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教授著作目录

    一 瞿林东教授简历

    瞿林东，男，汉族，安徽肥东人，1937年12月出生。1950年9月，插班考入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四年级读书，1953年7月毕业。1953年9月，考入南京市第一中学读书，先后完成初中学业并保送进入本校高中，至1959年7月毕业。1959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五年制）读书，至1964年7月毕业并考取该系研究生。1964年9月，开始研究生的学习经历，师从白寿彝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1967年研究生毕业。1968年8月，分配至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工作，至1981年5月，凡十三个年头。其间，于1978年聘为讲师，1981年聘为副教授。1981年5月，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史学研究所与历史系合并为历史学院后，仍致力于研究与教学，直至于今。在此期间，1984年与白寿彝先生合招硕士研究生；1986年聘为教授；1993年聘为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第五批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并于1994年起招收博士生，至今已招收23届博士生。

    2000年至2011年，任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世纪90年代末至近年，曾任教育部咨询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部召集人之一。

    近三十年来，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作学术讲演多次，并与同学们作学术交流。瞿林东教授认为，这是教学相长的一个好机会，自己得到很多收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瞿林东教授经常讲到的，他所喜欢和遵循的格言。

    二 个人著作

    《南史》和《北史》（《祖国丛书》之一）

    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

    唐代史学论稿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2月版

    中国史学散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中华书局1994年6月版

    2000年6月第2次印刷

    历史·现实·人生

    ——史学的沉思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杜佑评传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史学与史学评论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版

    史学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中国史学史纲

    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2000年6月

    第2次印刷，2005年10月第2版

    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中国史学史纲（繁体字本）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湾）2002年9月版

    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中国简明史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

    2014年5月第2版

    中国史学通论

    武汉出版社2006年5月版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白寿彝主编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三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中国历史文化散论

    重庆出版社2008年7月版

    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中国史学史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商务印书馆2011年3月版

    中国史学史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4月版

    2015年第4次印刷

    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4月版

    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

    ——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月版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

    重庆出版社2016年6月版

    三 主编著作

    史学家小传（“中华人物志”之一）

    与杨牧之共同主编，中华书局1988年6月版

    史学巨擘（“中华骄子”之一）

    龙门书局1994年11月版

    “历史·现实·人生”系列（七种）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三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七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9年陆续出版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十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与葛志毅共同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上中下三卷）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年刊）2002年卷至2011年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按年出版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

    四 合作著作

    二十五史随话（与肖黎等合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6月版

    史学导论（与姜义华等合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2010年1月第2版

    范晔评传（与李珍合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2011年4月出版典藏版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与张子侠、刘治立合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与李珍合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卷）（与李鸿宾、李珍合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

    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与邹兆辰、张剑平、曹守亮、黄静合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

    五 参与著作

    史学概论（白寿彝主编，参与撰写部分章节）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

    1985年1月第2次印刷

    《中国通史》导论卷（白寿彝主编，参与撰写部分章节）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

    1999年7月第2次印刷

    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历史卷）（何兹全主编，作为副主编编纂全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版

    记住这段历史

    ——日军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抗战实录（受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主持本书的编写）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中国史学史教本（白寿彝主编，参与撰写部分章节）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参与撰写有关章节）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

    瞿林东：追寻历史之魂

    马宝珠

    兑现了承诺，瞿林东教授长长舒了一口气。

    2011年初，当130万字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带着墨香送到眼前时，他已74岁。这曾是他知天命之年的向往，更是他古稀之年的心血。书的封面上排列着三行小字：“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这些名称与其说是光环，不如说是铿锵的坚石、深流的静水。

    “回想起来，感慨良多，这些年，我就像在攀登一座大山。”跟随他的思绪，我来到了他起步的地方。

    草原的风

    13个春秋，逝去的是青春年华，积累的是人生财富

    别人眼中的科尔沁抑或在影像里，可对他而言，科尔沁已融入他的生命中。

    1964年，读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五年本科的瞿林东考上本校研究生。三年后，他毕业了，第二年接受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执教。

