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到处都有与诸葛亮有关的地名和事迹传说，如说思茅、洗马河、孔明兴茶、傣族竹楼等。而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诸葛亮在建兴三年（225）征讨南中，兵分三路，春天从成都出发，秋天会师滇池，接着就凯旋班师，返回成都。作战区域主要在今天的大理、楚雄、曲靖、昆明、昭通，并没有到过上述传说中的地方，因此这些传说并不是历史，但这些传说背后蕴藏着历史。
诸葛亮被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所认可
这是边陲与中心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融合的结果，虽然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并没有被神化，但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受中原文化的传播与地方文化的浸润，诸葛孔明逐渐与地方民俗、民间文化相结合。据普洱学者的考证，孔明被神化的原因主要有：一诸葛亮南征，是为了安定后方，而不在于攻城略地，所以才有七擒七纵。他促进了南中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带来了实惠，当地人认可孔明的治理，尊敬他、怀念他，以至于把许多与之有关或无关的事都附会于他。二元末明初以后，《三国演义》成书并广为流传，作为小说中的正面人物，诸葛亮在明清之后慢慢被神化。又因为在现实中很少存在体察民情、带给百姓福祉的官员，这更使广大百姓对诸葛亮越发怀念，故而诸葛亮的故事流传日广。三元朝灭亡后，明朝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渲染诸葛亮的事迹，将传说变成信史；同时，随着大量汉族士兵及家眷进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些传说也就广为传播，使原来零星的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得到更大、更广的宣扬，并逐渐成为一个系统。
“孔明兴茶”背后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普洱茶的兴起，“孔明兴茶”之说也就被各种媒体和论著广泛传播。“孔明兴茶”见于清代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但诸葛亮没有到过现今的南糯山，所谓“武侯遗种”并非历史事实，而是后人的攀附之说。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攀附的呢？据云南地方史专家林超民教授考证，檀萃著《滇海虞衡志》的时间在嘉庆四年（1799），因此“武侯遗种”的传说和当地祭祀茶王树的风俗当在18世纪中叶以后。而18世纪恰恰是普洱茶开始在茶叶市场中脱颖而出，“名重于天下”的时期。名声大振的普洱茶，售价渐高，利润渐大，成为云南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成为当地茶农和外来茶客赖以致富的重要源泉。道光《云南通志》卷八《普洱府风俗》说，当地民众“衣食仰给茶山”。檀萃说：“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可谓大钱粮矣！”为保证茶叶生产兴盛、茶叶贸易繁荣，便逐渐产生了对茶、茶树的崇拜。这就是为什么祭祀茶树的风俗直到清嘉庆年间才见于记录的缘故。此时的诸葛亮在云南已经成为许多美好事物的创始者，把茶树的来源归之于诸葛武侯的传播，不仅是给当地茶树的来源找到国家认同的依据，而且提高了边陲的茶叶在中原的地位，对于渴求“大钱粮”的当地茶人和外来茶客，诸葛武侯无疑是大家乐于攀附的对象。
滇缅边境被称为“小诸葛”“小孔明”的明末大西军将领李定国
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后，清军入关，南明永历元年（1647），大西军进入云南。1655年，李定国把永历帝护送到昆明。顺治十五年（1658）十二月，清军分三路入滇，永历帝离开滇都昆明西奔。李定国率部殿后，退至怒江西岸磨盘山设伏以待清军，不料因奸细告密失败。李定国率军走腾越，过南甸，至勐定，从三宣六慰，转战勐腊等地，联络诸土司，聚集力量，待机而起。永历十五年（1661）十二月，永历帝被吴三桂自缅甸引渡回滇，于次年四月被杀。李定国得知永历帝死讯，愤郁成疾，卒于勐腊。李定国转战勐腊等地，与当地土司民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结下深厚情谊。当地人称他为“汉王”“诸葛亮”“孔明”。他病逝后，土司和民众在勐腊为他建立坟茔，在坟茔旁建汉王庙，纪念他在当地关爱民众、发展生产的功德。驰名中外的普洱茶六大茶山都在西双版纳，其中五座茶山在勐腊。享誉世界的“茶王树”就在勐海的南糯山、巴达山。这里正是李定国率领大西军余部转战的地方。由此推测，孔明兴茶故事中所谓的“孔明”，也许就是被称为“小诸葛”的汉王李定国将军。
