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大先生》

    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

    陈丹青，画家，业余写作。1953年生于上海，“文革”中自习绘画，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2年赴纽约定居。2000年回国，现居北京。著有《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

    异端的特质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

    陈丹青发表过一些对鲁迅的看法，比如说他样子如何好，等等。这次把品读鲁迅的文章集结成书，有了这本《笑谈大先生》。也许因为作者不是研究文学的人，所以看出了一些专业学者不太会留意的东西。比如，我们过去常常把鲁迅形容为某种斗士、战士，这类形象已经搞得很多年轻人不愿再去读鲁迅了。陈丹青强调，鲁迅在当时的民国文人里其实并不算勇敢壮烈，就拿当年体制内的一些人物，如国民党倚重的傅斯年来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行政院院长，他跟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可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陈丹青认为鲁迅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唐弢[1]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嬉笑言谈”。

    “唐弢还说，那时的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

    这就是民国。当然有些文人交恶，从此不相往来，但大部分人虽然政治立场不同，看法意见相左，笔仗打得很凶，但他们又有某种跨越立场、派别、政治阵营的文人情谊在，文学的独立王国似乎是存在的。陈丹青说，我们这一代人要认识鲁迅其实相当困难，因为跟那个时代隔得太远。其实说远也不远，只有短短几十年，真正隔开我们的是现在这个社会以及这些年所经历的事。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像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陈丹青说：“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体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我记得自己二十多年前开始读鲁迅的时候，发现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跟过去人家说的那种印象完全不一样，不是什么火辣尖刻的讽刺，不是什么刚猛暴烈的热情，也不是什么心胸狭隘、疾恶如仇，是什么呢？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悲观，悲观到几近虚无黑暗的地步。

    这种悲观是怎么回事呢？陈丹青在《鲁迅与死亡》里列出了15个鲁迅身边人的死亡名单：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陈师曾，47岁死于急病；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萧红，30岁出头死于肺痨；柔石，不到30岁死于死刑；瞿秋白，36岁死于死刑；郁达夫，不到50岁死于谋杀……他列这一堆干吗呢？他发现鲁迅一生写过很多跟死亡有关的东西，鲁迅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身边人不得好死的结局。他说，要了解鲁迅对死亡的看法，首先要了解他是个异端，异端“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拣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到绝望，从欢心、参与而背弃，就因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烈士，但他洞见的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麟，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彻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

    而书写死亡，陈丹青居然认为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五四作家群中，我们很难找出哪一位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象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陈丹青写到鲁迅的死，“因为病，也因为难以企及的任性。他长期沉迷于毁损健康的作息，拒绝休息，不肯疗养……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自己弄到死：没有恐惧，没有遗恨，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胆的自弃……”

    （主讲梁文道）

    《安持人物琐忆》

    民国文人的大八卦

    陈巨来（1904-1984），原名斝，字巨来，别署安持老人，浙江平湖人。篆刻家，书画家，治印造诣尤深。自言生平刻印不下五万方，张大千、溥心畲、吴湖帆等用印均出其手。著有《安持精舍印存》等。

    一流的艺术家见面老谈艺术，这才奇怪。一般高谈艺术、妄自称诩的人都在尚未入流的阶段。

    《安持人物琐忆》的作者陈巨来是有名的篆刻家，这本书却写的是民国文人的八卦奇谈，真没想到。这些八卦，其实坦白讲，也很值得怀疑，因为陈先生的记性并不太好，有些东西很明显是记错了。大家就当好玩，姑妄听之吧。

    比如讲到皇族画家溥心畲不太会做人，很直率，大概有点那种贵族公子哥儿的脾气。有一回，一个姓吴的送上一本古人印拓给溥心畲。他略一翻阅，随手就交给在场的陈巨来，说送你吧。我们的作者就很尴尬，人家刚送了自己的作品给你，你怎么当着人家面翻一翻就随手送给另一个人呢。陈巨来说，吴先生拓得很精致，我不能要。溥心畲居然怎样？哦，你不要，好，随手往纸篓里一扔就是了。

    溥心畲我看他的书画，觉得真有一股贵族气，面相又斯文干净，非常好，但没想到这本书里说他“食量之大，至足为人所惊”，吃螃蟹三十个还不饱；吃完油条以后不洗手，马上画画，往往油渍满纸。

    于是我们的作者每次求画求书之前，都以洗脸盆、肥皂、手巾奉之，求他先洗手。他还每次都下座拱手以谢，以为是对他恭敬，其实是作者嫌他手脏。

    书里提到吴昌硕也爱吃，晚年时如有人请吃酒席，每请必到，到了必大吃不已，回家时一定胃痛。后来有人给他集了副对联：“老子不为陈列品，聋丞敢忘太平年。”因为他耳朵聋了。

