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玖
对中国而言,20世纪前半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学术巨人的时代,就像恩格斯讴歌的十六世纪的欧洲之情形一样,“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402]中国史学在这五十年完成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史学界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其中,有三颗明星特别显耀,是他们引领了三大史学思潮,使史学发展呈现出一浪高过一浪、后浪推前浪的壮丽图景,最终趋于合流。这三颗明星是梁启超、胡适、郭沫若。他们的学术影响、学术气象多有相似之处,同时又各有独特的风格。因此,对他们的史学特点进行比较,有助于清楚地认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历程和规律,有益于给予这三位学术大师以更加准确的学术定位。[1403]
一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自珍从京城辞官南归时写下这样的诗句:“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1404]作为开一代学术新风之人,龚自珍可谓名副其实。魏源说:“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1405]龚自珍所说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对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均影响很大,他们在学术追求上与龚氏有着相同的旨趣。如梁启超曾说:“昔龚定庵有言:但开风气不为师,吾夙以其有妙谛而服膺之。”[1406]胡适在白话文和文言文问题上与章士钊有严重分歧,但有一次两人相遇、合影并相互题词。胡适题词道:“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1407]郭沫若在自己著作和谈话中也多次表达类似的意思。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终篇,郭沫若申明:“这个奴隶制度的研究,本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来也不曾有人着手。”“这儿所论列的只是一点发凡”,“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1408]可见,他们都把开学术新风作为自己的首要追求。至于他们的学术业绩是否能够称得上学术宗师,那则是另外一回事。
事实上,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在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进程中,确实发挥了各自的开风气作用。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早期新史学、新历史考据学、历史解释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1409]早期新史学主要是自1900年至辛亥革命;新历史考据学是在辛亥革命后兴起,五四运动前后势力大张,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成果丰硕;历史解释学有人称作“释古派”史学,他肇始于二十年代,二十年代末产生了系统的成果,三十年代活跃于史坛,四十年代成为史学发展的主流。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解释学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释古派”的代名词。其实,二者并不完全等同。
学术流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主要是就学术旨趣而言的,在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和基本的学术规范方面,学术流派之间往往又是相通的,特别是早期新史学,为史学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近代史学基本的学术范式是在这个阶段确立的。从史学发展的趋势看,这三个史学流派是依次出现的,而且后者吸收了前者的成分。到四十年代,无论是史学队伍,还是治史的观念,抑或治史的理论和方法,上述史学流派之间都吸收,相互融合,表现出归一的趋向。偏重历史考据的学者也认为,考古、疑古是手段,释古是目的[1410]。
在早期新史学阶段,梁启超是一面旗帜。1901年他发表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第一个标志。《中国史叙论》是梁启超试图撰著新的中国通史所阐发的基本理论。《新史学》则是与封建旧史学决裂、揭橥“新史学”诞生的宣言书,在史学理论方面亦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在早期新史学阶段,留日学生是中坚力量,当时留日学生所办的报刊、杂志登载了很多有关近代史学理论、西方近代历史著作方面的内容,与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想可谓同调。在国内,由于改革学制,创办新式学堂,新式历史教科书的需求量增大,于是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就与留日学生所宣扬的新的史学观念产生互动效应,这样就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新史学”思潮。之所以说梁启超是这一思潮的引领者,即新史学风气之开创者,是因为:一、他最早响亮地提出“史界革命”的任务。在《新史学》中,他呼吁道:“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1411]二、他对中国旧史学进行了最为猛烈而系统的批判。指出中国旧史有“四蔽”、“二病”、“三恶果”,“‘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耳。”“中国之史,非益民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1412]对中国旧史学进行了大胆的否定。这样的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没有这样石破天惊的言论,在封建旧势力极其强大的背景下,是不可能对旧史学有所撼动的。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很是片面,但在当时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三、他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新史学的理论。他论述了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真相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他把历史研究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对历史研究的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提出历史研究的任务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指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客体是指“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主体是指“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1413]认为理想的历史著述是具有哲学思想的历史著作。同时他还论述了史学与其他许多学科的关系,认为研究历史,要重视借助其他学科。梁启超的这几点工作,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奠定了初步基础。
不仅如此,一个学问家要成为引领学术潮流的人,还需要其他多个方面的因素,如他的学术地位,他的学术影响力,他的人格力量和学术向心力,等等。梁启超在这些方面都具有自己的优势。他在维新变法时期已名声大噪,是地位仅次于康有为的维新人士;他旧学基础深厚,才气过人,所作文章,感情饱满,富有气势,令人振奋。他接受新事物快,善于吸收新思想,对新学说新见解虚怀吸纳,并结合中国的实际作出富有创造性的改造。这几点是与他齐名甚至学养比他深厚的几位同时代学者比不上的。如康有为思想日趋保守,且精力主要用在政治活动方面,学术领域主要是经学;以翻译《天演论》著名的严复,在史学上无多建树;旧学根柢深厚的章太炎,在对西学方面不如梁氏开明,且文字深奥,普通学子难以领悟。孙中山的学养也很好,但他致力于革命的实际工作,对学术研究无暇多顾[1414]。而当时留日学生在学术业绩上还不足以与他相比,所以,梁启超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第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史学进入新阶段的又一个起点。自此时到二十年代末,是中国历史学的又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对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是胡适。在袁世凯统治时代,由于早期新史学家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们或拥护袁的统治,或加入到袁的政府,在史学变革方面失去了当年的锐气。而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帝制梦想,还通令全国,尊孔读经,举行祀孔典礼,学术界笼罩着一股复古倒退的沉重暮气。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胡适等人到北京大学任教,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于是,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又被掀动起来。
胡适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才不过26岁,论资历和学术成就,都不足以位居学界领袖。此时北京大学的老派学人是桐城派和国粹派的精英,新派也以太炎弟子为多。但胡适在新派中有他的特殊地位:一、他是留美博士,在当时还极少有留美博士的中国,他的留美背景和博士身份(其实胡适是1927年获得的博士学位)为他罩上一层耀眼的光环,使他很快成为学术明星。二、他得到了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强力支持。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办学方针,看起来对新、旧学派都是平等的,但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新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它对新派起到支持和爱护的作用。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采取新的讲法,如“截断众流”,从老子讲起;给予先秦各家以平等的对待等,当时受到很多旧派学人的攻击,甚至一些学生对这种讲法也很不满,但蔡元培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写的《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力地支持了胡适,对他学术声誉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胡适是主将之一。对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陈独秀都给予强力的支持。胡适虽然缺少陈独秀大刀阔斧、勇往直前的气魄,但他更有韧性和理性。他关于文学改良的观点以及关于白话文、白话新诗写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典范的意义,在学术界发挥的效用更加持久。三、他对西方学术动态、西方学术规范的掌握和在西方现代语文的运用方面,在新派学人中都处于优势地位。陈独秀、太炎弟子以及后来在北大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的李大钊,基本是留学日本出身,日本也是学习西方的,在一般人看来,在日本学习西洋学术比不上直接从欧美学习。所以留学欧美归来的学者往往更受重视,这从当时的薪酬待遇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太炎弟子在旧学修养方面一般都比较深厚,他们也趋新,但又不免带有旧情结。胡适宣传他在美国接受的实验主义,在当时很有影响。他发表的《实验主义》、《杜威先生与中国》、《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等,都反映了他对西方学术史及西方学术动态的熟悉。他的美国导师杜威来华讲学,成为他坚强的洋后盾;杜威在中国多地演讲,胡适担任翻译,这为胡适展示他的英文才华和学术修养提供了绝佳的舞台。四、胡适不仅熟知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的学问也很精到。出国之前他就受到很好的汉学训练,在美国研究的也是中国学问,因此,他能把西方的现代学术规范与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些受到西洋学术训练而不通本国学术的留学生所缺乏的。所以,胡适虽然年轻,初回国时学术成果也不够多,但其潜力巨大。1919年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以致连章太炎、梁启超辈学人也不敢小视这位后生小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1415]
胡适性情温和,交游广泛。但他是一位活跃的人物。他虽不参政,却热心谈论政治。各种思潮的讨论和争鸣,他都参与,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也增强了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力。他在五四前后的开风气,与他的这些活动是相辅相成的。而最能体现他的开风气业绩的工作还是他撰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8年写成,1919年2月出版。该书共有12篇(章),依次是:导言、总论(中国哲学的发生时代)、老子、孔子、孔门弟子、墨子、杨朱、别墨、庄子、荀子以前的儒家、荀子、古代哲学之终结。研究范围从老子到韩非子。第一次以西方的学术范式,参以中国传统的历史考证方法,对先秦思想史进行了梳理和论述。不仅如此,该书的更大意义在于对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的论述。它在这方面的价值实际已超出了哲学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对一切历史研究都具有典范的意义。胡适在该书《导言》中说:
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1416]
这里面所讲的研究步骤:“述学”、“明变”、“求因”、“评判”对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适用的,是近代历史研究方法论的经典表述。这样,胡适虽是哲学教授,可他的影响更在历史学方面。此后,他为《国学季刊》写《发刊宣言》,主张“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所提出的整理国故的步骤和方法依然具有近代史学的方法论意义。特别是他提出的“专史式的整理”,将“中国文化史”系统分为十类,对以后历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到现在为止,历史学专史分类仍未超出他的分类框架。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提出的研究范式对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兴起具有直接的影响。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学派,不仅在治学精神上受胡适的影响,在方法上也是遵循胡适指示的路径。顾颉刚在与胡适的通信中写道:“先生在学问上的生命,我认为方兴未艾,可以开辟的新天地不知有怎样大,此中乐事正无尽。在这方面,我们常为先生鼓吹,使先生的力量日益扩大,就是反对先生的人,他们也不敢说什么话,即使说来也是极浅薄的,比之蜉蝣撼大树而已。所以我希望先生不要辜负了自己的才性和所处的时势,努力向这方面做去,成就新史学的功绩。先生在这方面的领袖地位,是没有人抢夺得了的。”[1417]顾颉刚的这封信,有一定的宗派气息,但也确实反映了胡适在20年代处于学术班头地位的事实。留学欧洲归来的傅斯年,1928年受蔡元培之命,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治学旨趣。傅斯年虽然出身北大国学门,而非北大哲学门出身,但他服膺胡适,一生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胡适门下,恭敬顺从地称胡适“先生”。[1418]胡适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带有开创意义的成绩,除了其《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在文学史研究方面如对《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的考证,写出像《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说儒》、《论墨学》等挑战学坛祭酒章太炎、梁启超的论文,等等。但这些还不足于使他的学术地位超迈于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之上。1924年,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筹办清华研究院,曾与胡适磋商,并请他出任研究院导师。胡适说:“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1419]胡适对自己的估价是准确的。他的长处不在学问的精专和厚重上,在这方面他无法与诸大师相比,他的长处在于开风气上。他说:“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1420]“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1421]余英时也说:“他有十分丰富的西学常识和敏锐的判断力,更重要的是他的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他能在国故研究上建立新典范、开辟新风气者,以此;他能提倡文学革命和领导新文化运动者,也莫不以此。”“《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而同时又具有示范的作用。无论今天看来,它包含了多少可以商榷的问题,它在当时能掀起考证学——史学的革命是丝毫不足为异的。”“以‘旧学邃密’而言,胡适不但比不上章、梁、王等老辈,而且也未必能驾乎同辈以至早期弟子之上,但是关键根本不在这里。他的基本贡献是一种综合性的构造。”[1422]这些评论,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
以开风气擅长的梁启超,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欧洲之行后于1920年初回到国内,此后即把精力用在学问上。对胡适在学术上的暴得大名,梁氏似乎心中不平,1922年2月,他亲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方面,也再三对胡适提出批评。1925年,他担任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然而,梁启超此时的学术,尽管与他20年前相比,变得持重平和了,许多认识更加成熟,在开拓学术新领域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但在历史观方面,却变化不定,且越变越倒退,不时受到新派学人的批评。[1423]梁启超的开风气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引领学术风尚方面,胡适跑在了他的前面。[1424]
20年代,北京大学史学系不断地进行课程改革,史学系主任朱希祖聘请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李大钊运用辩证唯物论对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但在历史考据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下,他的史学理论一时没有在史学界产生轰动效应。李大钊本人所写的数篇运用唯物史观揭示社会变动的文章,也不过是初步尝试。[1425]1925年后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政治活动上,在具体的历史研究方面没有写出重要著作。他的史学思想本也有开风气之先的特点,然在他就义后,其著作遭到查禁,[1426]他的学术思想,在当时的史学界没有结出应有的果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近代史学典范的意义,但以他在《导言》所提出的标准来衡量,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存在缺陷。冯友兰说:“他的书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长处是对于文字的考证、训诂比较详细,短处是对于文字所表的义理的了解、体会比较肤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的不够透,不够细。”[1427]胡适提出整理国故,治学围绕方法打转转,但他的方法大都局限在史实考证的范围内,并没有做到其所谓的“求因”和“评判”。对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使历史研究再上一个更高的层次,他是排斥的。他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主要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分歧所使然,但也有治学旨趣的分歧在里面起了作用。在历史研究方面,超越整理国故,以揭示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为帜志,创建更新研究范式的是郭沫若。
1930年,被迫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出版了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该书《自序》中,郭沫若就表现出在研究方法上欲突破胡适模式的自觉意识,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1428]周予同对这段话评价很高,说郭沫若的这段话“实是释古派之坦白的宣言”。[1429]《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本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著作,它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史学理论的革新方面。为写作这部著作,郭沫若也做了很多的理论和史料准备。早在1924年,他即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使他从主张泛神论转变到赞同辩证唯物论,此后,他又研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从而掌握了唯物史观,占据了理论制高点。他说:“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道路。”[1430]在史料方面,他以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成果为出发点,进一步解除了甲骨文字的秘密,掌握了前人未曾使用的资料,在史料方面取得优势,所以这部书出版后很快引起轰动。如嵇文甫云:“对于中国社会之科学的研究,是三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主潮。其在历史方面,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动一世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1431]何干之也说:“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他的西周奴隶说,打破了一二千年来官学对中国古代史的‘湮没’、‘改造’和‘曲解’,确是一桩破天荒的工作。”[1432]顾颉刚在1946年编撰的《当代中国史学》,意在总结自1840年以来中国百年的史学发展,提到这部著作,顾颉刚仍然给予很高的评价:“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1433]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社会史研究热潮、社会史大论战,都是这部书引发的。有人把郭沫若作为“释古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亦不无道理。可以说,以唯物史观的钥匙,打开历史科学的殿门,这是郭沫若一踏进历史学领域即做出的贡献,也是他开史学新风气的突出反映。
郭沫若研究历史的特点是不断创新,不断追求。他说:“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1434]除了先秦史,郭沫若还研究了大量历史人物,如司马迁、蔡文姬、曹操、武则天、李白、杜甫、郑成功、李自成、李德裕、秦良玉等。在写成论文的基础上他还写了相关历史人物的剧本。他提出的新见解乃至对历史人物的翻案,往往引起了史学界的热烈争论,起到引领学术潮流的作用。
由上所论可知,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都属于开史学风气的人。清人赵翼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1435]进入近代以来,社会变化很快,长时间引领一个潮流绝无可能,特别是在20世纪前期,更是如此。然而引领潮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者,这三位史学家做到了,而且在四十年代以后,当早期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历史阐释学趋于合流之后,他们仍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影响。这三位学者,虽然在当时要么表现得“莽鲁疏阔”;要么是提供范例、围绕“方法”打转;要么开辟了“草径”、希望更伟大的工程师建设铁路,但都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风气。“但开风气不为师”,是他们共同的学术信条。历史地看,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抱负,都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学术大师。
二 三人的学术关联
郭沫若曾说:“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us: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1436]郭沫若关于天才类型的归纳是很精辟的。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都治学领域宽广。以有限的精力涉猎众多学科,且都能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不是仅仅靠勤奋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极高的天才。就此三个人的治学特点而言,他们在文体改革、文字写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都有杰出的天赋,都属于“球形的发展”天才类型的学者。其所以在群星璀璨的20世纪前半期最为显耀,很大的原因即在于此。
梁、胡、郭三人中,胡比郭长两岁;而梁氏则比他们分别大十七岁、十九岁,可以说是两代人。胡适、郭沫若在青少年时代都受到梁启超文章的影响。
胡适在《自传》中谈到梁启超对当时的青少年以及他本人的影响,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有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1437]“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1438]在学术方面,《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成为胡适以后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启蒙教科书。他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这为他以后做《中国哲学史》埋下了种子,“我从那时候起,就留心周秦诸子的书”[1439]。
郭沫若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也提到梁启超。说那时“很喜欢他(梁启超)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1440]郭沫若研究先秦思想史,著有《十批判书》,其学术研究的批判性格与梁启超论学持批判态度不无关系。[1441]
梁启超与胡适有直接的学术交往。他们既互相倾慕,也是学术诤友。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按照研究范围,本涉及不到胡适,但梁启超却禁不住地提到他,说他有清代正统派的遗风。这部书初稿写成后,梁启超曾征求胡适的意见,并按照胡适的意见做了增改。胡适自然对梁启超十分尊敬,奉之为前辈。清华学校创办研究院,胡适推荐梁启超做导师。另一方面,他们在学术上又有不少的争论。作为曾经的学术先进,梁启超对这位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还是刮目相看的,他把自己过去对西方学术的介绍和引进称作“‘梁启超式’的输入”。对此前的留学生没有在引介西方学术思想做出成绩给予批评。[1442]他非常渴望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带来西方先进的学术理念,因此,他对胡适这样的青年才俊既有厚望,又有羡慕。胡适在学术界鹊起的名声,抢夺了梁启超的风头,以至他也有与胡适一争高低的举动。他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批评胡适为青年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既有教训的意思,也有争胜的意图。周善培说:“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1443]可谓看透了梁启超的心思。在某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上,胡适也针对梁启超发论。
梁启超与郭沫若没有直接交往。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对中西文化的看法有了重大改变,对过去所崇尚的科学文明产生了怀疑,主张用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郭沫若不赞同梁启超的这种观点,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近视眼的批评家,见欧战之惨毒而遽行宣告科学文明破产”。某些国人“平素毫不知科学精神之为何物,每举与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混而为一,如一闻欧人因噎废食的肤言,则不禁欣然而色喜,我辈对此似宜有所深戒而详加考察。”[1444]1959年郭沫若将此信收入《沫若文集》第10卷时,特地加了一个小注:“此处有意反对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该书正尽力鼓吹科学文明破产”。[1445]在郭沫若的心目中,梁启超和胡适都是时代的代名词。他说:“今天已经不是宋儒明儒的时代了,但也不是梁任公、胡适之的时代了。”[1446]他研究先秦诸子,参照了梁启超的学术成果,但对梁启超的观点也多有不同意见。如1923年6月13日,郭沫若作《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反对梁启超的墨子有民约论的思想之观点,对墨子的评价较低。在《青铜时代》中,又提到这篇文章,说自己的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而梁说则深入人心,至今还牢不可拔”。[1447]《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多次提到梁启超关于先秦诸子的观点,反映了他的研究是在梁启超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而进行的。
胡适成名比郭沫若早。在胡适留学回来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时,郭沫若不过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由于年龄接近以及政治倾向、学术观点的差异,他们的学术关系也是跌宕起伏。
在提倡白话文和新诗方面,他们是同志。郭沫若虽然文言文写得很好,但除了在日本时期出版的甲骨文、金文等专著以文言文写作外,他的历史著作和论文大都是用白话文写的。他说:“白话文利而便,这是时会之所趋,就是孔子再生恐怕也要用白话文的。”他的《女神》是继胡适《尝试集》之后的又一部白话诗集,其艺术水平和影响均在《尝试集》之上。如果说《尝试集》还带有刚放开足的小脚女人的特点,《女神》则得到了精神上彻底的解放,在思想上、形式上都具有崭新的风格。
五四时期的青年追求自由和个性,不崇拜权威。郭沫若一进入文坛,就有向胡适挑战的意味。他们曾经因为翻译问题打过笔仗,后来虽然和解,但彼此互不服气,暗中较劲。胡适评价郭沫若,在肯定的同时,也不免贬低:“(郭沫若)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1448]郭沫若在第一本历史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就明确提出要超越胡适。以后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郭沫若多有与胡适向左的观点,如在老子的生年、墨子的评价、对屈原的认识等问题上,两人的观点分歧很大。针对胡适发表的《说儒》,郭沫若发表了《借问胡适》,后来收入《青铜时代》,改题目为《驳“说儒”》,对胡适自以为很得意的学术发现做了强力辩驳。郭沫若用了甲骨文、金文资料,又用了医学、心理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在资料和研究方法上更胜一筹。
虽然如此,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时,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学科评议员的胡适,在提出的院士候选人中,仍然将郭沫若列为考古组院士人选。郭沫若最终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449]。然而,郭沫若对这个院士似乎不怎么看重,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到了战略决战的阶段,一向不愿吃国民党政府官饷的郭沫若根本就不理会此时的院士选举。胡适的“好意”,一是郭沫若未必知情,二是郭沫若即使知情,也未必领情。因为首届院士会议举行之时,郭沫若已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到了香港,与避居在那里的部分文化界人士,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呢!国、共决战的关头,胡适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明确表示拥国反共。共产党方面则把他宣布为“战犯”。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954年掀起了两次批胡运动,特别是第二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规模也大。这其中有政治的原因。但历史证明,把政治与学术批判搅在一起,片面性很大。作为文化界领导,郭沫若对批胡是积极的,而且在自己的著作弁言中讲得毫无顾忌。如他说:“我要向谁挑战呢?我准备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从前搞旧学问的旧人,自视甚高,他们以为自己所搞的一套是‘国粹’,年青一代的人不肯搞了,因而以裂冠毁裳、道丧文敝为慨叹。因此,我想搞一点成绩出来给他们看看。结果证明,所谓‘国粹’先生们其实大多是假古董。”[1450]这样的说法,与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又有些许不同,很显然带有较为浓重的意识形态或义气之争的成分。范文澜也从这个角度高度赞扬郭沫若的贡献,说:“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1451]郭沫若对此是默认的。这样的学术批判,似乎是与所谓的“资产阶级”学者斗气、比高低,现在看来是很不冷静的,并不可取。
郭沫若有不服输的性格,他在自传中很坦诚地承认这一点。他对他的五嫂说他“你凡事都想出人一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很佩服,说“这是她的观察力的敏锐的地方,我隐隐地佩服她,她好像读破了我的心”。[1452]他既谦虚,又自负甚至自大。小人物指责他的缺点,他往往虚怀接受,大人物指责他,他反而要做出反驳。在学术论辩中,对同道的人还比较客气,对不同道的人往往用语不够温厚。如在《十批判书》的《后记》中,他谈到程憬的《秦代政治之研究》,说“程文歌颂嬴政,有意阿世,意见与余相反,毫无新鲜资料”。[1453]这样的话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尚可,但在书里公布出来,就让原作者难以接受了。评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关于公孙尼子的观点,“作者的意见和我所见的完全相反。……我感觉着这样的论据实在是薄弱得可笑”。[1454]在《蜥蜴的残梦》中,他对董作宾批评他的殷代奴隶制的观点非常不满,抨击董作宾的做法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讽刺董氏是“假充内行”,“无知”,“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有“敌忾”的情绪。[1455]就是这些比较尖刻的用语,成为当代某些学者攻击他的根据。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8年,胡适结束旅美生活,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样,他们分别成为海峡两岸科研学术领域的最高领导。他们都经历、参与了海峡两岸不同的思想文化运动,又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由于当时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胡适、郭沫若再没有握手言和的机会。政治上的对立似乎把他们的距离拉得愈来愈远。遗憾乎?可悲乎?
