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人类大迁徙》

    巨大而缓慢的地球转变

    罗伦思·史密斯（LaurenceC.Smith），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古根汉学术奖得主，曾赴美国国会报告北半球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冲击。他的研究也出现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上。

    如果你观察自家后院的虫、鱼、鸟、兽，或许你会注意到，这个世界上的动植物已经渐渐往纬度和海拔较高的地方迁徙了。

    当我们谈到人类的灭绝或者面临大灾难时，不一定要想象那是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所有物种一起死掉的景象；有时候也可能是一种非常缓慢的过程，比如气候的变迁、人口大爆炸、科技的奇迹般发展--人工智能超出了人类智慧，然后把人类干掉，等等。

    《2050人类大迁徙》的作者罗伦思·史密斯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学教授，他从四个因素预测了2050年后地球的模样。这四大因素分别是人口变化、自然资源的变化、全球化以及气候变迁。

    首先是人口分布及变化趋势，这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书中提到一个在岛屿上发展起来的城市，过去是英国殖民地，后来独立了。你以为是新加坡？不是，是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拉各斯一直不能克服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交通拥挤、贫困脏乱、政府贪腐、自然败坏、疾病肆虐等城市化问题，现在已有1060万人口，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像这样的大城市很可能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书中提到，到2050年，全世界人口将比现在增长40%，达到100亿。食物的需求量是现在的两倍，人类社会将从贫穷的农业社会转为较富裕的都市社会，世界的财富与权力逐渐由西方转移到东方。而我们目前就处在这个巨大的转变中。

    一些人口大国也许难以适应这种转变，并且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如果到了2050年，墨西哥、中国和伊朗的人口老化到了养老院人满为患的地步，谁来照顾老年人？除非机器人时代全面来临，否则我们还是需要年轻人服务。

    基于目前的人口结构，2050年，年轻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今天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也就是全世界现代化最慢的地区：索马里、阿富汗、也门、约旦河西岸、加沙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这些落后地区的年轻人将何去何从？他们会到那些急需年轻人服务的国家吗？世界会不会出现移民潮？

    作者说，如果你观察自家后院的虫、鱼、鸟、兽，或许你会注意到，这个世界上的动植物已经渐渐往纬度和海拔较高的地方迁徙了。生物学家发现，从加州的墨蚕到西班牙的蝴蝶乃至新西兰的树，都有这种现象。据统计，截至2003年，全球所有动植物的分布区每十年就往南北两极移动六公里，或者往高处爬升了六米。

    此外，从生物气候学的循环来看，生物的周期性律动时间--如植物抽芽、开花，鸟类迁徙、生育，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每十年就提早四天。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也该往北迁移，某些北部地区的农作物产量会增加，例如北欧南部和俄罗斯部分地区，过去是冰天雪地，现在能够农耕了。

    人口越来越多还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水。当我们最重要的淡水资源--冰川也在不断融解时，地球到了2050年，不要说喂饱人类，怎样有水去灌溉农田都成了一个问题。2007年到2009年，加拿大政府资助了一项北极探险计划，探险人员发现他们的船在夏天就能轻易通过北极的西北航道。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过去人类一直想要开通的航道，竟然随着北极冰盖的融化自己出现了。

    冰川的融解会使靠近北极圈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淡水资源，假如未来我们要向北欧国家包括俄罗斯买水，世界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另外，北极蕴藏的大量自然能源也会被发掘出来。1991年，加拿大西北领地发现了丰富的钻石矿藏，使它一夜间从没有钻石的国家变成世界上第三大钻石产地。

    北极海域的天然气含量也非常惊人，尽管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取出这些资源。北极区域的好几个国家，包括过去大家觉得非常爱好和平的加拿大，都开始武装自己的国家，发展北极防卫计划。有人很悲观地预言，未来的北极圈就是下一个中东战场，俄罗斯、加拿大、冰岛、芬兰、挪威这些国家统统要插手，当然还有拥有阿拉斯加的美国。

    可是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未来大致上是和平的，因为这几个国家已经展开了密切合作。到2050年全球贸易是否将频繁地流通于北极海，出现像苏伊士或者巴拿马运河那样的荣景呢？答案是不可能，因为北极的海面终究是要结冰的，夏天融冰时期，有一些船可以在北极海捕鱼或开采天然气，然后再把这些资源运往更广阔的市场。事实上，韩国现在已经发明了一种在极地航行的天然气装运船。

    到2050年，除了冬季寒冷这个缺点外，加拿大、冰岛和挪威这些环北极海国家的城市可能会跻身全世界最怡人都市。我们现在看“金砖四国”[1]，到2050年，是不是要看“北极海八国”了呢？

    （主讲梁文道）

    《地球的终结》

    小行星撞击事件

    菲利普·布雷特（PhilipPlait），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加州索诺马州立大学物理和天文学系教书，2007年辞去工作，专心写作。

    为什么我们能够确认这种事会发生？理由很简单，一百多年前就发生过一次。

    说到世界末日，过去几年我们看了不少好莱坞大片，预言小行星或者巨大的陨石撞向地球，导致地球毁灭，人类绝种。这些电影到底可不可信？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

