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

    明天，我就要出嫁了。

    父亲早早地穿上了新衣服，拉着母亲的手，看着我，一言不发。父亲的眼里，满是依恋。

    爸，放心吧，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我说。我们围坐在火炉边，我伸出手，在父亲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外面的夜风呼啸着，把阳台外铝皮做的雨棚吹得很响。父亲看了看窗外，像害怕什么似的，一把抓住我的手，紧握着，我的骨头便幸福地疼痛了起来。

    把女儿的手弄痛了。母亲白了一眼父亲。父亲慌忙缩回手，对我歉意地笑了笑。

    突然，外面的风没有了。父亲侧耳听了听，然后，又急急地跑到窗边，拉开窗户，探出了头。看了一会儿，父亲回转身，对我和母亲比划说，这天，要下雪了。

    父亲来自山里，天气看得准。

    父亲是我的继父，自从有了他，母亲也爱出门了，比如散散步，串串门什么的。有时，天气不好，母亲担心会下雨，他便叽里呱啦比划说，有我在，不会的。开始的时候，母亲半信半疑。后来几经证实，这话所言不虚，母亲就信了。

    小时候，我不喜欢继父，不叫他不说，还经常胡乱地给他比划一些手势，捉弄他。那些手势是什么意思，我自己也不知道。

    慢慢长大了，懂事了，母亲才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

    原来，母亲也是山里人。十岁时，母亲和他按农村风俗定了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长久的了解，他们的感情与日俱增，最后发展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了。可是，外公为了让母亲做一个城里人，不顾母亲的反对，硬是把她嫁给了县城一个病歪歪的残疾人。母亲的出嫁，把他击垮了。他不吃不喝，成天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发呆，没几天就病倒了。有一次，他吃错药，便成了哑巴。一个哑巴，在乡下是找不到女人的，我的亲生父亲病逝后，母亲就把他接到了县城，成了夫妻。那时，我只有七岁。

    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流着泪。我理解母亲的心情，也被他对母亲的感情感动着，想起他下苦力供我，养我，送我上大学的那些点点滴滴，我竟然很自然地把他当作父亲，叫他爸爸了。

    果然，父亲说准了。父亲的话还没落脚，天空就开始飘起了雪花。那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

    父亲一直站在窗边，他爬着身子，手臂长长地伸了出去。没用多久，他的手上就摊着一层厚厚的积雪了。父亲看着手心的雪，很是焦急。雪，像理解父亲似的，慢慢化了，从他的指缝间滴答而下。但是，外面的天空，雪仍然下着，不知疲倦地。

    爸，来坐吧，这儿离酒店近，明天走路去。我说。

    不，要婚车来接！父亲三五几步走到了我和母亲面前。

    好吧，依你的。母亲站起来，把父亲按在了凳子上。

    父亲坐下来，心不在焉。父亲一个晚上，几乎没怎么睡觉。

    睡梦中，我一次次被父亲的走动声惊醒。有一次，夜很深了，大概是半夜吧，我又醒了。我听到父亲踏踏的脚步很急切地响进了卧室，跟着，母亲嘟囔了一句什么。父亲拉亮了灯，母亲像完全清醒了，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嗔怪说，关灯睡吧，别影响了女儿。可是，父亲没睡，他的脚步又响到了窗边。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看见，父亲卧室的灯再次亮了，同时，父亲跺脚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在父亲响亮的跺脚声中，我不知不觉温暖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一看，雪停了，天地间一片银白。楼下一些大人、小孩在雪地上笨拙地疯着，积雪淹没了他们的小腿肚。母亲站在我身边，我没看到父亲，就问，爸呢？

    昨晚，他一夜没睡，不是说雪小了，就是说雪大了，天不亮就出了门，说是去扫雪。母亲说。

    走，我们去看看他吧。我急切地说。

    我和母亲下楼，来到小区门前，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脚下，是一条光洁的马路。马路两边，是高高的雪堆。马路尽头，是父亲蠕动的背影……我的眼睛渐渐潮湿了。

    母亲挽着我，向父亲走去。远远地，我又看见，几个人把父亲围住了。走到父亲身边，我才发现，他们是几个记者。他们的镜头对着父亲，不断地问父亲一些比较高尚的问题。父亲不理他们，只顾埋着头，使劲地铲着地上的积雪。父亲的衣服湿湿的，不断地冒着热气。

    大伯，你为什么出来铲雪，能说说吗？一个记者不甘心，想从父亲嘴里掏他们想听的话。

    大伯，你为我们市民做了榜样，请你给大家讲几句吧。一个记者弯了腰，话筒对准了父亲的嘴。

    也许，父亲是被问烦了，他呼地站直了腰，眼里喷出了火苗。突然，父亲看见了母亲和我，那些火苗倏地不见了。

    旁边的记者，看了我们两眼，又喋喋不休地开始重复着刚才的话。

    父亲真的火了，他扔下铁铲，叽里呱啦地叫了起来，双手不停地比划着。弄得几个记者面面相觑。面对父亲的手势，他们不懂。但我和母亲明白，父亲的意思是，别烦我，我女儿今天要出嫁了，我得把这路上的积雪铲完，不然婚车来不了。

    我上前握了父亲冰冷的手，说不出话，眼泪一个劲儿地流。

    大牙

    张超掉了一颗牙，一颗大牙。

    那年，张超读高中，镇上有一家网吧，张超迷上了网络游戏，成天不上课，泡在网吧里。老师拿他没法，就让人带信，把他父亲请到了学校。父亲一听张超的表现，气得不行，就去网吧将张超揪出来，一顿暴打。父亲的拳头像石头一样坚硬，打得张超满地打滚。其中一拳，砸在了张超的腮帮上，张超的一颗大牙就掉了。张超猛地站起来，叭地一声，一口血水吐在手心，一把将大牙紧紧握着，目露凶光，盯着父亲。看着张超满嘴的血，父亲心软了。父亲说，你这书没读头了，跟我回家。回家就回家。张超吼了一声，甩下父亲，就回家了。

    从此，张超恨上了父亲，从不主动和父亲说一句话。张超把那颗大牙用一片布巾包了，放在箱底。没事的时候，他就取出来，慢慢打开，摊在手心，看一阵子。每看一回，张超的恨意就深一层。

    这天，突降暴雨，天气很凉爽。吃晚饭的时候，父亲拿出一瓶酒，说，喝两杯吧。父亲是对张超说的，张超不说喝，也不说不喝。父亲已经习惯了张超的沉默，也知道张超没意见了，就转身取了两个杯子。父亲喜欢喝酒，自从张超辍学那天起，就喜欢上了，只是天气热了，热，才喝得少。张超跟着父亲，也学会了喝酒，更多的时候，是父子俩你一杯，我一杯，不停地喝，都不说话。

    张超帮母亲把菜端上桌，父亲已经倒上了酒。父亲端起酒杯，看一眼张超，说，喝。张超端起酒，头一仰就倒进了嘴里。

    慢慢喝。母亲劝张超，然后看一眼父亲，父亲说，喝醉了，正好睡觉。

    于是，父子俩就喝上了。

    没多大工夫，一瓶酒就见了底。

    父亲醉了。父亲摇摇晃晃走进里屋，一头倒在床上。睡到半夜，张超突然被父亲叫醒了，父亲喷着酒气，说，你到外面去，这儿我睡吧。张超看了一眼父亲，犹豫了一阵，不情愿地到了外面。外面是一张凉床，张超光着身子睡下去，一股冰凉的冷意倏地传遍了全身。张超睡不着了，他听着外面哗哗的雨声，父亲隐隐约约的鼾声，又想起了那颗大牙，被父亲一拳打掉的大牙。