三 余论:郭沫若的史学地位否定不了
新中国以来的相当长时期,梁启超、胡适都是学术界批判的对象。1980年代以后,梁启超、胡适研究逐渐升温,并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对他们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评价趋于公允。与此同时,昔日史学界领袖郭沫若却遭到了冷落,他在“学术版图”的位置不断地被边缘化。太史公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这样的变化并不奇怪。然而,若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有失公正了。
即使是郭沫若在世时,境外批评他的学者也不乏其人,但在当时学术封闭的情况下,境外的学术信息,国内并不知晓。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史学信息传到国内,并产生了诸多影响。对郭沫若抨击激烈而在大陆影响较大的学者是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余氏是钱穆的弟子,后师从杨联陞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定居美国,在美国汉学界和史学界均很有地位和影响。近年余氏著作在大陆出版很多,赢得了众多读者。余氏有两篇文章直指郭沫若:一篇是《〈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篇是《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前者发表于香港《人生》半月刊第八卷第六、七、八期,时间是1954年8月和9月,原题为《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据余英时《跋语》),1991年做了修改,将原来的副标题改为现在的题目,除了对个别文字有所删改,加了一个跋语外,“整体的内容,甚至风格,则一仍旧贯”。后者写于1992年,文章第三部分“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仍然重申前文观点。余氏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章,由于文化交流隔断的原因,对中国大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余氏在海外学术地位的提升,其修改后的文章始为大陆所知。《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发表文章《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循余氏原文提供的证据线索,进行翔实的考证,认为余氏所谓郭沫若《十批判书》“剽窃”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说根本不能成立,并希望余英时回应或作进一步的辩论。但此后余英时并没有对该文进行答辩,反而在大陆出版自己的多种文集中,不断收录这两篇文章[1456]。这样做,颇有失史学家的平正态度。与当年胡适先生在《胡适文存》中,总是在自己的文章之后附上别人的答书或辩驳文章之做法,其器量亦不可比。
对读《十批判书》和《先秦诸子系年》,无论如何从余先生的角度设想,都难以得出余先生的结论,反而觉得反驳余先生的文章所论更加实在。余先生是文章大家,作文往往能够抓住读者的心绪,使读者跟着他的思路走。其中的评论颇具强化其论点的效果,如“如果没有十分证据足以使人信服,这种学术的讨论便很可能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政治性的宣传。而一切带着学术面貌的政治宣传则都不会有丝毫价值”。“郭氏这段话,从资料到判断,完全抄自《系年》。”“这样的抄袭是一望而知、无由辩解的。”但考察余氏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看法。他的结论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的,内证是如此,外证更是这样[1457]。他后来作的《跋语》,又推测白寿彝先生写的《钱穆和考据学》是针对他的文章而发:“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1458]因为白寿彝先生是本所已故教授,笔者于是就想弄清楚白文是否针对余文而写。笔者曾向与白寿彝先生在学术上联系亲密的几位先生调查、求证,他们都说从未听到过白先生提到余英时的文章。白寿彝先生晚年的学术秘书刘雪英老师对此更是做了断然的否定。[1459]可见,余英时的推测,主观臆断色彩太浓,与事实不符。看来,历史研究靠“直觉”是容易出问题的。余先生在其《跋语》中的这个推测不成立,他在“内证”和“外证”中的推测性的论证怎么能靠得住呢?余英时先生还说白寿彝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其实这篇文章从未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而是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上。像这样的疏忽,在论辩文章中是不应该出现的。
大概余英时先生也感觉自己的论证不够有力,说“本来《十批判书》和《诸子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全面的考订。因此郭氏本可以坦坦荡荡地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这个说法就与作者的论点有矛盾了。既然一口咬定《十批判书》是“抄袭”之作,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其实《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本是一部书,原名《先秦学说述林》,只是出版时分开了。《青铜时代》偏于考证。《青铜时代》一书,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谈到墨子的思想时,也提到钱穆的名字和观点,并作了注释,并非像余英时先生所愤慨的那样“完全不肯提‘钱穆’两个字”。至于说有时候用“有人”“近人”暗指钱穆,恰表明郭氏在申论自己的观点时,不愿直接刺激他人,是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而且“有人”“近人”也不是专指钱穆。他在该书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论辩也大都不提姓名,往往用“新史学家们”代之。在《十批判书》的《后记之后》,郭沫若还特别提到清人陈澧、近人刘节的相关研究,并说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均蒙杜守素兄指示,志此以示不敢掠美”。名气不如钱穆的刘节,郭沫若尚且注出他对自己有帮助的观点,郭沫若有什么必要故意隐去钱穆?其实郭氏研究先秦诸子的时间,不比钱穆晚,他比钱穆长3岁,从小受到经子小学训练,在诸子研究方面的功力不比钱穆差。钱穆熟悉的资料,郭沫若未必就不熟悉。至于参考了钱穆的成果,或者根据钱氏的研究线索进一步研究,乃至提出不同的认识,这都是很正常的学术现象,与“抄袭”风马牛不相及。余英时先生以“亡鈇者”的心理怀疑一代名家郭沫若,把自己的老师钱穆奉为先秦诸子研究的不祧之权威和宗师,令人明显地感到抑人扬己。余英时先生的不少文章,笔者都很敬佩,然其论郭沫若的二文,由于“偏见”(这也是余先生本人直言不讳的)太重,不能令人赞同。
作为开风气的史学家,郭沫若的史学著作自然会有其局限性,后来者应该指正并超越之。由于他集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学问家等多种角色于一身,一生阅历漫长而丰富,因而他在留下庞大的学术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让人争议的是非谈资。郭沫若好似一座丰富的学术矿藏,蕴含众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包括一些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和汲取。但从学术道德的角度涂抹他,试图将其从学术版图的重要位置删除或掩盖,则有悖于客观事实,是不能成立的。
作者简介: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1996级博士。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赵梅春
瞿林东先生曾指出:“‘学术话语体系’是有关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与方法、范畴或概念的运用及关于研究内容的解说,以至于文字表述的风格和特点等几个方面的结合。因此,所谓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时代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走向的趋势。”[1460]从这个角度探讨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则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从新史学话语体系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既有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中西学术之间的交流、碰撞密切相关,因而始终存在着如何将外来的理论、方法、范畴、概念等与中国历史及史学相结合的问题。同时,随着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必定要求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建立自主性的史学话语体系。从20世纪初梁启超等援用西学构建新史学话语体系、三四十年代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等以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架构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到旨在彰显中国经验、中国历史特点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表征着经过一个多世纪中西史学的碰撞和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超越了对西方学术的简单引进与仿效,力图在吸收传统史学优秀遗产与借鉴国外史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一 西方学术的输入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转换
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人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试图通过改造学术以推动社会变革,救亡图存,因而大量地输入西方学术,这被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1461]。就史学而言,学者普遍感到旨在为帝王“资治”的传统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期望通过“史学革命”,实现传统史学的现代转换,从而激励民众的爱国心。于是,凭借“梁启超式的输入”所引进的西方学术理念、概念、范畴等思想资源,史学界开始新的话语体系的建构。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借助于从西方输入的新历史观——进化史观与新的概念如国家、国民、群、社会等倡导“史学革命”,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对象、目的和宗旨。他指出:“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修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1462]在他看来,历史应是国家之史而不是朝廷之史,是民史而非君史,是社会群体之史而非个人之史,旨在通过对群体活动的叙述,揭示人类社会进化发展法则,以激励国民的民族爱国情感。国家、群、国民、社会等术语成为梁启超反思传统史学,创立新史学的概念工具[1463]。凭借这一概念工具,他在新的意义上厘清了历史是什么。在梁启超的倡导下,史学界迅速形成了新史学思潮。于是,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式微,新的史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之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又援用西方“科学方法”,倡导所谓历史的态度、怀疑的精神,以及扩充新工具以扩展新史料,进一步从方法论方面发展与完善新史学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始于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是倡导以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先驱者。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与《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这一理论架构,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农民起义、阶级斗争等概念、术语,建构了“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1464]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从经济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的变化,以人民群众为历史的创造者,将阶级分析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政治关怀,是这一话语体系的鲜明特点。20世纪5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唯物史观的普及,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取代了新史学话语成为史学界的主导话语体系。这一时期,史学研究者通过对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与研究,进一步强化与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
学者指出:“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中国学术话语与西方学术话语不断碰撞和融合的历史,就是中国学人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以求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历史。”[1465]作为中国学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在近现代的发展也是如此。新史学话语体系在其建构过程中,所凭借的主要是外来的学术资源。这反映在史学实践中,就是以西方史学为标准衡评中国史学和诠释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史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梁启超曾指出:“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1466]20世纪初,对传统史学的这种认识几乎成为学者的共识,中国“无史”说盛极一时[1467]。正如学者所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以革命为旗帜,在主观上是要截断传统而另起炉灶,事实上也是如此,它基本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史学无缘,它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的中断”[1468]。然而,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各种史学模式与中国历史实际不免方枘圆凿。只有将这些外来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历史与史学的实际相结合,新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当梁启超从“史学革命”进入到“史之改造”阶段时,就一改全盘移植西学话语、彻底否定传统史学的做法,将西方“科学的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遗产融会贯通,而这正是梁启超引入西学进行“史之改造”成功的关键。学者指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普受瞩目,历久未衰,便是能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熔铸一炉,这项成就迄今仍罕与伦比”[1469]。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也通过将西方的“科学方法”与中国史学固有的治学方法尤其是清代考据学对接,从方法论上会通中西史学。胡适的努力颇为成功,以致当时的学者以为他是用新瓶装旧酒:“胡氏与其说用西洋的思想来整理‘国学’——其实只是广义的史学,不如说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1470]由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将胡适所引进的科学方法与中国古代疑古辨伪思想、乾嘉考据方法相结合,考证古书以辨古史真伪。傅斯年则将兰克语言考据学与中国传统的传信存疑态度与辨别史料方法相贯通,形成其史料观与考史方法。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建构也主要是援用外来的思想资源而进行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曾指出:“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过手来,正好事半功倍。”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甚至认为与其他史学流派相比较,包括历史唯物论者在内的史观派“泊来色彩更为鲜明”[1471]。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建构也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并经历了从机械照搬的公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之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上是概念论争,论战者“都一味忙于旁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句,而忘记去研究具体的中国历史。因而论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1472]。论战高潮过后,针对论战中所存在的弊端,学者或从事史料的建设,如以陶希圣为代表的食货派,或以资料充实理论,如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清算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倾向,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中国化。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加速了中国化的进程。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系统地解说和阐发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方法,并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进行了清算,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侯外庐将丰富的中国历史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提出中西文明演进不同路径说,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提供了范例。而毛泽东与延安史学研究者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提出了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系统认识,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指导原则。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脱离了简单的模仿状态而自成体系。侯外庐曾自豪地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1473]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之作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结出的硕果。
不难看出,20世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转换,既是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发展的要求,更与西方学术的输入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中外史学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外来学术的民族化与新的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总是相伴而行。
二 “史学危机”与具有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主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史学实践进一步向前发展。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盛开的“五朵金花”,就是史学研究者试图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推进到一个新高度的产物。但由于长期以来在唯物史观的运用上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以及来自苏联教条主义史学的影响,尤其是极“左”政治路线的干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损害。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过程中曾被摒弃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又大行其道。“文革”期间,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史学话语与政治话语纠缠不清,真正的史学研究被取消了。“文革”结束后,史学界通过正本清源,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史学研究者很快发现现有的史学体系既不能有效地阐释史学研究与现实中涌现出来的诸多新问题,也难以重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生动联系,无法在变革的社会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于是“史学危机”之说弥漫整个史学界。人们普遍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流行的史学话语体系——这个构筑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史学话语体系,无论是理论、观念、方法,还是功能、价值取向,都与转型时期的社会脱节,严重束缚了史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过时的史学框架,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把广大史家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面对现实,从新的角度,在新的思想指导下,重新研究以往全部人类文明史,是克服史学危机的出路所在”[1474]。于是,纷纷从自然科学、西方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先后出现了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即所谓“三论”重新诠释中国历史、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回到乾嘉去等史学思潮。然而,当研究者满怀信心将“三论”引入史学领域,却因为忽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本质区别,并采取与其所反对的史学体系类似的方法即以“三论”代替五种社会形态更替模式剪裁中国历史,虽然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效用,但很快就在史学界销声匿迹。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方面,新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如法国年鉴学派以多学科的方法研究整体历史的史学理念的引进,开阔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出现了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热潮。但与此同时,中国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西方史学在中国的回响,其中普遍存在的照搬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做法,不但没能使中国史学走出困境,反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剧了研究者的困惑。而回到乾嘉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学”热,则只能使研究者回避理论与现实,究心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无助于史学危机的解决[1475]。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中国化曾是克服公式主义、教条主义行之有效的方法、途径,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所面临的困境,史学研究者再次呼吁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白寿彝先生具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他曾指出,侯外庐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贡献,在于“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1476]。同时,他也将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白寿彝先生深入探讨了继承中国史学遗产、吸收国外史学成果对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意义。其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多卷本《中国通史》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为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通史纲要》力图“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1477];多卷本《中国通史》则在《中国通史纲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与中国历史、中国通史编纂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创立了以反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为核心的中国通史撰述体系。学者曾指出,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理论架构“不是可以简单地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到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对中国优良的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并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才能摸索到的”[1478]。如果说白寿彝先生期待通过发展与完善既有史学体系,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那么,以田昌五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则试图突破现有史学体系,运用本土历史资源“建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1479]。他们认为现有史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出现了偏差和失误,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误。首先,作为现有史学体系的理论架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欧洲历史的概括,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其次,五种社会形态是由欧洲资本主义推溯出来的逻辑经济形态,再以历史顺序表述出来,“把这种逻辑的历史顺序看作既成的历史发展顺序,是完全错误的”。再次,流行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含义是由斯大林确定下来的,未必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意[1480]。因此,用五种社会形态模式剪裁出来的中国历史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以前我们讲的中国历史大多是按照某种公式编制出来的,而不是就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如实编写的”,“让人很难看出其中有多少中国历史特色和气派来”[1481]。所以,必须超越已有的史学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抽绎出中国型的历史发展模式。这种观点反映在史学实践中,一是构建新的中国历史体系。如田昌五的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曹大卫等有关《中国大通史》的理论构想[1482]等。二是不再套用任何现成的历史理论模式,力图从实际出发撰写中国历史。如樊树志《国史概要》、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等。
尽管学者在如何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路径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具体的史学实践也各不相同,但其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从中国历史与史学的实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体系。近年来学者有关构建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探讨,正是这种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已有的努力也将成为构建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与起点。
三 学术自主性诉求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在重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方向是以西方话语来重新诠释和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并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也很多,根本问题是丧失了中国民族文化根本的学术文化重建,是以西方科学理性为核心价值和工具建构起来的学术话语”[1483]。因此,当学者为发展中的中国学术回顾其过往的来程时,痛苦地发现当今的中国学术依然被笼罩在西方学术的阴影之下,不是患了“失语症”,就是存在着“合法性危机”。所谓“失语症”是由文学研究者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中国现有的文学理论话语完全是借用西方的,离开西方话语,我们就不会说话,就会集体失语[1484]。而所谓“合法性危机”则是由哲学研究者提出来的,“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表述方式,即我们究竟采取怎样的诠释方法和表述方式才能够真正成就这样一种学问:它既是‘中国的’,也是‘哲学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维系(或曰建立)现代语境中的中国哲学与本土历史传统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使‘中国’与‘哲学’之间在文化与思想内涵的层面(而非地理、政治或人类学的层面)建立起某种所属格的关系,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中国的哲学’,而不只是‘哲学在中国’,不只是‘哲学’(西方哲学)的一个例证”[1485]。不难看出,所谓“失语症”、“合法性危机”,是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学术界对中国学术自主性的焦虑。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的反思,学者认为只有构建根植于中国民族文化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才能改变对西方学术话语的依附状态,中国问题、中国经验才能得到恰当的言说,并取得学术话语权。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这一议题则显示出:“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研究正试图逐渐摆脱它对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并从而提出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这里所谓的自律性要求,用柯林武德的话来说,意味着批判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意味着它是‘自我——授权的’”[1486]。这表明,确立中国学术的“自主性”正是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宗旨所在。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是如此。
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西学的影响下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史学的概念、模式、术语、规律都是从西方输入的,我们是按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认识的”[1487]。进入21世纪后,西方史学尤其是美国“中国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已从理论、模式、方法深入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假如已经过去的20世纪90年代是‘国学’的十年,那么近十年则可说是‘西方中国学’的十年,这是新世纪史学界发生的最明显变化”。这十年来,中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是由美国“中国学”输入的,研究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美国中国学家开启的[1488]。面对史学界的这种自我迷失,忧心中国史学前途的学者指出,“跟着西方史学的方向走,我们的史学将永远用西方的‘品牌’,而无法有自己的‘品牌’”[1489]。“走自己的路”,才是“中国史学的前途”[1490]。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就是为了中国史学走自己的路,并建立自己的学术“品牌”。如果说外来史学的中国化旨在克服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等弊病以及注经式的学风,避免将中国历史西洋化,那么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则力图立足于中国史学自身发展,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构建自己的史学研究范式,从而使中国史学由边缘到中心,逐步掌握史学领域的话语权。摆脱对西方学术的依傍状态,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中国问题意识的史学话语体系,让世界倾听中国史学的声音,这是自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经历百余年的探索之后,中国史学对自己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对于如何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瞿林东先生的探索富有启迪意义。瞿林东先生阐述了明确的指导思想、鲜明的自我意识以及开阔的世界眼光对建构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指出史学工作者须“在重视唯物史观和史学遗产的前提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心胸和气度,借鉴和吸收外国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所提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用以充实和丰富以至于融入中国史学话语的当代体系”[1491]。这是从为学宗旨、思想资料与走向世界等方面阐述了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方向。
