒋伸于懿宗咸通年间与韦保衡、皇甫燠撰《武宗实录》和《宣宗实录》。[944]

    需要注意的是，蒋氏的史学活动深受政治的影响。首先，中国古代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唐代的史学家大多具有政治情怀，史学的致用功能在国家政治决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史学家的史学活动。[945]其次，史馆制度的正式确立使撰修国史得到了政治制度的保障，加深了史学与政治的联系。再次，中唐以后统治者的政权受到来自官、宦斗争和党派斗争的威胁，史官参与修国史，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斗争之中。晚唐著名的《顺宗实录》案和《宪宗实录》案，就是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矛盾的产物，亦是“牛李党争”在史学上的反映。[946]蒋氏史学世家活跃于唐德宗至唐懿宗年间，在政治上具有牛党倾向，其史学活动颇受党争影响。蒋乂于党争尚未严重时长期担任史官，但自“裴垍罢宰相，而李吉甫恶垍，以尝修撰，故授乂太常少卿”[947]，后又迁秘书监，遭罢史职。蒋係于文宗朝时同王质、王正雅、韦温、卢钧等人参与营救“牛党”成员宋申锡[948]，又因与“牛党”的支持者李汉同为韩愈女婿的关系而被李德裕贬职，史载“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係与汉僚壻，出为桂管都防御观察使”，后又被贬唐州刺史。[949]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德裕失势，皇帝下诏重用旧本《宪宗实录》，今本《旧唐书·宪宗本纪》可见蒋係执笔所作的史论。蒋伸在牛党重新掌权后，一路官升至宰相，其史学活动与政治仕途的联系不言而喻。蒋係之子蒋曙虽登进士科入幕，但为远离政治纷争，“绝意仕进，隐居沈痛”。[950]陈寅恪曾指出：“牛李党争”中的“牛党”代表唐代进士出身的官僚集团，“李党”则代表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集团，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治立场的不同，也包括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差异。[951]蒋氏是政治立场上支持“牛党”的家族，其成员先后卷入党争，史学活动和仕途都受到影响。

    虽然蒋氏的史学活动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是他们参与修国史、实录，对于保存有唐一代的历史资料有突出的贡献。蒋氏的修撰工作，首先受到唐朝统治者的奖赏，蒋乂修《德宗实录》，“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952]；蒋係修《宪宗实录》，“书成奏御，转尚书工部员外”[953]；蒋偕修《文宗实录》，宣宗“颁赐银器、锦彩有差”[954]。其次，蒋氏所修实录得到了时人的广泛认可，两《唐书·蒋乂传》均以“蒋氏日历”一词予以高度评价：

    蒋氏世以儒史称，不以文藻为事，唯伸及係子兆有文才，登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誉。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955]

    蒋氏世禅儒，唯伸及係子兆能以辞章取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国史，世称良笔，咸云“蒋氏日历”，天下多藏焉。[956]

    由上述文字可知，两《唐书》点校本关于蒋氏日历一词的标点产生了差异，究其根源，在于《旧唐书》行文上所产生的讹误，此处当略作辨析。《旧唐书》指出：“蒋氏世以儒史称，……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这里的“良史”是对蒋氏史学活动的一种积极的总结和评价。此处，若“良史”指修史之人或修史之志向，则不应成为后文所说的“家藏”；若指史书而言，从两《唐书》的记载中可知，“蒋氏日历”与蒋氏“修国史、实录”、“三世踵修国史”相关，既非指反映蒋氏家世的著作，亦非指蒋氏的其他私家撰述。进而从官修“日历”的性质来看，唐代“日历”是专记皇帝起居言行的一种官修史书，为实录的修撰提供材料，《宋史·艺文志》著录《唐僖宗日历》一卷、《唐天祐二年日历》一卷[957]，可见，唐代“日历”的书名与实录一样，多冠以皇帝庙号或年号，若以“蒋氏”为名无法说通。从修史制度上看，唐代“日历”需在每月末，“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不得私家置本”[958]，由此，“天下多藏”则无从谈起。综合上述多种原因，本文认为“蒋氏日历”一词，是对蒋氏史学世家修国史、实录的美誉之辞。[959]蒋氏史学世家在晚唐政治的跌宕中，能够“三世踵修国史”，两《唐书》以“蒋氏日历”一词清晰、生动地总结和评价了蒋氏史学世家在历史撰述方面的贡献，可谓近于事实，合乎情理。

    后晋所修《旧唐书》因保存史料详实、丰富而被后人认可，其中包含了蒋氏所参与修撰的德宗、宪宗、文宗三朝实录，蒋係所作宪宗朝史论更被直接收录。北宋修《新唐书》、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都吸收了《旧唐书》中的材料。由此，蒋氏参与修国史、实录，为后人阅读、研究、认识唐代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就是蒋氏史学世家在历史撰述方面最突出的贡献。

    三“征引典故，以参时事”：蒋氏的学术特征

    蒋氏的学术特征主要表现在谙于典故、据礼法而作评论和以制度史知识“参时事”三个方面。

    谙于典故是蒋氏最鲜明的学术风格。唐德宗曾登凌烟阁，见墙壁上文字残缺，宰相对答不上，便召蒋乂相询，《旧唐书》记载此事：“（蒋乂）对曰：‘此圣历中《侍臣图赞》，臣皆记忆。’即于御前口诵，以补其缺，不失一字。上叹曰：‘虞世南暗写《列女传》，无以加也。'”[960]顺宗入葬后，宰相以迁庙之礼向蒋乂相询。这两处记载充分反映了蒋乂对掌故的娴熟。关于蒋乂谙于典故的学术特征，李肇《唐国史补》指出：

    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茞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原注：名嫌，宪宗朝讳），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961]

    上述内容涉及大历年间各个学术领域的名家，其中，蒋乂与苏冕同为“故事”名家，颇有名气。蒋乂早年同权德舆、张荐等“新台阁诗人”关系密切。所谓“新台阁诗人”，大多都是谙熟经典、博古通今的学人，在任职上多是礼官、史官、掌制诰等职。[962]蒋乂与“新台阁诗人”的交游，自是同好相聚。

    蒋乂的子辈也传承了谙于典故的学术风格。史载蒋係“典实有父风”[963]；蒋伸受唐宣宗赏识，“每见必咨天下得失”；蒋偕于大中五年奉诏参与续撰柳芳《唐历》，史载：“柳芳作《唐历》，大历以后阙而不录，宣宗诏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及偕等分年撰次，尽元和以续云”[964]。由此可见，蒋偕继承父兄典实之风。上述情况都反映出蒋氏谙于典故的学术风格。

    据礼法而作评论是蒋氏学术风格的另一个突出特征。蒋乂曾在顺宗入葬后提供迁庙之礼的意见，涉及对武周、中宗朝的评论。

    有司以中宗为中兴之君，当百代不迁之位。宰臣召史官蒋武（按：时蒋乂尚未更名）问之，武对曰：“中宗以弘道元年于高宗柩前即位，时春秋已壮矣。及母后篡夺，神器潜移。其后赖张柬之等同谋，国祚再复。此盖同于反正，恐不得号为中兴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谓之中兴，汉光武、晋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晋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于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为不迁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之功，今若迁中宗庙，则五王永绝配享之例。”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庙，居常即无享礼。今迁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毁庙之主并陈于太庙，此则五王配食，与前时如一也。”有司不能答。[965]

    蒋乂根据历史上汉光武帝、晋元帝、晋孝惠帝、晋孝安帝的事迹，指出唐中宗“自我失之，因人复之”，非“中兴之君”，而为“反正”之君，故“不可为不迁之主”。进而又指出“五王”[966]为“功臣”，应配食于太庙，不会因中宗迁庙中断。蒋乂的意见使“有司不能答”，中宗迁庙之事无复议论。蒋乂的这一历史评论，一方面凸显出他谙熟典制，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一方面反映出他对帝王统治、历史人物比较中肯的评论。

    又如，蒋係对唐德宗、宪宗两朝的政治得失有深刻见解，他在一篇史论中写道：

    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能为理哉！”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贞元十年已后，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奸佞之臣，如裴延龄辈数人，得以钱谷数术进，宰相备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任异、鎛之聚敛，逐群、度于藩方，政道国经，未至衰紊。惜乎服食过当，阉竖窃发，苟天假之年，庶几于理矣！[967]

    这里，蒋係写出了他对太宗和玄宗两朝的钦敬之意，以及对德宗朝的批评和对宪宗朝的赞誉，可谓通达而有器识。值得注意的是，蒋係在参与修撰《宪宗实录》的过程中，执笔作论，足见其在众多史官之中地位的重要性。从蒋乂与蒋係父子的历史评论，可观蒋氏在评论朝政和历史人物方面，论议风生，中肯客观，特点突出。

    以制度史知识“参时事”，通识而能议政，是蒋氏又一个治学风格。蒋乂在朝任职二十余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史载“（蒋乂）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968]。贞元十三年（797），唐德宗下诏命正居“母丧”的张茂宗复“复云麾将军成礼”，娶义章公主。蒋乂认为此事不合“古礼”和“人情”，上疏皇帝指出：“墨縗之礼，本缘金革。从古已来，未有驸马起复尚主者。既乖典礼，且违人情，切恐不可。”皇上以张茂宗母“临亡有请”为由驳回，蒋乂又再次拜疏，“辞逾激切”，指出：“陛下临御已来，每事宪章典礼。建中年郡县主出降，皆诏有司依礼，不用俗仪，天下庆戴。忽今驸马起复成礼，实恐惊骇物听。”蒋乂的意见虽未被皇帝采纳，但是他敢于直谏的精神得到了唐德宗的赏识，史载“上心颇重乂”。[969]

    从蒋氏家族成员的入仕途径来看，他们多以拾遗、补阙等官兼任史官，即以谏官充任史官。如蒋乂“贞元九年，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德宗实录》修成后，“以功拜右谏议大夫”。蒋係于“（大和）二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蒋伸于“大中初入朝，右补阕、史馆修撰”，蒋偕“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970]拾遗是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新设官职，“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行立次左右史下”[971]，左右拾遗与左右补阙，都是唐代的谏官。蒋氏父子以制度史知识引史论政，将自身的学识应用于现实之中，兼具史官和谏官身份，这一方面是唐代官职的责任要求，一方面也与唐代史家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一脉相承。

    四“时推良史”：蒋氏史学成就的再评价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至唐代，史家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都有了新的发展，史家的主体意识更加明确，对“良史”、“直书”、“实录”等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盛唐史家刘知几明确指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972]“史才三长”论的观点“时以为笃论”，成为后人“良史”观念的重要标准，尤其影响五代时人的史学思想，这里，我们不妨借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来分析、评价蒋氏何以“时推良史”。

    首先，关于蒋氏的“史才”。刘知几所谓“史才”，主要指史家掌握文献、运用体裁和史文表述的能力。蒋氏“三世踵修国史”，他们参与修撰国史这一史学活动本身就说明蒋氏的历史编撰能力。除修国史外，蒋乂另著有《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传》等四十卷[973]，并参与编修《元和删定制敕》三十卷的工作[974]，蒋偕编次《李绛论事集》等，也反映出蒋氏在历史编纂方面的才能。从仕官途径来看，如前所述，蒋氏家族成员多以谏官任史官，并非借史职高升，而是因具史才而任史官，这是由蒋氏的家学传统决定的。有学者研究指出，唐代以拾遗兼任史官的根本在于“拾遗自身所有的素质契合史官应具备的才能”，这种对史官才、学、识三方面的要求，与拾遗选任中重德行、崇儒学的择才标准恰好一致。[975]这些情况都反映出蒋氏具备所论“史才”。

    其次，关于蒋氏的史学。上已论述，“谙于典故”是蒋氏最突出的学术特征，蒋乂更为大历年间“故事”名家，蒋係“典实有父风”，反映了蒋氏具有“史学”。唐高宗《简择史官诏》指出：“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976]由此可知，“典实”是唐代统治者提出的修国史的重要原则。蒋乂参与修撰的《德宗实录》“时称信史”[97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氏所修实录在史料上记载翔实。同出自史学世家的令狐峘（其曾祖父为唐初史家令狐德棻），所修实录却“不称良史”，《旧唐书·令狐峘传》载：“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978]这段记载指出了令狐峘“不称良史”的原因在于“漏落处多”。上述内容反映出蒋氏学识广博，近于刘知几所说的“史学”。中唐以后的史官多由进士科入仕，也说明史官在唐代知识分子阶层中是一个学问基础较为扎实的群体，集中了一流的学者和人才。[979]可以说，蒋氏正是具有扎实学识的史学世家。

    再次，关于蒋氏的“史识”。刘知几提出“史识”，要求史学家“善恶必书”。中唐时期柳宗元提出“宜守中道，不忘其直”[980]，李翱提出“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981]，是唐代史家“史识”观念进一步发展。在这一点上，蒋氏父子以制度史知识“参时事”，具有直言不讳的实录精神。蒋乂外祖父吴兢作为唐代史学家坚持直书的一面旗帜，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贯彻了直书的原则[982]，曾言“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983]。蒋乂“从外家学”，深受吴兢治学精神的影响，加上他本人个性耿直，不好权势，史载其“不能事人，或遇权臣专政，辄数岁不迁官”[984]，在撰写史书时自然奉行“实录”的精神。文宗朝时，牛党成员宋申锡含冤被贬，蒋係作为史官仗义直言，杜牧称赞他“不附权臣，例遭左官”。[985]蒋偕编次《李绛论事集》，并为之作序道：“今中执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论谏，凡数十事，其所争皆磊磊正直臣风慨，读之者令人激起忠义。”[986]这段序言突出论述李绛论谏的忠诚与其品性的刚毅，一方面反映出蒋偕在编撰文史方面的才能，一方面反映出蒋偕为人正直，受人尊崇，有父兄之风。《五代会要》记载《旧唐书》列传选取人物要“校其功勋大小，德业轻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后”[987]，道德是重要的选列标准，这也受唐代统治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影响。[988]蒋氏被写入《旧唐书》列传之中，反映出他们的治史之精神、为人之德行得到了五代时人的认可和推崇，具有刘知几所云“史识”。

    清代章学诚提出史学家撰述时应具有“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989]，是对史学家在撰述中的主客体意识提出了明确要求。有唐一代的史家，或许对历史撰述过程中主、客体之关系的认识，还不及章学诚之“心术”说深刻，但是，从吴兢、刘知几到柳宗元、李翱，再到晚唐的蒋氏史学世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正直的人品，以及对撰述“直书”、“实录”精神的坚韧追求，已经带有比较鲜明的史家主体意识了。这一方面反映出唐代史学家关于“信史”、“良史”观念认识上的深入，一方面也是中国史学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观蒋氏在才、学、识三个方面的修养，以及他们在历史撰述上的突出贡献，可以认为，晚唐义兴蒋氏确是德、才兼具的史学世家，其治史精神和史学贡献应该得到世人的推崇和尊敬。

    作者简介：朱露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16级博士生。

    从宋人史料笔记看历史资料的二重性

    丁海燕

    历史资料的二重性，是白寿彝先生于1983年在一次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中提出的。白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要提倡“我们过去那种把历史资料看成是死东西的思想，要有所改变。要看到历史资料的很大一部分在今天还是富有生命力，还能够加以利用，还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发展。”[990]宋人史料笔记内容赅博，其中很多记载具有非常明显的二重性，对此进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宋人史料笔记的珍贵价值，更可为我们提供分析史料的新视角，从而在历史研究中获得新的发现。就诸如社会史、文化史等新领域研究的现状而言，其中很多成果也可以说正是基于对历史资料进行二重乃至多重的分析而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资料二重性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

    一 什么是历史资料二重性？

    白寿彝先生是在讨论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问题时提出“历史资料的二重性”这个概念的，他说：

    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第二，历史资料不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刚才我们讲，思想资料与思想史资料有联系，但不一样，不能等同起来。……在事实上，这两种性质往往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两种性质不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历史资料的二重性。如果我们这样认识问题，就能比较好、比较活地看待历史资料。[991]

    在这段话之后，白先生用了较长的篇幅来对历史资料的二重性进行举例说明，他谈到文学的资料、艺术的资料，是历史的资料，同时又是文学、艺术的资料；还谈到更容易懂的，是在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方面，比如中国古代的医书，既是历史资料，也是医学、医药资料，同样，古代农书也是如此，不仅是农学史的资料，也是农学资料，这是很清楚的。

    白先生对历史资料二重性的论述并不是很多，他自称“我这样的理解是很粗浅的。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还不久。我们过去那种把历史资料看成是死东西的思想，要有所变。”结合他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的论述中的全部内容，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他所说的二重性的含义：

    第一，历史资料既是对古代事情的记录，同时，也是解释现在的资料。“我们要看历史资料，不光是为了了解过去，而且为的是了解现在。对于现在如果有了相当深的了解，这也就帮助我们去了解过去。”[992]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资料具有既古又今的二重性。

    第二，历史资料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也可以是研究许多其他学科的资料。如思想史的资料既是历史资料，同时也是思想资料，医学史资料、农学史资料既是历史资料，同时也是医学、农学资料等。

    从上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白先生的根本出发点是：“我们学历史首先遇到的是资料问题。把历史资料的作用看得宽一点、深一点，对历史资料本身也增加活力，容易跟现实结合，容易跟现在联系，不至于把它看成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毫无联系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种广泛的、辩证的史料观，他并不主张把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局限在史学领域里，而是要放宽视界，善于从新的视角审视史料，发现其新的价值。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深化史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均有益处。另一方面，研究历史不能就历史言历史，而应研究过去、解释现在、观察未来，换句话说，研究历史要多关注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预测未来形势的历史问题，只有把历史跟现实联系起来，才算发掘出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也才能更好地完成历史研究的任务。

    二 宋人史料笔记中的历史资料二重性举例

    宋代的笔记种类很多，内容涉及广泛，有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科技学术、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其中许多记载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二重性。这里试举几例以明确其含义。

    1.思想史资料与思想资料

    我们以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关于“均贫富”的记载为例。“均贫富”是宋代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中所提出的口号。其较早的记录见于《渑水燕谈录》卷八《事志》:[993]

    本朝王小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

    这条史料因其对“均贫富”的较早记载而倍受后人关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就说：“唐末黄巢起义，已经蒙眬地提出了‘均平’的口号；北宋王小波、李顺，在当时土地兼并盛行和贫无立锥之地形成尖锐对比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的‘均贫富’的农民起义的战斗口号。……它是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最革命，最进步的口号。”[994]这里对“均贫富”思想的评价极高。他的分析实际上指出了“这些思想是怎么样的发展变化的？（王小波、李顺提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变化？（贫富尖锐对比）”这就是白寿彝先生所说的“思想史的资料”。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作为“思想的资料”。“均贫富”是一种政治思想，作为一个思想，它对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漆侠先生认为：

    正是由于它（按：指均贫富思想）集中反映了农民的意愿和理想，自两宋以后，经过金朝末年的红袄军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以及明末李自成起义，这个思想继续发展，到太平天国革命遂发展到它的极峰，由起义英雄们的集中概括，摹绘出了一个“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的理想国。自宋代以来的九百年间，“等贵贱、均贫富”这一理想，象一根红线贯串于整个农民革命运动中，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突出地反映了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巨大进步及其时代特征。

    ……宋代以后的历史，难道不是在农民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旗帜下写成并取得巨大进步的吗？[995]

    从漆侠先生的解释来看，“均贫富”的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开创了封建社会农民斗争的新气象，这是其作为一种思想的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讲，《渑水燕谈录》中的这条记载又是十分典型的“思想的资料”。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思想史的资料”和“思想的资料”其实是对一条资料的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的差异主要在于解释者的角度不同。那么这两种意义之间的关系如何呢？白寿彝先生说：“在事实上，这两种性质往往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两种性质不一样。”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所谓事实上可以统一，是指统一于对所记内容的研究，包括它是什么、为什么、体现何种思想等问题；而所谓“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两种性质不一样”，则是指从不同的研究视角会看到其不同的价值，如从“思想史”的角度，可能侧重于探索其来龙去脉，即一些客观性较强的“事实”性内容；但从“思想”的角度，则会将其与后世乃至今天联系起来，阐发其“意义”，这样的结果虽然加入了一些主观成份，但却更具生命力。相较而言，“思想史资料”是相对固定的资料，而“思想资料”则是相对鲜活的资料，可以引申出更丰富的意义。

    2.专史资料与专科资料

    相对于社会科学中历史资料二重性的抽象而言，自然科学领域史料的二重性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其中的一些技术我们今天还在使用，这使其现实意义变得十分明显。宋人史料笔记中所记载的自然科学史料很丰富，其中的二重性也比较突出。例如张唐英《蜀梼杌》中关于前蜀乾德四年（922年）“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这种反常的自然现象的记录，以及后蜀广政十五年（952年）成都“大水漂城”，“深丈余，溺数千家”的记载，都是研究四川气象史的重要资料。同时，由于气象学是一门需要长期数据积累来分析研究的学科，所以这些气象记载对今天的气象研究也是有价值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又是气象资料。

    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有关气象方面的论述也较多，涉及大气物理现象、气候成因、天气预报等各方面，为我们研究古代气象提供了重要依据。如“陆龙卷”一条：“熙宁九年”（1076年），“恩州武城县”（今山东武城县），“有旋风自东南来”，远远看去就好像一支插在天上的“羊角”。龙卷经过的地方，“大树尽拔”，官家和老百姓的房屋一扫而光，“民间死、伤、亡、失者不可胜计”，县城变为“丘墟”。其中，县官的儿女、奴婢被风卷上天去，又从空中摔下来。过去，有很多人都认为龙卷风是美洲独有的现象。沈括的记载雄辩地告诉人们：早在十一世纪我国就留下了龙卷风的记载，这不仅为人们研究古代气象提供了宝贵资料，而且对区划古代世界龙卷风的地区分布具有重要意义[996]。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里记载的是古代的一场自然灾害，但从气象学角度看，这又是一个关于龙卷风的重要资料，这即是这条史料的二重性的体现。

    宋人史料笔记中这种可以成为专科资料和专史资料的内容非常多，而且现在已逐渐受到不同研究领域学者的重视，如上海医科大学的硕士生曲如意2007年完成了一篇题为《宋代史料笔记中的医药学资料研究》的硕士论文，可见宋人笔记中医药学资料之丰富；而上海音乐学院的曾美月博士，也于2009年完成以《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据称其查阅宋人笔记500余种，从中整理出的零散的音乐文献20万字。曲如意所获得的是中医医史文献专业的硕士学位，而曾美月所获得的是音乐学博士学位，这正表明，宋人史料笔记中的历史资料已被不同学科的学者所重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些资料具有历史资料和专门学科资料的双重性质。

    3.古代资料与现代资料

    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历史资料对解释现在的作用的例子便是辞书资料。古人笔记与辞书编纂关系密切。例如我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民俗特产，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也是古人笔记所经常涉及的内容。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就分别记载了宋代汴州、杭州的风土人情和民俗特产等。如果把这些内容综合起来，无疑就是一部中华民族风俗史及特产大全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编纂这方面内容的辞书一定离不开古人笔记，像《节日百科大全》、《中国土特产大全》以及许多省市自治区编纂的《特产风味指南》等辞书，都是有力的证明[997]。在这些与历史相关的辞书中，笔记资料是被作为史料来用的。然而在另一些语言学的辞书中，这些笔记史料则会被当作语言学资料来使用，如《辞源》修订本“山”字部，除了人名、地名、书籍名等专名外，收复词400多条，而其例句用古人笔记的就有50多条。“古人笔记对于汉语言词典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一般语词上，还充分地表现于其他方面。比如宋王楙《野客丛书》、明陶宗仪《辍耕录》、清赵翼《檐曝杂记》等许多笔记中，都有专门篇幅记录了大量当时的方言、俗语等语言资料，因此，方言词典、俗语词典的编纂也和古人笔记有密切的关系。”[998]这些身兼二职的方言俗语史料也是历史资料二重性的体现方式之一，也正直观地表明了历史资料不仅可以记载过去，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现在。

    在宋人史料笔记中，这样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的史料是很多的，限于篇幅，不过多列举。但我们应当由此对宋人史料笔记的历史资料价值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正如白寿彝先生所指出的：

    我们过去那种把历史资料看成是死东西的思想，要有所改变。要看到历史资料的很大一部分在今天还是富有生命力，还能够加以利用，还应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发展。[999]

    这是科学的史料观，也是我们对待史料应有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二重性”的“二”应该是一个泛指，并不是说一条材料只能从两个角度去分析，而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这里是要强调在史学价值之外，还可以有其他价值，所以才称之为“二重性”。当然，这里的其他价值不是唯一的。比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有一条记载云：“今人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此下举了十数条例子。这条记载就包括了许多方面的价值。作为对一种现象的记述，它是一条社会史资料，说明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惯用语直接取自唐人诗篇；如果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去看，则可以看到人们的日常语言习惯发展中的一些规律，一些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通俗性，所以也会被吸纳为生活用语，这是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学思想的价值；再换一个角度，用此条记载分析唐诗的特点，则又可得出一些唐诗具有通俗性特点的结论，这又是其在文学上的价值了。由此可见，对于历史资料，从不同角度看，会有不同的价值，而且由于角度可以是多向的，所以其价值也可以是多重的。

    三 史料笔记作为历史资料的多重价值

    白寿彝先生提出“历史资料二重性”的理论，使我们在面对史料时具有了更开阔的思路，同时，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前人所论史料笔记的多重价值问题，也有很大启发。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评唐人小说时曾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把唐人小说作为史料或文学作品来读，而是从中分析其史才、文笔及思想。唐人小说，到了宋代，已经是历史资料了，而赵彦卫所论可以说已经是对历史资料多重价值的分析了。

    顾颉刚在1922年说，研究历史“总要弄清楚每一个时代的大势，对于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应该看得比记忆各时代的‘故事’重要得多。所以我们应当看谚语比圣贤的经训要紧，看歌谣比名家的诗词要紧，看野史笔记比正史官书要紧。为什么？因为谣谚野史等出于民众，他们肯说出民众社会的实话；不比正史、官书、贤人君子的话，主于敷衍门面”。[1000]这是说在读古书时，要注意寻找其间所反映的社会心理，而野史笔记等中所包含的此类信息，正是其价值之宝贵之处。

    陈寅恪在其1956年所著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及“《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1001]这里所说的“通性之真实”，即是超越文字本身的内容而观察到的一些当时的社会风尚，这种无意间流露出的信息反而是可信的。这也可以理解为“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的另一种反映，即在记载本身上存在缺憾的内容，并不必然就是完全无用的资料，它或许可以从相反的方向证实一些问题。

    周勋初在研究古人笔记过程中，曾经提出一些相近的看法，他说：

    考史之时，应该根据材料的性质，灵活运用。有的文人，本来见闻不广，修养不足，却又喜欢舞文弄墨，草率著书，他们记叙的东西，不可能有什么重要价值；有的囿于个人或朋党的成见，歪曲事实，甚至捏造事实，用以攻击对方，发泄私愤，这类笔记小说对搞清事实真相来说，也不可能有什么可靠的史料价值。但我们如果用另一种角度来观察，不是也可以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么？[1002]

    周勋初随后引了《唐语林校证》卷七所记载的对李德裕一家的破败持幸灾乐祸的态度之事，分析其出自仇视李德裕的牛党人士卢言之手，并称卢曾引用了两首恶意攻击李德裕的诗，夸张虚构，有乖史实，但却充分地反映出了牛党中人的敌视情绪，正是研究牛李党争的上好材料。周勋初此文原载于《书品》1989年第2期，在《书品》1998年第3期的《旧文新赏》栏内，此文被再度刊登，并加上了程毅中撰写的导读文字——《打通文史，开拓新路的入口》，其中说道：