2 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因俗而治”“以夷制夷”是中国历朝统治者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的主导思想，土司制度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具体政策，始行于元代，历经明、清两代，相沿达500余年。以今天普洱市来看，元明清三代设置的土官土司主要有：孟连宣抚司，司署在今孟连县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设立；威远蛮栅府，府署在今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威远镇，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设立；景东土知府，府署在今景东县城，元至顺二年（1331）设立；镇沅土知州，州署在今镇沅县按板镇，明建文四年（1402）设立；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元朝始设，其范围不断变化；钮兀长官司，领地在今江城一带，明宣德八年（1433）设立；木嘎土目，领地在今江城一带，设立年代不详；六顺土司，领地在今普洱市思茅区六顺乡，清雍正元年（1723）设立；整董土司，领地在今江城一带，雍正十年（1732）设立。
土司制度在招抚和安定少数民族、维护国家安定和统一、减缓民族矛盾和摩擦、促进边远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种制度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弊端：土司割据一方，尾大不掉，反叛无常；为争夺承袭权和统治权，土司们彼此仇杀不断；土司集权，残酷欺压、剥削土民；隶属不划一，难于统摄。故明代就曾在部分地区改土归流，但不普遍。清代，雍正帝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鄂尔泰采取招抚和镇压相结合的策略：一是在广西、四川、湖南等地采用招抚政策；二是在云贵两省因土司反叛而大规模用兵，先将四川的乌蒙、东川、镇雄三土府划归云南，再实行改土归流，平定叛乱。在此期间，清军曾经滇南深入到澜沧江下游，以江外归车里宣慰司，江内地区全部改流。雍正二年（1724），威远土知州刀光焕被革职，威远改土归流，次年设威远抚夷清饷同知，隶镇沅府。雍正四年（1726），镇沅府改土归流。雍正七年（1729），鄂尔泰奏准在云南南部设立普洱府，将划归元江府管辖的澜沧江以东12个地方分别建立宁洱县及思茅厅、威远厅、他郎厅，澜沧江以西的六版纳仍归车里宣慰司管辖，但统属于普洱府。民国时期虽令取消土司制度，但土司特权仍然存在，形成土流兼治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司制度彻底废除。
3 反抗剥削与压迫：少数民族起义
蝙蝠洞会盟起义
前清普洱府督学吴应枚曾写有《滇南杂诗三十首》，其中一首提到：“井卤煎熬抵海沙，斧形半破或如瓜。年来鹾政清于水，无复惊心普洱茶。”此诗说，迤西南多盐井，从盐井中提卤水煎熬成块，和海边晒出的散盐一样，近来盐政清廉似水，不会出现使人惊心的普洱茶事件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8世纪，随着普洱茶销量逐渐增加，普洱一带茶商云集，这些茶商低价收购茶叶，再贩运出去获取重利，商人的盘剥令茶农愤怒，商人的重利又让官府眼红。于是，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在思茅设立总茶店，由官方垄断茶叶销售，但普洱府总兵李宗膺和知府佟世荫，多次以巡边之名，到茶山搜刮，最终导致雍正十年（1732）五月二十二日，普洱拉祜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在芒坝河蝙蝠洞会盟起义。起义民众反对流官横征暴敛，并以木刻为信号，联络各地民众共同反清，推举茶山土千总刀兴国为首领。一时“千余众围攻思（茅）城……震惊全滇”。云贵总督方其倬闻讯后，急调迤东、迤西官兵，令临安镇总兵董芳统一节制，兵分两路，一路由董芳率兵3200人从元江进攻，一路由大理提督蔡成贵率官兵800人从大理南下增援思茅。七月两路清兵在宁洱会合，总兵董芳令游击韩云鹏向南水箐进攻，派游击王先向勐先进剿，围攻义军据守的回竜；令守备到倚象，配合土把总刀第到整董堵截义军退路；提督蔡成贵由宁洱直下解思茅之围。义军被迫转入山区，顽强抗击，逾时两年失败。清政府镇压起义后，为了缓解民怨，不得不采取抚绥政策，在此后的一百年间里，普洱地区的茶叶生产有了极大的发展，茶叶贸易繁盛。
