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但是他生命的起点，往往也是他艺术旅程的归宿。

    一贾浩义他呀，过去我和他在一起好些年，当然熟悉他的。不过，让我想想，好像他和我说过的话，加起来也没有几句。

    我给他挂电话。我说贾浩义，你的画为什么都署名“老甲”？是老子天下第一还是你老穿着铠甲？啊哈哈哈哈。笑罢我说，十年不见我去看看你。

    1.三千废画竟是在此地谢世了

    我打开车门正要下车，我的白网球鞋却面对着一巷的烂泥地。我挪到车的另一头，打开挨着他家院墙的那个车门，这才有不至于溅起污水的土地。他家是个独门独院，一如他的独来独往。我想先去一下厕所。他说就在院子那角。房墙和院墙间，有一个可以走进一人的空间。又是泥地。所谓厕，竟是在泥地上挖的一个坑。

    坑里除丰富的肥料外，是画废了的满是大块墨的宣纸。他偏爱画大团焦墨的大画，人说他两张大画的墨有些画家或可用上一个月。他作画多砍杀，自嘲废画三干。这三干废画竟是在此地谢世了？

    厕所前后的土墙上，都挖了很大的方洞，或日窗。一边整衣裤一边可以通过方洞如看电视般看那泥街两头踽踽而行的路人。然而路人不也可以看到我吗？我急急钻出这泥厕，问他为什么搞得透明度这么大？不怕冷吗？他说凉惯了。到画院上班时就受不了那里的暖气。还有一句话我没说：你的画挺卖钱的，为什么不盖个卫生点的卫生间？

    一进他的大屋，就见一张三米长一一米半宽的大画桌，令我惊羡。如此庞然大桌上不了楼梯进不了电梯入不了单元房门。不过他家除了这张恨不得撑破四壁的大物，其他家具就颇具“文革”遗风了。“文革”时北京只有这一种衣柜：一面是木门，一面是遮一块草绿色布的玻璃门。不堪的年代流行这种不堪的颜色。一只小杂品柜，两扇门上刻着同一条毛主席语录：“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求实精神。”我不觉看看他身着的一身黑，我身着的一身蓝，我好像一脚又踏进了那个没有色彩的年代。

    十四时彩电上遮盖着一块80年代城里没人围的方头巾。妻的手艺？记得他是“文革”时成的家。他是大学生，出身富农，臭上加臭的，找个农家女或许还能安帽，戴到1979年这帽丢失在画院的传达室里，从此他头上干脆从简不戴帽了。妻想买张饭桌他说累赘。一家四口只在一张狭窄斑驳如果处理只能当劈柴的茶几上吃饭。同行说，常有外宾来，布置一间接待室吧。他说多余。

    2.小男孩一个人认认真真地撤尿，引了多少中外来宾认认真真地看他撤尿

    贾浩义小时候，他嫂子赶一毛驴车装着棒子送他到山顶的小学。棒子是他的伙食。学费由他给学校拾柴禾来顶替。然而他那两道立起的黑眉明白地写着他的自尊心。有一次老师没看见他，他误以为是老师不理他，立即愤愤然写下一个条子递给老师：你为什么不理人？

    孩子明亮敏感的眼睛，常常感觉着大块的黑色。学生们住一条黑黑的大土炕。晚上在一盏油灯下趴一圈做作业。后来他对我说起他小时用粉笔在墙上画满了画。我说粉笔是白的，墙也是白的，怎么能画上画？他说墙是黑的，他家他学校的墙都让油烟熏成黑色的。他们小学生夜里起床撒尿，要走到院子里，走进黑成一块的天地间。偶尔遇上两点亮光，那是狼在喝学校的泔水。夜，是简练的。墨黑是简练的。夏天他天天在河里、水坑里游泳，浑身晒得墨黑。从水里爬上岸来，一站如同一个小黑块儿。

    到他五十岁的时候，1988年在他的个人画展上出现了一一个奇特的场景。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里，一个如小黑块儿一样的小男孩，叉着腰挺着鼓鼓的肚子在撒尿。天上是一个硕大的太阳的印象。

