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冷战后的国际战略格局与欧洲形势
冷战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和欧洲的安全环境。美国霸权得到巩固和强化，法国的相对实力和地位进一步下降。但法国并没有选择“搭便车”（Bandwagoning）政策，或成为“内向型”的“后现代国家”，在以大国地位为指归的法兰西战略文化影响下，法国依然高度关注传统安全领域的诸项重大问题，同时热心于非传统安全领域新的国际议程。
首先，从全球战略格局层面来说，雅尔塔之后确立的两极世界格局崩溃，美国“一超”独大局面形成。欧洲原有的东西战略对峙局面结束，苏联、南斯拉夫先后解体，在欧洲东部、欧亚大陆腹地新出现了众多的小国。宗教极端思想和民族独立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填补苏联势力退出形成的真空。冷战期间“夹缝中求生存”环境的改善使法国开始重新定位自己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一方面，华约解散、俄罗斯实力陡降，冷战期间主要来自东方苏联集团的军事威胁似乎一夜间消失，“法兰西共和国不再面临来自其领土附近的军事威胁，这在我们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79]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一员，法国当然也为“赢得冷战”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国际格局新态势让法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冷战期间，法国拒绝完全听命于美国，周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为自己在国际上赢得了尊重与喝彩，同时也得以“持二等船票坐头等舱”，在世界上保持了大国地位。[180]苏联解体使得法国在战略上失去了抗衡美国、遏制德国的重要力量；德国统一则使得法国需要再次面对这个人口总数和面积都比自己大的宿敌。冷战后法国面临着颇为不利的欧洲和全球均势格局。
其次，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巴尔干半岛等区域性冲突的爆发，使欧洲国家并没有泰然享受冷战后的平静。频繁爆发的地区冲突导致的大规模难民流动、环境的恶化以及前南地区“种族屠杀”所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给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忧虑。苏联解体后，与其毗连的东欧地区并未呈现出稳定的态势，被冷战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不断显现出来。例如1991年南斯拉夫各共和国掀起的“独立”狂潮以及由此衍生的大规模伤亡惨重的武装冲突，给欧洲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虽然这些并未触及法国的根本利益，但是对法国的战略利益已经构成了巨大威胁。[181]
再次，冷战后，德国统一、美德迅速接近，更进一步强化了法国的“不安全感”。“由于法国所处的‘恶劣与尴尬’的地理位置，几世纪以来法国力图成为世界大国的最重要阻碍之一就是来自德国的威胁。”[182]作为历史上的宿敌，德国国家实力的迅速膨胀与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无可避免地使法国心理上再次陷入某种历史性的恐惧之中。德国统一前夜，法国领导人发出警告，（德国）应该考虑彼此之间的协议，考虑到未来欧洲的安全及力量的平衡。起初，法国一直暗地里借助各种国际力量阻止德国统一的实现，在认识到这一进程无法阻止之后，法国的“恐德症”则通过其他种种方式，比如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限制德国权力等方式表现出来。基辛格曾经指出“德国的过于强大，使冷战后的欧洲体系已经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德国与其他欧洲伙伴之间保持平衡”。撒切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也曾经透露，当德国重新统一势在必然时，她曾与密特朗私下秘密会晤，分析德国统一给欧洲带来的影响，认为“英法两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危机时刻再次到来了，两国应该举行外交和军事联合磋商，以对付德国可能带来的威胁”。同时，美国为了谋求巩固和维持其全球战略霸权，维护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故意抬高德国在美国对欧洲外交中的地位。1994年克林顿总统曾经明确表示德国是美国的“决定性盟友”。之后，德国在联合国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等一系列“全球化新思路”外交政策的转变，使得法国更加担心其彻底丧失对德政治和战略优势。
最后，冷战后，由于非洲大陆巨大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储藏，以及蕴含着无限潜力的开发前景，非洲的战略重要性越来越受到美国的关注和重视。历史上的法国曾经将维护庞大的非洲殖民体系作为重要的国家目标。戴高乐曾经说过：“与走向文明化的海外领地联结在一起，法国是一个强国；没有这些领地，法国就可能不再是一个强国。”[183]冷战结束后，法国仍然与这些非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从外交、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合作与建立“特权”来获取巨大的利益。其手段包括：在国际上以“非洲代言人”的形象出现；进行军事合作或者提供军事支持；在对外贸易与金融政策方面与这些国家进行协调；在教育、文化领域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与控制；或者在政治手段无效的情况下，对地理位置重要或者资源丰富的国家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目前非洲的独立国家当中，法国与其中至少30个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非殖民化浪潮并没有完全消除非洲作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与法国之间的联络。通过文化软实力、经济贸易等多种控制手段，法国依然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左右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冷战结束后，资本扩张的本性使美国将其战略关注点越来越多地投向资源丰富、原始形态浓厚的非洲大陆，这不可避免地与法国原先在这里建立起来的势力范围发生冲突。
上述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形势的改变使冷战结束后的法国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从密特朗执政后期到希拉克、萨科齐主政时代，从维护法国大国地位、推动世界多极化出发，法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对欧洲一体化的高度倚重、对美国和北约政策的灵活务实和对法语非洲地区的进一步投入等各个方面。
第二节 均势理念与冷战后法国欧洲一体化战略
法国是欧盟的创始会员国，自认也被公认为欧盟“发动机和领跑者”，欧洲一体化政策是法国冷战后对外战略的核心和首要内容。法国对欧盟政策的发展变化，深深受到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影响，欧盟也同时影响着法兰西战略文化的演进与发展。冷战后，实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所规定的目标，将欧盟建设成为由法国主导并能够抗衡美国的世界一极，由此实现世界多极化，建立对法有利的全球新均势，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是法国的长远战略目标。
一 欧洲联盟（欧共体）建设：缘起与历程
冷战后，苏联解体、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东扩打破了欧洲国家一贯的均势安全模式。欧洲不再是昔日一分为二的东西对峙的欧洲，而是在全球战略新格局中力求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平等地成为世界一极的欧洲。对于作为欧盟“领跑者”、渴望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法国来说，从可预见的国际格局发展趋势看，争取在现有国际机制内部摆脱机制不平等、防止全球治理机制单方面朝向以美国为主导的发展、避免出现美国长期霸权，是实现均势安全保障的最优选择，这个最优选择也只能是加强欧盟。
法国作为莫内所称的“历史性大国”，在欧盟的发起和建设中发挥着“核心和发动机”的作用。面临美洲和大西洋，背靠整个欧亚大陆，天然地缘优势使法国一直自认为肩负着“核心欧洲”的重要历史使命。然而，几世纪以来法国为寻求海陆双重利益或全球霸权而进行的长期征战与殖民扩张并没有帮助实现其霸权野心，反而消耗了国家的实力与威信。法兰西战略文化中对“法国神圣伟大”的信念和理想，法国人发自内心的那种“对人类的责任感”，都在敦促着法国政治家们、思想家们另辟蹊径，追求法兰西的光荣与梦想。权衡利弊之后的法国在二战后开始侧重于依托欧洲联合的力量而非单独行动来实现“法兰西神圣”。
欧洲一体化的形成、发展一直深受法兰西传统文化的影响。早在1849年，法国大文豪雨果就大胆而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设想。1900年6月，法国政治科学自由学派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欧洲联合问题。[184]法国等西欧大国希望建立一个可以将欧洲各国纳入其发展轨道的联盟，这一想法最早能够追溯到启蒙时代，[185]然而，更具体的缘起还是在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会议，并于1932年作为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的创意由法国政府提交国联。自此，20世纪上半叶泛欧主义思潮的弥漫伴随着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带给人们的反思，逐步带动了欧洲联合思想的产生。早期学者和政治家们的想法是：欧洲联合的终极目标即便不是理想中的乌托邦，也应该成为保障欧洲和平与繁荣的某种机制。二战后，出于将法国与欧洲的安全捆绑起来的想法，欧洲联合的早期理念被投入实践。1951年成立的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便是这一实践的最初产物。二战结束后不久，冷战的序幕随即拉开，由于德国在东西方对抗中的特殊地位，美、法、英三国于1949年与西德方面签订了《彼得斯伯格协议》，停止了对西德工业设备的拆迁补偿，放松对西德工业生产方面的限制，并逐步将其吸纳加入到西方阵营的伙伴国战略中。美国从其自身的对苏冷战战略出发选择了重新武装德国，这就迫使法国政府作出选择：若是继续在惩罚德国问题上保持强硬，势必会与美国的战略发生冲突，这不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若是任凭美国扶植西德，德国的复兴又会使法国人感到不安，与其如此，法国干脆放下包袱，主动参与掌控德国复兴的过程。于是，1950年让—莫内向当时的法国外长、人民党人罗贝尔—舒曼提交了一个文件，文件中突破性地提议将法德两国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机构的管理之下，并对西欧其他国家开放。莫内的计划对法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措施，因为德国在军事上凡有所动作势必反映在煤钢的产量中，这样“两国中任何一国都能察觉到重整军备的初步迹象，这将对法国起到极大的安定人心的效果”。1950年5月9日，时任法国外长的舒曼代表法国政府正式声明，建议把法德的煤钢工业置于一个更高权力机构的管理之下，并对其他西欧国家开放。于是，《欧洲煤钢联营条约》于1951年4月18日由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外长在巴黎签订。1952年7月，《煤钢共同体条约》的生效标志着欧洲联合的序幕已经正式拉开，它承认了联邦德国作为平等合作者参与欧洲联合，为两国和解以及西欧建设奠定了基础；“舒曼计划”的纲领则成为法国设计与领跑欧洲一体化的开端，这一进程的主导性精神引领了之后半个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随着西欧经济联合的逐步深入，从煤钢联营、原子能联营逐渐发展而来的欧共体实力越来越强，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西欧作为西方世界与美、日鼎足而立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的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巩固起来。法国的基本构想是：在经济一体化实施到一定阶段时，筹划“欧洲政治联盟”，使其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此后，再在西欧联盟[186]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军事一体化进程。法国人所设计的西欧联合犹如三级跳远：第一步是经济一体化，第二步是政治一体化，第三步是军事一体化。1985年4月，为了应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法国政府提出欧洲高技术研究合作计划，即“尤里卡计划”，主张尽快建立一个“技术欧洲”，以便欧洲各国掌握各种尖端技术。法国还积极推动欧洲航天研究，提出“有必要将欧洲的独立自主和竞争能力扩展到空间活动的所有领域”。[187]
二 冷战后欧洲形势的发展及其对法国的影响
后冷战时代的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开始打破冷战时期所形成的政治禁忌，在自己的外交决策和外交思维中从德国国家利益视角来思考和讨论问题。德国相对实力不断提升，角色意识随着实力的增加不断增强。冷战时期，德国致力于强化德美联盟主要是应对来自苏联的强大军事压力，同时完成二战后的经济重建、恢复主权完整等现实利益方面的刚性需求。冷战的结束使德国对外战略不得不采取适应性调整。平衡外交和多极化外交是德国的首选，与欧洲国家和美国同时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德国的外交方向。历史教训让德国不愿再与“法国宿敌”结怨，而两国领导人的共识更是推动德法关系前进的动力。但是德国在后冷战时代不再一味地为了推动欧洲一体化而迁就迎合法国的利益，而是在对法及欧洲政策方面开始更多地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1994年9月1日，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发表了一份关于“核心欧洲”的德舒伯尔—拉尔莫文件，被称为“统一后的德国手册”，公开大胆地宣示自己的欧洲一体化政策主张，德国对共同体预算的贡献也不再被仅仅视为为欧洲一体化的神圣事业而做出“牺牲”。已经完成统一和拥有完整主权的德国人声称要“创立一个符合德国人利益的欧洲”，“不能也不会用自己的支票来解决欧洲的问题”。德国的统一意味着法国在欧洲的领导权面临着强烈的竞争。
欧洲的发展与分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东欧国家在失去了苏联依靠之后，急迫需要找到新的政治、经济、安全和价值支柱。德国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极力主张欧盟先东扩、再继续深化发展。但是密特朗政府却认为这样会进一步使欧盟内部实力向德国倾斜，背离“法国的欧盟”目标，主张先深化欧盟机制发展再东扩，从而错失了冷战刚结束时向东发展、扩张实力的机会。第一次海湾战争让法国的政治家们清楚地认识到，涉及石油资源等重大战略利益的冲突发生在欧洲以外而且属于常规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大，而法国在这两种情况下作出反应的能力都仍然很弱。同时，一体化不断发展，欧洲联合过程中“超国家”的特性越发显示出来。经济领域的单一市场、货币金融、预算和共同农业政策等，政治防务领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司法内政方面的合作都越来越多地发展到需要欧洲国家让渡许多主权国家管理国家事务、行使国家的权力。[188]因此，一直反对主权让渡的法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面对两难选择：是坚持在主权国家基础上开展合作，还是改变路线推动欧洲联合。“9 ·11”事件爆发后，国际安全重心发生转移，大规模传统战争的可能性降低，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进一步加强，作为法国实力基础的独立核力量逐渐贬值，法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再次下降。欧洲因为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所持态度不一，内部分裂成为新欧洲和老欧洲两派，戴高乐主义能否继续作为欧盟统一对外政策的基础面临严峻挑战。