    吴昌硕在七十岁前，娶过一个妾氏，不到两年这个小妾就跟别人跑了。可怜我们一代名家昌硕老人念念不已，自我解嘲说：“吾情深，她已忘。”我对她情深，她已经忘了。有人拿了吴昌硕的假画请他鉴定，吴昌硕明知是假，却不忍揭穿，觉得揭穿了好像是坏人家饭碗，不好，反正满街都是我的仿作了，多一个少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

    陈巨来也谈到一些名家的怪脾气，比如吴湖帆从来不跟人谈画论艺。他说：“我们二人，陌生朋友绝对看不出是画家是印人，这是对的。”为什么呢？你见到梅兰芳，听见他谈什么西皮二黄、如何唱法吗？一流的艺术家见面老谈艺术，这才奇怪。一般高谈艺术、妄自称诩的人都在尚未入流的阶段。

    书里还讲到张大千年轻时专门伪造八大、石涛、渐江等人的画，以售巨价，且很擅长跟那些卖画的估人打交道。有人拿画来问他，这是不是你跟溥心畲合作的。张大千一看，说这是溥先生手笔，我一笔都没画过。那时候，溥心畲的画价远逊于张大千。估人后悔，说不该收进去。张大千看他简直要哭了，马上拿笔在画上加了很多东西，后面还写着“丁亥某年大千又笔”。估人称谢不已，大喜而去。可见张大千多么会做人。

    陈巨来当时有个女同学，是名门之后，夫家也是旺族，想跟张大千学画，让陈巨来介绍，结果张大千听了“不拒亦不允也”。仔细一问，他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你看我新娶的这个太太原来就是我的女学生。我每次收女学生，她们要给我披外套，给我扣纽扣，我就忍不住要抱着她亲一亲。你给我介绍的这个女学生，据说是个美女，家里是名门，丈夫也有势力，万一我又忍不住，不是让你老兄尴尬吗？

    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多人爱看，就因为里面充满类似这种粉红色乃至于黄色的民国文人八卦。比如陆小曼跟徐志摩，他俩的逸事大家过去听得多了，觉得非常浪漫。两个人都抛弃了元配在一起，陆小曼的前夫，那个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居然还愿意在他俩的婚礼上当男傧相。

    后来徐志摩被说成是为了应付陆小曼奢华的生活开支，往返北京、上海教书，不幸飞机失事死了，很可惜，很慨叹，好像陆小曼是个狐狸精。但这本书里说，陆小曼身体有问题，找了个“推拿圣手”翁端午给她治病。徐志摩到北平教书的时候，甚至还把陆小曼交托给他心目中的好朋友翁端午好好照顾。翁不负所托，跟陆小曼好了起来，堂而皇之地做了“如丈夫”。

    他离婚后，马上想起了自己喜欢的那个美国女同学，写信给她，微露求婚之意。不久女同学回电，说我独处国外生活苦闷，希望你能写一份电报，对我多多安慰，使我略得温暖。徐志摩非常振奋，马上写了一份情意缠绵的长电，以为可以得到美人青睐。结果没想到，他们总共有五个同学都一起接到了这位美女的电报，五个同学也都一起写了情意绵绵的长信去追求。徐志摩觉得自己被耍了，和同学共去一电大骂与之绝交，从此始一意追求陆小曼。

    第二年，女同学回国。徐志摩特地带了陆小曼去见她，陆小曼后来告诉陈巨来：“其貌之美而大方，堪称第一云云。”女同学住在北京西山，当时追求她的人太多了。有一天她又突发奇想，告诉追求者，你们都这么爱我，我要考考你们，现在我想吃东安市场某大水果铺中的烟台苹果，你们不准坐汽车去买，每个人各自想办法走去买。哪个第一个买到送到，就算真心爱我。

    许多呆子一声得令，纷纷往山下而去，内中一人就是梁思成。他借了一辆自行车飞奔而去，第一个买得，又拼命飞奔回西山。不料一不小心给汽车撞倒，忍痛第一个完成使命。女同学深感其诚，就与他结婚了。这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林徽因。不仅如此，林徽因跟胡适也是好友，结婚后常常说起想念徐志摩的意思。胡适就告诉徐志摩，你也来北京跟我们聊聊吧。当时梁思成在北大当教授，就请徐志摩住在他家里，好安慰自己老婆。从此，徐志摩就北京、上海来来回回往返。陆小曼说，徐志摩是为林徽因而死，也是这个缘故。