    生长起小男孩的大地上，除了一根似不经意地划出的地平线，另外只有小男孩正撤出的一滴尿。地平线下有“人之初”三个小字。

    大太阳下有一枚小小的印章。除此，连老甲两个字都没有题上。题上似就破坏了画面的均衡，破坏了新生的小男孩和初升的太阳构成的和谐美。小男孩只用焦墨涂出，剪影一般。不画五官，没有浓淡。然而他一人认认真真地撒尿，却吸引了多少中外来宾认认真真地看他撒尿。

    这幅《人之初》被抢购了，贾浩义后来重复画了五十幅，却再也重复不出同样的效果。情绪是无法复制的，笔的运动和内在的韵律也是临不下来的。终究只有鲜见的艺术家的鲜见的时刻能达到人之初的心态。

    3.一个中国人赶着马群进了温哥华

    学校食堂开饭了，一犬缸饭由同学自己盛。身高只有一点三五米的初中生贾浩义，用他的话来说，“抢不上槽子”。少年时代饿出阿胃病，一直在提醒他吃饭问题的重要性。初中毕业前，他问老师若上美院附中，什么时候能学出来？老师说要八年。这八年，他哪来吃饭的钱？他得吃饭。考火车司机吧，真闯一气。他老家在河北遵化县，考中专得上唐山。当火车司机要铲煤，要力气，所以对考生的体重有要求。他自知差两斤。他吃下两根大青瓜，净重三斤。这总够体重了。夏天的烈日下他一口气跑到招生处，一称，怎么一斤没长？对了，两根大青瓜变成水变成夏日的汗变成蒸发的气体变成烈日下瞬间的水分。总之，当他一路跑的时候，两条大青瓜已经完成了从固体到液体到气体的物质不灭的全过程。他坐下来，整个人陷了下去。怎么的？他惊吓得跳了起来。再摸摸刚才他的椅子，软的？椅子怎么是软的？这里有电灯。一拉，嗨，灯泡亮了，墙都白亮白亮的。这就是科学？当时流行学遍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吃饭经。考北京的机械学校吧。中专，吃饭不要钱。

    1955年他考到了北京。北京使他震惊的就不是电灯了，而是书店，是画展，是列宾，是苏里柯夫。到二年级时他要求退学！我想学画。老师不同意。后来，中专毕业考试已经考完两三门了，考完就毕业了，就当技术员了，贾浩义怎么又提出退学？放着的技术员不当要退学？是的，正因为快毕业了，正因为他怕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去，他必须趁着还未毕业匆匆退学，再不退就来不及了。他在工厂实习过，天天站在机床旁，天天看着同一的机床和同样的零件。不，相比之下，当农民多好！天空、土地和牛马。如果不能学画，他就当农民。但是机械学校不允许退学，除非病退。行啊，他正好有胃病。

    他到派出所迁户口，迁回农村。派出所说你的北京户口迁出可就迁不回来了啊。他说迁。

    这时候的贾浩义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迟到，人生不是为了吃饭，人生为了追求可以不要饭碗。他到家背起粪筐揣上速写本，在村里转一圈，捡一筐粪，画一叠速写。多好。第二年艺术院校招考时，他从遵化骑车三百多里地赶到北京，报考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他带了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把铅笔刀。一看别的考生，都带着成把削光的铅笔，从1B到6B的，从1S到6S的。还有水彩盒，还有很多是美院附中的毕业生。完了，他想。录取的初榜公布时，他也去看，虽然自知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个名字看下来，自然没有他。其实，不看也知道不会有他。只是还不想就这么离去，还是站在榜前看着。看什么呢？看他自己。贾浩义。贾浩义这三个字不就是他吗？怎么回事？刚才怎么没看见？

    还要复试。他在中专学机械，没有上过高中文学课。要考作文。他想了一个自以为很有意思的故事。越写越觉有意思，越写越收不住闸。问监考老师再要一张纸，还是收不住。又要一张纸。现在不是他在写作文，是文章自己在写下去了。故事还在发展，他还得要纸，如此要了七八张纸直到打铃，他正好划上最后一个句号。