建构当代史学话语体系还应记取20世纪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经验教训。20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完成了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依赖西方史学模式来表达对历史的认识,缺乏自主性的历史解释体系,是其最大的弊端。而克服这一弊端,确立中国史学的自主性则是建构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既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鲜明的自我意识以及开阔的世界眼光,还需要有自觉的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这里所说的批判意识是指杜绝对任何学术的盲从,不管运用何种历史理论、模式,都必须批判地审视其产生的前提,考量其与中国历史研究的适应度。20世纪初以来,我们曾在反传统、与西方接轨的理念下,将各种外来的理论、方法视为真理,唯洋是崇,在史学研究中,或是削足适履,或是以中国历史事实为西方某种理论模式提供例证。在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应当避免不加批判地移植外来理论,更不能在与国际接轨的心态下将中国史学变成西方史学的中国版。创新精神则指在发掘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与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史学实践中提炼出概念、术语、范畴,构建自己的历史解释体系,从而摆脱对西方史学的路径依赖。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民族学领域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榜样。费孝通先生在实地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创建了中国的社会学话语: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生育制度等;通过对苏南城镇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有中国社会学风格的小城镇理论;又在考察中华民族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理论,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框架[1492]。费孝通先生的这种探索,被黄宗智作为他所倡导的“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的典范[1493]。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涉及历史哲学、研究方法、核心概念、范畴与术语等诸方面,也包括言说话语与表述方式。因此,既需要对既有的史学话语体系所遵循的历史哲学进行批判的反思,也需要对现行的概念、范畴、术语进行一番清洗与重构,还需要就言说方式进行反省,可谓任重道远。既然行程已经开启,那么目标的实现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
作者简介:赵梅春,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2级博士。
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演进中的地位与价值
刘开军
19世纪末,中国传统史学加快了向近代过渡的步伐。在史学转型的多种动力中,史学批评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这其中蕴含的学术逻辑是,传统史学难以应对世变,于是新派史家起而攻击之,但新派史家怎样攻击旧史学,传统派史家又如何回应各种非议,这一连串的学术反应都少不了史学批评的广泛参与。在清季的这次史学变革与史学批评的互动中,出现了一种传统史学批评史上未曾有过的新型载体,这就是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史学家开始了与报刊的首度联手。新派与旧派学者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报刊上的史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商榷型专文、史书广告和新书评介三种类型。考察它们与晚清史学批评的关系,对认知与书写晚清史学批评史不无裨益。
一 商榷型专文:学术论战的重要武器
近代报刊在晚清的最后三四十年间逐渐成为史学家表达意见、发表著述的重要载体。许多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力的文章都首次公开发表于报刊上,并经由报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广泛传播,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史学》(1902年),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创刊号上登载的《史学总论》(1902年),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史学通论》(1902年),曾鲲化在《政艺通报》上刊出的《中国历史出世辞》(1903年),佚名在《大陆报》上发表的《近世世界史之观念》(1903年),刘师培(署名“无畏”)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的《新史篇》(1904年),佚名在《东方杂志》上刊出的《论中国史乘之多诬》(1905年),陆绍明在《国粹学报》上登载的《论史学之变迁》(1905年)、《史学分文笔两学派论》(1906年),蛤笑在《东方杂志》上刊登的《史学刍论》(1908年),等等。这类文章可以归属于商榷型史学批评论文。商榷型专文多出自史学精英之手,塑造了晚清史学批评史的主要脉络,也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引领了清末史学革命的风潮。
清季的“无史”、“有史”辩就是由商榷型专文出演主角的一场精彩的学术论战。这次论战正是以报刊为主阵地、以互相商榷为重要形式开展的。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指出:“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1494]梁启超后来的“新史学”思想于此文中已初见端倪。1901年9月,梁启超署名“任公”在《清议报》第九十册和第九十一册两期上连载《中国史叙论》,文章开门见山地批驳传统史学: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1495]
这番话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即“中国前者未尝有史”,其依据是中国传统史学只是记述朝代兴亡之事,类似于家谱,而不探求人类全体运动及其因果关系。翌年,梁启超又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新民丛报》创刊号“史传”栏目上刊出了他的名作《新史学》的第一章《中国之旧史学》。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主干——历代正史的评价更是语出惊人,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1496]从《变法通议》到《中国史叙论》再到《新史学》,五年之间,梁启超以大无畏的批判勇气对传统史学大加挞伐。在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他的批评包含着一定的学术合理性,加上梁启超在政界和学界的大名,再凭借着报刊的媒体优势,这些论点不胫而走,迅速在史学界传播,给中国传统史学沉重一击。
在当时的史学界,赞同梁启超“无史”论的学者不在少数。如谓“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谭有中国历史乎?余一人朕天子之世袭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1497]这里所说的“世袭谱”、“相斫书”都是梁启超《新史学》中的标志性符号。无独有偶,在比较了“旧史氏”和“新史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后,晚清史学批评家邓实的思想天平也倾向了“新史氏”,他在《政艺通报》上撰文称:
又闻之新史氏矣,史者,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现象者也,非为陈人塑偶像也,非为一姓作家谱也。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乙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焉也。史岂若是邪?中国果有史邪?中国无史矣。[1498]
这里所说的“新史氏”是指梁启超。邓实从新史学的理论基点出发,发现在汗牛充栋的传统史书中却找不到种族史、技艺史、外交史等新史学的特质,于是得出了“无史”的结论。
在学术史上,当一种新的理论蓬勃而出之时,往往会有另一种相反的力量与之颉颃。反对“无史”论的史家,如陈黻宸等人也选择了以报刊为堡垒,与“无史”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鸣,至此,晚清史学批评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能否将陈黻宸作为当时倡言“有史”论的重要代表,史学界还存在明显的分歧[1499]。陈黻宸在《独史》中屡次言及中国“无史”,如“中国之无史亦宜哉”,“吾观于南北朝之史,而益不能叹息痛恨于中国之无史也。”若从字面上看,陈黻宸似应属于“无史”派的一员,实则不然。陈黻宸虽说过上面的话,但他又说:“无天地则已,有天地即有史。天地者无一物则已,有物即有史。我亦史界中之一物也。”“二千五百年之前有《春秋》,二千年之前有《史记》,一千年之前有《通志》。感不绝于予心,抚遗文而涕陨”[1500]。这些话显然与梁启超等人的大批判口吻不同,且对古代史学家有不少正面的评价。从陈黻宸所列出的“八表”、“十录”和“十二列传”的撰史计划来看,陈黻宸的“新史学”明显带有司马迁、陈寿、郑樵、顾炎武等人作史、论史的特点。摆脱一字一句的理解,从《独史》全文主旨与陈氏的史学主张和实践来看,与其将陈黻宸在《独史》中所说的“无史”理解为中国古代没有历史学,似不如解读为中国传统史学日渐衰落更妥当,即陈黻宸所谓“无史”之“无”的真正内涵乃是“衰落”,而不是“没有”。
如果说陈黻宸的《独史》只是在事实上肯定古代史学,还没有明确提到中国有史的话,那么,陈黻宸在《广益丛报》上的一篇文章则鲜明地表示了中国“有史”论:“余每读《史记·八书》与《通志·二十略》,反复沉思,得其概略,未尝不叹今之谈史学者辄谓中国无史之言之过当也。”[1501]陈黻宸的这句话可以为今人理解上的歧异画上一个句号了。继《独史》之后,《新世界学报》上又接连发表了多篇批驳“无史”论的文章。陈黻宸的学生杜士珍在《班史正谬》一文中慷慨陈词:
中国历史之学,自昔大盛。三代以上无征已。孔子《春秋》旨存三世,极东西大哲学家、大政治家不能望其肩背。即降而至汉,中遭秦祸,学术可谓大衰矣。然太史公《史记》罗列数千年之掌故,贯注以一家之精神,挺然为千古不朽之宏著。中国何尝无史?[1502]
杜士珍虽未在文中点名,但“中国何尝无史”的反问明显是针对“中国前者未尝有史”而发的。
真正把“无史”、“有史”的论战推向高潮的,是陈黻宸的得意弟子马叙伦。在杜士珍的文章刊出仅半个月后,当时年仅17岁的马叙伦作《中国无史辨》,开篇便点明题旨,“人之言曰:‘中国无史,中国无史。’夫有世界斯有国,有国斯有事,有事斯有史。中国非国乎?何无史也?”文章一开始,马叙伦还显得有些拘谨,但年轻人身上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很快显现出来,他大声疾呼道:“人之言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呜呼,吾将信其言之无诬而不疑乎?吾将集二十行省四百万万同胞而痛苦之,泪干而血继之。吾中国非国乎?何无史也?虽然,吾有疑乎其言。吾于是正告我同胞曰:中国固有史。”[1503]马叙伦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梁启超,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那份强烈的情感蓬勃而出,所谓“泪干而血继之”,发自一位热血青年之口,给人以震撼之感。马叙伦大声向同胞们宣告“中国固有史”,也道出了他对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看法。
国粹派干将黄节又把马叙伦未说充分的话题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黄节撰《黄史》,谈到了他关于中国史学的总体意见,说:
大哉,史乎!吾观夫六经诸子,则吾群治之进退有可以称述者矣。不宁惟是,史迁所创若《河渠》、《平准》与夫《刺客》、《游侠》、《货殖》诸篇,其于民物之盛衰,风俗、道艺之升降,靡不悉书。至如范晔之传党锢,谢承之传风教,王隐之传寒俊,欧阳修之传义儿,是皆有见夫社会得失之故,言之成理,为群史独创例。概以谓吾国四千年旧史皆一家一姓之谱牒,斯言也,毋亦过当与![1504]
马叙伦主要依据司马迁和郑樵两位大史学家来反驳“无史”说。黄节则补充了范晔、谢承、王隐、欧阳修等史学家。黄节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中还是记叙了社会得失变迁的,旧史书中除了帝王将相,还有刺客、游侠、党锢、寒俊、义儿等,可以窥见社会风俗、经济状况,传统史家也在不断创新,所谓“无史”之说太过分了。饶有兴味的是,黄节、邓实和马叙伦同为晚清国粹派的重要代表。但是,黄节、马叙伦和邓实却在“有史”、“无史”上各执一词。这也提醒我们,晚清学术流派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宜以贴标签的方法简单视之。
晚清报刊在“有史”与“无史”的大论战中大致有所分属。比如,陈黻宸、杜士珍、马叙伦的文章比较集中地发表在《新世界学报》上。尽管《新世界学报》仅持续了半年多,发行了15期,却成为晚清“有史”论的重要舆论机构。但两派学者有时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迥异的观点。如邓实主张“无史”论的重要文章发表在《政艺通报》这份报纸上。有意思的是,1903年,马叙伦《中国无史辨》的姊妹篇《史界大同说》也刊于《政艺通报》。
参与这场“无史”、“有史”论战的史家大多具有报人身份,或与报刊具有密切关系。梁启超是《新民丛报》的主编、《时务报》的主笔、《知新报》的撰述者、《清议报》的实际主持者。陈黻宸主持《新世界学报》的工作。马叙伦是《新世界学报》、《东方杂志》的编辑。邓实和马叙伦先后担任过《政艺通报》的主编。黄节和邓实又共同创办了《国粹学报》。这些人深谙报刊的撰稿、编辑与发行,善于发挥报刊的媒体优势。如果没有报刊的介入,这些商榷型专文是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快捷且公开地呈现于史学界的。在这场争论中,双方你来我往,批评之后紧跟着的是反批评,将问题的讨论不断引向深入。这是晚清以前的史学批评史上难以见到的景象。
二 史书广告:被忽略的史学批评资料库
清季民初,现代意义上的广告尚处于滥觞,内容却已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举凡医药、乐器、食品、服装、日用百货、交通工具等均在广告之列,而书籍则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一些出版社通过广告来宣传图书的优点,以刺激读书人的购买欲。广告的直接目的虽是为了营销,但既然要广而告之,就不能不围绕对象的内容、价值作一番评论,故而史书广告在商业包装之下仍透露出了较强的史学批评信息。广告词注重通俗易懂和短小精炼,受众面也更广泛,是史学常识与史学思想在一般知识阶层中的延伸与扩张。从笔者目前所翻阅的报刊来看,史书广告的数量比较可观,可视为一座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库。以往史学界对于广告词的史学批评价值关注得还不够充分[1505],故这里有专门论述的必要。
不同类型的报刊上登载的史书广告表现出多样的倾向。综合类刊物上的史书广告内容一般比较庞杂,但较重视学术性。如《东方杂志》第1期上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广告,其中“历史类”有《世界近世史》、《欧洲最近政治史》、《泰西民族文明史》、《罗马史》等十四种。这些广告评骘的对象有中国历史,也包括世界历史;有政治史,也涵盖经济史、历史哲学;既有外国学人的撰述,也不乏中国史家的著作。《泰西民族文明史》一书的广告词为:“是书用普通历史体例,而特详于政治体制、宗教风俗、实业文艺诸端。盖惟此可以觇文明之真相也。全书译笔精审,词意明晰,毫无东文艰涩之习”[1506]。这几句话对《泰西民族文明史》的体例、内容、文明史特质和文风都作了评价。这则广告到底出自何人之手,现在恐难以查考了,但从广告内容来看,决非史学门外汉可以捉刀。《东方杂志》较长时期内保持了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作广告宣传的特色,并且历史类书籍一直是比较重要的对象。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政论类刊物上的史书广告。政论刊物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严肃的。事实上,这类报刊上也不乏书籍广告。不过,它们毕竟属于政治类报刊,故其中的史书广告多与政治、民族、进化、国民精神等当时的敏感问题或热门话题相关联,简言之,具有史学批评与政治宣传相结合的特征。以维新改良为政治导向的《清议报》大约从第十册起开始刊登书籍出售广告。该报在第十一册中就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加以评论,说:“戊戌八月之变为中国存亡之绝大关系。惟其事之本末层累曲折,知之者少。今有局中人某君将事之源委编辑成书,托本馆代印代售。……记载详尽,议论精明,将中国将来之局言之瞭如指掌。有心人不可不读之书也。”[1507]此外,第三十七册卷末《新书发售告白》评论了《新编东亚三国地志》,第一百册书首的广告对《埃及近世史》、《东邦近世史》、《欧洲财政史》等书进行宣传和评论,如谓读《东邦近世史》“可以见东方进步迟滞之由及欧势东渐之次第”[1508]。上述广告多是从政治隆替、国家兴衰切入评论的,洵非虚语。晚清改良派的另一重要阵地《新民丛报》上也刊登了大量的史书广告,而且篇幅较之一般刊物上的广告略长。如《欧洲十九世纪史》(美国札逊原著,麦仲华重译)的广告词是:
十九世纪者,历史上空前之名誉时代也……欲养国家之思想不可不读十九世纪史。虽然,著十九世纪史者不多,而善本尤少。今所最著名者则菲佛氏、苗拉氏、马恳西氏之三家。马氏之书坊间有译本,题为《泰西新史揽要》者,译笔太劣,读者不慊焉。札逊博士之书最晚出,兼诸家所长而有之。故一杀青后重版十数,各国翻译之者亦踵相接。其书叙事简而不漏,论断卓尔不偏,趣味浓深如读说部,无怪为学界所大欢迎也。[1509]
这则广告词前半段强调“欲养国家之思想不可不读十九世纪史”,耸动声势,后半段评议该书的学术价值,“叙事简而不漏,论断卓尔不偏”。尽管广告词中提到的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并非一流作品,但它经由晚清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翻译,在当时的史学界影响较大。这条广告有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弊病,但如果研究者剔除广告中的商业宣传和过分包装,则不失为研究晚清史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
不仅改良派的刊物如此,作为革命派喉舌的《民报》在第4号卷末刊登了《日俄战役外交史》的广告,以“亡国人”自警。在第5号的广告中,又介绍了《亡国惨记》,“是书写满清入关以来虐待我祖我宗之惨状,字字悲哀,字字泪血,皆系当日之真像。……诚具有良心与有民族观念者不可不读之金丹品也。”[1510]所言虽不免偏激,但仍可作为有意义的史料看待。《民报》第12号上的《南疆逸史》的广告中,史学批评的色彩更加浓烈。该广告云:“晚近以来,史益芜秽,甚者颠倒黑白,昧《春秋》之大义,是亦学者之所哀。顾欲求直笔于天壤,则野史尚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则广告还特意刊登了章太炎和刘师培关于《南疆逸史》的两条学术性很强的“批评”,即:“批评一:章炳麟氏曰足以比肩陈承祚之《三国志》,视《南唐书》、《魏书》过之远矣。”“批评二:刘光汉氏曰昔李瑶据温氏《南疆逸史》而作《南疆绎史》,时温民(当作‘氏’,引者)书已佚其半,复多所点窜,颇乖原书之意。温氏列明四王为本纪,其旨与王螺山相符,是野史中之完善者也。”[1511]这则史书广告词中正式出现了“批评”二字,更明确地透露出史书广告词的史学批评意味。
以批判现实、警醒国民为宗旨的《警钟日报》上也常见史学著作的广告,如由日本学者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合著的《万国史纲》出版后,颇受欢迎,销量不俗。此书再版时,就刊登了如下的广告:“是书本年五月间初印二千部,大受一般学者之欢迎。谓原书体制完备,译笔亦复明锐雅洁,于新史界放无量数异彩。今复补印二千部,披沙炼金,益求美备,骎骎乎欲与祖国班、马骖靳。世之究心史学者,当有同好焉。定价一元,上海各大书坊均可购取。”[1512]这里讲到了《万国史纲》在新史学界的地位与影响,也论及该书的体例和译笔,均属史学批评的内容。诚然,这一评价太高了,甚至将之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实在不妥,但当时文明史的译介颇为盛行,商家为谋利润,故有此虚夸之词。
除了上述综合性和政治性的刊物外,专业性和地域性很强的报刊上刊登的史书广告也值得关注。如我国早期的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上就登出了关于《中国灭亡小史》的广告,说:“此书为中国少年之所著,以生龙活虎之笔抒刿心惕目之词,自宏光来二百余年种种之惨剧、悲剧、壮剧无不一一备载,朗若列眉,读之不独使拔剑斫地,目眦尽裂,且于明季稗史及近来诸秘史俱已包括靡遗,洵不可不读之奇书也。”[1513]这则广告以强烈的革命意识和排满情绪评论了《中国灭亡小史》,自然给当时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由湖北留日学生创办的《湖北学生界》第一期就刊出了后来在中国史学界影响深远的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的广告。这则广告词说《史学原论》“荟萃泰西名家学说,而括之于区区小册中,其意蕴之宏富,理论之精深,东邦久有定评,无烦赘述。吾国旧学界思想视历史为传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研究历史者亦不过出于钩稽事实、发明体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针膏肓而起废疾,必在于兹。”[1514]这则广告勾勒出了20世纪初年新派史学家眼中的《史学原论》的总体印象,也道出了新派史家群体对于旧派历史学者的不满。至于所说的“针膏肓而起废疾,必在于兹”虽不免夸大,但并非空穴来风,这一点只要我们联想梁启超的《新史学》与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之间的关联就不难理解了。另外,由吴玉章等川籍同盟会员创办的《四川》创刊号上刊登了山县初男的《西藏通览》和神藤才一的《欧洲列强近世外交秘史》的广告。其中谓《欧洲列强近世外交秘史》“叙述外交之纵衡巧妙,坛玷之权术机密,迥非坊间通行本所能道其万一”[1515],从外交史的视角来进行评骘,也有参考价值。其他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上也常见史书广告,如《国风报》(第二年第三号,《国史读本》广告)、《游学译编》(第二期,《累卵东洋》广告;第八期,《波兰衰亡战史》广告)等,从中可窥见晚清报刊史书广告的大体面貌及其价值。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微现象,即史书广告并非一成不变。如《民报》第9号中《太平天国战史》的广告只谓“是书可作汉族近世独立史读;是书可作太平朝政治史、外交史及人物志读;是书体裁完美,义例森严,可称绝作;是书文章宏丽骏快,与时下出版物异趣。”[1516]内容还比较简略。但到了《民报》的第10号上,同样还是这部《太平天国战史》,广告词却变得更加有分量了:
本书参考中外东西书籍数十百种,以东西史家炯眼纪述当日太平朝与满清战役,旁及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以太史公夹论叙爽(疑为“夹论夹叙”之误,引者)之法施之。行文不独史界杰作,抑亦文界巨制。……本书曾经《民报》、《复报》、《中西日报》、《大同日报》各大杂志新闻或著论介绍,或题诗表扬,又得我国近代民族主义伟人余杭章太炎先生署眉,日本侠士《革命评论杂志》编辑人白浪滔天宫崎先生、留学美国哈弗尔大学学生汉南君题词,岂惟本书之光荣,亦史界之佳话也。[1517]
较之前一条广告,增加了史料来源、笔法、学界反响等内容,同一著作广告词的变迁,一方面是出于商业营销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史学批评已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
总的来看,广告中的史学批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商业性。毋庸讳言,有的广告出于商业目的,对史书的评价过分拔高,如“第一”、“最宜”、“不可不读”之语。这需要研究者有所分辨,自觉地删削这类浮夸之词,才能提炼其史学批评价值。二是精炼性。广告篇幅一般较小,但基本能够对史书内容、历史论断和文字表述功夫作简要点评。三是分散性。史书广告依附于各种报刊而存在,比较零散,需要在搜集与汇聚之后估量其总体价值。四是时代性。广告词中常流露出以他国兴衰为中国之鉴戒的思想认识,尤其是关于锻造爱国精神、民族主义,捕捉世界大势的迫切心理等,富有现实意义。书刊广告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豆腐块”,凭借其个性化的语言、不失精到的评价和庞大的数量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三 新书评介:史学批评的专栏化
报刊上的新书评介栏目在清末史学批评演进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一则新书评介兼有导读和评论两种功能。二则新书介绍的第一属性是学术批判。三则晚清报刊设置新书评介栏目,使得新书介绍已跻身于和论说、经济、学术、教育、军事、文苑诸重要栏目平等的序列。史学批评的专栏化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舆论空间,是晚清史学批评演进路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晚清报人已将新书评介视为报刊的重要使命,“别其精粗,妄为评论。择其善者为海内读者之介绍,择其否者为海内译者之箴规”[1518]。新书评介是了解学界动态的重要渠道,更是学术批评的重要模式。因为选择哪些新书来介绍,意味着对于学术的认知与鉴赏,这里说的“择”实际上已经是一种隐性的批评。而新书评介中的显性评价则是人们书写晚清史学批评史的重要依据。
晚清报刊上的新书评介栏目有的名为“绍介”、“绍介批评”,有的叫做“介绍新书”,其实质是一样的,即通过评论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来向人们介绍学术动态,而评判优劣高下自是其题中之义。《新民丛报》上的“绍介新著”栏目是晚清报刊中较有特色的一种。《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就明确说明:“凡各处新出之书,无论为著为编为译,皆列其目,时加评骘。”[1519]这里的“评骘”二字凸显了这个栏目的评论色彩。该期介绍了亚当·斯密的《原富》(严复译)、谭嗣同的《仁学》和梁启超的历史人物传记《李鸿章》。其中,对《李鸿章》的评论堪称精彩的史学批评个案:
此书以泰西传记新体,叙述李鸿章一生经历而论断之。其体例实创中国前此所未有。著者之文章,常见于《清议报》中,世间早有定评。此编非徒为李鸿章作行状,盖以李鸿章时代之历史,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一国之事,几无不与李有关系,故此书又名《四十年来大事记》云。……于数千年来群治之积习,及数十年来朝政之失宜,所以造成今日之结果者,尤三致意焉。思想伟大,而笔力足以达之,诚近今之鸿著也。惜著者与李鸿章相交不深,不能多识其性行事实,又越在海外,所据之书籍不多,或不免有遗漏舛误之处。然此书既非为李鸿章一人而作,则读者但求其精神可耳。九方皋之相马不必惟牝牡骊黄之是问也。[1520]
在不到三百字的篇幅里,对《李鸿章》的体例、梁启超的文笔、本书的特色、读史目的等都作了评价。尤其难得的是,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在当时响当当的史学家的著作,介绍者并不是一味赞美,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李鸿章》的两点不足——材料上的遗漏和知人论世上的偏颇。清季报刊新书介绍中的史学批评水准于此也可见一斑。《新民丛报》还比较注意评介外国史学家的史著,如对由日本学者柴四郎所著、麦鼎华翻译,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埃及近世史》的评论:
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史也者,诚养国民精神之要务哉。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埃及与中国最相类者也,其古代之文明相类,其近世之积弱而中兴,中兴而复积弱相类。故欲鉴中国之前途,不可不读埃及史。柴氏以晁、贾之才,班、马之笔,亲游彼都,归著是书。麦氏以其可以药我也,故从而译之。[1521]
作者提出的“史也者,诚养国民精神之要务”颇得新史学之要领。一般说来,从国民精神的培育来看,阅读建国史能催人奋进,胜于亡国史的哀婉悲戚,但对于晚清中国人来说,却恰恰相反。这里强调国人要读亡国史,目的显然是要让国人知耻而后勇,不做亡国奴。上述文字对柴四郎的史才、著述的情况和麦鼎华译书的初衷作了点评,不愧是一则篇幅短小但内涵丰富的史学评论。《新民丛报》上还评介了《十九世纪外交史》(第十八号)、《世界近世史》(第三十号)、《支那四千年进化史》(第三十二号)、《世界通史上卷》(第三十六号)等。
从清季报刊栏目的设置情况来分析,注重“新书评介”者并非只有《新民丛报》。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也十分重视对新出历史书籍的评介。该刊第一期上专门设立的“新书介绍”栏目评价了四部学术著作,其中之一便是姚祖义编纂的《最新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评论者认为清季的历史课本多是“取日本成书点窜一二以为之,颇有伤于国民之感情”,而姚氏的这本书“出自吾国人手,一切弃取,无所偏蔽。全书二百四十课,上起太古,下迄现今。其于历朝盛衰之故,因革之端,固能举其大纲”,又“无时下嚣张之习”。[1522]这番话的重点不在于平铺直叙地介绍该书的内容,而在于批评晚清历史教科书编纂中过度承袭日人的弊病,赞扬姚书的创造性。1903年,由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创办的《浙江潮》在第七号的“绍介新著”栏目中,评介了《中国历史》上卷(横阳翼天氏编译)、《中国文明发达史》(黑风氏译补)、《法兰西革命史》(青年会编译)、《社会进化论》(萨端译)、《西伯利亚大地志》等五种历史著作,其中对《中国历史》(上卷)的评论切中肯綮,反映出报刊新书评介的史学价值:
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然我国之史非余一人之家谱,即强有力者同族相残之战斗记。以故人人不知国家,而为异族之奴。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1523]
所谓“国魂之聚心点”、“爱国心之源泉”、“一人之家谱”、“不知国家”诸语,构成了这条批评的核心术语,这已是晚清新派史学批评家共同的史学理念。作者秉承“新史学”的精神以观《中国历史》上卷,指出该书的宗旨为“民族主义”,可谓执简驭繁,其落脚点则在鼓动国民阅读此书。但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已然超越了商业宣传的范畴,而反映出新书评介专栏在沟通史学与社会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在教育类杂志中,也有新书评介专栏。如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自创刊号始便设“绍介批评”栏目,仅1909年就论及多部在晚清民初有影响力的历史教科书。
这里不妨讨论一下新书评介栏目与广告中的史学批评之间的异同。相同之处是二者都围绕史书内容和价值进行评介。但广告中的评论一般就事论事,少有发挥,而且极少批判之语,商业色彩明显。新书评介栏目除对书籍的具体点评之外,还常对史学本体或某一史学现象进行评论,触及史学思想,因而理论性较强。这些新书评介因绍介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素养等差异,对史书的评论也未必尽为允当,但从中仍可观察到晚清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史学形象。
总之,晚清报刊在推动史学批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新兴媒介,报刊起到了凝聚重大理论问题,提供学术争鸣平台的作用。报刊的阅读面广泛,影响力较大,这使得公开的、大规模的商榷成为可能。在某一时段内,形成了史学界普遍关注、多数学者参与争辩的史学话题。日报、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等报刊的时效性很强,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将最新的史学批评动向传递给史学界。批评者的挑战与被批评者的回应,几乎可以在报刊上展开共时性的交锋,加快了史学批评的传播速度,缩短了批评者相互回应的周期。这种情况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是很难想象的。中国传统史学批评主要见诸于专书(如《史通》、《文史通义》)和序跋、书札、读书笔记之中。这些批评往往要在沉寂较长的时间后才为史家所周知。报刊的介入恰恰弥补了传统史学批评载体的这一缺憾,是晚清史学批评对于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突破。此外,报刊的时间印迹清晰。以往我们在判断古代史学批评家写作某些篇章的时间上存在很大困难,甚至出现无从查考的情况。通过报刊的出版时间,我们可以判定晚清批评家们撰述的大致日期。这也为晚清史学批评史的纵向书写提供了时间符号。
作者简介: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7级博士。
试论林纾和嵇文甫的船山史论选评——兼谈时代与史学批评之关系
陈安民
20世纪的船山史论研究卓有成效,在内容丰富而体裁多样的论著中,有两部选评类著作也值得关注,即林纾先生(1852~1924年)的《评选船山史论》和嵇文甫先生(1895~1963年)[1524]的《王船山史论选评》。前者是20世纪初叶的著名古文家、翻译家,有深厚的文史修养。后者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也深为学界所看重。他们都学有专长,所作选评也非率尔操觚,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遗憾的是,学界对这两本“选评”的关注尚少。前者可能为其翻译成就所掩盖,最近几年,国内才有《林纾〈评选船山史论〉考述》[1525]一文对其略作介绍;新加坡学者撰有《历史的记忆与再诠释: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惜又流传未广[1526]。至于嵇文甫,有关于船山研究的论文集《王船山学术论丛》[1527],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所作选评的光华,目前尚无专文论及。此外,两书受到冷遇的共同原因,可能是学界对选评这种体裁的学术味道不甚看重,从而对这种古老体裁的价值存有疑虑。
选评的对象相同,所以二者有其共通的地方;又因时代背景的变迁,整体学术发展的进步,撰述旨趣的不同,以及学科视角的差异,而透露出诸多异解。比观两者,于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和风格,于理解船山史论,于感受时代变迁,当皆能获得一些有益的讯息。
一 问世背景与撰述旨趣
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是其授课讲解《读通鉴论》的积累。废科举后的中学制度学科繁多,学生精力有限,已不能如古人那样治经史之学。作者针对学生在国文课上面对《读通鉴论》命题的作文“寻条失枝,往往如隙中观日”,而教师“讲义录要,务取省约,于是史事之本末利害得失,均之不省”的情况,乃“采选船山史论,取其博辨者,逐课讲解,间有疑义,则随时发明,或出口授,或笔篇末”。故书中多次出现“欲诸生稍知”某事,“以示同学”之类的话。后在曾经受教的学生的帮助下交由商务印书馆于宣统元年(1909)八月出版[1528]。这是其撰写的背景、目的,出版的大致经过。
很明显,林纾主要是从作文的角度对船山史论予以选评。因此,我们须得注意他对“论”的理解。在他看来,“论者贵能破理。……非所见之确,所蕴之深,吐辞不能括众意而归醇,析理不能抑群言而立干,不如不作之为愈。”[1529]这是作者在民国五年(1916)出版的《春觉斋论文》中的话,以此为标准,他系统地分析、评价了从庄子到船山的诸多名家之文,对一些立论者如韩愈、苏氏父子提出了批评,船山也在其批评的对象之内。通观《评选船山史论》,林纾对船山史论的批评广泛而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他并非没有知人论世,其批评多能持之有故,可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参考,这一点,下文将会详细地分析。至于作者对船山所论精到处的欣赏,诸如“伟哉,先生之论,其深知驭兵之不易,言则宽,宽则骄生”[1530];“先生论学如皎日麗天,无幽不烛,为效当在万世”[1531];“先生此论,可谓洞达政体,至于极地矣”[1532];“论东晋南宋事势,洞若观火”[1533];等等,也是不胜枚举。不论是批评还是赞赏,似乎都可以从其论文的几个标准来看待。当指出的是,就笔者所见,将船山史论视为作文揣摩之资,曾国藩就曾如此。他在给其子的信中谈到:“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尔拟于《明史》阅毕重看《通鉴》,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读通鉴论》”[1534]。在这里,曾国藩将《读通鉴论》作为“宏开”之作的典范。林纾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对其作文“宏开”之论的发展。
嵇文甫于1962年8月出版的《王船山史论选评》,点评《读通鉴论》二十论,《宋论》五论。作者由齐燕铭谈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而想到:“古书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两者往往混杂在一起,不经过仔细分析批判,是很难受用的。于是乎我想选评船山一些史论。”这是其撰写宗旨,即甄别船山史论的“精华”和“糟粕”,以明了其进步性与局限所在。
《王船山史论选评》充分反映了作者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成果,对船山史论的评价很高,所谓:“其论史,一方面由于他身遭国变,创痛剧深,所以比物连类,感慨寄托,独寓之忱,触处流露;另一方面,由于他自有一套系统的哲学思想,深人无浅语,每一议论,洞彻渊微,总表现出他那根本的哲学见解,非浮光掠影之比。……意味深长,叫我们现在读起来也可以受到多方面的启发。”不过,作者也特别指出,船山“究竟还是个封建士大夫,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限制和阶级的限制,我们既不应对他作过高的要求,也不要随便把他吹嘘长大。”[1535]这些看法,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船山史论所作的历史而辩证的看待。
林纾将《读通鉴论》视为作文的典范予以剖析,嵇文甫则撷取其精华以受其启发,二者对船山史论都是既有高度的肯定,也有严肃的批评。不过,也正因为撰述旨趣的不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两者的选评各有自己的侧重点,所作肯定抑或批评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
二 内容与视角
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只涉及《读通鉴论》,共七十三篇,首施以标题概括船山所论的主旨,次录船山原文,末以“林纾曰”发论;其中上卷凡三十九篇,评选船山所论周秦至东汉灵帝时史事;下卷共三十四篇,自东汉献帝至南朝刘宋营阳王时期。嵇文甫的《王船山史论选评》,涉及《读通鉴论》和《宋论》,也是首施标题,次录原文,末予以“评”,下限是南宋宁宗时期。
关于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林若虹教授在《考述》一文中,将之归纳为阐精补义发掘船山之旨、因船山之论而连类及之、借题发挥讥切时事、对于船山之说提出异议等四个方面,侧重于从林纾的评选与船山史论的关系分析。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这样看待林纾对船山史论所作的评选:第一,完全同意船山的说法,但主要不是对船山所论的对象进行分析,而是联系船山的人生和学术,揭示其论的自况之意,如《论留侯》、《论杜根》、《论申屠蟠》,等等,这类情形不多。第二,分析船山的立论依据和理路而表示同意,并进一步补充说明或就清朝史事及时势发表评论和感慨,如卷一《论严延年劾霍光》、《论孔光》、《论驭兵之难》,卷二《论晋诸王之置军》、《论元帝时爵赏之滥》、《论东晋国势》,等等,林文所述的前三种情形大致可归入此类。第三,有不同意船山所论之处,但多注意其所论的现实针对性,从明朝的政治风气、南明朝的人事纷争、新旧朝交替时的隐微等方面探讨船山如此立论的深意,如卷一《论李斯之用申商》、《论汉高之夺韩信军》、《论李固之议立清河》,卷二《论蜀汉君臣不能培养人才》,等等。第四,完全不同意船山所论,提出异解,如《论汉之士气》、《论张敞》、《论崔琦之谏梁冀》,卷二《论袁绍曹操优劣》、《论马日磾力不能为温峤》、《论武侯之苦志》,等等,皆属此类。这种分类,可视为对林文的补充之一。
须得补充说明的另外一点是,此书卷一的前二十四论,并非按照船山依《资治通鉴》所定的时间顺序评选,其间有无深意,尚待继续探讨;卷二关于晋惠帝时期的两论,即《论东海王越》和《论陆机》也与《读通鉴论》的顺序不同。
进一步的问题便是,应当怎样认识林纾所作评选的内容和主题?从其本身剖析,考察其与《读通鉴论》的“学脉”关系,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要将之认识得更为清晰和全面,透过嵇文甫所作的选评反观,则可能会有更为鲜明的轮廓性认识。前一种分析,《历史的记忆与再诠释: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一文,已作出了细致的描绘,因此,下文尝试侧重于后一种视角的分析。
首先,关于两者选评对象的差异。
从总的选评数量上看,后者大概是前者的三分之一;从涉及《读通鉴论》的选目来看,后者则仅是前者的七分之二不到(20/73)。按常理来说,关于同一历史时段,前者所评选的篇目很有可能会涵盖后者所选评的大部分。实际情形是否如此呢?