    他还举例说明了如何灵活使用这类材料（按：指笔记小说），可以得到许多信息，可以觇测时代风气，了解唐代社会的一些特殊情况。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在史实之真实以外的“通性之真实”。从这一点出发，《答客问》以《唐语林》为实例，打通了文史研究的一条新路，拓展了视野，为正史、小说并重的论点找到了支持。[1003]

    周勋初的阐述以及程毅中的评论表明，他们的思想与陈寅恪比较相类，其实都是一种异向思维，或者至少是一种换位思考。这样确实能发现一些新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任何一段古人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都是有用的，即使是虚假的材料，它纵然不能直接从正面证明某个问题，但也总可以从某一个侧面反映其他的问题，这正如王国维所主张的：“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1004]这也可以作为理解历史资料二重性的一个角度。

    然而，我们并不宜因笔记史料具有多重价值而过分渲染其作为历史资料的史学价值。漆侠先生曾针对宋史研究将历史资料分为基本资料和非基本资料，基本资料当然是《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之类大部头的著作。但他也强调，“学习宋代历史，除了阅读上述基本材料书之外，还要翻阅大量的非基本的材料书。这类材料书大致可以分为文集、笔记和方志三个类别”，他具体解释说：“这类书籍之所以称为非基本材料书，是因为这些材料书所包含的史料，多系局部的零星细碎的材料，必须经过披沙拣金的工夫，才能从中找出一两条或若干条来。”[1005]从这个角度来看，史料笔记作为历史资料是有其局限性的，所以，对于史学研究而言，以基本史料为主，以非基本史料为辅，才是可取的态度，切不可片面求新求异，让小道资料掩蔽了大路史料的光辉。

    当然，基本与非基本（或称大路与小道）史料的界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漆先生也指出：“事情都是可以转化的。一些非基本的材料书也可以转化为基本材料书。例如研究苏轼，他本人的文集——《东坡文集》，以及他弟弟苏辙的文集——《栾城集》，就成为基本材料书了。研究沈括，他的《长兴集》（传本已残缺不全），特别是他的《梦溪笔谈》，就成为基本材料书了；研究东京汴梁和行在临安，《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和《临安志》等，就成为基本材料书了。”[1006]

    这是一种动态的史料观，并不因为一书相对整体的宋史研究而言不那么“基本”，便将其永远打入冷宫；相反，漆先生明确肯定是否为基本史料是要根据研究的内容而决定，对于不同的问题，同一史料会具有不同的价值。这也是能赋予史料生命力的史料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待史料的态度。

    综合以上论述，无论是白寿彝的“历史资料的二重性”，还是陈寅恪的“通性之真实”，乃至漆侠的基本、非基本转化说，其共同点都在于多向度的观察史料，避免用僵死的眼光看待史料，要善于从新角度发现新问题。如果运用这样的史料观来考察和评价宋人史料笔记的价值，其所得就不仅仅是它的历史文献价值，而且还会发现其更丰富的历史研究价值。

    四 结语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等新领域的兴起，人们对史料的态度也有了新的变化，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已有学者指出：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缺乏史料，历史研究便无从谈起，这似乎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常识。但随着各种“新”史学观的引进和兴盛，学术界某些轻视史料、臆断历史的浮躁之气又慢慢风行起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学风问题外，青年学人对历史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及史料学方法论素养的欠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1007]

    这里所说的青年学人对历史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中就包括对历史资料二重性认识的不足。瞿林东先生在此专题中撰文指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置史料的五种方法，其中第五便是要重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他说：

    可以认为，关于历史资料二重性的见解，是对于史料的极重要的新认识，即人们研究历史，说明历史都离不开史料，人们还会从史料中得到启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问题，这些见解极有启发意义：一是有系统的历史文献与观察规律性的问题；二是历史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有些历史文献至今还有生命力，概而言之，规律性和生命力，是两个重要问题。[1008]

    从瞿先生的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重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可以使我们从更多的角度来分析史料，从而获得新的认识。历史资料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但其鲜活价值要靠史学工作者善于发现的眼睛来捕捉。

    白寿彝先生当年提出历史资料二重性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当时不少人“把记载过去的历史的资料，都叫历史资料，同时，又简单地认为，这种历史资料在除去记载历史的过去之外，再没有旁的内容了”[1009]这一现象而谈的。时至今日，当伴随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的兴起而时兴起来的社会史、文化史等新史学领域在中国落地生根之时，人们对待历史资料的态度早已是既求新又求异，一方面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努力发掘新资料，另一方面是对原已受到重视的新史料进行新角度的解读，使无论是大路的正史资料还是小道的笔记杂说等类资料都呈现出了新的生命力，这一点，或许正是白寿彝先生所提出的“比较好、比较活地看待历史资料”的理念和方法了。

    作者简介：丁海燕，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文社科期刊分社副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1级博士。

    略论两宋思潮与《唐鉴》是非

    申慧青

    纵观宋代史著，《资治通鉴》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作为《资治通鉴》的重要编修者之一，范祖禹对《资治通鉴》的完成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他所主要负责的“唐史”部分，是《资治通鉴》中最富史料价值的篇章。正是在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基础之上，范祖禹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历史著述——《唐鉴》，他也因为此书的成就被时人称为“唐鉴公”。在此书中，范祖禹发展了《资治通鉴》中所确立的治乱兴衰之论，在很多方面确实体现了对温公学派的继承。然而，将范祖禹所著《唐鉴》与《资治通鉴》作一对照阅读，在史事记载、史观表述，以及史评、史考方面，都有诸多差别，相对于司马光，范祖禹更注重正统论、心性论的表述，受义理之学的影响也较为明显。故此，《唐鉴》成书之后，两宋学者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对它有诸多批评和议论，反映了两宋史家在史著体裁、史著的功能、史家心性等方面的态度与看法，对研究宋代史学批评的发展特点有一定意义。

    近年来，对范祖禹及《唐鉴》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主要都是围绕范祖禹本人的历史思想展开论述[1010]，专门研究宋代学者对范祖禹及所著《唐鉴》的批评的论述还不多见。因此，笔者仅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还请史学界前辈和读者指正。

    一 《唐鉴》的特点

    《唐鉴》成书于北宋中期成书，是宋人私撰唐史著作中最为知名的一部。范祖禹进呈《唐鉴》于宋哲宗是在元祐元年（1086年），比《资治通鉴》成书仅晚了一年多，可见范祖禹应是在参修《资治通鉴》期间就着手于此书了。熙宁二年（1069年），司马光开史局作《资治通鉴》，以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为助手，辑录材料，编为长编，再由司马光统一删定成书，《资治通鉴》在选材和史论方面所反映的，主要是司马光的意见和看法。范祖禹对唐史颇有自己心得，但作为助手都不宜过多干涉，因此他选择在《资治通鉴》之外另作《唐鉴》。比之《资治通鉴》，《唐鉴》加强了史论的比例。范祖禹记唐朝史事三百零六条，除自唐中宗嗣圣元年（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中宗即位，至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二十二年只记史事、全无评论之外，其余部分均保持一事一议，有的还是长篇评论。范祖禹强化正统意识，重视“内圣外王”之说，提倡君主应“治心”，体现了一定的义理精神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由以下特点：

    其一：史论结合，以资国政。

    范祖禹《唐鉴》的重要特点，就在于他将史事与史论相结合，通过对唐代治乱兴衰的简要记述与评价，谏言当朝者的施政行为，反映出浓厚的“以史为鉴”的特点。在《进唐鉴表》中，范祖禹就申明了希望藉《唐鉴》而“仪刑祖宗之典则，四方承式，万世永赖”[1011]的用意。《唐鉴》卷一记载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定官制一事，范祖禹评论说“夫天地之有四时，百官之有六职，天下万事，备尽于此，如网之在纲，裘之挈领，虽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臣未见其可也。”[1012]这一段议论当为针对元丰改制而发。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时为右谏议大臣的范祖禹上疏，要求“一切变易祖宗旧政”，其中对元丰改制亦有批评，称“有司亦失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典，大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今一一依之，故自三省以下无不烦冗，重复迂滞，不如昔之简便”[1013]，这段批评与他对唐代官制的评价颇有联系，可见其史论与时政的关联。

    其二，明辨理义，尊奉“正统”。

    范祖禹对“正统”中所蕴含的“德”、“义”、“礼”等儒家价值因素非常重视，在他的史论中，君主的有德或者无德直接决定了统治的兴废。范祖禹以拨乱反正为务，注重“教化之正”与“天下一统”的结合。《唐鉴》的最后，范祖禹着重阐明了他关于“正统”看法：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人心悦而归之，则王，离而去之，则亡。故凡有德则兴，无德则废。君人者，勤于德以待天下之归而已。[1014]

    范祖禹继承了欧阳修“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正统观，对司马光所谓“王霸无异道”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将君主之“德”作为维护王朝法统的根基，深化了“正统”的道德内涵。他的“治心”之说与“正统”观念，大力提升北宋在“祖宗家法”指导下的“德治”成果，从“道统”和“政统”两方面强化了北宋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将道德批评的准则注于君主王朝法统的血脉之中。

    其三，强调君德，讲究“治心”。

    范祖禹的君主论的重要特点，在于他在欧阳修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君德”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将“治心”看作君主安邦立国的根本。在封建专制条件之下，君主之所以“杀谏臣，惑女宠，极奢侈，求长生，悦禨祥”，作出种种倒行逆施之举并最终导致国家动乱，在范祖禹看来，主要是由于“有所陷溺其心”，因此，“治心”对帝王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1015]。范祖禹通过史论表达出对“帝王心性”的重视，将“治国”与“治心”联系在了一起，这成为他历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二 北宋学者为何推崇《唐鉴》

    据晁说之《晁氏客语》所载，范祖禹“平生为文，深不欲人知”[1016]，《唐鉴》初刻，他还曾欲至京师毁版，被其子范冲劝阻，《唐鉴》才得以顺利刊行。但《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故问世之后，与范祖禹同时代的诸多学者、臣僚对其都称赞不绝。据《宋史》本传所言：“（范祖禹之《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可见北宋学者对此书的重视，以及对范祖禹的敬重。

    对《唐鉴》好评有加的，首推曾与范祖禹颇为交好的程颐。关于范祖禹与二程的关系，后世学者说法不一，朱熹《伊洛渊源录》引鲜于绰《传信录》，说范祖禹“记伊川事，而以门人称之”。对此朱熹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在翻阅范祖禹之子范冲所著《范太史遗事》之后发现，“家传遗事载其言行之懿甚详，然不云其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也”[1017]。考证传世的《范太史集》与二程文集，确实没有关于范祖禹师承于二程的确实记录，吕本中在回忆吕夷简的交游时也曾云，“荥阳公交游，则二程、二张、孙莘老、李公择、王正仲、顾子敦、杨应之、范醇夫也、黄安中、邢和叔、王圣美也”，范祖禹与二程平辈相交的可能性更大，而范祖禹的历史思想也确实受到了二程的影响。朱熹所辑《河南程氏外书》记载，“范淳夫尝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论，先生谓门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1018]《伊洛渊源录》引《范公遗事》记载：“元祐中，客有见伊川先生者，几案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谓客曰：‘近方见此书，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1019]。《河南程氏外书》中亦有类似记载：“伊川使人抄范纯夫《唐鉴》，先生问曰：‘此书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1020]。按《河南程氏外书》所载，此书之所以为程颐所重，是因为“范淳夫尝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论，先生谓门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1021]。《唐鉴》以“君德”为号召，将“治国”与“治心”融为一体，行“正统”之大义，以上种种，都可见程氏理学的影响；“尽用先生之论”似嫌夸张，但正如程颐弟子所言：“《唐鉴》议论多与伊川同，如中宗在房陵事之类”[1022]，范祖禹以“春秋笔法”记载武周朝的一段往事，也使得他自己成为了理学家所推崇的良材。

    不仅理学家重视此书，其他学者对《唐鉴》也多有重视，《晁氏客语》曾记范祖禹之子范冲拜访苏辙一事：

    崇宁初，纯夫子冲，见栾城先生于颍昌。栾城曰：“老来不欲泛观书，近日且看《唐鉴》。”[1023]

    苏辙于绍圣年间也曾因反对新法被贬，经历与范祖禹略同，作为苏学的代表性人物，苏辙的历史思想与范祖禹差异颇多，但在其晚年却对《唐鉴》颇有兴趣，这一方面可见《唐鉴》内容的精到，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唐鉴》流行之广。

    元符元年（1098年），范祖禹因党争遭贬，客死化州，但他所著《唐鉴》依然流传四方。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载有这样一段往事：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坐党锢事。久之，其幼子温，字元实，与吾善。政和初，得为其尽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一日，游大相国寺，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见温，辄指目相谓曰：“此‘唐鉴’儿也。”[1024]

    范祖禹晚年受党争之累，客死异乡，然而其所著终究青史留名，在《唐鉴》之后，北宋再无重要的史论类著作。

    三 怎样看待南宋学者评论《唐鉴》的是是非非

    进入南宋之后，《唐鉴》依然为世人所重，它所蕴含的历史兴亡之道成为天子、朝臣关注的焦点，其义理精神也被理学家们所看重，围绕《唐鉴》的批评与争议，从南宋初年一直延续至宋亡，成为南宋史学批评发展的重要例证。

    （一）对《唐鉴》“以史谏政”特征的评论

    早在南宋立国初年，孙觌就曾进《讲筵乞读范祖禹〈唐鉴〉札子》于宋高宗。孙觌认为“人主无职事，惟辨君子小人而进退之，则人主之职也”，而“《唐鉴》一书，专论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恶之辨。唐之所以兴以君子其所以废以小人，著之简篇，炳然在目”，故此，他建议宋高宗“每御迩英，诏左右之臣进读《唐鉴》一二篇，不出岁年可见唐室废兴之由，尽出于君子小人用舍之际，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必能补圣政之万一”[1025]。孙觌的这一札子呈于绍兴初年，在这之前的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风雨飘摇中称帝，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和”或者“战”的问题。而“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争论，往往就会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高度。孙觌力主议和，在靖康之变时还亲自执笔，起草投降文书，他上此札的用意，与其政治立场关系密切，但札子所言的《唐鉴》以唐代治乱兴衰为借鉴、“元勋盛徳、乱臣贼子、忠邪贤佞，如指东西，如分黑白，开巻了然”的特点，概括的十分准确，把握了《唐鉴》以抒写历史而指点现实政治的特征。

    孙觌的建议似乎颇为有效，宋高宗对《唐鉴》很是看重。张端义《贵耳集》曾记：“徳寿（宋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1026]高宗从施政的角度出发，注重《唐鉴》的警戒作用和劝谏用意，这也成为南宋初年世人《唐鉴》的一种典型评价。宋高宗主持南宋政治几近六十年，失政多，良治少，但他毕竟是一国之主，对《唐鉴》的现实意义还是把握得十分清楚。这一点，也受到了张端义的赞赏，认为高宗之言“虽学士大夫未尝说到这里”。

    对《唐鉴》以唐史谏时政的特征，南宋学者周必大也颇有心得。在《文忠集》中，周必大称赞《唐鉴》说：“祖禹著书，皆可备乙夜之览，篇篇即是谏疏”[1027]，这种是从《唐鉴》对时政的效果为出发点的批评，在南宋颇为流行，这一方面反映了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以史为鉴”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宋士大夫们以北宋士人为榜样积极参与政治的决心。正是在这一氛围之下，《唐鉴》在南宋初年的朝堂之上颇受重视，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东宫官请增读范祖禹《唐鉴》，孝宗也欣然接受。

    （二）对《唐鉴》所蕴含的义理内涵的批评与争议

    然而，正如张端义所言，“虽学士大夫未尝说到这里”。南宋以来，学者对《唐鉴》的兴趣多集中于它所呈现的义理内涵。陈傅良在《跋胡文定公贴》中曾提及：

    余记为儿时，从乡先生学，同学数十儿，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鉴》一本。是时，三书所在未锓板，往往多手抄诵也。[1028]

    陈傅良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他幼年之时，当为南宋高宗朝中期。从这段记述可知，第一，《唐鉴》在南宋初期未曾有刻本，但流传已经颇广；第二，《唐鉴》在南宋，主要是作为儒学教材，与其他理学家如程颐、胡瑗等人的著作一起，作为儒生向学的启蒙。

    其后，南宋理学家们对《唐鉴》的关注有增无减，这其中最有代表性意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理学家朱熹。

    朱熹对《唐鉴》的重视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治通鉴纲目》中对《唐鉴》史论的征引，二是《朱子语类》中关于《唐鉴》的议论。四川大学粟品孝在其论文《朱熹对范祖禹学术的吸取》中，曾经作过一项统计，《唐鉴》近三百条的史论中，《通鉴纲目》引用了207条[1029]，足见对《唐鉴》的看重。然而，朱熹对《唐鉴》的批评也很严厉，这些批评多见《朱子语类》。如前所述，《唐鉴》受理学影响很深，程颐等理学家对它看重也多因为此。可是在朱熹看来，《唐鉴》的议论“大体好，不甚精密。议论之间，多有说那人不尽”[1030]，“论治道处极善，到说义理处，却有未精”。《朱子语类》中关于《唐鉴》的条目有二十余条，多为批判之语。朱熹认为范祖禹“最好编类文字，观书多匆遽，不仔细……为人宏博纯粹，却不曾研穷透彻”。他不满《唐鉴》对义理的阐述，认为“散开无收杀”，并且将之与孙甫《唐史论断》作一对比，认为《唐鉴》不如《唐史论断》“精炼”。朱熹对《唐鉴》具体内容和议论的批评，主要有三处：一是“租庸调及杨炎二税法”事；二是“李世民诛高德儒”事；三是“姚崇择十道使”事。针对这几件事，范祖禹得出“治国贵在得人”的结论，而在朱熹看来，范祖禹注重“人事”远超于“法”，这就有失公允了。朱熹曾总结范祖禹重人事轻法度的原因：

    《唐鉴》议论，觉似迂缓不切。考其意，盖王介甫秉政，造新法，神考专意信之，以为真可以振起国势，一新其旧，故范氏之论每以为此惟在人主身心之间而不在法。[1031]

    又说：

    《唐鉴》也有缓而不精确处，如言租、庸、调及杨炎二税之法，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处。审如是，则古之圣贤徒善云尔。他也是见熙宁间详于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1032]

    在朱熹看来，这种基于愤懑不满的情绪而产生的批评性文字，已经失去了“义理”的精要所在。朱熹思想的核心是“天理”，在他看来，这个“天理”是超于社会现实之外的，所以才要“去人欲，存天理”，而范祖禹从私人情绪出发，得出“得人重于得法”的结论，自然也就算不得“明理”了。

    然而，朱熹晚年，对范祖禹及其《唐鉴》的态度出现了重大变化，《朱子语类》中关于此有两段重要议论，其一：

    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且如说郡县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继，不能得他去。如郡县非其人，却只三两年任满便去，忽然换得好底来，亦无定。范太史《唐鉴》议论大率皆归于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说，后来思之，只得如此说。又云：“革弊须从原头理。”[1033]

    其二：

    居今之世，若欲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又事体重大，阻格处多，决然难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择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择人。范淳夫《唐鉴》，其论亦如此，以为因今郡县，足以为治。某少时常鄙之，以为苟简因循之论。以今观之，信然。[1034]

    对待同一个问题，前后差异如此之大，原因似乎只能从“今”上去找了。朱熹一生坎坷，他少年得中进士，但仕宦仅七载，立朝仅四十六天，任祠官达二十三年，待职、无职或罢职十四年。最终还在韩侂胄擅权下，被胡弦、沈继祖等诬为“伪学”，成“庆元党案”，朱熹“得君行道”的理想终于破灭。惟其如此，在其晚年虽然理想主义情怀依旧[1035]，但毕竟久经磨难，以上寥寥数语，既有基于现实的检讨，也可见无奈的感慨。对朱熹的这一晚年情怀，清人王懋竑在所著《白田杂著》中曾评论说：“范淳夫《唐鉴》言有治人无治法，朱子尝鄙其论以为苟简，而晚年作《社仓记》，则亟称之以为不易之论。而自述前言之误，盖其经历已多，故前后所言有不同者，读者宜详考焉，未可执其一说以为定也。”[1036]这番议论，是结合朱熹生平所发的中肯之言。

    除朱熹之外，另一位对《唐鉴》加以重视的南宋理学家是吕祖谦。《唐鉴》现在最为流行的版本就是吕祖谦所注的二十四卷本，即《东莱先生音注唐鉴》，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元修本。但是，关于这个版本，南宋后期和元朝所流行的图书目录如《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中都不载此书，吕祖谦及其亲友所作著述中，也未提“分卷作注”一事，二十四卷本《唐鉴》确有后人伪作的可能。

    吕祖谦著作甚多，重要的史学著作有《十七史详节》和《东莱博议》等，前者“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1037]，是史钞类作品，而后者选《左传》文六十六篇加以分析评论，是吕祖谦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东莱博议》所关注的嫡庶、华夷、天命、王霸、任贤、纳谏等问题，也是《唐鉴》所反复陈述的重点。但吕祖谦对《唐鉴》的关注，并非是因为此书史论的时政色彩，相反，在许多问题上，吕祖谦和范祖禹还颇有不同之处。如针对“纳谏”一事，范、吕二人都非常重视，但是范祖禹立足于君臣之间的互动，主张天子纳谏与臣子勤谏相结合，而吕祖谦则推崇“善谏”，称“人臣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谏”[1038]，更着重从君臣纲常的角度出发，对“欲以力强其君者”的做法，是非常排斥的。

    与朱熹类似，吕祖谦看重《唐鉴》，也是从“义理”角度考虑的。吕祖谦曾言：“凡朋友问者，幸遍语之，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之类，则随其观者分量浅深要皆与有益，而无他敝也”[1039]，足见对《唐鉴》的重视。程颐之《程氏易传》、胡安国之《春秋胡氏传》以及谢良佐之《论语说》都是儒学的重要著作，吕祖谦将《唐鉴》与之并称，更多的是看重其中的义理精神，对它所蕴含的其他史学因素，也就不甚关注了。

    受到朱、吕等理学家的推荐，《唐鉴》在南宋中后期流传更为广泛，在流传过程中，它所承载的理学精神也愈发为世人所重。陆九渊《象山语录》曾记一事：

    临川一学者初见，问曰：“每日如何观书？”学者曰：“守规矩。”欢然问曰：“如何守规矩？”学者曰：“伊川《易传》、胡氏《春秋》、上蔡《论语》、范氏《唐鉴》。”忽呵之曰：“陋说！”[1040]

    陆九渊对《唐鉴》的态度姑且不论，单就这“临川一学者”而言，他将《唐鉴》作为儒学的必读书目，是很明显的事实，代表了南宋士人对《唐鉴》的主要看法。自朱熹之后，南宋士人对《唐鉴》的议论多集中于“书法”之辨，胡一桂《史纂通要》、项安世《项氏家说》、邢凯《坦斋通编》都曾针对《唐鉴》的“中宗年号”问题发表评论，表示赞同。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项安世《项氏家说》中的一段批评：

    《春秋》书，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郓”，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1041]

    项安世所言，是针对《唐鉴》记录武则天一朝政治所发之议论。在《唐鉴》中，范祖禹一改《资治通鉴》系年于武则天之法，系年于中宗，他的理由是：“中宗之有天下，受之于高宗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岂得而间之？故臣复系嗣圣之年，黜武氏之号，以为母后祸乱之戒。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1042]。司马光不满武后自立，对她的行为如擅朝政、兴酷吏、蓄男宠等颇多批判之语，但是基本史实还是保持原样，体现的是据实直书的“信史”思想，而范祖禹以中宗年号系年，不称“卢陵王”而称“帝”等做法，更多的反映了理学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正统观念。从历史研究角度看，司马光的做法更胜一筹，但范祖禹对“正统”观念的重视，与同时代以及后世的理学家们遥相呼应，展现了宋代理学对史学的影响。以项安世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们，对这一点格外看重，将《唐鉴》微言大义的精神发挥到极点。然而，南宋群儒着力推崇《唐鉴》在发扬“义理”上的成果，却忽略了它作为史书的其他功能，这一方面是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反映，但同时也表明“秉笔直书”的著史思想在南宋理学兴盛的局面之下受到了忽略。

    受两宋学者围绕《唐鉴》的争执之影响，自宋末以至于清，士人对《唐鉴》的春秋笔法和义理精神一直颇为关注，将这本史家著作看成了儒学的参考书。两宋学者对范祖禹所著《唐鉴》是非功过的评论，实质上反映了宋人对道德的执著向往和对理想的孜孜以求；如果将其置于两宋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的话，更会发现这种争论对当时史学发展和理学发展的双重推动作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探索宋代史学的发展脉络，对研究宋学的形成、发展与演化，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作者简介：申慧青，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8级博士。

    孙甫与范祖禹史论比较研究

    张宇

    孙甫（998～1057年），字之翰，许州阳翟人（今河南禹州市）。孙甫“平生多喜言唐事，每叹旧史猥杂，不足以垂戒后世。乃仿《春秋》编年法，修成《唐史记》七十五卷。”[1043]遗憾的是，《唐史记》在他去世不久便告散佚，只留下92首史论。后人将之编辑成书，命名为《唐史论断》。范祖禹（1041～1098年），字淳甫，成都华阳人（今四川成都）。因与司马光在一些观点上不尽一致，[1044]遂在《资治通鉴》唐史部分编写之余另作《唐鉴》一书，以见己意。

    孙甫的《唐史论断》与范祖禹的《唐鉴》都是关于唐朝历史的著作，又都是以史论为主，所以关于二人史论的比较向来为学者所重，如朱熹即评价说：

    范氏为人宏博纯粹，却不会研穷透彻，如《唐鉴》只是大体好，不甚精密，议论之间多有说那人不尽如孙之翰。《唐论》虽浅，到理会一事，直穷到底，教他更无转侧处[1045]。

    《唐鉴》意正有疏处，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1046]。

    伯恭晚年谓人曰：“孙之翰《唐论》胜《唐鉴》。”要之，也是切于事情，只是大纲却不正了。《唐鉴》也有缓而不精确处[1047]。

    可见在朱熹看来，二人的区别在于孙甫善于分析解释历史，但是不能像范祖禹那样在分析解释之余贯穿着一定的儒家伦理道德，亦即缺乏理论色彩，而范祖禹也存在着分析史事不如孙甫“精密”的缺点。概括而言，孙甫“切与事情”，范祖禹则是以“理”为胜。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所说的“理”主要是指孙甫史论中“大纲却不正了”的“大纲”，亦即三纲五常，强调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后来理学家所说的“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1048]

    朱熹对孙甫与范祖禹二人史论的概括可谓抓住了最根本的不同，这给我们的研究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对二人的史论再作详细的比较与分析。

    一 共同的撰述旨趣与不同的价值取向

    孙甫在《唐史论断》序言中指出他作此书的目的是：

    叙事不无疏略，然于劝戒之义谨之矣。劝戒之切而意远者，著论以明焉。欲人君览之，人臣观之，备知致治之由，召乱之自，邪正之效，焕然若绘画于目前。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兴，而乱本可以预弭也[1049]。

    这意在表明他作论正是“欲人君览之，人臣观之，备知致治之由，召乱之自”，希望人君人臣“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这就具有明显的政治劝导意味与强烈的历史鉴戒意识，表明了自己作论的旨趣。

    范祖禹则说：

    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1050]。

    又：

    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足以得师；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为资矣[1051]。

    范祖禹的话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唐室废兴之由，尽出于君子小人。用舍之际，善为可法，恶为可戒”[1052]。其作论的目的与旨趣也正是在于探讨唐朝兴衰治乱的原因，具有强烈的历史鉴戒意识。