    《地球的终结》的作者是美国天文学者菲利普·布雷特，他曾在大学教物理和天文学，后来辞去教职，开了一个名叫“糟糕天文学（BadAstronomy.com）”的网站。这个科普网站在美国非常受欢迎，虽然有一些争论被网友提出来，但一般认为这个网站中谈论的内容大致是符合科学的。

    这本书罗列出可能导致地球终结的各种天文问题，如小行星撞击、太阳的冷却或过度爆热、超级行星诞生、伽马射线爆发、黑洞、外星人袭击乃至宇宙自然的老化等，逐一进行讨论。而大家在电影或小说里看得最多的是小行星撞击地球。为什么我们能够确认这种事会发生？理由很简单，一百多年前就发生过一次。那是1908年6月30日，地球和一块非常小的流星体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这个流星体大概有七十码宽，由于它的轨道和地球相交，经过一段时间，两个物体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交会点上。那一天撞击释放出的能量是广岛原子弹威力的数百倍。

    这个爆炸坑就在西伯利亚，现在是个著名景点，不过没什么人真的去看过，因为那个地方太难去了，当时一支科考队花了几年时间才到达现场。现场非常可怕，爆炸点中心的树木以辐射状往四周散开倒地，枝叶全部枯掉。有趣的是，坑的最中央有一棵树仍然直直地竖在那儿。因为爆炸是在它上空发生的，压力直接往下然后向周边散开，所以爆炸点中心的树反而会屹立不倒。

    如果这种小行星当年撞击了一个大城市，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今天所知的地球承受过的最可怕的撞击发生在6500万年前，位于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加勒比海附近，看起来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大坑一样的海湾。大家确信，那就是小行星留下的痕迹。

    这个撞击导致恐龙灭绝。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这场悲剧：“一个小行星，以每秒10英里的速度穿过大气层砸向地球。当小行星的一端碰到地球表面的时候，撞击产生的能量很难确实知晓，但绝对有数百亿吨炸药爆炸的威力。然后在那一天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命运都被改写了。跟随地震之后首先是空气振荡，这个巨大的声波导致1000英里内所有幸存的生物，在这个雷鸣到达时全部耳聋。临近墨西哥湾其他地方也不会坚持太久。当小行星撞进海面，它就占据了海洋的绝大部分，在冲击波和热量引起的海水蒸发共同作用下，一个由数十亿吨海水形成的大浪，咆哮着席卷世界各地。然后这个撞击又把地壳砸穿了一个洞，洞里面有一些熔化的岩石以每秒数英里的速度弹到太空里，然后再像洲际导弹一样冲了回来，这样反复地撞击了数十亿次，直到整个地球焚烧成一个大火球为止。”

    这样的事情过去发生过，未来还会发生吗？作者说，发生的概率大概是七百万分之一。如何阻止呢？科幻电影给出的方法很简单：用核弹去炸它。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小行星很可能被炸碎，从而导致更大的破坏。而且有些小行星的密度很低，会像海绵一样一下子把炸弹吸住。最好的方法听起来很科幻，就是将一枚大火箭送到小行星附近去爆炸，制造一些引力。或者依靠火箭本身的拉力，把小行星拉到另一个轨道上去，这样地球就安全了。

    （主讲梁文道）

    《三体》

    诗意的科幻

    刘慈欣（1963-），祖籍河南，长于山西，科幻作家，高级工程师。曾于1999年至2006年连续八年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代表作有《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三体》等。

    宇宙变成了一间没有边界的空旷展厅，群星都像幻觉，飞船是唯一的展品。这种心理模型可能带来巨大的孤独感。

    最近一年，很多朋友跟我说：“有本科幻小说，你一定要看！”说的是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这位山西工程师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科幻小说，现在成为中国最有分量的科幻小说家。

    说到科幻小说，我要发表一直以来我对中国类型小说的不满。我们的严肃文学作家，如王安忆、苏童、莫言，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文艺界也予以很高评价。可是通俗小说领域似乎就没有特别出色的人物。有些文学研究者甚至鄙视通俗小说，比如瞧不起《哈利·波特》，就像好多人看不起好莱坞电影一样。

    在我看来，通俗小说是一门很高的技艺，好莱坞电影也不乏艺术佳作。有一阵子，我们国家的导演拍大片为什么拍得不行？因为他们忽视了好莱坞电影的一些基本制作规律，不是有了大投资、大制作就可以拍出大片的。

    爱情小说、魔幻小说、科幻小说、推理小说、间谍小说，还有中国的独创文体--武侠小说，写作这类通俗文学，也必须像匠人一样把技艺越磨越精。当这类作品写到近乎完美时，有时候就会跨越类型小说的局限，进入一般所谓的严肃文学。

    今日国人的文化品位对立严重，有些自居为“雅”的人，总觉得大众欢迎的东西一定不好，一本书卖得火了肯定是垃圾；反过来也有很多“俗”人说，你们别装精英自命清高讨人厌了。在这种情形下，类型小说很难受到重视。

    当然另一方面，中国的类型小说确实也不怎么样。就拿科幻小说来说，有一群作者是真正有理科底子的人，但在文学技艺上就显得有些欠缺。所以《三体》的出现被认为是个爆炸性事件，大家认为刘慈欣完成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光荣梦想。听说好莱坞已经买下它的版权，预备改编成电影。