    学院位于科尔沁草原的原哲里木盟通辽市。说起科尔沁草原，那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地方。那里分布着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踪迹；唐代在此设松漠都督府和饶乐都督府；辽、金时期的古城星罗棋布；清代皇室与内蒙古科尔沁部更是保持“北不断姻”的密切关系，乾隆皇帝曾至此巡幸，写下“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的诗句。说起这些，瞿林东总是沉浸在历史的情怀中。

    生在巢湖之滨、在南京求学多年的瞿林东哪会料到，科尔沁的风那般凛冽，冷得刺骨。早些年，他的学生是工农兵学员。学员们有时要在学校农场上课，冬天的清晨从学校赶到那里时，他带的口罩几乎变成了冰坨子。30多岁的年纪，好在还有“火力”支撑。最让他牵挂的则是在安徽老家的母亲，在唐山丰润教书的妻子，在北京的岳母和岳母的母亲。在通讯不发达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一天到晚就怕骑摩托车送电报的人找上门来”。

    朔风。冰坨子。悬挂的心。如影随形，化作青春的记忆。

    在通辽师范学院，他承担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即使身处社会动乱的年代，他依然以良知和学识面对学生。潇洒行书的备课笔记一摞又一摞，漂亮工整的板书磁铁般地吸引了学生的目光。恢复高考以后，他更是满腔热情地改革教学，课堂笔记的要求，撰写论文的方法，实地考察的机会，处处都着眼于提高学生的能力。看到学生们的成长，他总有一种成就感。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繁重的教学任务让他感到充实，工作紧张时每周24个课时，他乐此不疲，一门中国古代史他在八年中讲了八遍，一次次地感受着几千年的云卷云舒；他把中国古代史与古代历史文选的课程结合起来讲授，使学生在熟悉史料的同时提升了古文素养；通辽师院的藏书比不得北师大，但基本的书还是有的，他阅读了其中和专业相关的许多书；在住房紧张的情况下，校领导为保证他的阅读习惯，分配他住一个14平方米的单间，他戏称为“斗室斋”；改革开放后，学术活动兴起，凡学术界邀请到他，学校一概开绿灯，为他提供赴会的费用；13年间，为了解科尔沁的历史文化，他随吉林省专业考古队到各地考察；1979年6月至12月，《哲里木报》登载了他的系列文章《哲里木历史纵横谈》。文章吸引了很多读者，上至哲盟领导，下至商场售货员，甚至在国务院工作的三位同志看到文章后也访问了他，与他讨论哲里木的历史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就是在通辽撰写的，发表在《吉林大学学报》上……

    1980年，白寿彝教授创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当时，教育部提出为老专家配备助手。第二年，瞿林东便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来到恩师身边工作。

    而立之年“北上”，不惑之岁“南下”，这是一段漫长的经历。科尔沁，伴他度过了13个铭刻在心的冬夏。

    就要离开科尔沁了，那天早晨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我打开门，发现1980级的同学们齐刷刷地站在门的两边。从学校到火车站，有七华里，同学们追着送我的吉普车一直跑到站台，和我挥泪告别！”

    南下的列车呼啸飞奔。远去了，科尔沁；远去了，疾风烈马。

    再见，科尔沁，我心中的圣地。你检验着我的知识，锤炼了我的意志。你让我懂得，在广袤的草原上，奔驰的是骏马，翱翔的是雄鹰。

    心中的梦

    文学之梦似醒非醒，而史学却切切实实在召唤着他

    1937年12月，瞿林东出生在安徽肥东县的一个乡村。当时，日军侵华的战火蔓延在中国大地上，人们居无宁日。在逃难途中，祖父将他放在箩筐里挑着，由于长时间被阳光照射，他的眼睛从儿时起就留下了惧怕强光的痼疾。抗战胜利后他随家人回到家乡，并有机会念了三个月私塾。1950年，他13岁时，来到南京叔父家中，这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学校生活。他直接从小学四年级读起，后来考取了南京一中。当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文学家。