    不知过了多久，张超迷迷糊糊听到“轰隆”一声大响。他一骨碌翻起来，接着就听到了母亲的哭喊声。张超跑进里屋，发现他刚才睡的床上，多了一块大石头，风和雨，从瓦房上的窟窿里灌进来，势不可挡。母亲站在另一面，推着石头，喊着父亲。父亲痛苦地呻吟着。

    张超又想起了那个梦。

    前几天，张超梦见自己大牙掉了，掉得一颗不剩。在乡下，有一种说法，梦见掉大牙，会有孝服。说白了，就是家里要死人。这个，张超听人说过。当然，张超不希望家里死人，但恍惚之间，他又想让这个梦成为现实。现在，这个梦的征兆出现了，张超的心里，又多了一种怅然与沉重。

    快帮忙啊！母亲喊。

    张超回过神，马上跑过去，帮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石头推开了，父亲被救到了凉床上。父亲的双腿血肉模糊。母亲找了人，连夜把父亲送到了镇医院。

    镇医院条件有限，他们进行了简单的救护，又把父亲送进了县医院。

    父亲从手术室推出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

    父亲昏睡着。张超和母亲守在床边。

    你爸说过，我们的房子在悬崖下面，很危险，他早就想搬走了，但没钱。前些年，要供你读书，这两年存了些，还不够，哪知他……母亲说不下去了。

    昨儿晚上，他把你叫到了外面，自己怎么就那么糊涂呢？母亲停了停，又说。

    可能是酒喝多了。张超想说，但他没说。他在想，如果不是父亲，那么躺在病床上的，就应该是他了。

    是父亲救了我。张超喃喃地说。

    一直到傍晚，父亲才醒过来。

    父亲看着娘俩，说，你们，没事吧？

    娘俩摇头，父亲就笑了。

    父亲指指张超，又指指身边的床沿。等张超坐到身边，父亲又说，我知道，你恨我，恨我打掉了你的大牙，其实，我当父亲的，心里也苦啊。儿子不成才，还和父亲成了仇人，你说，这日子，还算日子吗？你也不小了，我想你应该理解的。

    别说了，好好养伤吧。张超像突然长大了似的，握住了父亲的手。

    一个月后，父亲出院了。父亲没了双腿，是被张超背回家的。父亲不让，父亲说，你不能这样累自己，还是坐车吧。张超不肯。家里的余钱用光了，还借了一屁股债，现在张超身上的钱已经不够车费了。这些，张超藏在心里，没说。他活动了几下身子骨，夸张地说，凭我的力气，怎么会累？你信不信，我不歇气就把你背进屋。吹吧，你小子。父亲在自己爽朗的笑声中，躺到了张超的背上。

    回到家，张超就打开箱子，拿出那个裹着的布团，把它扔进了炉灶里。

    父亲问，你烧的什么？

    张超没说是大牙，他看着父亲，只是笑。

    张超没说，父亲也知道，布团里包着一颗大牙。

    男保姆麦竹

    麦竹是给一个男人挑走的。说是当保姆，包吃包住，月工资500，干得好还有奖金。麦竹跟在男人后边想，还真像阿山说的，这儿就跟乡下牲口市场差不多，自己当牲口给人挑了。这也没啥，只要能挣钱，儿子能吃上药，牲口就牲口吧。

    来到主人家，麦竹就看见一个富态的女人，女人怀里赖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孩子长得肥滚滚的，说话嗲声嗲气。看第一眼，麦竹就扑哧笑出了声。麦竹想起了春上家里那头小白猪，也是这样的可爱，可惜后来儿子生了病，就卖了。李姐，人我找来了，绝对可靠，是我邻村的麦竹。男人说。麦竹正想着，男人的话却让他吃了一惊。麦竹仔细看了看男人，还是不认识。我是黄连啊，小时我们还一起玩过嘛，不然我怎么会挑上你？麦竹再仔细一瞧，点点头，说，有点像，不过长变了，还真认不出。这样一来，大家就亲热了许多，麦竹也明白了自己要做的事。

    小妹妹，来，我抱抱！麦竹想早些进入角色，他张开双臂，对女人怀里的孩子说。孩子咯咯地笑起来，女人和黄连也笑。麦竹不知所以，只得跟着笑。他是男孩子，叫小丁，五岁了。女人说完，看了一眼黄连，又说，你先去洗个澡吧。黄连就领麦竹去洗澡，女人放下孩子，进屋翻出几套男人衣服，搁在了沙发上。麦竹洗完，黄连把衣服从门缝递进去。麦竹走出来时，整个人就变得光鲜多了。

    麦竹开始做饭。吃了饭，女人开始教麦竹拖地板、抹家具、洗衣服、陪小丁……女人很满意，黄连也满意。吃过晚饭，黄连就走了。女人在小丁房里给麦竹铺了张床，还说晚上惊醒些，不要忘了给小丁盖被子。麦竹唯唯诺诺，听话得像头小绵羊。

    平时，小丁一个人睡，没啥。这会儿多了个人，很兴奋，缠着麦竹问些稀奇古怪的事。麦竹累了大半天，想睡个好觉，但不能，只好陪着小丁说话。

    第二天，女人就出门了。出门时，女人说，小丁爸在外面办着一个厂子，太忙，一般不回家。她要出去散散心，让他看好家，带好小丁，还说她会打电话回来，该用的钱也会让黄连送过来，只是千万别忘了接送小丁上学。麦竹又向女人背了一遍接送的时间，女人才放心地走了。

    妈妈，别和爸爸吵架！小丁朝女人背影喊。女人回过头，看了几眼又跑回来，亲了亲小丁，说，听叔叔话，妈妈会回来的。

    麦竹看见，女人的眼里有了泪花。麦竹想起了自己走的时候，妻子抱着儿子站在医院门口的情景，也想哭。

    女人走了，小丁上学了。麦竹向妻子打了电话。那电话妻子接不到，是让熟人转交的号码。下午，妻子打过来了，麦竹问了儿子的病情，安慰了妻子一番，说不久就有钱寄回去了。麦竹一个人在家，坐不住，地板、家具打扫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屁股挨上沙发，眼睛就着光线一瞄，发现还有灰尘的痕迹，马上又起身擦一次。每天晚上，他变着花样哄小丁开心，逗得小丁不亦乐乎。麦竹真把女人家当成自己家了。

    有一天，妻子打电话说，儿子听说他带了个哥哥，嚷着要来看看。麦竹想了想，就答应了。三天后，麦竹趁小丁上学，从火车站接回了妻子和儿子。小丁回来，看见他们，快乐得像一只小鸟，满屋子飞进飞出。玩具、漫画书，全搬出来了，摆满了客厅。麦竹看见四岁的儿子眼睛直了，坐在地板上一件件不停地往怀里抱。旁边，小丁教着他怎么玩。两个小家伙一直玩到晚上十点也不肯睡。最后，都玩累了，都睡在了玩具堆里。