    综合来看，孙甫所说的“致治之由，召乱之自”，其实就是范祖禹所强调的“其所由兴”、“其所由废”。至于范祖禹所说的“择其善者而从之，足以得师；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为资矣”亦是孙甫所说的“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在这种历史鉴戒意识指导下，范祖禹“持议类皆探本寻源，以明治乱之由，……固可与孙甫《唐史论断》并传焉”[1053]。可见二人的撰述旨趣是一致的，都希望宋朝的统治集团能以唐为鉴，探讨唐朝治乱兴废的原因并加以鉴与戒。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二人都强调历史鉴戒意识，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同。就“鉴戒”二字而言，鉴是借鉴的意思，是要效法前人中好的一面；戒是戒除的意思，是要对前人不好的一面引以为戒。所以历史鉴戒意识应该是具有“鉴”和“戒”这两方面的含义。孙甫与范祖禹分别说“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和“择其善者而从之，足以得师；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为资矣”，可见他们认为鉴戒就是鉴善戒恶。但相较而言，范祖禹的史论更注重戒的方面。孙甫的史论中有“放宫人”“中书门下使谏官预闻”“后宫不著名”等诸多关于唐史中值得“法”的论断，而范祖禹虽然也说“择其善者”，但事实上极少有这方面的论断。他的史论主要是对唐朝历史中不善的一面的评论，对于善的一面则很少论及。我们认为这一方面与范祖禹深受《尚书》影响有关。有学者曾统计范祖禹所引之文以《尚书》最多，前后达30余条，至于向来被视为深刻影响宋朝史学的《春秋》，则仅有三处，[1054]这说明范祖禹的史论不仅仅是受《春秋》的影响，还受到了《尚书》的影响，尤其是《尚书》重于训戒的影响，[1055]所以在鉴戒的过程中侧重于戒的一面。另一方面，这也与范祖禹恪守“法祖宗”的要求有关。他说：“今当何鉴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唯取鉴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1056]可见，“取鉴于唐”与“取法于祖宗”，是《唐鉴》史论中两条主线。而唐朝三百年的历史在范祖禹看来是“治日如此其少，而乱日如彼之多也”[1057]，即不善者居多，难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对于宋朝则认为“较之唐世，我朝为优”[1058]。这表明在范祖禹的心目中，唐史部分的作用是在于戒其不善，宋朝的当代史则在于鉴其善，两者所主功能不同。所以在评论唐史的时候，鲜有论及借鉴唐人善的地方，而是以戒为主。

    二人的史论虽有共同的撰述旨趣，但在具体评论时却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大致说来，孙甫侧重以“功德”并重来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如评价唐太宗时说他“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齐”[1059]。但在某些时候，他认为“功”比“德”更重要。范祖禹则“并不以成败为轻重也”[1060]，偏重以“义”“礼”“名”“正”等儒家伦理道德和纲常秩序为尺度来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其中“义”是范祖禹最常用的一个评价标准。在他看来，“义”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甚至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从义不从君，从道不从父”[1061]，这与长期以来形成的绝对忠君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同时，他还指出义对于君主而言具有“制心”“制欲”等作用，认为君主若不能以义自制必然带来危害。他以唐太宗不听魏征劝谏欲以高昌故地为郡县事为例说：“魏征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岂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远，矜功而徇名，不能以义制心，故忠言有所不从，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1062]又以唐玄宗溺于李林甫佞言为例说：“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书，则不必聪明圣智之主而后能知其谋也。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计，以中其欲。人君苟不能以义制欲，迷而不复，何所不至哉？”[1063]这是从君主的角度去阐释的“义”，说明君主“从义”的重要性。总的来说，范祖禹所强调的“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程颐的影响，[1064]这种透过“义”来要求君主“制心”“制欲”已经初步具有求诸心性以达内省的要求了。

    除了“义”之外，“礼”“正”“名”等亦是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些评价尺度与“义”一起构成了范祖禹评论人事的最终价值取向，即以是否符合“义”“礼”“正”“名”等伦理道德与纲常名分为最终的评价标准。而伦理道德与纲常名分在范祖禹的史论中甚至上升到关乎朝代存亡的地步了，他说：“父子、君臣、夫妇，人之所以立也。三纲绝矣，其何以为天下乎？”[1065]这与孙甫以功德尤其是“功”为立论取向大相径庭。所以相较而言，范祖禹的价值取向更具有抽象的理论意义，但是也不得不指出，范祖禹的这种“理论”往往是迂腐不切实际的。如在立太子问题上，孙甫认为太子的选择首先应考虑的是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而不是一味遵守立嫡立长的儒家礼法原则。在论是否该立太子建成时，他认为“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谋，秦王功徳之大，海内属望，其势可终为人臣乎？”所以“‘时平则先嫡长，世难则归有功。’此万世不易之论也。”[1066]这就是要求在乱世的时候应强调“功”的重要，而不是拘于常世的伦理之法。这表明孙甫评论人事并未恪守儒家的礼法原则，具有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较为平实的史家眼光。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范祖禹亦曾论此事，他说：“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贰，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立子以长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1067]两相对比，可见范氏之论纯粹是从儒家伦理纲常的角度去评价。在这种角度下，范祖禹极力维护的儒家纲常名分，显然并无实际指导意义。一些理学家对此亦有所不满，认为范祖禹此处论断不够“圆”，甚至是“迂缓不切”[1068]。这也正说明了孙甫的史论确实是“按切情事，平正可依，无依人迂腐刻核之习”[1069]，所以“比之淳夫之《鉴》，更切事情”[1070]。

    二 致治之本与忧患意识

    在讨论唐朝致治之本的时候，二人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都希望找出唐朝治乱兴废的原因以资鉴戒。相较而言，孙甫侧重于总结具体的事件，希望能从唐朝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事件中总结出兴废治乱的原因，认为这些具体事件在予以总结后，其“致治之由，召乱之自”自然也就会“焕然若绘画于目前”，人主只需要“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即可。

    如以后宫干政问题为例，孙甫认为应当以唐太宗为鉴，不使后宫“著名于外”[1071]。所谓不著名于外，是指唐太宗虽恩宠后宫，但不让外人知道他恩宠何人。这自然使奸人无以缘附，难成奸党，从根本杜绝了后宫与外人的联系。孙甫不无深意地说：“人君于后宫，或有嬖宠，能以贞观为法，不惟不使乱政，亦所以安全之也。”[1072]

    又如在太子的废立问题上，孙甫总结的经验教训是不可轻易言废，他以玄宗废太子瑛事为例，认为李瑛“立之二十余年，名分久定，虽不闻大善，亦不闻有过，又可容易废之乎？……天子于太子有移意，则嬖宠奸贼之言入之易尔。”[1073]太子为国之储贰，地位异常重要，不可以轻易言废，而君主一旦显露这种想法，佞臣就会乘机而入，出于私利挑起事端，导致国家不宁。

    此外，孙甫还就宦官、藩镇、朋党等具体问题作了评论，这些在唐朝历史上都是关于兴废治乱的重要方面。孙甫论中对具体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尽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但大多比较平实中肯。这种通过总结具体历史事件以得到治乱兴废之故的做法，是孙甫探讨致治之本的最主要的方式。

    范祖禹在论中虽然也有对具体问题的总结，[1074]但他更主要的是将具体的经验教训予以归纳，得出了一个历史现象，即“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对于这种历史现象，范祖禹在论中有专门论述，他说：

    彼佞人者不知义之所在，而惟利之从故也。利在君父则从君父，利在权臣则附权臣，利在敌国则交敌国，利在戎狄则亲戎狄。利之所在则从之，利之所去则违之。于君父何有哉？忠臣则不然，从义而不从君，从道而不从父，使君不陷于非义，父不入于非道，故虽有所不从其命，将以处君父于安也。[1075]

    治乱系与君子小人这一历史经验教训是他一直所坚持的，他曾上疏说：“君子专于为义，小人专于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学也；小人之得位，将济其所欲也。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1076]在给皇帝作经筵讲读中也是“力陈治道之要，古今成败与夫小人之情状，反复激切，冀以感动上意”[1077]。范祖禹所归纳的这一历史现象，是对具体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把握与总结，同时还糅合了儒家伦理道德，认为小人之所以为佞是出于利，而君子为贤则是出于义，这就把治乱兴废的原因提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所以二人言致治之本的区别在于：孙甫倾向于从具体历史事件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范祖禹则倾向于将历史经验教训予以归纳来探讨治乱兴废之因。这其实也反应了二者史论的风格，诚如前引朱熹之言：“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

    二人史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鲜明的忧患意识，但也有细微的区别。一般来说，孙甫的忧患意识倾向于防微杜渐，而范祖禹的忧患意识则是以防患未然为主。

    孙甫在追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时，认为这是由于唐玄宗缺乏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所致。他在《酸枣县尉上疏谏娱乐》中评论说，开元二年大乱甫定，玄宗勤勉政事，已有盛世之象。于是“听政之暇，颇事娱乐”，这种“娱乐”，孙甫认为不为大过，是人之常情。但是接着就笔锋一转，说“然深计远虑之士已忧之矣”。然后说酸枣县尉上疏正是为了“以止骄逸之渐”，并要求统治者“一时无事得不慎其微乎？”这正反映了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最后再说玄宗就是因为缺乏这种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对那些细微小事，不能予以注意，即“不能慎”，逐渐安于享受，使得各种弊病逐渐积聚，终成毒瘤，国政因此日益败坏，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后人在评价孙甫的史论时，认为他的论断具有“议论英发”[1078]“断取心裁”[1079]的特点。此处，孙甫认为玄宗缺乏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于“听政之暇，颇事娱乐”，不能“止骄逸之渐”，是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最初原因。这种看法虽然有高谈阔略之嫌，但的确出人意表，且细绎其议论也有一定道理。

    范祖禹对于忧患意识的认识要比孙甫深刻些，甚至有了初步的理论认识。如：

    窃惟治乱兴废，皆起细微。言之于已然，不若防之于未然；虑之于未有，不若视之于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1080]。

    “言之于已然，不若防之于未然；虑之于未有，不若视之于既有”，这是范祖禹对防患于未然的一个新的认识，即：不仅仅是要求将危险扼杀于尚未萌发之时，还要求将危险于未曾显现之时就把它当作已经出现看待。这是范祖禹对防患未然的理解与要求，这自然要比一般层面上的防患未然只是注重扼杀危险于尚未萌发之时更进一步。

    范祖禹还专门以大臣进谏为例证明防患未然的重要性，他说：

    所贵乎贤者，为其能止乱于未然，闭邪于未形也。若其已然，则众人之所知也，何赖于贤乎？……故圣主能从谏于未然，贤主能改过于已然，谏而不听者斯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谏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谏其已然；事暗君也，救其横流。……太宗求谏于群臣，其有意于防未然者乎？[1081]

    文中说明了三种情况：“谏其未然”自然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多谏其已然”则是为了防止危害扩大而作的补救性措施，是出于防微杜渐的需要；“救其横流”则是实施紧急措施。三者对比，相较于防微杜渐与紧急措施，防患未然是他最为重视的，所以认为只有圣君之时才能出现“谏其未然”。这样，防患未然与防微杜渐在他这里又有了高低之分。总的来说，范祖禹对防患未然的理解与归纳，已经有了初步的理论认识，要比孙甫的认识深刻一些。

    二人在忧患意识上的些微差别主要是因为政治态度不同所致。“庆历中，上用范仲淹、富弼、韩琦任政事，而以欧阳修、蔡襄及甫等为谏官，欲更张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报人主之知。”[1082]可见孙甫是支持庆历新政的，并且还是其中一员，所以论中多有指陈时弊之语也就可以理解了。[1083]而庆历新政的改革者之所以要求改革，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宋朝已经出现了积弊，出于防微杜渐的目的，急需要补救，以免危害扩大。这种政治要求反映在著述中就是忧患意识的不断加强，较为典型的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084]而在孙甫史论中主要体现的则是更为明确的防微杜渐性质的忧患意识，这与政治家范仲淹的忧患意识相比，史学家孙甫的忧患意识“更具有历史深沉感”[1085]。范祖禹则是司马光一派，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1086]在政治倾向上他甚至比司马光还要保守，认为宋朝“内则家道正而人伦明，其养民也仁，其奉己也俭，德泽从厚，刑罚从薄；外则县之政听于令，郡之政听于守，守之权归于按察，按察之权归于朝廷，上下相维，轻重相制，藩镇无擅兵之势，郡县无专杀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1087]。可见在他看来宋朝是要远优于唐朝的，其政治体制是完美无缺没有什么弊病的，只要恪守祖法，做到“唯忧于未然，惧于未形，故卒乎无忧惧也”[1088]，即做好防护措施，有提前防护的意识，就可以长治久安，根本不需要王安石那种激进的改革。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他的忧患意识更多的是对尚未出现的危害的思考，希望君主能有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所以史论中体现最多的就是这种性质的忧患意识。

    三 评论人事与君主的异趣

    孙甫在评论人事的时候往往是从人情、人性等心理角度分析，这是以人的视角将历史人物以“人”的形象予以评论，从这个角度去评论人事，往往显得较为公允，更符合历史实际，不至于显得刻板空泛。如孙甫在评论后宫事时曾明确指出：

    虽英明之君，为外物所诱，必有侈乐之意，意有侈乐，于后宫岂无所嬖宠，在人情未为大过也[1089]。

    对于君主宠爱后宫，孙甫的评论，是把君主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的人来看待，而不是以空疏的伦理道德去要求。孙甫于此处紧接着又说：

    既嬖宠之，居处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谒，以干国事，使戚属倚之以作势，奸人附之以窃权，气焰既成，必生祸患而后已[1090]。

    这就是说君主虽然宠爱后宫，但不能过度，不能把个人的情爱转移到政治上去，否则会给国家带来危害，这则是从理性的角度去说明后宫问题。这样的评论既能看到君主作为正常人的一面，又能从理性的角度去认识问题，两者结合，可谓入情入理，使人不得不信服。这与迂腐的伦理要求和枯燥的说教相比，更易使人接收，所以后人评价孙甫的史论是“台谏之纪纲”[1091]。

    孙甫还从人性的角度对一些历史人物作了评论，他认为卢杞为德宗所重用是因为二人“性所合尔”，他说：

    杞以大罪贬窜，徳宗复念之，此由性所合尔。盖徳宗性忌，卢杞性险，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险计，此固易合也[1092]。

    德宗性好猜忌，喜欢臣下逢迎自己，而卢杞则比较奸邪，尤能迎合君主之意，二人性格相投，卢杞遂被长期重用。可见孙甫的评论是从历史人物的心理性格去分析，而这样的分析角度往往是被人所忽视的。

    与孙甫以人情人性等具体方式评论人事相比，范祖禹则强调以“义”“礼”等抽象的儒家伦理道德和纲常秩序为评价标准。在这种标准下，范祖禹的评价不是从历史人物的功绩出发，而是强调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否带来道德上的积极影响。如他以李渊、李世民父子起事为例说：

    匹夫欲自立于乡党，犹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图王业，举大事而可以不正启之乎？太宗陷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何以示后世矣？……惜乎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1093]。

    一个“胁”字表明，范祖禹这种评论人事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程颐等理学家的影响，在这种评价标准下，以“义”为主的道德标准是唯一的尺度，历史人物的功绩在某些条件下并不被认可，所以他指责唐太宗是“不知义”之人。这种评价方式是为理学家所认可的，他们认为范祖禹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辨夫名分之际，以正天下之大纲”[1094]。但这种极端化的要求，无异是不符合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祖禹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已经逐渐脱离了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了。

    在评论君主方面，尤其是君臣关系的处理方面，二人的评论是迥异的。孙甫强调君主应懂得必要的“驭臣之术”，认为“夫君之为国也，必有驾驭大臣之术”[1095]。这种“驭臣之术”实际上就是要求君主用法家的方式来驾驭大臣，孙甫为此指出“法者，人主之操柄”[1096]，要求“人主操天下之势，不可一日失威令”[1097]，并认为如果“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则大臣不骄。大臣不骄，则中外自肃”[1098]。可见法家所提倡的“法”“术”“势”在孙甫的史论中都有提到，所以他服膺的当是法家的理念。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孙甫要求君主对臣下保持高度的威严，而不是推心置腹，甚至要求“人君或嗜于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于事，不可使有迹”[1099]。这种威严其实是对大臣的极度不信任，为此他还专门模拟君主遇到“言者”说某人是朋党时该如何区分辨别的情形，以严防臣下欺瞒，他说：

    有人言于君曰：“某人朋党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当诘之曰：“朋党有何状？”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当诘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陈所欺之事害于国，病于人，图于利，其状明白，此朋党无疑。大则罪之，小则疏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陈害人图利之状，此乃诬人以朋党，大则罪之，小则疏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陈似是之状，未甚明白，君当审其人与言者位不相逼乎？素无仇怨乎？何人以公议进？何人以权幸用？何人论议有补于国？何人才行有称于时？复参验他臣而究其本末，则言者与被言之人是非辨矣[1100]。

    孙甫于此处详细列出君主处理朋党之事所当发问之语，并将不同情况下所需要的回应之语也都一一列出。所作模拟极为细致，将一个君主以威严的口吻诘问下臣的场景十分生动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范祖禹则要求君主对大臣应“御以至诚”，他就有人劝太宗以诈术试探臣下忠贞与否为例说“夫为君而使左右前后之人皆莫测其所为，虽欲不欺不可得也”[1101]，这恰与孙甫所说“人君或嗜于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于事，不可使有迹”相反，足见二人观点迥异。在范祖禹看来，君主对大臣要“御以至诚”，一方面是不可“轻侮其臣”[1102]。这种不可轻侮，是要求君主对大臣要有必要的尊重，他认为“君臣以道相与，以义相正者也。故先王以群臣为友，有朋友之义，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1103]。这与孙甫强调君主对大臣应当保持十足的威严相比，确实是大相径庭。并且，对大臣的尊重与否，尤其是对宰辅重臣的尊重与否，在范祖禹看来甚至是关乎到国家治乱兴衰的，他说：

    开元之初，明皇励精政治，优礼故老，姚宋是师。天宝以后，宴安骄侈，倦求贤俊，委政群下，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顾国体，巧言令色以求亲昵。人主甘之，薄于礼而厚于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奸。故人君不体貌大臣，则贤者日退而小人日进矣[1104]。

    范祖禹要求君主对大臣的尊重，不仅仅是出于“礼不可不尊”，更是一种对于“人君不体貌大臣，则贤者日退而小人日进矣”的政治忧虑。

    另一方面，范祖禹所要求的诚，也是希望君主对于大臣能“任而勿疑”。他认为“人君劳于求贤，逸于任人。古者畴咨佥谐然后用之，苟得其人，则任而无疑，乃可以责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乎？”[1105]这是以开元之治为例，指出君主任人不疑的重要。此外，他还以隋文帝和唐太宗相比较，指出用人不疑的重要，他说：“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务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为，则虽圣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无大小皆归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贤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无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1106]认为隋文帝虽然勤于政事却好疑臣下，而唐太宗因为信任臣下，虽然不如隋文帝勤于政事，却反能使政治清明。

    总的来说，孙甫与范祖禹在君臣关系方面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这与二人所持的理念不同有关。孙甫是在法家的基础上对君臣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范祖禹是以儒家的伦理纲常来要求君主，所以说“伯恭晚年谓人曰：‘孙之翰《唐论》胜《唐鉴》。’要之，也是切于事情，只是大纲却不正了。”而这种大纲不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指责孙甫是以法家而不是以儒家伦理作为立论的指导。

    四 二人史论的价值及其局限

    二人史论的价值，一方面在于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唐朝的治乱兴废作了不同的理解与论断。另一方面则是二人史论的不同风格也影响到他们在宋代史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与成就。就孙甫而言，他的史论近似于一种历史解释型的史论，[1107]是以史家的眼光去评判历史人物与事件。而范祖禹的史论则明显有理学影响的痕迹，但这种痕迹只是一种渗透而已，并不是范祖禹史论中的主要方面，就他的史论所受理学影响而言，仍然还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影响为主。所以宋人韩淲评论说：

    《唐论》有才术，《唐鉴》有学术。《论》所及者，广可以开明于臣下；《鉴》所陈者，正可以耸动于人主。之翰史才也，醇甫学者耳[1108]。

    蒙文通先生则在此基础上综合孙甫、范祖禹、胡寅三人的史论，评价说：“之翰为史家，淳夫为儒者，致堂为道学。理道之旨，三变而益隘。议史不同，亦正由言学之日益殊也。”[1109]这就表明了孙甫、范祖禹、胡寅三人的史论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史论，其中孙甫的史论是史家之论，胡寅的史论是理学化的史论。而范祖禹的史论则是介于史家之论与理学之论中间，其中既有对历史规律的探讨这一史家特有的色彩，也有初步的历史人物的理学性质的评价。但是，他的这种理学性质，还只是较为粗浅的，[1110]并没有达到朱熹、胡寅那种史论理学化的地步。所以这个阶段的史论，我们称之为受理学影响的史论，还不能说是理学化的史论。三家史论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反映了两宋史论的发展概况及其大致的分类。

    毋庸置疑，二人史论也存在着局限。孙甫主要是持论偏颇，如在评价唐太宗时有护惜之嫌，往往不能客观公正。他认为唐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齐”[1111]，故对之极力推崇，因此论中对于太宗一些在后人看来有所不妥的事情，便极力淡化。如太宗与刘文静、裴寂等共同胁唐高祖起兵事，范祖禹在论中不仅指责裴寂等人，对于唐太宗的指责亦十分明显，甚至直接指责他为“不知义”之人，而在孙甫这里却只是说这是刘文静一人之谋，他说：“刘文静一时之谋，遽求助于突厥，斯自小也。……后突厥恃其微功，连岁入寇，盖由兹失策也。”[1112]完全就没有提到太宗。对亲征高丽事亦是如此，他认为太宗之所以亲征，是“李勣顺意生事”造成的，遂将李勣批评一通。对于太宗，他只是无关痛痒地说“太宗英雄自恃，忽于深虑”[1113]，显然是归罪于臣下。

    范祖禹则有割裂史料强为史论的缺陷，如唐太宗怀疑宇文士及是小人之事，范祖禹先将史料删削如下：

    帝尝指殿下树，爱之。殿中监宇文士及从而誉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尝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1114]。

    在这段史料里，宇文士及是以小人的形象出现的。而太宗对他的斥责，也恰好表现出“亲贤臣、远小人”的贤君形象。所以范祖禹于其后作了一篇相对较长的议论，对君主“亲贤臣、远小人”的重要性作了阐述，是整个《唐鉴》中较为重要的一篇史论。但是我们在核对原始材料后发现，范祖禹将这段史料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使宇文士及的形象，尤其是在太宗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重要变化。据唐人笔记《大唐新语》以及《隋唐嘉话》记载，此事本末是这样的：

    太宗尝指一树下，曰：“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谓之曰：“魏徵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臣面折廷争，陛下常不举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太宗怒乃解[1115]。

    可见原始材料作为君主亲贤臣远小人的立论依据并不明显，而宇文士及的那段辩解的话，尤其是太宗的“怒乃解”甚至是起到了相反作用，即唐太宗最后并未完全认为宇文士及是小人，至少是对他的“良苦用心”予以了默许。而范祖禹为了论证君子小人之说，却予以割裂，将原始材料中宇文士及自辩的话，弃之不用，正是为了便于对后面史论的阐发提供依据。

    除此之外，二人的史论还有其他的一些缺点与不足，如范祖禹的史论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既言“事不师古，不足为后世法也”[1116]，又说“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1117]；又“圣人以天下为耳目，故聪明；庸君以近习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唯在远近大小而已矣”[1118]，其后则言“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谋大，以远谋近，此人君偏听之弊，鲜有不败事者也”[1119]。所以朱熹说范祖禹的史论是“说得这一边，便忘却那一边”[1120]。总的来说，虽然存在这些不足，但这并不是二人史论的主要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他们对唐朝历史许多中肯的评论才是他们史论的价值所在，并且，对于他们在宋代史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也应予以重视。

    作者简介：张宇，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11级博士。

    “天涯海角”：宋代华夏世界南端的构建

    李凯

    既往对于广西“天涯海角”的研究[1121]，提出了历史上广西“天涯海角”的地理概念，分析其形成的政治地理因素，并且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历代对广西“天涯海角”的描述与吟咏所体现出的思想情感，然而这些研究还没有涉及到“天涯海角”这一地理标志形成本身所体现的一种文化观念的变化。从文化空间理论分析，《岭外代答》中“天涯海角”作为华夏世界南端的记录，不单是一种地理空间划分的变化，同时也是一种思想观念变迁的产物，通过对于宋代广西“天涯海角”地理标志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细致地了解宋代的士大夫的思想观念。

    本文主要通过对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与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进行文本分析，同时结合文化空间理论进行研究。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与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在《四库全书》中被归入到史部地理类，是他们任官广西，或亲身经历或听人传闻，对南宋时广西所作的详实记录，包括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人文遗迹、草木鱼虫、风俗特产、海外贸易，等等，成为研究宋代广西情况的珍贵而可靠的史料。既往的研究多是从其史料价值出发，而忽视了范成大周去非等，作为南下的士大夫，在详实的记录背后无不蕴藏着作者自身的思想文化观念，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更利于我们揭示南宋士大夫对广西文化心态的变化在构建“天涯海角”这一地理标志时所具有的重要影响。

    一 地理国界

    南宋偏安一隅，加强了对于广西的开发与管理。随着士大夫大量地南下广西，加深了对于广西的了解与认识，在这一背景下空间边界的观念也在士大夫的叙述中进行着重构，新的华夏世界南端的标志——“天涯海角”开始出现。“广西‘天涯海角’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周去非所作《岭外代答》一书中”[1122]，这一边界观念，在后世也不断得到士大夫的关注与吟咏[1123]。

    “天涯海角”这一华夏世界南端的标志源自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天涯海角”条的记录“钦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盖南辕穷途也”[1124]。“周去非所记的‘天涯海角’条目，是我国最早有地物标志和有实地可指的‘天涯海角’的书面记载”[1125]。这一地理概念是由人文景观“天涯亭”、“海角亭”以及行政区划“钦州”（今钦州）、“廉州”（今合浦）所组成，不同于山川河流所形成的自然边界，这一地理观念的形成更加是一种人为构建的结果，与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所持有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

    “天涯海角”背后体现的边界观念，与实际的地理国界有着密切的关系。交趾在五代末已割据自立，经过太平兴国时期的战争，嘉祐时代的战争，到熙宁时期的战争后，宋朝放弃了征服的意图[1126]，宋孝宗赐名“安南国”，从此宋朝正式承认其独立国家的地位，于是宋朝与安南之间的国界逐渐建立与清晰。宋朝与安南之间的边界，不仅是以战争的博弈，也是在相互协调下加以确定的，在熙宁时期的战争后，宋朝与交趾开始谈判与协商边界。到元丰七年（1084）双方大体划定边界：“以庚俭、邱矩、叫岳、通旷、庚岩、顿利、多仁、勾难八隘为界，其界外保、乐、练、苗、丁、放近六县、宿、桑二峒，并赐卿主（交趾）领。”[1127]这样在广西南部出现了一条事实上的国界。由坐落在钦州的“天涯亭”与位于廉州的“海角亭”所组成的“天涯海角”，便位于这一国界线附近，周去非“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1128]的叙述，无疑是对“天涯海角”这一边缘界限的概念从现实地理边界角度所作的一种诠释，“天涯海角”似乎是当时地理国界的体现。尹国蔚也认为“天涯海角”的出现与此有关，“直到五代后期与北宋相交之际，越南开始脱离中国，钦廉沿海开始成为由海入交州的起始点，形成了这里作为‘天涯海角’的政治地理背景。”[1129]