对于船山关于秦汉时期的评论,在下限至东汉灵帝时期的这一时段内,林纾评选了四十五论,嵇文甫选评了五论,两者所选竟无一论重合。后者所选为《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秦始皇)、《论乡举里选》(汉武帝)、《论限田》(汉哀帝)、《论汉光武安定战后秩序》(东汉光武帝)、《论斛米三十钱》(东汉明帝)。前者所选,未涉及秦始皇统治时期;汉武帝统治时为,《论张汤之杀伍被》、《论程李》(程不识与李广)、《论治盗》;汉哀帝统治时为,《论孔光》;光武帝统治时为,《论光武之待窦融》、《论光武之诏任延》、《论伏波》、《论卓茂》、《论彭宠》;明帝统治时为,《论班超》。嵇文甫所注重的是船山论封建郡县制度的根本变迁及选举制度的相应变化、土地制度、治国方略、经济政策等方面,其中论汉光武安定战后秩序,并及讨论了史学的经世致用品格;林纾关注的则是吏治、武将的谋略、君臣伦理、士大夫的修养、人物的具体评价等等。
对于船山关于三国时期的评论,林纾评选了六论,嵇文甫选评了两论,也是无一重合。后者所选为《论曹魏防治宦官外戚》、《论诸葛亮不出子午谷》。有意味的是,林纾也评选了船山论诸葛亮,即《论武侯之遇》与《论武侯之苦志》。同论一人,嵇文甫关注的是船山论诸葛亮北伐何以出祁山的战略,对船山揭示出诸葛亮以进为退防守曹魏的战略苦心深表欣赏;林纾关注的则是诸葛亮与刘备、刘禅的君臣关系,对船山责备刘备和刘禅有疑心诸葛亮的说法予以了反驳和批评。
对于船山关于两晋时期和刘宋朝的评论,林纾评选了二十二论,嵇文甫选评了三论,其中:有一论重合,即船山关于东晋成帝时期的第十四论。
船山针对蔡谟驳止庾亮一事,讲了如下一番道理:从内备和外患形势两方面分析,东晋的处境远比南宋要好。但是南宋朝廷上下多以报仇为志,不能容忍秦桧之流;而东晋士人却以苟安的态度阻挠北伐之人。分析其原因,他认为,东晋之人有“为宰相保其勋名,为天子防其篡夺”的考虑,但衡之以民族大义,他们和秦桧当同受谴责。[1536]
林纾在《论东晋国势》中,首先对船山所论表示了高度肯定,认为他“论南宋东晋事势,洞若观火。……论之详尽,语之警快,无可议也。”不过,船山讲蔡谟诸人“侈敌之威,量己之弱”,而谟驳止庾亮经略中原之议,“尤为短生人之气”,是有感于宏光政权的败亡而发,并非合理之论。因为南明和清朝的力量、政治局面相去悬远。接着,林纾从从北方少数民族的势力、庾亮的人才资源等方面对比两方的力量,认为蔡谟所论有其合理性。然后,林纾着重从政治情势上分析东晋的颓势,认为其“弊在士族用事,贵门阀而贱豪侠。凡士族中自任以复仇,言固动人,而惜死之心直同妇孺,其人实不足恃”;“晋人方饰衣冠文物,即一二健者如祖狄、陶侃、温嶠之伦,间足图功,而肘掣即随其后”;且当时“尊巾扇尘屐之清流为上,相一筹莫展,百凡无备。闻恢恢中原之言则人人攘臂,与叛臣向阙之兵则惴惴危惧,此胡澹庵所谓‘满朝皆巾帼者也’”。因此,林纾的结论是,“即有百庾亮,亦乌能如蔡谟料敌之精?”最后,林纾发出颇动感情的感慨:“嗟夫!嗟夫!吾辈今日一无反类,但有摒除积习,振尚武之精神,力廲新学不忘国仇,用船山之言,祛晋人之懦,此则畏庐老人剖心沥血以告吾心爱之同学者也。”[1537]
嵇文甫在《论蔡谟孙绰等阻止北伐》中对此论的选评也持肯定态度,指出船山从世家大族的门阀习气观察,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不过与林纾有三点不同之处:一是没有具体分析个人,而是从大处着眼。二是,肯定船山“能说出‘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这样大胆的话,也就了不起了”。指出船山从民族大义的角度认可君主的轮替,在《论刘裕》中,也再次肯定船山的这一见解。这是与林纾相当不同之处。三是未结合现实发表感慨。
面对《读通鉴论》,在秦至刘宋的时段内,林纾评选了七十三论,嵇文甫选评了十论,两者仅有一论重合,双方关注点的异趣之大足以见之了。再通观嵇文甫的其他十五论,综合比较两者(仅从彼此的有无来看),大致可以得出如下认识:林纾侧重于君臣伦理、气节、具体人物的评价,嵇文甫则侧重于制度变迁、经济、治乱兴亡、人物评价的方法论、谋略、民族思想;就主题相近的一些内容来看,前者相对着眼于细节的层面,后者所论更为宏观。
其次,关于二者对船山史论的批评角度。说是批评角度,实际上也是评论的角度,只是借此以更突出地反映其各自的特征。林纾所评选七十余论,有批评之语处多涉五十余论,此处不能一一言及,其最主要的方面或可概括为:疏离史实,评价的心态与方法论偏差,见解歧义。这三者多相互联系,而以疏离史实为批评的基础和核心。
见解歧义,如卷一《论文帝罢卫军太尉》,针对船山“盖相可使之御将,而不可使为将;将可与相并衡,而不可与六卿并设。宋之以枢密司兵而听于相,庶几近之矣。以枢密总天下之戎务,而兵有专治;以宰相司枢密之得失,而不委以专征。斟酌以倣三代之遗意,而因时为节宣,斯得之与!”[1538]林纾认为:
船山谓即相以将,似不可行。余谓:“亦存乎其人而已”。曹操于献帝时,即相以将者也,而汉焰中衰;武侯于后主时,亦即相以将者也,而残汉得保;若王敦、桓温,均未尝为相,但为大将军,而晋柄中落,几危其社稷。鄙意,在置相得人,使相可也,即使将亦无不可。若云“以枢密总天下之戎务”为得“三代之遗意”,试问赵家当时,倾全宋之力不能制一元昊,矧在契丹至于金元之祸,勿论矣。……若夫事必本三代,强今日事势之不便者,牵合而迁就之,适足以生乱,不足效也。[1539]
这是对将相能否兼任,提出不同于船山的看法,并以历史事实作出说明;而对于船山关于宋代枢密使的看法,更是上升到通变因时的高度予以批判。又如,《论汉之士气》针对船山所持“汉元帝诏四科举士,……盖孱主佞臣惩萧、周、张、刘之骨鲠,而以柔惰销天下之气节也。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1540]的看法,认为汉元帝诏“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此元帝之夙心,非也鉴戒矫厉而出之者也。先生谓‘孱主佞臣以柔懦销天下之气节’,是言过矣”[1541]。也是属于此类情形。
评价的心态与方法论偏差,这一见解在《论贾谊陆贽苏轼》中有典型的体现。该文的主旨即是“不能不为东坡称枉”,可以从四个层次看其论证:首先,苏轼乃性情中人,乐观豁达,身处贬谪的逆境,不似贾谊之郁郁而死,柳宗元之痛哭。面对“苏武之胡妇,澹庵之黎涡,而船山不斥其用情之谬,而独斥东坡,何也?”其次,苏轼有诗文书画的爱好,贾谊与之无异,且其“慷慨大节,固不后于贾陆二公”,“乃必摧抑骂詈,沦之于后世轻薄名士之列。船山又似过矣。”再次,针对船山认为苏轼流于佛的指责,林纾认为,贾谊、韩愈、柳宗元、朱熹等人都或多或少有迷信、方术、佛法之惑,对船山也不应苛责。最后,林纾直接将船山本人与苏轼比较一番,所谓:“船山经学高于东坡,而文章不及东坡远甚。然《遗书》有《龙舟会传奇》一卷,则亦雕虫之一斑。何能轻率以诋东坡?千古文人每好相轻,实则皆客气也。”[1542]这是相当严重的指责了。这里的四个层次,皆归结到心态和方法,可谓对船山因偏见而执行论人的双重标准的针针见血之针砭。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林纾对知人论世方法的充分运用,它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批评船山评论史事和人物违背了这一精神,有臆测和歪曲之处;同时也从明代的历史和船山所处的现实分析其何以要如此立论。当然,作者针对不同的问题而有相对的侧重。在《论臣节》一文中,作者针对船山对明代受廷杖之人“亏体辱亲”的冷嘲热讽[1543]谈道:
明代之有廷杖,是愈益君权之尊。太祖、成祖,骄很(狠)凶残,甘人如饴,瓜蔓之抄,靖难之师,正人君子,覆灭几尽。区区廷杖,犹法外之仁耳。船山明之遗老,不敢斥其祖制,故但责邹李之无耻。用意至深,顾已酷矣。须知明之受廷杖者,何止邹元标一人,安得人人悉如高景逸之自尽,不屈于奄手?袁子才与洪稚存论吴中行之狱,亦谓:“中行为他人父母,自损其遗体”,此说即本船山。然当乾隆时,《船山遗书》未出也,子才殆自申己意,以雄辩见长。平心言之,古人本有难处,据局外一偏之见,乘瑕蹈罅,安有完肤?畏庐之喋喋言此,正欲使论古者存一仁恕之心耳。[1544]
论世知人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章学诚谓“论古必恕”,而“恕非宽容之谓”,是指“能为古人而设身处地”[1545]。林纾此处所论,可视为对这一原则的极精彩之运用。
疏离史实,即林纾注重从史事来源和准确性上考辨船山之误。上述两种批评,皆有其史实的依据,其他诸如论《汉高之夺韩信军》的“《史记》不言”;《论贾谊陆贽苏轼》中的“《汉书·贾谊传》所载”,“《宋史》俱在”;《论汉之士气》的“元帝之诏在永光元年二月”;《论张敞》的“考王铚《默记》”;《论彭宠》的“吾按《后汉书本传》”;《论刘殷》的“《刘聪载记》乃不多叙刘殷事”,等等之类,或指明材料来源,或弄清楚史事发生的确切时间和背景,无不体现着林纾的求实和严谨。从这一角度对船山所论的批评,《论光武之诏任延》是最为典型的体现。船山就任延答复光武帝的“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一语发表看法,认为“然则尊卑陵夷,相矫相讦,以兴讼狱而沮成事,抑岂天子之福乎?”。[1546]林纾就此谈道:
延对以“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私”字正与“忠”反。船山用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遂极论流弊,谓“下吏駤戾必翘上官之过,以为异同”。此驳不和之臣,非驳不私之臣也。……船山舍正史之言不录,而用高峻之《小史》,亦不为无故。当日金堡诸人不惟抗上官,而且抗宰相,小朝棼如乱丝,船山必亲见而亲闻之,谓“不和之臣必非朝廷之福”。故借此而发挥其胸中不平之气,非笃论也。试问“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二语,有何流弊,乃斥之为“相劝以傲”?然则徇私以媚上官始不傲耶?延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雷同”二字,正指阿私而言。若真和者必不同,合上下语气,洞然易晓。船山必用《小史》以坐言失言之罪,此律亦为失入。
不同史籍所载言语的一字之差,直接影响到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这种评价的评价。如果说,此处所言,还有对船山改用一字之用意的理解,那么,在《春觉斋论文》中就是更为严厉的批评了:船山“往往入古人于冤狱……骂人到快意处,倒将正史之文撇去,寻觅笔记中讹谬之言,力入古人之罪。如‘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此言见之本传,见之《通鉴》,无可议也。船山忽用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和字原可为私字之讹笔。忠臣不私,本无可驳。若言忠臣不和,则留下无数罅隙,生人议论矣。诸如此类,一部《读通鉴论》中,奇冤之气触天。”[1547]其实,这段评价的争论至林纾此处还不会完结,因为:他当年引用的《读通鉴论》所使用的版本中,在“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一语下,少了船山的这一说明——考异曰:延传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为长,又与上语相应,今从之。船山的这一补充说明见之于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读通鉴论》中,由此来看,林纾对船山的批评也有因所见不全而失察之处。不过,无论如何,他注意史料的准确性,以其为批评和评论的基础,这种自觉的意识是值得学习的。
上述所言见解歧义、评价的心态与方法论偏差、疏离史实,是略有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可视为林纾评选船山史论的三个批评层次,而以对史实的辨析最为基础和关键,正可归结到作者所谓作文要“所见之确”,避免如“隙中观日”的要求。
嵇文甫的《王船山史论选评》对船山史论的选评,当是与林纾所论相当不同的一种类型。从消极的一面来说,他没有(至少没有形诸文字表达)林纾所注重的史实的关照和辨析,不甚注重微观细致的层次。从积极的一面来说,他更注重思想性的分析,对其所选评的船山史论是肯定得多而批评得少,其角度的最大特色是注重阶级的分析,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时代的学术背景所造就的。
今人在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船山学术研究时,多注意到了关于船山思想的阶级和时代属性的两个基本派别,即市民启蒙说和封建地主说。[1548]1962年,嵇文甫发表了《关于王船山的阶级立场问题》和《王船山与李卓吾》两文,分别从正面阐述(船山贱商、非平等自由思想)、船山对李贽的批评着手,申论了船山及其思想的封建地主性质[1549]。这一基本看法,也清晰地反映在《王船山史论选评》中,其对船山史论的批评多是从这一立场立论的,具体而言,即是注重分析船山的阶级局限。如:
关于船山论土地制度:在《论限田》中,嵇文甫指出:“船山明确承认私有制,不赞成用国家力量来干涉,比着一班儒生高谈皇古,倒合乎实际,也反映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胜利。至于讲‘窳惰之民’和‘民畏有田’那段话,更显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分明带有阶级性呵!”[1550]在《论职田》中,也指出船山在论述土地的经营中所贯穿的君子、小人的义利之辨思想还是“儒家向来的传统见解”,“表现出私人地主反对官家地主的阶级立场”[1551]。
关于船山论君民关系:在《论人思为天子》中,嵇文甫指出,船山强调天子的神圣职责,反对那些不像样的君主,很带民主气味,值得加以表扬;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警告那些所谓乱人,“天子自有真”,不要妄干天位,“如果就把这和近代民主思想混在一起,恐怕还需斟酌吧。”[1552]在《论君民关系》中,嵇文甫同样既充分肯定船山所论“民主性的精华”,也指出:船山毕竟受历史的和阶级的限制,不能将其和近代的民主思想混同起来;他讲君民关系是从“彝伦”,即从纲常名教出发的,这是儒家向来讲所讲天定的君民之分;讲君不该暴虐百姓,民也不该犯上作乱,仍是孟子那一套调和阶级矛盾的说法。嵇文甫更特别提醒,要注意船山解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段话:“他(船山)认为,只有到君不成其为君,社稷都不成其为社稷的时候,什么君臣名分要讲也无从讲起了,然后才可以说一声‘民为贵’。根据这个道理,像杨行密、张全义这班人,都不必拿通常的君臣名分来加以苛责,而都可以‘许之以为民主’。‘民主’者,‘民之主’也。这班人总还有点像个‘民之主’的样子。注意,‘民主’,‘民之主’。有趣!”[1553]很显然,作者认为船山政治思想的近代性特征相较于其封建性的一面,还是极其有限的。
综观以上所论,可知:从评选的内容上讲,虽然二者所论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不过差异也是至为明显的,尤其是嵇文甫所注重的君民关系、民族思想、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在林纾的评选中都是难得一见的。而从评选的方法与角度上讲,林纾注重从史实出发进行知人论世的细致分析,而嵇文甫是通过历史的和阶级的方法剖析其局限撷取其精华而获取启发。或许,他们的不同,都可以从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
三 时代与船山史论选评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一方面,人们只能从已有的整体学术水平上认识其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人们对研究对象的阐述或多或少都会呼应时代的需要。
就前一个方面来说,嵇文甫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关注的对象如经济政策、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治乱兴亡、人物评价的方法,充分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研究内容上的一些特色,如关注经济基础和重大的历史节点;其所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更是时代学术的产物。当然,他早年对船山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充分反映到了其选评中,如将“假手论”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相比较等。
而对于林纾来说,其撰写《评选》的时代,正是对船山史论的民族思想和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大力表彰的时代,对于这些,他却有意地回避了。看似矛盾,其实这种回避本身也就代表了他的一种态度。在《论驭兵之难》中,他呼吁“立宪之朝,文武之士人皆存爱国保种之心”,则“其至于悖乱者必鲜”,这里或可透露些此中消息,即他对清皇朝的认可。或许,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有意回避。再考虑到,这是他针对中学生的授课讲义,其能讲什么也是有其范围的。1923~1924年间,梁启超反思清末对船山史论中排满思想的发挥,认为“现在事过境迁,这类话倒觉无甚意义了,”[1554]并呼吁对船山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林纾的回避,恰也成就了《评选船山史论》的生命力。
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在林纾身上却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于20世纪头一个十年的《评选船山史论》,时代还给它打上了哪些烙印呢?
其一,关注经济的发展。船山持崇本抑末的主张,对汉初困辱商贾的政策深表赞同。[1555]林纾就此,在《论贾》中谈道:“船山之为此论,就崇祯时言也。若在今日,则国债取之商,兵费取之商,路矿二政靡不属商,试起船山而柄大政,仍能作困辱商贾语也?”进而谈到西方商人的冒险和对中国经济权益的掠夺,林纾对此是痛心疾首,故“若能振刷其商政,格吾之资财不令外溢于敌手,即听吾商穷奢极靡,其漏卮亦仅在国中,贫民可沾溉也。惟其狃于竖儒之说重士而抑商,百方以朘之,极力以遏之。昔与外人争利,其稍得微利者,官中即从而奄有之。于是富者远飏,舍祖国弗顾,拥产入敌国民籍,中国之膏腴竭矣。”[1556]虽然林纾对商人的奢侈态度有纵容的一面,鉴于其针对性,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他在此处提出的问题,即使在今日,也是值得严肃思考和需要认真面对的。在《论治盗》一文中,林纾不同意船山以宽纵治盗的方法,进一步,他结合现实分析了人民何以要为盗的问题。在他看来,“惟吾华实业不讲,民无术以图食,不盗则馁死。馁死不足以自制,不若为盗,快一时之获。”讲求实业发展,正是其“抉盗之根”的办法[1557]。
其二,认同冒险开拓。船山对班超进西域的评价,倾向于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当是的西域对汉王朝没有特别的战略价值,班超的作为是欺弱凌寡。[1558]林纾从史实和战略形势上对船山的说法予以了驳斥,开篇即是这样一段话:“班仲升者,即今欧西之冒险家也。英人之入非洲,或数十人,或数人,或一人,铲翳治秽,犯瘴疬而居,其力乃能抵抗土著。时苏噜诸部亦动出万余众,西人以数百人当之无惧,惟其有犯死立功之心,往往得十一之济。中国人持重不苟发,故陈汤诸人之功,恒为目论者所遏抑,积渐隳其壮往之气,而国基荏弱,遂兆于此。”[1559]今日对西方殖民者的评价已与林纾不同,但他的意图在于,鉴于列强环伺的时代形势,呼唤国人奋发图强。从船山到林纾,因时代背景的不同,各自的关怀自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自然也就反映在了人物的评价上。
其他,如在《论仇香之化陈元》中,赞同船山对仇香感化陈元的认可,末了感慨:“仁人之言,其感人如是耶!元之改行,非仇香无以自致于善类,非先生亦无以辨元之足为善类。天下惟有耻之心,虽逆子尚能自奋,况吾国同胞皆铮铮者!苟奋以耻心,国家宁有不强者也?!”[1560]在《论元帝时爵赏之滥》中,则说:“今当主幼国危,列强环伺,非人人奋志,与天争成败,与人争生死,亦决不可自存。击楫渡江,祖豫州吾辈之师也。所愿诸同学,深自砥砺,鼓舞于功名之路,斯吾志也。勉之,望之!”[1561]在林纾的评选中,诸如此类对时代局势的关注,对民族命运的担忧,为民族前途的呐喊,激昂慷慨之文字不时出现,此处就不一一备举了。
而在嵇文甫那里,相对来讲,对时代的关注没有林纾这样酣畅淋漓的表达。不过其鲜明的时代性也是至为明显的,如评船山“论谓人莫己若”而提倡“畅所欲言”,“论陈兢九世同居”是一篇“反浮夸风的好文章”,等等[1562],读者只要稍知当时的历史情势自可会意。
四 余论
船山所作《读通鉴论》共计九百余论[1563],面对这一共同对象,在秦至南北朝这一时段内,林纾和嵇文甫所选竟仅有一论重合,怎不令人心生惊异。
综合来看,似乎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其一,从内容上讲,林纾所涉及的面更宽,但嵇文甫关注的内容则更为宏观;其二,林纾侧重史实的考辨和知人论世的细致分析,嵇文甫则较多地以阶级分析法剖析其思想的精到和局限所在。其三,两者的选择各有时代和自身政治立场、学术积累的影响,如林纾几乎不谈船山对专制思想的批判、民族意识,但较多地结合现实而呼唤国民的振作;嵇文甫则相对较少言及时代,侧重纯学术的解读。总的来讲,二者可谓各有所见,都有助于从某一侧面认识船山史论的价值,不当认为是高下之别。还需指出的是,林纾的《评选船山史论》从清末出版以来,在民国印行不下十次,不仅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所论本身的价值,也是对评选这种古老体裁之价值的最好证明。对于经典古籍的传播,在较多文白翻译之作的今日,适当运用选评这一形式,似乎可以将传播船山史论与引导读者思考从而得以提高更好地结合起来。
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564],林纾和嵇文甫所选录而论者都可归入这一主题。本文以上所论,首先是在认可这一共同性基础上的相对区分。其实,相对来说,对两者共同性的探讨较之相异处的分析更为困难,是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本文则仅仅是注意到了二者之异及其一些表现,至于其为何会相异如此之甚,也需继续探讨。已论所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作者简介:陈安民,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10级博士。
论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
尤学工
大体说来,20世纪的中国史学,除了传统史学的余绪,前半期主要是新历史考据学派独领风骚,后半期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流。前后半期之间,是新历史考据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势力消长的时期,在史学格局上则呈现出由中心到边缘的互换。造成这种格局变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局变动是一个重要的外因,而不同学派史家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态度也与政局变动相互交织,成为促成变动的一个重要内因。政局变动影响了很多史家的学术命运,学界对此多有论及[1565]。本文试以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为中心,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民国时期:“我们”与“他们”
顾颉刚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那场关于古史的讨论中崭露头角的,随着《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他的《自序》也风靡一时,甚至远播海外,从而一举奠定了他的史学地位。从此,以科学方法考辨古史、为重建中国古史建立可靠的史料基础就成为顾颉刚一生的学术追求。从顾颉刚后来提出的关于古史研究的设想来看,他的规划规模庞大,范围甚广,终其一生也不能全部实现,所以他总觉得时间的紧迫,总强调分工合作的必要,希望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完成神圣的学术事业。这就使他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古史考辨之外的其他领域和问题。
其实,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步时期,而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宣传唯物史观的一方重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李大钊更是胡适和顾颉刚的同事。此前胡适与李大钊曾有“问题与主义”之辩,胡适反对空谈“主义”,主张通过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来寻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而李大钊则强调“主义”兼具理想与实用的特点,布尔什维主义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这种分歧反映出他们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上的差异,而胡适对科学方法与实证目标的追求与李大钊对理论阐释的重视则暗示了两种不同取向的史学道路。胡适对李大钊宣传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唯物史观不感兴趣,这种态度或许影响了顾颉刚。顾颉刚此时交往和讨论的对象主要是胡适和钱玄同等人,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如何用科学方法考辨古史,从仅有的几封顾颉刚写给李大钊的信中看,他们的交流仅限于一般公事,而鲜少学术和思想的交流。1923年,顾颉刚与郑振铎、周予同等人发起成立朴社,其最初发起人中并无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背景之人[1566]。此后纵有范文澜加入,但那时的范文澜乃是一个经学家而非马克思主义史家。
不过,若说顾颉刚对时代潮流毫无感知也并非事实。1925年底,他在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说道:“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所以要是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发生了学问上的关系,我们也当然和他们接近。……我们所怕的只在材料的不完备,方法的不周密,得不到真实的事实;至于政治的变迁原是外界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1567]显然,他感受到了风靡一时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及南方国共合作后的政治风潮,不过他把这些思潮视为一种“政见与道德主张”,而非“学问”。自有了早年参加社会党而失望退党的教训后,他就开始与政治保持距离,致力于从学术改造社会。所以,他在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别,划清了他和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的界限。虽然他说假如他们之间“发生了学问上的关系,我们也当然和他们接近”,但那不过是“假如”而已,因为他始终无法认同“他们”的做法为“学问”,当然也就无法“发生学问上的关系”而相互“接近”。另一方面,他明确反对“道一风同的观念”,认为它“在学问上则决是个蟊贼。它的弊害,是使人只会崇拜几个偶像,而决不会自去寻求,得到真实的见解。”[1568]这说明,他虽然划清了“我们”与“他们”,但基于学术平等的理念,对“他们”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此时的“我们”与“他们”,政治理念与价值观的分歧大于学术分歧,顾颉刚似乎还未将唯物史观与科学意义上的史学相提并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性质诸问题的论战。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成长的一个重要契机。奇怪的是,当时已是学界主流的新历史考据学派却对参与这些论战兴趣不大。胡适批评“那些号称有主张的革命者,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了几个抽象的名词在那里变戏法”[1569],而顾颉刚则明确宣布:“这几年中社会史的论战,颉刚个人从没有参加过”,因为他觉得“我的性情学力既偏近于审查史料方面,就不必超越了本职来谈各种社会的制度”[1570]。但是,唯物史观的传播毕竟已蔚为风潮,顾颉刚无法对此视而不见,所以他先是在1931年的《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表示“我何尝不想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唯物史观等等,走在建设的路上”[1571],继而又在1933年的《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宣称:“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他认为古史辨和唯物史观各有适用的学术领域和追求的学术目标,二者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可在“分工”原则下“以其所得相辅助,不必‘东风压倒西风’才算快意。”[1572]1935年,可能是因为有些“诋斥”让顾颉刚觉得“简直是不该接受的”,所以他又为自己辩解道:“我自视只是全部古史工作中的某一部分的一员,并不曾想夺取别人的领导权而指挥全部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全部工作的应有的一部分,决没有废弃的道理;如果这一部分废弃了,无论是研究考古学或唯物史观的,也必然感到不便。”[1573]
从这些辩解不难看出,顾颉刚一方面不得不正视唯物史观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愿轻易改变既有立场。为了调和这个矛盾,他提出了“分工合作论”,将“考证事实”作为自己应承担的学术分工,而将“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视为唯物史观的学术重心。不同的史家应按照自己的分工,各尽其力而“以其所得相辅助”,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建设可信的中国古史。他认为古史建设的次第应当是先打破伪古史,后建设真古史,先考证事实,后建构历史,而前者为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即“下学”与“上达”的关系。“考证事实”偏重于“破坏”,“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偏重于“建设”。他并不反对“建设”:“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1574]审查史料与研究社会史“这两方面正当相辅相成,而不当对垒交攻以减少彼此工作的效力。”[1575]这说明,在顾颉刚的观念里,他和唯物史观并没有史学目标上的“根本歧异”,有的只是学术分工的不同,所以他才会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相较于此前仅将其视为“政见与道德主张”有了很大变化。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地用“我们”与“他们”来划分自己与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学术边界。1930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始有机会看到《古史辨》第一册,他虽然对胡适和顾颉刚表示了肯定与赞赏,但却明确表示自己和他们在治学上“嗜好不同”[1576]。胡适他们重“整理”,而他所说的“我们”则重“批判”:“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清算过往社会”,以满足我们对“未来社会的待望”[1577]。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史取向的明确宣示。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与“他们”的界限不独为新历史考据学派所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同样如此。不过,郭沫若毕竟还是承认了“整理”是“批判”的“必经一步”,亦即承认了“整理”的价值。这为两派后来的沟通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顾颉刚和马克思主义史家会不约而同地用“我们”与“他们”来划分彼此的学术边界呢?显然,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史学道路不同于对方,并且坚信自己的史学理念。今天来看,他们对学术边界的划分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史学现代化的不同方式和道路,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追求的是以科学方法与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科学史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家追求的则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理论阐释与现实关怀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这两种范式都以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为前提,都以建立“新史学”为最高目标,但他们所理解的“新史学”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却大不相同。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致力于“摧毁儒家史学传统对于经验有效性的至关重要的论断。尽管他们的工作为此后的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可以证明的历史研究模式,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一套取代儒家观念并能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的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急需的理论。”它为“新史学”的创造提供了“一个理论出发点”[1578]。不过,这一时期正是这两种史学范式的酝酿与创建时期,两派史家关注的重点在于各自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尚无暇他顾。所以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对方的存在与价值,但却缺乏实质交流和主动合作。
值得玩味的还有顾颉刚表示“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时所说的那句“他人我不知”。他所说的“他人”应当是指胡适和傅斯年等人,“不知”实际上是隐晦地表达了他们在如何对待唯物史观和创建科学史学范式等问题上的分歧。多年以后,顾颉刚说:“我不反对唯物史观和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胡适是反对唯物史观的,一九三零年他《胡适文选》序中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所以他看到后更不高兴,以后的交往就越来越少,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1579]而顾颉刚与傅斯年的分歧,主要表现为提高与普及的道路之争。傅斯年发愿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他的办法是培养少数精英人才以与欧洲争胜,走的是史语所式的精英化道路。顾颉刚不赞成这种办法,他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累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1580]显然,他所谓的普及,重在扩展学术基础,培养大批学术人才,期待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而不单是与外人争胜。所以,顾颉刚注重办学术刊物、组学术团体、育青年学生,走的是普及化道路。精英化道路与普及化道路的分歧实质上是如何创建科学史学范式的方式之争,也是造成傅斯年与顾颉刚决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顾颉刚虽然声称“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但基于学术分工的“我们”与“他们”的界限还是很分明的。他此后的史学研究领域主要还是集中于古史考辨,而鲜少涉及所谓的“古代思想及制度”,他的交游范围也主要是那些以考辨古史见长的同道中人,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很少有来往。1932年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列举了一份名单,大概是他认为当时在各个史学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范围涉及考古、社会史、通史、宗教史、民族史、言语史、交通史、近代史、民俗史等,其中只有郭沫若在社会史专家名单中出现[1581]。1935年,顾颉刚就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其聘任人员中鲜有马克思主义史家[1582]。1936年5月,禹贡学会成立,选举出的第一届理事和职员中没有一人有唯物史观背景[1583]。1937年12月,顾颉刚始因编纂通俗读物之事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谢觉哉、彭加伦来往,“八路军方面人来,使予一诧。……然民众教育惟彼方能识之,亦惟彼方敢为之也。”[1584]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成立,顾颉刚任大会主席,当选为常务理事,它的组织架构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身影。在此前后,顾颉刚才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史家有实际交往。比如,虽然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留心郭沫若的著述,但他与郭在1941年才得以在合作抗战的大氛围中有了实质性的交流。而直到1944年5月,顾颉刚“始识翦伯赞、吴泽”,“伯赞与予初交而作深谈”。6月,“始识侯外庐。夏,应邀与彼等讨论《学府》杂志事。”[1585]。这时的顾颉刚如日中天,处于史学界的中心和领袖地位。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虽然声势日壮,但仍居边缘。他们之间的交流合作并不算多,而且在学术上基本是各行其道。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可以称之为“敬而远之”。
二 新中国时期:从“抗拒”到“接受”
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成为主干,而此前担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的顾颉刚并未获邀。这大概让顾颉刚感觉到了政局变动对自身地位的影响,他在7月11日的日记中说:“报载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甚为新贵所排摈矣。”[1586]他所谓的“新贵”,当是指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新贵”们此时不但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还试图获得学术上的优势,使他感到了被“排摈”的危险。这种担心其实暗示了史学格局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家正在由原来的边缘逐渐走向了中心,成为史学界的领导者和主力,而原来处于中心位置的新历史考据学派则逐渐走向了边缘,成为被领导者。相应地,科学史学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不再能自由竞争、平等共存,前者的存在空间逐渐被压缩,而后者则逐渐成为学术主流。而之所以如此,除了政治上的外因,主要是由于新历史考据学派对唯物史观采取的“敬而远之”态度,使他们不能得到新政权的信任。于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接受唯物史观的洗礼,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顾颉刚所面临的,其实不止是“排摈”,更重要的是“改造”。
为应对越来越大的改造压力,顾颉刚只好主动或被动地采取措施,争取政治认同、身份认同和思想认同,以求融入新社会。
首先,他表示了对新政权和新社会的支持,以期获得政治认同。他说:“三年来,我目睹人民政府领导着全国的人民在极大的困难中求进步”,“我受了五十多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气愤,现在躬逢其盛,惟有欢呼赞叹,致衷心的敬佩与爱戴;自己觉得,到这时才认识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这可以视为顾颉刚对新社会的基本态度[1587]。这倒不是他要在政治上进行投机,而是他对新旧政权比较后得出的由衷之感。但是,顾颉刚要想获得政治上的信任并非易事。1954年,当他任职科学院历史所时,尹达却对他表示出很大的警惕与不信任,不但说他“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不回应他的研究计划,甚至还说他解放后留在上海是为了等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看到共产党政权稳固了才肯到北京来。这种态度让顾颉刚感到“太刺痛”,“这是我不可忍受的侮辱,要是我在旧社会里,我一定拔脚就跑,绝不留恋。”[1588]但是,他生活在新社会,无处可跑,除自我改造外别无他途。此后,他通过学习,承认自己“一直坚持着反动立场”,也理解了“那位领导同志”(即尹达)对他的“怀疑和憎恶”,并感谢他给自己“最好的帮助”[1589]。这种表态本不符合他“傲骨崚嶒”的性格,但恰可表明当时他急于获得政治认同的愿望。后来,顾颉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并参与了很多政治与社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获得了政治上的认同,但那种“怀疑和憎恶”却始终挥之不去,让他承受莫名的压力。
其次,他对自身的阶级属性与文人习气进行检讨与批判,以期获得身份认同。顾颉刚是一位难得的具有民众意识的知识分子,他甚至多次宣称应当“把学者们脱离士大夫阶级而归入工人阶级”[1590],“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自己就是民众”[1591]。不过,那时的顾颉刚还是像传统士人那样具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自视为普通民众的启迪者与引导者。新中国成立后,教育者成为被教育者,领导者成为被领导者,身份和地位的颠倒需要旧式学者抛弃文化优越感,从阶级性上进行自我批判,并向工农阶级靠拢。顾颉刚是一位极具自省精神的学者,他虽然“向日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1592],“一向自信在学术上、在道德上,都是站得住的”[1593],但还是进行了真诚的自我剖析与批判。1952年7月,他分析自己的思想归属“殆为封建阶级思想,所以入资产阶级者偶然事耳。封建阶级则有模糊剥削实质而行其仁心仁政者”[1594]。1958年,他将自己称为“彻头彻尾的旧知识分子”,“封建主义表现在我的立身行事上,资本主义表现在我的学术研究上。三十岁以后,成为定型。”[1595]对于知识分子的文人习气,他一方面反省他们的“剥削阶级”属性和“翘然高居于工农之上”的姿态,另一方面则表示“决不当留恋过去的特殊地位”,期望“能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1596]从这些批判和自我批判中可以看出,顾颉刚竭力想将自己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拯救出来,加入工农行列。他想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身份,而这种身份能够使他得到尊重、尊严与权利,能够使他摆脱被边缘化所产生的失落感与危机感,帮他从现实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但是,原有的阶级属性阻碍了他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所以他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尽量向工农阶级靠拢,争取早日成为“普通劳动者”,具有“工人阶级的称号”。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渴望与追求,其实反映了当时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也说明了他们在新社会的生存状态。
最后,他接受思想改造,以期获得思想认同。这是改造的重点,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是批判胡适,和胡适划清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界限。1951年12月,在“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上,顾颉刚自认他和胡适的“学问关系”是“研究学问上的契合”。“契合”二字显然是有意淡化胡适对他的学术影响,“然而这只有七年,此后就分手了”则明确切割了二人关系。顾颉刚将胡适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定性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上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惟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1597]顾颉刚在此后的历次运动和批判中多次重申这种态度,明确划清了他和胡适的学术和思想界限。这种做法,其实也是迫于形势的自保之举,所以后来当童书业和杨向奎为了过关而批判顾颉刚和《古史辨》时,顾颉刚反而理解了他们,认为他们“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犹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1598],“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所以他们“是可以原谅者也”[1599]。这不正是他自己心态的真实说明吗?顾颉刚原谅了他们,其实也是原谅了自己对恩师胡适的批判。