    在南京一中读书时，他很喜欢上朱希平老师的文学课（当时，语言和文学是两门课）。一次，朱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孔雀东南飞》读后有感”。在瞿林东的作文里，朱老师这样批道：“分析深刻，语言流畅，可另纸抄写，向报刊投稿。”当时，他虽没按照朱老师的建议去做，但老师的夸奖平添了他从事文学的憧憬。可到高中毕业前一年，几次历史课的课堂测验他都得了5分（5分是最高分），这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他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听从老师的意见，填写了历史专业。1959年8月，他从古都南京来到古都北京，走进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

    从小喜欢古典小说，高中时又钟情古典文学，这自然影响了他的偏好，使他对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产生兴趣。“中国史学史是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开出的一门新课，他讲课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赵光贤教授的先秦史、何兹全教授的《三国志》研读，也都独具魅力。”半个世纪过去，他对当年名师的风采依然记忆犹新。

    1964年，他考取了白寿彝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当时考研究生要考6门课程，语文试卷是语文知识和写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有两道，一道是《科学工作者为什么必须重视语言修养》，另一道是《展望我国的科学》（可结合所报考专业来写），两道题任选一题，我选择了后者，并加了副题：谈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兴起。后来，白先生告诉我，我的这篇作文在所在考区获得高分。”读研究生，这无疑是瞿林东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拜师名家，是幸运，更是快乐；是播种，更是收获。

    在白先生的指导下，我上的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先生的授课方法是让我们反复研读毛泽东有关论著，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再写出小结性文章。上了这一课，我的收获很大，这与我后来关注史学遗产的研究有直接的关系。

    古往今来，老师在学生的心中神圣、伟岸，这是因为老师能送给学生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一座通向远方的桥、一条到达彼岸的船。所以，当人们走近“大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凡有成就的学生都有良好的师承，正所谓“薪火相传”。瞿林东坦言：“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白先生那里得到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

    白寿彝先生重视理论指导，上下求索，找到了唯物史观这个思想武器；他重视发现新问题，说明新问题，但不固执己见，一旦有了新认识即补充甚至修正过去的认识；他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炼，反对浮词，但主张活泼生动。这三个“重视”是他的心血，是他一生所悟所得，他又润物无声般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

    最近出版的《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一书，正是瞿林东对恩师白寿彝治学的理解与诠释。他曾如此描述心中的恩师：博学、通识、创新、有器局、有历史感也有时代感。无疑，这字里行间洋溢着钦羡之意，但细细品味，似存“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之志。人们发现，那受益终生的“家学”，瞿林东一直在用心传承着。

    志向是梦，且是美丽的梦。

    大学的根

    大学教师要有青竹之韧，这是大学的根本

    如今，白寿彝教授培养的一些研究生大多成了中国史学界的顶梁柱，在学术百花园中撑起了一片片绿荫。

    叶茂源于根深。

    在大学执教的40多年里，瞿林东给上千名本科生讲过课，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有几十人。此外，他还指导了多名博士后和访问学者。

    “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瞿林东经常引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这段话，以其中的德行、风采、机遇、事功勉励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朋友。

    新入学的博士生，有的专业基础较好，有的在专业上似尚未入门。在瞿林东看来，他们还都是有待精雕细琢的璞玉，而这种精雕细琢就是不厌其烦地修改他们的习作、论文。当他们看到瞿教授将他们的文章改成“大花脸”时，他们惭愧，更是折服。这些大到观点论据、小到遣词造句以及标点符号的密密麻麻的修改稿，都成了他们读博时珍贵的“藏品”。