    刘慈欣的叙事能力很强，在这本书里，他设定了一个外星系“三体”。所谓三体，指的是一颗星球包含在有三颗恒星的星系中。它不像我们地球所在的太阳系，所有行星都绕着太阳转，它的星系里有三颗太阳一般的恒星。问题出现了：到底该围绕哪颗恒星转？有时候它绕着这个转，忽然间又被另一颗恒星捕获。所以这颗星球没办法像我们地球一样有稳定的轨道和时间感，能够不受干扰地发展文明。生活在三体的外星人随时被突然接近的太阳烤焦，或是忽然又被排斥出去，冻得结冰。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变得那么冷酷，不讲爱情，没有文学，除了生存之外什么事都不想的原因。

    好的科幻小说都有自己的逻辑规则，最著名的就是阿西莫夫[2]的“机器人三定律”：一、机器人永远不能伤害人类生命，或者坐视人类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二、机器人必须永远服从人类的命令；三、在不违反第一及第二条定律的情况下，机器人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如果那可以叫生命的话。

    同样，刘慈欣也在书中建立了宇宙文明的规则：“宇宙社会学”。其基本原则是：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就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宇宙中的无数文明就像猎手一般埋伏在黑暗中仔细盯着，看别的地方是不是也有文明出现，如果有，就先下手为强把它灭了。

    这就好比我和另一个人生活在一片原始森林里，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本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原本被我独占的森林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存在着。这时候我会有两种想法：第一，对方可能会善意地来和我沟通，我们两个人合作共同打天下。第二，他会不会想来干掉我，好独占森林的全部；或者他可能认为我要干掉他，就先下手为强来干掉我。

    生存于浩瀚的宇宙也是如此，当一种文明发现有另一种文明存在时，它不是害怕自己会被侵略，就是思考着如何先下手为强。小说写到，地球人之所以不知道外星文明的存在是因为外星人都躲了起来，不想被其他星球的人发现，而我们人类却干了件最不符合这个原则的蠢事：居然天天主动向外星球发送信息，告诉全宇宙：太阳系有一个地球，地球上住着人类。

    在刘慈欣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可能会招致巨大危机。如果我们要确保安全，可以把自己的星系封锁在一个低光速的环境下，飞船飞不出去，任何消息都不会走漏，如此成为一个神秘的像黑洞一般的存在。

    书中提到未来的人类坐在一种大型的飞船里，长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在太空里航行，这样的生活无疑会对人类心灵造成影响。“在心理层面上，飞船成了宇宙中唯一的物质实体，宇宙变成了一间没有边界的空旷展厅，群星都像幻觉，飞船是唯一的展品。这种心理模型可能带来巨大的孤独感。”跟我们平常所想的幽闭恐惧症相反，在太空中飞行的人类，会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透明的，因而产生暴露恐惧症。

    刘慈欣在《三体》里写出了一种难得的诗意。比如，他写冥王星上有一座人类保留的最后的纪念馆，飞行船的光圈落到远处黑色的长方形上，“这座黑色方碑是这片白色大地上唯一的凸起物，它有一种诡异的简洁，像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抽象”。女主角说：“这东西我有些熟悉。”这东西我们当然熟悉，它就是人类的墓碑。

    作者把毁灭地球文明和整个太阳系的人叫“歌者”，将所有在宇宙中发出信号、让别人知道自己位置、招致毁灭的人叫“弹星者”。

    歌者以歌声来回应弹星者发出的琴弦声，造就了全部的灭亡。他们唱的歌是一首诗：“时间上有美丽的条纹，摸起来像填海的泥一样柔软，它把时间涂满全身，然后拉起我飞向存在的边缘。这是零态的飞行，我们眼中的星星像幽灵，星星眼中的我们也像幽灵。”

    说到这首诗，我想起刘慈欣写过一个有趣的短篇，说我们人类在某个外星文明的眼中像虫子一样低贱卑劣，最后我们被消灭了，但没想到这些外星人唯一欣赏的是汉唐的诗歌，尤其喜欢李白。他们耗费了几乎整个宇宙的能量，把我们写过的诗实体化。那些诗继续飘浮在太空中，成为我们地球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主讲梁文道）

    《用物理学找到美丽新世界》

    集体行动的共通原则

    菲利浦·鲍尔（PhilipBall），曾为《自然》杂志工作，现为专职作家，定居伦敦。著有《用物理学找到美丽新世界》《水》《明亮的地球》等。

    如果动物不需要经过事先谋划，也不需要有一个领袖去指导大家，就能产生这么有秩序的行为，人类社会是不是也有某种类似的法则在幕后支配着我们？

    不管是盘旋于天空的鸽群，还是排成“人”字形南飞的大雁，你看到这些飞鸟时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鸟好像有思想并且懂得秩序一样，看似各自飞行，实则组成一队。