第二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解读自己过去的学术工作。胡绳把顾颉刚的“疑古精神”定性为“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600],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五四前后史学思潮的一个解读和定位,只有符合了这个定位,“疑古”精神才是可以被理解和肯定的。有意思的是,顾颉刚正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1950年,他宣称:“我的《古史辨》工作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最彻底的破坏”[1601]。1955年,他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发言中说:“我欲为考据学说一公道话,考据学是反封建的”。从这些为考据学的辩护中,我们可以看到,顾颉刚在竭力向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疑古”的定位靠拢,可惜他的苦心并未被人所接受,结果是“闻者大哗,对予抨击,以为考据学惟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他只得在会后又作《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检讨书》[1602]。另外,胡绳将顾颉刚的史学定位为“史料学范畴”[1603],这反映了他们在学术建设次第上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了对顾颉刚史学的评价过低,也刺激着顾颉刚不断为自己的学术争辩。他在日记中说:“考辨工作者其主观愿望为尊重孔子,而客观效果为破坏经学,并打击孔子之地位,亦即反封建运动”,还自得地说这些看法“皆未经人道过者”。[1604]其中,“亦即反封建运动”一句颇耐人寻味,很难想象民国时期的顾颉刚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顾颉刚内心并不愿否定自己过去的学术,也喜欢按照熟悉的方法治学。此种强为古史考辨戴上“反封建”高帽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应付形势之举。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并表示要以之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顾颉刚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意识到学习唯物史观的重要,他在1949年给友人的信中即表示要“多读些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书籍。”[1605]1951年12月,他在批判胡适后说:“现在得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读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知道以前的工作虽有些科学性的皮毛,究竟不免于孤立的弊病。此后我必须好好用一番功,等到确能把握这最正确的方法的时候,就把以前的作品大量修改。”[1606]1952年10月,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刚自信决无成见,亦真愿以唯物史观为我主导思想,特不愿随波逐流,作虚伪之顿悟耳。”[1607]1954年12月,他反省了自己把考据和理论“打成两橛的错误想法”,批评“考据学用的形式主义的逻辑有其局限性”,表示“要求全面和彻底的研究便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面用功不可。”[1608]1965年1月,他参加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后“始明政治学习之必要,故此后改为学习第一,业务第二。”[1609]这些谈话或许有违心之论,但表面看来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他没有了对钟爱的考据之学的自信,而是强调其局限性,并说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面用功”;他不再坚持“我们”与“他们”的分工合作之说,而是“感到历史唯物论足以解决一切学术思想问题”。这是顾颉刚对自己治史道路与方法的否定与批判,也代表了他对唯物史观的新态度。
相对来说,寻求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较为容易,因为那和他的实际思想并无根本性冲突。最困难的是寻求思想认同,因为在他看来,“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旧脑筋里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他不想“舍己从人”,“抛弃我原有的看家本领而唯党是从”,所以他“还是要坚持一下”[1610]。这种态度让他显得“不合时宜”[1611],但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做出妥协。从顾颉刚的实际工作来看,他似乎并未像所宣称的那样宗奉唯物史观为自己的治史指导思想,他最喜欢做的还是他最熟悉、最拿手而“不合时宜”的古史考辨,还是在原有的学术道路上“坚持了一下”。虽然他宣称自己已经从“抗拒改造”转向了“接受改造”,但他的“接受”是有所保留的,“改造”的过程也是很痛苦无奈的。他说:“解放以来,情移势易,甚欲随先进之后从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端正治学之方向与方法,然而此非易事也”,“今日之局,只许进,不许退,则予虽欲硁硁自守而势有不可,无已,惟有藉病屏却人事,俾得一意读书。有成自可喜,无成则其命也。”[1612]1957年他在谈到如何贯彻“百家争鸣”时,提出学术讨论不能用“围剿”的态度,必须打倒令人窒息的教条主义,反映出他对思想改造的手段与方法的不满[1613]。“这样穷、病、忙三位一体的生活,我实在过不下去,但既在组织,又怎可脱离!因此,只得咬紧了牙齿苦撑下去。”[1614]“苦撑”二字正是此时顾颉刚心态与生活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顾颉刚既想学习唯物史观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史学体系,以融入到新中国的史学阵营,但又无法彻底否定和放弃赖以立身的治学方法与道路,于是就有了实践上的言行不一、自我矛盾。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融而不入”。这就决定了他最终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1615]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顾颉刚等旧式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家眼里的“他们”改造为“朋友”,或许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个成果。
三 史学价值观的冲突与调和
从民国时期的“敬而远之”到新中国时期的“融而不入”,划出了顾颉刚对唯物史观态度的演变轨迹,也凸显出新历史考据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学术理念上的根本分歧。作为分歧的焦点,史学价值观的异趣是形成包括顾颉刚在内的新历史考据学派对唯物史观基本态度的重要内因,而这种异趣集中表现在对学与用的认识差异上。
众所周知,胡适等人倡导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主张以学问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这种史学价值观以求真为史学的第一要义,不主张甚至反对致用,故以学、用分割为特点。在治史范围上,他们主要集中于古史考订。在治史方法上,他们强调科学的考据和事实的确定,不注重甚至反对进行历史解释,以史料优先于史观。作为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健将,顾颉刚是这种史学价值观的有力倡导者。
早在民国三年至六年,顾颉刚就在思考学与用的问题。最初他认为学问是指导人生的,但后来认识到“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1616]他反对“把应用看做一切的学问的标准”,“科学的应用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它“不为现实的社会所拘束,所以它的范围可以愈放愈大,发见的真理也愈积愈多,要去寻应用的材料也日益便利,这就是无用之用。”[1617]所以他宣称:“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这是他的“基本信念”[1618]。
与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开始就与时局变迁紧密相连,并抱有为中国社会寻求历史前途的使命感。马克思主义史家追求的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亦即学与用的统一。在他们看来,学的目的不只是求知,更重要的是致用,人们应当以学到的知识和历史规律来指导现实的社会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只是手段和阶段性目的,用才是最终目的。这是他们的史学价值观与新历史考据学派异趣之处,而这种异趣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治学取向。新历史考据学派始终无法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为先、注重阐释的治史取向,除了批评他们只会搬弄一些新名词而缺乏精密考证的功夫之外,还质疑他们会为了学术之外的目的而扭曲学术,削中国历史之足而适外国理论之履,损害学术的独立性;而马克思主义史家则对新历史考据学派孜孜于古史考订大为不满,认为这种埋头于故纸堆的“象牙塔”式治史取向除了玩物丧志,无助于危难之中的国家与民族。这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学术鸿沟,使他们只能对彼此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他们弥合鸿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为抗日救亡,史学界的治学取向整体上出现了由“考古”向“考今”的转变[1619]。一贯强调学以致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自不必说,就连一贯标榜“为学问而学问”的新历史考据学派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治学态度,开始采取不同的方式关注和回应现实问题,其中顾颉刚的表现尤为突出。他是一个“事业心、责任心、同情心均甚强”[1620]的史学家。“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型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1621]这是顾颉刚不同于其他新历史考据学派史家的重要特点。从“九一八”事变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两件大事永远占据了我的心”[1622]。无论是创建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发行通俗读物,还是创办禹贡学会和中国边疆学会,编辑《禹贡》半月刊和《边疆周刊》,顾颉刚都出其平生所学,四处奔走,动员民众,尽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救国之责[1623]。这时的他,早将学以致用视为当然之事。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史学价值观的一次重大调整。
不过,顾颉刚所说的“用”是以学术为本位的[1624],他的“事业心”是要建设一个“学术社会”,这在他是有思想基础的。早在1920年,他就指出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是改造中国的两个重要手段[1625]。1926年,他提出“要造成了一个学术社会而去共同讨究”[1626],1929年他进一步解释了“学术社会”的设想:“在这个学术社会中,不但要创建中国向来极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在内)和语言文字之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1627]显然,他希望通过知识思想的“彻底改革”,将获得的新知识新思想推广到全社会,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1628],推进未竟的启蒙事业,使国家和民族获得内在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这就是他设想的学术救国之路。当然,建设“学术社会”非一己之力可以胜任,顾颉刚总希望携手同道、培养青年,与他一起努力,故他特别重视学术普及。他希望“这个态度如果像浪花般渐渐地扩大出去,可以影响于它种学术上,更影响于一般社会上”,那么国家“自然渐渐地显现光明而有获救的希望了!”[1629]
当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调整史学价值观、逐渐重视学以致用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家则进一步强调了史学在民族解放和政治建设中的作用。翦伯赞说:“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1630]这种看法代表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集体价值取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取向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毛泽东。他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将历史知识放在与“革命理论”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谈话中,他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道路。这种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定位,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倡导的以史学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价值取向,顾颉刚是认同的,所以他才会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史家有了交往与交流。但是,他却不能认同以史学服务于政治,这与他的学术理念格格不入。顾颉刚一直在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和经学过度追求政治与道德目的,而使学术本身受到扭曲,所以他坚决反对“通经致用”、“以史明道”等学术观念。虽然乱世治学的艰难使他知道“要做事便不能和政治脱离关系”[1631],但他之入政界、商界,用意乃在争取和改善治学做事的条件和环境,目的仍在建设学术社会的理想。他无法改变既有的学术信念,所以他虽然和郭沫若等有了交往与交流,却并没有实质性合作。由此可以看出,顾颉刚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同样强调史学之用,但用的重点、方式、目标却不尽相同。这使得他们之间的鸿沟虽然有所缩小,却未能弥合。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郭沫若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讲话,指出了史学界的六个转向,认为史学是推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传播、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工具”。范文澜随后强调了“重点在‘转向’两字”,要求“把郭老指示的六条中每条的前半段在史学会成立以后完全去掉,另外把吴老指示的四条全部实现”。很清楚,“为人民服务”就是新中国史学的基本价值观,所有的史家都被要求接受和遵守这个价值规范。这次新中国史学界的盛会,顾颉刚依然未获邀请,失落的他特意将1951年9月28日《大公报·史学周刊》第38期上发表的“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作为剪报,粘贴在1951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1632]。此举是否别有深意?我们不得而知。
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原有的史学价值观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1950年,顾颉刚在《自传》中反省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他打算“把责任心严格配合智识欲,使得学问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创造,以贡献于将来的人民。”[1633]不过,此时他仍想以“技术的优越感”对抗“政治的优越感”[1634],固守“分工合作论”。这说明顾颉刚虽然在向“为人民服务”的史学价值观靠拢,但仍不愿轻易放弃原有的史学价值观。不过,形势的发展迫使他做出更大的调整。1958年,他在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检讨说:“我所受的毒素,以‘分工论’为最甚”,认识到“政治是必须理会的,是非是必须辨明的,立场是必须转变的”,此后“要以政治思想为统帅”[1635]。1959年,他在全国政协三届一次大会的发言中进一步宣称:“一切学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科学研究者应当先红后专;只有红透专深,才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只要坚决服从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只要加强改造自己,否定我过去的人生观,端正我的治学方法,并争取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提高我的理论水平,通过劳动实践,转变立场,我就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我就真的返老返童了。”[1636]至此,以自我否定为特点的史学价值观调整终告完成,顾颉刚也获得了“融入”新中国史学阵营的资格。
但是,公开的告白并不意味着内心的悦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顾颉刚“唯一的目的是研究学问”,“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们洗剥掉我的虚名,把我放在合适的研究室里,让我做出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1637]但领导的不信任、学术的不受尊重、不断的运动检讨批判,使他痛苦不堪,颇有“垂老之年犹仰人鼻息以自活”[1638]的感叹。他不愿放弃学术自尊与自信,当有人斥其《浪口村随笔》为“落后至于三百年前之物”,他力辩道:“予之书苟能步武亭林,予愿足矣,即万千人斥我以落后,亦甘受之矣。”[1639]他抱怨自己“政治待遇受得太厚”而“学术待遇却是受得太薄”,“如何可使厚者薄而薄者厚?这便是解除我的症结的一个大问题。”[1640]他曾在各种公开场合谈到他和尹达的矛盾,还痛陈历史所行政工作之积弊,“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1641]。因为在他看来,“学术机关只有一项任务,就是供给研究某种学问的人以研究上的种种便利,此外一切非所当问”[1642]。他没想到“范文澜、尹达、郑振铎等对予之一副面目,令予不能耐”,“此真天外飞来之横祸,以予之热心学术,尽心教育,而共产党不能用,或用之不以其道,可谓自毁长城。”[1643]1966年7月,他在《读〈尚书〉笔记》第六册《序》中表露了政治与业务“求两全而不得”的痛苦[1644],这种欲得而不可得、欲弃而不能弃的痛苦,就是他心态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他的“融而不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尹达等人对他的不信任和排挤,另一方面则是他内心的阻碍。他不愿做彻底的自我否定,也不愿彻底放弃自己的学术理念,这使他总面临着“求两全而不得”的折磨,造成了他的痛苦根源。
1966年8月22日,顾颉刚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得了心脏病,“著述之事,从此结束,成为废人。少年以来一片著述雄心不可复现,悲哉!此皆五年来日在惊风骇浪之中所造成者也。”[1645]所幸的是,他在1971年得到了主持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这不但使他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为一帮闻讯来投的旧友提供了庇护所。当他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投入古籍古史整理工作时,相信他们定有恍如隔世之感!而这项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们的价值和价值观得到了承认,从而缓解了价值观分裂所造成的精神压力。“文革”结束,顾颉刚“闻之大喜”,他终于可以解除精神上的压力,回归自己的史学价值观了。而日益改善的学术环境,也让中国史学重回正轨,逐渐形成了更具包容性、更加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中国史学获得了在新的历史时期蓬勃生长的内在动力。
从上述情况看,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就像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据学的态度一样,反映了中国史家寻求史学现代化、探索现代史学不同范式的努力。如果我们把这种努力放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来认识,那么,无论是科学史学范式,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都有其历史的和学术的价值。他们虽然在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很多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也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们的分歧,往往是路径的不同;而他们的目标,则往往是“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事实上,顾颉刚虽然划分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但从未将自己的学术与唯物史观完全对立起来,而是一直强调二者在学术研究上的不同次第和“分工合作”。他也从未将史料与史观完全对立起来,而且对史观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只不过他认为“审订史料固最基本之功力,亦最急切之任务”罢了[1646]。后来,他甚至打破了信古、疑古、释古的三分法,认为“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强调他和唯物史观者“所信的‘真古’是同的”[1647]。这说明,这两个不同学派、两种不同范式具有学术目标的一致性,我们不能无视这种一致性而过于强调他们的差异性。有人说,顾颉刚的古史层累构成说“奠定了中国史学现代化之基石”[1648]。其实,中国史学现代化不仅需要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提供的这块基石,同样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其他学派提供的基石。正是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才改变了对中国古史的认识,奠定了认识中国历史的基础。这说明,史学现代化需要多元化的存在与探索,它不但可以丰富中国现代史学的内容,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中国史学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
作者简介:尤学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2级博士。
试论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实践及特点
杨俊光
一 问题的提出
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讨论的内容及其作用,主要表现为“对有关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史学问题发表评论性、商榷性意见与见解,其功用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公众的桥梁,也是推动史学不断发展的内部动因之一。”[1649]这就是说,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批评,而史学批评的繁荣反过来促进史学的进步。中国古代素有重视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学批评著作。近代以降,中国学者继承了这一优良的史学传统。同时,由于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传入,新旧中西学术之间的碰撞与摩擦,使得近代中国史坛流派纷呈,各种思潮、流派纷纷各抒己见,有的还相互进行论战,浓厚的学术批评氛围,有力推动了史学批评的发展。
齐思和(1907~1980),直隶宁津(今山东省宁津县)人,是中国近现代史坛上著名的史家,他早年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学习,后赴哈佛大学留学,193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北京大学等高校,并先后主持《史学年报》、《大中》、《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齐思和治史成就斐然,铸就了鲜明的史学风格,被学界誉为“学贯古今,史通中外”[1650],是他那个时代,少数系统接受中西史学训练的学者,也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兼通中西史学的中国史学家[165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思和在20世纪上半期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评论[1652],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坛,是十分突出的。本文试图梳理齐思和的史学批评活动,进而探讨齐思和史学批评的特点。
二 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实践
齐思和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也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重视史学批评的史学家。在他的史学生涯中,对于学术批评,尤其是对于史学批评,十分关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对当代人的史学著作的评论,二是重视对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分析与评论。
首先,重视对当世学人的史学著作的评论。齐思和关注近现代史学,首先表现在他重视对当世学者最新出版史学著作的评论,这一点又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齐思和在担任有关史学杂志主编期间,注重史学书评的刊登。第二,齐思和本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齐氏史学批评的核心内容。
第一,齐思和在主编《史学年报》、《燕京学报》期间,就十分重视史学书评类文章的刊登,特别是对当世学者最新出版史学著作的评论性文章的刊登,这一点,在齐氏担任《燕京学报》主编时表现的尤为突出。《燕京学报》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学术期刊之一,在齐氏担任主编之前,就设有“学术消息”和“新书评介”栏目,“新书评介”栏目不久因故中断,“学术消息”栏目则一直保留下来。1946年,《燕京学报》复刊,齐思和出任主编,他增设了“书评”栏目,此栏目直至终刊一直没有中断。根据研究者统计,在齐思和担任《燕京学报》主编的5年时间内,学术评论文章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学者统计,《燕京学报》第30期至第40期的“书评”栏目,总共发表评论类文章89篇,单期发表的书评最少的为4篇,最多的达17篇,每期平均有八九篇[1653]。由此可见,在齐思和担任主编后,《燕京学报》所刊载的书评,在数量上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增多。作为专业学术刊物,能在长达5年的时间中,坚持每期发表书评,在当时的学术杂志中是不多见的。《燕京学报》“书评”栏目的设置和大量书评文章的发表,与主编齐思和的着力经营密不可分,这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史学界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的重视,对当代史学的密切关注,对史学批评的格外重视。
第二,齐思和重视当代学者的史学著作的评论,突出表现在他本人撰写了不少的书评和史学批评文章。据笔者统计,齐思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20余篇书评,共介绍、评介了当时二十多种史学著作。由于数量众多,笔者在此仅择其有代表性的书评加以概述。1930年(民国十九年)齐思和撰写《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一文,在此文中,作者对当年出版的三部史学概论类著作作了深入的剖析和评论,他认为吴贯因的《史之梯》,在内容上虽存在着许多失误,但是“十之七八尚出诸其平日研究之心得。”而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盖不过就近人关于史学之论文割裂而成,而取自梁任公、何炳松先生者尤多,几占全书十分之五六”,“纵观是书,不过撮集近人之史学译著而成,既不能博考详稽,又不能自有心得”[1654]。可见,齐思和对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的评价是不高的。他认为刘剑横的《历史学ABC》“用意本甚佳,惜去取太滥,鲜可观者”,“此书抹煞事实,妄加论断,疏浅偏宕。”最后,在比较的基础上,齐思和对三部书做了总的分析与评论,认为“以上三书,《史之梯》之荒谬,《史学概要》之疏漏,《历史学ABC》之偏宕,皆出人意表,国人对于史学理论之幼稚,从可知矣。”[1655]可见,齐思和批评是客观的,也是严厉,考虑到上述三部史学著作本身大都是中学教材,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出现种种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但齐思和对上述三部著作的严厉批评,反映了他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当时国内史学概论一类著作的重视,对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视。这三部史学概论著作的缺陷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史学理论建设有待发展,那么如何改变当时史学界“幼稚的史学理论”状况呢?齐思和写到“为今之计,欲提倡新史学,苟学识尚未成熟,莫若先从事翻译工作,将西方名著,撮要介绍于国人。”[1656]带着改变国内“幼稚的史学理论”现状的理想,齐思和在哈佛刻苦攻读四年,1935年毕业回国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他编写了一部特色鲜明、融汇中西史学的《史学概论讲义》[1657],为国内史学界所瞩目。可见,齐思和的史学批评是着眼于中国史学进步发展,而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1931年,齐思和发表《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一文,文中齐思和对最近几年来史学界取得的成就作了回顾与总结,就最近以来新出的史学著作作了评论。他说:“近二年来,我国史学建设之成绩,已有可观。往事不忘,来事之师也,不有综述,何资镜考?假期多暇,略加诠次。凡所论列,与考古之发现,比根据发掘者之报告,于新出书籍,比择取各家之评论,其无家评论者,始略抒管窥,藉共商榷。”[1658]在此,齐思和流露出浓厚的史学批评兴趣,希望通过对最近几年史学界的史学成就的“综述”与“评论”,达到“来事之师”、“以资镜考”的目的。该文以“最近二年中出版之史学书籍”为小标题,介绍并评介了张星烺撰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李济编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和《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二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以及瞿兑之撰的《方志考稿甲集》。此外齐思和还发表了《评司马帛洛〈中国上古史〉》、《吕思勉著〈史通评〉》、《评维森著〈历史辅助科学论略〉》、《甘云鹏著〈经学源流考〉》、《〈明代经济史〉序》、《郭沫若著〈十批判书〉》、《童书业著〈春秋史〉》、《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朱师辙著〈商君书解诂定本〉》、《李世繁著〈颜李学派〉》、《杨丙晨译〈汤若望传〉》等书评,从这些被评的史学著作可以看出,齐思和选取的书评对象十分广泛,包含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作、断代史著作、专门史著作,通史性著作、考古发掘报告、资料汇编等,其中有中国人的史学著作,也有外国人的史学著作;既有新历史考证学派的著作,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选取各种流派、不同类型的著作作为评论对象,一方面说明作者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广泛的治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作者试图全面概括当时史学界的发展状况,积极探寻中国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体察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趋向。
其次,注重从宏观上对中国史学发展趋势进行评论。前文所论的以书评为代表的史学批评主要是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各个微观领域的分析评述,而齐氏对中国史学发展大势的评论,则更多的属于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宏观性认识。
1946年齐氏撰写《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与社会学派》,在文中,他对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两大流派“掌故派”与“社会学派”进行了分析、评论,不仅指出这两个史学流派各自的优缺点所在,进而指出两派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掌故派”的优点是重视考证,考证功力深厚,考证细入毫芒,征引繁富博赡。“掌故派”的缺点在于选题冷僻狭窄,琐碎有余,宏观不足,往往陷入钻牛角尖的境地,且往往就材料而言材料,缺乏史观的指导,理论性与思想性严重不足。“社会学派”的优势在于,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有更多的涉猎,他们的选题较之“掌故派”更为宏大,与现实联系密切,因此,“社会学派”的著作,有不少风行一时,引起读者共鸣,为世人所瞩目。“社会学派”的缺点在于,他们的著作,除了少数例外,大多存在史料不足、论证不严的情况,往往先树立一套史观,然后找材料论证,存在一定的机械性,有粗制滥造的嫌疑[1659]。
以上是齐思和对“掌故派”和“社会学派”优缺点的分析、评论,但是齐氏没有停留在为批评而批评的层次,而是通过史学批评寻求对问题的解决,通过史学批评寻求史学发展的路径。他认为,作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史学流派“掌故派”与“社会学派”应当摒弃门户偏见,通力合作,“二派是现今中国史学界中的二种最重要的派别,这两种派别互相嘲笑攻击,彼此都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此种现象“是中国史学界当前最重要的问题”[1660]。那么应当怎样协调二派之间的分歧,消除二派在方法上、学理上的缺陷,进而促使中国史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呢?齐氏认为,“掌故派”和“社会学派”,首先都应放弃相互轻视的态度,转而切实合作,互相汲取对方长处。“掌故派”要放弃他们“闭门造车”的治学态度,放弃冷僻狭窄的选题,多联系社会现实,多关注现代史学潮流,多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样,“掌故派”对于史学的贡献要大得多。“社会学派”要避免空谈理论,多搜集史料,事实既得,结论自然水落石出。要避免走入先有固定的理论,然后再找材料予以证明的学术范式。总之,“今后的史学家,要以理论来作为选择问题的启示,要以材料中获取得理论。‘理论与事实合一’,这是我对于现近中国史学界的第一个要求”[1661]。从宏观上探求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存在的问题,是齐思和史学思想的闪光点。而通过史学评论的形式,对当时中国史坛两大史学流派存在的问题,客观、公允地指出各自的长处与不足,进而指出问题解决的途径,非纯粹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中国史学如何进步出谋划策,这反映了齐思和卓越的史学见识。
三 齐思和史学批评的特点
前文论述了齐思和史学批评的整体面貌,从这些具体的史学批评活动中,似可抽绎出齐思和史学批评的特点。
第一,全面、辩证的史学批评风格。与同一时代的许多史学家一样,齐思和幼承庭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留学国外,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加之齐思和研究中国史的同时,还研究世界史,这些因素成就了齐氏宽广的学术视野。可见,其个人特殊的学术经历、知识背景,对开阔其史学批评的视野,具有直接的影响。
齐思和史学批评突出的特点就是全面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批评对象的广泛性;所评史书的多样性;批评立论的辩证性。首先,在齐思和做评论的史学家群体中,不仅有一些久已成名的学者,也有学界后起之秀。前者如郭沫若、童书业等,后者如金毓黻、卢绍稷等;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除此之外,齐氏还引入、评介了不少外国学者的著作,如《评马司帛洛〈中国上古史〉》、《评维森著〈历史辅助科学论略〉》,这对于开阔学界学术视野,具有莫大贡献。其次,从齐思和评论的史学著作来看,呈现多样化、多类别的特点。其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有《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吕思勉著〈史通评〉》、《评维森著〈历史辅助科学论略〉》、《郭沫若著〈十批判书〉》、《顾颉刚著〈古史辨第二册〉》、《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等。中国史方面的有《甘云鹏著〈经学源流考〉》、《童书业著〈春秋史〉》、《张星烺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明清史料〉》等。此外,齐氏还撰写了一些专论性的史学评论文章,主要有《先秦历史哲学管窥》、《论史学之价值》、《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改造国史研究之途径与方法》、《现代中国史学评论》、《中国史学界的展望》、《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等,这些文章或对某一专题展开评论,或对某一段时期的史学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做分析评介。总之齐氏的史学批评,从内容上看,既有宏观的关注,也有微观的考量,不仅注重对中国史学发展大势的评论,同时也对具体史学著作的优劣高下做出评析。最后,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充满辩证的思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齐氏对“掌故派”与“社会学派”的批评上,他分别指出了两派各自的优点与缺憾,进而指明了两派的出路。“今后的史学家,要以理论来作为选择问题的启示,要以材料中获取得理论,‘理论与事实合一’。”[1662]在民国时期,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够辩证地分析中国史学流派,探讨中国史学发展存在的问题,此等卓识,实在难得。
第二,客观求实的史学批评态度。中国古代史家向来推崇史学求真的品质,唐代刘知几提倡“直书”、反对“曲笔”,清代章学诚主张撰史应“尽其天而不益于人”,这种据事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价值之一。民国史坛,由于存在众多的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潮,对同一问题,往往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故而学术批评相对比较活跃。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齐思和,在史学批评活动中就注重遵循客观求实的原则。
齐思和发表的对相关史学著作的评论,总体上是十分客观、平实,多是肯定其长处,指出其不足,或就某一问题再行深入探讨。譬如,齐氏曾评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认为金氏之书,把从上古到近世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大势,都原原本本作了梗概的论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大学教科书。在肯定其优点的同时,齐氏指出了金著存在的缺憾,他认为金书“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1663]。同时齐氏指出,作为中国史学史专著,就不能仅仅叙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更应该重视对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得失的总结,如应该加强论述史书体裁的得失,史书编纂是否优良,编纂态度偏正与否……以上,齐思和对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作了客观的评价,不仅指出其优长所在,同时指出金著在概念、范畴方面认识的不足,强调史学史著作不能停留在仅仅叙述史学发展的本身,而是应该深入史学发展的内部态势,加强对“史学之义”的探讨。
在《童书业著〈春秋史〉》一文中,齐思和对童著多有褒奖,“纵观全书,叙事颇为明晰,征引亦极详赡,较前人《左传史略》、《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大事表》等书,便于检阅,诚春秋史之佳著矣。”[1664]在《评马司帛洛〈中国上古史〉》一文中,齐氏对法国学者马司帛洛(Henri Maspero)的《中国上古史》作了介绍与评介,并且对当时的西方学术界的汉学研究状况,特别是有关中国先秦史研究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齐氏认为该书“实集五十年来西方上古史研究大成,出版以后,风行一时,学者咸奉为西文方面关于中国上古史之最高权威,固其宜也”。对其优点予以肯定的同时,齐氏指出该著作存在的四个缺陷:“应列入而未列入;不应列入而反列;考证不精;事实谬误。”客观地指出马氏的《中国上古史》之长处与不足之后,齐思和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得出对该书的评价结论:“夫疏略谬误,著书者之所不能免,马氏以一个外人而治汉学,益有其特殊之困难。是书要为精心之作,非抄撮陈言者可比,虽有微瑕,不掩大瑜”[1665]。可以看出,全面、客观分析评介所评对象,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准则,是齐思和史学批评的优良品格。
第三,寓论断于批评的史学批评特色。齐思和史学批评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借助具体史学批评表达他的某种史学思想或者对某个问题的见解。
譬如,在《吕思勉著〈史通评〉》一文中,齐思和用大量的篇幅论述章学诚、刘知几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以及二者史学趣向的不同,末了仅用寥寥数语品评吕思勉的《史通评》,其用意似在于借评介吕思勉著《史通评》,阐述其对刘、章之学的看法,进而阐述其通史编纂思想。他首先比较分析了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学特点,“吾国史学之著作,自推刘子玄之《史通》与张实斋之《文史通义》二书”,指出刘、章二氏因所处时代不同,故立言宗旨也各相异,“子玄生断代史畅行,官修书极盛之世,故其所言,一断代史之义例为主。实斋生当管修书因循程式,纪传体几至腐溃之际,故力某另辟蹊径,倡言改作”。然后,齐思和在比较刘、章二氏史学特点基础上,对二者作出评介,他说“章氏才气固横绝一时,然好方言高论,为不着边际之言,刘氏议论或不章氏之骏利,然思想缜密,言之有物”。此处,作者似有刘抑章之意,深入的分析,实际上反映了齐思和对通史、断代史的认识。
我们知道,刘知几力主断代为史,章学诚推崇通史修撰。梁启超提出构建“新史学”以后,学界对修撰中国通史甚为关注,故对章学诚的研究众多,而对刘知几的研究则较为冷落。“近来西学东渐,国史改造之论,甚嚣尘上。章氏之书,以其所论者正目前急待解决之问题,遂引起一般学者研究之兴趣。”并指出时人张尔田、刘咸炘皆有专著论章氏之学,梁启超、何炳松对章氏治学极为推崇,胡适、姚名达先后撰写章学诚年谱。而“刘氏之书,则研治者绝少。”[1666]齐思和曾多次论及对通史修撰的看法,1936年齐思和撰文阐述其国史改造思想,他特别强调:“现今西洋历史研究最重要之趋势为专门研究,与众手合作。大规模之通史,殆皆为众手合纂。”“是故有专题之研究然后始有专史,有专史然后始有通史。”[1667]齐思和一再强调专题研究、专门分工的重要性。“现代的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正如有了砖才好造房”“专门化是科学工作的基础,只有细密的分工,才能有可靠的收获。”[1668]齐思和借评论吕思勉的《史通评》,对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加以比较,表面上是刘、章比较,品评刘、章史学,真正用意似在于阐发其通史编纂主张,即通过专题的断代史的研究,然后集合众家之长,撰成通史。假借史学批评,表达对相关史学问题的看法,寓论断于批评,这是齐思和史学批评的鲜明特色。
四 余论
由于受时代、政治、个人见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齐思和的史学批评难免存在着不足。比如齐氏的史学批评在形式上略显单一,主要以书评形式出现;在批评对象上,忽略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史学著作,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柳诒徵的《国史要义》,均未纳入其史学批评视野;在批评态度上,受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同一个史学家的评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如齐思和在1938年评论郭沫若《十批判书》时,对郭沫若评价不高,“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如此书置自我批评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绍终,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也。”齐思和对《十批判书》的结论是:“此书专为研究古代思想而作,若以哲学眼光观之,则远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创获之丰,思想之密。”“是书于先秦诸子之考证,远不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精,论思想则更不及冯友兰氏之细,二氏书之价值,世已有定评,而郭氏对之皆甚轻蔑,亦足见郭氏个性之强与文人气味之重矣。”[1669]而1949年,齐氏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对郭沫若及其《十批判书》确是另一番评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走上了学术的路上”,“在中国当代学者中,梁启超以后,他是最广博的著作家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许多重要的贡献。”[1670]对此我们应当以历史主义的眼光、知人论世的态度去体谅,史学家都是生活在具体历史中的个体,不可能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综上,齐思和的史学批评实践,具有特定的时代价值与学术意义。“史学批评作为史家对史学的一种认识活动,同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活动一样,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1671]史学批评永远不会停息,今天我们审视齐思和的史学批评,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史学批评。史学批评见识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史家史学素养的高下与责任意识的强弱,而史家通过史学批评,有助于自身的史学认识的提高。齐氏依托《燕京学报》这一学术阵地,及时刊发史学界最新学术消息,其本人又重视对新出版史学著作的介绍、评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潮流的作用。