    2006年5月底，瞿林东教授在指导一个学生博士论文定稿时这样批写道：“目录是全文的骨架，反映结构与思路”，“绪言是全文的‘灵魂’，应字斟句酌，再三再四予以推敲。这对全文的方向、展开，都十分重要”，“我看‘后论’不宜烦琐，问题要提得明确，文字要写得简洁”，“希望结合我提出的这些意见，参阅我修改的‘摘要’，再认真阅读全文，把定稿工作做得细些、再细些。”从类似这样的批语和谈话中，学生们渐渐掌握了治学方法。他们回母校看望自己的导师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说起这一桩桩往事。

    瞿林东经常对学生说：“你们这代人在生活的物质条件上，治学的环境、手段和材料上都比我这一代优越很多，但同时，在这个学风浮躁的年代，面对的诱惑也比以前多得多，这就需要学会取舍，善于抉择。”“治学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定要沉下心来，矢志不渝”，“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研究领域一旦确定，不要轻易更换，否则来回游离，无法深入，也不易出成果”。他语重心长地说：“逛街有你，看电影有你，嗑瓜子聊天也有你，你还想多出成果、多发表文章，怎么可能呢？能为别人所不能为者，方能成功。”

    这声声教诲、凿凿之言，叩响着学生们的心灵之门。

    “明天总比今天好”。瞿林东常以亲身经历鼓励学生克服眼前困难，把目光放长远，不要为一时的困难而放弃长远的目标。他鼓励学生要有不气馁的精神，不断奋发进取。

    近十年来，瞿林东应邀外出演讲，二十多所高校的学子聆听了他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深深为他所阐述的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奋发精神以及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所感动、所激励。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大学老师要有青竹之韧，这是大学的根本。”其情切切，其言铮铮。

    坚守中，他身体力行，忠诚地护佑着教育者的品格，忠实地履行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一步一个脚印，稳稳的，实实的。

    历史的魂

    走向历史深处，同历史“对话”

    一棵小草总会破土而出，一粒种子终将硕果累累。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自踏上中国史学史研究这条路，瞿林东义无反顾，一直朝着目标进发。

    1986年，瞿林东到武汉某高校出席一个全国性的史学研讨会，会上，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史学只有记述的历史，没有关于历史的理论。瞿林东听后很震惊：“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如此丰富的遗产，如果没有理论的认识，怎么会产生那么多优秀的史学名著呢？中国古代史学当然是有自己的理论，但具体有些什么理论，表现形态如何，这需要深入研究后才能回答。”这是他对史学界的一次庄严承诺。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交出一份答卷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坚定了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的决心。20世纪80年代末，他关注并着手这方面的研究。

    1996年10月，已近花甲之年的瞿林东收到安徽人民出版社邀他撰写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约稿函。在他心中，一纸约稿信重如千斤，但他欣然接受了稿约。为此，他在后来的15年中没有安稳过，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个研究领域。他在1998年出版的《史学志》一书中，设置专章论述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他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中，设置了“走进史学的理论园地”专章。他在主持《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2007年出版）的编纂中，设置了历史理论总部，下分12个分部。这都表明，他的思考和研究从未停止过。

    2011年，当他带领的学术团队将百余万言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呈现在学界面前时，人们惊羡、振奋。

    学界素来视“突破”、“创新”为治学的目标和追求的境界，学人为此孜孜以求，奋斗一生，即便如此，有人可及，有人抱憾。《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问世，让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古代史学长于记述，短于理论，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历史理论，有的只是一些零星的历史思想。黑格尔也不无偏见地说：“中国人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瞿林东和他的学术团队的研究证明：中国古代史学不但有历史理论，而且源远流长，丰富厚重。由此，史学界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冲击了一个认识误区。

    诚然，此前史学界也有关于古代历史理论的单篇文章发表，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成就和特点在于它按照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脉络、基本面貌，从丰富纷纭的思想见解中清理出若干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并条分缕析、深刻阐述，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产生、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由此，史学界称赞《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中国历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史学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虽然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相提并论，但是二者有着一些内在的联系，这是老一辈史学家曾经指出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梳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本身，对于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由此，史学界评价《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实施了一次理论对接。