    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科学界对这个现象还没办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从鸟类的移动联想到人类社会的秩序？当然这么想对很多人来讲也许有点危险，它似乎暗示了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都能找到相应的科学原则来解释，而这一点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文社科发展史中被很多人否定。他们认为人是相当复杂的动物，有无限可能，绝不能用那么简单的几道算式就把人类社会的行为总结出来。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CriticalMass（台版中译本叫《用物理学找到美丽新世界》）这本书解释了这种“生物排队”现象。作者菲利浦·鲍尔是有名的科普作家，他在书的一开头就回顾了人类中世纪以来的梦想：用科学的办法找到人类社会甚至是历史文明演化方向的解释。

    他说，人类向来有一种传统，就是不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分得那么清晰，我们常常把自然科学的一些原则运用到社会现象上，也常常把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运用到自然科学里，两者的绝对区分是到了现代才开始的。而在最近几十年，很多学者试图去弥合这个区分，找出两个领域之间的共通点。从企业成长的法则、经济市场上的联合垄断，到候选人如何拿到更多选票，一场革命为什么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这些社会现象都可以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解释。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着不同的可能性，但在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之上，还有一些超出个人领域的集体行为逻辑，而这是能够推测演算出来的。CriticalMass介绍的就是这种全新的社会物理学。

    其实，不只鸟类会排队，连细菌都会。当环状芽孢杆菌聚在一起时，会排列成旋涡一样的形状。不仅这种简单生物，连单个细胞都是如此。当很多细胞聚在一起成为细胞群，每个细胞都会努力朝着团队中央前进，就像一大群饿坏了的乡下人纷纷拥进城市一样。一旦细胞群中聚集了足够数量的细胞，它们就会像多细胞生物般协调而有节奏地开始移动。

    类似现象还有一大群蜜蜂聚在一起，借由自己的体温调节蜂巢的温度；一群蚂蚁在雨季即将来临之前，排队出外觅食；几万只海鱼组成巨大的旋涡状，集体游动。而动物这些“组织”活动，绝对不像人类那样，会有一个中央机构从上而下来指挥。如果动物不需要经过事先谋划，也不需要有一个领袖去指导大家，就能产生这么有秩序的行为，人类社会是不是也有某种类似的法则在幕后支配着我们？

    甚至如果我们把眼界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那些生物行为也存在于非生物世界。比如，一些粒子的碰撞过程，就算在一锅沸水冒泡的过程中，你都会看到某种可以用简明数学方式表达的原则。

    举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简单例子，我们把路上的行人当成是天空中的鸟、海里面的鱼，或是试管中的粒子。行人想做的事其实很简单：以自己偏好的速度朝着某个方向移动。这个念头会被外在因素影响，比如避免碰撞，因此与别人靠得越近，排斥力就会越强，好似粒子的摩擦力；而目标相同的人之间会存在一种奇妙的吸引力。

    有学者在电脑上进行模拟的机器人研究，发现当两群机器人都要往一个入口移动时，两方的移动方向将会间歇性地轮流出现，也就是左边的机器人进去一个，右边的机器人进去一个，左边再进一个，右边再进一个，相当有秩序，丝毫不会发生堵塞现象。

    如果我们把这个应用于现实生活，在运动场宽大的入口中间加一根柱子当间隔，它就可以同时成为出口和入口，人群会很自然地从柱子的一侧入场，而出场的则走柱子的另一侧。秩序就这样自然而然、无须商量地出现了。

    天上鸟、海中鱼的秩序感也是如此，它们第一是希望避免碰到别的同伴，所以不要距离太近，同时每个个体都有明确的、共同的目标：去往某个地方，或是躲避敌对生物的追击。这时候，它们就会形成一种看起来很规整的集体行动。

    二十世纪伟大的流体物理学家莱特希尔也曾用物理学知识解释过人的行为习惯。他是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过去是牛顿，现在是霍金在主持这个讲座。他当年做过一个推理模型，表明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开车习惯，但这个习惯会被平均的驾驶行为掩盖，正如流体运动理论会忽略个别粒子的特意行为一样。

    莱特希尔本身的驾驶习惯很特别，他常常超速开车，也常常被带上法庭。面对法官时，他说：“身为剑桥大学卢卡斯讲座的教授，我非常懂得力学的定律与不能浪费能量的社会责任，所以才不得不在下坡路段克制住刹车的念头。”偶尔，这些英国法官也会听听这位物理学家的辩解。

    （主讲梁文道）

    《连结》

    弱联系的强力量

    马克·布坎南（MarkBuchanan，1961-）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非线性力学及混沌理论数年，担任国际知名科学期刊《自然》的编辑。著有《连结》《改变世界的简单法则》等。

    比如我要联系奥巴马，大概只要经过五个人的层层介绍，就可以实现。

    也许你在夏天的夜晚见过萤火虫，如果仔细观察，这群小东西闪烁的方式就像经过协调一样，懂得集体发光。这就好比我们去听音乐会，听完大家一起鼓掌，开始总是几个人拍手，而其他人的反应是跟上去，最后形成一片听起来颇有规律的掌声。

    个体与个体之间最初是怎么联结在一起的？美国科普作家布坎南的《连结》谈的就是这件事，其中最主要的是“六度分离（SixDegreesofSeparation）”理论[3]。美国一群大学生发明了一个搞怪游戏“SixDegreesofKevinBacon”，证明好莱坞任何一个演员都能通过五个人与凯文·贝肯[4]攀上关系。于是有八卦报纸开玩笑说，凯文·贝肯是好莱坞最有权力的人。