    妻子和儿子走那天，黄连送过来千块钱，说是麦竹一个月的工资和奖金。不走不行了，儿子病得厉害，还吐了血。本来，麦竹和妻子想让儿子就地医，但那是大医院，听说是个塞钱的窟窿，他们医不起，老家便宜些。走的时候，小丁还给儿子送了把手枪，但儿子盯着小丁手里的遥控车，麦竹不好叫小丁送儿子，他知道那是小丁的最爱。儿子的眼神，麦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麦竹也想让妻子给儿子买一辆，但一辆得要两百多，够儿子吃几天药哩。于是，麦竹就装在了心里。

    已经个多月了，女人还没回来，只是打了几次电话。可是，麦竹却是度日如年。这些天，妻子一天几个电话，每次都哭着说，儿子的病可能医不好了，催他快回去。他能回去吗？他能丢下小丁一个五岁的孩子吗？

    麦竹苦苦地熬着、撑着。

    幸好，五天后，女人回来了。回来的女人，憔悴多了。

    我回去瞧瞧，再回来！麦竹临走时，抚着腰上的包，对女人说，回去看看儿子！

    你儿子怎么了？病了？女人关切地问。

    麦竹摇摇头，没事的，只是回去看看他们！

    麦竹走出女人家门，右手伸进包里，触到了一片光滑的凉意。麦竹的心，跳得快了。儿子的眼神，仿佛间一下子生动了起来。

    麦竹给外面寒意很浓的秋风裹了。麦竹打了个冷颤。

    麦竹在风里站了很久，又折上了楼。

    麦竹掏出几天前放进包里的遥控车，轻轻放在了女人的家门口。

    土里长出的爸爸

    清明节，梅子领着儿子小佳给丈夫上坟。

    丈夫生前是当兵的，有一次执行任务，为了营救战友小江，牺牲了。出发前，丈夫曾打电话回来说，等任务完成了，就回家探亲。小佳听说能见到爸爸了，蹦蹦跳跳的，像一只猴，兴奋得一晚上没睡好觉。小佳六岁了，还没见过爸爸。其实，小佳见过两次，只是他那时还小，记不住人。可是，现在小佳永远见不到爸爸了。

    小佳长得傻乎乎的，经常说一些很儿童的话。

    有一次，小佳的一颗门牙松了，然后吃了一顿饭，就掉了。小佳一边吐着嘴里的血水，一边哭着往外跑。梅子吓了一跳，连忙追出去。小佳不理梅子，自顾自蹲在一棵果树下，用手挖了一个坑，把牙齿放进坑里，再慢慢填了土。做完这些，小佳才仰起头，问，妈妈，你说过，把牙齿种在土里，新牙就会长出来，是吗？梅子忍住笑，反问，你说呢？小佳想了想，肯定地说，会的，不然成了缺牙巴，爸爸就不喜欢了。小佳说得对，小佳聪明。梅子说。这时，几个过路人停下来，逗小佳，小佳，牙齿种在土里，能长出新牙，人种下去，也会长出来吗？小佳不假思索地说，当然会。几个人哈哈大笑，那笑里分明多了一种戏谑。梅子脸上一阵红，一阵青，急忙牵着小佳的手，回了家。

    想起这些，梅子的泪又下来了。

    上完坟，小佳一边给梅子擦泪水，一边说，妈妈不哭，爸爸种在土里了，会长出来的。真的，我的牙齿就长出来了，爸爸也会长出来的。小佳满怀信心，一点也不悲伤。

    农村孩子一般不进幼儿园，小佳也是。梅子不但忙活，还教小佳识字。梅子教的就两个字：爸爸。梅子教的时候，小佳就捧着爸爸的照片，跟着念。

    这天晚上，梅子坐在床沿，小佳抱着爸爸的照片，坐在床上。梅子又开始教小佳识字了，教的还是那两个字：爸爸。没教几遍，就有邻居来人敲门，说是有人打电话来了，要找梅子。梅子想，以前，是丈夫打来的，现在还有谁呢？梅子小跑着出去了，小佳也跟着跑了出去。

    电话是小江打来的。

    梅子见过小江，丈夫牺牲后，梅子带着小佳去了一趟部队。那些天，梅子上哪儿，小江就抱着小佳，跟到哪儿。小佳无数次看过爸爸的相片，但记不住爸爸的模样，到了部队，只要一见穿军装的人，就叫爸爸，把梅子叫得脸热心跳的。小江呢？什么都不让梅子做，把娘俩照顾得无微不至。临走那天，小江还请了假，捧着丈夫的骨灰盒把一家三口送回了家。帮梅子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小江就走了。走的时候，小江说，把电话给我。梅子说，没有电话。小江说，你们邻居的也行。梅子犹豫了一下，就说了一串数字。小江重复了一遍，又说，我还会来的。

    小江真的要来了。电话里，小江说，他马上要转业了，明天就出发，来梅子家。小江的话说得很快，不容梅子插嘴，再说，梅子也不知说什么好。梅子听了最后一句话，整个人就软软地瘫在了话机旁的凳子上。那句话是，来了，我就不打算走了，我要照顾你和小佳。不等梅子表态，小江就挂机了。

    梅子拿不定主意，心里很乱。

    梅子的心一乱，就胡思乱想，一会儿是丈夫，一会儿是小江，人变得恍惚起来。一连三天，梅子都稳定不了心神。

    第四天傍晚，梅子从呆坐的凳子上站起来，该给小佳做饭了。梅子四下看了看，没看见小佳。她连忙四处寻找，找遍了全村也不见小佳的人影。天边的晚霞，映红了半个天空。晚霞里，梅子喊小佳的声音带着一些嘶哑。

    不知怎么的，梅子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丈夫的坟前。

    梅子发现，小佳躺在丈夫的坟上，睡着了。

    梅子一步跨上去，蹲下身子，将小佳抱在了怀里。

    小佳醒了。

    小佳说，我想爸爸，来看看，爸爸长出来没有？

    梅子把小佳抱得更紧了，眼泪一涌而出。

    突然，小佳挣脱了梅子的怀抱，嘴里叫着爸爸，向梅子的身后跑去。梅子吃惊地回头，梅子看见，小江穿一身军装，笔直地站在晚霞里。

    小江哈哈大笑着，一把抱起小佳，将小佳举过了头顶。

    梅子，走，回家。小江大声喊。

    小佳骑在小江的肩上，欢呼着，爸爸长出来了罗！梅子默默地跟在小江身后，慢慢地，慢慢地，梅子就笑了。

    梅子笑得和晚霞一样灿烂。

    父亲的账本

    父亲回到村子的时候，太阳才露了个脸，探头探脑的，居高临下瞅着什么。

    下地的、上学的、吆喝牲口的，把一个村子搅得很热闹，很生动。人们看见父亲，都亲热地打招呼，给父亲散烟，还问吃过早饭没有，问回来有什么事。父亲接了烟，抹一把汗水，憨厚地笑笑，说，吃过了，回来看看。父亲已经谢顶了，额前稀疏的几绺头发，被他一抹，全都规规矩矩地向后倒伏，遮住了一小片头皮。其实，父亲没吃饭，天不亮他就起床，刚赶了十几里山路，肚子正咕咕叫着。

    远远的，父亲看见了奎叔。

    奎叔不到五十岁，背驼得像一把弯弯的犁头。奎叔低着头，看着脚尖，走得极慢。

    父亲迎上奎叔，他的一颗心竟然莫名地跳得快了。奎叔没抬头，没看见父亲，就那样木木地走。父亲叫住了奎叔。奎叔的眼皮艰难地翻动了一下，颤抖着嘴唇说，回来了？回来种地吗？父亲说，不是。奎叔回头瞥一眼身后那两间老房，说，你家房子塌了一个角，去看看吧。中午，上我家来吃饭，我一会儿回来。父亲犹豫了一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噢”了一声，算是应了。