    他想不到从他考上美术系后，他的人生好比都是逗号，再打不上句号了。他如同一个高原跋涉的旅人，苍茫而孤独。1982年一个中国人赶着马群进了温哥华。可是这人，这马，在中国又好像没见过。变了法变了形然而比泼墨更恣肆比写真的更具生命感。在温哥华的北京画院的画展上，加拿大人争购这幅《高原行旅》。争购者一个个认真得像工笔，激动得如泼墨。最后只好来个复杂问题简单解决：抓阄。

    这种更重意象的大写意变法，在1982年还未为国内很多人接受。温哥华对《高原行旅》的热情“引进”国内后，当年的中日联展上又展出一幅八尺宽四尺高的《回来》。地平线上是大群滚动的牦牛，翻卷的尘埃如云似潮。猛一看，像是一幅大山水画；再一看，才是淹没地平线的黑压压的牦牛群。一个牧民在喊牛群回来，但牛群一如奔涌的潮流向前翻腾。潮流是喊不回来的，历史不再回来。所以画名：《回来》。贾浩义中专毕业前退学回到农村，也不是为了“回来”，而是为了发展。70年代末他调入北京画院后，再不顾自己的画像作坊里生产出来的那样，落入技法的窠臼。有了技法之后，进而追求想法。画得很美，画得大家都想买，然而美之外还有什么内涵？他又不想多卖画。够买笔墨宣纸，够吃饭，行了。没有新的追求就再画不下去。他往大西北跑。1979年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想法，只是有一种解放的需求。大西北，藏民大袍的飘拂，牦牛群的铺天盖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老甲。老甲在大草原大荒漠里，就再不是甲天下的甲了。古来生个男儿喜称添丁。他在大西北的天地间才明白人其实只是一丁点儿。在繁华的城市，到处可见人对世界的主宰。但是在荒漠，人震慑于大自然的威势，一个人，便如一根草般被大自然漠视。西北的风，荡涤着个人的得失忧患。是的，他属于大西北。大西北是属于他的。小巧玲珑的南方，美丽纤秀的南方姑娘，一点激不起他的画兴。他风魔般地往西北跑。他在大西北又感动于人的征服力。他看牧民们狂饮马奶酒，看醉汉们打架。他问主人为什么打客人。主人说：他骂我妈妈。喝了马奶酒的汉子们骑上马卖马去了。有时马把卖马的人摔倒在地，拖上一段。套马的汉子爬起来又翻上一匹马，继续挥起套马杆。或许当年他就是用这股劲头套上美术系的，或许现在他就是用这根套马杆在套他的一个又一个追求。

    4.从它不拔的行走中，感受到的是不妥协不放弃因而就具有的撞击力

    贾浩义考上美术系后，一学期过去了，老师说：我怎么没听贾浩义说过一句话？

    贾浩义不感觉自己不说话，他只感觉自己每天都有进步，每天忙着往脑子里装东西，每天要设计下一步。1959年开始粮食定量。同学们不够吃，午睡复浮肿。贾浩义从小饿惯了，一份别人不够吃的定量，于他是够了。定时定量，大米白面，他的胃病都开始好了。中午都精神头十足，正好读书。于是受到批评：有的人，该睡的时候不睡。是的，众人皆睡你不睡，不就是与众不同不合群不随和不关心集体不问政治，总之，不红。而他觉得认为他白专的一位团干部，一定是非常革命的。然而60年代初这位非常革命的干部小声问他有没有画要卖。那时根本没有卖画的观念，本来就不爱说话的贾浩义，一时反应不过来更说不出话来也不愿再与他说什么话了。还有一位共青团干部，也是白专学生贾浩义心目中至少很端正了红专关系的，至少红是绝无问题的。1988年贾浩义举办个人画展时，他正坐在一条椅子上休息，觉得有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坐到他的身旁。大肚子、酒糟鼻。是他？可原先没有这鼻这肚，原先挺精神的，讲红专，讲革命。后来，据说老灌酒，鼻子也变样了，肚子也变样了，人也变形了，婚也不结了。如果贾浩义认不出他，他或许认为是不愿认他不屑认他，那他就只是如同路人般坐在一一旁。然而贾浩义到底辨认出了学生时代的他。或许是那个时代扭曲了他。如果他当年多用自己的头脑来支配自己的言行，又何至于变形至此？