    事实上，早在这个游戏之前，科学家们已经玩过一个类似的游戏：以匈牙利数学家艾狄胥[5]命名的艾狄胥指数游戏。艾狄胥才华横溢，很多科学家都以与他合作为荣。在这个游戏中，凡是和他合作过的人，无论做研究还是发表论文，都可以得到一个指数，近一点的是1，远一点的是2，以此类推，爱因斯坦的指数大概是3。总之，又是整个科学界的人都与这位数学家有关，再一次证明了“六度分离”理论的效应。也就是说，我们地球上这么多人，你和任何一个人之间的距离大概都只有五个人，比如我要联系奥巴马，大概只要经过五个人的层层介绍，就可以实现。所以我们才会说，世界太小了。

    举个具体例子。六度分离的说法最早来源于格兰诺维特[6]，他受到一位名叫米尔格兰特的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的影响。米尔格兰特请了一帮人，帮他想办法把一封信交到波士顿一个证券经纪人手上。这些人是他随机从美国另一个州找来的，和目标人素未谋面，也不知道他具体住在哪里。但是居然都用不了六个人的距离，这封信就成功地送到证券经纪人手里了。

    格兰诺维特由此发现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强弱，有些人之间的联系叫强联系，比如你跟父母、太太的联系，密度很高，关系很好；而你每天出门，楼下那个与你只有点头之交的保安和你之间就是弱联系。一般来讲，大家会看重强联系，忽略弱联系，但是在刚刚所说的传信过程中，你会发现弱联系更重要。

    理由很简单，假设今天我在香港，要把一封信给一个生活在鄂尔多斯的我不认识的人，于是我请别人转交。如果我找身边一个和我有强联系的朋友，比如窦文涛帮我传信，这信说不定要绕很久才能交到鄂尔多斯的那个陌生人手中。因为窦文涛和我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小世界里。假如我忽然想起有个人我好久没见，他好像说过他常去内蒙古，我是不是能想办法找他转交信呢？找到他，这信可能“嗖”地一下子就飞到内蒙古去了，当然更容易到达目标人处。

    弱联系的强大力量给我们很多启示。比如你想找一份新工作，找身边的熟人打听反而帮不上你什么忙，因为他们和你的圈子差不多，很难给你带来新机会。假如你去找一个五六年没见过的中学同学，或者找一个认识但平常不大往来的另一个圈子的朋友，这时候弱联系就跨越了交际圈子、生活群体地理位置，找到一个你闻所未闻或者过去不容易接触到的新工作的概率反而变大了。

    （主讲梁文道）

    《6个人的小世界》

    个体的自由意志

    邓肯·华兹（DuncanJ.Wattls），美国康奈尔大学理论和应用力学博士。他以数学的方式解释了萤火虫的发光、蟋蟀的叫声，以及心律细胞的跳动如何自动调节出同步频率的神秘现象等。

    我们和它们真正的分别不在于基因数目，而在于基因的组合方式和彼此的网络关系。

    联结理论是一门在过去十多年间发展特别迅猛的新学科，其特点是多学科跨越，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一直到生物科学，还包括基因研究、资讯科学等，各种各样的学科彼此打通。这个领域中有一位重要学者邓肯·华兹，他写过一本科普书《6个人的小世界》。

    邓肯·华兹最早研究的题目是蟋蟀的叫声和萤火虫的发光，现在他是雅虎公司的首席研究员。他横跨了这么多领域，做过这么多事，你能大概了解联结科学究竟要懂多少知识了吧。

    邓肯说，所谓的联结科学，看起来研究的问题范围很广，其实只是共同在问一个问题：个别事物、个别组成分子的行为如何结成群体行为。以前很多人以为，人类的种种社会行为都可以回到人类心理来解释，而人类心理可以从大脑的生化运作来解释，大脑的生化运作可以从人体的基本生理现象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可以还原到化学，化学还原到物理学，物理学还原到数学，形成一套逐渐简化的科学观念。但是当我们开始注意个别例子，研究生物的集体行为带来的质变效果，就会了解这些简化其实是行不通的。

    人类基因学研究显示，人类生命的基本密码只有三万个，比以前任何学者猜测的都少太多了。而人类在生物学上会有如此复杂的表现，显然不是个别基因元素造成的。从数字上讲，我们的基因没有比低级的有机物多多少，甚至和一些简单的植物差不多。所以，我们和它们真正的分别不在于基因数目，而在于基因的组合方式和彼此的网络关系。

    传统的社会科学在研究网络问题时，都是把网络当成一个结构，但往往忽略了这个结构是动态和发展的，没有看到整个操作中个别分子的主观能动性。比如米尔格兰特的送信实验[7]，后来就有人质疑，认为这个结果不可靠。假如我今天有一封信要寄到波士顿的一个股票经纪人手上，我把它拿去给我们的摄像师，摄像师把信带回摄影厂给了导演，导演回头又给了灯光师，灯光师给了音效师，音效师一出门给了正在扫地的清洁工……那你说，什么时候才能把信送到波士顿去？