    父亲是去收账的，可又说不出口。

    前几天，乡场上发大水，父亲来不及搬货，三千多块钱的百货被水卷走了。才修了房，再去进货没钱了。瞧着空空的铺子，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不是还有一个账本吗？看看还有多少钱？母亲提醒说。于是，父亲就翻出一个字迹模糊、满是油渍的小本本。父亲拨拉了一会算盘，惊喜地说，五百多哩。收回来呀，都欠十几年了。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不得不揣了本本，回到了村子。

    说到这儿，不得不说一下父亲这个账本了。

    那时，父亲借钱买了一台柴油机、一台打米机和一台磨面机，开起了加工房。邻近几个村，就父亲这一家，生意还不错。从早到晚，三台机器响起没停过，那声音很有震撼力，老是震得地皮子发抖，人的耳根子发麻。当时，钱很金贵，谁没现钱，父亲就翻到谁的专用账页，记下多少斤多少钱。有的人，手头松动了，就主动结账；有的人，一年到头都是紧巴巴的，就一直欠着。奎叔家一连生了四胎，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一间土墙房里，每年六张嘴巴都糊不了，欠的也就最多。父亲知道他没钱，也不催，就让他这么一直欠着。后来，其他的村子也有了加工房，生意淡了，父亲就贱卖了机器，做起了百货生意，有了积蓄，就在乡场上河边买了块十几个平方的地基，修了房。

    村里的老房子没人住了，空了，没了人气的房子烂得快。想起刚才奎叔的话，父亲就决定先去看看老房。

    看过老房，再和遇到的熟人拉呱一些闲话，太阳已然蹦上了头顶。父亲看时间差不多了，便朝奎叔家走去。

    奎叔家尽管没什么像样的摆设，但和大多数村里人一样，住上了砖瓦房。他的两个儿子和大女儿都在外面打工。小女儿才十八岁，跟一个街头混混私奔了，后来被抛弃后把娃娃扔给了奎叔和他的女人，一拍屁股也打工去了。说到这些，奎叔女人就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得父亲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奎叔抱着外孙，在一边生火做饭。

    别哭了，去杀鸡，平哥难得来一回。奎叔对女人说。

    父亲说，别杀了，留着生蛋，我坐坐就走。

    你现在是客了，再说，我们也好多年没喝过酒，喝一杯再走吧。奎叔把外孙放进女人怀里，自个儿捉鸡去了。

    酒桌上，奎叔还是低着头，对着酒杯说，平哥，我这心里难受啊。奎叔摇摇头，端起酒杯，和父亲猛地一碰，一仰脖子灌了下去，呛得他连连咳嗽。

    现在儿女都大了，再等几年就好了。父亲说。

    奎叔不理父亲的话，又说，日子过成这样，我脸都不知往哪儿搁了。恐怕，我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你的情了。

    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谁没个为难的时候。父亲呷了一口酒，继续说，你不应该老得这样快呀，腰杆伸直，怕啥呢你！

    人穷志短哪，平哥！奎叔抬起胳膊，用衣袖擦了擦眼睛。我知道你今天来做什么，可我……奎叔欲言又止。

    那你说说，我来做什么？父亲终于说到了正题。

    收账吧。三个字说完，奎叔的头埋得更低了，那腰也缩了缩，像是要缩进桌子底下去。

    父亲没料到奎叔会主动把话挑明，但看着奎叔的模样，就叹了口气，说，收什么账啊，伸直腰杆，头抬起来吧。其实，我今天回来，一是看看老房，二是看看有没人愿意种我的田地。

    吃完饭，父亲临走时拉住奎叔的胳膊，向上提着，再一次说，你不欠任何人的，没必要这样对自己，知道吗？

    站在山梁上，父亲定定地看着村子，看着村子里缥缈的炊烟，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记账的小本本，揿燃了打火机。

    父亲的手上，腾起了一片烟雾，一片火光。

    敲雪

    睡到半夜，忽然觉得好冷。也许，外面下雪了。我想。我蜷着身子，强迫自己再睡。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了屋前屋后的惊叫声。睁开眼，天亮了，透进屋的亮光，冷冷地泛着朦胧。

    好久没见过雪了！我顾不上睡觉，一骨碌爬起来，小跑着跨出门。屋檐下，我极目远眺，整个世界全是一片白，白得晃眼。慢慢收回目光，我就看见了父亲。

    父亲站在屋对面的小路上。他眼下，是一丛一丛的雪枝。我知道，托着雪的，是密密麻麻的树枝。每到春天，那些树枝就开出一堆一堆的杏花、李花、桃花，五彩缤纷的，像一片花的海洋。花一天一天地谢了，青涩的果子藏在绿叶间，一天一天地长大了，泛红了。父亲的笑容也多起来，有时不知不觉就到了树下。开始，父亲轻轻掰下枝丫，寻找枝叶间还没完全长出来的果子，偶尔发现米粒大的一颗，也要小跑回家雀跃着向全家人报喜；后来，父亲就踮着脚尖，痴痴地看，痴痴地闻，即使枝丫垂到眼皮下，也舍不得动一指甲，生怕惊跑了它们。果子渐渐成熟了，父亲停了农活，从早到晚蹲在树下守着，守着我们的“书本”。我们兄弟多，家里又没有其他收入，读书全靠它。到了上市季节，父亲就在树下铺几床棉絮，说这样落下的果子就不会摔烂，能卖个好价钱。卖果子的钱，父亲一分一厘也不花，全存着，刚好够我们读一年书。所以，只要我们目不转睛盯着父亲担子里那些红嘟嘟的杏呀、李呀、桃呀的时候，父亲总是拍着我们的头说，馋了吧？这可吃不得，它是你们的书本啊，不想读书吗？我们一起点头，想读！还想吃吗？不想！我们一起咽口水，狠狠摇头。从此，我们就把那些杏呀、李呀、桃呀叫书本了。

    可是，这不是果树开花、结果的季节呀，父亲看那些雪树做啥呢？我很是不解。

    我朝父亲走去。踩着积雪，吱吱地响。雪挤进鞋里，有一丝浸骨的寒意。眼前，是一串深深的脚印，我想那应该是父亲的，我仿佛听到了父亲踏着积雪的声音。鞋里的雪越挤越多了，我只好把脚放进父亲踩出的脚印里。我腿短，父亲步与步之间拉得很长，看样子走得很急。尽管这样，三个脚印我还是能踏中两个。因为雪被踩实了，挤进鞋里的也就少多了。

    走到父亲面前，父亲看了看我，说，星期天，多睡会吧？

    我不回答父亲的话，不解地问，你看这树干嘛？春天还早。

    真的还早么？快了快了！可是——父亲顿了顿，脸上露出了忧郁，这雪太大了，你看，树枝压断了好多。

    我细细一看，真的，一些断枝落在地上或是横在树上，全被雪掩住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回去拿根竹竿来吧。父亲沉吟了一阵，对我说。