法国国内连年经济疲软，社会政治问题丛生。从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衰退日趋严重，高失业率、高预算赤字，导致1995年底法国发生了社会危机。调整左翼意识形态和为国内经济需求而衍生出的法国式的“人权外交”、纠正法国对亚非政策的失误刻不容缓，为法国经济振兴寻求新的市场和机遇更是迫在眉睫。90年代以后，法国经济发展缓慢，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经济的不景气为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在1992年法国地区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获得了13.9%的选票。同时，民族分裂势力也构成对法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尤其是打着民族解放旗帜的科西嘉民族分裂组织的活动。进入90年代，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1996年科西嘉岛平均每天发生两起爆炸案，其中仅在1996年1月8日一夜之间，就发生了26起爆炸案。综合国内经济、政治、安全利益的需要，法国需要寻找一种合适的方法来缓解国内危机。而欧盟的一体化模式以及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的价值观具有巨大吸引力。欧盟的民事、军事制度及其制定的国际标准，是欧盟实力的来源。欧盟通过在共同价值观与和平基础上建立有共同身份认同的政治实体来应对全球化挑战，已经并将继续在国际新机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此看来，在欧盟体制内部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成为法国的最优化选择。
朱锋教授认为，“西欧安全共同体模式来自于二战后欧洲的历史进程，来源于欧洲发达的区域一体化牵引和以欧盟为代表的高度制度化的合作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大西洋两岸的军事同盟、欧洲各个个体国家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区域内国家关系中的去民族主义情绪都为欧洲建立这样的制度化的安全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欧洲各国处理得较为彻底的历史问题更是让欧洲国家已经不再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189]法国在欧盟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和领跑、与邻国关系的去民族主义情绪和果断甩掉历史包袱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欧洲各国创立了榜样，也从而正确地选择了走向大国目标的起飞路径。
三 冷战后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政府的欧洲政策：传承与调整
冷战后历届法国政府的欧洲战略与戴高乐主义一脉相承，是戴高乐主义的时代性发展。戴高乐主义依托的是欧洲联合的力量，希望法国能够在欧盟起到主导作用，从而建立一个“法国的欧洲”。戴高乐的宏图不是把法国从大西洋联盟中拉出来，而是要在大西洋联盟中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戴高乐与德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非常注重拉拢德国，从而实现他的欧洲设想，也就是建立一个“大欧洲”或者泛欧联盟。在东西方冷战和德国分裂的时代背景下，戴高乐的均势战略有两重目标：第一，在全球范围内，期望以法国为主导的西欧国家经济政治联盟——欧共体在美苏之间充当“制衡者”的角色，同时发展与中国等第三世界的关系，目标是以均势制衡美苏两极霸权；第二，在欧洲范围内，用欧洲经济一体化拴住德国，同时发展与西北欧、南欧、东欧各国的双边联盟，目标是以均势制衡德国，突出法国的核心地位。冷战后，戴高乐的这种思想对法国极力推动的国际格局多极化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全球范围看，苏联解体后，如果欧共体（欧盟）能迅速填补苏联撤退后的东欧战略真空，实现戴高乐所提倡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就能够平衡美国在世界上的“单极霸权”及其为所欲为的影响力。从欧洲角度看，法国必须着力于继续“捆绑”法德联盟，进军东欧，同时加强与英国、意大利等的关系，建立起新的对法国有利的欧洲均势格局。无论是密特朗、希拉克，还是萨科齐，欧洲一体化及欧盟建设是法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优先战略日程，他们都希望通过欧盟的成功来实现法国的大国之梦。
密特朗在国内政治主张上是多年来坚定的反戴高乐派。但在对外战略上，以法兰西民族利益为思想基础的戴高乐主义对密特朗政府的影响则是巨大的。冷战结束前夜，密特朗从民族利益出发试图阻挠德国重新统一。在德国统一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之时，法国总统密特朗还前往东柏林访问，试图稳住东德，后又去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企图阻止德国统一的步伐。在德国统一实现之日，密特朗竟拒绝同科尔一起在柏林走过象征分裂的勃兰登堡门，使科尔十分伤感。当然，为了维护自己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法国对德国扩大地缘政治影响的担心不足为奇。冷战结束后，密特朗以“正义、平等和人权”口号延续着戴高乐主义的欧洲政策，倚重“法德轴心”来推动欧洲联合，试图以加快欧盟建设步伐将德国拉在欧洲联盟中，防止统一后的德国向东扩展势力，谋求霸权。不过密特朗对法德轴心的期待值过高，其具有排他性的法德联盟政策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德国统一后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了法国强有力的竞争者，法国在法德联盟和欧盟中的地位一度下降，法德关系也跌入低谷。
希拉克作为戴高乐的热诚崇拜者，积极对密特朗时代法国的欧洲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方面是进一步加强法德合作。希拉克与施罗德良好的私人关系以及在国际问题上前所未有的一致立场，标志着欧盟的“法德发动机”进入良好运行状态，改变了为欧盟机构改革和农业政策改革等问题曾数度不欢而散的局面。2000年6月25～27日，希拉克访德，这是自1987年以来法国总统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法国舆论认为，希拉克成功访德标志着法德关系得到了恢复，“法德轴心”重新启动，两国都认识到“法德轴心”的重要性。在两德统一、两国领导人的更迭以及欧元问世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一度冷却了法德关系的背景下，法德首脑的亲密关系给法德合作提供了动力。欧盟体制改革、防务建设、金融货币改革等重要问题的进展，都离不开法德的齐心协力，化解相互之间的分歧，最大程度上求同存异，推动欧盟的建设，加强欧洲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希拉克也加强了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希拉克政府努力以法国综合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在法德英“小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一方面在经济上拉住德国共同推进欧洲联合事业，另一方面在防务上寻求联合英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争取在欧洲防务方面有所作为。希拉克当政期间，法国同意大利和西班牙组织南欧联盟的活动明显加强，同时积极开展“地中海外交”“低地国家外交”，巩固法国与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葡萄牙等南欧国家以及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国的传统友好关系。1995年11月27～28日，欧盟15国和地中海12国在巴塞罗那成功举行了外长会议，通过了《巴塞罗那宣言》，决定加强“政治和安全”“经济和金融”“社会、文化及人道”等三大领域的全面合作。法国开展上述外交活动的目的很清楚，就是通过这种“多重联盟”，在欧盟内部建立起新的力量均势，使法国在欧盟中处于中心地位，以恢复它对德国的政治优势。
2002年希拉克在赢得总统连任之后提出了其第二任期的对欧政策指导方针：“推进欧洲建设，支持欧盟扩大是法国外交政策的第一重点。欧盟的未来是法国欧洲外交的第二重点，法国将坚定不移地参与制定欧盟公约，并建议指定一个任期比现在长的欧盟主席。重建并深化法德关系是法国欧洲外交政策的第三重点。”[190]在十四年的任期内，希拉克积极倡导欧洲经济政策协调，争取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如期实现；主张欧洲军队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担当更大使命，推动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在维和行动中充当重要角色。
在希拉克任总统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际力量格局经历着从雅尔塔体系到美国“一超”独大的重大战略转折。伴随着国际局势和欧洲局势的变化，欧洲一体化也面临着从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到政治和军事合作的重要转折过程。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希拉克领导的法国再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欧盟政治、经济和防务合作的最积极推动力量，在欧洲一体化尤其是政治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在欧盟政治一体化领域，法国在1997年的欧洲货币联盟与欧洲政治合作政府间会议（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s on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and 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IGC）上，明确提出了欧盟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点设想。一是欧盟在组织方式上应该在两个范围内进行发展。外层范围主要包括那些同意欧洲基本共同政策的新成员，内层范围则限于那些具有更多共同性的核心国家。具体的实施方式，就是把欧盟未来的发展建立在两个被界定为不同类型的一体化和义务的范围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一个由25到26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中，建立一个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由5到7个国家建立的核心圈子，由它们来领导建设一个“强大的欧洲”。二是改革欧盟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关系。法国认为，欧洲议会在欧盟外交和防务政策领域中应当成为最高的行动和决策体，同时，欧盟应改进其决策机制，在民主的基础上更为高效。希拉克强调，它提出的设想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为了把欧盟建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就必须通过各种手段，甚至包括军事力量来维护和保卫它的利益，使世界听到它的声音，并使它在世界舞台上受到尊重。因此，只有首先深化欧盟的政治体制建设，才能实现逐步建立“强大的欧洲”的目标。在欧盟经济一体化领域，法国积极与德国等协调，推动欧元正式问世。法国特别意识到货币统一问题对于建立“强大的欧洲”的重要意义。法国认为，代表欧盟统一货币的欧元将具有多种作用。除了单纯的经济和财政用途外，它“还标志着经济联盟阶段的结束和政治联盟迈出的第一步”。[191]具体来说，它将“带来欧盟内部各国之间以及与这种单一货币相关的外部国家之间关系的战略性变革，打破美元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垄断，并在经济上奠定欧盟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192]因此，法国前鲁佩政府把欧元看作是欧洲实现“政治统一”的工具，是欧洲与美国抗衡的基础。法国前外交部长夏莱特（Herve de Charrette）说：“当前世界上美元是唯一的通用货币。但今后的世界将会有两种通用货币，那就是美元和欧元。”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法国的期望是要尽量减少美国对欧洲防务的参与，落实1994年1月北约在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加强欧洲在自身安全和防务中的作用的有关决定。对此，法国外交部长夏莱特在1997年2月北约的一次部长会议上再次重申，法国要求在美国和欧洲作为新的、真正的伙伴基础上改革防务联盟。他指出：“欧洲如果希望在下个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行为主体，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强大来承担责任。而美国如果希望继续参与欧洲事务，就应该记住集体行动的含义和多边合作的规则。”为了尽快贯彻1994年1月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关于欧洲安全和防务议案的决定，法国提出了三点具体措施：①北约的指挥结构必须在考虑新的军事和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变革，法国将在变革中发挥积极作用。鉴于目前北约指挥机构中担任指挥工作的欧洲人的人数甚至少于1966年法国脱离一体化指挥机构时的水平，必须让更多的欧洲人担任地区性的指挥工作。②必须切实实现联盟的政治和军事决策程序，加强16个防务和外交部长的职能。③应该明确欧洲人可以利用北约的力量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机制的确切含义。在改革后的联盟内部，欧洲对防务的贡献应该在政治和具体行动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有效。法国认为，欧盟如果要宣称它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上，就必须通过发展自己的力量来结束雅尔塔体系。对于西欧联盟的作用，法国认为它应该成为欧盟提供自身防务能力的基础框架。为了提高欧盟独立防务的能力，法国在德国、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支持下，在罗马举行的政府间部长会议上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了一项建议草案，要求把西欧联盟正式纳入欧盟的框架。1996～1997年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对法国的上述主张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对此，法国外交部长维居恩表示：“阿姆斯特丹的结果令人满意，因为它已经意识到欧洲未来的扩大必须以真正的政治制度改革为前提。”希拉克总统在首脑会议关于防务问题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通过欧盟和西欧联盟的合作，已经在欧盟的共同防务问题上取得了相当的进步。”这表明，法国在后冷战时期对欧盟发展的推动和影响已经产生了实际的结果。它不但加强了法国在欧盟中的地位，并将在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中留下更深的法国印记。[193]
欧盟、北约双东扩是当代欧洲发生的最重要的战略性变局，法国极为关注并深深参与其中。冷战结束，苏联势力撤出东欧，欧盟、北约双东扩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军事版图。总的看来，法国对欧盟和北约“双东扩”的预期是：希望在因欧洲国家增多而扩大后的北约里，欧洲支柱在大西洋体系内的比重进一步加强，以此制衡大洋彼岸美国的权力；希望众多东欧国家加入进来而扩大后的欧盟成为更为强大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最重要的是希望借北约和欧盟双双东扩之机，强化法国在中东欧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影响，加强自己在欧盟的领导地位。密特朗时代，法国认为欧盟应先深化一体化机制然后再寻求东扩，使得德国借此机会大力向东发展。希拉克上台后对此进行了果断调整，积极支持东欧国家的“入盟”要求，并利用东欧国家尚存的“恐德心理”和“潜在的亲法情绪”，发动攻势，“重返东欧”。1996年9月他出访波兰，倡议建立法—德—波三国联盟，受到波方欢迎，德国也表示赞成。由此，于1991年成立的法、德、波“三国集团”获得了新的活力。之后希拉克又相继访问了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等东欧国家。法国舆论认为，希拉克连连出访东欧，是为了使法国“把脚牢牢迈进东欧的大门”，取得同德国共同主导东欧事务的地位。正因为法国对扩大后的北约、欧盟在自己的主导下发挥“欧洲支柱”作用有着很高的期待，所以在2003年很多待入盟的中东欧候选国家表态支持美军出兵伊拉克时，希拉克异常愤怒，将它们称为“没被教育好的国家”（badly brought up）。
萨科齐就任总统后，将建设“强大欧洲”定义为法国的“绝对优先目标”。他上任当晚就赴德国与默克尔会面，随即前往比利时与欧盟官员在布鲁塞尔会谈，可见法国对欧盟发展的重视程度。阿诺·勒帕芒捷2008年7月1日在法国《世界报》发文指出，“成为扩大的欧洲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这是7月1日接任为期半年的欧洲轮值主席的萨科齐几乎公开的抱负。他不是希拉克那样受到拘束的欧洲人。这位原上塞纳省讷伊市一位有教养的律师，他具有匈牙利和希腊血统，前妻和现在的妻子分别具有西班牙和意大利血统：萨科齐自然而然觉得自己‘很欧洲’。他与欧洲一起成长，伴随着欧洲建设过程长大。但这并不妨碍他激烈地批评欧洲（为了调和欧洲与说‘不’的法国之间的关系），希望法国在欧洲扮演一个重要角色”。[194]根据萨科齐对欧盟未来方向的规划，要在2030年前，完善欧洲的政治变革和财政变革，在移民、能源和环境领域形成共同政策。在欧盟扩大与深化内部建设的基础上，法国将不反对未来欧盟与土耳其继续展开谈判。同时，欧盟防务建设将是法国推动欧盟前进的重点之一。不论是缩小防务欧洲的能力赤字还是加强欧洲在国际危机干预行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建立欧盟与北约之间的“互补性”关系，都是萨科齐政府关注的重点。