    所以这个研究忽略了一点，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和我之间的距离都是六度这么简单。如果我把目标说得非常清楚--把信送到波士顿，那么我传给的下一个人就要先想办法把信弄到美国去；弄到美国后，再下一个人就要想办法联系一些做股票买卖的人……这样很有目标地联结下去，就有点类似于互联网的“搜索”方式了。

    所以，米尔格兰特对小世界的测试方法是一种“广布搜寻”，而后一种方法是“目标搜寻”。目标搜寻更细致，并且说明在这个庞大的关系网中，每一个个体都不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只不过个体的自由意志回头又陷入了庞杂的关系网中。

    （主讲梁文道）

    《虎妈战歌》

    高压式教育下的盲点

    蔡美儿（AmyChua），1962年（虎年）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她所撰写的自传体育儿经验《虎妈战歌》一书轰动了美国教育界，讨论随着《时代》周刊的参与达到了高潮。

    学音乐是为了训练孩子克服困难的意志，而这些意志能够保障家道不会中落，孩子未来成功。

    《虎妈战歌》原本用英文写成，在英语世界引起轰动。书里讲一个中国妈妈在美国和犹太丈夫生下两个小孩后，坚持用中国的方式教育孩子。而所谓中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妈妈要像老虎一样，跟孩子的关系不是爱护他们，而是随时处在作战状态，对孩子进行严厉的管教，不能任意随着他们的喜好去做事。

    作者蔡美儿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任教，老实说，她是我过去比较欣赏的一个作者，写过一本讨论全球化的著作《着火的世界》，批判西方中心观念。没想到这本书让我看到她非常具有权威性格的母亲形象，霸道又如此坦白，把很多盲点都暴露出来了。

    作者在书的一开始提到，她身为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第二代，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她会不会让家道中落。她说：“有我把关，这种事别想发生。”而从大女儿出生那一刻起，看着那可爱的小脸蛋，虎妈就下定决心，这种事也不能发生在孩子身上，“我绝不会养出一个吃不了苦和享有特权的孩子”。换言之，“我绝不让蔡家衰微”。这说明她严格对待孩子不只是为了孩子本身好，还为了她的家族不能衰落。因为她见过太多美国华人到了第三代的时候，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没了。于是，她逼迫大女儿苏菲雅弹钢琴，逼迫小女儿露露学小提琴。小女儿非常反叛，在学琴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大女儿情况稍好，但也恨钢琴恨到用牙去咬琴键的地步。

    但蔡美儿坚持“中国父母了解的是，在精通之前绝无趣味可言，要精通任何事情就必须下工夫，但小朋友绝对不会想要下工夫。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去理会孩子的喜好非常重要，父母必须发挥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番话无疑大大刺激了欧美读者。

    有一次，一位朋友来访，建议她不如让女儿去学学印尼的甘美兰音乐[8]，以激发她对音乐的兴趣。她拒绝了，她说：“我无法欣赏这种音乐的原因在于我崇拜的是难度和成就感，我不知道对露露吼过几百次，每一件值得做的好事做起来都是困难的。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才得到在耶鲁大学的这份工作吗？而甘美兰音乐说穿了就是催眠，因为它太简单，没有节奏，就是一直不断地重复。”

    更妙的是，她身为一名曾在学术著作里鼓吹多元的学者，居然说“甘美兰音乐跟这些西方古典音乐比较起来，就是散发魅力的竹叶小屋与凡尔赛宫之间的差异”。我觉得她简直诚实得太可爱了，她把她那种不自觉的文化歧视、对陌生文化的盲点和偏见完全暴露了出来。甘美兰音乐真的像她讲的那么简单吗？当然不。

    她逼迫孩子学音乐到底是为什么呢？她不一定希望孩子成为伟大的音乐家，而是跟我们今天所见的很多华人家长一样，认为学音乐代表能力或身份。为什么偏得学钢琴、小提琴？因为它很难。为什么难的事情值得做？因为她有一个循环论证，认为凡是好的事情必然是难的，而困难的事情自然是好的。

    同时她又指出，学音乐是为了训练孩子克服困难的意志，而这些意志能够保障家道不会中落，孩子未来成功。她毫不厌烦地表露自己的精英主义思想：“中国人常常喜欢做一件讨人厌的事情，就是公然比较子女。我在成长过程中倒是从来不觉得这件事那么讨厌，因为我总是占上风，我奶奶对我的偏爱远胜于对我三个妹妹。”她常常比较自己的两个女儿，最后，小女儿几乎要跟她翻脸。

    这让我想起香港那些变态家长在教育孩子弹钢琴时常讲的一句话：“你好好学，考上英国皇家学院，这辈子都不用弹琴了。”如果学一种乐器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永远不去演奏它，那为什么一开始要学呢？反倒我见过很多老外，没学过什么复杂的乐理或通过什么考级认证，但是到了七八十岁，还会在弹琴中得到乐趣。

    （主讲梁文道）

    《基因或教养》

    竞争意识下的多变人格

    茱蒂·哈里斯（JudithR.Harris1938-），三十多年前从哈佛大学心理系博士班退学，成为畅销心理教科书作者。1995年，她的文章《教养的迷思》发表在心理学权威期刊PsychologicalReview上，引起轩然大波。1997年，美国心理协会因为这篇论文颁给她杰出论文奖。