    我怔了怔，一下子明白了父亲的用意，于是，忙不迭地回家找来一根稻田里赶鸭子用的长竿。父亲站在树下，竹竿伸到枝头，慢慢地、轻轻地把积雪一点一点敲下来……几十棵果树，父亲整整敲了一个上午。父亲回家，头上、脸上，身上，全是雪。给体温融化的雪水，湿透了父亲的衣服。我连忙烧起一堆旺旺的柴火，父亲蹲在火边，还在瑟瑟发抖。

    这天晚上，父亲问我，今晚还会下雪吗？

    下呀，老师说“瑞雪兆丰年”，下得越大越好！我说。

    我娃儿有长进了，好，那就下吧！父亲抚摸着我的头，频频颔首。

    晚上，果真又下起了大雪。父亲怎么也睡不着，他耳朵支棱着，听着外面的风吹草动。睡呀，你怎么了？母亲不耐烦了。你懂啥？这叫听雪！父亲的声音很大，传进了篱笆墙另一边的我们的耳朵，我和弟弟就吃吃地笑，笑父亲不会用词，雪，是能听的么？

    半夜，父亲突然翻身跳下床，惊醒了我们。我们问他怎么了，父亲说，我听到树枝又断了，一声连一声，我得敲雪去。我们说这么远，听不到，你那是幻觉，睡吧睡吧。可是父亲不理会我们，拖着竹竿，打着手电就出了门。我们穿了衣服撵出去，在屋檐下看见的已是一束在树下晃来晃去的亮光了。看了一会，冷得不行，我们只得跑进了被窝。

    天亮，父亲回家，把我们全都摇醒，高兴地说，一根树枝也没断，你们又能上学了，又有书本了。父亲的牙齿咯咯直响，磕得不听使唤。

    第二天，父亲就病了。

    冬天完了，春天来了，夏天也来了，杏呀、李呀、桃呀，比哪一年都大，都红，父亲的病却一直不见好转。我挑了两个又大又甜的桃，捧到父亲床前，说，爸，你尝尝，好甜呢！

    父亲挣扎着撑起身子，劈手打掉我手里的桃，怒气冲冲地吼，谁叫你们吃？这是你们的书本哪！不想读书了？

    想！我哭着说，我们没吃，只想你吃一个，你的口味不好！

    父亲叹了口气，拉过我，给我擦了一把眼泪，说，拣起来吧，我吃一个！

    我看见父亲咬了一口桃，父亲的眼泪也一下子流了出来。

    一双布鞋

    母亲带着三岁的儿子出门玩儿去了。

    周末，难得的休闲日子。我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妻子在收拾衣柜。这鞋子不穿就扔了，免得占地方！妻子的话，含着那么一股子火药味儿从里屋飘出来。我知道，妻子说的是一双棉鞋，她每收拾一次都要这样说。怎么不穿？留下吧！每次我都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可是，结果一次也没穿过。这次，我走进里屋，看见妻子正往垃圾袋里塞。我的底气不足了，扔就扔吧，反正都好几年了，鞋上也烧了个洞，烂兮兮的，穿不出世了。

    没过多久，妻子就提着两袋所谓的垃圾下了楼。楼下铁门外的街边，有三个垃圾桶。桶边，一个老太婆停辆三轮车，成天守在那儿。只要见人提着垃圾袋出了铁门，她就老远跑过来，忙不迭接过去，边走边翻。凡是用得着的、卖得出钱的，她就选出来，放在车上。今天，妻子那两包东西一定会让老太婆高兴一阵子了，我想。

    果然，妻子回来说，老太婆屁颠屁颠地乐，像拣了金元宝一样。

    傍晚时分，妻子做好晚饭，左等右等母亲就是不回来。我起身到窗边朝面外的马路上张望。我的眼光停在了垃圾桶边，那儿围着一群人，叽叽喳喳争论着什么。人群里，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母亲！同时，儿子的哭声也隐约地传来了。喊来妻子，妻子一看，说，出事了，快下去看看！我们慌忙关了门，趿一双拖鞋跑了下去。

    挤进人群，我看见母亲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握着棉鞋的后跟和拣垃圾的老太婆拉扯着。因为要顾着怀里的儿子，所以使不上力气。那老太婆风吹雨淋的，身体特棒，力气也大，稍一用力，母亲握鞋的手就往后滑一分。看到我，母亲像看到了救兵。母亲说，我自己做的鞋，一眼就看得出来。我儿子来了，你问问是不是他的？母亲说话的当口，妻子接过儿子，母亲没了后顾之忧，一用力，把鞋又往怀里拉回了几分，和老太婆平分了秋色。是我的呀，怎么跑这儿来了呢？我故作不知情，一脸惊讶地说。我怎么知道？反正我是拣的，你说我偷的就不行。老太婆拧上了劲，一百个不依。就是偷的，我儿子还会扔？冬天他还穿哩。母亲不久前才来，她不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冬天没穿过这鞋了。碍于母亲的面子，见我不承认是扔了的，妻子也沉默着。我对老太婆说了很多好话，让她还给母亲。可是，平时老太婆对谁都是一脸的皱巴巴的微笑，像笑面佛一样，这会儿却听不进我的话。我抱一块煤，你给我洗白，行吗？老太婆一遍一遍地唠叨着。

    母亲和老太婆，就这么僵持着，谁也不让谁。

    这样吧，是你拣的，我买回来吧。我说着话，假装去掰老太婆的手，把十块钱顺势塞进了她的手心。老太婆先是一愣，然后看了看双眼急得红红的母亲，手就松了。

    在回家的路上，母亲把一双棉鞋抱得紧紧的，生怕又被谁抢去一样。我现在才明白，这双棉鞋在母亲心里的分量，我不由得暗暗自责起来。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县里一个偏僻的大山里。那儿，海拔二千多米，每到冬天，雪大风大，冷得不行。特别是我分去的第二年，一场雪接一场雪，下得暗无天日。有一天，母亲接着一身雪来了。母亲来不为别的，就给我送一双棉鞋。怕你冷，赶着做了一双，暖暖脚吧！母亲的话，让我愣了半天，不知说啥好。快穿呀！母亲又说。我接过递过来的棉鞋，在母亲的目光中慢慢地穿在了脚上。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头天就出发，走了一天的山路，在途中一个远亲家里歇了一晚上，天亮又才一路问着来到了我所在的学校。母亲难得出一次门，本来想留她多住几天。但她不答应，说家里的事多，牛呀猪呀什么的还等着她侍候。第二天，母亲就嚷着回去了。

    打这，我有了棉鞋，脚趾没长过冻疮了。每个冬天穿完，我就会把它洗干净，晾干，像宝贝一样收藏起来，第二年再穿。不幸的是，有一年冬天给雪水打湿了，我脱下来就着炉子烘烤，其中的一只被一点炸出来的煤星子烧了指拇大的一个洞。翻年后，我就调下了山，进了城。穿梭在城里的人群中，我有意无意爱往别人的脚上看，结果发现全是清一色的皮鞋，穿布鞋的竟一个也没有。从此，我也就两双皮鞋，一年四季轮换穿。这双曾经给我带来无限温暖的棉鞋，自然而然地被我永远打入了冷宫，成了真正的收藏品。

    而现在，竟在我的默许中，让妻子当垃圾一样扔了出去，还让母亲枉冤了老太婆一回。

    回到家，母亲就马不停蹄地满屋子乱翻，妻子问她找啥，母亲说找针线。妻子问找针线做啥，母亲就指着鞋上的洞，说，我给补补，听说今年冬天会很冷，还可以穿哪，上班走动少，穿着暖和哩！