    “有了这部书，我们在和外国同行的交流中，说话的分量就大不一样了。”阅读此书的同行如此感慨。他们深知，瞿林东追寻历史之魂的器识无疑为中国史学界争了光、增了色，学术界需要出现更多的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手笔。

    历经多年艰苦努力，《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终于圆梦。巧合的是，就在这部书出版以后，瞿林东恰好有机会重又来到当年开会的那所高校，并给学生作了演讲，题目就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几个问题——二十五年后的一份答卷”，讲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讲述了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完成《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艰辛历程。这份“答卷”，饱含着瞿林东对学术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锲而不舍的毅力，更表明了他对中国史学的忠诚与热爱。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人一生要做成几件大事是屈指可数的，而大事往往要凭借足够多的小事的积累。不惑之年才跻身历史研究队伍，不怨天尤人，也不恨为时已晚，他硬是开拓了一片新天地。看看下面这个清单，人们就会发现瞿林东的成功与许多有成就的人毫无二致。

    经过30多年的积累，他撰写了《唐代史学论稿》（1989）、《中国史学散论》（1992）、《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4）、《杜佑评传》（1996）、《史学与史学评论》（1998）、《史学志》（1998）、《中国史学史纲》（1999）、《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2005）、《中国简明史学史》（2005）、《中国史学通论》（2006）、《中国历史文化散论》（2008）、《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2009）、《中国史学史教程》（2011）、《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2012）等著作十余部；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等；撰写《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等论文三百余篇。

    其实，瞿林东的学术工作并不仅限于此。就拿他参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来说，历经四五年时间，编纂出版了33位已故史学家的50余种著作，受到史学界的普遍称赞。瞿林东从参与之初，就推辞了出版社请他出任主编的邀请。他说：“有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健在，我有何德何能胜任主编，但工作我应当做，因为这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就这样，他以编纂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带领三四个青年同行，自始至终配合出版社把丛书工作做好。

    本文主人公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普通但不平凡。因为，他把认真坚持到底，把毕生交付信念，一路求索，一生清欢。在他绵绵的文字里，激荡着历史的风云；在他悠悠的情思中，蕴含着理性的魅力。他用坚守与追寻诠释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士人之风。当我即将搁笔时，唐代诗人刘禹锡（字梦得）的《秋词》在脑海中闪现。细思量，诗词原本就是从人生中流淌出来的，权且借梦得先生之笔作为结尾：“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发表于《光明日报》2012年5月31日第13版

    对话瞿林东：从“断”到“通”勾勒理论发展脉络

    郑讴

    中国史学之连绵不绝，史籍之卷帙浩繁，在人类四大文明发源地中堪称仅见。而在中华文明的浸润之下，中国史学又焕发出自身的独有特色和民族光彩。其中，中国史学史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色。自梁启超第一个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的设想以来，中国史学史不断在演变中发展、进步。从个案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从断代到贯通，从史的阐述到理论探索，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前路的思考。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瞿先生以亲身研究经历为例，向我们展现了他对中国史学史、历史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问题的所思所悟。

    一 中国古代史学是有理论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著作中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这种说法进行反思，能谈一谈当初的想法吗？

    瞿林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史学界也开始从理论上进行反思。批评教条主义、简单化和片面性，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很重要的一项活动。这一时期，大量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陆续涌入中国。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西方史学的理论就好比吃快餐一样新鲜，于是便有人开始用西方史学的理论比照中国的史学，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这种看法在当时影响很大。我是学史学史的，对此深受刺激且倍感无奈。中国古代史学是有理论的，但自己却说不出来，因为我和同行们没有着手研究。后来，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较多地关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理论形态。