    她推翻了学界盛行五十年的理论，认为孩子受到同伴的影响比在家庭中受到父母的影响更大。

    《虎妈战歌》的作者身为一位知名学者，最让人可惜的一点是，她没有用谨慎的学术态度来思考自己教育子女的方法。她太相信自己经历过的教育了。

    其实，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世界上绝大多数母亲教育孩子的方法都是从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的。一般来说，她母亲从前如何对待她，她将来也许就会这样对待孩子。有些人也许有反省能力，觉得自己小时候受的家教不完美，甚至有些扭曲，这时候她们就想求助专家，或是阅读家教指南了。

    《基因或教养》就是一本可供参考的书。作者之前写过一篇《教养的迷思》，其中“骇人听闻”的观点引发了专业学者对她的批评。《基因或教养》是其续集，对质疑上一本书的人给予了强烈反击，余下的内容则深挖了另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

    作者茱蒂·哈里斯是个很不平凡的人，她患有先天性肢体免疫机能受损症，只能天天坐在轮椅上，行走很不方便，以至于无法继续学术生涯，三十多年前从哈佛研究所退学，成为地道的家庭主妇。但她并不放弃，改在家中以专业知识去写大学入门的教科书。

    写教科书的人，必须阅读很多基础文献和最新研究。在阅读过程中，她慢慢发现这些书原来在传递错误观念。比如，父母的教养会对子女产生重大影响，就不符合大部分研究数据。她推翻了学界盛行五十年的理论，认为孩子受到同伴的影响比在家庭中受到父母的影响更大。如此看来，我们中国人讲的“孟母三迁”还是有道理的。

    她认为父母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子女的人格，而且人格不是自始至终毫无改变的。比如，一个小孩在家里会有一种行为特质，面对父母很听话很乖巧，可是在学校里又会体现出另一种行为特质，也许变成非常凶暴的人。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格会有不同的表现。表里不一，其实才是正常的状态。

    最明显也最戏剧化的例子来自意大利黑帮电影。黑手党的儿子一看到妈妈便怕得不得了。妈妈说，赶快回家吃意大利面。儿子立刻回来吃。如果问他，谁做的意大利面最好？他想都不想就说，妈妈。但是一出门，他看谁不顺眼，一枪就可以把人家毙了。同样一个人，在家里温驯得像绵羊，到了外面却凶残如虎狼。这说明父母从小把孩子教育好，并不能完全保证孩子长大后不变成“黑社会”，因为很多事情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

    那么，人格差异到底由何而来？是先天基因？后天家教？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有一个困扰了很多心理学家的著名案例，伊朗有一对连体婴拉蕾和拉丹，她们是同卵双胞胎，基因几乎是一样的；在同样的父母照顾下长大，家教也是一样的；她们连在一起不能分开，所以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也是一样的。可这两个人的性格其实非常不同，以至于两姐妹虽然感情很好，但仍然决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做分体手术：把头部连接处切开。结果，手术失败，她们死去了，让人非常心痛。

    从中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她们的基因相同，教育相同，生活环境相同，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两个人性格的差异？这一回，茱蒂·哈里斯非常大胆地提出了她的假说：“会构成我们性格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有三种心理认知类型：第一类是要懂得经营关系，第二类是要变成社会化的人，第三类是在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中赢过你的对手。”

    第一部分经营关系。婴儿一出生就要经营和妈妈的关系，例如要吃奶时他会哭，慢慢懂得妈妈喜欢看他笑。对于一个婴儿来说，性命系于母亲之手，所以最重要的是搞好和妈妈的关系。然后，这个孩子一点点长大，还要慢慢学习什么人可以信任，什么人不可靠；什么人可以受他指挥，什么人最好离远一点。

    接下来他还要进入社会，学习文化，适应自己的团体，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这是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出现了：竞争关系。最主要的是，如何找出自己的长处、别人的弱点，让自己做出与众不同的事，从而区别自己和他人。这最后一层关系尤为重要。三种关系的目的都是要把个体和个体更细致地区分开来，甚至同卵双胞胎也要找出她们的不同。因此，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却不会爱上他的同卵双胞胎兄弟。这是因为我们都能够很敏感地分辨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区别，并且在分辨出来之后集中力量去加大这种区别。

    所以，我们尽量在团体中避免表现得与众不同，是为了有利于社会化；但是我们尽量想和别人产生差异，是因为我们要找到自己独特的地位。竞争，是使同卵双胞胎发展出不同人格的关键。之所以两姐妹会有性格的差异，并不是因为她们哪一个出生在前，哪一个出生在后，更不完全取决于她们的基因和后天环境，而是她们都想通过竞争来表现出自己和他人的区别，确立自己的独特性。

    （主讲梁文道）

    《母性》

    从生物演化角度看母亲

    莎拉·布莱弗·赫迪（SarahBlafferHrdy），原本是科班出身的人类学家，转而对灵长目动物的社会学产生兴趣。为了研究一种猴类雄性的杀婴行为，进入哈佛大学研究所，于1975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以《印度黑面长尾猴的两性生殖策略》为书名出版。