作者简介:杨俊光,温州医科大学社科部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10级博士。
毛泽东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珍
毛泽东史学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主要包括历史科学研究的目的与任务、指导思想与方法,正确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历史理论的若干重大问题等内容。毛泽东对这些理论命题所作的精辟阐发,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方向、路径及基本面貌,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从治史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角度看,其荦荦大者,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唯物史观: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理论内核
唯物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它要实现与历史悠久、遗产丰富的中国史学相结合,有两个必需前提:一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中国历史及其前途作科学分析。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历史贡献。
青年毛泽东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多年如饥似渴的学习、比较,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唯物史观就成了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和理论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他关于中国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问题的透辟分析,正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回答。《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则是他较早对重要世界历史事件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他鲜明地提出,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人类历史,“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1672]。他认为,陈胜、吴广的起义,刘邦的反秦,洪秀全的反清,都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的重要内容,就是用唯物史观分析、评价中国古代历史,纠正大家思想上普遍存在的英雄史观,推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了解,促进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这表明,科学的历史研究已经成为毛泽东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了。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作相对系统、全面的研究,是在延安时期。这一时期,为适应革命形势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的要求,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中国历史作客观总结,是这个理论飞跃的重要内容。这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运动之间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通过《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范畴,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等,都作了阐发,从而使唯物史观具有了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理论形态。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首先,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是中国史学真正成为科学的理论前提。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人们对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错误的了解。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1673]。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学才可能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进而成为一门科学。毛泽东多次向全党提出,要以唯物史观为观察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钥匙,“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1674],写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专著。与此相应,他对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作了辛辣的讥讽和批驳,认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而西方资产阶级,“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1675]。
其次,阶级分析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首要研究方法。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676],“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1677]。我们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历史,就是为了透过历史表象把握本质与规律,进而推动伟大的现实运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著作,是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解剖近代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其中关于近代中国的阶级构成、历史脉络、关键节点,关于革命性质、对象、任务、主力、策略和前途的精到分析,已经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明,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研究。通过这些著作,唯物史观真正确立了在中国历史学尤其是近代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再次,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动力作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着力反映的内容。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早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就已经看到了人民群众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把“社会的改革和反抗”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觉醒与联合。后来,他又多次强调人民在创造世界历史中所起到的动力作用,反对“唯心论历史家”们的英雄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678],“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1679]。当然,突出人民群众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物的历史作用。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承认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但领袖人物的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力量支持。“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1680]。“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1681]。歌颂人民、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突出的时代特征。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的深入结合,是在从事这一工作的史学家们的自由争论、相互切磋中不断推进的。毛泽东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尤为重要的表现,是他对学术自由讨论氛围的维护与支持。“百家争鸣”的思想,就是他1953年针对史学界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的分歧而提出来的,并将其作为新创立的《历史研究》的办刊原则。他还身体力行,带头贯彻这一方针。1956年,一位苏联学者表达了对《新民主主义论》中个别论点的不同意见,我方陪同人员认为此举“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请示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泽东明确指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1682]1958年7月,他婉言谢绝为周谷城的逻辑学著作作序,其理由之一,即是“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1683]。1965年7月,他一方面支持章士钊出版《柳文指要》,一方面又客观指出:“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同时,他还表达了对高二适撰文与郭沫若商讨《兰亭序》真伪问题一事的支持意见,“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1684]。类似之例,在毛泽东的批语、信件中还有很多。这种高度的学术自信与自觉,对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各个领域迅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实运动的推动下,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重要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思想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等领域都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1685]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相对完善的研究、教学体系初步形成,一批史学大家和史学名著相继涌现。这些成就,都是在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下取得的,同时也与毛泽东思想及其著作的广泛影响,与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高度重视直接相关。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这一方面表现为“文革”时期出现了教条化理解、运用唯物史观问题,历史学的科学性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唯物史观有了新的认识。前者与毛泽东本人在晚年逐步偏离了正确思想认识有关,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正常情况。对唯物史观的某些具体观点,结合发展了的客观实际与理论需求,作出更加准确、全面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具体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自然,这两种情况,都不能成为否定唯物史观、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性的理由。
作为正确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要坚持与守护的。离开了这些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这个角度说,历史科学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在阐发、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学习历史、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宝贵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服务于当前的历史学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
二 古为今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突出特点
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是为现实运动提供鉴戒与经验。正是有了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中国史学才两千多年绵延不绝,为世界文明史上所仅有。毛泽东将自古而有的这种鉴戒思想,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提出了“古为今用”的史学目的论,使其有了鲜明的时代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者要高度重视史学研究
毛泽东认为,科学总结历史、掌握历史规律,是客观剖析现实、明了方向的必要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且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交织的大国,这一点显得尤为迫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686]
历史是前后相续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历史的中国,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687],对于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应当给以总结,并加以科学的说明,以服务于当前革命运动。毛泽东尖锐批评有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688]。“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1689]
(二)史学工作要引导人们向前看
提高民族自信心,引导人们向前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发挥其现实作用的重要表现。毛泽东明确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690]史学工作应当给人们以启发,给人们以信心,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有充分的自觉:“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691]
这种引导人们“向前看”的工作,一方面体现为客观总结过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批判中国历史,揭示历史真相,“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1692]。这里所谓“被颠倒了的历史”,事实上指的是由于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历史观所导致的历史评价的模糊、颠倒;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科学指引方向,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以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1693]提供必要条件。对于那些引导人们“向后看”的“不适用而且有害”的“旧的过时的思想”,我们要敢于抛弃。同时善于分析利用古代文化遗产,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1694]。
(三)史学研究要与革命斗争相联系
史学研究与革命斗争相联系,是发挥其现实作用的另一方面重要体现。毛泽东认为,这一原则应当贯彻在史学工作各个方面。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他致信何干之,希望他在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1695]。这里所说的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与抗战中的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自有不同的性质与内容,但从当时许多人对抗战没有信心、感到前途迷茫的背景来看,从“是非”角度阐明抵抗与投降的对与错、利与弊,确有突出的现实必要性。同一时期,为了与国民党的反动舆论宣传作斗争,他主张对孔子的道德论“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与国民党的道德观有原则的区别”[1696];鼓励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清算经学历史,以应对“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1697]。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致信郭沫若,称赞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被共产党人“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并希望他“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研究成果切中要要害,“有大益于中国人民”[1698],有益于革命运动。周谷城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1699]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将科学理论与实际运动、学术研究与革命事业有机结合起来了。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还熟练运用历史知识和历史评价以古喻今、阐明道理。比如,用黄巢、李自成起义败于流寇主义的历史,说明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用“围魏救赵”的战例,说明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防御问题;用周瑜带领东吴军队打胜仗的历史,提倡选拔干部要看能力,德才兼备,不能论资排辈;用《登徒子好色赋》的反例,说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思维方式的错误,希望党的领导干部学习郭嘉,多谋善断;用霸王别姬的故事,教育干部要听得进不同意见,防止“批评不得”现象;用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提醒党的各级干部要严格要求子女,防止他们“变质”;用孔子的课程只有六门,同样也“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1700]的史实,论证教育改革的必要性;等等。这些信手拈来又贴切生动的史实,与毛泽东对党的路方针政策的阐发水乳交融,起到了极大的说服教育、思想动员的作用。
(四)对待文化遗产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果。对待这些成果的基本态度是否科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否顺利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要辩证分析、科学继承,总的原则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701]。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1702]。同时又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703]。封建主义并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而“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1704]。这些认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史学命题,反对了两方面的绝对化倾向,同时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深刻影响了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基本面貌。
毛泽东是一位史学素养极为深厚的政治家。他本人的史学实践,就是践行古为今用原则的典范。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论述,着眼点都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服务,使共产党人对实际运动有“深刻的了解”,为解放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提供帮助。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著作,才以史学著作的形式,起到了反映中国历史实际、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大历史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确定革命战略、策略的重要依据。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对《汉书》中的说法,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提炼和改造而提出来的。延安整风运动则是通过对党的历史、党的理论的正本清源,达到了团结同志、统一思想的目的,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习、研究中国现状、中国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桥梁的重要作用。
通过毛泽东倡导的“古为今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为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思想斗争中取得全面胜利,发挥了理论宣传、鼓舞斗志的历史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日益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发展壮大。但新中国成立后,“古为今用”在一些情况下也曾被加以绝对化、片面化的理解,“文革”中更演变为远离史学科学性的“以论代史”、“影射史学”,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个教训应当吸取。
总体而言,毛泽东所主张的古为今用的史学目的论,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经世致用”,更不同于资产阶级史家所说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将“用”的基础,建立在经过科学研究的“古”上。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是把握规律的前提。预设结论、剪裁历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都与真正的古为今用格格不入。既不回避历史学的阶级性,也不回避它的目的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理论上的彻底性所在。将科学研究的成果,通过各种方式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其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内在要求。
三 史学方法论:毛泽东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研究方法作科学的归纳、总结,是沟通哲学与史学、思想与实践的必要环节。毛泽东的史学方法论,同样体现出鲜明的“中国化”特征,即一方面接受了历史主义的基本方法,一方面又在它的基础上,汲取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对二者作有机的融合与创新。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关于什么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705]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706],“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1707]。简而言之,尊重事实,科学运用理论,全面把握事实,正确分析事实,就是实事求是的研究过程。这一理论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说明,历史“事实”是独立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之外的,是相互联系的。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研究者可以不断地接近并阐释它。从这个角度看,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是可能的。“实事求是”的概念,以中国式的语言,阐明了科学的史学研究应当具备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指导原则,从根本上纠正了封建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或偏于一端,或主观随意的史学观念。
(二)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毛泽东运用最多、最为看重的史学方法,是阶级分析法。运用这一方法,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基本任务,科学把握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反映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科学认识,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把握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理论基石。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也与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密不可分。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法。英雄史观、神意史观等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在中国历史学中的影响逐渐被清除出去了。对于这一转变,毛泽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我国史学界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新认识,对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重视,对曹操、秦始皇等历史人物评价的变化,都是在他的推动下,运用这一方法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的努力。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这种转变本身及毛泽东所起到的积极影响,都是经得起检验的。
(三)全面的辩证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史学研究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认为,由于“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所以“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1708],“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1709]。同时,还应当用历史的、具体的态度分析历史,把“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搞清楚,“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1710]。形式主义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即“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711],与唯物主义的要求背道而驰。注意把辩证法应用于历史研究过程中,表现在历史人物评价上,就是要作全面的分析,避免绝对化,坚持“两点论”,要结合具体背景,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苛求古人。每个人都应当分析地看,“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1712],不能“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1713]。对于古代历史人物是如此,对于离现实更近、制约因素更多的当代人物,同样应有如此态度。在这方面,毛泽东关于孙中山、陈独秀、王明等人的评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体现了他作为高明的史学家、卓越的政治家的见识与胸怀。
(四)比较研究法是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要方面
在讲到如何研究党史问题时,毛泽东将比较研究法形象地表述为“古今中外”法。事实上,这一表述反映了毛泽东对一般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他说,“古今中外”法是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1714]扩而言之,就是对所有历史研究对象,作上下纵横的比较研究,“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1715]这种方法强调通过对历史研究客体因素的全面把握,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它启示我们要尽可能地开阔眼界,以世界的、历史的视野看待过去、现在的具体问题。
(五)分析综合法是科学反映历史过程的重要途径
历史研究尤其是综合史的研究包罗万象,如何将纷繁复杂的史实主次分明、相对完整地反映出来,是历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毛泽东认为,分析综合的方法对科学研究非常重要。他借用苏轼的“八面受敌”法,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四面受敌”法。所谓“四面”,即指历史研究所有门类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四个方面。在这四个方面的历史都分析好、研究好的前提下,才能“作综合的研究”[1716],进而“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1717]。这个过程,就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就是将个体与全体、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过程。毛泽东还将这一研究方法扩展到更为具体的史学研究领域,如认为最基层的家史、村史的研究,“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历史的基础”[1718];“县志、府志、省志、家谱”的研究,可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1719],等等,都是他“分析而又综合”[1720]思想的不同反映。
毛泽东在运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纵论古今,品评人物,收放自如,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中积极成果的融合达到了新高度,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有了运用这些方法所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才得以完全确立起来。由这些方法所带来的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认识上的转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独树一帜,以全新的形象区别于中国传统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
四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篇大文章。到今天为止,对这篇大文章的研究、探索仍在继续。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的结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史学思想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中国传统史学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开始转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真正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瞿秋白、郭沫若等革命先驱,都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从哲学角度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做深入浅出的阐发,并将其与中国史学相结合,进而推动塑造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毛泽东无疑是最成功的。其根本原因,是他能够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根据现实运动需要研究理论,并由此出发对中国传统历史学作科学解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发展而言,这是应当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流的扩大、视野的开阔,我们对唯物史观本身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的把握,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些进展与毛泽东在它的奠基、起步阶段所作的历史贡献,应当是一种补充、完善的关系。毛泽东史学思想所蕴含的普遍性真理,应当得到进一步继承、发展。无论是研究方法的多样,还是在某些问题上的新见,如果离开这个基本点,都很难取得真正的进步。如果所谓新的“进展”,直接或间接地恢复了英雄史观、神意史观,歌颂了剥削者、压迫者,甚至为侵略者涂脂抹粉,进而否定了“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性,那显然是与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的。
当然,对于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及其实践中存在的失误,我们也不能回避。对这些失误做客观的研究与分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要面对的理论课题。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都可以作为这个课题研究的宏大背景,同时也为寻找失误的原因提供了某种理论启示。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失误在本质上,是违背毛泽东史学思想基本原则的。区分方法本身与对方法的运用两个不同层面,对它们分别作客观、平实的认识,是史学研究应有的科学态度。
作者简介:李珍,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1998级博士。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
侯云灏
关于新时期史学思潮的研究,有朱政惠《当代中国史学思潮述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散论》[1721],王学典《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1722],郭国灿《新时期十年史学思潮的逻辑演进及评价》[1723]等论著。朱文对新时期史学思潮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王文对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做了论述,郭文则对新时期十年史学的内在逻辑进行了初步总结,各有特色,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本文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作为主流史学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和命运如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面对自1958年以来“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干扰和“四人帮”影射史学的破坏;面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冲击以及国内变革传统史学模式的呼吁,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怎样迎接挑战的?又是如何调整自己的步伐,从而焕发生机、获得了新发展的?对这些问题显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调整、史学的多元化倾向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前进等三个方面,来分析新时期的史学思潮,并试图说明以上问题。
一 调整步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新理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历史学工作者也同全国人民一样焕发了青春,纷纷撰文声讨“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及其在史学领域里的影响。但是,此期的批判多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从根本上说还没有完全摆脱“左”倾的模式。如何彻底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模式,使历史学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总结调整阶段的任务。
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必须注意批判教条主义,这是近百年中国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理由即在于此。历史学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就是指研究历史往往从本本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代替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具体分析,以论代史,以主观设定的框架来剪裁历史,削事实之足以适框架之履。“文革”期间,这种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恶性膨胀,“历史学也随之愈加脱离事实,被简单地归结为替领袖言论,以及被他们曲解的几条马列论述作注解,变成了和旧经学相类似的新经学。”[1724]这种随风转的新经学,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因而实用主义气味十分浓厚。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历史唯心主义,使历史学堕落为野心家政治斗争的工具,败坏了历史学的声誉,严重损害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三中全会确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真理问题的大讨论,砸碎了枷锁,解放了史学,重新恢复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人们明确认识到“检验历史理论的标准也只能是实践”[1725],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迷信思想和教条主义。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是历史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历史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的历史事实本身,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代替具体分析和研究。这种思想观念的重新确立,作为研究历史的前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拨正航向的真正开端。
在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上,人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1979年在成都召开的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发起了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会上,对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流行观点进行了公开的质疑。戴逸提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的动力是生产斗争”[1726]的论断,刘泽华、王连升发表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的文章,论述了生产斗争是一种比阶级斗争更为根本的普照之光。[1727]讨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为先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了纠正“左”倾错误,解放思想,再求新发展的调整阶段。紧接着,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社会形态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古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问题等诸多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都显示出了同样的意义。争鸣中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回避不了的:不管是“左”倾教条主义,还是影射史学,他们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也都在“引经据典”,那么,经典作家的原意到底是什么?在传播、理解的过程中究竟出现了哪些偏差?有的干脆提出“要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于是重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便成为大家的一种共同的要求和思想倾向。
1981年,党中央在《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全国人民“一定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重新学习”。“这样一次学习将贯彻四化建设的全过程。”这场全国规模的学习运动,很快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理解的新高潮。在史学领域,1983年中国史学会首届学术年会上,许多同志强调要重新学习马列,系统地研读马列的原著。姜义华认为:“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是五四以后派往苏联留学的一千多名留学生,他们读的并不是马克思的原著,而是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当时瞿秋白在上海大学讲授的,也是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到了五十年代,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影响很大。这样,我们在较长的时间里,把这些著作当作惟一的教材,自以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著。”[1728]因此,要全面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的原著,重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重新学习,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新的转变。