刀如珍起义
清雍正二年（1724），镇沅改土归流，朝廷委派威远同知刘宏度署理镇沅知府，刘借机敲诈勒索，给平民百姓带来沉重负担。雍正四年（1726）冬，威远、镇沅等地的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民众在山中秘密集会，推举镇沅傣族土目刀如珍为首领，雍正五年（1727）正月十七日，义军夜袭镇沅府，杀死守城清军，放火烧毁府衙，擒杀刘宏度。
威远牛肩山起义
清嘉庆元年（1796）二月，威远牛肩山（今景谷民乐大村）一带的拉祜族民众在杨扎那带领下举行抗暴起义，后遭镇压，杨扎那牺牲。嘉庆二年（1797），牛肩山民众又在杨扎杜的率领下再次起义。清军重兵镇压，杨扎杜率领起义民众向缅宁（今临沧）转移，后到达缅宁大黑山一带，联合当地的佤族、布朗族袭击缅宁城。
澜沧下改心起义
清嘉庆四年（1799）九月，上改心（今双江）一带的拉祜族民众不堪清政府的重赋和地方土司的剥削压迫，在李文明的率领下举行起义。此时，下改心（今澜沧）的拉祜族人也揭竿而起，在李老小率领下到上改心与李文明会合。这次起义遭镇压后，余众向澜沧、威远、镇沅一带转移。嘉庆七年（1802）一月，澜沧发生饥荒，拉祜族民众2000余人在杨金、李伙头、罗小二率领下，突破清军封锁，渡过澜沧江，攻下三圈、六顺等土司领地。
田四浪起义
清咸丰三年（1853），哀牢山大旱，而衙门官吏、地霸豪绅依旧催粮逼债，横征暴敛，激起民众反抗。镇沅哈尼族田四浪联络召集团田、新抚、通关、古城、恩乐、九甲、者东、德安等地的哈尼族、彝族、傣族民众起义。起义持续16年，义军转战各地，最后控制的区域已与大理杜文秀回族起义军连成一片，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
这些反抗暴政与剥削的义举，反映了少数民族群众不畏权势、勇于斗争的精神，也为后人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经验教训。
4 斑鸠汛与绿营兵
斑鸠汛在普洱市思茅区北部，山顶上是一片缓坡地，从山顶往下坡走，就是茶马古道通往昆明的必经之路斑鸠坡，山脚下即那柯里。思茅蝙蝠洞起义后，新继任的云贵总督尹继善，为安抚普洱府辖内的少数民族，采用和抚与驻兵弹压并举之策，他在给雍正皇帝的《筹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中提出十六条呈，其中一条就是在斑鸠坡驻兵扎营。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就在斑鸠坡设立了斑鸠汛。
除斑鸠汛外，清代在普洱的绿营兵，据光绪《普洱府志》的记载，所设汛塘有：
一是普洱府宁洱县普洱镇中营，设有：小江汛、西萨汛、蛮谷汛，东路勐先卡、等角汛，南路头塘、猛海田塘、追栗河塘、那柯里塘，西南那圈塘、猛泗塘、阿况塘，西路山神庙塘、困索塘、酒房塘、山神庙卡，西北圈岗塘、西萨顶塘、铁厂河塘、蛮谷顶塘，北路厥箕坝塘、茶庵塘、土地塘、磨黑塘、松丫塘、孔雀屏塘、通关哨塘、弯腰树塘、上把边塘、下把边塘、漫戛河搪、通关镇塘、茅稗地塘、化竹箐塘。
二是思茅厅普洱镇右营，设有：那莫田塘、斑鸠坡汛、倚象关、水碓河关、永靖关，东北土地塘、斑鸠坡塘、坡脚塘，西北北庙塘、麻栗坪塘、那莫汛塘、隔界塘。
三是威远厅威远营，设有：猛往汛、猛戛关、茂蔑汛、抱母汛、斗母汛、课里汛、暖里汛，东路课里顶塘、暖里顶塘、一碗水塘、猛乃塘，东南大海资塘、小海资塘、赵家村塘、大湾子塘、猛戛塘、瘴气河塘、南京河塘、拦马河塘、高寨塘、平寨塘、景谷塘、黄土坡塘、大坡头塘、龙潭塘、独木塘。
四是他郎厅普洱镇左营，设有：邦轰汛、宿南汛、阿墨汛，东路水癸塘，南路蚂蝗塘、黑龙塘、斑丫法塘、乾龙塘、布固塘，西路小猛连塘、布竜塘、鱼凫塘、挖岩塘、谷麻塘，骂泥街卡、界址皮卡、坤勇厂三卡、獐差寨卡、东川寨卡。
5 道路交通：贡象道路与茶马贸易