    二 文化边界

    “天涯海角”作为华夏世界南端标志的观念又不是单纯的地理国界的反映。在文化空间理论中，刘苑如等著《空间、地域与文化》认为“空间的表征并非只是一种物理的表现，它涉及了个人对于空间讯息的思考、推理和操作。因此，透过空间表征所表述的空间就不再是静态不变的物质，也非纯然的想象，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1130]。福柯提出地理观念背后流露出权力的掌控，“领土无疑是地理学的概念，但是它首先是一个法律——政治概念；某一权力所控制的地域”[1131]，葛兆光认为空间的观念潜含着文化与身份的认同，“空间划分与描述是历史和文化的结果，地理空间又是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标志”[1132]。“天涯海角”作为地理标志，在体现空间国界划分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或权力关系的产物，与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

    在杜佑的《通典》中关于“南蛮”的叙述，包含了《南蛮序略》、《岭南序略》以及《海外序略》三个“序略”。虽然包括了今广东与广西的岭外处于唐朝的统治之下，但岭外仍然被归于“南蛮”之中，并且认为其为“荒服”，“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1133]，作《岭南序略》，介绍其历史沿革与民族习俗，甚至比其他归入到“南蛮”的境内少数民族在观念上还要偏远，如《南蛮序略》中其被归于“要服”，“南蛮，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1134]。在儒家传统观念中，“要服”与“荒服”处于不同的权力地位，“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1135]。因而在唐代隔绝内地与岭外的地理标志五岭也常被视为华夷南界，如唐代狄仁杰就认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1136]，以及作为观念中世界南端的标志，如《旧唐书·太宗纪下》“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1137]。这样唐代实际统治下的国境南端，与文化观念上的世界南界并不一致。而这种地理标志的出现与存在，又与其背后所支撑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

    这一边界观念，随着南宋对于岭外特别是广西的接纳与认同，而渐渐发生了改变，岭外渐渐融入到当时士大夫的观念中，开始接纳进中华文化圈之中。五岭也因这一认同的文化心态，在周去非的叙述下从隔绝的天堑变为沟通的渠道，“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1138]。海南和“黎”则更加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如《岭外代答》把“海外黎蛮”放在《外国门》较为靠前的地方，表明周去非不是简单地因循或照搬，而是有意为之，流露出自身的一种文化观念。稍后赵汝适的《诸蕃志》中，关于海南与“黎”上又对《岭外代答》进行了改变，在《诸蕃志》中海南与“黎”虽未在《志国》中出现，却特别在《志物》中出现，尤其是其对于海南的论述，类似于《通典》中岭外的记述，先介绍州县沿革再叙述“黎”，《诸蕃志》是只记录海外国家的，而这里专门记录海南与“黎”，可见在当时的士大夫的心目中，海南与“黎”虽然事实上处在国境之内，但在士大夫的观念中似乎游离于华夏文化边界之外，类似于“外国”，而又不能归入到“外国”之中。这一点在正史中也有体现，《宋史》的《蛮夷传》不同于之前正史的《南蛮传》，其范围内容不仅从域外国家转向了境内少数民族，而且《蛮夷传》中的称呼也从部族名称转向了羁縻州隶属州的名称，但是“黎”仍以部族名称命名为“黎洞”，这一名称与《宋会要》中的记载相同，可见其反映的是宋代国史的情况。以羁縻州隶属州名称代替部族名称体现了对于境内少数民族的内化与管理的加强，而“黎洞”作为部族名称的突出，其实体现了一种与周去非类似的对于“黎”的区别和疏远观念。

    在周去非、赵汝适的叙述中，海南与“黎”所游离的这一文化边界，无疑是以“天涯海角”为标志的宋代士大夫自我文明的认同所界定的，体现了华夏文化在南下扩展的过程中，对文化边界的重构，同时也是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复杂文化观念的一种反映。这使我们更加确认了“天涯海角”这一华夏世界南端标志的形成，不是国界地理的简单重合，更加是一种文化边界上区别他者，凸现我者的文化空间划分。

    三 从冷漠隔绝到关心认同

    “天涯海角”文化边界的形成，流露出当时士大夫对于岭外广西的一种文化心态的变化。分析成书于南宋的《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我们可以发现以周去非为代表的士大夫在接触与了解的过程中，对广西产生了一种从冷漠隔绝到关心认同的文化心态上的转变，这成为“天涯海角”形成的文化因素。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特别提到了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一些看法，呈现出一种隔绝冷漠，甚至充满歧视的眼光。如《自序》中自己要赴任广西“姻亲故人张饮松江，皆以炎荒风土为戚”[1139]。对范成大的一些赞美广西的言论，内地的士大夫甚至采取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既不相信也不愿意接纳进他们的视野之中，“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闻者亦不能信”[1140]。这一观念即使范成大试图以引用前人诗作等方式来强化自己的论证也往往难以扭转，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内地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一种冷漠隔绝的排斥心理：“顷尝图其真形，寄吴中故人，盖无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争也”[1141]。然而周去非写作《岭外代答》时，在《序》中已经要说“乃亲故相劳苦，问以绝域事，骤莫知所对者，盖数数然……应酬倦矣，有复问仆，用以代答”[1142]，正因为大量的询问难以简单的口头解释，于是周去非写作了《岭外代答》，其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两种截然的态度，这表明了当时士大夫群体对于广西的一种文化心态的转变——渐渐由隔绝冷漠变为关心了解。

    这种文化心态的急剧转变，不是简单地如范成大所谓，广西与内地已无太大的差别，《宋史·地理志》中记载“广南东、西路……大率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1143]。据今珠江流域发掘的宋代墓葬，“各类墓葬也必定存在着民族差异。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两广地区的宋墓的确有不少异于其他地区的葬俗”[1144]，这表明了宋代两广与内地之间的文化风俗还存着较大差别。在南宋强化对广西的开发与治理的背景下，这种文化心态的转变既与在深入广西的士大夫自身文化观念的改变有关[1145]，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范成大周去非等的历史叙述中，把这一关心了解的文化心态传递给内地的士大夫群体，影响了这一文化心态的转变。

    事实不止是一种关注态度的改变，这些笔记的作者，同时也是以南下的内地士大夫的视角来进行观察和记录，如“广右”这一名称的使用，“广右无酒禁”[1146]，类似“江左”同是一种以北方为坐标观察南方所产生的概念。而且其写作的目的是要实现范成大、周去非等希望的内地士大夫对广西在文化心态上的接纳与认同，因而在笔记中不经意间流露出他们沟通的对象是当时江浙福建等内地的士大夫，如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记载了广西无雁：“余在静江数年，未尝见一雁，益信有回雁之说”[1147]，雁并非广西的物产，这一叙述所针对是范成大在《骖鸾录》中“世传阳鸟不过衡山，至此而回。然闻桂林尚有雁声”[1148]的疑问，此时范成大尚未至广西，这一问题无疑是当时内地士大夫所关心与希望了解的，可以论证传统衡阳回雁峰的观念。又如周去非记载当地的一种竹子，要以江浙的斑竹来比较这种竹子，说明其不同于“江浙间斑竹，直一沁痕而无晕也”而“中有叠晕”[1149]。再如对“南山茶”一种当地特产的物种的叙述，也要把其与内地联系起来，“如中州所出者”但却“别自有一种，叶厚硬，花深红”[1150]，又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柚子”的记录，提到了其另一种用途“打碑”，并惋惜这种方法不能北传：“此法可传，但北州无许大柚耳”[1151]，再如“石栗”对这种当地的物产给予了详细描述时特别提到北方所熟悉的称呼，“北人或呼为海胡桃”[1152]都是类似的例子，似乎是在与内地的士大夫进行着对话。这表明了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记录，不单是一种个体偶然对广西产生的兴趣，同时也是当时南下的内地士大夫通过对广西的叙述，希望以此介绍给内地士大夫群体，让他们了解广西，从文化上包容接纳进自身文化之中。

    这种对于广西的接纳包容不单是打破原有的隔绝无知的状态，沟通岭外与中州的文化上的联系，介绍岭外广西，更细化为在对于广西的历史叙述中，时时存在着士大夫从自身的文化立场上出发，对于广西的一种文化上的改造与融合。

    这种改造体现在沟通外界，打消隔膜，通过强调历史记忆的方式来加强岭外广西与中原文明历史传统上的联系，把广西纳入士大夫的认识中来，实现文化心态上的认同。类似王明珂《华夏边缘》中强调祖源的共同历史记忆在改变族群认同与实现春秋时吴国华夏化中的作用，“族群（ethnic group）是由集体祖源记忆来凝聚，并以改变、创造新的集体祖源记忆来达成认同变迁”[1153]，潜含着一种通过强化共同的历史记忆来突出广西与中原历史联系的文化改造，更加强调了广西当地与中原文明的继承与联系，以完成文化心态上对于广西的接纳。如《岭外代答》中“茅卜”的记录，“茅卜”是广西当地的一种用茅草占卜的方法，周去非在了解后，就把其与《易》以及楚辞《离骚》中的占卜联系起来，“余以为此法，即《易》卦之世应揲蓍也。尝闻楚人篿卜，今见之”[1154]，又如“蜮”，这种生物在当地被称为“十二时”，甚至曾让周去非身染瘴疾重症，然而周去非还是要把其附会为《书传》中的“蜮”:“余曰：‘非所谓蜮者欤？’生曰：‘然，书传所载，即是物也’”[1155]，再如对“大蒿”的描述，广西当地高大壮硕可以用来做“轿杠”的蒿草，周去非没有惊讶其与内地的不同，而是联想到《礼记》所载“蒿宫”应与其类似，“古有蒿柱之说，岂其类乎？”[1156]又如在“河鱼”的记录下本来普通的当地生病河鱼，也让周去非对《左传》中的记录有了更加醒悟的认识：“《左氏》‘河鱼腹疾’语，迄无定说……因悟申叔时河鱼之说”[1157]等等，这些都是广西当地固有的习俗与物产，是否真如周去非所谓是儒家经典在当代的孑遗尚难考证，但在这种叙述下广西的文化与中原上古和经典联系起来，易于使士大夫转变对于广西的文化归属感，把广西纳入士大夫的叙述与文化认同之中。通过这种改造，岭外广西从一个似乎异质的蛮荒文化一下子在这种联系下与中原文明溯源到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从而建立起“蛮”与中原的认同意识，把“蛮”包含在华夏“我者”之内。

    事实上这批南下的士大夫所带回的文化融合下的广西的意象与观念，也在当时的内地士大夫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在传抄的过程中影响深远。如南宋晚期黄震的《黄氏日抄》就专门抄录了《桂海虞衡志》，其在抄录之外还详加评论，表明了他对此书的重视。《桂海虞衡志》也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周密《齐东野语》、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马端临《文献通考》等所引用，又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等书目所著录。而这一时期我们同样可以从《岭外代答》的著录情况，了解到当时士人对此书的重视。据杨武泉考证当时此书即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拾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等书目，又见引于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赵与时《宾退录》（卷五）、谢采伯《密斋笔记》（卷四）等书。事实上这些书籍的传播，要比著录的情况更加广泛，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文化心态在士大夫群体中的扩散。

    从这样的文化心态出发，经过当时任官或游历于此地的南宋士大夫的详细的考察，他们以一种南下的士大夫的视野，从中原文化的传统中入手，包容和改造当地的固有形象，使其形成一种内地士大夫所认同的文化形态，进而从文化观念上把对广西的隔绝冷漠的心态，转化为和谐一体的认同，使广西在文化心态上融入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

    四 认同下的历史诠释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了思想资源、历史记忆与重新诠释的理论方法，“当下的处境好像是一种‘触媒’（accelerant），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在唤醒与压抑里，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在选择的历史回忆中，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而在重新发掘和诠释中，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传续和变化。”[1158]在广西“天涯海角”形成背后，亦是南宋士大夫对广西文化心态认同的形成过程，同样存在着思想资源、历史记忆与重新诠释的构建过程。

    在《通典·州郡典》中杜佑采取的叙述体例，把天象星辰与空间划分相联系，并叙述人间的风俗，进而把其以体现权力秩序的九州、十二州的顺序加以编排。这样的历史叙述下，现实的地理空间观念，不仅与宇宙天象而且与上古帝王联系起来，这样九州乃至十二州的历史叙述，就在这种历史记忆的过程中而赋予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与秩序感。

    然而这一历史叙述中，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记忆，他们作为思想资源，在杜佑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着重新诠释的过程。一种是上古的历史记忆，他们往往与儒家经典理念联系在一起，“九州之区域，在昔颛顼及于陶唐，分而为九，其制最大。”[1159]而在这一历史记忆下，岭南并不包括在其中，“岭之南，所置郡县，并非九州封域之内也。”[1160]另一种是中古的历史记忆，虽然其也追述到周代，但更多地论述秦汉以来的地理沿革与政制完善，“凡国之分野，上配天象，始于周季，定其十三。”[1161]在这一历史记忆中，岭外所在的越地，又是包括在其中，“越地，牵牛、婺女之分野。得汉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野。”[1162]这样中古的历史记忆即秦汉以来的现实的地理沿革，与上古的历史记忆之间在关于岭外的观念上并不一致，这样两种不同历史记忆作为思想资源，在杜佑的历史叙述下，就必然存在一个通过重新诠释而加以统合的问题。

    在重新诠释的过程中，杜佑对岭南被纳入“古越地”之中产生了质疑，“又按越之本封，在于会稽，至勾践强盛，有江淮之地，天子致胙，号称霸王，正当战国之时，凡得百四十二岁。后至秦汉，方有闽摇。虽虚引其历代兴亡，而地分星躔，皆不相涉。及赵佗奄有，时代全乖。未知取舍，何所准的，凡为著述，诚要审详……然已载前史，历代所传，今且依其本书，别其境土，盖备一家之学，示无阙也。”[1163]也即秦汉以来对于岭外地理沿革的历史记忆，难以与儒家理念的上古历史记忆衔接起来，在这一重新诠释中，杜佑所采取的是对于班固的《汉书》与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的质疑，表明在上古历史记忆与中古的历史记忆的选择上，杜佑选择了上古历史记忆作为准的，把现实的政治制度归入到大的历史传统之中。杜佑在《州郡典》最终采纳了上古历史记忆的九州作为叙述体例，同时又把历代的沿革纳入其中，“今辨禹贡九州并南越之地，历代郡国，析于其中”[1164]。在这一过程中，表明了杜佑的诠释的过程是要把现实的中古历史记忆，纳入到了上古历史记忆的大传统之中。

    杜佑这种重新诠释的背后，一方面表明杜佑把儒家的理念置于现实的统治之上，作为统治的原则，另一方面反映了唐代对于岭外包括广西的复杂而冲突的文化观念以及“五岭”作为地理标志背后“国界南端”与“世界南端”的矛盾，杜佑在观念上追溯一种上古历史记忆的大传统，因而突出了岭外的“蛮”的观念，同时秦汉以来强化了岭外的统治，其成为历代政权的一部分。这样一方面在《州郡典》中，“今辨禹贡九州并南越之地，历代郡国，析于其中”[1165]岭外即越地被纳入《州郡典》的历史叙述中；同时在《边防典》中，又把岭南整个的归入到了“南蛮”之中，单独作《岭南序略》，并认为“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1166]。

    同样在南宋时专门记录了广西情况的《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中在对于广西的文化心态转变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的重构过程。如对“交趾”的考证。

    这里所讨论的不单单是“交趾”这一地理的概念，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1167]，“交趾”所指代的是南方广大的“蛮”，这一上古的历史记忆是当时的士大夫在与“蛮”的接触中无法回避的传统观点，更由于其出于儒家经典而使得其在士大夫心目中有着一种无可置疑的合理性，这增加了当时士大夫接纳广西，使其融入华夏的困难。而在中古的历史记忆中，秦汉以来的地理沿革中，交趾则具化为一个行政区划，在周去非与范成大对于交趾的考证中，不单单是为了论证一个在当时由于安南的独立而已经逐渐外化的地理概念，如在《岭外代答》中安南被归入《外国门》，而是在历史记忆作为思想资源加以重新诠释的过程中，重构对于广西与“蛮”的文化心态。

    范成大与周去非对于“交趾”的考证，首先从中古的历史记忆出发，进而怀疑上古的历史记忆，范成大质疑“历代置守，今独为蛮方”[1168]进而认为“今安南地乃汉唐郡县，其人百骸，与华无异”[1169]，周去非论证“余至钦，见夫黑齿跣足，皂其衣裳者，人耳，乌睹所谓足无节，身有毛者哉？”[1170]，范成大用秦汉以来历代的地理沿革，周去非则侧重现实统治下的亲闻经历，提出对于上古经典的历史记忆的质疑，这里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其在范成大与周去非的重新诠释的过程中，经历了与杜佑正好相反的过程，突出了中古的历史沿革，而忽略与质疑了上古的历史记忆。然而这一上古的历史记忆，作为儒家经典的思想资源，又使得范成大与周去非，难以像杜佑那样直接以否定的形式加以改变，于是他们采取了重新诠释的方式，周去非采取的措施是把其限定到一个更小的范围之内，“人言道州诸儒，今道州人七尺，而昭州恭城县与道接畛，间产一二诸儒，窃意南定县如恭城也。不然，岂其人足皆无节而能更相扶耶？间受戾气，遂以得名，意当如此。”[1171]而范成大则把其重新归入一个更遥远的区域，“或传安南有播流山，环数百里，皆如铁围，不可攀跻，中有土田，唯一窍可入，而尝自窒之，人物诡怪，不与外人通。疑此是古交趾地，必有能辨之者。”[1172]在这种观念的挪移之中，使得传统观念下的偏见和歧视被驱离到一个更加遥远和狭小的空间中去，这一过程中，周去非与范成大，弱化了上古历史记忆，忽略了其作为经典的典范性，突出了中古历史记忆中的地理沿革与历史联系，实现了儒家经典中作为文化观念的“蛮”的范围的缩小与概念的转移，这样在范成大、周去非的历史叙述下，岭外广西的文化观念，也就有了脱离了“蛮”的概念，而与中原内地有了趋同的可能性。

    这一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从历史记忆、思想资源和重新诠释的理论方法理论出发，无论是杜佑或周去非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都并非是简单的怀疑或否定，而是要以传统的经典或思想的诠释作为思维的工具，表达着士大夫更为内在的观念与思想。在这种诠释背后，宋代士大夫对于广西的文化心态发生了改变，而“天涯海角”在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成为了宋代华夏世界南端的新的标志。

    五 结语

    在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第一次记录了宋代广西作为地理标志的“天涯海角”。“天涯海角”这一华夏世界南端标志的形成，既与宋代日渐清晰的地理国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宋代与安南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同时“天涯海角”的观念，更加作为一种文化边界，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在对广西接触与了解增多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心态上的变化。在这种认同的文化心态下，随着南宋士大夫的叙述与描写，对历史记忆的重新诠释，岭外广西被容纳进华夏文化之中，构建了“天涯海角”，作为宋代华夏世界的新的南端。

    作者简介：李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14级博士生。

    辽朝何以“雄长二百余年”——《辽史》论赞相关议论探究

    吴凤霞

    辽朝（916～1125年）是我国历史上契丹族为主建立的多民族皇朝，也是一个声名远播的政权。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辽朝，相关的历史记载太有限了，所以尽管元末所修的《辽史》失之简略，且错误丛生，一向以来研究辽代历史的人们却不得不重视它。20世纪以来，补正、校勘《辽史》的工作收获丰硕，有关《辽史》的综合性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1173]，但关于《辽史》论赞在意者较少，今本《辽史》有论赞共计134则，其中，本纪“赞曰”9则、后论1则，志有序、后论61则，表序8则，传有序、后赞、后论55则。这些论赞篇幅虽然不长，却是元末《辽史》编纂者较系统考察辽朝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认识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元朝人的历史见识。值得重视的是，在《辽史》论赞中，辽朝存国之长被多次提及，比如《太祖纪》“赞曰”讲到辽朝“历年二百”，《历象志》序言有“授历颁朔二百余年”，《百官志》“北面军官”小序也言及辽朝“雄长二百余年”，《百官志》“南面方州官条”序有“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之句，《辽史·世表》序也言：“起唐季，涉五代、宋，二百余年”，等等。他们也试图探寻辽朝统治二百余年的多方面原因。因此，本文试就《辽史》论赞有关辽朝“雄长二百余年”的议论作简单的梳理和探讨。

    一 “造邦本席于干戈，致治能资于黼黻”

    元末脱脱所上《进辽史表》有言：

    辽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于干戈，致治能资于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亲仁善邻，而和战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敛。吏课每严于刍牧，岁饥屡赐乎田租。至若观市赦罪，则吻合六典之规；临轩策士，则恪遵三岁之制。享国二百一十九载，政刑日举，品式备具，盖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孙失御，上下离心。骄盈盛而衅隙生，谗贼兴而根本蹙。变强为弱，易于反掌。吁！可畏哉！[1174]

    这是辽朝灭亡二百二十年后，元代《辽史》撰者总结有辽一代盛衰兴亡之故所得出的结论性认识。总的看来，当时纂修《辽史》的诸史臣以史为鉴的意义是明确的，他们既对辽朝的“致治”之道持肯定的态度，也对辽朝的变强为弱之易表达了惊惧之意。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辽史》论赞提出的诸多有关辽朝的历史认识的高度概括，尤其是其中的“造邦本席于干戈，致治能资于黼黻”可视为元朝史官对辽朝之所以“享国二百一十九载”的总体评断。在他们看来，辽朝建国依靠的是武力，致治则有赖于“黼黻”之功，这里的“黼黻”似可理解为文治。即后面提到的“敬天尊祖”、“亲仁善邻”、治民、治兵各有分工、重视生产、赈灾济困、遵循六典之规等。只是《辽史》论赞对辽朝文治武功在立国、治国方面的作用有更具体的阐释。

    关于辽以用武立国，与《金史》讲的金以兵得国着重点在于“成功之速”[1175]有所不同，《辽史》论赞认为契丹之兴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辽史·太祖纪》“赞曰”论及契丹先世从奇首可汗徙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之滨说起，历数雅里、毗牒、颏领、肃祖（耨里思）、懿祖（萨剌德）、玄祖（匀德实）、德祖（撒剌的）、德祖弟述澜的历史贡献，并且指出辽朝“信威万里，历年二百”的基础“岂一日之故哉！”[1176]《辽史·营卫志》“部族上”小序叙述了契丹部族自奇首八部以来屡遭强敌侵掠、多次散而复聚的坎坷发展历程。《辽史·兵卫志》序用了几个数字[1177]说明了契丹部族自隋代至辽太宗会同初年兵力不断壮大以至于“莫之能御”的崛起过程。《辽史·地理志》序则从控驭地域的角度记述了契丹兴盛之路：当元魏时，“有地数百里”；至唐，“大贺氏蚕食扶余、室韦、奚、靺鞨之区，地方二千余里”；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至辽盛时，“幅员万里”。[1178]可见，编纂《辽史》的史官对契丹以武兴国的历史轨迹有较清楚的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元代史官厘清契丹辽朝以武立国的历程，只是言明契丹“造邦本席于干戈”，可以肯定，他们并没有崇尚或迷信武力的倾向，相反，作为文臣的他们特别强调文治对辽朝兴盛的重要作用。他们在论述契丹军事实力逐渐增强的过程中，始终不忘“黼黻”之功。因此，有关契丹部族与辽政权的制度建设、有效管理的历史作用在很多序、论、赞中被述及，而且所占的比重甚至超过对武功的记述。比如，《太祖纪》后赞对辽之先世的追述，言及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玄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等[1179]。《太宗纪》后赞称颂辽太宗“威德兼弘，英略间见”[1180]，即是对他灭亡后晋之功的赞扬，又包含对他“备典章”、“厘庶政”的肯定[1181]。《圣宗纪》后赞对辽圣宗的武功是分两部分讲的，先提道：“及宋人二道来攻，亲御甲胄，一举而复燕、云，破信、彬，再举而躏河、朔，不亦伟欤！”然后又讲：“既而侈心一启，佳兵不祥，东有茶、陀之败，西有甘州之丧，此狃于常胜之过也。”显然，这则后赞的撰者对辽圣宗统治时期的军事行动并不是一概而论的，肯定辽朝抵抗北宋的进攻，而对此后辽圣宗时进行的东征西讨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是辽圣宗好大喜功的表现。但对辽圣宗“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侈，录死事之子孙，振诸部之贫乏，责迎合不忠之罪，却高丽女乐之归”等表现出来的治国能力和崇尚忠信、反对奢靡的做法却是赞赏的，所谓“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1182]《辽史》一些志的序更从多方面表达了辽朝文治有益于国家兴盛的观点。比如，关于官制，在《辽史》撰者看来，契丹有优良的传统，即“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1183]而且认为辽代朝官之设就切实贯彻了其“旧俗”的精神，“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1184]应该说元代史官对辽朝官职有些已经茫然不知其具体情形了，不免主观臆测，但他们关于辽朝最初官职之设能够奉行“事简职专”以有益于国家发展的看法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不仅如此，元代史官认为：“辽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各自为军，体统相承，分数秩然。雄长二百余年，凡以此也。”[1185]可见，他们认为辽朝军队管理的井然有序更是辽朝存国长达二百余年的重要原因。至于辽朝“尽致周、秦、两汉、隋、唐文物之遗余而居有之。路车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玺以布号令”，《辽史》撰者更以一句“岂独以兵革之利，士马之强哉”表明了他们的看法[1186]。《辽史·能吏传》序也简要概括了人才对社会治理的重要：“辽自太祖创业，太宗抚有燕、蓟，任贤使能之道亦略备矣。然惟朝廷参置国官，吏州县者多遵唐制。历世既久，选举益严。时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内，察贤否而进退之。是以治民、理财、决狱、弭盗，各有其人。”[1187]《辽史·百官志》“南面军官”小序更表彰了辽朝能够楚才晋用，是“计之善者”。另外，辽朝对于属国、属部的管理，“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也被元朝史官视为“恩威兼制，得柔远之道”[1188]。这些论述让人们领略到了辽朝文治对于国家发展的效用。

    通观元代史官所作的《辽史》论赞，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即契丹辽朝的兴盛是文武相辅的结果，不单纯是武力强大使然，尤其是辽朝的致治仰仗于其文治的成功。今天看来，《辽史》编纂者的这一认识符合辽朝的历史实际。现代学者的研究也表明，辽朝在国家管理方面是有所建树的。陈述先生指出：“契丹人是辽、金、元三代中最早开始组成国家的，在管理工作方面，契丹为金、元留下了不少前例，提供了直接榜样。如‘因俗而治’的原则，虽非契丹创始，但他们集中地发挥了这个意义，金、元、明、清以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这种精神，特别在民族杂居地区，发生了积极影响。”[1189]对辽代政权机构深有研究的何天明先生也认为：“在对辽朝200多年的历史进行总结以后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契丹族统治者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政策或方针的实施，达到了有效统治的目的。”[1190]

    二 “居四战之区”，“制之有术”

    辽朝是兴起于北方的政权，对此，《辽史》论赞撰者也特别予以强调，所谓“辽起朔野”[1191]、“辽起松漠”[1192]、“辽太祖奋自朔方”[1193]、“辽据北方”[1194]等。可贵的是，元代史官也试图从辽朝的地理位置及其独特的居处环境来分析辽朝兴盛的外在动力和内在原因。