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有的史学家认为历史的内容除了阶级斗争以外,更多的是生产活动和科学实验。认为自原始社会解体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从用阶级斗争手段改造当时社会政治的角度对文明史内容所作的表述,而当他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内容时,提法就全面得多了。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便揭示了人类历史五个方面的内容,而归结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形态这三个要素的交错发展过程。[1729]“由带着不同目的、按着不同方向活动的活生生的人们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全部成果,就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内容。”[1730]还有的认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为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发展过程。[1731]尽管具体看法尚有分歧,但都认为人类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阶级斗争,而是具有更为丰富多彩的内容。
在历史研究的任务上,长期以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历史学毋庸置疑的根本任务。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个口号并不完善。首先,从政治与科学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个口号只强调了科学要为政治服务,丝毫未提政治要为科学创造条件、为科学服务的问题。实践证明,政治不为科学服务,不给科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环境,科学就无法存在,更谈不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其次,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来看,这个口号也显得过于狭窄,难道历史学只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服务?第三,从实际后果看,要求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其结果往往是任意歪曲历史,使之服从某种并不见得正确的政治宣传的需要,甚至屈从于野心家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并以此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如果离开了这一根本任务,就会损害历史学的科学性,也不可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明确历史学的对象和任务,“是一个关系到历史研究工作应当从哪里出发和向哪里前进的问题”,这一转变也是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收获。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调整还包括:总体历史观念的改变。过去认为历史就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732]在这种阶级斗争史框架支配下,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对社会历史的构成内容、运动规律、发展动力、创造者问题等历史理论,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史与论、史家主体性与史学的客观性以及历史学的基本属性等史学理论问题,均存在“左”倾思想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束缚历史学发展的桎梏。对此,有人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过时史学框架,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面对现实,从新的角度,在新的思想指导下,重新研究以往全部人类文明史,是克服史学危机的出路所在”[1733]。更有甚者提出要与旧“史学断乳”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方面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试图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的原意;另一方面,也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了局部调整。但是,局部的调整看来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历史学要在新形势下取得大的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二 史学危机:史学的多元化发展倾向
史学危机的出现有多种因素:在社会上,有要求政治多元化的因素;在外来影响上,有五光十色的西方社会思潮和史学思潮的冲击;从根本上来说,史学危机的出现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左”倾教条主义史学模式的问题。
有人认为在现代,当经历了“文革”的人们终于打破了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之后,就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史学危机,“从本质上讲,便是这种普遍的信仰危机在史学领域内的特定反映。一方面,原有的传统史学理论已经愈益清楚和确定无疑地表现其局限性和落后性,它不但对于一系列新事物和新问题无法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对于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论也已形成一串难解的‘死结’;另一方面,人们既对在长期的封闭状态之后所乍然接触到的西方新史学理论难于接受和不能理解,同时又找不到一种经他们的知识结构能够接受的新模式来填补旧模式倒塌后出现的真空;加上社会的忽视、人才的流失、经济效益的低下,等等,就自然会产生危机感。”也有人认为,史学危机应称为“传统史学范式的危机”。“它是传统史学的理论观念、方法、课题取向以及种种定见受到怀疑和批评,史学工作者的传统专业素质发生变化,史学科学化共同体发生改组,大量非传统化的研究在原范式框架中既难接受又难断归谬误等种种现象的综合表现。”[1734]总之,史学危机,是在“左”倾教条主义的史学模式受到怀疑和批判,而新的史学模式又没有形成的“真空”状态下所出现的必然结果。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历史学该如何发展呢?回归旧模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向前发展,又没有预成的方案和现成的模式供给我们挑选,这就注定了此后历史学的发展必然具有多元化的倾向。
史学的多元化倾向具体表现为,“回到乾嘉去”,走向“三论”、用自然科学方法来拯救历史学,服膺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偏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史学变成商品、使史学走向市场,等等。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探索往往是交错并行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所谓“回到乾嘉去”,其实质是一种要求重视史料考据、排斥现有理论的一种倾向。其实,谁也没有正式提出并论述过这种主张,但是,这种思想倾向确实是存在的。“四人帮”打着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旗号,玩史学于股掌之上,为其篡党夺权服务,使史学沦为政治颐指气使的婢女。人们出于对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史学模式的厌恶,希望保持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科特性,主张历史研究要重视史料考据,做到“论从史出”,彻底摆脱影射史学“主题先行”的把戏,主张没有证据就没有发言权,就不能得出什么结论。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其中也存在有淡化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倾向。考据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这种情绪化的思想倾向一出现,就遭到许多史学家的批评。
“回到乾嘉去”,显然解决不了中国史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那么,如何使历史学现代化呢?杨向奎认为:“我们提倡历史学家要掌握数理工具……历史学家不懂,何以使本学科现代化?”[1735]“而“历史科学的现代化,是我国当代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考虑和研究的新课题。”“历史科学的现代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如何才能使历史学这一古老的学科现代化呢?史学家们绞尽脑汁。有人断言:“历史科学的现代化,就是要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如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研究,资料整理和分析,目录和索引,在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艺术史和科技史,以及断代史各个方面,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的历史科学的研究中走在最前列。”有鉴于此,他认为历史科学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其次“必须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有效方法和手段,使研究进一步科学化、定量化和精确化。”三是“必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探索和研究新的历史学分支,并且对历史学的各个领域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研究。”四是“必须对传统的历史资料的收集、校勘、考证、训诂、辨伪等历史学技术进行改造,使之进一步完善。”五是“要求在历史教学中增设史学方法论、现代科技概况、现代的应用数学和计算机使用等课程,努力培养现代化的史学人材,造就合理的史学人材群落。”[1736]总之,国家要现代化,历史科学也要现代化。历史科学的现代化任务是这样的迫切,而“回到乾嘉去”又无济于事;于是,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自然科学,试图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拯救历史学,从而实现历史科学现代化的目标。于是,运用老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新三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模糊数学、黑箱结构、计量方法、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研究历史的文章,纷纷出现。据统计,1983年到1992年十年间,历史学论文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或讨论这个理论问题的占总数的3.6%,但1985年至1987年每年分别占4.4%、9.6%、5.5%,形成一股高潮。[1737]1980年初,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上连载,后来作者又把这篇文章扩展为一本25万字的专著《兴盛与危机》以及该书的缩印本《在历史表象的背后》相继出版。这一尝试,给无奈的历史学界形成了新的冲击。金观涛一改过去从政治方面、阶级斗争出发考虑问题的“左”倾模式,把社会视为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运用控制论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引起人们普遍的兴趣。这个模式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以前从未见到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这种尝试本身向人们昭示了一种史学研究的新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而这也正是历史科学现代化过程中,史学多元化倾向的一种标志。果然,在《历史研究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上,争论很激烈。敏感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所写的综述说:“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认为,系统论是取代了‘陈旧的唯物辩证法’的全新理论。是‘现代科学的哲学诞生’,这种用系统论代替证唯物主义的企图,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重大成果的系统论,是否能够运用于历史研究,这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有的同志认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的同志认为它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的一部分,有的同志更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深化,有的同志则认为不要把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硬挂在一起。”明言这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完全可以讨论,也注意到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及其潜在的含义。不久,有的论者明确指出,历史学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几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面对现实社会的改革,“历史科学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回答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这与史学理论的现状有关。多年来,历史唯物主义被严重歪曲,机械历史唯物论盛行,其表现有:1.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反决定论,在历史研究中取消了历史运动各要素间相互作用和中介环节;2.阶级斗争为纲论;3.线性因果论;4.单一动力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形式逻辑推理研究法巧、历史理论构架与范畴的凝固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必须进行正本清源,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不然就难以克服躺在历史唯物论的条条框框上睡大觉与吃大锅饭的不良倾向”。[1738]由一篇运用控制论研究历史的文章引发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与历史研究的讨论,一变而成为改革历史唯物主义现状的争论,足见其要害在于现行史学模式的问题,这种尝试的意义也就逐渐明确起来了。于是,新的研究模式(包括老三论、新三论、模糊数学、黑箱结构、计量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心理分析的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等)以其不容分说之势迅速传播蔓延开来。一时间,译著、译文、论文集不断涌现。这种尝试也充分说明,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外,运用新的模式研究历史的多元史学已经形成。
不久,带有总结性的以多元史学追求摆脱史学危机的理论文章,也在历史学的最高刊物《历史研究》上问世了。文章认为史学从理论上讲可以具有多层次模式,按史学家思维的认识层次来说,可以分为低层史学、中层史学、高层史学和哲学史学四个部分。不同层次的史学模式,“在内容、方法、目的上都是很不相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系统,每一个独立的系统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这就是说,历史学不但在研究内容、方法、目的上是多元的,在价值衡定上也是多元的。并没有统一的史学研究内容上的具体限定,也没有统一的历史学方法和统一的史学价值,历史学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李开元的这篇文章认为,从史学研究对象上来说,应该是多元的。因为“自古以来,我国的史学就是一个以政务记录、帝王家谱、王侯世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化史学。这个传统,几千年一脉相承;近代以来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没有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诸多原因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急功近利的中国近代思潮的影响,来不及对传统的封建史学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重新建筑。从二十至三十年代的‘论战史学’,到解放后的‘开花史学’,一直到‘四人帮’时期的‘影射史学’,就是政治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站在这个缩影的对立面的,就是所谓‘新考据学派’史学,它是直接在清王朝的政治高压下畸形发展起来的乾嘉考据学派,考据学派,是政治化史学的另一个生成物,是史学政治化的反面表现”。这严重阻碍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工作重心的转移,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环境,已经使传统政治史学逐渐失去其立足点。史学研究领域正在变得丰富多彩,以人类各方面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史研究浪潮正在兴起,史学研究正面临着一个研究内容的多元化的新局面。
史学研究目的的多元化,不同的人应该且可以有不同的目的,研究历史可以增进智慧,可以经世致用,也可以为了增加旅游的兴趣、凭吊古迹、发思古之幽情而研究历史。“史学研究不是运动场,一声枪响,大家一齐奔向同一的终点。史学是一个研究目的多元化的世界;史学的研究目的,离不开史学家的个人认识。规定史学研究只能有一个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做法。
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正如历史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一样,史学方法也应该多种多样。因为历史是复杂的,史学家只有借助于各种各样的方法才能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每一种史学方法都在它自己的范围内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某一个方面,不同的方法各有优势,也都有局限性。如计量方法帮助我们从数量关系上把握历史,心理学的方法帮助我们从心理的方面把握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帮助我们从社会方面把握历史,阶级分析方法帮助我们从政治的方面来把握历史。方法越多,对历史的认识就会越丰富;反之,方法的贫乏,正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认识的贫乏。否认方法的多样性,就是否认历史的丰富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研究领域,需要有不同的史学方法,不管怎样,“有意识地建立一种方法多元的观念是必要的”。
不同的史学方法适合于不同层次的史学,不同层次的史学自有其不同的价值标准,应当建立起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新史学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的历史学能够适应新的现代化社会的功能要求,适应越来越复杂的客观历史的进程,适应越来越深化的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长足的进步。“新的史学应当是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史学,我们欢迎新史学浪潮的到来”。[1739]
李开元的观点是对自史学危机呼声以来,史学多元化倾向的理论说明和总结。其实质就是要突破传统政治史学的研究模式,建立一种包括研究对象、目的、方法和价值观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史学,以适应正在改革的现代化社会的需要。与此同时,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出现了新的高潮。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等模式再度成为热点。一种新的多元化史学追求的史学格局形成了。
史学多元化之初,使史学工作者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眼界,对“左”倾教条主义模式的冲击和批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调整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持续几年之后,也逐渐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首先,在历史观问题上,多元化史学的提倡者,起初都认为“史学方法没有阶级性”,可以移植过来,不会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但是,理论与方法是统一的,理论是从事史学研究的一种内化的思想,包括对历史、史学的理解以及从事史学研究的程序、原则,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即外化为一种方法。所以,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与之相适应,两者是一致的。理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部分就是历史观的问题,历史观在史学理论体系中对其他部分如认识论、方法论等起规定和支配的作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反过来,理论和方法的改变,也当然会影响到历史观。对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大量引入,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动摇,使历史学出现了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倾向。随着政治上多元化倾向和全盘西化倾向的出现,历史学中的这股偏离之风越刮越厉害,历史学真正出现了危机。
其次,史学的多元化倾向导致了不顾中国国情,盲目追随西方,服膺于西方史学的倾向。从新时期所讨论的几个重大问题的逻辑展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倾向。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开始对比西方找差距,中西文化问题的讨论逐渐展开。西方为什么强大、中国为什么落后?通过对比,人们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时间太长了,假如不延续这么长,像西方那样及早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也就不会落后,而是早就强大起来了,所以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或停滞问题的讨论,也有了至今不知开始于何时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东方社会历史特点的讨论,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讨论,关于现代化道路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问题的逻辑展开,其实是用西方的镜子照中国历史的结果,这只能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不会是平等的比较。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视为走向现代化的负担和包袱,对其采取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结果只能是不顾中国国情,跟在西方的后面,搞全盘西化。无论处于一种怎样的危机意识,从学理上讲,这种倾向是应该予以纠正的。
第三,无论是对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尝试,还是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都显得准备不足,目的不明确。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不仅可以,而且必需。社会科学必须追赶自然科学发展的步伐。但是,自然科学的成果必须经过一个升华的过程,上升为哲学层次的理论和方法之后,才能反过来指导社会科学实践。不能搞机械移植,更不能一拥而上、以势吓人。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也存在有类似的问题,西方史学理论不等于现代科学的史学理论,它必然有根据本国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而呈现出的逻辑发展过程。这里既存在非共时性,也存在地域差异等特点。如果不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实际出发,机械移植,结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无法长久。不能回答现实中所产生的实际问题,不与实践挂钩,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在中国生根,也不会有生命力。在这次尝试和引进过程当中,立足于中国史学自身建设的目的和方向不明确,盲目跟着西方跑的毛病显得非常突出。
第四,此期史学多元化的发展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过分偏重模式、结构、框架的追求,过分迷恋于方法的更新,认为这是可以摆脱史学危机的灵丹妙药,天真地以为研究模式和方法的更新,可以使史学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而忽略了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结果仍然是主题先行、削足适履,违背了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忽略了历史学的自身特点。
第五,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在史学多元化思潮的掩饰下,史学家们心态浮躁,学术质量下降,学风建设受到极大的破坏。
凡此种种都向史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严正的问题:历史学要摆脱危机,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出路究竟在哪里?在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徘徊之后,人们终于把发展史学的目光投向了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历史和史学自身。
三 走向自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的开拓前进
纠正“左”倾错误、引进理论和方法、转换研究模式,自然给史学界带来了许多新气象,比如,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研究手段,但是,这似乎并没有使历史学真正走出低谷,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经过长期摸索,特别是近20年的实践,史学家们终于找回了自信:历史学必须走向自我,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下,深入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具体实际,立足于中国史学建设自身,不断解决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并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才是历史学健康发展的正途。历史学走向自我,包括这样几层含义:一是历史学摆脱了“左”倾错误,走出了所谓史学为政治服务的误区。开始更多地从本学科出发,按照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进行研究,严肃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科规范,遵守了历史学求知传信的学科特点,从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而研究历史的“神庙”中走了出来,还俗史学,摆脱了沦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被奴役地位。从史官史学到史家史学角色的转换,不仅是史学的解放,也是史学家的解放。二是从指导思想上来说,经过多元化史学阶段的比较,又回到了唯物史观。在经过了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各种史学模式的洗礼之后,人们不再迷恋于模式的追求,也求不到包医百病的药方,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成熟的理论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是发展了的唯物史观,人们接受它的指导更自觉了。三是加强了历史学自身的学科建设。新时期以来,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认识论、史学价值论、新研究领域的开拓等许多方面,历史学从本学科自身的特点出发,切实地加强了自身建设。四是历史学科的“硬件”建设,比如学术刊物、著作出版、历史教学、科研机构等,都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加强。为历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无论是强调史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强调考据,抑或是主张史学的多元化,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历史观:是不是能够自觉地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有没有生命力?这是历史学要想取得根本性发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既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从历史上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是经过近80年史学实践,经过几代人不断探索,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它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是密不可分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证明,只有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实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发挥其更大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说,这既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同时又是历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现实上讲,在新中国成立后,尽管遇到了很多挫折,甚至出现像“文革”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关于这一点,中央有过决议。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讲,也是如此。五六十年代历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应该是第一位的,即使在“文革”当中,也有不少的史学家在坚持工作,保持了他们应有的气节。至于由于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停滞状态,这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问题,确实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没有切实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成了教条,窒息了它的生命力。恩格斯说,“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740]“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人斗争的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741]新时期20多年的历史证明,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如果不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要想取得大的发展,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是不可能的。因此,在80年代初历史学家白寿彝就提出,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是很有见地的。他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进行了新的理论阐发,在国家的管理职能、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上,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的意义。新的理论见解促进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总体把握,由他主编的12卷22册1200万字的大型中国通史,被认为是20世纪的“压轴之作”,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尝试,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以及对史学研究新模式的追求,曾经对传统史学模式有所冲击,也开阔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但是,要以此取代唯物史观,或者淡化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目前还没有完整系统的理论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从本质上说,任何史学模式同传统模式一样,如果不深入中国历史的实际与中国的国情和特点结合起来,硬套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造成同样的削足适履的后果。步入90年代,当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的时候,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史学工作者也逐渐找回了自信,开始摆脱浮躁的心态,心平气和地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了他们不再迷信于西方模式,也不再一味地追新趋势,而是真正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从历史学科自身的特性出发,从中国现实社会的问题出发,来考虑学科建设了。这是历史学走向自我的又一个重要表现。
历史学走向自我,注重自身的学科化建设,是历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回顾几千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走过的道路,这种学科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1742]新时期历史学走向自我的特点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加强对包括历史学基本属性、历史认识论、史家主体意识、史学的价值论等在内的史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诞生起就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但是唯物史观并不能囊括历史学的所有理论,它只是历史研究的指南,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史学实践时,还会有许多中间环节、中介理论,这就是结合历史学科自身特点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一般地说,当一种新兴的史学形态产生之初,它会比较侧重于历史理论的研究;取得初步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暴露出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总结自身、完善自己,为进一步发展做准备,这就是史学理论的任务了。1986年陈启能抓住此前偏重历史理论而相对忽视史学理论的弱点,结合西方史学发展的进程,及时地提出了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主张,并建议加强史学理论特别是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他说:“历史研究固然要反映客体,然而作为历史研究结果的历史著作却不可能重现或复制客体。我们应当承认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而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认识的结果中,主观的成份比较显著。”“如果在任何一种认识活动中,主体的作用都不能否定的话,那么在历史认识中,这个问题更应该得到重视。既然对历史客体的认识、解释、评述都离不开主体的作用;既然历史研究的成品不仅是客体的某种反映,而且也是主体意识的某种表现,那么,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对客体的研究,而不同时研究主体,研究主体如何才能更好地认识客体,我们的历史认识就必然会受到限制,更进一步说,我们的历史学的发展也必然会遇到障碍。”[1743]接着,他从西方史学的最新发展和转变,论述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之必要。此论一出,很快就得到许多史学家的赞同。瞿林东以《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说明了开展史学理论研究之必要。[1744]从本质上说,这种转变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为了配合中国革命,史学工作者多从历史的客观进程、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外历史发展的一致性方面,进行了较多的论述。新中国成立后,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和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又加重了历史理论的观念。以至于让人们觉得,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就会一蹴而就。实践证明,建国后,由于我们忽视了史学理论特别是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我们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已经很大了。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目的,并不在于削弱或淡化唯物史观;相反,而是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加强历史认识论研究,特别是历史认识过程中主体因素作用的研究,目的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好地发展。1987年在成都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的主题就是历史认识论。其实,早在1983年就有人对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已涉及历史认识的问题。[1745]80年代中期以后,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出现了热潮。不少文章分别从历史认识的特点、认知结构、基本方法等方面,[1746]历史认识的一般模式及其特征,[1747]历史思维的基本特点,[1748]历史认识的主体,[1749]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事实[1750],史家的主体意识,[1751]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1752]等方面,对历史认识论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其次,对历史学基本属性的新认识。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开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历史学属性的认识。对于历史学基本属性的认识,可以说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所谓不成问题,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历史学就是科学,而且我们坚信只有用唯物史观为指导,历史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753]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对历史学的科学性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其实,这里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第一,这种科学化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前就已存在,在20世纪上半叶有愈来愈强化的趋势。傅斯年就曾提出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他是沿着实证主义的道路来追求历史学的科学化的,并且主张“史学即是史料学”[1754]。与其同期的许多史学家也都有过类似的追求。[1755]第二,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整体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规律本身也是发展的,不发展就要丧失生命力。具体地说,且不论人们理解上的偏差,随着时代的变化,经典作家的结论也是需要发展的。第三,历史作为人类活动的记录,它首先应该是人的历史,至于我们从社会的角度去考察历史,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固然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认识也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从不同的角度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展现出来,不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吗?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历史学的基本属性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果然,学者们有的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有的认为历史学是艺术,有的则认为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者认为它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有的把史学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对史学应归于入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也提出了意见。对历史学基本属性特别是历史是什么的问题的讨论,反过来又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开辟了认识历史的新思路,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难怪有的学者呼吁“历史学的性质关系到历史学的方向,建议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能对这个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这对于当代史学理论乃至整个史学的发展,都是极为有益的。”[1756]从历史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定义历史,是历史学走向自我的一个重要表现。