    妻子喊母亲吃饭，母亲说补好再吃。要不，你们先吃着。

    灯光下，我看着飞针走线的母亲，双眼渐渐潮湿起来。

    开花的墙

    一个村子的人，能来的都来了，他们是来看大伟的。

    大伟背靠墙壁，坐在床上，目光一动不动地停泊在窗外，迷茫得叫人心碎。那些安慰他的话，大伟早听腻了，听麻木了。一个麻木的人，和一段木头没什么两样。对一段木头说话，是一件痛苦的事，所以看他的人，大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屋子里，突然静了，大伟麻木的神经反而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充满了勃勃生机。大伟知道，他的心底潜伏着一种渴望，渴望见到小雅。小雅是他的女朋友，在广州打工。那天，母亲说，给小雅打电话了，她说马上回来。等待中，大伟唯一做的事，就是面对窗口，看那一面墙，一面土墙。

    土墙是庞二家留下的。村口有条公路，一直通往镇上。公路刚通车，村里人就像着魔似的赶着修新房，不到一年，两排高高低低的砖瓦房就把一段公路给挤瘪了。庞二是去年搬走的，自然的风雨，像一头吃泥的怪兽，一口一口，把土墙啃矮了，啃瘦了。墙身，布满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伤痕。大伟觉得自己还不如一面废墙，墙可以直直地立着，而自己，连床都不能下。

    大伟多想站成一面墙啊！但大伟站不起来，他的双腿已经没了。

    没有腿，也能站起来。母亲怀里抱着两根拐杖，对大伟说。母亲守在大伟身边，目光尾随着跟到了窗外。

    一面墙有什么好看的，等开春了，二面坡的花才好看哩。母亲又说。

    二面坡在村东，离村子有两里地。一到春天，二面坡就开始绿了，绿得又快又彻底。没过几天，一坡的绿里便冒出了星星点点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煞是好看。一个春天，各色野花，成片成片的，开得有序而热烈。每到这个时候，全村人就像疯了一样，他们躺在斜斜的坡上，再大呼小叫地滚下来，闹得天昏地暗。闹够了，采一把野花，插在头上带回家，让它们继续开放在家里，开放在枕边。有一次，母亲对大伟说，我喜欢这儿，喜欢这些花，才答应嫁给你爸的。以后，我老了，走不动了，你会扶我来吗？大伟说，我背你来，给你头上插好多好多的花。当时，大伟十岁。

    现在，大伟二十二了，小时候的话，他还记得，可自己腿没了，走不去了。母亲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继续说，大伟，你是男子汉，给母亲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用这两根拐杖，下床，走路。

    妈，你别成天守着我，该做啥做啥，你放心，我不会再做傻事的。大伟双手抱头，哽咽着说。

    好吧，我相信你。母亲说完，起身静静地看了大伟一会儿，然后就做家务活儿去了。

    大伟又想起了小雅，都十多天过去了，她还没回来。看来，她是不会回来了。

    去年春的一个傍晚，大伟和小雅在二面坡疯够了，大伟突然说，小雅，你嫁给我吧。小雅敛了笑，指着村口那两排新房，板着脸说，好啊，你哪天像他们一样把新房修到公路边去了，我就哪天嫁你。大伟失望到了极点，低声说，我也想，但是，钱呢？出去打工，挣啊。小雅的声音高了，还有一丝火气。我家的情况你知道，爸妈就我一个，他们也上了年纪，我得照顾他们。那你照顾他们哪，结婚这话就别再说了。小雅一把将头上的野花扯下来，扔在地上，气冲冲地回了家。小雅家在邻村，不远，半个小时就到了。

    大伟无路可走，只得去打工了。大伟在一个建筑工地做体力活，才做三个月，他就不慎从修了一半的高楼上摔了下来，失去了双腿。大伟是和父亲一起回家的，一路火车、汽车，他寻死觅活地闹了好几次。回到镇上，父亲为了节约，不愿租车，就背着大伟回家。该过河了，伏在父亲背上的大伟，突然挣脱父亲的双手，向后一仰栽进了河里。父亲连忙抱住大伟，把他拖上了岸。父子俩水淋淋地抱在一起，号啕大哭。

    回到家，父亲怕大伟再出意外，就让母亲成天守着他。

    小雅是大伟的唯一希望，现在这唯一的希望没有了，大伟还有什么心思学走路呢？看了一眼床边母亲搁下的双拐，大伟的目光又走出了窗口，艰难地爬上了那面土墙。

    在床上，大伟过了一个秋，一个冬；母亲抱着双拐，陪了他一个秋，一个冬。

    这天，母亲说，春天来了，大伟，你就不想去二面坡，给我采一把野花吗？

    妈，二面坡太远，我这辈子怕都走不去了。大伟说。

    去不了二面坡，就去土墙边吧。母亲指着那面土墙说，你看，那墙上开始绿了，说不定也会开花的。

    是吗？大伟眼里的亮光一闪，又暗淡了。

    妈养你二十多年，就求你这一次了。母亲说。

    大伟不吭声，母亲又说，你好好想想吧。

    第二天，大伟就拄着双拐开始学走路了。摔了跤，他也不让母亲扶，自个儿就着拐杖，身子一寸一寸上升，再上升……

    有一天，大伟发现，那面墙绿了，没过几天，墙上竟然还钻出了三五几点野花。墙上开了花，但大伟只能走一丈多远。大伟急了。母亲说，大伟，别急，春天才开个头，还早。

    十多天过去了，野花已经开满了一面墙。

    大伟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走到了那面墙边。这时，他发现，墙上的绿草、野花全是人工固定上去的。墙的底部，挂着一个纸牌，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大伟的春天，请别采摘。

    大伟身后的母亲，上前扶了大伟，直笑。笑容里，她的泪水在飞。

    失踪的土爷

    天上的太阳，明晃晃的，偶尔，照在车子的反光镜上，有些刺眼。人行道上，种着密密的梧桐，阳光，从浓浓的枝叶间透下来，地面就布满了白白的花斑，像铺了一地斑马皮。

    土爷走累了。土爷已经68了。土爷站在树下，手扶树干，歇着。这会儿，巴掌大的花斑浮在土爷身上，一闪一闪的，晃个不停。等气喘匀了，土爷又走。走几步，土爷的鼻子就耸几下，像是猎犬在寻找猎物。浅浅的笑意，盛满了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

    土爷的笑，从昨晚开始就这样一直挂着。

    昨晚，土爷和儿子在李稻一家三口各坐一方，围在桌上吃晚饭。突然，他把碗重重磕在桌上，说，我闻到稻香了。其他人蒙了，不知道老爷子发了哪股水，没头没脑冒出这样一句话来。媳妇嘴里刚扒拉进一口饭，呆呆地看着土爷，忘了嚼。孙子只有十岁，愣了愣，马上接过话茬，当然嘛，我们这是吃的米饭呀！这话，只有李稻懂。李稻说，你们别紧张兮兮的，老爸说的是成熟的稻子香味。田野里的，知道吗？爷爷，郊区离我们这儿好远哩，我们去郊游坐车要走个把小时，你鼻子这么灵吗？不可能哟！孙子的头摇起来，稍不注意就像要摇掉似的。别摇了，我也不信，我钻进稻田都闻不到，别说这么远的地方了。在李稻的说话声中土爷吭声了，我来了怕有大半年吧，现在是什么季节？秋天哪，我们才开学，你忘了？孙子抢先回答。你不知道，你爷爷种田种起瘾了，几十里外都能闻到稻香！媳妇摸着儿子的头说，你爷爷怕有特异功能哩。说完，一家三口就叽叽嘎嘎地笑。我是说嘛，这稻香怎么这么浓呢？李大爷无心再吃，自个儿在他们的笑声中，在他们扒拉饭菜的呼哧声中鼻翼耸动起来，嘶嘶有声。丝丝缕缕的香味，带着泥土气息，从鼻孔一直洗涤到他的肺腑。