    建立辽朝的契丹人早期活动的区域很有限，《辽史·地理志》序言：“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1195]在这样的居处环境下长期生活的契丹人形成的“旧俗”是：“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1196]可以说，契丹人逐渐养成了应对战争的良好机制，“弛兵于民”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全民皆兵，女子也不例外。《辽史·后妃传》后论就讲：“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1197]这是从契丹人的居处环境来解读他们尚武传统，阐明契丹人善战与地理环境、生产生活的关系。

    “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这是《辽史·营卫志》“行营”小序对契丹人建立辽政权后的地理位置所作的概括。《辽史·地理志》序又以行政地理的角度作了一些说明，即“太祖以迭剌部之众代遥辇氏，起临潢，建皇都；东并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太宗立晋，有幽、涿、檀、蓟、顺、营、平、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十六州，于是割古幽、并、营之境而跨有之”[1198]。那么，辽朝所跨有的古幽、并、营之境又有怎样的习俗和风气呢？《辽史》撰者认为，古幽、并、营州，“其地负山带海，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1199]可见，元代史官也试图从区域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辽朝尚武风气的形成。

    10～12世纪，是我国历史上多政权分治的重要时期，在持续二百年的时间里，与辽朝相邻而居的政权有很多，而辽朝最强盛。即“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1200]这段话凸显了辽朝在与周邻国家交往中的主导地位。《辽史·百官志》“北面边防官”小序有更具体的阐述：“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制之有术故尔。”那么，辽朝怎样的“制之有术”，造就了它“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的局面呢？元代史官并没有展开论述，只是说“观于边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图见矣。”[1201]综合《辽史》一些序、论、赞的片言只语，他们所认为的辽朝的“制之有术”大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辽朝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通过战争使“强朝弱附”[1202]。在《辽史》撰者看来，契丹长期生活于用武之地，历经战争的洗礼，至辽太祖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1203]。辽太宗灭后唐立后晋，得石敬瑭所献燕、代十六州，更是“民众兵强”[1204]。此后，辽圣宗时，宋人来攻，“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斜軫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境宁”[1205]。由于辽朝的兵甲之盛，加之军队管理有方，得制胜之道[1206]，才使辽朝周邻强国“莫敢与撄”。

    其二，辽朝重视控驭所统辖的地区，善于防范周邻的强敌。元代史官在《百官志》“北面边防官”下排列的辽朝北面边防官体系也许并不完全正确，但他们关于北面边防官的分类及其设置的目的的推测却可能接近事实，诸如“上京路诸司，控制诸奚”[1207]、“辽阳路诸司，控扼高丽”[1208]、“长春路诸司，控制东北诸国”[1209]、“南京诸司，并隶元帅府，备御宋国”[1210]、“西京诸司，控制西夏”[1211]，等等。这些边防机构和官职的设立被元代史官认为是辽朝对内部诸部族、外部诸邻国“制之有术”的主要表现。其实，元代史官对辽朝一些皇帝的赞美也体现了他们对辽朝“制之有术”的认可。比如，他们称赞辽太祖“有帝王之度”和“有英雄之智”的行为主要指的是他对征服诸部、诸国的控驭：宽仁大度与牵制防范并用[1212]。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元代史官力图从辽朝的地理位置、民风、与国内诸部、属国及邻国的关系等多方面综合考察辽朝雄强长达二百余年的原因，其“制之有术”之说还是颇为中肯的。

    三 不轻用兵，所以“长世”

    值得注意的是，修纂《辽史》的元朝史官们虽然认为辽朝在与其周邻强敌争衡中武力是占据优势的。但他们想不明白辽人战胜攻取的“奇谋秘计”是什么。《辽史》卷九十五后论讲了这样一段话：

    辽自神册而降，席富强之势，内修法度，外事征伐，一时将帅震扬威灵，风行电扫，讨西夏，征党项，破阻卜，平敌烈。诸部震慑，闻鼙鼓而胆落股弁，斯可谓雄武之国矣。其战胜攻取，必有奇谋秘计神变莫测者，将前史所载，未足以发之邪？抑天之所授，众莫与争而能然邪？[1213]

    从这段评论看，论者未能找到辽朝战胜攻取的根本原因而怀疑前史有遗漏，甚至将“众莫与争”归之于“天之所授”。之所以如此，大概与他们的政治主张有很大关系。他们赞同这样的看法：“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争者末节，可遏而不可召。”他们信奉：“仁者之无敌”[1214]。因此，他们不相信武力是“众莫与争”的真正原因。

    《辽史·兵卫志》后论关于辽朝的军力有一个说明：“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宫丁、大首领、诸部族，中京、头下等州，属国之众，皆不与焉。”[1215]这里，《辽史》撰者所说的辽“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统计数据，但他们很明确表达的是辽朝军力强大。引人深思的是，元代史官讲明辽朝拥有强大军力的同时，他们又特别强调：“不轻用之，所以长世”[1216]。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辽朝国祚久长的真正原因恰恰是不轻易使用武力。仔细审视《辽史》论赞，这简单的八个字却寓有深意。一方面，《辽史》撰者确实认为辽朝用兵较为审慎。尽管《辽史》论赞中有多处针对辽朝采用征伐手段震慑属国、邻国的人和事的批评[1217]，但却未见有如《金史》论赞中提到的“金以兵始，亦以兵终。呜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欤，可不慎欤！”[1218]的警示话语。考察《辽史》论赞关于辽朝灭亡的原因，主要从辽之内难[1219]和辽末柄国之臣误国[1220]两方面讲的。也就是说，元代史官认为辽亡与金亡不同，辽朝灭亡与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及辽末天祚帝和掌握实权的一些大臣误国有直接关系，与用兵关涉不大。《辽史》论赞中对辽朝与属国、属部、邻国关系处理中主张和好的人和事予以赞美可视为对辽朝不轻用兵的诠释。比如，《天祚皇帝纪》后赞有这样的评语：“圣宗以来，内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邻好，四境乂安。维持二百余年之基，有自来矣。”[1221]《兴宗纪》后赞有言：“至于感富弼之言而申南宋之好，许谅祚之盟而罢西夏之兵，边鄙不耸，政事内修，亲策进士，大修条制，下至士庶，得陈便宜，则求治之志切矣。”[1222]《百官志》“南面边防官”序称：“宋以文胜，然辽之边防犹重于南面，直以其地大民众故耳。卒之亲仁善邻，桴鼓不鸣几二百年。此辽之所以为美也欤。”[1223]可见，论者推扬“亲仁善邻”的意图十分明确，也把辽朝与周邻政权的和平相处与“长世”紧密地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辽朝不轻用兵，所以“长世”的论断一定程度也寄寓了元代史官的政治主张。据元人危素言，元代所修辽、金、宋三史的论、赞、表、奏都是欧阳玄属笔[1224]。从《辽史》、《金史》、《宋史》论赞就同一人出现不尽相同的评论看，当是参与三史编纂的史官们都曾撰写相应的论赞，最后由欧阳玄把关。《进辽史表》虽云脱脱言，其实是欧阳玄代笔这一点可以肯定[1225]。欧阳玄是元朝著名史学家，《元史》本传称他“三任成均，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实录、《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屡主文衡，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玄手。”[1226]作为元代中后期最重要的文臣，欧阳玄很清楚元顺帝至正年间的社会局势，因此，以欧阳玄为代表的元代史官论述辽朝“长世”的原因而强调不轻用兵，包含有弘扬儒家仁政主张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入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期望。这从他们所讲的“史臣虽述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人君之鉴戒”[1227]的修史的宗旨可以证明。

    综上，《进辽史表》、《辽史》论赞关于辽朝“雄长二百余年”的论说大致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辽朝以武立国，而强盛不单纯依仗武力，“黼黻”之功不可没；二是辽朝“居四战之区”，内外部环境十分复杂，却能“虎踞其间”，而且“长世”，军力是基础，控驭有方是保障，亲仁善邻、不轻用兵是关键。这两个方面彼此相关联，前者是具有普遍性的论断，后者是具体的阐释。总体上看，元代史官对辽朝何以“雄长二百余年”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辽朝、理解辽朝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他们对其观点的阐释视角比较独特，既注重对契丹人及辽朝地理环境的考察，又关注辽朝传统习俗及建国后制度文化的变化，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贯彻了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且，他们本着“臧否是非，不迷千载之实”的原则，也确实摒弃了《五代史》和宋朝旧史“予夺各循其主，传闻况失其真”的褊狭观念，大体实现了“议论归正”的目的[1228]，展示了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背景下史官的恢弘气度。其文简洁质朴，却也不乏思辨色彩。其思想性尤其值得重视，可以说，元代史官在议论中不仅传承了儒家仁政思想和致治观念，也有针对性地剖析了辽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兴盛原因，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古代兴亡论的内涵，对于人们认识元朝的历史思想也有一定的裨益。

    作者简介：吴凤霞，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4级博士。

    试论明清《续文献通考》的史学史意义

    毛春伟

    一 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著述规模

    唐代史家杜佑所著《通典》开创了典制体通史的著述体例，改变了中国古代史书编撰以编年、纪传为主的基本格局。南宋史家郑樵倡导“会通之义”，所撰《通志》中的《二十略》扩大了典制体史书的记述范围。在此基础上，元初史家马端临纂成《文献通考》，进一步扩大了对典章制度的记载和研究的范围。这三部史书被后人并称为“三通”，因《文献通考》晚出，在体例和内容上更为完备。

    在其父马廷鸾的直接影响[1229]以及杜佑、郑樵等先辈学者的学术引导下，马端临从三十多岁起开始编纂《文献通考》，历二十余年成书。他将《通典》所分9门（即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扩大为24考（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共348卷，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考为《通典》所无。《文献通考》形成了自身的著述规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其内容的编次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按门类设置的先后顺序，其内容大致包括：关于土地、货币、地租、消费等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容；政治机构人员的选拔、储备及其职务的内容，即关于政权机构的制度；以皇权为主的礼制，即有关等级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兵制和刑制；文化积累的成果；以皇权为主的国家政权的变迁；天象和各种变异的自然现象，即自然环境的内容；国家地理的范围和汉族以外的民族和国家[1230]，等等。这样马端临从经济、政治、社会等级、文化成果、自然环境、地理、民族、周边及域外等方面，按照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的本末先后，把组成封建社会的主要方面都列举出来了[1231]。

    其次，其撰述思想秉承了郑樵的“会通之义”。马端临继承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思想，注重历史记载的前后相续和史料的综合融会，记事上起上古，下至南宋嘉定年间，反映出典章经制的前后相因及演变过程，勾画出了“封建社会的素描的图景”[1232]。而他在“古今”关系的认识上，看到了“合理”与“合宜”的矛盾，这“实际上是从静态方面研究封建社会结构走向深入的一种表现”[1233]。

    再次，其方法与旨趣有自身的特点。马端临不但重视以类例来归纳历史事实，还注重探求历代典章制度的“变通张弛之故”，在史料编次以外，进行“融会错综”、“原始要终”[1234]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主要是通过史料的分类来探求典制变化的原因，同时辅之以扎实的考证。他的历史见识很丰富，包含着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因素，也包含着历史进化的观点[1235]。由于马端临“知前代之典章，识当世之体要”[1236]的学术旨趣，《文献通考》不仅具有保存文献的价值，还具有经世致用的意义。

    最后，提出了“文献”的思想。马端临区分了“文”与“献”的不同，他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1237]他把所据史料分为“叙事”与“论事”两部分，确定了“文”与“献”的内涵，这对历史撰述和文献学的发展都有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价值[1238]。

    《文献通考》书成之后，受到了后世统治者、政治家和学者们的重视，相关校对、刊刻和研究活动不断进行，明代以后开始有续作的出现。这些续作的内容、编次如何，在继承和发展《文献通考》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有着怎样的史学意义？带着这些疑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1239]，本文对分别成书于明代和清代的两部《续文献通考》的史学史意义作初步探讨。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二 王圻编纂《续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的第一部续作，成于明代学者王圻之手。王圻（1530～1615）[1240]字元翰，上海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至陕西布政参议，致仕后“筑室淞江之滨”，“以著书为事，年逾耄耋，犹篝灯帐中，丙夜不辍”[1241]。除《续文献通考》外，他还著有《谥法通考》、《东吴水利考》、《两浙盐志》、《三才图会》、《稗史汇编》等书，另有诗文集《洪洲类稿》传世。其平生纂著逾八百卷[1242]，“采辑编排，用力亦云勤笃。计其平日，殆无时不考古研今”[1243]。“考古研今”正是王圻学术生活的写照，也是其著书的旨趣所在，这在他的代表作《续文献通考》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王圻《续文献通考》凡30考共254卷，分别为：田赋16卷、钱币2卷、户口2卷、职役1卷、征榷9卷、市籴1卷、土贡2卷、国用9卷、选举12卷、学校7卷、节义22卷、职官20卷、郊社7卷、宗庙5卷、王礼18卷、谥法19卷、乐8卷、兵6卷、刑5卷、经籍12卷、六书5卷、帝系2卷、封建7卷、道统9卷、氏族8卷、象纬5卷、物异5卷、舆地9卷、四裔5卷、方外16卷。其中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等6考为新增，另外在部分门类中还增加了一些细目。王圻《续文献通考》的卷帙在明代私人撰史中是非常可观的，此书正式撰述始于万历十四年（1586）[1244]，大致成书于万历三十年（1602）[1245]，约十六七年，加上编纂之前的准备工作，前后持续达三十余年[1246]。

    关于撰述《续文献通考》的原因，王圻说：“余之续《通考》也，盖有感于宣圣之说礼也。夫宣圣生知，而其说二代之礼，犹以文献不足为歉，则文与献皆历朝典章所寄，可缺一也与哉？贵与氏之作《通考》，穷搜典籍，以言乎文则备矣。而上下数千年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类皆不载，则详于文而献则略。后之说礼者，能无杞宋之悲哉？”[1247]他认为文献不足就难以了解历朝典章制度的状况，而《文献通考》详于“文”而略于“献”，因而欲续补之。当然，王圻提出《文献通考》“文”详而“献”略的说法，还有待商榷，但这恰恰反映出他对于“献”的重视。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他“辑辽、金、元暨国朝典故以续其后，而又增《节义》、《书院》、《氏族》、《六书》、《谥法》、《道统》、《方外》诸考以补其遗，俾往昔贤哲举得因事以见姓名，而援古据今之士不溟涬无稽”[1248]，成《续文献通考》一书。

    在编次上，《续文献通考》依《文献通考》之例，每考先叙历代典制流变的大概，然后分叙其中各个小的专题；以时代先后叙述典制内容，附以相关谕旨、奏议和当时人及后人的评论，间以按语作出注解说明、因果分析或总结评价。大致来说，王圻《续文献通考》的史学史意义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承了《文献通考》的撰述体例，续撰了南宋以后至元代的典制，并补充了辽金两代的内容。他在《凡例》中说道：“马贵与所著《通考》绝笔于宋，然自嘉定以后什不得一矣，胡元典故阙焉未备。余用搜辑史乘及名家文集诸书，悉依贵与目录编次成帙第。”[1249]此外，《文献通考》对宋代典制叙述颇详，但于辽金典制记载有限，对此王圻认为：

    宋真以后辽金事迹十居六七，旧考削而不入，岂贵与乃宋相廷鸾子，故不乐叙其事？抑宋末播迁之际，二国文献不足故偶缺耶？然舆图之沿革、祥异之昭垂，及政事美恶之可为法戒者，恶可尽弃弗录？余故摭其大节，补入各目下，事则取之史乘，序则附之宋末。[1250]

    对于辽金事迹记载不详，王圻认为这或许是因为马端临身为宋臣之子，不愿记载与两宋处于对立状态的辽金的内容；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马端临身处朝代更替之际，社会动荡，辽金文献难以搜集，因而相关记录有所缺略也有情可原。同时他还强调，从典章制度的沿革和史学的社会功用来看，辽金典制不能弃而不载。因此，他从史书中录出与辽金典制相关的内容，补充到《续文献通考》之中。这样，后人便能清晰了解到南宋、辽、金、元时期典制的整体面貌。从王圻对马端临的理解和对辽金典制重要性的认识来看，他的史学见识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书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明代的典制，成为后人了解明代社会的重要史料。王圻认为续修《文献通考》应记载当代典制，他说：“唐虞三代以及宋元文献几乎备矣，国朝礼乐制度轶唐虞而陋宋元，可独阙乎？金匮石室之藏虽或不能尽睹，余尝从台臣凡六曹文牒，暨诸先贤奏牍咸口诵手录，得什一于千百，遂即贵与款以类附入。俾考古者得以证今，幸成一代完书”[1251]。“考古者得以证今”是他“文献”思想的直接体现，即文献是典章制度的载体，若不能及时记载当代文献，则后人难以得知当时制度的状况。因而，王圻将《续文献通考》断限至明万历三十年（1602）即成书之年，反映出他撰述当代史的强烈意识。

    王圻《续文献通考》中记载明代典制的部分篇幅较长，不少还独立成卷。书中关于明代典制的记载不但比重较大，还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特别是有关明万历朝的典制，多为《大明会典》所无，又较清修《明史》丰富。如书中关于万历年间钱法的记载，涵盖万历四年（1576）至二十八年（1600）的事迹，较《明史·食货志》内容翔实。其中收录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户科郝敬所奏《为修举钱法事》一文，包含“责专官”、“定规则”、“广铸局”、“铸大钱”、“采矿铜”、“处工本”、“严稽算”、“禁盗铸”、“算岁息”、“重赏罚”、“晓愚夫”、“听贩卖”等十二事，近一千四百字[1252]，既丰富了其关于郝敬事迹的记载，又可补《明史·食货志》的相关内容，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因此，王圻《续文献通考》对明代典制的记载可以与《明史》等重要史籍相互补充。

    第三，所增门类进一步扩大了典制体史书的记述范围。王圻《续文献通考》中增加了《节义》、《氏族》、《六书》、《谥法》、《道统》、《方外》等六考，并对其他一些门类的细目也有所增益。他所增加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增辑以人物为主的《节义》、《道统》、《方外》三考，体现了他对世道人心和历史人物垂鉴的重视。关于《节义考》，王圻认为“忠孝节义，纲常所关，史家亦往往为立传，而旧考未载”，他从历代史籍之中析出关于忠节义士的事迹，其目的“非止为往者扬其芳，亦欲令来者继其躅”[1253]。关于《道统考》，他强调：“道统有关于世教大矣，前考未载，而后有述者在上则止于尧、舜、禹、汤、文、武，在下则以宋儒直接汉代诸儒，而汉唐以降，全无及焉。然或为表章于上，以兴起斯文，或为讲论于下，以驳正同异，则汉唐君臣似亦未可尽泯”[1254]。关于《方外考》，他指出：“原考不载仙释，意在黜异端也。然如栾大、文成、五利诸事具见往牒，非取其足垂监戒耶？”[1255]这三考的增设，反映出王圻对人物事迹的重视，其中《道统考》的设置更是引起了他人的关注。时人指出王圻此书“独于道统三致志焉”[1256]，是因为“道统之传，与帝系不朽”，道统与帝系是天下统治的“根”、“源”、“心”的集中体现[1257]。有学者认为，若将《道统考》与《方外考》合而观之，能够反映出“明代儒、释、道三教对峙的客观事实”[1258]；还有学者指出，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明代是继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之后，学术思想史的撰述从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王圻的《道统考》作为一种学术史的形式，其中有独到的地方，无疑是这一代史家在这方面的有意义的工作之一”[1259]，给予了《道统考》在反映明代学术思想方面的作用以较高的评价。

    二是汲取了《通志》的成果，增加了《氏族》、《六书》、《谥法》三考。关于《氏族考》，王圻认为“氏族有志，古人用以别生分类，寔维世大端也”，因而“摭取经史诸书及《尚古类氏》等书作《氏族考》”[1260]。关于《六书考》，在王圻看来六书曾是专门之学，有助于为官治民，他说：“六书之制前代列于学官，专置博士，盖以察官方而稽民治，不可一日弗讲者”，“故摭拾群籍”，“以补贵与氏之未备”[1261]。关于《谥法考》，王圻强调谥法有彰善惩恶的功用，认为：“谥法肇自成周，迄于累代遵行罔缺，盖定褒贬于身后，垂劝戒于方来，亦国家至钜也”，因而“搜辑遗书作《谥法考》”，“庶足为彰善瘅恶之一助”[1262]。这三考的名目已见于郑樵《通志·二十略》中，王圻将其纳入《续文献通考》，正是受到了郑樵的影响，四库馆臣认为王圻“大旨欲于《通考》之外兼擅《通志》之长”[1263]，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是增加了一些关于社会经济的细目。如《田赋考》中增加了《黄河》、《太湖》、《河渠》三目，缘由是：“水利乃国家大政，而水利之最钜者，在北莫如黄河，在南莫如震泽，前考皆未备。今别述《黄河》、《太湖》二考，附《水利田》之后，俾在事者得以按迹而图揆。”[1264]又说：“前述水利田不过略载其兴革事迹，其海渎江湖流经各郡县境，或资灌溉，或通漕挽，或作地险，不可漫无纪录，因作《河渠考》，以附《黄河》、《太湖考》之后”[1265]。他在《国用考》中增加《海运考》，反映了元明时期海运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学校考》中增加了《书院》、《义学》，反映了宋代以来书院和义学的发展状况，等等。这些增设的内容大多反映了当时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些迫切问题，同时也说明了作者之经世致用的旨趣，“这对后来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1266]。

    第四，王圻《续文献通考》按语中的史论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见解。特别是对明代典制的评论，他虽自称“只据往牒及奏疏等书据事节录，并不敢以己意褒贬一字”[1267]，但所引用的评论多有见地。如《田赋考》中《黄河》一目载有“前代河决不过坏民田庐而已，我朝河决则虑并妨漕运，而关系国计，故治河视前代为尤急”[1268]之论，揭示出明代治河与漕运之间的密切关联。《户口考》列举了“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的相关记录，不仅批评“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更意在提请“掌民部者宜亦留心经理焉”[1269]。《市籴考》中载有关于抵御“倭寇”的论述，认为市舶开与不开并不是抵御“倭寇”的根本办法，而是需要对贡舶与市舶、市舶与商舶、商舶与寇舶加以区分，使“倭患”问题得到进一步明确；同时还指出“大抵善施恩者施之于威伸之后，则人知恩”，不应一味示之以“恩”，而应先“威”后“恩”，这样实际上才能取得“仁”、“义”兼得的效果[1270]，等等。这些论述虽非王圻本人所作，但置之按语也代表了他的观点，反映出他对当时国家政治经济中的重要问题的看法。

    三 清代官修《续文献通考》

    王圻《续文献通考》成书以后不到四十年，明朝覆亡。此后逾百年，到清乾隆十二年（1747）时，乾隆皇帝鉴于“三通”为“该洽博闻之士所必资也”，遂命经史馆、翰林等详校内府所藏《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善本[1271]。数日后，复命大学士张廷玉等续修《文献通考》，谕文为：

    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综贯历代典章制度，由上古以迄唐宋，源委了然，学者资以考镜。明王圻取辽、金、元、明事迹续之，烦芜寡要，未足与“三通”并，且至今又百五十余年矣。我朝监古定制，宪章明备，是以搜择讨论，以征信从。其自乾隆十年以前，《会典》所载，令甲所布，金匮石室所储，与夫近代因革损益之异，上溯宋嘉定以后，马氏所未备者，悉著于编，为《续文献通考》。[1272]

    这一修纂工作持续了二十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基本成书。随后乾隆又命人续修《通典》、《通志》，并将“续文献通考馆”改称“三通馆”。为叙述方便起见，本文将清修《续文献通考》修纂人员统称为“三通馆臣”。最终，《续文献通考》一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纂办全竣，先后任总裁、副总裁及修纂官者约二十人，参与修纂、校对的人员则更多[1273]。

    清修《续文献通考》凡26考共250卷，分别为：田赋6卷、钱币5卷、户口3卷、职役3卷、征榷7卷、市籴3卷、土贡2卷、国用4卷、选举13卷、学校4卷、职官14卷、郊社12卷、群祀3卷、宗庙5卷、群庙2卷、王礼14卷、乐20卷、兵14卷、刑6卷、经籍58卷、帝系7卷、封建4卷、象纬6卷、物异13卷、舆地8卷、四裔14卷。其中群祀、群庙为新增，其余24考皆依《文献通考》而设。概括来说，此书的史学史意义主要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记载内容较王圻《续文献通考》更为完整，体例安排更加完善。从时间上来看，清修《续文献通考》上接马端临《文献通考》，下至明末，记叙南宋、辽、金、元、明五代典制，比王圻《续文献通考》的记载延续了四十来年；从记载内容上来看，针对“《通考》一书成于宋末元初，咨访多所不逮，故舆图沿革止详宋地，辽乐八部仅存踏锤”的情况，三通馆臣在“诸史粲然具备”的条件下，对辽金典制的内容作了大量补充[1274]。

    三通馆臣虽然认为《文献通考》的门类设置已几近完备，且包含“治天下之道”于其中[1275]，而对于王圻所增的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等6考，或因与《续通典》、《续通志》等书相重复，或因其载人物传记而不合典制史书之体，未加采用。不过，清修《续文献通考》在体例上还是有所变化的。一是每类典制的叙述与评论的安排更为明晰。每类典制之首有小序一篇，总叙该考渊源，并论及《文献通考》和王圻《续文献通考》之得失，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以“臣等谨案”标出；然后按时间先后顺序分门别类叙述典制内容，在正文中对所载典制作考证辨析、评论说明，以“臣等谨按”标出。这样的安排使得典制内容与修纂者的考证评论更容易分辨，便于阅读。二是在门类设置上有所调整。分别从《郊社考》和《帝系考》中析出《群祀考》3卷和《群庙考》2卷，使之成为26考；针对《文献通考》某些“疏略之处”作了一些调整，如“于《追尊》、《追祔》各庙外，别析出《太子庙》，列《诸侯宗庙》之前，入《群庙考》”[1276]，等等。经过这些调整，清修《续文献通考》的内容安排更为恰当，四库馆臣称其“典核精密，纤悉不遗”[1277]，虽不无溢美，但也反映了此书在体例和内容上的优点。

    第二，史料考证翔实精当，在按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以《钱币考》为例，卷7载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五月，“以胆铜所铸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一事，按语云：“浸铜之法，以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铁煤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饶州兴利场、信州铅山场各有岁额，所谓胆铜也”[1278]，此即是对“胆铜”的解释。同卷有辽道宗大安四年（1088）七月“禁钱出境”一事，其后分别引用《辽史》的《刑法志》、《食货志》，以及记载历代钱币专书《泉志》加以比对，按语说：“《辽史》道宗钱四等，一曰‘咸雍’而不及‘清宁’，盖偶遗之”，“‘寿昌’乃‘寿隆’之讹”，“至《辽史》谓‘肉好，铢数无考’，而《泉志》乃详言之，则史家疏也”[1279]。三通馆臣认为《辽史》关于道宗年间的钱币记载有所疏漏，而《泉志》的记载更为准确。卷8载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二月（时章宗已即位）“更定换钞法”，按语云：“此所载交钞之制，乃章宗初年更定之文，非海陵旧制也。海陵时钞文见范成大《揽辔录》，马氏已附录正考，而《金史·食货志》不载”[1280]，则是对所载“交钞之制”的出处作了一番考辨，等等。

    在王圻《续文献通考》的基础上，清修《续文献通考》于史料考证方面更为精审，这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一是这一时期文献典籍的搜集和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修纂《续文献通考》的有利条件，《凡例》中“今诸史粲然具备，搜讨会通，可以弥缝其阙，较原书益精审焉”[1281]一语，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当时一些在考证方面卓有成绩的学者也参与到此次修纂活动中，带动了重视考证的风气的形成，如齐召南、钱大昕等曾任副总裁、纂修官等职[1282]。三是乾隆皇帝对修纂工作的从严要求[1283]，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清修《续文献通考》在史料考证方面的准确。可以说，对修纂者们而言，对考证的重视不仅是兴趣使然，更是职责所在。