当前，法国依然是欧洲防务机制的核心推动者，其目的是把欧洲防务力量打造成为北约内与美国平行的另一支柱。通过与德国和英国的合作，法国推动建立了拥有10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European Rapid Reaction Force），这一部队有能力在危机处置任务中在60天内将6万人的部队快速投放到欧盟境外并提供保证驻扎一年需要的后勤物资。2010年7月的《简氏防务安全评论》说，“在法国的主要推动下，欧盟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各地危机地带，比如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波黑等地的‘可观的存在’”。[195]2010年，法国向欧盟框架下的欧洲军团（Eurocorps，即欧洲快反部队）提供了34%的兵力支持。[196]
当然，法国希拉克、萨科齐政府也都意识到，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欧洲层面的防务合作离不开北约的资源，起码在兵力投放方面，需要美国的支持。[197]萨科齐决心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希望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从而使得跨大西洋防务合作能够更为活跃，最终目的，依然是指向欧洲的防务力量能够真正走向独立。
四 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影响与作用
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是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体现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利益考量、战略定位，也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行为偏好。均势是国家行为体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保证生存、维护国家安全、获取国家权力的一种传统手段。历史上，法国以均势或反均势为手段谋求霸权、争取世界大国地位的事例屡见不鲜。同样的，欧洲反法均势也多次粉碎了法国的大国梦想。对大国地位的强烈追求是法国均势战略的稳定目标，以地区联盟和力量平衡为手段追求大国地位也成为法国均势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二战后到冷战期间，直至冷战后的现在，以新的均势手段牵制住德国并从此“化敌为友”，是法兰西战略文化均势传统的成功体现。1870～1940年的70年间，法国与德国曾发生三次大规模交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出于对德国的恐惧和疑虑，强烈要求肢解和削弱德国，但没有得到美、苏、英等国的认同。东西方冷战开始，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法国的对德政策逐步转变为与德国和解和合作，这是以均势手段求强国地位的再次尝试，事实证明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戴高乐是法德轴心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在他的远见卓识和睿智安排下，1958年9月14日，法德政府首脑实现首次会晤。这标志着两个世仇宿敌的历史性和解。1963年1月22日，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在爱丽舍宫隆重签字。条约集中体现了法德的全面和解与合作，标志着近两千年来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互相敌对历史的结束。法德和解与合作，是戴高乐着眼于战略全局为法国做出的战略选择。这一战略的政策目标是，从“经济欧洲”走向“政治欧洲”，摆脱美国控制和扩大在两大集团间的回旋余地，谋求法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大国地位。法国的战略意图是，第一，以法国的政治优势与西德的经济实力相结合，结成法德联盟，作为西欧联合的基石和动力。第二，以缔结法德合作条约作为六国政治联盟的起点，最终按法德合作模式建立六国联盟。第三，用法德条约作为促使西德同美国拉开距离的手段，增强法国同美国分庭抗礼的地位。第四，充当德苏的中间人，提高法国同苏联打交道的地位，防止西德在对苏关系上自行其是。第五，进一步拉住西德，将其捆绑融化到欧洲一体化的大潮中，永不为患。法兰西战略文化中的均势传统得到了成功的演绎。
总体看来，冷战期间法国对全球均势政策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法国同苏联以及中国等亚非世界发展关系、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但不影响它是西方联盟重要成员的立场。同苏联接近，决非转换阵营，而是取得更有利的地位与美国打交道。法国希望美国足够强大以约束苏联，但又不愿美国过于强大，取得对苏联的绝对控制，进而加强美国对西方盟国的控制。法国更不愿苏联取得优势，如果西欧承受严重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压力，就将紧密靠拢美国，从而缩小法国对美国的回旋余地。因此，当美国力量上升时，法国就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接近，牵制美国；当苏联显示力量时，法国就拉住美国，联美抗苏。成功利用雅尔塔均势，成为法国在二战后保持大国地位的拿手好戏。
法国当代均势政策的灵活性和合作性体现在法国欧洲均势战略的具体行为标准中。“观念因素”可以对行为者的“情感反应”和“行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而观念的产生是由各自的历史经验、政治文化、地缘因素所决定的。[198]欧洲均势战略文化的战略思想传统、实际军事经验等因素，影响着法国战略决策者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法国认为：“当前，多极世界初具雏形，还很不完善。稍不注意，多极结构就会变成各大国之间的失衡、竞争甚至对抗，在国际制度出现危机时尤其如此。法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国以欧盟为依托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都是时刻保持多极均势或者朝向多极均势发展的目标前进。”[199]长期保持实力均衡的政治文化历史对欧洲大国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对外战略有着很大影响，欧盟本身就是一个最为成功的通过多边和解与谅解获得稳定与繁荣的范例。[200]
美国学者亨特认为：“意识形态很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处理问题。”[201]战略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是战略决策者决策的“干预变量”，影响并塑造着决策者对要实现的目标、面对的威胁、采取的方式等的判断行为的倾向。法兰西战略文化的中心价值正是法国人内心深处的冲突性、防御性、合作性和进攻性的综合。除均势外交传统外，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另外两大核心内容：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坚持独立自主，也深深地体现在冷战后法国的欧洲、欧盟政策中。
欧盟是法国借以实现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法兰西战略文化中对大国地位的追求突出体现在法国的欧盟设计和建设理念中。法国选择欧洲作为其外交战略的“绝对首要重点”，试图通过推行“小联邦”“大邦联”构想掌握建立欧洲新秩序的主导权，从而保持其大国地位，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说，正如国家利益是冲突性的和零和性的一样，大国地位的获得也是冲突和零和性的。因而在选择战略目标时，法国比较注重国家地位的相对性，即本国国家地位与别国国家地位的对比，强调自己国家的地位超出别国的地位。要实现大国地位，其方式或是提升本国的国家实力，或是削弱别国的国家实力。有国内学者认为，法国的战略文化是干预型战略文化的典型代表。[202]冷战结束后，德国的统一给法国带来了不安和恐惧。为了牵制德国，法国在自身难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只能借助欧洲一体化，将德国限制在区域性机制框架内。而法国自己则尽力主导区域性机制的建设过程，使区域性机制服务于自己的大国地位战略目标。在这一点上，无论法国总统、总理等决策者是否戴派人物，冷战后历届法国政府的政策与戴高乐如出一辙，坚持了法兰西战略文化中强调法国大国地位这一历史精髓。
法国战略文化的独立自主传统对法国的欧洲政策影响尤大，其欧洲战略始终坚持以独立自主为底线。与此同时，法国的独立自主文化也深深影响了欧盟对外政策的理念，促使欧盟在世界舞台上成为独立一“极”出现并发言。法国人的独立自主传统可谓是其民族“主权”文化的延伸。法国当政者和主流学者们都秉承了历史上法国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的传统理念，认为主权是一种以国家为范围的对内至高、对外独立的权利。独立自主的行为立场强调法国的独立性，增强法国在欧盟框架内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在欧盟建设过程中，法国由于反对过度让渡本国主权而使用否决权的事件，例如“空椅子事件”等，自从欧洲一体化建设开始以来就屡见不鲜。冷战后的法国延续了戴高乐的欧洲理念，即其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总体框架理念是“政府间（intergovernmental）”的联盟，而非凌驾于国家之上（supranational approach）的“联邦”。随着欧盟建设不断加快的进程，法国的独立自主也体现在以法国为核心国家的欧盟整体对外政策中。2003年12月出台的《欧洲安全战略文件》中指出：“我们应该继续与俄罗斯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欧盟应该与日本、中国、加拿大和印度发展战略伙伴关系”，[203]完全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相对于欧盟，独立自主的精神是法国对大国地位追求的根本需求，也是法国在通过各种措施推进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改变的原则性立场。
欧洲一体化政策是法兰西战略文化三大要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在冷战后的加强和调整体现了法兰西战略文化在当代法国社会的高度内化和认同。《法国标签》（Label France）季刊2003年5月15日一期刊登法国时任外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的一篇文章，题为《全球化的挑战》，德维尔潘在文章中说法国将力行经济多边外交、推动文化多样化以遏制单边主义，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其以欧盟为依托制衡美国单边霸权的意味极为浓厚：
全球化的重要支柱和原则是共享。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人民、每一种文化都要为建设世界的未来作出独一无二的重要贡献，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它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交流的可能性。在保持总体一致性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捍卫文化的多元性，让每一种文化都能充满表达自己的特殊性。只有尊重别人，我们才能超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的障碍，增加亲和力和可能的交流机会。我们应该抛弃偏见、消除隔膜，不要根据狂热分子及其鼓吹者的表现来评判一种宗教；我们要向各种文化敞开对话之门。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因为所有人都需要良知、尊严和自由。
这种共享的要求是欧洲也是法国的核心目标。近50年来，在从前充满对抗的欧洲大陆上，我们毅然决然地创建了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共同体，它尊重不同成员的特殊性，明白多样性恰恰是它最为宝贵的财富。我们成功地使欧盟获得了历史性的扩大，深化了欧盟的结构。法德两国应该和所有欧盟伙伴以及欧盟未来的新成员一起携手，承担起它们的一切责任并表现出它们的创造性，为欧洲未来的发展提出大胆而有创意的改革建议。法国准备推行一种积极主动、目标高远的经济外交，以便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危险。
让我们一起努力，争取用全球性的经济手段来遏制单边主义的企图。多边主义代表着法制的胜利，可以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法国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贸易谈判中的多边主义。法国支持展开全面的谈判，即不光谈判关税、农业和服务业等传统贸易问题，还要对投资、竞争、环境和社会标准等所有调节性问题展开谈判。法国还希望必要的时候可以修改规则。正因为如此，法国现在就建议给予非洲贸易特惠待遇。大家都知道非洲面临的经济困难，它需要别人帮助它融入多边贸易体系。本着同样的宗旨，法国赞成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化并不是放任自流。法国不反对自由主义，比起教条主义、虚假的信仰和自诩为绝对真理的偏见，法国更赞成自由主义。自由的市场游戏再加上公正、透明的规则，就可以创造出财富；可是如果没有公正、透明的规则，这个市场游戏就很可能是盲目的和危险的。法国还主张对资本的进入采取适度的调控措施或税收措施。国际社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那以后就接受了这些措施。现在我们还要继续这么做，以便充分保证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大贸易圈中获得自己应有的位置。[204]
代表萨科齐政府官方立场的法国2008年版《外交与欧洲政策白皮书》则称：
欧盟潜力巨大，但前景存疑。欧洲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同呼吸、共命运”。两极体系瓦解后，欧洲得以自由处理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欧盟的一体化模式以及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的价值观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欧盟的经济、政治制度及其制定的国际标准，是欧盟实力的来源。欧盟通过在共同价值观与和平基础上建立有共同身份认同的政治实体，来应对全球化挑战。法国对推动欧盟发展负有重大责任。[205]
通过文化外交来进行“软性进攻”的战略文化体现在法国“文化外交”的泛欧洲化过程中。法国文化的多元性、法国自中世纪以来就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文化中心的历史威信，以及作为西欧文明核心与欧洲各大种族熔炉的中心地位，都成为了法兰西战略文化的精神支柱。全球化和欧洲化的冲击使法国对外文化战略必须在加强文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激发共同的归属意识。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欧盟逐步将文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1991年的《马斯特利赫特条约》首次将文化纳入欧盟权限[206]，并接连制定了一系列欧洲文化项目：“梅蒂亚”系列计划（Media）、“万花筒”计划（Kaleidoscope）、“雅利安”计划（Ariane）、“拉斐尔”计划（Raphael）和“文化2000”项目（Culture 2000）等。法国作为欧盟创始国和文化大国，其在欧盟及成员国的文化协调与合作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欧洲化并不意味着法国本土文化与他国文化的消融，只是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对输出本国文化的单一渠道的纠正的结果，最终目的是借助“欧洲牌”来打“法国牌”，借助欧洲利益导向实现法国民族利益导向。
第三节 坚持独立自主与冷战后法国对美战略调整
二战后至冷战结束，法美关系经历了分分合合的四十余年恩怨情仇。冷战时期欧美关系的实质是欧洲对美国军事保护的需求逐步演变成为军事同盟。冷战后，欧美军事同盟的主要对手倏然间分崩离析，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迅速变化，欧洲与美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欧洲逐步摆脱了二战以来的对美依附关系，在一体化逐步加速的过程中更趋向于以集体的力量来与美国交涉以争取平等。美欧合作的主体不仅仅是美国与西欧各个国家的合作，有时更多的是美国与初步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共体——欧盟的合作。法国是欧洲一体化的提倡者、主导者与推动者，由于其一向以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法美关系较美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法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变量对法美关系、欧洲其他国家对美关系及欧美关系的影响都不容忽视，这其中，法兰西战略文化对冷战后法国对美战略发挥了重大影响。