    贾浩义不无感情地望着自己的同窗。在六七十年代，人能主宰自己吗？他1961年毕业时意外地“吃香”了，留校了。因为陈毅同志那时有个讲话，“专”又得到正名。仅仅一年后，政策又有变化，学校向前来要人的朝阳区文化馆逐个介绍精简对象。贾浩义，这人别的都行，就是白专。文化馆的来者后来私下里告诉贾浩义，他一听白专二字，即说：我们就要这个人。

    “这个人”无非对自己是忠诚的，对艺术是忠诚的。他清楚每个人的感觉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如同别人都午睡他一点不想午睡。所以他的画就不是大家能看到的，而只是他自己感觉到的那种浓缩的、内在的精神，那种挥洒又凝重的撞击力。一只牦牛，笨重而迟钝。然而贾浩义从它一步一步的不拔的行走中，感受到一种不妥协、不放弃因而就具有的撞击力。牦牛好似从宽银幕立体电影的银幕上向我们走来，我们感受到了它的沉重的脚步，听到了它的粗重的喘息，然而事实上又并没有看清它的细部也没想到要去辨认它的细部。大块的焦墨——而不是浓淡墨，实现了、提炼了贾浩义对牦牛的独特的感受。这只是贾浩义眼巾的牦牛。“共性部分，由大家想像。”他说。《乙丑年》这幅牦牛，没画眼睛，没画筋骨。你不会觉得怎么没眼睛，你只在牦牛的脚步声中，在阳刚粗放的力的冲撞下，觉得振奋而感动，然后体味着这黑色的韵律，感受着一种突破了已有均衡后的新的均衡。

    5.马的形体充满了悲剧感，这是对真善美的毁灭的记录

    文化馆的领导对贾浩义说，文化馆是良心工作，想干就有活干。贾浩义为业余画者办国画班、素描班。这份良心工作倒是使他这个心口一致的人很多地说话了。一年后北京市“四清”开始，朝阳区金盏公社是市里的试点。文化馆派很有良心的美术干部贾浩义下乡一边调查一边画阶级教育的村史。他吃百家饭。说是百家饭，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棒子面窝头。然而这么重要的事，是更要凭良心来做的。他每每画到凌晨，一夜夜的再没什么窝头吃了。有一次晕倒在厕所的泥地上，大夫说你睡一天觉吧。睡了一天，是好了。不过从此身体伤了根儿似的，常有小病了。三个月后，一百二十六幅阶级教育的连环画全部完成，连环画的词儿也是贾浩义的手笔。他收集的材料，自然他清楚村里的阶级斗争史。这是中国第一本村史，很受市里重视。这一百二十六幅画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后装印成书。然而书还未及出笼，书中的英雄变狗熊——原来村里向贾浩义反映的材料是假的！是整个儿编造出来的。二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不是英雄也不是狗熊，你斗我我斗你来回栽就是了。1963年的贾浩义是活得极认真的。这种今天对明天错反过来有问题掉过去又打错了自杀了的斗争，这是什么事儿呀！

    如此“四清”来“四清”去，贾浩义强化了一个想法——一切从事实出发。他从不愿支使别人，也再不想被别人支使。直至“文革”开始有人说他是修正主义苗子。他再也不会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了：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工作、工作。大家参加这派那派，贾浩义。你为什么不造反？不，他是无党无派，哪派也不想参加。人说这小子早熟。他说不过是想凭事实办事，斗来斗去干什么？譬如这位老C，你们说他是叛徒，根据呢？来吧，老C，一起拉个二胡：《北京有个金太阳》。说是叛徒就是了？没有证据的全是扯淡！我只认——真的。