    （主讲梁文道）

    《甘雨胡同六号》

    民国版宅男笔记

    杜南星（1910-1996），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散文家、诗人。著有诗集《石像辞》，散文集《松堂集》等。

    他的文字非常轻，可构句方法又极绵密，营造出的文章都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我读书太少，以至于很多厉害的前辈作家，我居然连听都没听过。比如这本《甘雨胡同六号》的作者杜南星。他1910年出生，1996年去世，曾跟台湾诗人纪弦[2]合编过《文艺世纪》，这说明他参与了早期的现代诗运动。而他当年是以散文著称的，虽然他自己说“在散文方面我并无成绩可言，不过算是有些兴趣而已”，但是照陈子善的讲法，杜南星的散文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散文史上，也算是独树一帜：“我喜欢他的散文，他的文字清新婉约，流利可诵，尤擅长在千字上下的短小篇幅中营造出忧郁的氛围，深长的意境，引人遐思。”

    这本集子是民国时代的出版物，现在被重新发掘出来，让我们看到原来民国时代有人是这样写散文的。里头大部分篇幅都是作者住在旅店或家里，看看房间的门窗，听听隔壁的声音，探探外面的风景，文章就这么从笔下流出来了。照现在的讲法，这么老宅在家里不出去，闷头写东西的人，应该叫做“宅男”，所以这是一本民国版的宅男笔记。其中一篇《宿舍的主客》写道：“深夜两点钟不能回到自己寄寓的地方去了，两个朋友在这宿舍里有房间，我们就谈起话来，忘记了时刻。我们都愉快，尤其是我。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有了回到远别离的故乡的感觉，因为这宿舍正是九年前，我住过一年之久的。”

    这种感觉也许很多人会有。有时候我回到母校，看到自己当年住的宿舍里来了一群更年轻的学生，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作者写的：“房间的墙壁和门窗完全和从前一样，没有丝毫风尘的颜色，我对它们那样熟悉、亲近，似乎只有几天的分别。我觉得我变了主人，朋友变了客人，但真的如此吗？”“我来时遇到一个老人，他淡漠地对我点头，他认识我，因为他是九年前这宿舍的守门人之一。我想紧捉住他的手问他无数的话，但他冷冷的神情让我踌躇了。是时间使我们疏远了，还是我改变得太多了呢？他没有改变，和这宿舍一样。”

    文集的同名文章《甘雨胡同[3]六号》开头写道：“人终有一天要迁居的，无论在一个地方住得多么长久，自然有些人有他们自己的房屋、庭院，他们自己的墙壁和上面的花纹，自己门环和敲门时的声音，自己的年年开花的夹竹桃和刺梅，还有把窗格遮蔽得一天比一天严密的常春藤，甚至自己用永远不变的年轻声调教着的猫。”“人在迁居之后，回想故宅中的景象和缠在里面的悲哀和欢乐是一件傻事，因为那是不可改变，而且是无法挽回的。”之后他笔调一转，“我在这将来的故居里描画着我的新宅，倒是一件无所顾忌的自娱。”暗示大家他现在住的房子也许是一座新宅，但他却假想自己搬到另一座房子里，然后再回想起这间故居来，仿佛是一个思想上的小实验。

    “那个许多许多年前我的小院子，现在仍然平安地存留在城里，可惜不能去探视一回，因为房主人是世上最有威权的人们之中的一种，院里的变化也会让我感受的惆怅多于愉快，总之在昔日，在昔日我是那地方的年轻的主人，只是不如现在多思，想不到迁居的事。”

    杜南星的奇妙之处在于，他的文字非常轻，可构句方法又极绵密，营造出的文章都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他早上听到隔壁的语音传过来，就能开始想象隔壁的人说话姿态是什么样，声音传达的内容是什么。在如此一间斗室中，能够幻想出这么多东西来，宅男做到他这个地步也实在不容易。

    （主讲梁文道）

    《好色的哈姆莱特》

    一场很小白的游戏

    小白，上海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局点》等。

    四大悲剧之首的《哈姆莱特》在当时观众看来充满了色情的黄段子。

    我们通常会把关于性爱的文艺作品分为两种，一种是低级下流的“色情”，另一种则是听上去高雅一些的“情色”。两者之间本质并没有区别，只不过后者更好听一些。但是不管你怎么包装，它其实就是色情。这世界上有很多文艺作品是乐而不淫的，另一些则既乐又淫。