    土爷陶醉了。土爷躺在床上。床，像一口滚烫地锅，煎得土爷翻来覆去睡不着。昏黄的路灯光，攀上窗外的防护栏，跌进屋里，像水一样四下里忽明忽暗地荡漾。

    挨到天亮，土爷起床为儿子一家准备好早点。吃过后，儿子媳妇上班去了，孙子上学去了，他也急不可待地出了门。

    突然，一个尖尖的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从土爷眼前飞了出去，一辆货车横在离土爷一丈开外的马路中央。司机惨白着脸，怒气冲天地伸出头来，朝土爷骂：活忙了想找死啊你！陆陆续续地，后面的车停了十多辆，大家纷纷责骂土爷。土爷定睛一看，原来自己已经来到了马路上。再看那些车，就像自己哄孙子买来的一串冰糖葫芦，土爷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不知不觉，过中午了，土爷却一点也感觉不到饿。

    终于，可以看见田野了。土爷踮起脚尖，他的眼光擦过稀疏的高楼，越过公路上飞跑的大车小车……

    到了城郊，空气都好像和城里各是个味。稻香也忽地浓起来，土爷翕动的鼻翼嘶嘶得更响亮了。稻香，沐浴着土爷的整个身子，钻进了他的每一个毛孔，让他从头到脚，从外到里，没有一处不舒畅。土爷感觉到腰杆伸得直些了，人也精神多了。

    于是，土爷加快了脚步。

    土爷从公路上小跑过去拐进了窄窄的田坎，挤入了稻子拥簇的空隙。土爷忍不住停下脚步，他俯下身，用不再粗糙的手，摊起一束稻穗，轻轻用手指摩挲着。渐渐地，土爷的身子颤抖起来。忽然，土爷脚下一滑，摔进了田里。田里，虽然没有明水，但只干了个皮儿，土爷爬起来，两只脚就没人了稀泥。稀泥，凉凉的，漫入骨头。李大爷觉得好亲切，还像小孩子一样咧嘴笑。他环视一周，稻子都向他点头。土爷细心地慢慢地，扶起被压倒的稻梗，有的压断了，其他稻子就成了它们的拐杖。倒下的随即又站立起来或是勉强站立起来，土爷搓搓手，小心翼翼地抽出双脚。脚抽出来了，但鞋子却被咬在了泥里。土爷哂然一笑，赤了脚干脆一屁股坐在了田埂上。

    公路边，三五个玩耍的小孩吆喝着回家了。

    土爷身上的余晖渐渐褪去了。夜幕，笼罩了田野。

    土爷起身，收回依依不舍的目光，走上了来路。过公路了，三五几辆车不时开过，灯柱在公路上铺展。借着灯光，土爷发现了地上的稻穗。稻穗从他脚下，断断续续地散落到了公路中央。肯定是刚才那些小孩干的好事。土爷想。随即，土爷的心，像给针刺了一下。他弯下腰，一路拾了过去。就在这时，一辆卡车飞驰而来。土爷像一只鸟，飞了起来。飞进了田野，没人了稻田之中。

    可是，等李稻找到出事地点，看到的只有一些血迹，一大片倒下的稻子，却找不到尸体了。土爷，神奇地失踪了。

    后来，人们说，倒下的稻子一夜之间全站起来了，而且长得特别壮，特别饱满。风一吹，发出呵呵的声音，听起来像老人的笑。

    温馨的雪夜

    车子一路颠进城，天黑了，还冷，雪花像飞蛾一样扑腾着。

    李老汉缩了缩脖子，紧了紧衣服，辨明方向，搀扶着老伴向大贵家走去，大贵是他们儿子。其实，大贵没有家，那房子是租的，他只是一个打工仔。

    大贵的家很好找，从车站走过一条街，再拐向北，那儿有一个小广场，穿过广场，再钻进一条小巷，小巷出头就到了。李老汉来过一次，记得很清楚，想忘都忘不了。

    街上人多，车多，像过节一样。李老汉在心里悄悄算了算日子，啥节也不是，于是就有些不解了。老伴和他心思一样。老伴说，城里硬是好，啥节也不是，还这样热闹。李老汉没回答，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人群里一些白胡子老人。老伴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就说，他们怕有七八十岁了吧？这么冷的天，还出来逛街，感冒了怎么办？等走近了，李老汉和老伴又发现那些老人有的手里抱着礼物，走得很快，像农村人赶集似的；有的站在人群里卖小人人，卖的小人人和他们的长相一模一样，穿着打扮一模一样。他们在卖自己？老伴悄声说。李老汉沉思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把老伴拉到一边，一脸同情地说，我看也是的，怕是他们子女不孝吧？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大雪天出来做生意了。那，我们买几个去？老伴说。好吧，让他们早些卖完了也好回去，李老汉和老伴走到一个白胡子老人面前，一问价钱，贼贵，五块钱一个！李老汉犹豫了一下，狠下心买了三个。

    路上，老伴对李老汉说，还是我们大贵孝顺，打电话叫你到城里来，给你过生日，要是生在城里，哪有这个命哦！

    是啊是啊。李老汉随声附和。

    走到小巷尽头，李老汉把老伴领到了一排低矮的平房面前。借着昏黄的灯光，李老汉瞅了瞅门上号码，在一间5号房前停下来，掏出了钥匙。门开了，灯亮了，屋里的摆设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个破茶几，三个小凳子，一台又小又旧的黑白电视。

    李老汉打开电视，电视效果不好，满是雪花，人影模糊，声音模糊，就跟外面街上的场景一个样儿。

    大贵怎么还没下班呢？老伴说。

    他忙，电话里他说了，晚点回来。李老汉说，回来后，就领我们去吃火锅。

    听说吃火锅，老伴抿了抿嘴，朝李老汉笑了笑。大贵回家，老说城里的火锅好吃，但他从没去吃过，有时想吃了，就约朋友去街头吃串串，说串串便宜。还说，等李老汉生日到了，进城一起去，一家人吃起来更有味。

    李老汉和老伴看着电视，说着闲话，等大贵下班。可左等右等，都到十二点了，大贵还没回来。

    还是去打个电话吧？他是不是忘了我们了？老伴再也坐不住了，一个劲催李老汉。李老汉除了说大贵忙，还是说大贵忙。老伴生气了，说，你不去打，我去。李老汉拦不住，只好陪着老伴上了大街。找到公用电话，李老汉说一个数字老伴拨一个，拨通了，听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老伴也不管是谁，就直喊大贵，说我们来了，你爸今天的生日，还在等你哩，快回来吧……放下电话，老伴说，大贵马上回来，他说外面雪大，叫我们回去等他。