冷战后，法国与美国之间围绕着欧洲防务主导权、中东石油利益，以及针对包括气候协议、国际金融政策在内的全球经济新规制的制定等重大战略利益而展开的博弈延续了双方在冷战期间积聚下来的矛盾与隔阂。这其中，无论是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还是萨科齐的所谓“亲美路线”，实质上都继承了法兰西战略文化中坚持独立自主、追求大国地位的思想。冷战后，法国逐步调整了原先与美国直接抗衡的行为方式，重新协调和北约的关系，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通过与美国合作来谋求欧洲防务主导权、谋求在石油等战略能源领域的国家利益，其终极目标依然是彰显法国作为大国的作用和地位。
一 冷战后密特朗、希拉克对美政策要点——以区域性冲突的应对为视角
法国对美政策调整的根本出发点以法国的战略需求为基础。在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历次局部战争中，尽管有诸如密特朗在前南问题上与美国意见相左、希拉克公然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从而被指责为“老欧洲”代表这样的分歧，甚至是严重分歧，但总的来说，法国与美国的战略联盟关系本质没有改变。在历次重要地区冲突中，爱丽舍宫或是站在华盛顿一边，或是寻求软化、微调美方立场而使其符合法国利益。法国像美国一样，接受当今国际机制、规则和规范，但更多寻求在国际体系内变革歧视法国、违背法国国家利益及危及法国根本安全、导致权力不对称的那部分内容，从而既达成了法国的战略利益需求，又坚持了法国的独立自主。对此，布热津斯基曾做出如下的评价：“法国是一个忠诚、有献身精神和坚定的盟友。每当关键时刻，法国总是与美国并肩战斗。但是法国希望表现出自己单独的政治人格，并维护法国自身必不可少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在牵涉到法国的全球性地位或欧洲的未来问题时的行动自由，这又减弱了法国对北约的支持。”[207]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法美关系做出战略调整的开始。冷战末期，美、苏发表的有关伊拉克问题的“联合声明”[208]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它不仅是东西方之间的新型关系的象征，也令法国担心两个超级大国今后会串通一气对世界事务实行某种监督。对欧洲人来说，“在中东事务上，人们会理所当然地对莫斯科与华盛顿采取一种共同立场而事先不与欧洲磋商感到恼火”。正因为这样，密特朗想要通过强有力的措施向世人展示：欧洲人也有发言权。中东地区的石油储藏及法国在当地的石油利益更使法国面对美国冷战后发动的两次伊拉克战争不能无动于衷。[209]然而，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联合英国独自行事，事实证明，法国在中东的利益只有通过寻求联合国斡旋以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实现，美英绕开联合国单方面开展行动，使法国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为了让“欧洲特性”“欧洲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更多地体现在世界舞台上，为了防止美国将中东产油国完全纳入美国的战略体系进而导致欧洲在能源上完全受制于美国，法国必然会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来决定自己的对外战略，进而也决定了法美关系的亲疏远近。
在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事务的处理过程中，法国进行了一系列对美政策的调整，或以多边主义为武器制衡美国，或以伙伴姿态加强合作以影响美国决策，力求保持其世界大国地位，维护自身利益的实现。冷战后初期，苏联解体并退出东欧带来了权力和安全真空，这给法国大国战略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了防止德国威胁自己在欧洲的大国地位，避免自身在欧洲被边缘化，法国积极参与到东欧地区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包括积极参与前南联盟危机的应对，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以大国姿态出现，同时在考虑到国内政治对冲突各方应对需求的同时，也考虑到与美国、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共同政策问题。在科索沃战争中，法国对自身处境有深刻的认知。虽然科索沃战争前后的欧洲在经济上、政治上日益强大，欧元也已开始投入使用，但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法国乃至欧洲仍然不具备直接挑战美国的能力。密特朗政府从偏袒塞尔维亚人到1992年7月在里斯本欧共体首脑会议上公开声明外交新立场，说明法国聪明地在现存的国际框架范围内，通过有效的外交行为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谋求政治和外交主导地位，牵制美国“一家独大”。法国在区域事务中与美国在联合国或北约框架内抗衡，虽然其对外政策显得较为零散，但是都体现了戴高乐主义强调的最大限度发挥法国影响作用的观念。
冷战后法国对美政策的实用和灵活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安全利益重点的转移以及对国际反恐战争态度的微妙转变中。2001年，法美关系由于“9·11”事件而急剧升温，希拉克是事件发生后第一位访美的外国元首。法国人认为“美国可能因此次事件重新审视他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改变单边主义的做法，与国际社会搞好关系”。[210]但是事与愿违，美国不但没有反省，反而提出“邪恶轴心”等定义，把反恐战争扩大并延伸到传统的敌对国家去，新保守主义政府企图“决战海外”，欧洲与美国对各自安全利益的认识出现鸿沟。索拉纳曾经认为，“在大多数欧洲人看来，安全环境最重要的变化是苏联威胁的消失，而不是恐怖的出现，而后者无疑是美国注意的焦点”。[211]2002年，法国时任外长韦德里纳率先批评美国“单边主义”和“简单主义”，法美关系呈现出晴转阴的态势。法国在北约内部和联合国亦对美国设置种种障碍，甚至公开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紧接着，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公开指责法国、德国等是“老欧洲”，法美关系一度紧张。然而，随着伊拉克战争的旷日持久，美国逐渐深陷泥潭，希望得到昔日盟友的支持，而法国离开了美国也不可能在欧洲重塑领袖地位。2003年的《欧盟安全战略报告》几乎持与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完全一致的立场。[212]经济援助、贸易与外交诱压的“软手段”也不再是欧盟唯一的选择，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成为法国等欧洲大国的一个选择。但是，从深层意义上，这表明法国要解决当前面临的新的安全威胁，必须要得到美国的支持与合作。法国很清楚，没有美国的合作，欧洲安全和国际安全均没有保障。
在冷战后的外交实践中，独立自主的战略理念突出体现在法国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借助欧盟整体力量制衡美国单边极权主义的行为中。有美国学者认为，法美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欧关系的发展框架，“一个地位上升的欧盟肯定会尝试挑战美国，尤其如果美国不放弃对单边主义政策的嗜好，曾经团结一致的西方世界可能一分为二，成为竞争对手”，[213]实际上，欧盟政策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法国独立自主政策的影响。由于受到自身实力的限制，法国只能将其多边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放在欧盟的框架内实现，通过主导欧盟来与美国的单边主义理念博弈。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给欧盟最大的教训除了没有共同的安全威胁评估外，就是没有共同的战略，使欧洲在国际上严重缺乏可信度，不但不受到重视，而且被美国借机挑拨分裂。法国由此更加认识到，要在世界防务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必须借助于强大而又团结的欧盟。
尽管法美关系跌宕起伏，曾经一度降到历史冰点，但是不论怎样，法美有着基本相同的西方价值观，两国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利益关系，而且法国是历史上唯一没有直接同美国交战的欧洲大国，历史的影响和现实的考量都使“同盟”关系不至于破裂。欧洲与美国同属西方文明，有着广泛的种族、文化、宗教、经济联系。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他们携手创立国际政治、法律、经贸体系，涵盖了贸易、安全、人权自由等诸多西方基本理念。法美两国还是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相对于分庭抗礼来说，亲密合作对双边经济、军事等各领域才能是锦上添花的举动。1992～2002年的10年间，美国公司在欧洲的收益占他们全球总收益的一半。[214]在中短期内，法美之间的战略目标纵然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两者之间深层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综合实力的悬殊仍然无法使双方分裂成真正的对手。法国对美国的博弈更多呈现在欧盟与美国的博弈中，“斗而不破”将会是法美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表现形式。
二 法国重回北约军事一体化的战略选择分析和萨科齐政府的对美政策
将欧洲防务本体置于北约防务框架中的现实是法国无力更改的，冷战后，随着北约由军事联盟逐渐演变为政治军事联盟和北约战略目标由地区转向全球的重大调整，法国在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的缺席使得法国在参加北约欧洲和全球军事干预行动中的角色分外尴尬，同时带来的另一不利局面是法国在欧洲防务、大西洋联盟事务乃至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和伸缩回旋余地变小。此外，法国认为由于其长期缺位于北约军事机构和战略、战术协同指挥机制，使得其在适应现代化电子、网络、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军队的适应能力、联合指挥能力、协同作战能力方面蒙受较大损失。为挽回被动局面，法国从密特朗时期起便积极参与北约协同军事训练，并积极谋划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
历史的轨迹为法国重回北约军事一体化提供了样板。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在二战后初期，由于反对法西斯侵略者和经济复兴的需要，法国一直追随美国的对外战略，甚至戴高乐本人在执政初期也对美国有过较大期待。而戴高乐二次执政时期的法国退出北约的主要原因是反对美国无视法国大国地位、将法国排除在大西洋联盟领导决策圈子之外，“退约”显示了法国独立自主、坚持大国地位的外交理念。戴高乐后的法国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戴高乐时期那么僵硬与对抗。继蓬皮杜1973年承认了美军对欧洲的重要性之后，密特朗政府更进一步重新开始了配合北约的军事行动。法国与北约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离不开又不愿全心投入”的若即若离的状态，法国对北约的态度本身就是“矛盾的融合”。法国是否重返北约，是否参加北约联合军事行动，从来就是出于法国自身的利益需要，关键是美国是否承认并尊重法国在北约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地位。
萨科齐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北约是我们创立的北约”。二战结束后不久，冷战的帷幕拉开。为“抵御苏联及华约集团可能的进攻”，1949年4月4日，在美英主导推动下，美、英、法、比等12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确立了“集体防卫”原则：任何一个缔约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与安全受到威胁，其他缔约国都有义务予以援助，包括“使用武力”。自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1952年，北约总部从伦敦迁往巴黎。这一阶段，美国是法国战胜纳粹德国的盟友，法国和欧洲重建得到了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大量资金援助。出于对德国东山再起以及随后对苏联威胁的担心，法国需要美国的鼎力支持，而美国的冷战战略也离不开欧洲盟友的支持，因此大西洋两岸在北约建设问题上“一拍即合”，一个针对东方苏联集团的西方集团应运而生。北约在法国设有多处军事基地，部署有核导弹，法国与北约的军事合作算得上“亲密无间”。
1958年5月，戴高乐将军复出。当年9月，他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建议扩大北约在世界上的行动范围，使其覆盖法国在世界各地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同时还建议在北约内部成立英、法、美三国平等参与的领导小组，讨论核威慑战略问题。不过英美对法国建议却很冷淡，没有作出积极回应，为此法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1959年3月11日，法国地中海舰队撤出北约指挥序列；1959年6月，法国政府决定禁止在本国领土部署外国核武器；1960年2月，法国成功爆炸首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3年6月，法国大西洋与英吉利海峡区域海军力量撤出北约指挥序列；1966年3月10日，戴高乐正式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要求所有北约基地撤离法国，北约总部由巴黎迁往布鲁塞尔。法国政府在1966年3月11日致北约的备忘录中说，“多年来法国多次提醒盟国，世界形势与1949年前后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 ……北约盟国仍然希望保持现状，不愿意接受法国提出的改革建议，因此法国决定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事实上，法国的确没有退出北约政治决策机构——北约理事会，也没有退出北约“集体防卫机制”。多年来法国仍然参加北约组织的各项军事演习，在东西方冲突的一些重大时刻，法国也仍然站在西方一边。与众不同的是，法国给自己留下了说“不”的权利，保持了外交政策的相对独立，法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威慑力量保持了长年独立。戴高乐将军在1968年“红五月风暴”之后黯然去职。不过在随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法国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执政，基本上都延续了戴高乐时代的外交政策，与北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冷淡关系，这似乎成了法国政坛少有的长期“共识”。
冷战结束，法国与北约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微妙变化。1994年秋，法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重新开始参加北约的国防部长会议；1995年，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Alain Juppe）宣布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和北约在军事上的联系；[215]同年，根据“前南”地区各方签署的《代顿协议》，法国军队参加了北约在当地的维和部队；1996年法国重返北约军事委员会；1999年，法国参加了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行动，随后又参加北约出兵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有报道说，在“前南”问题上欧洲急于干预但苦于力量不足，最后不得不倚仗北约，这使法国感到游离在北约核心决策圈外有颇多不利因素，当时的希拉克总统就开始筹划重返北约，并为此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法国需要得到一些关键指挥岗位，二是欧洲防务建设需要取得进展。由于美国并未满足法国的要求，法国回归北约的脚步也因而放缓下来。“9·11”事件发生后，法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集体安全”机制跟随北约出兵阿富汗，积极打击恐怖主义。然而不久以后，因为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问题，法美两国再次交恶。萨科齐2007年当选法国总统后，着力改善法美关系，在他看来，大西洋两岸有着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同属“西方大家庭”。萨科齐认为，“北约是我们的北约，1949年我们共同创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果法国在北约内全面负起责任，那么欧洲就增加了在北约的分量。然后，北约就不再是一个唯美国是从的组织”。[216]2008年法国政府发表的《国防与安全白皮书》中正式提出了回归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设想。萨科齐2009年3月11日在法兰西军事学院发表的讲话中表示，只有重返军事一体化机构，才能全面参与北约决策，提升法国在北约内部的影响力，推动欧洲防务建设进一步发展，同时带动欧洲在北约内部争取更大的决策权和影响力。