普洱在历史上就是通往东南亚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但民国以前，普洱境内既无公路，也无运输机械，交通主要靠驿道来实现。其境内主要的茶马驿道有：（1）昆洛驿道，上通省城贯通全省连接内地，下往边疆经周边国家，转向东南亚各国。其路线为：从思茅北上，经普洱、磨黑、通关、墨江、元江、青龙厂、杨武、峨山、呈贡至昆明；从思茅南下，经普藤坝、官坪、勐养、车里、佛海、打洛，然后从打洛出境经缅甸到景栋；另由墨江、元江、石屏、建水、蒙自、曼耗与滇越铁路相接，连通越南。（2）弥宁驿道，贯通4个县，连接滇缅公路通向省会，从思茅经宁洱、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弥渡与滇缅公路相接，然后从弥渡、下关、中甸、德钦与西藏驿道相连。（3）思澜驿道，从思茅向西南行，经整碗、翠云、糯扎、火烧寨、油榨房、锦章至澜沧，从澜沧雪林乡出境可至缅甸腊戍，从澜沧至孟连、芒信出境至缅甸万霍道，由澜沧至西盟出境与缅甸大道小径相接。（4）思江驿道，从思茅向东南行，经倚象坝、石膏箐、曼克老、营盘山、阿树至江城，由江城、李仙江坝溜渡口顺江而下至越南莱州，直达港口海防，从江城勐康村出境与老挝丰沙里通道相接。（5）思易驿道，从思茅向南行，经黄草坝、高酒房、勐班、补远、补冈、倚邦、曼拱、曼乃至镇越（易武）。
除茶马古道外，还有贡象道路，亦即从今天的缅甸至京城贡象所走的道路，分为贡象北道和贡象南道。北道经永昌府（今保山地区），南道则主要经过思普地区。林超民教授在对《马可波罗行纪》进行考证后指出，马可波罗在云南游历的路线正是从成都经贡象北道南下，然后自金齿（永昌及其以西地区）入缅甸到蒲甘王国境内，最后又从贡象南道折回成都。缅甸人喜欢贡象，这是他们与中原王朝建立友好联系，获得巨大经济回报的捷径，但云南人苦于贡象，这是一个苦差事，所以古时若让谁去给皇帝送象，当贡象使，则此人多半是得罪了当权者而获此隐形惩罚的。因为贡象路途遥远难行，大象行走缓慢，一路风餐露宿，还要负担这些庞然大物的吃喝，不能有所闪失，否则难逃欺君之罪。
6 义学与书院
义学与私塾，主要是从事小学教育，又称蒙学教育，所招收的人均为未成年的孩童。义学也称义塾，旧时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设立，对象多为贫寒子弟，免学费。所以私塾与义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义学不收费，而私塾要收费。清代，今普洱地区的景东、镇沅、普洱、墨江、思茅等县均先后兴办义学。据旧志记载，设置义学最早的是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设立的景东府龙泉寺义学，直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先后设义学82馆。当然，清代思茅厅所办的义学，招收对象并非民间孤寒子弟。因当初此地汉民少，而傣族弟子全在寺庙中颂佛经和学傣文，加之清初颁布云南土司世袭办法，其中一条原则性条件即土司袭位者必须接受学校教育，否则不得承袭，所以这里的义学主要是招收当地土司头人及相对殷富家的孩童。
从私塾和义学结束学习的少年，要进入更高一级的机构继续学习，为适应科举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府衙都设有官学（庙学），官学由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理。由于官学只设立于各级行政中心所在地，仍难以满足需要，于是私人办学的书院应运而生。书院始见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最初，书院为民办的学馆，明清时期，书院为官府控制，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和科举应试的准备场所。云南的书院发展滞后于内地，普洱一带的开发就更晚了。明弘治年间，当时直隶于云南布政司的景东府（现普洱市景东县），设立了一所明志书院。万历十五年（1587），尹学孔在景东创办了新城书院。清代，今普洱市范围内创建的书院都是地方政府设立的，计有景东开南书院、景东凌凤书院、宁洱普阳书院、宁洱凤鸣书院，光绪二十二年（1896）移址并分别更名，计有宏远书院、镇沅碧松书院、恩乐文明书院、思茅玉屏书院、思茅思诚书院、他郎道南书院、他郎联珠书院、威远凤山书院、威远钟山书院。
庙学完全围绕科举考试开展教育，教学以背诵应考经典为主要内容，以练习写八股文为基本项目。而书院则强调理解领悟和躬行，培养学高有能之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迤南兵备道的陈灿为宏远书院设立著文，说：“普洱地处极边，异族窥伺，乃谋以讲学立教之大作，维挽世道人心之本。他日保障南陲，共戴尊亲。”当时的宏远书院已存藏了《无师自通英语》《算学启蒙》《兵船炮说》《行军测绘》及《万国史记》《海国图志》等新书，这就是书院与庙学之别。