    一方面，确有母性这回事；同时，母性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神秘、温暖、充满阳光。

    我们通常认为，母性是每个女人的天性，并且对母性极度推崇，从而产生了“mother-nature”一词。这词是个双关语，一方面是说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另一方面是说母性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如此关注母性，以至于我们说到动物的时候，管雌性动物叫“母的”，好像雌性动物生来就是做妈妈用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了。那么，母性究竟是什么呢？

    《母性》的作者莎拉是位非常有名的灵长类学家和演化生物学家。说来也怪，在灵长类学这门学问里，大部分杰出的研究者好像都是女性。这本书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但又跟很多激进的女性主义著作不一样。她不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拆解母性，也不是要告诉大家母爱都是神话，她要做的是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把母性放在更深入的层面重新剖析。一方面，确有母性这回事；同时，母性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神秘、温暖、充满阳光。

    书中有一个关于鸟类的例子。很多鸟会间隔产卵，不是一下子生一窝蛋，而是先生一枚，过上一天或几天再生一枚。而且它生了一枚之后马上就孵出来，这导致越早出生的小鸟生命力越强大。于是一窝鸟孵出来，里面最大最有力气的那只最有可能活下去。每次妈妈带食物回来，它叫的声最大，最能吸引妈妈的注意力，甚至有些幼鸟会残忍地把晚出生的兄弟姐妹从鸟巢中推到树下，让它们摔死。

    这其实是一种很有弹性的合理做法。当食物来源起伏不定、环境恶劣时，这样的方法能够让母鸟集中哺育最大的那一只，让它活下去。假如食物充裕，环境不错，说不定一窝都能养活。鸟妈妈的母性很奇怪，当掠食者靠近时，它奋不顾身地迎战，但是当它看着自己生出来的弱小孩子被其他孩子攻击杀害时，却能坐视不理，这叫不叫亲爱的母亲呢？

    还有一个有名的例子来自印度的叶猴。母叶猴生了小猴之后，有时候公叶猴会过来，杀掉它刚生下来的孩子。公叶猴比较凶暴，力气也大，常常能够得手。这时候母叶猴不但站在一旁不管，还会在事后发情，和那只刚刚杀了自己孩子的公猴立刻交配。因为如果等到其他母猴和杀婴者交配生育，它便会处于竞争劣势；或者如果它另外物色别的雄猴，所生的小猴将会在与杀婴者后代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不仅如此，叶猴还有滥交的习惯。公猴不会杀害自己的后代，母猴如果尽量多地跟不同公猴交配，公猴就会怀疑母猴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这时候会想办法保护母猴。所以，一个雌性灵长类动物越是滥交，越能够得到雄性对它的爱护以及对它子女的保护，这是不是一种另类的母爱呢？

    动物好像过于残忍了，再回头看看人类。人类也有主动杀害婴儿的现象，过去我们总以为杀婴是原始部落才干的事，但作者说：“在所谓文明世界里，一个女人如果把新生婴儿闷死，当然是犯罪；但是如果她在心理上疏远新生婴儿，不肯喂他母乳或导致婴儿腹泻而死，这只能算是无知。同样，母亲如果把自己的新生婴儿送进弃婴收容所，明明知道其死亡率将近九成（这里讲的是中古欧洲），一般人只会认为这是不幸的事，母亲在法律和精神上都没有罪责。”所以，杀婴、漠视婴儿是人类常见的一种行为，是母性动物在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本能。

    而且当一个母亲生了好几个孩子后，她往往会偏爱最聪明、最健壮的那一个，对有缺陷甚至有残疾的孩子，可能会不理他、不爱他，甚至抛弃他。如此一来，人类母亲就好像最开始讲到的鸟类一样，今天生一个孩子，隔几天又生一个，母亲亲眼看着这些孩子互相竞争，甚至有时候还参与选择，于是出现了杀婴现象。这种行为从我们现代文明来看，必然是很残忍很不人道的，但是从生物演化学的角度看，有合理之处。

    （主讲梁文道）

    [1]“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英文首字母，该词与英文中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

    [2]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1992），美国最著名的科普作家、世界顶尖科幻小说家，曾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雨果奖。以他的名字为号召的“阿西莫夫科幻杂志”是美国当今数一数二的科幻文学重镇。其代表作有《基地系列》《银河帝国三部曲》《机器人系列》等。

    [3]“六度分离”理论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提出，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五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五个人，你就能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4]凯文·贝肯（KevinBacon，1958-），好莱坞男星，参演的影片有《阿波罗13号》《惊涛骇浪》《神秘河》等。

    [5]保罗·艾狄胥（1913-1996），匈牙利籍犹太人，罕见的数学奇才。一生独著或与人合著的学术论文达1475篇，篇篇精彩。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欧拉。

    [6]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教授，全球知名的社会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网络和经济社会学。

    [7]参见《连结》中的具体说明。

    [8]甘美兰音乐是印尼的民族音乐，有五百多年历史，由多种乐器合奏，加上人声构成，不同于欧洲音乐的和声、对位，演奏时带有即兴性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