2009年3月17日，法国国民议会经过辩论和投票表决，通过了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决定。同年4月初，法德联合举办北约首脑会议，同时纪念北约成立60周年，法国正式全面重返北约。2009年9月9日，法国将军斯特凡·阿布里亚尔接任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司令，成为北约历史上首位担任最高级别指挥官的非美籍军官。
法国全面重返北约，但在涉及法国独立自主地位及其核心利益的领域依然有所保留，法国仍然不参加北约核计划小组。如2008年防务白皮书所述：
关于法国在北约的地位，白皮书重申延续、尊重戴高乐将军确立的三项原则：
一是在参与北约行动时保持自己的评估和决策自由，法国的全面参与并不意味着自动参加北约的所有干预行动；
二是保持在核领域的独立性，法国的核能力和核威慑战略不在北约的框架之内；
三是在法军的军事参与方面保持决策自由，和平时期的法军不接受北约的长期领导，法国将根据自己的安全利益和需要完全控制使用自己的对外干预能力。
重回北约军事一体化是法国根据冷战后形势的变化，为维护法国大国地位而做出的决定。从本质上说，萨科齐之重返北约，与戴高乐之退出北约如出一辙，都是为了维护法国的利益和大国地位。
经过冷战后多年的调整，法国外交日趋务实而成熟。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法国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虽然凸现了法国与众不同、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在实际利益上却受到了重大损失。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法国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性措施，并提出了“冷落德国、原谅俄国、惩罚法国”[217]的原则。在经济上对法国进行报复，不让法国公司参与伊拉克重建计划。在政治上弱化法国的地位，故意在一些国际多边机制中淡化法国的作用。例如在涉及北约的重大问题上，避开有法国参加的部长理事会，而改为由不包括法国的防务计划委员会讨论。事实上，法国当年之所以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持强烈反对态度与法、美两国各自在中东地区的石油利益息息相关。朱锋教授撰文指出，萨达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在美欧间使用了高超的离间手段，在坚决反美的同时给予了欧洲大量“甜头”。伊战前，“法国反对伊拉克战争除了因为想展示法国在伊拉克间题上的独立视点、拒绝接受美国的强权意志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国在伊拉克的石油和商业利益。法国和伊拉克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1991～2001年，法国在伊拉克投资达到24亿美元，法国的石油公司承包了伊拉克25%的石油开采权。在军火交易中，伊拉克拖欠法国高达200亿美元的债务。法国无法容忍伊拉克战争剥夺法国在伊拉克已有的利益，更不能眼看着美英在战后伊拉克的重建中将法国抛在一边瓜分伊拉克的石油利益”。[218]然而事与愿违，美国凭借其强大军事经济实力，绕开联合国，无视法德等欧洲盟国的反对，联手英国发动了战争。“伊战后，美国加强对伊拉克石油的严格管控。伊临管会时期，由美国扶持的伊临时政府机构不仅直接控制石油资源及销售收入，还借机将一些所谓的重建合同直接授予有政治背景的美国公司，规定只有来自美国、伊拉克以及另外63个美国盟友伙伴国的公司才能参与伊拉克重建项目合同的竞标。美军在移交权力之前，还突击提出了法律、法规强加给伊临时政府，并向各政府部门派出了监察员和顾问直接参与工作。石油部的美国能源顾问直接参与了伊石油法的起草，伊石油部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产品分成合同模式。”[219]
法国公司无缘于伊战后重建的巨大蛋糕，并且在海湾地区这一世界能源供应核心地带的影响进一步下降。显然，这是赢得了面子而失去了钱袋子。[220]与此同时，英国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既得到经济实惠又在欧洲内部增强了影响，使得法国颇为嫉妒。萨科齐对美合作战略的核心理念是通过伙伴关系和平等的合作者（co-operator）地位，紧密法美关系，加强法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以参与者的姿态影响美国政策，其出发点和目标仍然是保护法国的自身利益、巩固法国大国地位。法国和美国是当代国际规制的共同制定者和获益者，无论是国际金融、贸易还是国际石油制度，[221]萨科齐当局都希望从合作者的角度出发加以调整，弱化美国单极霸权，使这些国际规制的修订和调整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出于这种考虑，萨科齐在上台后明显加强了与美的合作。在伊朗核问题上，法国多次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并自2007年10月起积极推动欧盟率先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222]在科索沃问题上，萨科齐当局也表达了与美国一致的立场，支持科索沃独立；在阿富汗问题上，当北约盟军纷纷表示要从阿撤军的时候，法国却增派了部队。这些对美政策的调整，加上法国高调重返北约，使得法国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再次提高，美国领导人多次高度评价法国在伊朗核危机、阿富汗维和等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法国在欧盟、北约框架内，同时也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加了分。
但是，上述种种“亲美”言行并不意味着萨科齐背离了法国独立自主的一贯原则，如前所述，即便全面重返北约，萨科齐在法国核力量的使用、法国将领在北约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国坚持主导欧洲防务建设等方面，与当年的戴高乐如出一辙。此外，在碳排放、国际气候谈判、金融危机责任的追究和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上，萨科齐多次猛烈炮轰美国，称美国的“金融监管机制不负责任”。
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需求是法国重回北约军事一体化的驱动力。斯坦利·霍夫曼曾说过，“（法国）政策上的间断性体现在三个方面：敌人因时而异，盟友因时而异，对外政策因时而异。过去一百年里，法国领导人作出的抉择也因时而异，哪怕是在同一问题上”。[223]从北约而言，这一分析对戴高乐的“出”和萨科齐的“入”作了非常精彩的注脚。冷战结束以来，法国作为美苏之间“平衡手（balancer）”的角色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而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法国1994年2月发表的冷战后第一份防务白皮书中，边境冲突、民族矛盾、恐怖主义以及贩毒等被列为法国安全的首要问题。而美国“过分关注”亚太新兴市场，战略走势向亚太地区倾斜，欧洲为此感到担忧。面对复杂的安全形势，法国日益感到“单干”已无法满足其安全需要。1994年开始，法、德等国先后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大西洋共同体”的构想，试图稳住美国在西方的存在。而在欧洲政治一体化未果的情况下，欧洲防务计划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1999年北约华盛顿峰会将北约任务的重心由“集体防御”转为危机处理，这与法国1994年防务白皮书的战略目标相吻合。不管是1966年的戴高乐，还是2009年的萨科齐，其主导思想都是法兰西的国家利益。不过，在当今这个“非对称战争”的时代，巴黎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与过去的冷战时期不同。冷战的范围是可以测度的，但新的世界秩序和威胁则难以丈量。1966年存在技术上的压力让法国走上特殊道路，今天也存在其他让巴黎参谋部尝试与北约建立紧密联系的技术压力。戴高乐将军在冷战的紧要关头决定将北约军官和外交官扫地出门并将法国士兵撤离军事一体化机构，并非是突如其来的念头。两个信念将当时的戴高乐和今天的萨科齐联系在一起：其一，法国不管怎样都必须保持独立的决策能力。其二，核武器不可分享，不可与德国、美国分享。戴高乐是个现实主义者，萨科齐也是，只是环境发生了改变。1991年海湾战争中，法国的一支部队在美国的指挥下参战。在阿富汗，法国人加入了北约驻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欧洲的安全和防御政策不应被分裂，法国军官多年来一直在北约指挥系统中工作。萨科齐承认了现实，同时他也在延续戴高乐的核战略遗产，法国依旧在走自己的特殊道路。
国际环境及综合实力的对比也是法国决策的重要因素。欧洲作为世界上安全合作机构最多的地区（欧安会、欧盟、西欧联盟、独联体，等等），任何一个组织的实力都无法与北约的军事势力相抗衡。西欧联盟虽然重视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在军事方面依然无法完成自己的防务工作。西欧集体防务计划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一直没有像西欧经济一体化那样迅速发展。而且，西欧的实力也使得他们无法单独承担西欧的防务。相比之下，“美国与欧洲的现实分工是：美国‘制作晚餐’，欧洲‘清洗盘子’”。[224]在欧盟防务结构性的弊端无法消除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欧盟的军事行动能力不可能有大的提升。冷战后，法国认为，“参加北约军事机构并不代表着完全依赖于美国，而是在北约内部的美国之外再建立一个欧洲支柱，让西欧联盟充当这个欧洲支柱的防务支柱，使西欧联盟真正成为欧洲联盟的武装肩膀和防务组织”。[225]重返北约不但增加法在北约的权力，而且能够提高欧洲在北约中的分量。法国为了与美国共同领导北约而不是被动接受领导，要求与美国共同参与北约决策和制定标准，而不是“在门外等待别人通知”。法国会在北约在重新确定自己的角色和使命的过程中施加影响，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三 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影响与作用
战略文化通过在政策制定者、智库以及民间的“内化”或“社会化”而深刻地影响着战略制定者们的认知。而且，战略文化有助于一国提高把实际战略需求转变为概念的能力。战略文化作为干预性变量，通过温和的方式作用于战略缔造。后冷战时代，世界各国的边界变得越来越开放，国家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法兰西战略文化的核心支柱中，追求大国地位的目标始终牵引着法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法国人内心的高傲与优越从某种角度来说与美国同样自认为“上帝的选民”的自我优越感发生了冲突，法国追求世界多极化与美国追求单极霸权有着实质性矛盾。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是法国实现其大国地位的基本途径。如果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不因事因时而异、保持独立自主的姿态而是一味依附的话，将会给法国大国战略的实现带来巨大的阻碍。欧洲大陆传统的权力和均势理念也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法兰西战略文化中。强盛时期的法国曾经被欧洲其他国家联合起来一同制衡，而法国现在则借鉴这种有效的经验，联合欧洲来一同制衡美国的超级霸权。
2007年8月，法国总统和总理责成法国外交和欧洲事务部以2020年为限，拟定法国外交与欧洲政策白皮书。2008年7月10日，法国前总理、前保卫共和联盟主席阿兰·朱佩和路易·施维茨领导的40人组成的委员会向法国外长库什内递交了《2009～2020年法国外交和欧洲政策白皮书》。这是冷战结束后近20年以来法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总结，也是为了“建立在2020年前后法国国际环境和全球前景的分析基础之上，阐明法国外交应当发挥的作用，确定法国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使其能够顺应新的挑战”。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法国对当前国际格局和总体形势的基本认识和判断，以及法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理念。
首先，白皮书认为全球化在主导着当今世界的发展：
全球化是重塑国际秩序的主导因素之一。贸易和资本流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加入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全球化普遍提高了各国的社会福利，但仍有一些地区未摆脱落后局面。未来几年，世界经济重心将继续向亚洲转移。人口变化趋势开始影响全球化进程。经合组织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印度、中国和非洲所占比例将大幅上升。对各国、各经济体及各国民众来说，全球化意味着更大风险，它并未缩小不平等，因此很多人恨它。在全球化时代，大家越来越重视自身特性，有时甚至导致国内冲突、国际争端、宗教与历史仇恨。移民也是全球化引发的问题之一。对移民迁入国和国际社会来说，管理移民已成为政治难题。最后，虽然全球化让人们意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妥协却越来越难。
全球竞争加剧，权力政治凸显。2004～2020年，中国和印度的能源需求增速将是全球增速的两倍，中亚、非洲等地重返资源争夺时代。地中海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应予以关注。在北非和中东，各种传统冲突久拖不决。
全球化的走向取决于各国制止冲突的能力。全球化并未解决“南北问题”，全球社会和环境问题严峻。新兴大国崛起导致权力重新分配，对全球化构成了另一大挑战。老牌工业化国家须增强竞争力，通过敦促新兴国家承担义务、设立贸易限额、增加贸易透明度来保护自己，同时避免落入保护主义陷阱。新兴大国的挑战还体现在政治和战略上。各国应动用一切手段减少冲突，建立新的竞争秩序。无节制的全球化正失去民众的支持，如果不进行规范和管理，全球化进程将无法继续。[226]
其次，法国认为2020年前国际关系新秩序难以成形，美国仍将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各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系统性的，需担负起规范全球化、疏导各方力量的重任：
世界权力分布将出现变化，但不会造成大动荡。美国仍将保有强大实力，仍是国际舞台的主角。伊拉克战争尚不足以证明美国衰落。新兴大国对美构成竞争压力，但不构成威胁。没有美国的参与，任何世界秩序都难以建立。美国还不太适应多边主义的行事方式，欧洲应帮助美国遵守集体规则。
欧美关系将起决定作用。冷战和“9·11”后，欧美关系不断调整，美国对欧洲的战略重估，将有助于建立欧美新关系。欧洲是唯一能与美国分享基本利益与政治哲学的盟友。欧洲人要懂得，当欧美产生分歧时，只有欧洲团结，且美方愿意听取欧洲盟友的意见时，欧洲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
美俄、欧俄关系出现问题。中期看，权力逻辑仍是俄制定政策的依据。长期看，如果俄现代化进程受挫，各种结构性困难将在2020年前极大削弱俄力量。西方缺少共同的对俄政策，应把俄拉入多边体系，让其合法地实现自己的抱负。法国在对华关系上尚未找到平衡点。像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其他大国一样，中国拥有全球影响力，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当前要务是变“多极世界”为“多边世界”。多极世界初具雏形，还很不完善，稍不注意，多极结构就会变成各大国之间的失衡、竞争甚至对抗，在国际制度出现危机时尤其如此。各方目前对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合法性存在争议。法国认为，多边体系应以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为核心，未来的多边体系仍将是破碎和不完善的。
在价值观问题上西方面临合法性危机。面对内部分歧和外部挑战，西方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难解读。“南南关系”日益取代“南北关系”。一些持激进立场的发展中国家引起西方不安，温和的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而希望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应有重视。它们得到了非洲、拉美国家的同情，并借此加深了彼此关系。“文明冲突”成为热门话题，有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文明冲突”是一个模糊概念。“文明冲突论”以文明的视角去解读世界本来就存在的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法律和战略问题，可操作性差，易被人利用。