    在研究过程中，首先碰到的就是理论形态方面的问题。历史学主要有两种理论形态，一个是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历史理论），一个是历史学这门知识或这门学科自身的理论（史学理论），而研究者往往容易将历史学的这两种形态混淆起来。人们虽然经常说历史学理论，但实际上大多数场合说的是客观历史的理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唯物史观是对客观历史发展理论的最高概括，这就容易以此代替历史学知识的理论。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在1983年主编《史学概论》并反思过去的时候，也说这个问题曾使他感到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是您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瞿林东：是的。在《史学理论研究》的前身《史学理论》1987年的创刊号上，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短文，对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作了分析；而在这之前的1986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陈启能研究员曾写过一篇《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后来我才知道，1982年尹达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已提出过这个问题。

    那么，接着要做的就是分别对两个领域进行梳理与研究。1992年，我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从纵向上作了梳理和概括。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这本书从史学批评的角度讲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从中国史学发展角度看，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有直接关系，由批评提出问题，从而推动理论的发展。随后于1998年出版的《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中分别写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发展情况。当时采用的是“历史观念”，而不是“历史理论”。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进一步加强了关于各历史时期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概述。

    二 走出“碎片化”，关注整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现状作何评价？

    瞿林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成绩非常突出。在1961年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提出，其他学科都讲自己的历史，唯独历史学不讲自己的历史，于是参加会议的史学家们就决定要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教材。1978年恢复学位制度后，中国史学史培养出了一批专业人才。发展到今天，仅中国史学史著作就至少有二三十种，断代和专题研究也有很多，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了解到，现有的大量史学史研究仍是讨论某个历史学家的思想、著作及其价值，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是否也面临一定的研究瓶颈？

    瞿林东：这的确是个问题。目前来说，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若总是这样研究下去，就会使我们对于中国史学整体发展面貌的研究关注不够。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研究不足。不足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1938年，翦伯赞先生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哲学教程》的书，从历史学角度谈历史哲学问题，到今天，国人还没有能超过他的。1989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出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讲了九个重要问题，包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问题、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的关系等。这部书出版已经20多年了，到现在也没有同类著作面世。

    所以说，理论研究不足、宏观研究不够，整体水平就难以提高。现在的历史学研究多少呈现出几分“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史学史虽然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多少也有些让人感到千篇一律、程式化和思维定式的印象。这样下去，学术向前推进的步伐就会缓慢了。

    三 关注研究外国史学的中国历史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何新的方法和研究路径？

    瞿林东：针对这个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探讨中国史学史研究新的路径在哪里。文中我提了三个问题，一是重视理论研究。现在古代历史理论虽然有了专著，但也仅仅是开始。再说，站在更高层次上讲，像翦老那样提高到历史哲学上进行认识，还有很大的差距。二是贯通的专题研究。因为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史学工作者完全有条件来这样做。三是比较研究。目前的比较研究开展起来仍很困难，首先是语言问题，其次要探讨怎么切入，即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展开研究而不能生硬比较；从宏观的视野下考察各自的优点和不足，然后才能说如何互补，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最近我又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积极面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主要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思想——我们在研究中国史学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些研究外国历史和史学的中国历史学家。从我自己来说，就有逐渐淡化的趋势，研究近代史学的时候还能注意到魏源、黄遵宪、王韬等人，到20世纪前半期也还写了一点，而20世纪后半期就很少写到研究外国问题的中国历史学家了。这影响了我们和外国同行的对话。如果我们把研究外国历史和史学的中国历史学家写进中国史学史，外国同行会很感兴趣，同时也增加了中外史学家对话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方面。

    四“未尝离事而言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您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正式出版，不少同行认为这部著作填补了中国史学的一项空白，对此您怎样看？