7 程含章、刘琨：从边陲到中心
程含章（1762 ～1832），又名罗含章，字月川，景东人，因其先祖“佐官吏捕杀土寇，惧祸，改姓罗”。乾隆五十七年（1792）乡试中举，嘉庆五年（1800）被派往广东封川署理知县，上任后因体察百姓疾苦，被称为“罗青天”，后因前任知事尚未了结的盗案牵连而遭革职。嘉庆九年至十三年（1804～1808）期间，他因出海捕盗有功，先后出任广东化州、连州知州。嘉庆十四年（1809），奉调署理雷州海防同知。嘉庆十七年（1812），升任粤北重镇南雄直隶州知州。嘉庆二十四年（1819），升任惠州知府。此间因勤政为民，又有“万家佛座”之尊称。随后升任山东兖沂漕道，尚未到任，再升为山东按察使。道光元年（1821），升河南布政使，他提出“欲治河南，必以治（黄）河为先务”的见解，同年升任广东巡抚，入觐时，“面奏请复姓，许之”。此后，程含章先后任过山东巡抚、江西巡抚。道光四年（1824），召署工部左侍郎，主持治理淮河工程，时人称他“勤力有方略，尤明习郡国水利”，次年改任浙江巡抚。道光六年（1826），调往山东，后因疏劾浙抚刘彬士失职不实，降为刑部员外郎。次年改任福建布政使，后“以病乞归”。道光十二年（1832），病故于景东。程含章为官所到之处劝农桑、兴水利，备受百姓拥戴。捕海盗、治河务水利，有勇有谋亦有智，而得统治者赏识。政余之暇，勤于读书著述，精于文墨，著有《读鉴辨正明伦》《岭南集》《续岭南集》《山左集》《中州集》《江右集》《冬官集》《潞储集》《之江集》《月川未是稿》等。在外为官，仍不忘桑梓，以积蓄在景东置义田，建庙宇，修整桥梁道路，创建河东船渡，捐资编修《景东直隶厅志》。
刘琨（1804～1886），字玉昆，号韫斋，景东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恩科中试 亚 元；道 光 二 十 二 年（1842）考取恩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湖南学政，转补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兵部右侍郎，调补户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国史馆副总裁和经筵讲官、太仆侍卿、江南正考官、内阁学士、文渊阁直阁事、湖南巡抚等职，也曾受屈罢官，但始终为人耿直，不畏权贵。刘琨书法颇负盛名，但不轻易挥毫。他重视地方文化传承，寻觅昆明钱沣遗作，刻成《钱南园遗集》留与后世。光绪十一年（1885），刘琨卒于长沙，遗著有手稿8卷，后人辑为《刘中丞奏稿》。
官至巡抚的人并不少见，但程含章、刘琨等从边陲走向中原，以入世的态度为官、做事、研学、修技，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既能从边裔之地融入中原主流，亦能以儒家正统影响边疆文化，堪为后人的榜样，也值得今人学习。
8 思茅正关：海关的设立与裁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一度隔绝了与外国的通商业务；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恢复了对外贸易和交往。1985年，普洱被国家列为甲类一级开放城市，1991年被列为通向东南亚国家开放的省级口岸，之后思茅港被列为国家一级口岸。1999年，思茅海关正式在思茅城区人民东路5号开关挂牌。此时，距上一次思茅开关已经过去了一百余年。
晚清以来，英、法等国力图通过各种条约订立通商条例或章程，开辟商埠，思茅是最早开展对外贸易和设立海关的城市之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法国为打开云南大门，倾销货物，掠夺原料，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将思茅开辟为通商口岸。次年八月，法国在思茅设立领事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思茅关正式开关，海关司署设于今天的天民街，并订立《开办思茅正关通商章程专条》十款，规定思茅关东界在东门外接官厅处，南界在南门外校场坝。同时对边界贸易、货到报关、土货到卡验内地税厘票单、查验货物、税项、税单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面对法国取得的一系列通商权力，英国也不甘落后，亦在光绪二十三年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规定思茅对英国开放。