具有伊斯兰色彩的全球恐怖主义仍是重要的激进反西方形式。全球恐怖主义兴起，得益于本土的政治困境，以及恐怖分子对全球化网络的熟练运用，但其尚无能力挑起全球冲突。西方逐渐丧失在软权力上的优势。美国在推广民主时的所作所为、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某些国家的民众对民主与人权的抗拒，都使民主与人权受到冲击。[227]
最后，面对上述挑战，法国认为应该全面应对。
一是重估国家权力：
国家必须适应其权力向超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转移这两大趋势。全球化模糊了国内和国际问题的界线。在此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蓬勃发展，其中一些与国家构成竞争关系，甚至属于犯罪性质。国家必须正视这种现实，学会与各方合作，携手解决地区层面和全球范围的各种问题。另外，国家需加强和改进情报搜集等应对威胁的能力。
保留单边行动的能力。伊拉克战争说明单边主义行不通，但国家有权保留单边行动的能力，以应对直接、紧急的威胁。与冷战初期不同，多边体系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国家用来推广价值观和制裁异己的工具。在此情况下，我们没必要为了把尽可能多的国家吸收进来而牺牲起码的原则与共识。
衡量权力的标准发生变化。衡量权力的最重要指标——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一是因为冲突的非对称性，二是因为战争作为一种手段，没能很好地与政治战略结合，非战争手段未得到充分利用。
二是一国只有同时掌握全球化和主权两种工具，才能影响国际事务：
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国家参与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国际组织，投资各种跨国网络，在观念、技术上发挥影响。国家需摆脱过去“独立”和“控制”的旧思维，学会用“相互依存”和“网络”的观点去看问题。
主权。国家仍需拥有传统权力，最重要的是军事和经济资源。要进行军事建设，就要有强大的机构来定义和捍卫国家利益。因此外交部门不但要搜集、分析情报，更要主动向公众说明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与各种伙伴结成灵活而开放的网络是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应与市民社会、基金会、智库、学者、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加强互动。法国外交一直强调凝聚力和战略抱负，忽视了宣传和影响力建设，需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反思。
三是要制定旨在提高影响力的外交政策：
影响世界意味着提出问题，而不是被动地做出回应，这已成为一国实力的重要体现。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标语或概念能涵盖国际社会的变化。因此，务实、全面、清楚、有效地解释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指明世界的发展方向，是重要任务。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找到同时能为世界和法国民众接受的“全球化”解释。[228]
通过上述白皮书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法国政府认为冷战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抵挡的世界趋势或曰潮流，但“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的主角，权力政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希望通过加强法国的权力，同时掌握“全球化和主权两种工具”，制定旨在提高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来进一步维护和提高自身大国地位，以独立自主的姿态推动世界多极化，“帮助美国遵守集体规则”。以戴高乐主义为代表的法兰西战略文化的核心内容：坚持独立自主、追求大国地位、提高法国全球影响力仍然是法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法国的根本对外政策诉求。法兰西战略文化决定了冷战后法国对美政策调整的基线。
坚持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是法国对美政策传承历史轨迹、考量现实利益的结果。对美独立是法国“领导欧洲”的前提。法国为了实现其“伟大国家”的目标，在现实主义政治家戴高乐执政时期毅然摆脱对美国的依附、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表现出强烈的独立自主立场。而美国对法国的遏制主要采取机制性遏制，例如力图将法国限制在北约的框架内，通过北约的框架约束法国的活动。然而，法国并非全心全意按照美国设定的机制来行动。在一些认同感强烈的事务上，附和美国的意见，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防止游离于美国的影响力之外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法国坚持自己对海外派兵进行评估的权力，就说明法国不会在和平时期依然像在战争时期那样将自己的军队置于盟友的麾下。法国联合德国在返回北约之前强烈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制定“新战略”，给自己留够充足的空间来参加新概念的制定，同时坚决要求由法国人出掌北约两大司令部之一，这充分体现了法国坚持独立，甚至要在北约占据领导地位的一贯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上文曾经分析过的那样，萨科齐政府重返北约，已经实现了戴高乐将军当年所希望的“法国在北约中充当领导和决策者之一”的目标。
追求大国地位的基本出发点是要保障国家的安全利益不受到侵犯，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快速提升。二战后，经历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虽然法国的综合实力得到稳步恢复，但已经远远不是以往那个强大的法兰西帝国。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大国地位与本身实力衰弱使法国陷入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在国际事务中“离不开美国又厌烦美国强势”，使法国只能在“自身无法发挥优势的事务中”跟着美国走，在自己能够“抛头露面”的事务中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国际体系层面上，法国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推动着其外交政策行为，这决定了法国与国际体系领导者美国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结构性的，法国对此而采取的调整政策需要在“合作”与“独立性”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
均势战略的目的是最大程度上制衡美国的霸权行径，推动国际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美国冷战后初期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成功无疑意味着当时法国外交的受挫。法国竭力推动的欧洲新秩序与美国的目标是迥然相异的。法国退出北约与回归北约的举措，都是在不同背景下均势战略的一种表现。苏联威胁消失后，美国口头上说着要退出欧洲，但是实际却利用北约东扩等方式将欧洲纳入自己主导的框架之下。爱丽舍宫认为，“欧洲必须确立起共同防务和安全政策”，这是对“欧共体走向政治一体化的合乎逻辑的补充”，[229]可是，法国所希望的欧洲安全架构由于欧洲内部各种矛盾的存在并没有按预期建立起来。美国认为，在其主导下北约东扩能够分担欧盟东扩所要面对的民族冲突、经济差距过大等不稳定因素带来的压力，北约对原华约组织成员国的吸收显示出北约相对于欧盟更能够为中东欧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方面的优先地位，“大西洋主义”而非“欧洲主义”更能够让欧洲各国，尤其是东欧各国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而这恰恰是法国所不愿看到的。“9·11事件”之后，反恐战争对美国力量的牵扯使得美国不得不给欧洲留出更大的空间让其启动更具有自主性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这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北约组织对于跨大西洋两岸关系框架中的优先地位的逐步减弱，部分程度上给予法国更大的信心来通过均势策略实现欧洲人的欧洲和世界多极化的战略目标。
借助于法兰西源远流长又具有很强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实施文化外交，凸现法兰西文化软权力，是法国牵制美国软实力影响的重要战略手段。作为世界上最早制定对外文化政策的国家之一，法国的软实力优势对其提升国际地位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即使经过世界大战，军事、政治、经济实力都日趋下降的法国，在文化上依然处于一流强国的地位。通过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实现法国的大国战略目标，其效果不可低估。美国二战后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极大地推动了其对传播途径及方式的控制力，进而使得美国不断扩张“美国化的欧洲文化”，即美式文化的影响力，这给法国的“文化兴国战略”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法国退而通过“法国文化欧洲化”的战略措施极力维护其文化大国地位。美国的文化扩张，给一向以法兰西文化自豪的法国人带来了极大的不满、蔑视和愤怒。在他们看来，美国文化并不是自己的文化，而是清教徒到达美洲之后，将带去的残缺的欧洲文明的不完善或者极端化发展，不但没有经历文艺复兴等文化运动的洗礼与磨炼，而且缺乏深刻的历史蕴意与精神内涵，实质是充斥着物质主义、放任主义等“低俗并缺乏优雅与高贵品质”的贬值了的文化。但是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控制力极大地推动了其文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给法国推行其文化战略带来了障碍，直接影响到法国对美国的战略决策及战略实施。有关法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具体内容，本书将在第五章详细阐述。
第四节 软实力扩张与法国对非洲战略
法国与非洲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无论在“法兰西帝国”时代还是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非洲都是法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重要因素。虽然戴高乐时期的法国基本结束了对非洲的殖民统治，但毫无疑问的是，戴高乐是一个精明的殖民主义者，是法兰西殖民帝国、法兰西殖民利益的捍卫者。无论是对阿尔及利亚，还是对法属黑非洲，戴高乐及其继承人终究没有放弃法国在新时期对非洲大陆的“新殖民统治”。法兰西战略文化形成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弥漫着“掌控非洲，为我所用”的思想。冷战后的法国统治者所制定的对非政策，也没有背弃其战略文化中这种借助原殖民地实现大国战略目标、保障国家利益的殖民惯性。
一 冷战后的非洲
历史遗留下的痕迹给非洲带来了巨大影响。有人这样形容法国与非洲的关系：“没有非洲，法国是一部没有汽油的汽车；没有法国，非洲是一部没有司机的汽车。”法国是殖民时期在非洲占有土地最多的国家。1830～1960年，法国统治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等众多非洲国家长达130年。[230]逾百年殖民统治的漫长岁月，使得法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语言渗透到非洲的每个角落，可以说无所不在。法国工业发展的原材料不断来源于这块土地，举例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对非洲原料的依赖如下：100%的铀来自加蓬和尼日尔、90%的矾土来自几内亚、76%的锰来自加蓬和南非、59%的钴来自扎伊尔和赞比亚、55%的磷酸盐来自摩洛哥和刚果、31%的铁矿石来自利比里亚和毛里塔尼亚。截止到1989年，法国对非洲的能源依赖从1950年的30%上升到了80%。而法国从国外进口的石油中几乎有70%来自非洲的安哥拉、喀麦隆、刚果和加蓬。法国还通过与二战后独立的非洲法语区国家签订合作及防务协定确保获得石油、天然气、铀、锂、氦等战略原料的专有地位。根据协议，这些原料只能优先售到法国，其次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为了“确保相互之间共同的防务利益”。[231]同时，非洲还是法国资本、技术和商品输出的主要市场之一。
法国对非洲的殖民一方面出自经济企图，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和国家荣誉的考虑。法兰西大国地位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非洲的占领。戴高乐本人就一再强调：“与走向文明化的海外领地联结在一起，法国是一个强国；没有这些领地，法国就可能不再是一个强国。”[232]有人不无尖刻地评论说：“由于有了众多法语非洲国家的支持，法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要超出它的幅员之限，并因此取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个席位。”[233]一战期间，原料匮乏让法国感到大规模开发殖民地资源的重要性，1929年的经济危机成为法国向殖民地投资的推动力。二战时，由于法国本土被法西斯德国侵占，贝当政府投降，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和“战斗法国”不得不主要依靠非洲作为生存和将来复兴的基地，为此他多次前往阿尔及利亚、赤道非洲联邦等非洲法属殖民地。从那时起直到二战后较长一段时间，戴高乐将军在与美英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以“法兰西帝国”——主要是指非洲等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为重要物质和心理依托和谈判资本（在戴高乐的回忆录中有大量相关论述）。从非洲殖民地收集来的金钱和资源不但成为戴高乐临时政府在战时抵抗法西斯德国、重返欧陆的重要资本，还使法国临时政府还清了英国的全部贷款。二战后到1960年非洲独立年，法国开始对殖民地进行大量经济投入，也成为非洲独立后依然在经济上依附于法国的重要因素。戴高乐执政后，提倡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合作的方式来替代原有的飞机、大炮、坦克以维持法国在非洲的新时期的殖民统治。政治上虽然松绑，但是经济联系却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殖民地与法国之间的纵向经济联系正是法兰西“新殖民主义”的体现。这种特点也决定了法国能在后殖民化时代依旧对非洲保持巨大的影响力和特殊经济利益。法国对非洲的军事干预和驻军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实质性转变，这对法国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减少军费开支往往比获得“非洲宪兵”的称号对现代的法国来说更有意义。
虽然殖民统治早已结束，但法国对非洲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冷战后全球化时代不断得到加强。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国深知非洲，尤其是非洲原法国殖民地国家在其全球战略中有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地位。没有非洲，法国的大国梦想会永远只是个梦想。冷战后，法国继续定期举办“法国和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每逢双年轮流在巴黎和非洲国家召开，而且参加国包括非洲大陆所有国家，不仅限于法语非洲国家。逢单的年份，法国又要张罗召开世界法语国家首脑会议，60多个成员国中有一多半是非洲法语国家。在非洲尤其是法语非洲国家的工业、农业、酿酒、贸易、能源、建筑、运输、餐饮、零售等几乎各个经济行业，法国公司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在相当多法语非洲国家的报纸、杂志出版、电视转播等行业，都是由法国巨头垄断，可见法国对维护、巩固和加强在非洲影响力的重视程度。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和非洲形势的变化，由于受到自身经济和财政困扰以及面对美国在非洲咄咄逼人的进攻，法国的对非政策不断进行调整。1995年，希拉克政府提出要与非洲建立“法非新型伙伴关系”，进一步弱化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避免直接卷入非洲内部冲突，摒弃“非洲宪兵”的称号。同时，希拉克政府还表明法国对非洲关系的“开放性立场”，说明法国已经放弃在非洲保持“势力范围”的过时做法，正在非洲努力寻找扩大友谊范围。但是，法非关系的历史决定了非洲国家对法国的依赖性。1999年，科特迪瓦发生军事政变，总统贝迪埃希望法国政府帮助平息叛乱，恢复宪法（后法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仅派兵保护科特迪瓦总统本人，并未满足其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要求）。同时，法国依然是西方国家对非援助最多的国家，1997年达到187亿法郎。法国至今仍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后殖民时期对非洲干预最多的国家。由于法国自身实力的下降，再也不能让法国像殖民统治时期那样包揽非洲国家的一切，冷战后法国对非外交政策调整的重点就是在扩大法国对非洲的影响的同时，加强非洲国家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同时，法国应对美国在非洲进攻的策略选择是与美国合作。这种合作为法美在非洲事务上取得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非洲地区危机管理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符合法国的切身利益。