    第三，书中对典章制度的评论有较高的历史见识。清修《续文献通考》所录修纂者的历史评论很丰富，主要在每考前的小序和文中的按语之中。仍以《钱币考》为例，篇首小序为：

    马端临作《钱币考》，自太昊、神农迄于宋代，其因时制宜，所以谨轻重之权，通贫富之用者，考据致为详尽。宋自嘉定而后，铜冶大衰，国用日匮，意在废钱用楮。……明自洪武年间，钞法已渐坏，盖废坚刚可久之质，而持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必不能易代而常行也。……今自宋辽以下，详考史志以次胪载，在钱币固当以钱为主。乃钞法启于金源，至元而钱几废，则钱钞之先后不能不客主易位矣。明代钞不胜钱，而行使则有次第，故亦先钞于钱。若累朝立制之变通与用法之轻重，皆得以参考焉。[1284]

    这篇序文首先指出了马端临作《钱币考》，是因为钱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谨轻重之权，通贫富之用”的重要作用。继而概括了南宋、辽、金、元、明五代钱币典制的流变，钱法与钞法的发展情况，并着意探求历代尤其是明代钱币制度的利弊得失。此论意在通过对“立制之变通与用法之轻重”的叙述，以资当世参考。其他门类小序的结构和主旨大致相仿。

    除小序外，按语中的史论也同样反映出他们的历史见解。如卷10载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六月“定塌房等项纳钞例”、八月“初设各处钞关”，按语云：“宣德六年二月侍郎曹宏奏……云云。则是前此虽令除减，而横敛自若也。夫课钞之增也，始自门摊，其后乃无所不取；始曰‘量加’，其后乃顿益五倍；始曰‘权增’，其后虽减免有之，而钞关竟为永制。汜滥于宣德，权舆于洪熙，而赞成之者原吉此皆明之贤主良臣，其意固欲通钞法以裕国便民，非有他也，而实则徒为民害。是犹拙于弈者，数著失势不知舍去别图，而辗转穿穴，卒之败者，不可救而所伤倍多也。承元之敝，不革而因，则又开国者之失计矣，立法之始可不慎哉。”[1285]此论指出了明宣德间课钞摊派严重，后力图减除，实际却成倍增加，此虽为元代之弊，因明初未能革除，以致愈演愈烈，成积重难返之势，当深以为鉴。

    从上述二例我们可以看到，清修《续文献通考》的修纂者们注重分析和总结典制沿革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典制体史书的社会功用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曾亲自参与修纂过程，对《续文献通考》“亲加披览，随时裁定”[1286]，并“一折衷于圣裁”[1287]，其中的史论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清修《续文献通考》的史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的历史认识和他们对社会经济、国家制度的看法，这是可资深入探讨的方面。

    四 结语

    以上是对王圻《续文献通考》和清修《续文献通考》的内容、编次和价值的初步探讨。就具体编纂而言，两书的不同之处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前者为私撰，后者为官修，因而在人力、财力、史料等方面的支持上大不相同。二是在内容安排上，前者有意增加了人物传记的内容，而后者则对此加以批评，不予采用。三是由于二者成书时代不同，因而具有各自的文献价值，前者在明代史料的记载上有突出的成就，后者则在史料的考证、辨析上更加严谨。四是二者受到的评价不同，如四库馆臣批评前者“牵于多歧，转成踳驳”[1288]，以致“体例糅杂，颠舛丛生，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1289]，因此将其置于“类书”中，同时又极力肯定后者，认为后者完全可以取代前者，等等。

    尽管二者有诸多方面的不同，然而总体来看，其相通之处更为突出，这就是二者都是《文献通考》续作的重要成果。一是从继承的方面来看，二者都自觉遵循《文献通考》所开创的著述规模：既重视典章制度的记载（“文”），又注意对人物言论的记录（“献”），既在历史记载的时间上有所延续，又补充了原考所缺的有关内容；继承了马端临“通”的编纂主旨，勾画了宋、辽、金、元、明各时期社会制度的面貌及其演变的轨迹；继承了马端临的撰述旨趣和研究方法，不仅注重以“类”来进行史料编辑，而且进一步探求典制演变之“故”，注重史书的编撰，也注重对历史的研究。二是从发展的方面来看，二者都对典制体通史的撰述有一些新的探索。王圻与三通馆臣在各自的历史环境下，对《文献通考》的撰述内容和体例作了一些改变。这些变化大体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对历史撰述的某些要求，同时也为典制体史书的撰述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因而，对今天的研究者而言，二书当等量齐观，不可偏废，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相应的史学价值。

    清修《续文献通考》成书以后，官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清初至乾隆年间的典制）和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年间至清朝覆亡的典制）陆续成书。这样，从《文献通考》到《清朝续文献通考》，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系统记载。王圻《续文献通考》和清修《续文献通考》是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其史学价值仍有待多方面深入发掘。

    作者简介：毛春伟，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9级博士。

    论《评史心见》史论的倾向与得失

    于泳

    一 撰述旨趣：“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

    明代郭大有所撰《评史心见》，凡十二卷，前十卷为正文，后两卷为补遗。全书按时间顺序编次，上起西周，下迄元末，多以帝王标目。这是一部评论历史人物和有关史事的史论著作，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是书取古人事迹标题，每事为论”[1290]。

    本书作者郭大有，字用亨，明代南京江宁人（今南京市江宁区），《明史》无传。关于郭大有的行事，文献不足，难以稽考。《评史心见》一书，据笔者所见，最早著录于明代藏书家高儒的《百川书志》:“《评史心见》十二卷，皇明郭大有用亨著，南京人。”[1291]《百川书志》成书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因此《评史心见》的刊刻、流布当不晚于此年。[1292]《评史心见》中郭大有曾引用明人程敏政《宋纪受终考》的论断，而《宋纪受终考》始刊刻于弘治四年（1491年）。据上述两条证据，我们可以推断郭大有主要生活于明代弘治前后至嘉靖时期。除《评史心见》外，郭大有还有《古今书史补断》和《古今名贤咏物诗选》两部著作。[1293]受识见所囿，笔者尚未见二书的刊本流传，具体情况未能详考。

    《评史心见》书前的《凡例》是关于此书的说明，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编纂此书的基本情况：

    首先，是交待材料来源及评论主旨：

    《评史》以《通鉴》为主，参以《纲目》、《史记》、《春秋左传》、两汉书、《三国志》、《晋》《隋》、《唐》书，《南》、《北》史、《宋》、《辽》、《金》、《元》史、《诸家咏史》、杨铁崖《咏史》、《古今史断》、诸臣奏议、《名臣言行录》、《致堂管见》、《诸儒鉴断》及我朝《皇明政要文衡》。凡古人言行，先儒或有未论者，或论而有所未当者，或有已论而余意未尽者，或有诸说不同而莫知适从者。予引六经四书为证。妄以己意参酌可否而评之。微显阐幽，则是非得失昭然可见，非敢蹈袭前哲以为己能也。[1294]

    据此可知，第一，郭大有重视《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以六经、四书为评史标准；第二，郭大有评史以正史为主，兼及文集、言行录等其他有补于史事的著作；第三，郭大有关注四个方面的史实；前人没有评论到的人物、史事，前人评论失当的人物、史事；前人已有所论，但论意未尽，仍需要加以阐发的史事和有多种不同评价的史事。

    其次，是作者对“鉴”十分重视，指出“有以为鉴者，亦有不可以为鉴者”。用今天的话说，即指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言。作者这样写道：

    鉴者乃后人之龟鉴也，古人之得失，以为己之从违。诸史所载古人言行，固有以为鉴者，亦有不可以为鉴者，如汉文帝好黄老，因吴王不朝，赐以几杖；南越谋反，卑辞厚礼以诱之。朱子乃称其善用，殊不知养成骄横，肆无忌惮，遂至兵连祸结，延及七国之变而不可救。此所当戒，不可法也。至于直不疑偿金、娄师德唾面不拭自干之类，矫情要誉，欺世媚俗，恐后人信以为美而效之，不可不辩，此评之本意也。[1295]

    从这里可以看出，《评史心见》的主要意图是以古人之言行，鉴当今之得失。“凡古人言行之善，有关于纲常，有补于教化者，因观子书，随笔以评，不拘先后次序也。”[1296]这与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1297]的治史宗旨一脉相承，也是他“以《通鉴》为主”的评论主旨的具体体现。从性质上讲，郭大有主要关注两类史事：“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二者相比，他更加重视那些不可以为鉴的史事，如每每在评论某人某事后，都要强调“书之以为人君用诈者戒”、“笔之以为世之人臣用机巧者戒”、“谨书以为有国者鉴”、“谨书以为妄兴土木之工者戒”、“谨书以为宠任外戚者戒”等，以表明自己的评史旨趣。

    最后，《凡例》中有几句话反映了《评史心见》一书的性质，作者写道：

    评史诸题，凡可为策论者，学者任意截取，以备观览，利于举业，盖遴今时之制也。[1298]

    明代科举之法沿用唐、宋之旧，科目分为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1299]第二场的“论”和第三场的“策”都涉及考察考生对历史的理解、评价和议论。明代科举重论、重策的特点，促使越来越多的士人关注史论，推动相关著述应运而生。[1300]从《凡例》来看，《评史心见》正是适应科举策论之意而作。这一方面反映此书的实用特色，另一方面体现出作者评史的格调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据此批评说：“其《凡例》云：‘凡可以为策论者，择取以利于举业。’则其书不必更问矣”[1301]。但《总目》所论也有武断之嫌。有研究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未查看本书内容，仅据其《凡例》内一言而否定之，未免轻率。实则该书论史颇有见解，可备参考。”[1302]

    综上，从《凡例》来看，大致可知《评史心见》一书“评史”的倾向和本书的性质，这两点，有助于人们对此书的认识。

    二 “扶纲常，振风化”的论史目标

    明代前中期，理学思想对史学有很大影响，道德评价有时凌驾于事实评价之上。郭大有身处其中，其史论亦具有鲜明的理学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他以“扶纲常，振风化”作为评史的目标。郭大有认为：“道在天地间，所当因者，三纲五常；所损益者，制度文为是已。”[1303]如在“司马迁言陵无罪”条指责李陵投降匈奴为“失节之妇，罪不胜诛”[1304]；“剧秦美新”条批评扬雄屈身事王莽为“奸佞尤为可恶者”[1305]；“直不疑偿金”条责备对汉代名士直不疑“曲意狥物，矫情要誉”[1306]；“二月平阳公主薨”条指斥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领兵行军为“不守妇道”[1307]；“始定公主见舅姑之礼”条称赞唐德宗议定公主拜见舅姑礼仪的举动为“遵伦理纲常”[1308]等等。以上评论，均与纲常、风化相关。而最集中地体现这一评史原则的，则是他对汉高祖、唐太宗以及汉、唐两代政治的评价。

    郭大有鄙视汉高祖刘邦，原因是他有“分羹之语”。楚汉之争，汉军攻楚甚急，项羽为让刘邦退兵，扬言欲烹杀其父，刘邦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1309]关于此事的评论，从司马迁、班固、荀悦以来，基本上对刘邦当时的举动持肯定和理解的态度。而三国时期曹植则提出异议，他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自身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惑秦宫而不出，窘项座而不起，计失乎郦生，忿过乎韩信。太公是诰，于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1310]曹植称赞汉高祖的功绩，也在道德方面对其颇有指摘，认为他“名不继德，行不纯道”。评论中也涉及对太公、刘邦父子关系的论述：“太公是诰，于孝违矣”。刘邦的言行是“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曹植在这里虽然对刘邦的道德品行进行抨击，但是整体的评论基调还是积极的，对刘邦的评价还是正面的，认为他是“帝王之元勋”、“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总的来说，曹植的评论是事功和德行并重，而以事功为主。而郭大有评论则主要从纲常伦理出发，他说：

    孝乃百行之源，万善之本。帝王所以化民成俗，长治久安，皆赖此也。……（汉高祖）乃昧昊天罔极之恩而陷亲于鼎镬，其与自烹何异？何其不仁之甚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其不仁之甚哉！……高祖导子孙为不仁不义之事，父不父，子不子，兹非启乱之道欤？虽有天下，不能一朝以居，何以成其善治哉？孔子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则高祖得罪于名教中，诚可恶也。[1311]

    与曹植相比，郭大有则以理学中的父子纲常为评论出发点，把道德伦理与政治统治联系了起来。“孝道”被提到“百行之源，万善之本”的高度。从这点出发，他认为刘邦当时有两个合理的选择，一是放弃抵抗以救太公；一是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为父报仇，这些都是符合儒家伦理的。刘邦之言与人伦大德相违背，因此郭大有对刘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孝道”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会影响政治统治和社会安定。如不尊孝道，则是“启乱之道”。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如果不重视纲常伦理，则“天理灭，人伦废”，离衰败灭亡也就不远了。而刘邦正是历代君主中“不可为鉴”的代表，所以郭大有对他的评价很低。

    如何评价唐代的玄武门之变和李世民，历来观点不一。如司马光评论道：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兼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始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1312]

    司马光从“礼”出发，认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这显然是对唐太宗玄武门之变持否定态度的，并认为这种做法开启了后代以武力争夺帝位的先例。但是他又试图为唐太宗辩解，认为太宗功高，“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建成无能，“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而当时夺嫡之争已剑拔弩张，于是“群下所迫”。三者相激，遂“蹀血禁门，推刃同气”，唐太宗完全是为形势所迫。司马光虽对唐太宗多有批评，但他没有据此一概否定其功业。他对唐太宗的总体评价是“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罔罗俊义，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汤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郡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1313]这样既肯定了唐太宗的功绩，又批评了他在礼仪纲常方面的“惭德”。司马光在具体评论史事的时候能远离理学的立场，作出比较客观的评论。而郭大有则基本对唐太宗持否定态度，其批评要比司马光严厉许多。他说：

    太宗除隋暴虐，削平僭乱，以有天下，在位三十余年，一身兼创守之责，绝无而仅有也。绳以大节，不能无愧。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太宗但知创业守成之难而不知端本贻谋之道。观其胁父臣虏，喋血禁庭，闺门惭德，妄诛大臣，此创业之无道也。天下平定之后，鲜克有终。魏徵十渐条陈，切中其病，此守成之无道也。大本已失，虽有他美，何足羡哉！……厥后高宗、玄宗蒸父妾、乱典常、杀三子、宠妖妃，颠覆社稷，流毒苍生，固非守成之主，皆踵太宗所为。[1314]

    郭大有所说的“大节”、“大本”无疑就是他心中的纲常名教思想，这也是他评价唐太宗唯一标准。其方法就是由局部而否定整体，把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言行、动机、效果排除在外。在他的眼中，唐太宗不是什么有道明君，他创业不合纲常，守成也不得礼法，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郭大有的评价人物不是从事实出发。他的理学思想掩盖了史学思想，道德评价凌驾于事实评价之上，所以，他不能如司马光一样，用发展的眼光、整体的观念评价人物。但若从另一方面看，郭大有开篇即表明其评史的目的是要“扶纲常、振风化”，他以理学作为衡量“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的标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汉唐盛世，历来为人称道，如程颐认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1315]。意思是汉代纲常伦理合乎法度，唐代各项法令制度得以创举。程颐之意，在于论两汉之人识义理、重名节，而唐代“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故“汉之治过于唐”。但是唐代在政治制度方面创获颇多，政治上亦有可观之处，所以是“万目举”。郭大有不同意程颐的评价，他认为：

    程子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愚谓：“大纲者，君臣、父子、夫妇之伦是也。观高祖妄诛韩信、狱系萧何，而于君臣之义废；项分杯羹、如意被鸩，而于父子之恩亏；溺爱戚姬，而于夫妇之情薄。大纲何由而正乎？所谓万目者，礼、乐、兵、刑、教化之类是也。观太宗闺门惭德、喋血禁庭，而于礼、乐何有累？征高丽、妄杀蕴古，而于兵刑黷滥；大诰名儒，增广生员，无明伦教化之实。万目何由而举乎？……程子不究其大本，徒以末节言之，故予所以辩。”[1316]

    程颐评论汉唐之治，虽然是从理学观念出发，扬汉抑唐，但他没有一概否定唐代政治的贡献。郭大有则不同，他从伦理纲常上把汉、唐两代都否定了。他由否定汉高祖进而否定整个汉代政治。他在批评唐代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时候，不以这些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得失利弊为标准，而是计较于唐太宗的“闺门惭德、喋血禁庭”、“征高丽、妄杀蕴古”等个人的道德和政治行为，否定唐太宗的同时把整个唐代制度都否定了，可谓是以“一眚掩大德”。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317]郭大有为“扶纲常、振风化”，故作惊人之语，其评论格调不但远逊程颐，而且在史学观上更是与朱熹相去甚远。

    以上所举，说明郭大有在评论历代人物和事件上，坚持纲常名教的思想，意在发挥史学的褒贬作用，“扶纲常、振风化”，这一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以理学衡量史学，不顾客观事实而空洞议论，这种空疏不实学风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全祖望批评说：“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1318]全氏所论，也是《评史心见》一书的主要缺陷所在。

    三 论史当观“时”、“势”与“天命人心”

    郭大有论史，除阐发理学观念之外，也十分注重“时”、“势”与“天命人心”等因素的影响。他说：“大抵学者之评人物，当观其时之难易，势之顺逆，天命人心之去留向背何如。昧此妄议，亦非定论。”[1319]这里，“时”是指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势”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天命”则比较复杂，有时是指上天的意志，有时又等同于“势”，指历史发展之大势，有时又是指正统所归。“人心”是指民心所向。郭大有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考虑人物当时的现实处境、历史大势的走向和民心向背等因素，要回到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状况和个人境遇去思考、判别和评价人物的行动。这种见解接近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比之于其以纲常名教批评人物，有很大的不同。如在评价诸葛亮时，针对学者邹璧对其“谋不正，兵出无名，无恢复一统之志”的评价，郭大有为诸葛亮辩护道：

    方睹孔明独处群雄之中，力弱势孤，如一支十，孰难孰易，孰顺孰逆乎？当时审天下大势，定于胸中，一见之顷，告以荆州用武之国，谋非不臧也；辅帝室之胄，《纲目》书：“刘备起兵讨曹操”，兵非无名也；又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志非不欲大一统也；兵有节制，正义明律而不为诡计，师非不堂堂正正也。奈何老瞞未诛，而先主已殂；陇军方出，而营星夜坠。孟子曰：“若夫成功，则天也，非人力所能为也。”杨诚斋有曰：“人心归汉，王即假之而有余；人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邹璧不观其时、势、天命人心大节，乃以成败论，岂不谬哉！[1320]

    郭大有主要从时、势、天命、人心四方面为诸葛亮辩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天命”主要指上天的意志，有运气、机遇的意思。他引用孟子的言论即为明证。诸葛亮的失败是各方面因素相激使然，但这并不妨碍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的身份。郭大有进而指出读史要观“时、势、天命、人心大节”，反对以成败论英雄。

    从“时、势、天命、人心”出发，郭大有特别赞赏那些能既能坚持正义，又能审时度势，建功立业，使个人行动符合历史潮流的“豪杰”。他说：“所谓豪杰者，明道义而知自重，审去就而不苟禄。”[1321]即是说豪杰之士要重义轻利。在“岳飞班师”条，他又进一步申论：“盖天下之事有常有变。君子于常，则守之以经；于变，则处之以权。”“常”与“变”其实就是指“时势”的变化。具体到人物评价上，就是看历史人物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当时社会需要。他进一步论道：

    君命，我所重也，国难，亦我所重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君命而救国难，此所谓权。……当时飞手握重兵，使其先诛桧而后灭虏，迎回二帝，奠安宗社，有回天之力，建再造之功，亦汤、武除害救民之意也，孰敢以公为过乎？吁！徒守一节之忠，遂遗无穷之患，即孔子所谓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岂非忠有余而智不足？惜哉！[1322]

    按照郭大有的说法，如果岳飞能“处变行权”，矫诏行事，内诛奸臣而外抗强敌，舍君命而救国难，那他的行为不仅符合儒家义理，而且也合乎“天命人心”，是顺应“时”与“势”的行为。他十分惋惜岳飞识见未能及此，“忠有余而智不足”。

    与此不同的是，他特别赞赏张良。刘邦、项羽鸿沟之约后，刘邦本打算退兵，张良与陈平劝说刘邦：“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1323]郭大有认为劝刘邦攻打项羽，虽然失信于人，但确是为了“背小信而全大义”，是“处变而行一时之权也。”他说：“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其良之谓欤？”[1324]。

    我们把郭大有对岳飞和张良不同的评价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郭大有虽然强调论史当观“时”、“势”与“天命人心”，但他评论主旨最终归宿还是在一个“义”上，强调的是儒家的道义。在以上所举材料中，这个因素体现得并不明显，但是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这说明，郭大有评价历史人物时，虽然看重特定环境对历史人物发挥作用的影响，但他依然不能完全走出理学思想的圈子。

    四 矛盾、混乱的历史观

    郭大有受理学支配，纲常伦理在他那里成为了最高的历史评价标准。理学观念凌驾于史学之上，这使得他的许多史论显得迂阔，有些评价自相矛盾，而他又不惜牵强附会地予以解释。如他全面否定唐代魏徵、王珪的功绩，认为他们是“罪臣”，理由是他们“不能引太王传位季历之事以谏高祖，坐视相残，不能谕之于道，遂成弑逆之祸。”[1325]这与其上文否定汉唐政治的方法如出一辙，都是从理学观念出发，偏执一端而否定整体。这是用义理思想来任意解释历史，而离中国史学据实直书的传统越来越远了。

    郭大有试图用理学思想规范历史，以经驭史。但是历史现象千变万化，又怎能是理学思想能统率得了的呢？而试图以理学思想强加解说，则往往会出现矛盾、混乱的现象。比如，郭大有提倡统治者要“举贤不避亲”。冯野王是汉元帝的亲戚，汉元帝为了避亲属之嫌，没有提拔他。郭大有评论说：“愚谓野王果贤，虽亲必用，不贤，虽踈必废。……汉治后世，不以私亲为嫌，而以用贤为羡”[1326]。这是批评汉元帝用人避亲。而在评论“窦宪勒功燕然”时，他却说：

    凡椒房之亲，人主但常尊位重禄，不当委以兵政之权。权柄一专，谋为不轨。……（窦宪）倾无量之费，击无罪之虏，夸张功德，纪于燕然，何有补于汉哉？[1327]

    前一论赞扬举贤不避亲，后一论主张用人要避免任用外戚，两则评论自相矛盾。郭大有赞扬汤武革命，主张“处变行权”，这点上文已有论述。但是他又以纲常苛责唐太宗“胁父起兵以篡隋”，“胁父起兵”为不孝，“篡隋”为不忠。[1328]这与前一论赞扬汤武革命又相互抵牾。同类性质的论断，书中还有很多。这实际上反映了作者以理学观念来解释历史所面临的困境。自宋至明，理学家认为“大道在六经”，“经细史粗”，主张“以经御史”。如南宋张栻：“读史之法，要当考其兴坏治乱之故，与夫一时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权度，则不差也。欲权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经乎？”[1329]以六经为史之权度，其评史自然以义理为裁断标准。他们把理学思想凌驾于史学观点之上，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探究历史的真相，而是为了阐发义理，以史证理。这种不顾事实而空谈天理性命的论史风气，不利于史学实事求是学风的形成，因而遭到其后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实际上，在历史评价中，道德原则与事实原则往往发生矛盾。而优秀的史学家可以二者兼顾，不偏废其一。如赵翼所论：“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1330]郭大有虽然看重“时”、“势”与“天命人心”，但理学仍然是他的立论之本。他注重理学的义理，而忽视了史学求真的特征。事实与褒贬是史学研究中互相关联、对立统一的两个因素，只讲事实而不讲褒贬，则史学无以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离开事实谈褒贬，则不能称其为客观的历史评价。《评史心见》中的矛盾、混乱之处，正是郭大有犯了后一种错误的体现。

    五 结语

    郭大有评史，一方面是阐发理学，扶纲常、振风化，另一方面也有以史为鉴的用意。他的史论，有的结合明代的现实，有的则对先贤的史评再加以评析，作出自己的论断。作者生活在理学大盛之明代中期，他的思想固然超脱不出理学的窠臼，他的许多史论也因此显得保守和迂阔，但也有一些有价值的地方值得参考。作为受明代中期理学论史风气影响的学者，在逐渐注重实学的晚明和以考证著称的清代，其书因有浓厚的理学特征而渐渐无传，以致湮没无闻。清人对明代史论评价不高，“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始终”[1331]。以清人崇尚考据的学术眼光来看，《评史心见》正是“徒侈游谈”的史论代表之一，故此书仅被列入四库存目。虽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评史心见》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它作为弘治至嘉靖前期正统史论之一，对此书的研究依然有助于从一个方面了解明代史论的面貌。

    作者简介：于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14级博士生。

    论史学对徽州家谱编修理论的影响

    徐彬

    只要留意一下现存的家、族谱就不难发现，前人编写家谱时十分关注史学与谱学的关系，可以说“史为一国之史，谱为一家之史”的论述随处可见，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也说：“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1332]面对这些论点不得不使我们去思考，史学与谱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1333]同样史学对徽州谱学有何影响？下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 宋以前正史中有关史学与谱学关系述论

    由于本论文探讨谱学之对象为宋至明清徽州之谱学，在此特先就宋以前正史中相关材料作一说明。

    最早将谱学纳入史学研究视野的是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他说：“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1334]此序文字虽不长，但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一是司马迁明确了谱牒是史学重要的史料来源，具有信史的特征。这是后世人们探讨谱牒与史学共同之处的重要出发点；二是确立了《世表》这一记载世系的形式，后世谱学于此有取法。从司马迁的论述来看，当时的谱牒十分简单，“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1335]因此司马迁的《世表》具有开创之功；三是确立了以黄帝为首的同源共祖的世系，这不仅是“一本”思想在史学上的首次体现，也是谱学中同源共祖“一本”观的滥觞，此影响可谓深远。司马迁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固定下来，《梁书》载：“王僧孺被敕撰谱，访血脉所因。（刘）杳云，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由此推之，当起周代。僧孺叹曰：‘可谓得所未闻’”。[1336]《梁书》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反映刘杳的博学，但从侧面说明司马迁《三代世表》是为后代谱学家们所关注的。

    此后，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中虽对谱学时有涉及，但都没形成有一定影响的专论。直到修于五代时的《旧唐书》对谱学开始较多关注，在《经籍志上》史部图书中列有“谱系”一目，共著录图书55部，1691卷，谱学正式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在《旧唐书》中还对唐代一些著名的谱学家进行了有意识的介绍，如号称“行谱”的李守素，史学名家韦述、柳冲、柳芳、刘知几等的谱学成就，都为后世学者考察唐代谱学发展提供了资料。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新唐书》虽成于北宋欧阳修之手，但其记载的内容主要还是唐代的，故在此略作论述。由于欧阳修本人十分留意谱学，因此《新唐书》的有关谱学内容自然十分丰富。在《艺文志二》中录谱牒类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一十七卷。在写到高士廉修《氏族志》、《姓氏录》时，欧阳修还作了一篇赞语，说：“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时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乱也。遭晋播迁，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阀阀显者，至卖昏求财，汨丧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1337]虽说的是唐代谱学的现状，但实际上综论谱学与社会之关系，也显示了欧阳修对谱学的研究。当然在《新唐书》中与后世谱学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欧阳修所作的《宰相世系表》，此表对司马迁《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有所继承，但在表中注及人物生平则是欧阳修的突破，这为后世谱学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借鉴。后世学者言谱必称欧阳修，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正是欧阳修本人对史表的重视，他才能够在修族谱时将史表这一形式用于其中。因此，《宰相世系表》不仅影响了欧阳修本人，也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当然，对欧阳修的《宰相世系表》也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清人沈炳震就说：“唐书宰相世系大端纰戾，官爵谥号或书或否，或丞尉而不遗，或卿贰而反缺，或误书其兄弟之官，或备书其褒赠之职，更或其生平所偶历及曾未尝居是官者，庞杂淆乱，不可究诘，以表序昭穆非所重，故不详载，要之此书不足征信，适以滋谬举，可废也”，[1338]应该说沈炳震批评欧表中有许多错误是正确的，但认为其“可废也”恐亦不妥，该表对后世谱学的影响证明了其是有价值的。