    回到大贵家，没等多久，一个人提着蛋糕敲门进了屋，但这个人不是大贵，是一个白胡子老人，是李老汉和老伴在街上看到的白胡子老人。

    两位老人家，圣诞快乐！白胡子老人说。

    李伯伯，生日快乐！白胡子老人又说。

    说完，白胡子老人把蛋糕放在茶几上，开始慢慢点蜡烛。老伴紧紧拉着李老汉的胳膊，眼睛里露出几许惊恐。白胡子老人叫李老汉吹蜡烛了，李老汉半天才憋出一串问号来。李老汉说，你刚才说圣诞快乐，圣诞是什么？你是谁？听声音不像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哪！

    圣诞是外国的一个节日，和我们中国过年一样。我是圣诞老人哪，是专门给你们送祝福来的。白胡子老人呵呵笑起来。

    李老汉哦了一声，吹了蜡烛，吃了蛋糕，和白胡子老人拉着家常。

    不知不觉，凌晨二点了，大贵面带微笑地回来了。大贵回来，白胡子老人跟着告辞了。

    大贵一边拍打着身上的雪花，一边连连向父母道歉，说今年生意太好了，订礼物的客人好几百户，送到现在才送完。幸好，老板接到电话，就请人来陪你们了。

    大贵一直笑着，没停过。

    给人家送礼物，看你高兴的……老伴白了大贵一眼。

    人家收到礼物，高兴啊，大贵说，做一个圣诞老人，其实很幸福。

    你也是一个圣诞老人？有白胡子的圣诞老人？李老汉问。等大贵点了头，他看了一眼老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大贵不明所以，只得跟着笑，把一个屋子弄得暖融融的。

    放生

    儿子在城里，父亲在乡下。

    这天，儿子早早地下了班，回到了家里。其实，下班还早，只不过，儿子在单位是那种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有签字权的人。儿子第一次提前回家，妻子还在上班，女儿又在外地上大学，没人和他说话，他坐在沙发上，眯着眼睛养神。

    儿子又想起了那个叫小李的年轻人。

    小李是儿子的下属，儿子从不叫他的名字，只叫小李。小李是单位的顶梁柱，最近正在跑调动，接收单位都找好了，只等儿子签字放人。但儿子舍不得，不放，小李就天天泡在儿子办公室，缠儿子。儿子很烦，就躲着小李。说什么大话，不签就辞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这几天，你拿不到签字条，还不是给我乖乖留下。儿子想到这里，得意地笑了。

    突然，儿子的电话响了。儿子一看，是父亲。儿子灵机一动，不等父亲说话，抢着说，爸，你又是问啥时回来吧？计划好了，明天，就是明天，我回来看你，也顺便给你带点钱回来。关了电话，儿子屈指一算，有好几个月没回去了。儿子心里，一些叫做内疚的东西便涌了上来。

    那时，母亲死得早，父亲穷，每年的粮食不够吃，为了儿子，父亲总有法子节约，再把节约的粮食卖掉后供儿子上学。拉拉扯扯上了九年，儿子要高考了。杂七杂八的高考费用，得花近两百块。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才筹到八十。父亲无计可施，几天时间愁白了头。

    爸，算了，我不去考了。儿子看着父亲，泪水潸然。

    父亲不说话，瞪一双血红的眼睛，像一头饿极了的狼。儿子怕了，儿子赶紧说，爸，我考，我复习去了。儿子背后，响起了父亲痛苦的哽咽。儿子不敢回头，不敢看父亲。他怕，怕看到父亲扭曲的脸。、看着儿子进屋，父亲抹了一把脸，转身踏上了乡间小路。那是六月的一天，太阳像一个火盆子，扣在父亲头上，父亲闻到了头上发出的一般子焦味。恍惚间，父亲还听到了头发燃烧的“哧哧”声。

    一连几天，父亲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也只借到五十多块。父亲绝望了。绝望的父亲丢了魂似的移动在回家的路上。

    父亲走到一个水塘边，没有再走。父亲站在塘边一棵柳树下。柳树下，是一条水沟。水沟里，是一些浮萍，一些蒿草。

    后来，父亲对儿子说，那一刻，他整个人已经垮了，他只想跳下去，“扑通”一声，一了百了。可是，一只甲鱼救了父亲。发现甲鱼的那一刹那，父亲的眼睛突地亮了。甲鱼停泊在水沟里，一动不动，好像有意等着父亲的到来。父亲连忙捉了甲鱼，飞一般地朝镇上去了。

    一只甲鱼，救了父亲，也救了儿子。儿子后来考上大学，寒假回家还被父亲拉去祭了几回塘。祭的次数多了，儿子不以为然了。儿子说，爸，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没见你，竟然给一个塘里的甲鱼下跪。以后，要跪你自己来，我不会来了。父亲腾地站起来，一巴掌扇在了儿子脸上。儿子挨了打，他理解父亲，不怪父亲，除了不去祭塘，其他方面都顺着父亲。父亲不进城和他们一块住，他说行；父亲想把房子移到了塘边，他也说行；父亲隔三差五地找他要钱，不管多少，他都给，即便再忙，他也要托人捎回去。

    现在，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想起父亲年迈的样子，儿子回家的心情不经意间迫切起来了。

    第二天，儿子起了个早床，开着车，把自己送到了镇上。儿子刚拿到驾照，开得慢，用了三个多小时。这天，正是赶场天，镇子里人多，儿子停了车，在人流里寻找起父亲来。儿子知道，父亲爱赶场，每次回来，都能在镇上找到他。

    果然，远远地，儿子发现父亲了。父亲身边，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居然是小李。父亲和小李，指指点点的，和一个男人说着什么。

    儿子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

    儿子看明白了，听清楚了。男人手里提着两只甲鱼，父亲和男人在讲价。

    小李在旁边给父亲帮腔。

    一百五一斤。男人说。

    哪有这么贵，便宜点，两只一起买。父亲说。

    野生的，是这个价。男人不松口。

    城里每斤才一百块，贵了，我们走。小李扯着父亲的衣角，给父亲使眼色。但父亲铁了心，非买不可。

    就这样你来我去，讲了半天，男人降到一百二，再也不肯少，父亲只得买了。父亲身上钱不够，小李付了三百多。

    父亲提了甲鱼，领着小李到了河边。儿子悄悄尾随着。

    父亲蹲下身子，把两只甲鱼放进了河里。

    小李惊呆了，儿子也惊呆了。

    父亲站起来，脸上的笑容一朵花似的开放着。父亲如此开心，在儿子的记忆里，只有他考上大学那一年有过。

    父亲转身、抬头，一眼就看到了儿子。父亲喊着儿子的小名，跑到了儿子身边。父亲搓着手，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着，说，你给的钱，都让我买甲鱼了，我没吃，全放生了，不怪我吧？父亲说完，掏出一个小本本，数了很久，又说，一共是，五十二只。

    小李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儿子不回答父亲的话，看着小李，阴着脸说，你小子能啊，你来干嘛？你别凶他，人家来看看我，也是一番好意。父亲说，他的事儿，我知道了，人家到新单位发展空间大些，也更有前途，你为啥不放人？一只甲鱼都知道救人，你一个大活人，难道你还不如一只甲鱼，硬把人家往绝路上逼？今儿个，这字你不签也得签。父亲指着小李，教训儿子。父亲还掏出一张纸，展开，要儿子签字。

    儿子沉思了一会儿，接过来，摊在手心，龙飞凤舞，写上了自己的大名。

    父亲看着儿子，嘿嘿地笑，脸上的笑容开得更灿烂了，比放生十只甲鱼还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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