二 法国对非洲政策的调整：密特朗（人权外交）、希拉克（回归实用主义）、萨科齐（共同发展的新型法非关系）
密特朗政府“第三世界主义”和“人权外交”的败笔。一方面，冷战结束后，法国加紧对非洲的投入，在经济方面拓宽了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把经济合作的范围从几个亲法的法语非洲国家，扩展到了全非洲，奉行“大非洲政策”。增加了对外援助，仅1981～1984年，其对外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0.35%增加到0.53%。另一方面，密特朗的对非“人权外交”后来被普遍嘲笑为败笔。冷战甫一结束，密特朗以人权和民主卫士自居，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定为“视受援国‘民主化进程’和人权状况而定”，加大了将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强加给非洲国家的力度，通过政治、经济压力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控制。抵抗力薄弱的黑非洲法语国家则完全屈从于这种外来压力，承袭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议会民主模式。然而这种与国内实际情况并非完全相容的外来政治经济压力诱发了许多内部部族、宗教和地区矛盾，给相当多的非洲国家带来了普遍、剧烈的政治、经济混乱，不但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与政治烦恼，也给美国创造了挖法国墙角的机会。美国借此机会极力拉拢法语非洲国家中的政府反对派，力图通过政权更迭来在非洲建立亲美政权。[234]
希拉克回归实用主义。希拉克上台后迅速调整对非政策、“拨乱反正”。他提出了一套新的对非政策：一是将“援助与民主”挂钩原则改为“以援助促稳定”的政策，二是带头援助非洲，并减少对非洲内部事务的干涉。1995年5月希拉克提出了“法国新非洲政策”，把传统的“托管式法非关系”定位为“新型合作伙伴关系”。1996年7月，希拉克访问非洲时强调指出，西方应该寻求一种同非洲发展合作与互助的新基础，使得相互能构成任何尊重对方的特性，并明确指出，要更新“法非关系的传统框架”，同非洲国家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他宣称：“法国从未准备脱离非洲”，“法国将继续是黑非洲的第一大伙伴”，“法国并不是改变其非洲政策，而是使之更加适应非洲的新现实”。若斯潘总理在1997年12月访问马里时对法非关系重新定位：“法国与非洲国家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235]
法国一向把对非洲的经济援助视为其非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密切与非洲的经济联系。1998年以前，法国将受援国家分为两类：“阵营国家”和“阵营外国家”。所谓“阵营国家”指的是法语国家，包括37个原法国殖民地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和后来逐渐加入的非洲国家，而其他接受法国援助的国家为“阵营外国家”。1998年起，法国政府调整了其对外援助政策，由原来“阵营国家”和“阵营外国家”的二元划分，转变为“优先援助地区（La Zone de Solidarite Prioritaire, ZSP）”政策，“优先援助地区”名单由法国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每年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制定。1999年初首次确定的“优先援助地区”共计包括61个国家，除了原37个“阵营国家”外，又增加了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主要是中部和南部非洲英语国家。[236]从2000年开始，对于这些国家，法国政府定期制定多年度发展合作战略文件，指导双边发展合作。2001年，法国53%的双边援助用于“优先援助地区”计划中的国家。2002年，“优先援助地区”计划更改为54个国家，其中非洲国家43个，占近五分之四。[237]
2002年11月，法国时任外长皮埃尔·安德烈宣布法非合作新政策的10项计划，大力加强对非洲援助。政策内容包括：5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增加50%；进一步简化援助手续；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的援助将占援助额的44%；向北非和中东地区提供的援助占20%，由伙伴关系代替单纯援助关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鼓励法国志愿者参与开发援助行动，强化援助监督机制，等等。[238]希拉克推进法非关系跳出传统框架，改变密特朗“人权外交”的强硬做法、回归实用主义，改善了法国与非洲大陆固有的政治、军事交往形式与渠道，加强了法国与整个非洲大陆的全面合作关系，无疑为法国稳定能够为其带来发展空间的“后院”，对抗美国势力的渗透有着重要意义。
萨科齐的对非政策主张经历了从竞选到当选执政后的较大变化。从选前表态看，萨科齐对非政策的人权色彩比较浓重，他在竞选过程中曾表示将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更加强调人权，要求非洲地区政治更加透明化，等等。但法国不可能割舍与非洲之间的传统关系，保持在非洲的影响力是法国保持大国地位的关键，上述表态恐怕仅是为吸引选票的需要。入主爱丽舍宫后，萨科齐的对非政策回到了“实用主义政治”轨道，力求建立“共同发展的新型法非关系”，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积极更新对非合作模式，谋求恢复并加强其在非洲传统影响力。萨任命了北非裔的拉齐达·达蒂为司法部长；2007年12月，萨科齐展开了3天的阿尔及利亚之行，希望修复因2005年法国议会通过的美化法国在阿殖民统治的决议而受到影响的两国关系。2007年8月，萨科齐在驻外使节会议上阐述其外交政策构想称：“非洲是法国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也是欧盟对外合作政策的轴心。非洲不是今日世界的病夫，非洲不需要我们的施舍。非洲拥有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的一切潜质，法国愿意帮助其取得成功。最近几年，非洲的平均增长率达5%，如果诸如棉花一类的初级产品可以卖出更公道的价钱，非洲的增长率还会更高。当然，非洲仍被排斥在世界繁荣之外，它未从自己丰富的资源中获得最好的收益，其资源还面临被掠夺的危险，而且非洲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我希望倾听非洲人民，特别是非洲青年的声音，希望了解他们想从法国得到什么。”[239]
萨科齐2008年1月18日向法国驻外代表团发表的讲话和2月28日在南非国民议会上的演讲进一步全面阐述了他的外交思想，其中谈到对非关系时，萨科齐强调法国应与非洲建立“新型关系”。他称法非关系模式虽然已不再被新一代非洲人和法国舆论所理解，但法国与非洲之间纽带的力量“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他说，“10%的法国人能够溯源其非洲血统。法国和非洲还有法语这一语言纽带。但法国同非洲，尤其是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关系在疏远。今天非洲舆论界存在着某种反常现象：法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被认为正常的事情，只要一涉及非洲，人们就会怀疑法国政府的意图”。萨科齐称法国与南非的关系应确立为法非关系的示范。南非现在已成为法国在非洲的第一大经济合作伙伴，160家法国企业在南非开展业务，创造就业岗位。南非已显露出复兴信号，并做出了榜样。复兴不应是财富的复兴，而应是精神复兴。为实现这一复兴，法国愿与南非和非洲重建关系。萨科齐提出了重建法非关系的四项建议。首先，法国应就防务协议问题与相关非洲国家进行协调，以使现有协议适应现实，最大程度考虑非洲国家的愿望。其次，法国将在透明原则的基础上重建与非洲的关系，法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所有防务协议都将公布于众。再次，驻非法军的重点是帮助非洲建立自己的集体安全体系。法国没有在非洲永久驻军的使命，非洲的安全问题应该由非洲自己解决。最后，欧盟是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最重要合作伙伴。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战争、流行病、毒品与武器贩运及恐怖主义会对欧洲和法国造成直接后果。如果非洲今天失败，欧洲明天可能就会发生悲剧。这是欧非共同的利益，因为一个强大的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非洲。萨科齐在南非许诺，法国将加大援非力度。其一，法国将设立一个2.5亿欧元的发展援助基金会，并将参与其他基金或专项基金会，以帮助非洲企业发展。其二，设立2.5亿欧元的保障基金，以方便非洲的中小企业获得贷款或资金。其三，法国发展署（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AFD）将在5年内投入20亿欧元发展援助资金。上述计划涉及的资金总额达25亿欧元，分5年直接或间接资助2000个非洲企业，创造30万个就业岗位。连同原先的项目，法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双边援助资金总额未来5年将提高到100亿欧元。此外，他还呼吁法国与非洲应在移民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相关各方应鼓励移民为原籍国家的发展尽力，以实现共同发展。
2008年法国通过“公共发展援助计划（APD）”渠道用于对外援助的资金共计达75.62亿欧元，是世界第四大对外援助国家，其中53%用于援助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更是占到了43%，达32.5166亿欧元（参见图3—3）。
无论是密特朗政府的“人权外交”、希拉克的“实用主义”，还是萨科齐的“以欧盟为轴心的新型法非关系”，都以法国国家战略目标的根本需求为基本出发点。首先，都是致力于保持和扩大法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时，政治上的变相控制、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上的教师与学生的角色都是法国继续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体现。无论萨科齐如何辩解，法国对非新殖民主义的实质不会得到改变。“简氏信息集团”（Jane's Information Group）2010年7月最新发布的《简氏安全评估报告——法国》中就明确指出，冷战结束后，法国努力巩固和加强对非洲法语区的影响，尤其加强了在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科摩罗和中非共和国的干预（法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欧盟共同防务政策军事和民事计划等框架下作为主要派兵国家向上述国家派出了维和部队）。[240]
三 冷战后法美对非洲的争夺
冷战后法国在非洲遇到的首要难题和威胁，恐怕要算是美国对非洲野心勃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如前文所述，早在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便积极利用密特朗政府对非洲政策的失误，打入法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很快美国公司便遍布于原法属非洲国家。在希拉克时代，美国进一步调整其对非政策，声称“从现在起，美国将不再把非洲市场拱手让给那些前殖民强国”，“法国在非洲的独家牧场应该结束”。1996年2月，克林顿向国会提交《美对非贸易和发展援助政策》报告，鼓励美国内企业界开展对非贸易和投资。随后美前商业部长布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6次出访非洲，为扩大美在非洲的商业机会和市场份额四处奔忙。1997年4月，克林顿政府又提出了《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机会伙伴关系计划》，决定设立两项总额达6.5亿美元的非洲投资保证基金，建立美非贸易合作论坛和美非自由贸易区，给予1783种非洲国家的产品免税进入美国的待遇，等等。在政府的大力鼓励和政策支持下，美非间的贸易发展很快。1996年，美对非出口增加到60亿美元，从非进口则增加到151亿美元。美在非建立的各种企业也由1992年的180家增长到500多家。为争夺非洲的石油战略资源，美国石油公司还在安哥拉、喀麦隆、刚果、几内亚湾和尼日利亚等地到处挖法国埃勒夫—阿基坦石油公司的墙脚，与法国公司争抢石油开采合同，打破了法国埃勒夫公司多年来对几内亚湾石油市场的独家垄断。“9·11”事件后，美国对非洲政策可以概括为两手抓，即一手抓反恐，一手抓能源。美国在非洲开展反恐行动，是为了配合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需要，防止该地区成为恐怖主义组织藏匿和滋生地，确保石油等重要资源来源的多样化事关美国维持世界超强地位的长远战略利益。美国布什政府明确将非洲定位为：“攸关美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优先考虑地区，布什任内先后于2003年、2008年两度出访非洲。布什总统在2003年7月访问非洲5国，做出增加资金用于反恐及艾滋病防治等许诺。此外，美国还在非洲之角建立反恐军事基地，与北非阿拉伯国家和西非国家也加强了反恐领域的合作。2008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林顿均已出访非洲，其对非援助力度不断加大，从2001年的14亿美元增至2009年的56.49亿美元，奥巴马总统还承诺，2013年将对非援助在2009年基础上翻番。
在经济上不断向非洲挺进的同时，美国也积极插手非洲政治军事事务、在安全防务领域向法国提出了严峻挑战。1996年10月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非，其第一站是西非法语国家马里，这被认为是美国明确向法国的势力范围进行挑战。法国讥讽此行是为克林顿“捞取美国黑人的选票”，美国“并不真心关注非洲发展”。美国则反击说，“法国把它过去的殖民地看成是它自己的领地”，“法国应该允许这些非洲国家有更多的独立性”，等等。在1997年的前扎伊尔内战中，美法最初在是否派驻多国部队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其后又因美国支持的卡比拉上台、法国支持的蒙博托垮台而使法国丧失了其在中部非洲的重要基地，美国则乘势推进了其势力范围，建立起从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刚果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安哥拉及南非的一个巨大的亲美弧形地带。为巩固中部非洲这一新阵地，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7年12月先后访问了非洲七国，向这些国家许以巨额赠款，并提供资金用于促进大湖地区的民主和司法建设。美国矿业公司也捷足先登，早在卡比拉攻占首都前就与其签署了一项价值10亿美元的矿业合同。2007年，美国成立“美军非洲司令部”，据报道，2010年美国财政对非洲司令部的投入达8亿美元。
此外，美法在非洲的角逐还体现在争夺对非洲事务的控制和主导权上。面对非洲频仍的地区冲突和危机，美、法吸取各自在索马里和卢旺达维和行动失败的教训，虽然都不愿再单独军事卷入非洲的内部冲突，主张由非洲国家自主解决问题，但在非洲维和机制的具体组建和以谁为主的问题上则争夺激烈。美国曾于1996年10月抛出一个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出钱、由非洲国家出人的所谓组建“非洲危机反应部队”的计划，在遭到冷遇后又于2007年提出了具体的“对付非洲危机计划”，并投入2000万美元加以实施。同时实行的还有“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计划以及代号为“J7”的培训计划，目的都是训练非洲国家军队，提高其作战能力。而法国长期以来一直充当着非洲“宪兵”的角色，在非洲6个国家驻有约8000人的兵力。虽然由于财政困难，法国政府不断缩减驻非军队，弱化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但在争夺非洲维和主导权的问题上却毫不示弱，也舍得花钱。1997年3月，法国同贝宁、多哥和布基纳法索3国举行了从海上到陆地的联合军事演习。为扩大影响，法国还特意邀请了邻近国家加纳、尼日尔、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的国防部长和三军参谋长赴现场观看，并计划在上半年再与塞内加尔等西非国家举行多国、多兵种大规模军事演习。
面对美国上述扩张行为，法国采取了两手并举的应对措施。一方面在经贸等领域针锋相对地加强竞争手段，试图继续控制原法属非洲的经济，另一方面在军事安全领域则同时向非、美伸出橄榄枝，试图通过合作方式延续其在非洲的传统权力。