    以上是对正史中对谱学的一些关注问题所作简单总结，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史学对谱学的影响是较明显的。下面再具体讨论一下，史学在徽州谱学实践中究竟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二 历史意识是指导徽州谱学发展的基本思想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中，史学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意识是十分强烈的。瞿林东先生认为“历史意识包含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这种认识和理解与今天的关系”。[1339]可以说任何一种家谱都带有这样一种历史意识去编修的，谱学总是致力于去回答一个家庭、一个宗族何以会是今天这种情况，它是在努力寻求历史、今天和未来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是一种史学特有的历史意识。下面将探讨徽州谱学中历史意识的影响。

    （一）“谱以稽先世，以贻将来”

    永乐七年（1409年）赵文在所作的《环溪朱氏谱序》中说：“甚矣，谱之不可不作也，谱不作则支派无自而明，孝敬无自而崇，族无自而睦，谱其可以无作乎？古之君子所以甚重也，若宋欧阳公、苏老泉咸作谱以稽先世，以贻将来，良可尚也”，[1340]明确了谱学具有联系先世与将来的意识，这与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的历史意识是有共通之处的。

    “稽先世”在徽州谱学中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将祖先的世系表达清楚。这是徽州谱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方面的思想在徽州谱学中十分丰富。

    明嘉靖年间李乔说：“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无史则千古之治迹不昭，家无谱则一宗彝伦攸散。问其源则不明也，问其派则莫别也，虽有追远之诚无由以俟，虽有睦族之志，无由以遂，此谱之作所当切也。然国史易运而不编则纪阙而事疑；家谱再世而不修则遗略而冒乱，修谱之举不尤所当切乎。”[1341]万历时舒孔昭也有这样的论述，他说：“家之谱牒犹国之史书，国无史书则帝王历数莫考，家无谱牒则宗族源流莫辨，即爱敬之心无由而生，然则族谱可轻乎哉。”[1342]这方面的论述，在崇祯年间的《临溪吴氏族谱序》中同样可以看到。序作者吴氏八十九世裔孙吴文班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纪世代兴亡承祚继统褒贬抑扬以昭来世，谱系姓氏源流序次昭穆聚宗收族以贻后昆。史非玉堂硕彦弗克纂修，谱非博学隆望不能编辑。故国史则推班马，家史则称欧苏，应斯任者必待其人。”[1343]史学之“昭来世”与谱学之“贻后昆”是相一致的，可以说谱学之“以贻将来”的目的是受到历史意识的影响的。明代徽州学者这方面论述较多，不一一例举。

    清代徽州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也较突出，如乾隆年间徽人徐成祺说：“国有史然后是非明，得失定；家有谱，然后世系序，昭穆分，此君亲大伦忠孝一理，罔敢慢也。”[1344]说得虽是国史与谱学在伦理上的相通处，但也体现了历史意识，“世系序，昭穆分”实际上也就是将宗族谱系的历史写清楚，这也是历史意识的一种体现。应该说将一个宗族世系撰写清楚，这本身就是历史意识的体现。

    从以上学者论述可以看出，在徽州谱学发展中致力于“以稽先世，以贻将来”的历史意识是始终存在的，并一直激励和指导着谱学不断地发展。

    （二）历史变化及变化原因是徽州谱学要回答的问题

    徽州家谱还有一个历史意识较强的方面是较自觉地去探讨谱学的变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将谱学的发展放入到历史的变化之中去考察。

    明人程敏政较早在论述谱学发展时关注历史变化。他说：“吾乡巨姓必标其所居之地以自名，其不地者，不问可知其为下姓也。盖姓必以地，则君子有所据而联姻，小人有所依而获庇。然非数百年聚处而有道以维之不足以致之也。自魏晋以来用门地取人实有封建遗意，然中原多金革之事，故虽大姓如崔卢，土著如朱陈者，今亦不复知其所在矣。江南地险僻，非用武之国。而吾乡又多深山长谷，风气聚而不散，人习礼义而重迁，故巨姓视他郡为盛。”[1345]这段话表明了程敏政在谱学中对宗族的历史发展与变化是十分关注的，并能寻找这种变化的原因：北方巨族多不存在的原因是“多金革之事”，南方则是“地险僻，非用武之国。而吾乡又多深山长谷，风气聚而不散，人习礼义而重迁”。既有地理方面的因素也有教育方面的原因，可见他是在自觉地探讨历史变化的原因。

    在注意历史变化及其动因的同时，徽州的学者们还注意在谱学作品中讨论历史变化与谱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程敏政对此也较为留意，他说：“自魏晋以及隋唐有中正之设，谱牒之上用以公选举定昏媾，少寓宗法其间。五季以来一切报罢。至宋中叶而欧苏之谱出，例严法精，谈者宗之。下逮元季之乱谱学益废……我高庙龙兴一海内，修复先王之礼律，明嫡庶正良贱，同姓不相偶，异姓不相继，武弁之承，文科之预，必上图状论其世而后定。”[1346]程敏政对家谱的变化作了历史的考察，得出魏晋隋唐谱学盛，五季衰，宋中叶复兴，元代再次衰落，至明代再次兴盛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还对不同时期谱学兴衰与历史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特别是对明代谱学发展的历史原因进行了论述，认为明代谱学的繁荣与明代的政治措施密切相关。

    在民国时期修的《柳川绩邑胡氏宗谱序》收录的《清嘉庆间重修家谱序》中，吴庚枚也说：

    先王之立宗法所以教天下以尊祖敬宗收族也，顾其制行于世禄之时，三代以后其法浸坏，后世立宗谱以济其穷，得士大夫之贤而达于典礼者世守之，斯能维风化之衰，以修于家而裨于国。春秋之世峦谷胥原，降在皂隶，两汉以来将相大臣或起于耕氓牧竖，是时谱牒未兴，世族陵替，洎乎曹魏，陈群立九品中正之法至唐士大夫竞以门第相高，宰相族系登于国史，图籍之盛其在斯乎。然而王谢之族隆于晋而微于唐，崔卢之系甲于唐而弱于宋，岂荣悴盛衰之势，乘除转运而不可常欤；抑亦宗法之既废，家政之不修，父兄之贻谋有未善而义方弗陈，子弟之行检有不修而绍闻或怠欤。[1347]

    文中将三代以来谱学之发展与历史变化之关系进行了阐述，并对王谢、崔卢之家族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可以说既关注了历史变化，同时也努力对这种变化寻找其原因。

    万历五年（1577年），汪尚宁在吕氏谱序中也对历史变化进行了有意识的探讨。他说：“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无史则世代兴废莫可考见，是故必假史氏以彰国典，然后一代所行燦然以明。家无谱则世系昭穆莫可稽详，是故必假谱牒以纪家传，然后世系昭穆昭乎可识。粤自周官小史掌奠世系而汉太史公拳拳叙世家，隋唐而上，图谱有掌，著撰有官，四方以家传至者，官为考实。贞观中又撰为氏族，凡二百十三妊，共六百九十一家，而宗谱牒之法惟慎惟严，固以此也。然则谱之作也，其可以或已哉。新安介万山中，不经兵火，以故多世家，而宗谱之作则家有之，若求其世系详明，简而核，婉而廉，疏而有则，吾于吕氏之粗谱有取矣。”[1348]文字不长，但却对谱学的变化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谱学在宋代以前得以发展的原因。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新安地区谱学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就是“新安介万山中，不经兵火，以故多世家”。汪尚宁还有一个观点也值得注意，就是对谱学的评价问题，他提出了“简而核，婉而廉，疏而有则”的评价标准，虽然他没有进一步去阐述这标准的内涵，但能提出这一思想，说明徽州谱学在明朝已有了较高的理论认识。

    从上可以看出，重视揭示谱学的历史变化，并致力于去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徽州谱学一直关注的问题。而在谱学中去揭示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反映了历史意识在谱学中的反映，也显示了历史意识对谱学的影响。这也可以看作是徽州谱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大有关于家教者”——徽州谱学的历史借鉴思想

    徽州家谱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历史借鉴思想，也可以说历史借鉴思想是徽州家谱编修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许多谱学家在编修家谱时都对家族发展的历史进行总结，并寻找出家族发展的历史原因。

    万历三年（1575年）吕仕龙在吕氏族谱序中说：“世之言者皆谓家不可以无谱，而郡岂可以无志，国不可以无史也。盖有史则统纪不紊，君臣有所鉴。郡有志则文献不泯而民俗有可风。家有谱则昭穆不乱而子孙有所劝，是故谱也者，所以彰德纪事，垂裕后昆，大有关于家教者。”[1349]作者已经对国史、郡志及家谱三者的功能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是谱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吕仕龙认为家谱“大有功于家教者”，是从家谱能够“彰德纪事，垂裕后昆”这种鉴戒角度来说的，实际上是对家谱历史借鉴思想的一种理论总结。在徽州学者中许多人都将这种历史借鉴思想运用于谱学实践之中。

    如元代陈栎撰写《陈氏谱略》时就总结了本家族“数世儒学相继”这一历史事实。由于陈栎所属族支在宋元时并无达官贵人，可以说不是显族，但陈栎采取了较为客观的修谱态度，在介绍历史上陈姓名人后，他说：“今姑略之，类出颍川汝南下邳广陵东海河南六望，世之拘谱其族，往往强附于前代闻人以侈大之，世代悠远实不可详，今不取。所以述诸史陈姓人者，欲儿辈知前代吾姓有如许人耳。吾家藤溪之始祖自桐庐而迁新安二郡，皆扬州之所统，則吾宗望出广陵，意其或然云”[1350]，采取了存疑的态度。对于自己家族的窘迫，陈栎也毫不讳言，其曾祖陈伯仝，“于生业不屑为”，“先业为始破，自是家渐落，屋亦他售，数世之业墜焉”，对家道中落，陈栎没有回避。到祖父陈庆大时，为谋生计，从陈村迁居五城，依靠变卖祖妣奁珥“僦屋以居开肆”出售药材。到陈栎父亲陈履长时，“遭家否极，笃志勤学，年十七从诸叔游淮，因假馆焉。归则行祖迁矣，家益落，故终身假馆凡六十年”。到陈栎自己时，“年十五已为饥所驱，束父书以出”，到外面去教学了。既使这样，陈栎还是以强烈的历史意识对其家族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他很有感情地说：“然家虽空而行颇实，口虽羹藜饭糗之不给，而经炊史酌之味无穷，贫亦安足计哉。所大惧者，气薄早衰，儿辈才下志怠，或隤其家声焉，记曰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谨因续编族谱而略述祖考遗事以示儿辈。使知予家数世儒学之相继，庶几其能善继云。”在这里不难看出，陈栎对家族的历史总结得十分精练，也是其认为家族能够延续下去并可能壮大的历史根源，对于儿辈们的期望也是从历史意识引发开的。可以说陈栎就是通过“数世儒学相继”这一历史总结，将祖先（历史）、自己（现在）和儿辈（未来）联系起来。从中不难看出，家谱中的历史意识表现之强烈。

    另一位徽州学者程敏政同样在谱学中将自己家族的历史进行了深刻总结。程氏家族无疑是徽州地区的名家大族，对其家族的历史程敏政作了总结，他认为“汉晋隋唐以门第用人，有古封建遗法，而程氏率居大姓之一，自江以南稍经变故，则程氏必有保障之功……呜呼，是（修统宗谱）岂徒以阀阅之盛骄四方，夸后代而已，惟先世有大功以得姓于其始，有大忠以保姓于其间，有大惠烈于乡邦，以著姓于今日故”，[1351]可以说程敏政对程氏家族已经有了总结，那就是“大功”、“大忠”和“大惠”。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一个宗族的繁盛必有许多著名人物，但也有一些普通人物，很显然宗族发展的历史一定还有可以普遍适用的一些规则。程敏政通过考察本族的历史得出程氏家族昌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学固程氏家法也”。他说“本宗谱始唐祭酒府君，续于宋太师文简公，而伊川先生继之，元见山处士又继之，先尚书襄毅公亦尝属意而未成也，顾其所以训子孙，崇孝义而敦敬睦者，序引炳然至详备矣，小子何敢赘焉。然小子之所愿于族人者一言，曰学而已，夫学大之为贞臣、为硕儒，小之为上农、为良贾，无所往而弗宜。不学則反是，可惧也。矧我先世获生遇宣圣倾盖于途者一人，没传宣圣之绝学侑食于庭者两人，学固程氏家法也。可弗勉乎，勉之則可以承先泽迪後昆而有光于斯谱，谱不徒作矣”，[1352]程敏政作为一个精于史学的学者，他的历史借鉴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他认为“学故程氏家法”，是可以“承先泽迪后昆”的一种精神，是一种程氏家族应该遵守的历史经验。

    徽州地区作为文献之邦，人们的这种历史借鉴意识是较显著的，在谱学中也表现的较明显。谱学要实现其“以稽先世，以贻将来”的功能，非历史借鉴无从谈起，谱学正是作为一种载体将家族的历史承载下来，为家族提供着历史借鉴的各种元素，从而使家族在浓厚的历史意识中不断地更新成长得以生存下去。可以说国史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郡志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意识，而家谱则体现了一个家族的历史意识，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的历史丰富多彩，又具有清晰的延续性。“明世系”以“尊祖、敬宗、收族”虽是徽州谱学发展的一种动力，但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贯穿在谱学发展中的这种历史意识是其发展与繁荣的一种原动力，也是促进谱学表现形式不断发展一种动力。如果仅从表现一个家族的世系角度而言，宋以前的血脉图、世系图就可以实现这方面的目的，但谱学在发展中不断加入了家传、行状、墓志等具有史学特征的新内容，这无疑说明了历史意识在谱学中的体现，同时也指导着谱学的发展。

    谱学的历史借鉴思想与史学相比不同之处即史学是善恶必书，但谱学只书善而不书恶。在徽州族谱中一般都坚持“谱者史例也，谱为一家之史，史则善恶具载，谱则书祖宗之嘉言善行而不书恶者，为亲讳也”[1353]，这种观点反映了史学与谱学之间的区别。

    三 史学编撰理论是徽州谱学编修的重要理论来源

    谱学与史学关系密切不仅表现在历史意识始终影响着谱学，也表现在史学的一些编撰理论对谱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崇祯时吴士鹏说：“昔龙门氏之业开于谈，而成于迁固，后世谱学之宗也。”[1354]清楚地表明了史学对谱学的影响，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史表对徽州谱学编写形式的影响

    史表作为一种史学表现形式，无疑是由司马迁创造出来的。他将纷繁复杂的三代历史、春秋及战国时期的历史以史表的形式表现出来，史表有两个显者的特点，一是记录了时间，二是有一定的历史记载。与司马迁所见到的“谱牒独记世谥”相比无疑要完善多了。但这种以年表记载历史的形式在后来的史学发展中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下来，直至欧阳修编写《宰相世系表》才被又一次使用，欧阳修的贡献是在没有裂土分封情况下，将世表运用于位列宰相的士大夫们身上，这是一种适应历史变化的创造，而这一形式符合了家谱表现家族世次关系这一需要，因此被谱学编修普遍采用。

    如宋乾道年间胡舜申修胡氏族谱时就是使用唐史《宰相世系表》，此谱今日虽已无从见到，但其子胡伟元在《宋淳熙间续修宗谱序》中说：“况旧谱（按：指胡氏乾道谱）仿唐史世系表，其眼界有限……因广求诸家谱牒，阅之惟东莱吕氏编次最为有法，其族属支分派别皆以名书之旁，注行第与字，历官则书其始终，坟墓则书其所在，以至妻书其所娶，女书其所归，凡见存之人享达未艾如历任之类，则阙其纸以俟添入，或生孙便可增谊于下，不须频修，真良式也”。从胡伟元的论述中可见，当时胡氏族谱是仿照《宰相世系表》无疑，这里还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当时东莱吕氏家谱形式最佳，从今日来看，许多族谱虽然说是借鉴欧、苏谱法，但从具体内容来看却更似文中所说的东莱吕氏家谱的形式，是否可以说后世的家谱也受到了吕氏家谱的影响。

    其后程敏政编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时也受到史表的影响，在该谱凡例中他说：“旧谱六世为图，失小宗之义；小传各系本支图后，失统宗之义。今图五世，准欧谱例下注事实，准史记年表、唐书世系表例，旁注世次，明传代也。”[1355]作为一名以史学家自称的学者，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谱学观受到了《史记》、《新唐书》中史表的影响。从程敏政的言论中还反映出了一种现象，就是直到明代成化年间之前，欧阳修的谱例还不是被人们自觉遵守的，因此对欧谱的影响还需作进一步细致的考察。

    明崇祯时吴道宗也说：“顾谱学非世学未易言也，刘子玄所称以家史名者曰，扬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而已。近谱则莫于欧苏二氏良，欧以世经人纬法史氏之年表，苏以系联派属如礼家之宗图。”[1356]这是具有总结性的观点。他也是徽州学者较早使用“谱学”这一概念的人，其指出欧谱“法史氏之年表”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苏谱是“如礼家之宗图”，则有不妥之处，事实上苏谱“法史氏之年表”也是十分明显的。

    乾隆年间张元泮说：“尝闻宗谱之修与支谱之作异，盖支谱聚而宗谱散，散则繁，聚则简，简而能聚则清浊易辨，繁而散则真赝难明，故支谱之成有功无过，而宗谱则功过参焉。仿龙门世表，经之纬之，明昭穆以别尊卑，使数十代之世系昭然在目，千里之云礽了如指掌，厥功伟矣。”[1357]这里张元泮通过比较支谱与宗谱之间的区别得出宗谱难修的原因，但他又指出由于“仿龙门世表”，最终达到了“明昭穆”的目的，因此他由衷地感叹到“厥功伟矣”，实际上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司马迁史表的认同与欣赏。同时代的庆源詹氏宗谱也提到了对史表的借鉴。在凡例中谱者指出，“图五世法欧谱，例下注实事，法史记年表唐书世系表。”[1358]也表明该族谱受到了史表的影响。

    总之，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年表对徽州谱学影响是明显的。这一点从后来龚自珍的论述也可以进一步证明，他说：“由是胪而为家谱则史表之遗也，广而为家乘则史传之遗也，二术立谱乘举矣。”[1359]龚自珍作为著名的史学家与思想家，对家谱的认识是十分清晰的，他将家谱与家乘两者进行了区分，但明确指明两者都受史学之影响，实际上他说的“家谱”指的是谱学中的世系，家乘指的是谱学的家传，都是谱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信史原则对徽州谱学编写的影响

    “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史学家们所追求的重要原则，由于家族谱系大多代远失修，因此坚持史学家们的信史原则十分必要。

    嘉靖年间《庆源詹氏宗谱序》指出：“谱犹史也，史主记善恶垂鉴戒，疑传疑焉，信传信焉，谱亦如是。苏之谱六世而上无传焉，君子不以为略，欧谱自询至琮三百年为七世，琮至郴乃七十八年十三世，其详也，不能无憾焉。”[1360]不难看出该序的作者认为在“疑传疑，信传信”方面国史与家谱是相通的，家谱要自觉去遵守这一原则，否则既使像欧阳修这样的谱学名家也会做出令人遗憾的事。

    上文所说的吕尚宁对信史问题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说：“谱以信，疑以疑，不敢执，□□酌其当否，可则从，不可则止，凡书载时事（有缺文），仿诸国与府之郡志……亦足以为百代不刊之典明徵矣，否则执笔者虚誉之诮。”[1361]这是将“信史”思想与谱学能否成为“百代不刊之典”联系起来看的，说明只有信史才能流传下去。同时吕尚宁还将“信史”与执笔者的追求相联系，若不以“信史”为指导原则，那撰修者只不过是追求“虚誉”而已。

    在徽州学者中对“信史”思想论述较系统的是汪道昆。他说“古者国有国史，家亦宜然。谱者，史之流也”。既然族谱为史之流，因此就要遵循信史的要求。故他针对溪南江氏族谱中，“江故萧氏，著于汉，显于梁，其在遗策可考已。乃今由唐以上不籍，本始之谓何”的疑问时，回答说：“仲尼诵法先王，三坟五典具在。删书则自尧舜始，其斯信而有徵乎！江氏由唐以迄于今，可以考信。作者唯传信之务，则始终于唐，盖其慎也”。[1362]汪道昆认为家谱编修应学习孔子编写《尚书》的法则，做到“信而有徵”，这一点上他认为溪南江氏修谱中坚持的很好，因为萧氏虽然是江氏之“本始”，但“江氏由唐迄于今，可以考信。作者唯传信之务，则始终于唐，盖其慎也”是完全值得称道的，也就追求“本始”与“作者唯传信之务”之间是不矛盾的。甚至可以说当追求“本始”与“传信”之间相矛盾时应以“传信”为要务。对于孔子的“传疑传信”思想，汪道昆还多次提到，他还说：“昔楚平祖高阳，汉司马迁祖颛顼。两人并以作者显，学士至今称之。乃若四代之禘郊祖宗，皆是物也。作者莫盛于孔子，其所删述，莫严于《尚书》、《春秋》。顾《尚书》始于帝尧，春秋始于鲁隐。夫岂未逮坟典，而谓周公之德衰邪！与其远取以稽疑，无宁近取以传信。此明圣之所为务，后之良史与稽焉。”[1363]再次表明他认为“良史”应该是“近取以传信”，而不是“远取以稽疑”。汪道昆在其文章中还多次提到“信史”原则，在此不一一枚举。

    兹举一例，考察一下在具体编修中是如何坚持“信史”原则的。修于嘉庆年间的《南屏叶氏族谱》中就说：“族谱首重纪实，不敢传疑，我族始于元明间，伯禧公自祁门县石马山迁黟县五都南屏村，为我族始祖，由伯禧公而上虽源流可考而谱牒未能遍查确实，恐蹈诬妄之诮，故兹谱由迁南屏而上但载明历代祖名以原所自出，其他远祖旁派概不载入，盖综核难精，不敢附会以自诬云耳。”[1364]

    从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徽州学者在论谱、修谱时始终是将“信史”原则作为一种追求，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当然也是作为一种指导修谱的原则。今天，我们之所以对徽州家谱有着浓厚的兴趣，显然与徽州家谱能够提供许多徽州地区的信息有关，而这一切的基础应该与家谱中的“信史”观念有关。

    （三）其它史学观念对徽州谱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他们的影响在徽州谱学中的许多方面都有体现，如“史才”观的影响、史论的影响等等。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徽州张氏裔孙张璘说：“或曰，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必有史才史学如龙门者，始胜其任，子何居之不疑？余曰，国史载治乱兴亡之故，以为后世戒，故必上下数百年，国家之典故，政事之得失用人之邪正，治乱之关键，罗列胸中而后可当作史之任。谱以叙一族之世次，不过明白可考，使无紊乱而已，稍能文者皆可为之。况古今称史莫踰龙门，以后代不绝史，若必待龙门之才而后可作史，则西汉以来当绝无史矣，将千百年之政事人物何所纪述乎？”[1365]从张璘的话中可经看出，他对别人的疑问进行了回答，希望世人能够理解像司马迁那样的“史才”是不可能人人都达到的，但作为史学家依然有责任将历史编写下去，同样也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编修家谱的用心。这段话的重点是张璘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希望族人能够理解他从事修谱活动的行为。但从“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必有史才史学如龙门者，始胜其任”的叙述中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们的观念中将“史才”作为编修家谱的一个重要条件。从中可以看出，从刘知几提出“史才”观后，“史才”就成为史学的重要理论，其影响不仅局限于史学编修之中，也影响到家谱的编写。

    另外，江传善在《绩溪北门张氏谱序》中说：“历代帝王之有谱系，所以传相承之次也。其善恶之谥昭然载诸经史，永为万世鉴戒，其来有自也。是故士大夫家亦必编缵谱系，以明祖宗之所从出，而兴木本水源之念。录夫一姓长幼善恶而有劝惩之意，乃世教之一助，是则世家大族谱系之作岂偶然哉。虽然谱者布列以见事之称，而有功于教也。则秉笔者当效作史之法，俾为人后者皆思所以光前振后，贵礼义廉耻，尚孝悌忠信。”[1366]该序中作者一方面指出了家谱与历代经史之间的目的是一致的，并且社会功能也是相同，另一方面作者则明确指出修谱的“秉笔者当效作史之法”。这实际上是强调了作史之法是编修家谱的重要指导依据，也再次表明史学与谱学之间的相通之处。

    此外还可以看到，许多从事国史编写的史学家都加入到家谱的编修之中。如程敏政就是典型的一个。雍正二年（1724年）翰林院庶吉士程恂说：“余幸释褐备员史馆，镜山时正家居修谱，因辑诸忠孝节烈传志，乃寓书于余曰，吾族之节妇某，君知也，盍一言传之俾登诸家乘。余思此正史氏事也，爰作是传。”[1367]程恂的态度十分清楚，他认为一名史学家从事谱学编修是其不容推卸的责任，在这篇人物传中程恂还以太史氏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史论，他说：“太史氏曰：夫妇人以甫踰及笄之韶龄，当新婚未久而丧所天，无产可依，无子可恃，苟稍一踌躇顾虑于其中，则此日之节良有难于确乎”，虽然该史论没有多少新意，但从形式上却可以说明史学与谱学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总之，在徽州谱学发展的过程中，历史意识、史学编修理论始终对其产生着影响，这是徽州谱学得以繁荣的一个深层的原因。

    作者简介：徐彬，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1994级硕士。

    论清代的历史笔记及其史料价值

    姚继荣

    清代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清朝统治全国的历史；但从广义上说，还应包括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在东北的开国史和溥仪逊位后在紫禁城的活动[1368]。据此，清代历史笔记所讨论的年限，主要指顺治至宣统朝（1644～1911）这个时段内。从清代历史笔记发展的实际情况考虑，大略可按顺康雍（1644～1735）、乾嘉（1735～1820）、道咸同（1821～1874）和光宣（1875～1911）四个时期来把握它的发展和演变轨迹。

    一 清代学术思潮与史学发展大势

    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引起了一批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学术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迎来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以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具有大略一致的反宋明理学的倾向。当然，由于他们的学术渊源不同，态度也不尽一致，有的反对，有的修正，而又一致痛弃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以及所造成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顾炎武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1369]把明之亡国归咎于宋明理学所造成的学风，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不过，也说明他们是深叹于明亡清兴的社会巨变，而要改变明代的虚浮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致力于研究历代的典章制度，从治乱兴衰中探究治世之道。学者们的研究，不仅开拓了学术的视野，而且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提出了不少具有启蒙价值的新思想。王夫之作《读通鉴论》，对中国古代历史作出了一些新的论断；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发表了一些改变旧制度的意见，还表达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370]的思想；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们的思想超越了单纯反清的性质，反映了变革旧制度的进步要求，对晚清的改良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371]。

    之后，启蒙思潮一度受到扼制而有所消沉，但伴随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反映在文化学术领域，清中叶以后，启蒙思潮又重新抬头，主要表现为汉学的裂变。一些好古博学之士，重视考证古代典章制度，恢复了“经世致用”的传统。