    瞿林东：我和我的同事们非常感谢史学界师友们的评价和鼓励。记得在2004年，我发表过一篇题为《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的文章，这实际上就是回答中国古代史学是有理论的，而且有自身的特点和存在形式。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存在于正史的史论中，而且有许多专门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如从理论角度分析某个朝代的兴亡）和著作。比如唐朝初年，虞世南写过一本小书叫《帝王略论》，以问答形式对唐朝之前帝王的功过是非加以评论，过去没人把这看做理论；又如，三国时期有学者刘邵写了一本书叫《人物志》，文学研究经常提到这本书而史学界却讲得不多；即便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一般也没有从历史理论的领域对其作出适当评价。由于过去有人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自然就觉得这不是“理论”。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为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所以对于诸如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时势以及“理”和“道”的思考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一直到现在人们仍在讨论阐发，我将这一特点称为“探索的连续性”。这种探索的连续性，使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此外，中国历史学家在讨论理论问题时多与相关的史事相结合，即在叙述史事的过程中发表看法。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这一特点，使其便于人们对理论的理解，这是中国史学民族风格的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确是多年来研究的一个成果，但这也仅仅是开始，中国的史学遗产太丰富了，要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突破，还需要继续努力若干年。

    五 以现代理解梳理古代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刚才您已经从多方面谈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有关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情况？

    瞿林东：谈到史学理论，首先要从我的专业中国史学史研究谈起。作中国史学史研究，首先需要选择一个断代作为基础或专长，我的基础是唐代史学。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曾写过一本截止到唐初的教材，叫做《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接着往下完成老师的研究。《唐代史学论稿》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本书出版后，我就开始往纵向发展。1999年《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出版，当深入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时候，理论问题便无法回避。所以总的来说，我是在向“通”的方向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了理论的层面。

    相对来说，人们没有像否认历史理论那样过分地否认史学理论，因为在中国史学上有几本讲史学理论的书。一本是唐朝史学家刘知幾写的《史通》，还有一本是清朝史学家章学诚写的《文史通义》，加上近代以来又有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著作理论性比较强，人们不好否定。但是，仅有几个“点”，还不足以显示史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前面提到1992年我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是力图勾画出这个脉络。

    1995年起，我负责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史分典》的工作，就把自己积累的看法运用上去了。同时，我还认为只讲史学史不全面，也应加入有关的理论，时任总主编的任继愈先生也表示了同意。当时，编这个典没有任何参考，特别是要按照现在对历史学的理解对古代的文献进行分类，这在以前是没有做过的。所以当时我把这个分典分为三个大的部类：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史。而关于史学理论，我又将它分为四大类：即史学功用、史学方法、史学批评和史家修养，每个大类又有若干小类。《中华大典》里包含了许多原始资料，每条资料都有一个标目。中国史学要实现更大的发展，理论研究真的需要一点勇气才行。

    六 中国化不应回避社会形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史学研究和创新，请谈谈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作用？

    瞿林东：老一辈学者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做了许多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尹达、刘大年、白寿彝等也多次强调，要重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简单一些理解，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西方尤其是英国非常突出，目前在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史学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学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唯物史观来看待中国史学，重新解释历史现象。这个任务非常繁重。第一，中国的史书都有其历史价值，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如何对这些史书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进行重新解释是重要的任务之一。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存在决定意识、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等，倘使将其与中国历史事实相结合，就有可能写出超越前人的历史著作。在这个问题上，老一辈历史学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首先还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所了解。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这个问题上我深有体会。举例来说，关于史学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和政治的关系，现在很流行一种看法，即史学应远离社会，不应提倡史学为政治所用。我是学史学史出身的，我知道史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因此，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了意识形态。史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这个观点来说，政治对史学提出一定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对于历史学来说，这个“度”就是不能破坏它的学术品格，最根本的就是不能损害它的真实性。如果损害了这一点，便违背了二者之间的合理关系。

    第三，就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问题，即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怎样与具体的中国历史事实相结合来阐述中国历史进程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面临一个困惑，就是有些研究者回避社会形态学说，不讲奴隶制、封建制之类的社会形态。我认为这不值得肯定，而应当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五种生产方式和各个时期的中国的关系。不同的观点均可以讨论，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来讲，这几种形态大致上是存在的，有的甚至是递进关系，仍是我们考察人类历史进程的理论依据。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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