    世上很多事，本来极明白的。真实的也是最明了。不明了的时候，那里边不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便是真作假时假亦真。贾浩义上初中时，他的老师不知怎么那么爱他，监考走过他身边时，还要拍拍他的头：几岁了你？给他写评语时恨不得把夸学生的词儿全塞上去。但是开始了三反五反打“老虎”，让学生反老师的官僚主义。老师，官僚主义？最大的老师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校长支持教贾浩义的那位老师，就是大官僚主义支持小官僚主义？贾浩义画了一幅漫画，画校长用一根橡皮管子给老师打气。几年后他开始明白那不明白的事。他打听这位老师的下落，打听了又打听。遵化县的一位美术老师告诉他，那位老师后来被打成了右派，妻子与“右派”从法律上划清了界线，他病了，死了。

    没有寻找到老师，找到的是一个道理：只认真的。及至经过“四清”开始“文革”后，他一不造反，二不申请入党了。然而他长年蹲在农村，生活习惯都和农民一般。到70年代中期还少不了要发展这位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入党。他说他现在不够格了。过去够，认为共产主义就要来到。过去百分之一百的够。后来只有百分之八十。后来只有百分之五十。后来，不够了就不入了。从“四清”到“文革”，今天红的明天黑，黑黑红红红红黑，红红黑黑黑黑红，到底哪个是真？到底该认哪个？197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要恢复工作了，请贾浩义画浩然的小说《艳阳天》的连环画。贾浩义构思了一下，小说一本画一百二十来幅，正好画六本。他住在平房公社认真地画起来，那认真劲也不会亚于他在金盏公社画村史。不过，认真画的同时又有个“不认真”的想法！如果浩然一倒，他画半天就都白费劲了。《艳阳天》连环画一本一本地出版了。第五本快出第六本那一百二十幅的画稿已经勾完的时候，浩然“倒了”。连环画《艳阳天》随之夭折。等到人们明白倒了的是“四人帮”而不是浩然，浩然就是浩然，过去是浩然现在也是浩然的时候，孩子们热衷的连环画又不是《艳阳天》而是《变形金刚》了。

    贾浩义住农村画《艳阳天》的时候，有一天，听到院子里咚咚咚的声音大作，走出去一看，农民们拉来一匹大瞎马，正要宰。马的臀部有号。这不是军马吗？怎么拉到这儿来了？贾浩义问。他自小牧马。个子小，只能挑最小的马驹骑。还是够不着，他站在大石头上，好容易骑上马驹。谁知越小的马驹越不让人骑。驮着他故意来回钻树丛，非把他甩下不可。终于把比小马驹更小的贾浩义甩下厂。这一甩，甩出了马的聪明、潇洒。后来他更领略了马的忠勇和牺牲精神。如今突然见人要宰马，而且是宰军马，自然要问个明白。农人说这马是立过功的。当年是一位连长骑的。连长中弹倒下了，不知是死是伤。这匹马把连长从战场上叼起，一路冲了出去。所以它的双眼被子弹还是炮弹皮打瞎。部队支农时，为了卸包袱，把这匹已经老了有心脏病了的军马送给村里拉车。马拉着车心脏病就发了，趴下了。农民即给部队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对方说，你们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意思是明白的：你们吃马肉吧。

    贾浩义看这匹马，粗腿，大骨胳，当年是匹多好的马！农人在一旁又说了，马趴下后他们怎么拉也拉不起，这次一拉，马腾一下就起来了，绑到马桩上再想把它撂倒，几个人无论如何也撂不倒它。马是什么都明白的啊！农人举起大锤要砸死它，又下不了手。

    说一声：马，不要怨我，你活着也是受苦。一帮农人砸下了好几大锤。

    想到“文革”中被砸死的生命、被砸死的生机，想到被砸死的有价值的、美好的一切，那匹马的悲剧，不就是“文革”那个时代的写照吗？80年代中，贾浩义画了一幅《功臣》——一匹迟暮的老马。看得出马内在的精神是苍劲有力的，然而一溜马鬃低垂着，马的形体充满了悲剧感。这是对悲剧年代的记录，是对真善美的毁灭是我记录。