再次,对历史学的价值论的新认识,也是历史学走向自我的又一个重要表现。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即强调千百年来政治史学的所谓“资鉴”、“经世致用”功能。史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史学也要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史学的价值不是单一的。对历史学价值的探讨是必要的,它也会反过来加深我们对史学的认识,从而改变固有的历史观念。80年代白寿彝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历史教育的文章,其中《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一文,从做人的道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民族团结的教育、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教育、总结历史经验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前途的教育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1757]胡绳在《关于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一文中指出:“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很宽广的”,“我们要珍爱中国的历史,无愧于中国历史的继承人,并且要用我们的行动,努力写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篇章,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1758]他们均侧重于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来论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1985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理论部还邀请北京部分历史学家就“充分发挥历史科学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进行座谈,与会者就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及其相互关系发表了不尽相同的见解。从新时期对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讨论来看,围绕着历史学科自身的认知功能展开讨论是一个不同于以前的特点,因而也构成了历史学走向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志琴在考察了史学功能的历史变迁之后,认为史学功能从神谕性到资政性再到教育性,而教育又不只限于爱国主义教育,应包括德育、智育、美育方面的内容。[1759]张国刚从史学功能的不同层次把它区分为知识功能、认识功能、智力功能。[1760]90年代瞿林东从历史智慧的角度认为,五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也是人类智慧的行程,通过学习历史,可以汲取历史智慧,继承人类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1761]这些见解均突破了从前主要是从革命实践、总结经验角度考虑问题的格局,更多的是从历史学科自身所具有的功能上去认识、发掘,多了一些内在的发掘,少了一些外在的附会。使历史的任务更坚实,也更实际了。这样的要求,发掘了史学的内在潜力,也卸掉了自己肩上的额外负担,历史学可以轻装上阵,更有利于它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了。
最后,走向自我不断开拓前进的史学思潮,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依照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使历史学发展的前景更广阔了。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史、社会史、现代化研究的繁兴以及正在崛起的城市史和妇女史研究。
文化史的研究,在五四时期和30年代都出现过热潮,但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文化研究却偃旗息鼓,几乎无声无息。据不完全统计,1900~1949年文化史领域出版书籍为26部,1949~1979年仅1部,而1986~1989年仅3年的时间就出版了150多种,1987~1989年有关文化和文化研究的文章达1727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的“左”倾狭隘观点,扭曲了历史学学科特性的缘故。80年代以来,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正说明人们在逐渐地突破过去狭隘的历史观念。全国各地有关文化史研究的大小学术讨论会数以百计,文章著作近两千篇。一批文化史研究专刊或丛书纷纷问世,如《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专辑》、《中国文化史丛书》等相继推出。从研究领域来说,文化史涉及的面已相当广泛:纵向上,从古至今;横向上,不仅包括传统的文献典籍、文化传统、文化制度和各代学人的思想研究等内容,而且包括社会风尚、大众生活方式以及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地域文化、科学文化等。“文化史的兴起正可以有力地说明历史学要求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学科特性的努力,要求按照自身学科建设的需要和规律发展自己的愿望。”“文化史的兴起也是历史学本身学科建设和健康发展的需要。”[1762]
社会史领域也是如此。“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已成为常见的规律性现象。”“文化热的发展必将召唤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这是观念变革最能动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总趋势。”[1763]据粗略统计,1980年到1986年出版了63本书、1065篇文章,80年代至少召开了4次全国范围社会史讨论会。1986年至1989年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也可以说是少数民族的社会史、文化史)领域,共出版著作231部,风俗研究领域出版95部。后7年的数量是前30年的几乎2倍,其增长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本质特征的种种表现:价值观、思维方式、观念、行为方式和制度等,被认为是这一社会最重要的层面,它决定该社会的演化道路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现代化道路的追求,使相应的文化观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带动历史观念的变革。这也是文化史、社会史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何平认为:“文化史和社会史兴起的最大原因或许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被引入历史思维。它使我国历史研究者对中国的过去有了一种不同的看法。”“也受到80年代中国史学内部一股试图引进新的史学概念方法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潮流的推动。”“还由于人们认为研究历史文化可以为分析解答现代中国史学中长期受到注意的中心课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1764]邓京力则认为,社会史的复兴,首先是“历史学为适应新的时代变革所做出的选择”。其次是“史学界对以往史学研究中的经验和教训反思的结果”。第三,“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西方社会史的发展经验而展开的。”第四,“从根本上说,新时期社会史学的复兴是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对历史学渗透的结果”。[1765]
我们认为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其主要原因显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为历史学提供了全新的社会环境,也给历史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和要求。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历史研究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回答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此外,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勃兴,更是人们历史观念发生转变的结果。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全面了、深刻了;二是西方史学的输入,使人们的视野大为开阔,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社会环境的变更和历史观念的更新,使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成为必然。
四 结语
新时期史学思潮经过揭批“四人帮”影射史学,拨乱反正,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学习和深化理解,到史学危机、史学的多元化倾向,再到走向自我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进取,波澜曲折地走过了25年的历程。总结这25年的风雨历程,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经受住了考验,战胜了挑战,克服了“左”倾思潮的干扰,吸取了国外史学的有益成分,而不断开拓进取的。
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有这么几条:
首先,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时又要反对教条主义以及企图将马克思主义公式化、简单化、僵化等扼杀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做法,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如何创造呢?一要掌握经典著作的原意,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要切实了解中国历史、深入社会实践,要学会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分析和解决历史和现实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三要注意借鉴和不断吸收各种理论中的有益成分,丰富和发展自己。四要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广义的高层次的哲学理论,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历史研究,还有一些中间环节,这就需要史学工作者结合本学科的实际和特点,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创新。只有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才具有坚实的基础,才可能有理论的创新。
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应该不断吸收各种各样的理论、方法论以丰富自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地域和社会环境是有限的,而她的人民则是无限的,随着各种社会交流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类将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这些共同的社会问题反过来又把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就要求我们要走出有限,迈出国门,关注人类,关注地球,关注我们共同的事业。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既然客观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既然历史是世界的历史,对历史认识的角度、方法、手段当然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多视角、多方位地反映丰富的客观历史内容。这也是历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三,历史学要发展,必须从本学科自身的特性出发,遵循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严格遵守本学科的学术规范。切不可依附于政治,不能丧失历史学的尊严和科学品格。刘大年先生在文章中说,人们要是决心引用信息论、控制论等,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思想指导来研究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幻想,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也可以确信,那不是在历史学之中,而是在历史学之外谈论历史,把历史由科学变为工艺概念、结构游戏,或者用‘工艺学’,代替历史学。”[1766]这段话虽然是针对迷恋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而言的,但是,对于历史学科乃至其他学科却具有普遍意义。任何学科都必须严格按照本学科的内在要求发展。
第四,历史学的发展,既需要正确历史观的指导,更需要扎扎实实的考证工作作为基础。必须大量占有审慎的、经过分析批判过的史料,才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历史学的这种内在要求,告诉我们,一味地迷恋模式、急于创造自己的体系、以先入为主的框架东拼西凑装材料的方法,不是科学的态度,是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过分迷恋方法,任何方法都不是灵丹妙药,任何方法都代替不了扎扎实实地搜集材料、分析和批判材料,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思辨和构建工作。任何方法都代替不了艰苦的研究劳动。“三论”史学,用各种数学方法研究史学、结构主义理论模式的昙花一现,正说明了这一道理。
第五,历史学要发展,还要不断更新观念,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只有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才能使历史学不断焕发生命力。要开拓新领域、发现新问题,一是要勇于参加现实实践,随着现实实践的不断深入,新问题会不断涌现出来;二是要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充分利用跨学科的研究工具。因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在不同学科理论、多视角的照视下,其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本质特点才会不断被发现。我们强调要严格遵守历史学科的内在规律发展,绝不是说可以无视其他学科的发展,株守几个老问题、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现代学科发展史已经表明,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是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之一,社会史、文化史的繁荣,城市史、妇女史的兴起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六,历史学要发展,必须关注社会。只有不断回答现实社会跌宕涌现的新问题,只有与时俱进的史学,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发展变化,要求并规范着史学的发展变化。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变化,都要求史学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反应,使史学能够紧扣时代的脉搏,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只有这样,史学才能呼唤新时代的到来,并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否则,如果史学疏离了社会,社会就会冷落史学,并最终将其抛弃。20世纪80年代初的史学危机,恰恰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作者简介:侯云灏,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1997级博士。
朱家溍与清代宫廷戏曲研究
陶晓姗
朱家溍先生(1914~2003),字季黄,浙江萧山人。他于1943年在重庆粮食部工作,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曾借调他为故宫书画展览担任临时工作;于1946年回到北平,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后成为故宫博物院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朱家溍兴趣广泛,而戏曲是终其一生的爱好,不仅爱看戏还擅长戏曲表演。因此他对与戏曲相关的文物有着特别的兴趣,从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撰写了大量有关戏曲方面的文章,其中,不乏清代宫廷戏曲方面的文章,其成果亦为今天人们进行相关研究有着借鉴意义。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人对朱老相关论著进行总体研究,甚至有人在清代升平署戏曲文献研究上忽视朱老的相关论述[1767],这于清代戏曲研究来说,显然不太合适。笔者不揣浅陋,试从学术史的角度总结朱先生在清代宫廷戏曲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抛砖引玉,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今人所见朱家溍生前有关清代宫廷戏曲的学术论著,主要有:《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清代乱弹戏在宫中发展的史料》(《京剧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5年12月),《升平署时代“昆腔”“弋腔”与“乱弹”的盛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升平署的最后一次承应戏》(《紫禁城》1995年第1期),《南府时代的戏曲承应》(《紫禁城》1998年第3期),以及《〈万寿图〉中戏曲表演写实》。这些作品后都收录在《故宫退食录》里。此外,朱家溍在一些关于故宫建筑原状陈列、清代宫廷史、清代宫廷文献以及有关杨小楼、梅兰芳回忆等文章中也或多或少的涉及到清代宫廷戏曲描述。总的来看,朱家溍对清代宫廷戏曲的研究,呈现出立足于故宫博物院院藏档案与文献,注重挖掘清代宫廷戏曲演员的口述史料,佐之以书画,系统考证清代宫廷戏曲在剧本、舞美等方面变迁的特点来,因而可以视为新时期以来在清代宫廷戏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一 新时期以来清代升平署研究的先行者
朱家溍从小爱好戏曲,四五岁看戏,八岁开始学戏。所看所学,皆为当世名角。他对戏曲之爱,达到痴迷的地步。朱家溍对戏曲由爱好进而研究,当始于少年时期[1768];由对唱腔等表演细节的研究再进一步对戏曲史进行自觉的学术研究,当与其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献整理工作分不开。1947年,朱家溍入职故宫博物院后,就参加院里各处文物、档案、文献的提点,在这个时期他可能就见到了关于戏曲服饰方面的档册,到了1978年秋,朱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鉴定善本图书,主编故宫所藏善本书目,得以遍览院藏图书,其中就有外界所未见过的大量的戏曲文献。1979年春天,朱先生接连发表两篇关于清代宫廷戏曲的文章—即《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与《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都是基于他所见故宫旧藏戏曲文献资料而写就的。
关于《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此文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二期。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述及清代对内廷演戏与奏乐管理机构之沿革、历朝演戏之概况;二是侧重介绍清代宫廷演出剧本;三是讲清代内廷供演出的戏台;四是评清代宫廷演戏与宫廷戏台之间或相辅相成或矛盾的关系。文章所用文献既有学界鲜见的一手档案文献,如《懋勤殿旧藏“圣祖谕旨”》档、《南府花名册》、《升平署日记档》、《升平署外学花名册》、《乾隆谕旨》,又有细致入微的史料钩稽,如《翁同龢日记》、朝鲜使臣柳得恭的诗集《滦阳集》。朱家溍扎实的文献整理工作,使其关于清代宫廷戏曲“以乾隆、光绪两朝为极盛,而管理内廷演戏与奏乐机构及演出的戏目,则随时代有所变化”的观点更让人信服。
关于《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该文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文章主要介绍了院藏《穿戴题纲》与《戏曲人物画》两种关于戏曲人物扮相与服饰的文献资料。清代宫廷戏曲扮像谱,早在20世纪初就已外流出宫,梅兰芳等人就有收藏,傅惜华等人就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而朱家溍所见的《穿戴题纲》与《戏曲人物画》是世人难得一见的原始档册,《穿戴题纲》中载有数百出戏的穿戴,甚至于乾隆年间弋腔、昆腔两个剧种在舞台上每一出戏、每一个角色的明确扮相。《戏曲人物画》由清宫如意画师所作,画有44出戏中的主要角色,以直观的图画形式记载了清宫戏曲演剧中的人物扮相。朱家溍以其敏锐的研究眼光,注意到这两种档册对研究清代戏曲表演中人物扮相及其沿革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从表演美学的角度探讨清代戏曲人物扮相、服饰是否适宜,观点肯切。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人们在相关方面的认识。
以上两篇文章是我们所见朱家溍关于清代宫廷戏曲研究方面的早期成果,其所具有的论从史出的特点自是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的研究角度已明显异于同时代其他关于清宫戏曲研究的论述。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清朝统治者批判态度也影响着人们对清代宫廷戏曲的看法,逢帝后必言奢华、遇宫廷必说腐朽的批判论调成为一时风尚。戏曲史中关于宫廷戏曲的研究日见冷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出版的文学史、戏曲史方面的著述中,对清代宫廷戏曲采取了或回避或贬低的态度[1769]。朱家溍《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与《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二文,是同时期少见的关于清代宫廷戏曲方面的学术论文。朱著两篇,语言平实,冷静客观,历史的看待研究对象,并给予公充的评价。如在《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一文中评述清宫演剧与内廷戏台之间的关系,既指出三层大戏台与承应大戏相得益彰,又说明三层戏台并不适合《劝善金科》类的剧目:
为三层大戏台编演的几十出所谓“九九大庆”一类承应大戏中,数以百计的神佛角色出现在福、禄、寿三层台上,等于大幅立体的,活动的,有声的“朝元图”“群仙祝福寿图”“极乐世界图”。……这类承应大戏,在三层大戏台上表演,当然相得益彰,因为这类戏不过几场,摆摆样子就结束,剧情没有发展,戏和台不致产生矛盾。但是《劝善金科》、《昇平宝筏》一类的戏就不同了,它的故事情节曲折,有发展,每出都是很长,在三层台演出时,不仅使用天井、地井有很大的不便,而且剧情在上下三层台上不断变换,也使人觉得画蛇添足。因为中国戏曲的剧本结构和舞台调度都要求集中,有些传统的表现手法非常紧凑,有时甚至在一个舞台面上表现出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剧情,而三层大戏台在表演上却不易收到紧凑的效果。[1770]
朱家溍从中国戏曲不同剧目的表演特点来评述三层大戏台的优劣作用,合情合理。再如,他在《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中评述《戏曲人物画》中孙悟空的穿戴,说:
孙悟空的戏如果是以猴王齐天大圣的身份出现,如“安天会”、“水簾洞”第一场,当然要表现他锦绣的蟒袍,黄金锁子甲,无论怎样的加工细绣也不为过。但“红梅山”(即金钱豹)的悟空,在民间戏班里照例是黄色素衣、大红彩裤,都是素地,这样既合行脚僧的身份,也突出了孙悟空腰间的虎皮裙这一特点,而图版三:六的孙悟空(指《戏曲人物画》——笔者注),却是全身绣花,既不合身份,也把虎皮裙这一特点弄得不鲜明了。这个时期在应该是素地的衣服上不适当地加绣花,纯粹是“苏州织造”为了表现自己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就把这种加绣花的要求下达到“匠户”,于是设计上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1771]。
朱家溍这番评论,从孙悟空这一角色的阶段特点来着手,以民间扮相为对比,其针对清代宫廷演剧中不合场景的服装运用所提出的批评,切中肯綮。朱家溍进一步说:“如上一部分戏衣在织绣工艺技术的成就是很高的,无疑是工艺美术品中宝贵的遗产,但在舞台效果上并不是成功的。”此种对清代宫廷戏服的评论,确有其辩证认识的地方,这也是朱家溍关于清代宫廷戏曲研究的另一特点。
从上述两篇文章来看,朱先生对清代戏曲的研究,更多是紧扣其自身发展变化之脉络,勾勒其整体廓型,与当时盛行的以阶级立场评判高下的作法截然不同,呈现出理性客观的学术研究特质,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之后,学术界对清代宫廷戏曲评价也逐渐转向客观与全面,回归到正常的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来。而朱家溍的这两篇文章似可以视为新中国以来关于清代宫廷戏曲研究之路上转折点,是新时期以来清代宫廷戏曲研究方面的颇具时代意义的重要成果,可以视朱家溍为新时期以来清代宫廷戏曲特别是升平署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
朱家溍先生对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戏曲文献一直颇为关注,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启动的为期十年的《故宫珍本丛刊》编纂项目。在这个过程中,由他亲自选定了约1700种清代南府与升平署剧本与档案,于2001年刊载于世。这不仅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对中国戏曲史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对相关文献的整理过程中,朱家溍对清代戏曲的发展的脉络更是了然于胸,尤其是对乱弹在清代以来的发展更有他深刻的理解。
二 考辨清代乱弹的发展
乱弹,是指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对昆腔、弋阳腔以外的戏曲腔调的统称。以皮黄为主的京剧就是从乱弹发展出来的。而清宫对乱弹的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京剧的形成。那么,清宫乱弹戏演出是何时出现的?发展有何特点?朱家溍以故宫博物院、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现存的道光五年以后的档案为依据,对清宫乱弹相关问题做了史料汇集与探讨,其成果即为《清代乱弹戏在宫中发展的史料》,全文约四万字,于1985年在《京剧史研究》中发表。该文分为六个部分,将清宫乱弹戏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道光至咸丰时期,道光五年的档案中出现了确实可考的乱弹的记载,但是在道光初年至咸丰初年的这个时期,乱弹戏在宫中出现的次数很少,弋腔昆腔是内廷演出的主力;到了咸丰十一年,咸丰逃往避暑山庄,内廷演剧320余出,其中乱弹的比重突然增长,占当时演出剧目的三分之一强;二是同治时期,自同治二年开禁后,乱弹戏的比重增大,而宫中对乱弹戏也颇感兴趣。值得关注的是在同治十年七月立“乱弹戏人名次序档”,这是专为乱弹西皮二黄戏建立的专档;三是光绪时期,这是皮黄戏的大发展时期,宫中与外面戏班,都表现着西皮二黄戏繁荣的景象,但一直以昆乱不挡为衡量演员技艺的标准,宫中演戏还是昆乱并重;四为宣统时期,西皮二黄戏大大超出了昆弋。以上分期,是朱家溍对清宫留存档案中剧目、演员、演出场次等记录细细考索而来,由此,他在文末说:
道光时期,乱弹的西皮二黄戏在宫中出现,此后至宣统时期七十年的时间,西皮二黄戏的演出逐渐由少而多;光绪九年以后,西皮二黄戏进入成熟阶段,人才辈出,在宫中和社会上的演出显示了繁荣昌盛的景象。[1772]
这样的立论显然是有充分的史料依据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对中国戏曲的研究尤其是京剧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因为文中所采用的档案与之前学者所采用的流出清宫的升平署档案不同,都是原保留在故宫内的档案。据朱家溍先生的助手于富春女士回忆说,当她协助朱老去抄录这些档案时,它们的外面都还裹着清宫原用的黄色包裹皮,上覆尘埃,打开来里面的档案还是原始的折页形态。这些当时或无人问津或无缘查阅的档案,却是今人研究清代道光至宣统时期内廷演剧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被朱老的文章首次系统披露之后,其文献价值立即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而朱老这篇文章因史料充足,立论充分,自然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因而被视为继1937年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之后研究清代升平署的又一力作。同时,文中所载大量史料,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信息,使沉寂多年的升平署档案研究再次成为戏曲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20世纪80年代之后,戏曲史研究开始勃兴,出现了不少论著,但也有少数文章对清代宫廷演剧情况、升平署对戏班管理的作用在中国戏曲史的影响重视不够,出现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观点。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中:“乾隆末年,昆剧在南方虽仍占优势,但在北方却不得不让位给后来的其他声腔剧种”;“嘉庆末年,北京已无纯演昆腔的戏班”。这种观点认为乾隆以后昆腔就末落了,又过早估计乱弹完全成熟的年代。这种误传,引起朱家溍的注意,1995年他发表《升平署时代“昆腔”“弋腔”与“乱弹”的盛衰考》一文,爬梳整理升平署档案的相关记载,如在同治二年至五年,由升平署批准成立的17个戏班中,有8个纯昆腔;而至光绪三年,13戏班中有5个纯昆腔,并进而分析清宫演剧内容和北京各大戏班状况,将清代京城地区昆腔、弋腔与乱弹消长的基本情况叙述分明,得出“昆腔让位的年代不是乾嘉年代,确切的时代是在光绪末年,北京才没有纯昆腔戏班存在的”[1773]的结论。此文在清代戏曲史研究方面有着纠偏与补正的作用,同时,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可见一斑。
戏曲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涉及方方面面。朱家溍由于其学养淳厚,兴趣广泛,眼界开阔,尤其重视口述史料与书画作品在研究中的作用,这在同时期的戏曲研究者来说,是很少见的。
三 重视口述史料与书画作品在戏曲研究中的作用
朱家溍可能是当时国内见过清代宫廷戏曲资料最全的研究者,他曾翻阅过升平署现存的全部档案[1774]。因工作之便利,他能够见到故宫博物院所藏升平署的档册、剧本、戏服;又因他与梅兰芳、齐如山、傅惜华等人的交谊,又能见到他们所藏的升平署资料。因此他对清代宫廷戏曲的研究自有他人无法企及的优势。而他在清代宫廷戏曲研究方面屡出成果的主要原因,除了他对戏曲表演方面的经验积累之外,更是其自身在目录学、文献学等方面深厚学养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朱家溍研究戏曲,所使用的史料并非仅就前文所述的升平署档案,我们观其研究论著,他对史料有着广览博搜的特点,其中,既有今天归类为口述史料的,又有像参照书画等在戏曲史研究方面独特的运用。
关于口述史料。对于清宫演剧,虽然现在还有大量的物质遗存,如剧本、戏台、戏服等,宫廷戏曲表演由于时代原因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它到底是什么情况,一直是朱家溍想要探寻的。朱家溍因为从小听戏学戏的缘故,与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曾在清宫表演过的名角相当熟悉。朱家溍就请他们回忆并加以记录,这种保留下来关于内廷演戏的资料自然是珍贵的史料。如他在1950年请梅兰芳回忆1923年在清宫承应戏时的所见所闻[1775],这是有关清宫外班入宫演戏、清宫演剧之仪程、清帝逊位后内廷生活的特别珍贵的资料,是今天我们研究清代戏曲史与清代宫廷史的重要史料。再如,清宫内有三层大戏台和它的天井、地井,它在演剧时究竟是如何使用的,一直有着各种猜测。对此朱家溍也向一些曾在宫中表演过或看过宫中演剧的人求证过。如1934年请教过杨小楼,杨说,他在宫中演戏是正常上下场,使用的是寿台,并不使用天井、地井,但是他见过《地涌金莲》是使用五口地井,从井口升上五朵莲花座,上坐五尊菩萨。再如1950年时借全国戏曲工作者会议的机会,朱家溍向载涛、耿进喜、王瑶卿等询问过类似问题,证实像《罗汉渡海》的演出,就使用了天井和三层戏台。从这些珍贵口述史料中,人们对清代三层戏台的理解就不仅是建筑设计方面的成就,而对它在承应大戏中营造立体舞美效果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与朱家溍注重挖掘口述史料,并予以充分利用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运用图画资料进行戏曲史研究。故宫博物院内藏有大量的书画作品。其中有一些是实景性质的,既为对清代宫廷生活真实描绘的作品。朱家溍家学深厚,从小就受到书画鉴赏方面的熏陶,在故宫博物院开院时以参观者的身份关注书画展览,而他参与故宫工作也是从书画开始的,如果说朱家溍对历代书画作品寓目千计,应该是不夸张的。朱家溍对书画研究自有其独到的见解,这毋庸赘述,但他以书画参照戏曲史研究,却也是他独特之处。以朱家溍生前发表的文章来看,我们能见到的他最早一篇运用书画来研究清代宫廷戏曲,是1979年《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此文后附有《避暑山庄演戏图》(局部),时间是乾隆己酉年(1789)。从图上演戏场景来看可能是避暑山庄清音阁三层大戏台。虽然朱家溍并未对此幅画作考辨,但联系到文中关于清宫戏台的述论,读者一看即知这是内廷上演宫廷承应大戏的场景。如果前文中朱家溍挖掘的口述史料使人们对三层戏台的作用有着初步理解的话,那么这幅节选的《避暑山庄演戏图》,就让这一认识有了直观的比照,印象更加深刻。朱家溍以图证史的文章还有《〈万寿图〉中的戏曲表演写实》,此文以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康熙万寿图》和《崇庆太后万寿图》为研究对象,将画卷中戏台上所演的戏剧的戏目、角色、服饰和戏台摆设的今昔变迁都做了细致的述评,体现了朱家溍在戏曲方面深厚的功力,文章最后说:
自明代戏曲昆山腔、弋阳腔两个最大的剧种盛行以来,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期间上演的剧目浩如烟海。这两个剧种受观众欢迎的剧本和曲谱大部分流传至今。“串头”、“排场”也有一部分保存下来,惟有这两分画卷中戏台上的表演,则是最珍贵罕见的图像史料。
这种结论,将对绘画内容与清代康乾时期北京地区的昆弋发展相联系,在内容上,丰富了清代戏曲史的研究,在方法上,作者以戏曲研究的视角关注清宫旧藏书画,又给后学以新的启示,如章宏伟《故宫博物院清朝宫廷戏剧文献收藏现状》中就专辟有“相关书画”一节[1776]。
总之,朱家溍是新时期以来在清代宫廷戏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一位研究者,他以开阔的学术视野,综合运用多种史料,既立足传统的文献资料,又注重口述史料的价值,还关注清代书画在记录宫廷演剧中的独特作用,因而在清代升平署研究、清代宫廷演剧研究、清代北京地区声腔演变研究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其影响与价值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他在论著中体现出的严谨治学的态度,也是值得人们学习与敬仰的。
作者简介:陶晓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馆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07级博士。
丰富的文化长卷——读《群言文丛·文化长廊》
范宇焜
《群言》杂志于1985年创刊,值此创刊30周年之际,《群言》编辑部选编了《群言文丛》(群言出版社2015年版)凡六种。《文化长廊》是其中之一,它以时间为序,共收录从1986年至2014年间发表于《群言》杂志的39位作者共47篇文章。这些文章多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其中既包括梁漱溟、费孝通、季羡林等已故大家的真知灼见,也有当今领军各自研究领域的乐黛云、瞿林东、王克庆等先生的卓识宏论。所选文章内容涉及文学、史学、音乐、美术、戏剧、文化评论等诸多方面。读这样一部文集,领略名家风范,令人感触颇深。
读《文化长廊》,我们所学习到的是诸位大家、学者对学术的认真严谨和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如费孝通先生在《“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这篇文章中论述经验性研究时便提到:“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试图坚持走实地调查这条路。当我70岁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虽然已经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长期地、深入地去观察某一个具体的社区或社会现象,但是,我每年仍要安排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到各地做实地考察,这种实地考察使我受益匪浅。”(《文化长廊》,第158页)费孝通先生自1938年学成归国以来,长期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名甚早,当他70岁时,即便受限于身体状况,依然坚持长时间的实地考察,这种为学术奉献的精神风范是当今学者应当学习的宝贵品质。又如乐黛云先生《比较文学与文化转型时期》一文,探讨文化转型大势之下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高度概括阐述当今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发达国家文化的相对衰弱和发展中国家文化地位日益提升,有可能使世界进入新的文化转型期,而在此影响下,比较诗学和比较文学将进一步发展,同时跨学科文学研究和翻译学变得更为重要。这篇原载于1991年的文章,其描绘的前景已经为当今文化发展所检验,乐黛云先生对学术的敏锐视角令人折服。现如今,学术不端、学术期刊同质化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老一辈学人对于学术的不懈追求,对于工作的执着热情都是当今学者的榜样。
读《文化长廊》,我们易感受到的是诸位大家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如赵沨先生在《传统音乐的继承和突破》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传统文化的突破和发展,应该是一个扬弃和升华的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国粹主义固然行不通,虚无主义也是要不得的。”(《文化长廊》,第12页)季羡林先生在其《为胡适说几句话》中也讲道:“我们有过一段极‘左’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拨乱反正,知人论世,真正的辩证法多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似是而非的伪辩证法少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起的转变。”(《文化长廊》,第17页)这是诸位大家、学者对于文化态度的缩影。上世纪80年代,他们见证着中国的开放,面对国内与国外的种种文化,总结经验,汲取精华,去除糟粕成为这一代学者的共同使命。又如瞿林东先生《从梁启超到白寿彝——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史学史情怀》一文,力陈中国史学史之重要性,综述中国史学史由梁启超提出到白寿彝做出突出贡献的艰难历程,列举中国史学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的规律、特点的重要意义,阐明了解中国史学史对于人民大众的诸多有益之处,反映了许多史学工作者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文化长廊》所选取的文章,多彰显着这些优秀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奕奕风采,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继而将优秀的文化加以传播发扬,他们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大家,同时也是良好道德品行的示范,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和人民大众接受这些优秀文化,我们的审美与价值观便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了,我们的社会文化水平也得以更进一步。
读《文化长廊》,我们可体会到诸位大家的心境。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读诸位大家的一部文集,便仿佛同众位前辈学人交流,他们的文字便是我们认识、了解他们的重要途径。如季羡林先生在《天人合一 文理互补》一文开篇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新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二是文理相互渗透的问题。季老称自己提出的问题是“野狐谈禅,也可能是胡说八道,请大家‘批判’”(《文化长廊》,第128页)。篇末则提出“性善”与“性恶”这一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是否可以利用理科的基因科学来研究探讨,季老自称这是一个“十分幼稚的想法”。(《文化长廊》,第130页)读到这里我们既能感受到季老作为国学大师仍不失诙谐幽默的性格魅力,又能体会到他为人谦逊的良好品格。又如邵大箴先生《读懂亨利·摩尔》一文中讲到的:“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趣味和爱好,趣味和爱好是不能争论的。……艺术欣赏的意义在于过程中人生动的思考、体悟与享受,而不是依据某种权威观念或价值标准所规定的结果。”(《文化长廊》,第123页)邵大箴先生作为著名的美术理论家,对于他人的喜好给予充分的尊重,肯定他人建立在了解基础之上的认识,包容并乐见不同意见。他以礼待人、豁达包容的谦谦君子形象跃然纸上。类似的精神在书中体现甚多,孙郁先生在他《黄裳其人其文》中讲到他从未见过黄裳先生,却因黄裳先生的作品而敬之、爱之。他总结道:“文化是多种思想与技艺的合力,诸种门类,均有所短长,不贵其所操之业的大小,而贵其道术能否成熟。……黄裳其人其文,我以为是难得的,难得之人,能不敬之,爱之乎?”(《文化长廊》,第97页)孙郁先生从黄裳先生的文字中深得体会,我们又从孙郁先生的文字中有所感悟。读罢此书,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前辈学者为人的温良恭谦,对不同见解的学习包容,对他人的尊重理解。这些品质,一直以来都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准绳。
读《文化长廊》,我们所见证的是30年来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全书以文章发表时间为序编排,由远及近仿佛一部30年来的文化缩影。从赵沨先生的《音乐欣赏》强调阶级社会中音乐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到季羡林先生《为胡适说几句话》中对拨乱反正的赞扬,我们看到的是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开放;从梁漱溟先生在《伦理是中国文化体系的核心》阐述的义利之辨和王克庆先生的《阳光下的造型艺术——谈城市雕塑》,我们看到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环境下文化观念的进步;从冰心先生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叶笃庄先生的《百家争鸣与进化论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一段时间过后文化发展的多元和蓬勃;从王蒙先生《文化市场一议》和盛中国先生《浅谈娱乐与文化》中我们看到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工作者们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总结;从王东林先生的《政府应该怎样管文化》中我们看到的是现今文化改革更加深入发展的状态;从瞿林东先生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到陈漱渝先生的《国学热中的沉思》,我们看到的是新世纪以来全社会对国学、史学热衷的潮流。《文化长廊》确是一条长廊,撷取30年文化发展之精要。读罢全书如同领略长廊景致,从这个角度讲,跨越30年的诸文是一部活泼生动的文化史。
通读《文化长廊》,仿佛漫步其中,每一篇文章似长廊之中的雕梁画栋,风格迥异却各自精彩。《文化长廊》所选编的文章不仅是对《群言》历史的梳理与纪念,也是对那些曾经为我们撰稿的老先生们的追怀,更是对一个大家仍在、星光璀璨,庶人多议、百花争妍的时代的记录与思慕。这些文章凝结着前辈学人的智慧之思,散透出几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文化理想与家国情怀,至今日仍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理应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榜样。《文化长廊》强调文化之重要,诚如张宝文先生在序言中引用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文化长廊》,序第2页)《文化长廊》又不仅仅强调文化的重要,它所倡导的是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状态。以我之美为美,保存并发扬自身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彼之美为美,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和习惯;彼此共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学习、相互交融、共同进步,呈现出文化应有的多元化健康发展的趋势;如此,最终形成和而不同、文化“大同”的和谐局面。这与习主席所言“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的传统文化精髓不谋而合。这不仅是一部书、一个编辑部所倡导的局面,相信也是广大学人的共同愿景。30年来,《群言》杂志“是知识分子的群言堂;是百家争鸣、智慧之花竞放的自由天地;是弼违救失、进善惩恶的傥言谏诤之所;是思想交锋、观点荟萃的辩论场;是情深义重、诚挚无欺的心灵憩园与灵魂栖所”。(《文化长廊》,第244页)《文化长廊》则是对这一宗旨的昭示与传承。作为读者,我们乐于见到它的出版,在如今快节奏又显浮躁的社会中求得心灵上的恬静实属不易,而时时翻开一篇文章细细品味,并从中有所收获便更加难得了,故我们也期盼着有更多类似的文集问世。
作者简介:范宇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2015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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