作为法越、英缅的通商口岸，思茅海关自设立后，海关司署税务司，有28年都由外国人担任，海关实权也一直由外国人掌握，思茅厅同知只为名誉监督。民国15年（1926）开始起用中国人，一律不用外国人。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占领了越南、老挝、缅甸，阻隔了一切商业贸易，思茅海关由于业务减少，从正关降为分关。此后由于连年战争动乱，海关入不敷出，最终在1948被裁撤。
9 班洪抗英与佤山抗日游击队
1895年，法国借口调处中日战争有功，迫使清廷将原属车里宣慰司管辖的勐乌、乌得两地划归法属越南，签订《续订界务专条附章》。当地人民反对清政府的割让，是年7月19日，法军突然进占勐乌、乌得，各族人民愤然撤离，以空室清野进行抵抗，并决心武装抗击，后因走漏消息而失败。1909年又爆发汉族、傣族参加的反对法国侵略军的武装斗争，使法国侵略者无法立足。这是思普及其沿边反抗侵略的先声。
今沧源佤族自治县的班老、班洪阿佤山区，近代属思普地区管辖。班洪银矿丰富，英国殖民者对其垂涎三尺。1927年他们非法进入此地秘密勘探矿藏，1933年开始修筑通向矿区的公路，1934年1月派兵侵占班洪和班老等部落地区的银矿。1934年2月8日，震惊中外的班洪抗英事件爆发。班洪王与班老王邀集周围部落，武装抗击英军。英国侵略军侵占班洪银厂的消息传到思普地区，乡绅李希哲组成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5月16日义勇军由景谷出发，26日抵达班洪。此期间，班洪、班老虽被英军炮毁十余村寨，但仍坚持斗争，终于在兄弟民族的支援下击退了入侵者，收复了失地。
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缅甸，继而进犯云南边境，占领腾冲、龙陵后，又从滇缅南段未定界进犯佤山地区，并多次派飞机轰炸思茅、景洪，与占领贵州独山的日军相呼应，对云南省城昆明形成夹击之势，企图东西并进，占领昆明、贵阳，打通京滇公路，控制整个大西南，迫使在重庆的蒋介石投降，抗战处于最危急最困难的时期。1944年夏，景谷县爱国进步人士罗正明到佤山地区组织500余人的抗日武装，进驻佤山，与西盟佤族土司会晤，达成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共识。1945年2月，第十一集团军将这支武装改名为佧佤山抗日守备第二支队，同年，部队改称佧佤山区抗日游击队，下辖5个大队，罗正明任司令员。佧佤山区游击队在酒亮击溃日军，收复失地，声威远播。
10 吕志伊与普洱晚清留日学生
今南京市长江路，有一座纪念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政府的历史性建筑——南京总统府。在总统府大厅的历史陈列展览中，有一位来自云南思茅的辛亥革命先驱——司法部次长吕志伊（字天民）。云南普洱市思茅区，有一条街道名叫天民街，当地人专门命名此街并将此名保留至今，是为缅怀和纪念出自家乡的辛亥革命先驱吕志伊先生。
吕志伊（1881 ～1940），字天民，原名占东，别署侠少、旭初、金马，光绪七年四月二十日（1881年5月17日）出生于云南思茅。1900年中举，1904年官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1905年6月，吕志伊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并被推举为同盟会总会评议、云南主盟人。1906年参与创办《云南》杂志及姊妹刊《滇话报》，宣扬革命。光绪三十四年（1908），孙中山发动河口起义，吕志伊、杨振鸿等在日本发起组织云南独立大会，声援河口，被清政府通缉。之后赴缅甸，为仰光《光华报》总主笔、《进化报》主笔。1911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吕志伊负责草拟法令檄文，保管印信密件。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赴上海任《民立报》主笔。1911年7月，他与宋教仁、陈其美等创建同盟会中部总会。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奉黄兴命赶赴云南策应，云南光复后，出任云南都督府参议。民国建立后，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次长，后任同盟会驻沪机关部副部长、《民国新闻》总编辑。翌年被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二次革命”和反袁斗争。