    6.“还要舍。”他说

    从大团焦墨的《功臣》，我再看看穿一身黑的贾浩义，说不清楚地觉得他身上颇有些“马性”。他那独门独院的“马棚”，他和小工一起前后盖过四次。我不懂盖房，搞不清他是怎么盖了一间半土房，又接了两间厢房，一间旧房烂了又翻盖，又要砌院墙。1986年一位年轻人慕名而来，走到院子门口，看见蹲着几个砌墙的小工。他问其中一个拄着一把铁锹的光脊梁黑汉子：请问贾浩义老师在这儿住吗？这位蹲着的光脊梁说：这儿呢！

    贾浩义上大学读书时，暑假就在学校当小工盖楼，挣点自给未必自足的钱。如今他砌墙都不用挂线。就是盖房得在春季，而春季又是画画最好的季节。前后用过四个春季的时间来盖房，把作画最好的时间用来和泥砌砖，和着他的工资他的汗水他的艺术生命！

    本来，他说话，他这个“老山沟”能到北京画院，知足了。画还能卖俩钱，生活也改善了。除了想画好画，生活的其他组成部分都想尽量删节。譬如享受和发财。删节到记者要采访他，他说已经有人写过了。记者说譬如画马，还不是人家画人家的，你画你的；别人写过了，我再写我的么。

    贾浩义甚至不想将来一定要怎样怎样。他以为这种想法本身也是功利的绳索，也属于要删节之列。最难删节的，是这儿叫他参加笔会那儿叫他参加画展；这儿跟你要画，还那儿又来人聊聊。总有一些却之不恭的。尤其是业余绘画爱好者，尤其是他过去在文化馆教过的学生，是最受欢迎的常客。然而他需要时间思考。他实在不想零零星星地画。他得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妥协，不放弃，带着他自身的冲撞力。要不心里发慌。应该说，他的身体还算好的。或许因为他删节又删节的生活，脑子简约些。但是毕竟五十岁出头了，想开两个夜车白天就糊涂。

    白天时间不够，梦里接着思考。梦里浮现的构图，常常是最大胆、最不拘一格的。有时候他梦见一幅好画面，自己就提醒自己：

    可别是梦啊。要记住，要记住。好了，即使是梦，也记住了。然而醒来却再回忆不起来。

    如果画写实的人物花鸟，他本无须苦思冥想，而且很卖钱。但是拿起笔就能画的，他就提不起画兴了。如何写意、神似，如何将复杂的提炼、简约到不能再删一点？你删到不能再删，却能激起观众的叫你想都想不到的联想。观众能使一幅画得不能再简约的画丰富到不能再丰富。

    有一年，他由宁波坐船到舟山。中途起风，白浪滔天。海浪拨弄着船只，叫你倾斜，叫你颠簸，叫你险象丛生。后来他一直想画这个场景。画浪？画漩涡？画要沉的船？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有入画过。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只能让人看到：这艘船要沉了。他终于画出一幅6.7×6.7的《孤帆》。画面偏左下方，有一笔勾出的船帆顶部，倾斜的。帆的右上方，有一个小黑点一般的小鸟。画面左上角有一小方自然比帆更小的印章。一帆一鸟一章，这个“三点式”构成一种力的均衡。再加任何一笔都会破坏这种均衡。这一方白纸上的一帆一鸟，随你想到这倾斜的船是在浪里行还是在雾中航？

    人在这白茫茫不可测的世界里，弄不好就会翻船。船翻了，或许小鸟知道。小鸟心焦，但是它无力救你。人生一旦沉沦，别人救你就难了。世界苍苍茫茫，一个人沉沦了，一只船沉没了。就被浪啊雾啊遮掩了，世界依然苍苍茫茫。