首先，面对美非贸易的大幅增长和美国公司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法国在非洲长期享有的贸易垄断地位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威胁。法国舆论认为，美国是法国外交的“天敌”，如果法国在非洲这片长期经营的领地上被美国挤走，那将是法国所“不能忍受的”。为巩固和维护在非洲的传统利益和阵地，法国总统希拉克自1995年5月上台后的一年多时间内3访非洲，增加了对非援助，取消了10个最不发达国家所欠66亿法郎的全部债务，一次性减免4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半债务，总额为184亿法郎。在通过增加发展援助、减免债务等措施巩固与法语非洲国家原有关系的同时，法国还与英国合作，将触角伸向非洲英语国家，积极与非洲英语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比如对南非，法国从希拉克时代起就着重加强了投入。南非进入了法国的“优先援助地区”（ZSP）计划名单（参见上文），在《法国—南非发展援助战略文件》中法国明确表示，“法国在南非发展合作的战略目标是：让一个法国在历史上几乎从未涉足的国家更好地了解法国；与一个地区政治领袖和地区经济强国发展伙伴关系；使援助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产生重要影响”。仅1998～2000年，法国对南非的发展援助净支出共计达8290万美元。[241]
其次，面对美国在安全防务领域在非洲的攻势，尽管法国不甘心美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但美国毕竟是一超独大，作为一个二流的世界大国，法国的外交政策无论在目标选择和实现方式上都必须面对现实。法国政府明确意识到，要想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减少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直接冲突。因此，法国在非洲巩固扩大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冷战后美国在非洲事务上参与程度日益加深的事实。法国对自己的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的范围和程度进行了限制，以便和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保持一致。法国为此所做的最重要的政策调整，就是1997年决定大量减少法国在非洲的驻军人数。法国不但关闭了在中非共和国的军事基地，还把在其他五个非洲国家的驻军人数从8000人减少到5000人。不过法国国防部长强调，法国军队减少的人数主要是后勤部分，将不会影响法国完成在非洲承诺的防务协议的能力。[242]在减少军队的同时，法国还致力于建立当地国家的维持和平部队。法国大大减少了永久性军事基地的数量，转而根据形势需要启动临时性军事基地，并根据任务灵活调整驻军人数。此外，法国还积极依托这些军事基地同非洲开展多边军事合作，使非洲军队更加依赖法国，也使法军在非洲更容易得到当地军事力量的支持。同时，法国还转变观念，将这些基地视为西方世界推广民主和价值观、打击恐怖主义、推动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欢迎美国和日本等国介入非洲事务，分担安全责任。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法国加强非洲国家管理自身事务能力的做法将使得法国可以和美国进一步合作。实际上，法国、英国和美国进行共同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增强非洲国家在其自身国家范围内维持和平甚至强制和平的能力。这个过程目前虽然进展缓慢，但这种趋势在克服了最初的困难之后，将显示出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为法国和美国处理大湖等地区的危机进行合作提供一条重要途径。
四 语言文化软权力的使用和法国在非洲利益的巩固
在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像法国人那样珍视自己的语言、视之为本民族的荣耀和瑰宝。而将本国本民族语言作为对外政策重要工具的，恐怕只有法国。严谨、绚丽、优雅的语言，是法兰西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法国“软实力”独具魅力的一张牌。法语曾辉煌过几个世纪，在国际上独领风骚，风靡欧洲各国的宫廷和上流社会。直到今天，由于其语法和句法、词法的严谨性，法语依然是国际条约、协议、法律文本的规定语文，是联合国、国际奥委会、国际展览局等国际组织的首选工作语言。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俄罗斯、德国、东欧各国，甚至包括美国和英国，[243]会说法语、能够用法语写诗，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正因为这样，从过去到现在，法国政府一直把法国的文化、语言作为向全世界扩展影响和保持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在非洲更是如此。直到今天，在很多非洲国家，政界、商界精英依然以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为荣，文化界则更是如此，不少非洲著名作家只用法语写作。
根据法语国家国际组织（OIF）公布的数据，非洲是法语人口最多的大陆，超过10%的非洲人讲法语。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有22个。有31个非洲国家是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在非洲国家，可以很容易收到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TV5（总部设在巴黎的法语国家电视台）、CANAL HORISON（法国“地平线台”）等法语广播、电视台。当地电视台的节目实际上许多也是来自法国，只不过播出时间晚一些。打开收音机，不用短波就可以在调频波段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4小时连续播送的即时新闻和其他节目。在书刊报亭，可以买到当天从巴黎空运来的法国《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队报》，以及各类时事、文化、影视、电脑、体育、园艺甚至成人杂志，法国的杂志在那里应有尽有。在法语非洲国家，每周四早上都有一本叫《青年非洲》的杂志上市，卖得很火。《青年非洲》说的是非洲的人和事，但在巴黎编辑出版，空运到非洲各国出售。
维系法国与法语非洲国家关系的法非首脑会议，其影响已扩大到非洲的一些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国家，在法国对非战略中占据着显要地位。如1996年底参加第19届法非首脑会议的就有47个国家，基本上包括了非洲所有国家。2003年第22届法非首脑会议更是非同小可、规模空前，除索马里，所有非洲国家都派团参加，其中42个国家的代表团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率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非洲联盟秘书长阿马拉·埃西也应邀与会。这届法非首脑会议的主题是“法非共建新型伙伴关系”。希拉克总统在会议上宣布，非洲是“法国外交优先的中心”。希拉克指出，法非关系已经从单纯的援助机制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机制。法非合作的方式将从以往的国对国的方式，逐渐转变为对区域性组织的方式，以适应非洲日益明显的区域化趋势。希拉克表示，非洲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地区性事务才能真正促进本国经济水平的发展。这表明在对非政策上，法国态度已经更加务实，开始更加注重发挥非洲国家自身的能力。法非关系已经从当初的“援助体制（assistance）”转变到今天的“伙伴体制（parteneriat）”。与此同时，非洲法语区国家始终是法国“借重”的重心，会议期间正值国际社会在伊拉克问题上反战与主战两种立场较劲的关键时刻，法国亟需国际支持。非洲国家也果然没有令法国失望：与会的50多个非洲国家与法国就伊拉克问题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认为动武只能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目前还有取代战争的另一种选择，主张继续在联合国安理会1441号决议框架内对伊拉克进行武器核查。这对法国的反战立场无疑是强有力的声援。通过与非洲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法国维护了在非洲法语区的政治影响，更扩大了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
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非洲的主旋律，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局保持稳定，一些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战乱和热点问题趋于缓和。截止到2010年，曾有十几个国家卷入，被称为非洲世界大战的刚果（金）战乱基本平息，塞拉利昂、安哥拉、利比里亚、科特迪瓦等的大规模内战先后结束，津巴布韦政治危机得到缓解。随着老一代非洲领导人退出历史舞台，非洲政治生态日益多元化。据初步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领导人中，有41.3%曾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2000～2008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5%, 2009年受金融危机冲击下降为2%，据非洲发展银行预测，2010年非洲地区经济增长可望达到5.5%。世界各大国和新兴国家都对非洲的发展潜力和本国在非洲的利益充满期待，英、德、日、印、俄等国均逐步加大对非投入，拓展在非洲影响力。法国未来如何与非洲相处绝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其对非政策如何加强并收到实效值得法国的政治家们深思。
五 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影响与作用
在萨科齐政府于2008年先后推出的新版法国《国防与安全白皮书》、《外交与欧洲政策白皮书》这两份重要文件中，都延续了自拿破仑、戴高乐以及冷战后历届法国政府以来对非洲的特别重视。《外交与欧洲政策白皮书》称：“地中海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值得法国特别关注”，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不平等与多样性的地区，将带来各种机会、挑战与威胁”。《国防与安全白皮书》则将萨科齐当局的对非洲战略表述得极为露骨：
法国将保持在非洲大陆东西沿海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预防危机能力和行动能力，特别是在打击贩毒和恐怖主义方面。法国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防务和军事合作协议制度，转变为欧盟—非洲防务伙伴和防务与安全合作，支持非洲维和力量发展强大。
非洲大陆战争冲突局面更为复杂，非洲之角、大湖地区以南撒哈拉非洲地区对欧洲构成威胁的问题包括非法移民、宗教激进化、恐怖主义组织扎根、毒品与武器走私、武器扩散、洗黑钱以及传染病扩散，以及从大西洋到索马里地区的战争等。此外，该地区的战略原材料及能源可能造成远东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争相觊觎。
（法军的）干预能力应集中在几个优先地区：大西洋到波斯湾和印度洋并可能扩展到亚洲；地中海、西非、安的列斯群岛；非洲。
要加强对非洲的情报搜集工作；非洲是未来15年法国预防战略的首要地区[244]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随着法国在非洲军事上的收缩、对非洲国家经济上控制力的减弱，其在文化上的投入则是不断加强，且其运用文化软实力以长期控制非洲的意愿和能力得到了同步快速增长。
法国对非洲文化外交的延续性、稳定性及其潜移默化的长效性是法兰西战略文化中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显著成果。从戴高乐到冷战后历届法国政府，对文化软权力的运用在对非外交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法国文化外交的核心在于法语的全球影响力。虽然法国殖民帝国已经崩溃，但是多年来法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并未因此缩小。法国在海外殖民统治时期，对非洲殖民地实行文化同化政策，在当地开办学校，派遣法语教员，大力开展法语教育，非洲孩子甚至在课堂上说“我们是高卢人”。为了维护殖民统治，戴高乐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法语共同体”的设想，而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都是坚定的“法语至上主义者”。希拉克总统在任期内多次提倡文化多元化，反对文化单一化，针对美国文化向非洲渗透的事实，法提出必须尊重世界上文化、语言和民族的多样性，保持各民族的文化特色。法国将致力于以法语国家共同体为工具，向文化单极化挑战。事实证明，这一战略较为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情况，更加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245]法国政府在非洲和世界各地设立法国文化中心、法语学校时从来不吝惜金钱的投入。1999年，法国外交部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正式成立，成为法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总部。该部门的年预算占外交部整体预算的40%！ 2002年，法国用于对外文化交流的总经费高达13.5亿欧元，其中80%来自于外交部。将对非文化外交作为保持法国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的重要渠道，法国有着沿袭性的绝对优势。从1989年到现在，法语国家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和观察员国不断扩大，这是法国扩大其影响力的通道与桥梁，尤其是法国与国际政治舞台上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沟通的平台。应该说，众多非洲国家的精英阶层以说法语为荣、在思想上以法国文化为归依、视法语文明为其精神家园。工作做到如此的程度，使得文化成为了非洲大陆与法国间绝对难以斩断的血脉联系，为法国实现其对非洲的长期战略起到了难以替代的关键性作用。这实在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应该注意并借鉴的重要经验。
法国对非洲政策一直有着强烈的排他性，这正是以谋求大国地位为首要战略目标的法兰西战略文化的体现。巴黎的大国雄心与法国的实力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而“幸亏有了（与非洲）这一关系，法国才因此永远不会沦为列支敦士登，甚至不会沦落为德国”。[246]法国一直把非洲视为其维护世界性大国地位的重要舞台，而维护大国地位又是其外交政策的根基。正如戴高乐将军所说：“如果法国不再是世界性大国，它也就不再是法国了。”无论是密特朗推出的“第三世界主义”，还是希拉克总统对非洲政策的大幅度调整及其“新戴高乐主义”，或是萨科齐目前正在进行的继续调整，目的都是要继承戴高乐的遗志——“保持法国世界性大国的地位”。法国面对美国在非洲的进攻态势，毫不退缩，而是以开放的心态走出法语非洲，面向整个非洲大陆。法国前国际合作部长贝尔纳·德勃雷在论述非洲对法国的重要意义时说：“法国与这个辽阔的大陆有广泛的联系，正是这个大陆使得法国成了一个大国，使得法国能让人们听到它的声音。”[247]
独立自主是法兰西战略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法国要想在军事、经济、政治上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必须倚重非洲的战略资源。法国独立自主核战略的重要原料依赖于非洲的相关资源。仅以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铀为例，目前法国的铀100%来自非洲的加蓬和尼日尔。法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非洲这一广阔的市场。法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在欧盟国家中居于中后。因此，为了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拓宽市场。非洲国家作为未来市场的潜力巨大，近十年来，有20个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5%，有些国家例如加纳和多哥等国经济增长率超过8%～10%。非洲还是一个世界资源宝库，矿产和战略资源得天独厚。冷战后，法国在对非洲援助方面采取收缩阵地，确保重点，继续维护法国在法语非洲的经济特权。在自身经济实力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法国不受到援助非洲的拖累，法国1995年下决心甩掉非洲法郎区这个愈来愈沉重的包袱，将援助重点转向这些国家的中小企业、资助与改善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工程项目，既巩固了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又保证了其独立发展空间不受到非洲国家援助需要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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