    作为清朝的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儒家控制社会思想文化；而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控制社会文化思想的方式。以后者而言，则无非有二途：一是征人编书，包括修《明史》，编《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和《四库全书》，强调主流文化，严禁异端邪说；二是大兴文字狱，案件之多，株连之广，惩治之残酷，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个朝代，其目的在于消除人们的反清意识。即便是吟诗作文，乃至属联拟题，很可能被随意引申曲解，招致杀身、灭族之祸。在这种大背景下，文人心怀忧谗畏讥、惴惴不安的心情，形成了畏惧、郁闷的心态和看风使舵的态度。晚清胡思敬即云：“国朝自庄廷鑨、吕留良、戴名世连兴大狱，文字之禁极严，内外士夫罔敢谈国故者。”[1372]李祖陶也说：“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1373]

    清中叶以来，乾嘉汉学大兴。从学术源流上说，它导源于顾炎武；而从学术品格上论，则是清朝文化专制的结果。在文字狱的恫慑下，人们承袭了明清之际学者的治学方法，可又丢掉了经世致用的研究精神，多不关心当世之务，只埋头于故纸堆里，从事文字训诂，名物的考证，古书的校勘、辨伪和辑佚之类的工作。他们在包括文字、音韵、训诂、金石、地理在内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当然，从总的看来，只能说是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由于脱离现实的倾向，导致缺乏理论上的建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遗憾[1374]。

    至19世纪，伴随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加剧，中国要摆脱被宰割的局面，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近代先进分子无不走上从西学中寻求治国药方的道路。同时，西方列强为把中国变为它们的附庸，也需要以传播西学来开路。所以，“欧风美雨”、“西学东渐”也成为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现象。

    鸦片战争以后，采纳西学直接关联变革图强、抗敌救国，成为先进中国人的自觉行动，迅速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潮流。继林则徐编《四洲志》，开研究西方的风气之后，魏源又撰《海国图志》，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发出了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后来，又有人把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民主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引入中国。所有这些，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从而引发了思想领域的深刻革命。

    “西学东渐”之风的深入，又渐次渗透到制度和政策的层面，引发了一些重要的变革，也产生了一系列新事物。废科举，立学校，筹翻译，设书局，办报刊，兴留学，既动摇了旧的教育体制，又传播了新的思想文化，催生了洋务和改良倾向，朝野上下充斥了“新学”与“旧学”的撞击。

    不过，在热衷于洋务的年代，人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正像冯桂芬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375]，“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1376]。从体与用、道与器、本与末、礼与艺的关系，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377]。而当社会变革触及到“体”时，情形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在中学与西学的对比中，对各自的短长看得越来越清晰，传统文化的神圣光环也就渐渐失色，独尊的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从西方引进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求，越来越自觉，声势也越来越浩大，过去是“用夏变夷”，于今则不免要“用夷变夏”，求新声于异邦而采洋改制了[1378]。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急形势，使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渐次摆脱传统，向新旧学的混合型士大夫转化了。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必须吸收融会新的东西，以便为社会变革服务。所以，西学的新知已在实际引导他们的行动，使之成为一些分属于不同政治分野的知识分子群体了。

    从清兵入关到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一方面，晚明的腐败与灭亡，清朝统治者一度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段的史学面貌。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了这时候，思想和文献的积累丰富而厚重；在历史进程中，它们不仅为人们所传承和弘扬，也不断为人们所审视和估量。当然，明清新的社会因素开始滋生并呈现微弱发展，从而使这种审视和估量也呈现出新的趋向。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这一时段的史学发展具有总结和嬗变的特点。总结，既反映在历史思想和史学理论上，也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嬗变，则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乾嘉之年的章学诚、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和崔述，以及稍晚的阮元、龚自珍，各有名作，反映了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特点；官修史书和私人撰述虽各有突出成就，而后者则更多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趋势，代表了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水平[1379]。

    从鸦片战争后到清朝覆亡，是近代史学的萌生、发展阶段。传统史学的嬗变端倪发展成明显的分化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史学以深厚的根基，还在延续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民族危机震撼下，人们对历史与现实重新思考而萌生了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从后者来看，关于鸦片战争史、边疆史地、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关于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之观念在历史书文中的反映，关于在进化论指导下对“新史学”的提倡，成为这一阶段突出的史学现象。这里所说的“分化”，主要是进化论思想在史学中的反映，具体表现为对传统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撰述内容的批判，还有历史撰述倾向和史家之历史视野的变化。具体说来，近代史学的萌生，呈现出了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入了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二是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成为近代改良活动的理论依据；三是传统史学中的历史进化观点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1380]。

    二 清代的笔记、史料笔记与历史笔记

    关于笔记，历来人们的看法不一。对与笔记有关的图书，四库馆臣分别列入“史部·杂史”、“子部·杂家”和“子部·小说家”三类。这里所谓的“杂史”，是“事系庙堂，语关军国”之书，而所述不过是“一事之始末”、“一时之见闻，不得为正史”[1381]。这里所谓的“杂家”，分为六类：（1）不宗一家的“杂学”，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2）辨证事实的“杂考”，像顾炎武的《日知录》；（3）既有资料又有议论的“杂说”，像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4）推究原理而所记纤细的“杂品”，像刘体仁的《七颂堂识小录》；（5）分类编辑旧闻的“杂纂”，像陶宗仪的《说郛》；（6）汇刻各类文体的“杂编”，像冯班的《钝吟杂录》[1382]。这里所谓的“小说家”，分为杂事、异闻和琐语三类[1383]。

    杂史类与小说家杂事类，同记杂事，不易区分，所以，又“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入杂事[1384]。文体虽同，但内容上有朝野之异，所以有所分别。不过，这样的分类并不完全合理。至于杂家类，“杂学”以学术观点立目，与“杂考”、“杂说”、“杂品”、“杂纂”和“杂编”以体例庞杂立目，原则不一，置于一类也不合适。至晚清，张之洞作《书目问答》，认为杂史记“有关政制风俗轶事”，可分为事实、掌故和琐记三类，把《春明梦余录》入琐记；至于杂家类，则以学术观点划分，所谓“学术不纯宗一家者入此，其杂记事实者入杂史，杂考经史者入儒家”。这样一来，从文体上说，杂家与笔记也就没有关系了。而小说家之书，在他看来，是记事之作中“多参议论，罕关政事”[1385]的，像王士禛的《居易录》。以记政事之多寡，划分杂史与小说，与四库馆臣的看法大略一致。今人谢国桢作《明清笔记谈丛》，视“笔记”、“小说笔记”、“野史稗乘”、“野史笔记”为同一概念，把杂史、杂学、小说家、史地、史抄和传记类图书，一律归入“野史笔记”[1386]。不过，这种分法也不十分理想，主要是偏于零乱而不便把握。

    今人刘叶秋作《历代笔记概述》，第一次系统研究了笔记的文体流别和发展大势。他把笔记分为三类：（1）小说故事，即志怪、轶事小说；（2）历史琐闻，即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3）考据辨证，即读书随笔和札记。不过，他也看到了这种分法还欠周密，所以，又说“归纳古代笔记为三大类也无非粗举大凡而已”[1387]。另外，在他看来，笔记具有以下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1388]

    应该说，在笔记的分类和特点的概括上，他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摆脱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局限和束缚，从而把古代笔记真正归为一门。

    今人冯尔康作《清史史料学》，他认为，古代笔记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古今图书、文物心得，随笔撰写具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作者所及的见闻，可以是朝廷的，达官贵人的，里巷细民的；所阅读鉴赏的文献、文物，可以是古今各种各类的。所以，它的内容，涉及当时和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它们不拘形式，信笔所记，杂乱无章。作者记一些素材以备遗忘，可以进一步综合而成专著，有的因条件不成熟而没有实现目的，有的则因它本身就是一种体裁，也就乐而为之定稿了[1389]。

    应该说，上述各家对“笔记”的认识，还不是很理想和科学的。所以，为了更好讨论和研究清代的历史笔记，这里有必要厘订一下“笔记”、“史料笔记”和“历史笔记”这三个概念。

    1.“笔记”一词，最早见于南梁

    《文心雕龙·才略》即云：“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功；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在《南齐书·丘巨源传》中，也有“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1390]之说。笔记是随心所欲、随笔记录的文体，名号众多，像“丛谈”、“丛话”、“丛录”、“谈丛”、“谈录”、“杂俎”、“杂识”、“杂录”、“杂忆”、“杂记”、“野记”、“札记”、“笔记”、“笔谈”、“琐言”、“琐语”、“闲话”、“漫钞”、“漫录”、“随笔”、“野闻”、“述闻”、“见闻录”和“闻见录”之类，不一而足。一般说来，像《历代笔记概述》那样，把笔记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三大类，大略也是可取的。近年，严昌洪作《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他认为：“史事记载和笔记、野史类史料，属于记事史料。史事记载比较系统，而笔记比较灵活，野史则是私家所撰的历史。”[1391]他说：“笔记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时事新闻、书刊所载，随手笔录的杂记，没有专著那样全面、系统和完整。这就是笔记和史事记载的区别。”[1392]应该说，这样的区分是很有问题的。一来，史事记载这个概念很模糊，笔记中也不乏史事记录，野史更是专述有关史事的；二来，笔记和野史俱为私家所撰，而严氏所说的史事记载，几乎也属于私撰的范畴。

    2.“史料笔记”，是近代以来历史研究活动中出现的新概念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先后推出了四个系列的“史料笔记”丛刊，即《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收入这些“史料笔记”丛刊的，主要是那些属于“历史琐闻”类的笔记。

    3.“历史笔记”，主要见于瞿林东先生的表述

    在《中国史学史纲》的“隋唐五代史学”一章中，专设“历史笔记的勃兴”一目，他还评述说：“所记虽不如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1393]不过，他所说的“历史笔记”，即历史琐闻笔记；换句话说，是“历史琐闻笔记”的省称。所以，这个表述还没有实质性的“界说”价值。应该说，在“考据辨证”类笔记中，既有考经史的，也有考子集的，还有考制度、文物的，而考史的笔记，也当划入“历史笔记”的范畴。这些考史的笔记，与像《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和《廿二史考异》这类纯粹考史的专书不同，即一为笔记，一为专书。以赵翼为例，《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同为考辨之作，而前者可入笔记，后者则当属专书。又以钱大昕为例，《十驾斋养新录》和《廿二史考异》，同为考辨之作，前者也可入笔记，后者则当属专书。另外，在那些综合的考据辨证类的笔记中，考史的部分自然也属于“历史笔记”的范畴。

    关于清代笔记，刘叶秋又说：“清代是笔记集大成的时代，各类笔记在前人的基础上长足发展。历史琐闻类笔记的内容，尤为充实和多样化，记叙的范围也更广。”[1394]

    应该说，对清代笔记总像的这种判断，大略是不错的。不过，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对触及清朝忌讳的野史、诗文，竭力搜集、查禁和焚毁，就连一些流行现实性的笔记小说也难逃厄运。一般的笔记作者，担心以文史贾祸，讳言明清之际的史事，不敢讥评朝政，而是热衷记掌故、风俗，谈士大夫言行之类。清中叶以后，政治腐败，文网稍宽，于是笔记日多，对暴露宫闱隐秘、官场黑暗，也少了一些顾忌。而谈洋务、述欧风，也成了笔记的重要内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晚清社会面貌。另外，因受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提倡经史研究的影响，不少学者为了逃避现实而埋头古书的考据辨证，从而造成乾隆、嘉庆以来考据之风的大兴，所以，考据辨证类的笔记，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也大大超过了明代。总之，清代的“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这三大类笔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社会的变化和学风的演进[1395]。

    具体到清代的历史笔记，于顺康雍朝、乾嘉朝、道咸同朝和光宣朝各有成就。在顺康雍三朝，主要以梁维枢的《玉剑尊闻》，谈迁的《枣林杂俎》和《北游录》，顾炎武的《日知录》和《菰中随笔》，余怀的《板桥杂记》和《东山谈苑》，叶梦珠的《阅世编》，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和《分甘余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为代表；在乾嘉二朝，主要以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及续笔，龚炜的《巢林笔谈》及续编，袁枚的《随园随笔》，卢文弨的《钟山札记》，王鸣盛的《蛾术编》，阮葵生的《茶余客话》，赵翼的《檐曝杂记》和《陔余丛考》，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及余录，萧奭的《永宪录》，戴璐的《藤阴杂记》，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俞蛟的《梦厂杂著》，法式善的《陶庐杂录》、《清秘述闻》和《槐厅载笔》，钱泳的《履园丛话》，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梁章钜的《枢垣记略》、《归田琐记》、《浪迹丛谈》及续谈和三谈，昭梿的《啸亭杂录》及续录为代表；在道咸同三朝，主要以姚莹的《康輶纪行》，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及余录，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和《夷氛闻记》，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陆以湉的《冷庐杂识》及续编，毛祥麟的《墨余录》，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史梦兰的《止园笔谈》，梁恭辰的《北东园笔录》、续编、三编及四编，福格的《听雨丛谈》、俞樾的《湖楼笔谈》、《九九消夏录》和《春在堂随笔》为代表；在光宣二朝，主要以吴大澂的《愙斋日记》，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三笔及四笔，缪荃孙的《艺风堂杂钞》和《艺风堂别钞》，张祖翼的《清代野记》，继昌的《行素斋杂记》，邹弢的《三借庐笔谈》，王树枏的《陶庵老人随年录》，何刚德的《春明梦录》和《客座偶谈》，朱彭寿的《旧典备征》和《安乐康平室随笔》，刘声木的《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及五笔，刘体智的《异辞录》，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许指严的《十叶野闻》为代表。

    三 清代历史笔记的史料价值与缺陷

    关于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像赵翼、王鸣盛这样的考据大家，已有充分的肯定。不仅依据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订正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失实之处，赵翼还提出了“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1396]的观点。王鸣盛也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1397]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的真实，这也是合乎近代科学精神要求的方法。

    迄于近代以来，学界的认识愈益趋于明确。鲁迅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1398]

    民国之初，周椒青为《清代轶闻》作序，对正史与笔记史料，有一个很形象的对比：“凡古人言行，其载之正史者皆山中之恒溪也；及睹其轶事于他说，则其人之性情毕露而读者之耳目为之一新，此则天外之飞瀑也。”[1399]

    一般说来，历史笔记的史学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思想和编纂学的层面，而是体现于文献和史料学的层面，又主要表现在对“正史”的拾遗补阙的作用上。具体到清代的历史笔记，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对研究清代有关的人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补他书之阙，详他书之略，正他书之误”的作用。

    以历史琐闻类笔记而论，有的以谈文艺、掌故为重点，偶及考辨，间杂大量的神怪故事，具有浓厚的小说色彩，像王士禛的《池北偶谈》、钮琇的《觚剩》；有的集录一种内容，像厉鹗《东城杂记》之记杭州东城的旧闻、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之记北京岁时风物。不过，从量上说，最多的则是随笔杂感之类的笔记，像宋荦的《筠廊偶笔》、韩泰华的《无事为福斋随笔》。清人笔记谈明代以前掌故的，大多陈陈相因，殊乏新异；滥收无聊故事和诗词，也是这类笔记的通病。而真正可取的，是这些笔记中记述当朝见闻经历的部分[1400]。像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分“谈故”、“谈献”、“谈艺”和“谈异”四部分。前两部分，主要是记清代的典制、科甲和明清名臣的言行，偶及古制和古人。“谈艺”中评论诗文、采录佳句，保存了大量明清之际的文艺史料。至于“谈异”录怪异，就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了。

    又褚人获的《坚瓠集》，有正集、续集、广集、补卷、秘集和余集，于古今典制、人物事迹、诗词艺术、社会琐闻乃至诙谐戏谑之语，无所不录，又以明清轶事为重。至于论诗词、文艺的部分，则鲜有高明的见解；讲掌故、考证的，又大量因袭前人笔记的内容，还间杂了不少琐屑无聊之事，也没有多少实际的价值。

    又钮琇的《觚剩》，包括“吴觚”、“燕觚”、“豫觚”、“秦觚”和“粤觚”，记述明清之际杂事，是钮氏所经吴、燕、豫、秦、粤的见闻，而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记录，很有可资采择之处。又俞蛟的《梦厂杂著》，分为“春明丛说”、“乡曲枝辞”、“游踪选胜”、“临清寇略”、“读画闲评”、“齐东妄言”、“潮嘉风月”七个部分，主要涉及山水名胜、风俗民情、神怪异人、朝野掌故和画事评论。在“游踪选胜”中，他谈及桂林的七星岩、扬州的平山堂、杭州的灵隐寺、南昌的滕王阁和北京的万柳堂，笔法生动，可借以了解乾隆、嘉庆朝这些名胜的情况。在“读画闲评”中，他记述了清代画家闵贞、童钰、余集、潘恭寿、王三锡、方薰、奚冈、罗聘的言行，评画也很中肯，可看作是一部小的画史；在“临清寇略”中，记述了他亲历的山东临清清水教王伦起义，虽对义军多有诋毁，可它详述事件始末，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外，“春明丛说”、“乡曲枝辞”和“齐东妄言”，写了不少神怪迷信故事，也有一些侠客、异人故事；“潮嘉风月”虽说偏记船妓欢场，不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东潮州的社会面貌。

    从总体上说，《池北偶谈》以谈轶闻和文艺见长，《坚瓠集》以记杂事见长，《觚剩》以集录诗文见长，《梦厂杂著》以记名胜、民俗见长。另外，像王士禛的《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大致与《池北偶谈》接近，只不过更偏重于议论、考证而已；阮葵生的《茶余客话》、钱泳的《履园丛话》、梁章钜的《归田琐记》、陆以湉的《冷庐杂识》、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邹弢的《三借庐笔谈》，也是这种丛谈类的笔记。像《履园丛话》谈书画、碑帖，《冷庐杂识》谈语文、史学和字书；《茶余客话》、《归田琐记》和《两般秋雨庵随笔》，大致类同于《坚瓠集》。至于像《三借庐笔谈》之类，涉及不少西人、西学和洋发明，偏述时事也是这类笔记的一个倾向。

    而偏于记述掌故、仪制，也是清代历史笔记的大宗，像王士禛的《居易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沈初的《西清笔记》、徐锡龄的《熙朝新语》、梁章钜的《南省公余录》以及昭梿的《啸亭杂录》。以《啸亭杂录》为例，身为亲王的昭梿，熟悉朝政、典制，书中所记主要是他的经历、见闻，偶及一些琐闻、轶事。像卷二记清初官名和汉军八旗的设置，卷六谈銮仪卫的职务，卷七记木兰行围，卷八谈内务府的定制，卷九记满族人嫁娶的礼仪，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礼俗很有帮助；书中还涉及一些重要史事，像卷一记雍正朝利用特务侦知宗室、大臣的活动，卷六记嘉庆朝林清、李文成义军攻入皇宫、占据滑县的始末，卷八记嘉庆朝工部书吏私造假印官银之事，也有助于对清朝政治的深入研究。

    在清代，还有集录一类内容笔记。像刘体仁的《七颂堂识小录》、阮元的《石渠随笔》，专谈书画、碑帖；郎廷极《胜饮编》，专谈饮酒故事。至于随笔杂记一类，像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宋荦的《筠廊偶笔》、王应奎的《柳南随笔》、韩泰华的《无事为福斋随笔》、黄钧宰的《金壶七墨》，不仅量大，而内容杂乱，可又不乏可取的史料价值。另外，还有以记叙为主的笔记，像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有关道光、咸丰的史事，很值得研究者重视。至于张潮的《虞初新志》、郑澍若的《虞初续志》和俞樾的《荟蕞编》，则属于故事选集，几乎是尽抄明清人的文集和笔记，自然也就没有多少史料价值了。

    在清代，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名作不绝。以偏于考史的历史笔记而论，最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三类：一是综合性的丛考杂辨，像顾炎武的《日知录》和赵翼的《陔余丛考》；二是偏重于经史训诂考证的札记，像王鸣盛的《蛾术编》、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和桂馥的《札樸》；三是一般性的琐谈杂论，像高士奇的《天禄识余》和纳兰容若的《渌水亭杂识》[1401]。

    像顾炎武的《日知录》，从内容上，先是分为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和艺文八类；至乾隆朝，四库馆臣则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和杂考证。论古事、论史法的部分，自不待言，而论政事、论世风、论礼制、论科举，论艺文、论杂事、论兵制、论地理的卷目，也广泛涉及到有关的制度、掌故和史事；即便是论经义、论古义、论地理和杂考证的卷目，也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另外，他考经考史的原则与方法，也对后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乾嘉之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即是步《日知录》后尘而产生的清代三大史考杰作。

    又赵翼的《陔余丛考》，谈经义、史学、掌故、艺文、纪年、官制、科举、风俗、名义、丧礼、器物、术数、佛神、称谓以及杂考，涉及之广，不下于顾炎武的《日知录》。而就史学价值论，以论史学、掌故、典制和艺文的部分，最值得称道。像评论《左传》叙事，说它对一个人的用名、用字、用谥号，错见迭出。卷二“邲之战”条，记同一个荀林父，忽曰荀林父，忽曰桓子；同一个士会，忽曰士会，忽曰随武子，忽曰士季，他篇又称范武子，这是容易引起读者误解的文法。卷六又谈到《三国志》记事的疏漏、讹舛，像《关羽传》中提到将军傅士仁，而《孙权传》和《吕蒙传》俱作“士仁”，这种一人姓名的互异，也是类似而不可取的文法；《武帝纪》记建安十三年刘备救合肥在先，战赤壁在后，而《孙权传》所述正好反了过来，它综合有关传记，断定《吴志》上的记述是对的。卷六中还说明宋齐梁陈、魏周齐隋各史和《南史》、《北史》的写法不同，卷十二又据《通鉴纲目》、《贞观政要》和《北梦琐言》，订正了新旧《唐书》叙事的差异，显示了在提供史料线索和研究方法上的启示价值。

    又王鸣盛的《蛾术编》，分说录、说字、说地、说人、说物、说制、说集、说通八类，以论证经义、史地为主，旁及人物、制度、名物和诗文，而以论史说地的部分最有价值。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也是综合性丛考杂辨的名作。而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视野开阔，涉及包括经学、小学、史学、官制、地理、姓氏、典籍、词章、术数、儒术在内的众多领域。钱氏又考镜源流，匡辨伪讹，探微烛幽，立论评说稳正，为后人称赏，被学者视为典范。像卷十二考出宋代同姓名的人超过七十人，卷十四广泛评介地方志书，辩驳朱国桢《涌幢小品》、顾炎武《日知录》和高士奇《天禄识余》中的疏误，也是有益于澄清史事和有补于历史研究的。又桂馥的《札樸》，分为“温经”、“览古”、“匡谬”、“金石文字”、“乡里旧闻”和“滇游续笔”六部分，虽说重心在经义、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辨上。不过，卷九“乡里旧闻”记述了不少乡邦轶事，而“乡言正字”条，收录了很多曲阜的方言俗字，为研究山东方言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另外，像杨静亭记北京掌故的《都门杂记》，张焘记天津建置沿革及社会事业的《津门杂记》，杨宾记吉林建置、职官、物产和风俗的《柳边纪略》，宋小濂记由齐齐哈尔经墨尔根赴漠河沿途见闻的《北徼纪游》，黄协埙记上海开埠后社会经济状况的《淞南梦影录》，王韬记上海邑志别乘的《瀛壖杂志》，诸联记上海青浦逸闻杂事的《明斋小识》，王家祯记吴下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研堂见闻杂记》，余怀记江南人文、风物的《三吴游览志》，捧花生记南京秦淮河风情的《秦淮画舫录》和《画舫余谭》，顾禄记苏州风土风物的《清嘉录》和《桐桥倚棹录》，吴骞记江苏宜兴山川、人文的《桃溪客语》，吴德旋记吴越幽隐人物行迹的《初月楼闻见录》及《初月楼续闻见录》，李光庭、王有光记京东、江南方言谚语的《乡言解颐》和《吴下谚联》，周亮工记福建风土人情的《闽小记》，王沄记浙江、福建、京师、淮上、山东、广东、湖南风土见闻的《漫游纪略》，李调元记广东风土的《南越笔记》，吴震方记粤港澳山川、名物、风俗的《岭南杂记》，汪森记广西自然与社会状况的《粤西丛载》，严如熤记陕西、四川、湖北山区风土民情的《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王棫记湖北地理、人物、琐事的《秋灯丛话》，王士祯记甘肃、四川琐闻的《陇蜀余闻》，许缵曾记从河南、两湖至滇黔名胜异闻的《滇行纪程》和《东还纪程》，余庆远记云南丽江自然山川与民族状况的《维西见闻纪》，张祥河记赴甘肃所经之处名胜及学人往还行迹的《关陇舆中偶忆编》，祁韵士记从京师遣戍伊犁的沿途名胜景物及民生状况的《万里行程记》，冯一鹏记甘宁青新边地风物的《塞外杂识》，这类偏于地理、纪游、叙事及异闻之作，也可归于历史笔记的范畴，同样也有不可小觑的史料价值。

    从总体上说，这些笔记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可概括为社会生产与经济资料、典章制度资料、政事与吏治资料、人物传记资料、物质文化与社会风气资料这五个方面。以社会生产与经济资料而言，像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钱泳的《履园丛话》、叶梦珠的《阅世编》、李光庭的《乡言解颐》、戴璐的《藤阴杂记》、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和王潭的《漫游纪略》；以典章制度资料来说，像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阮葵生的《茶余客话》、昭梿的《啸亭杂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福格的《听雨丛谈》、刘献廷的《广阳杂记》、梁章钜的《浪迹丛谈》、法式善的《清秘述闻》和《槐厅载笔》和叶凤毛的《内阁小志》；以政事与吏治资料而言，像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赵翼的《檐曝杂记》、昭梿《啸亭杂录》、王士禛的《香祖笔记》、许克敬的《暝斋杂识》、薛福成的《庸庵笔记》、叶廷琯的《鸥陂渔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梁章钜的《浪迹丛谈》和龚炜的《巢林杂谈》；以人物传记资料来说，像昭梿的《啸亭杂录》、朱彭寿的《旧典备征》、福格的《听雨丛谈》、许克敬的《暝斋杂识》、陈康祺的《郎潜纪闻》、金埴的《不下带编》和张潮的《虞初新志》；以物质文化与社会风气资料而言，像顾禄的《清嘉录》、黄协埙的《淞南梦影录》、李光庭的《乡言解颐》、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叶梦珠的《阅世编》、于鬯的《花烛闲谈》、梁章钜的《浪迹三谈》和阮元的《石渠随笔》。

    不过，清代历史笔记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和严重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们的作者，大多是官僚、士大夫，宣扬旧道德、美化统治者、诋毁反抗民众、排斥进步思想，也就成了很普遍的问题。像对太平军、捻军、白莲教、义和团之类的反清活动，几乎一无例外地冠之以“贼”、“逆”、“盗”、“寇”、“匪”之类的字眼。另一方面，历史琐闻笔记中所叙事实，真伪杂糅而难于分辨，又因编排杂乱而不易选择取舍。再一方面，考据辨证类笔记所考所记，也不免零零碎碎，缺乏系统；互相抄袭，陈陈相因，更是这一类笔记的通病；至于引证书证，又往往只凭记忆，随意删改原文，难免出现“讹”、“脱”、“衍”、“倒”之类的毛病。清代历史笔记的这些缺陷，从总体上虽无损它们的史料价值的大局，而研究者对待它们的态度则又必须慎之又慎。

    作者简介：姚继荣，青海民族大学民研所教授，北京师范大学1999级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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