    简约而丰富，空灵而有力度，变形而真实，有气势而又深沉。

    然而他每看自己前一段的画，又觉不满了。“这是好现象。”他说，“但不能老是好现象——老没好作品。”

    他说他想法太多实现太少。他想用牛马开路，然后在山水、人物上也有“我的语汇”。“也许我野心大。也许我一辈子也画不出来。”他说。

    所以，需要再删节生活，要以更大的决心走寂寞之道。“还要舍。”他说。

    7.他黑黝黝地站那儿，像一团浓墨，像《人之初》那个站在地平线上的小男孩

    1972年贾浩义带了十几名业余画者在延庆县的山村里写生。说好8月31日一定要回文化馆的。贾浩义画了十几天，也舍不得离开这山这水。挨到30日早上才离村。每人背起行李匆匆上了山，给一一位老乡十斤粮票请他带路。上山时没道，愣爬。而后看见两条隐隐的小路，一条往下，一条通往山梁。贾浩义这个老山沟知道，顺着山梁走，站得高，一般能找到路。但是老乡说应走往下的那条道。大家自然相信用十斤粮票请来的当地老乡。往下走没多久，就没道了。人站在大山涧里，两边是大峭壁。老乡已经告辞了。哥们儿一行在山涧里转了两三小时也出不去。西边，雷声隆隆滚动着向这边席卷而来。一旦下暴雨，山洪下来哥们儿几个就水葬了。雷声推进到他们头顶上，放空炮似的猛吓唬这些莽汉。戏弄个够后终于没有倒下雨来。这一行莽画家一直走到晚上才到一个村子边。一个开店的姑娘向他们招手：住下吧。他们一行中最勇敢的小伙子也说：住下吧。前边还有四十里山路，怎么走？贾浩义说，必须连夜爬完这四十里山路，否则明天怎么如期赶到城里？夜间的山上，月亮浮出云层的时候，如玉树琼瑶；月亮潜进云海的时候，却如黑洞一般。疹得慌。每个人的嘴都疹得顿住了，每个人的眼睛都在活动。怕野兽，也怕坏人。零点光景月亮又出现了，一行十几人蹦叫起来，用叫喊一吐刚才的压抑。这叫声赢得砰砰砰几枪朝他们打来。子弹在他们身边飞过。有没有撂倒的？都活着呢。

    总是民兵打的枪，不知这边半夜间出了什么事呢。此时贾浩义的惊喜已完全驱走了劳累和恐惧——月亮在他脚下呢。他第一次看到月亮在自己脚下的景观。他这个“马性”画家用自己的“蹄子”敲开了夜景不易启开的一扇门。启开那黑洞洞的大门，在黑黝黝的老甲脚下，景是白的云和白的月。这大黑大白，原是世界的两极。

    贾浩义把墨韵层次转化为墨块形体，以单纯的画墨意识画他净化了凝练了的对世界的感受。自然这是危险的，冒险的，弄不好失掉了水墨宣纸的特殊韵致。但是大黑大白的极端的撞击，很能突现生的气势和生命意识。一幅两米宽、一点七米高的《巴特尔》，画面上一匹飞驰的马，马的四蹄只是四笔如草书一般大小不等的黑点，全与马身断开的。飞起的马尾也是与马身断开的。虽是没骨画，虽然不勾边，然而马的飞动感跃然纸上。马身上又跃起一汉予，挥起一套杆正在套马。他的上身也只是草书般三笔浓墨：一笔是左胳臂，一笔是背，一笔是右胳臂。结构、力量、意韵、气势，都强化地融进一笔。然而这位巴特尔套住了多少中外观众的眼神！

    贾浩义的作品已经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展出、收藏了。但是他如同站在一个过去和现在、意象和抽象、癫狂和童真的立体交叉点上，他像一个躁动的孩童似的站立不安。他希求他的绘画意识更加单纯。“童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但是他生命的起点，往往也是他的艺术旅程的归宿。”

    他说。倔着劲儿，黑黝黝地站那儿，像一团浓墨，像他画的《人之初》那个站在地平线上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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