1915年奉孙中山命回昆明，策动护国运动。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他任司法部次长。1919年建议中华革命党改名中国国民党后，他历任广州军政府司法部次长、内政部次长、代理内政部部长等职。1922年9月任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参议。1923年4月起，担任广州大元帅府大理院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从1928年起一直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0年病逝于昆明。
吕志伊是中国近代的著名人物，也是云南留日学生中著名的民主斗士。清末新政开始后，废科举、办学堂，全国陆续创办了一系列高等学堂、师范学校、中等学校、小学、专业学堂及女子学堂。但新学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近代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为积累和培养人才，清廷诏令各省选派学生留洋，学成后根据具体情况赐进士、举人出身，并令选派八旗子弟出洋留学。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云南派出首批留日学生，到宣统末年，云南留日学生约达数百人。这些学生出国前大多受过正规的儒学教育，代表了当时云南学生的较高水平。由于云南是中国西南的国防重镇，英、法环伺，严重的亡国、亡省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多以救国自任”，大多没有按照中央及地方当局的期望发展，纷纷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主张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在当时普洱府的留日学生中，除了吕志伊外，见诸记录的还有赵家珍、刘钟华、黄毓成、李彝伦、庾恩锡、庾恩旸、吕占严、段雄、陈凤鸣、苏澄、何汉、金在镕、段宽、李伟等。
11 庾氏三兄弟与云南近代化
庾恩荣（1878～1953），字臣尧，年20时，父母双亡，克承父业，立意经商，并抚育诸弟成长，清末在昆明登仕街开设荣庆和商号，往来京、沪、汉等处经商，并赴日本考察过商务。他重义轻财，曾任墨江旅省同乡会会长，常资助在省城的墨江学生和同乡，还投身政界和社会活动。1929年任富滇银行总办和云南省整理金融委员会委员，1930年任中国红十字会昆明分会会长，1949年当选为省参议员。
庾恩旸（1884 ～1918），原名恩赐，留学日本时改名恩旸，字泽普，别号墨江、枫渔。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入普洱府中学堂，次年被选送入昆明高等学堂。1904年考取日本留学生，入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到广岛第五联队炮科练习，期满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9年奉调回滇，任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炮队第十九标教练官，参与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后调任炮队第一营管带，仍兼讲武堂教官。重九起义，与唐继尧率军攻打云贵总督署。后任云南军都督府参谋部部长、云南北伐军总参谋长。贵州平定后，任贵州都督府参谋长兼军务处处长，筹办贵州讲武学堂兼校长，代理贵州都督。1912年10月任民国总统府军事咨议官，补授陆军少将。后随唐继尧回昆明，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及都督府高等顾问，授陆军中将衔。1914年5月，任警备总司令部总参议官，7月任开武将军行署参谋长。1915年1月，以开武将军行署参谋长身份，任普防巡阅使。1917年任第三卫戍区总司令，7月张勋复辟，云南组成靖国军，庾恩旸兼任联军总司令部参赞。1918年2月18日，庾恩旸在联军总司令部贵州毕节行营被刺殒命，死后被民国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著有《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中华护国三杰传》《护国军神蔡公传》《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云南北伐军援黔记事》《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庾枫渔诗集》。
庾恩锡（1886～1950），字晋侯，号空谷散人，由长兄庾恩荣抚养成人，随长兄经商，为驻沪分号经理。1920年已经在上海创建了南方烟草公司，并以昆明园林名胜和历史典故为产品牌号，定名“唐梅”“金马”“护国门”“翠湖”“五九”等。1922年，独资创办云南第一家亚细亚烟草公司，所生产的“重九”烟，即为纪念其兄庾恩旸领导云南辛亥重九起义。1939年独资开办凤仪金丹矿。庾恩锡喜爱园林建筑，曾经留学日本攻读园艺，在建筑方面的代表作是庾家花园那幢全部用石头垒成的别墅，名曰“磊楼”，无论是从造型还是从建筑工艺看，都算得上是昆明近代建筑史上的精品。此外，他还致力于政界和其他社会活动。1916年8月任云南水利局副司务长，同年11月任局长。1929年任昆明市市长。
庾氏三兄弟在办商号、建立近代工业，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汲取西方文化，参与政务、金融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他们在商界、军界、政界所做的努力改变了云南的传统社会，是云南早期近代化转型中的代表。
12 复兴镇史话：疟疾与瘟疫
普洱市思茅区有个思茅镇，思茅镇有复兴农贸市场、复兴商店、农业银行复兴支行等以“复兴”命名的地方，因为思茅镇过去曾叫复兴镇。据资料记载，思茅镇始设于民国2年（1913），于民国24年（1935）改为复兴镇，1949年10月改为复兴区，1958年改为复兴镇。这期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灾难，思茅又是怎样从浩劫当中复兴起来的呢？
清代思茅是边境重镇，长期是道尹公署和行政公署所在地。清乾隆、嘉庆年间，商贾云集，兴盛一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思茅被辟为通商口岸，设立海关，人口剧增。清末民初时，思茅在商贸方面获得了很大发展，有“银思茅”之美称。同时，这里气候温暖潮湿，微生物、细菌繁殖迅速，地形复杂多变的茂密丛林里散落着众多民族村寨，这里还和东南亚众多国家山水相连，多边居民来往频繁而紧密，因此也是传染病复杂和多发的老疫区，有多种恶性传染病流行的历史，其中又以疟疾为最，很多史志都提到关于思茅及其周边地区疟疾流行给中央政权所带来的困扰。
宣统三年（1911）和民国7年（1918），思茅两次出兵勐海景真和澜沧新营盘平息少数民族起义，士兵感染疟疾，大量死亡。起义平息后，士兵民团返回思茅，带入了传染病源。从民国8年（1919）起，思茅开始流行疟疾，百姓死亡惨重，并向其他各县迅速蔓延，导致思茅地区疟疾大流行并延续30余年，成为云南省“瘴疠最著之区”。为避疟疾，民国15年（1926），道尹公署迁到普洱（今宁洱），思茅县署迁到倚象坝。恶性疟疾传染进入高峰期后，百姓大量死亡。民国22年（1933）时，思茅城区人口为1046户，3152人，到民国38年（1949），全城只有390户，1000余人。外来商旅望而却步，商业贸易江河日下，一落千丈。民国24年（1935），政府将思茅镇改为复兴镇，希望它从灾难中走向复兴，但疟疾疫情肆虐，仅靠改地名是不可能实现复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对边疆地区的重视，思茅开始了全面的自我更新和社会发展。由于当时思茅的疟患失控，传染病的防控成为当时进行边疆建设的第一步。1949年10月，思茅镇改为复兴区。从1950年起，思茅成立了卫生防疫委员会，组建了人民卫生院，建立了疟疾防治所。伴随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按照中央“预防为主”的方针，国家组织卫生人员深入疟区进行实地调查摸底，摸清了思茅疟疾的病因和传播渠道，进行了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形成了以抗疟为中心的公共卫生体系，告别了过去疟患流行酿成的悲剧，边疆各民族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得到了保障，社会经济建设有了长足进步。1958年，思茅复兴区再次改为复兴镇，这时的思茅才真正担起了“复兴”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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