    《好色的哈姆莱特》就是一个既乐又淫的作者所写的一本既乐又淫的好书。

    作者小白是上海人，我常常在一些杂志比如《万象》上看到他写的东西。他的很多文章专谈情色，而且谈得出神入化，可见他对西方情色文化很熟悉，西学功底也好。这本书还出了个台湾版，比大陆版本多了许多大胆直白的插图。

    书中有一篇访谈，一位文化评论家问小白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小白的回答是“性的表达和描述比性本身更重要”。没错，这本书是在谈性，但它是从西方文化史的角度去谈，比如小说里如何描写性，电影中如何表现性，春宫画里怎么画性，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小白很强调“装”，装是一种表演，也可以说是一种卖弄，而且你还要先假设读者具有基本的人文修养、智商中上、有幽默感、懂得语言游戏，然后才可以表演装腔作势并以此为乐。换句话说，这是一本写给高雅读者的既乐又淫的书。

    在《好色的哈姆莱特》里，作者想象了一位具有良好戏剧文学修养、非常熟悉莎士比亚的严肃读者坐着时光机回到过去，观看莎翁剧本最早在剧院上演的情景。他很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哈姆莱特的妈妈也就是王后，跟儿子说：“过来，我的好孩子，坐到我边上来。”哈姆莱特说：“不，好妈妈，这儿有一个更迷人的东西呢。”观众席上哈哈大笑。我们的时空穿梭者有点糊涂了，他不知道那个扮演哈姆莱特的演员在念到“好妈妈”的时候，为什么要奇怪地喘息一下。

    在另一个场景中，他又听到哈姆莱特说：“小姐，我可以躺在你腿上吗？”奥菲利亚回答说：“不，殿下。”哈姆莱特又说：“我是说，我能不能把头枕在你的腿上？”观众又捧腹大笑。然后奥菲利亚说：“哦，殿下。”哈姆莱特说：“你觉得我说的是那些乡村野外的事吗？”这句话用英文讲是“DoyouthinkImeantcountrymatters”。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据文史学家考证，莎士比亚的剧本里充满了大量与性有关的双关语。比如刚才扮演王子的演员，在听到母后叫他“好孩子”的时候，按照剧本他应该回答：“好，妈妈。”这个goodmother用重音方式读的时候有反讽和性暗示的意味。因为在英国，一对情人在床上做爱时，也会互相称呼对方“好妈妈”、“好孩子”，表达一种亲密的赞赏。照作者的描述，那些今天看上去很了不起的经典剧本，当初上演的时候简直就像闹剧一样。四大悲剧之首的《哈姆莱特》在当时观众看来充满了色情的黄段子，一个伦常悲剧在这种方式的演绎下完全变了味道。像刚才那段哈姆莱特跟奥菲利亚的对话，country本来指野外、乡郊，但是他们在戏台上读成count-ry，cunt是女人的阴部。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变成：“你以为我在讲那些性事儿啊？”完全是句黄话嘛。这样大家好像已经分不清楚悲剧和闹剧了，演出来图个乐。

    这本书中讲各种各样与性爱有关的事，连马车上的性爱场面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小白都用他的生花妙笔一一写到了。

    （主讲梁文道）

    《百家姓》

    小人物也有春天

    杨葵，1968年生于江苏淮阴，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文字编辑工作，业余写作。著有散文集《过得去》《在黑夜抽筋成长》等。

    有时你会想，这人现在去哪里了？有时你在街上看见一个人，也许会想，那是不是他。

    我们每天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也许是巴士的司机师傅，也许是面包房的店员。我们和他们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或是点头之交，很少去深究他们背后的人生故事，甚至很难去关心一下我和他之间究竟有没有故事可言。

    《百家姓》的作者杨葵是一位编辑，文章写得很好。这本书里记录了他四十多年人生中曾经遭遇过的一些人。这些人未必是很重要的人，未必是他熟悉的人，但是他有兴趣把他们记一记，把这种浅浅的相逢相知写成故事。

    书中写到一个人叫小罗，小罗是琉璃厂一家文具店的售货员，十几年前他常去找小罗买东西。“他分管笔墨纸砚、画册、书籍三个柜台，我那会儿住虎坊桥离得近，又正跟一个老先生学写字，所以常从他那买东西。第二次从他手上买东西的时候，他一脸诚恳地笑着问，您真勤快，上回那卷毛边纸，这也就十来天吧，都写完了？我当时一愣，心想他怎么知道，过后感叹这小哥记性好，天天手下几百担买卖，对客人居然过目不忘。类似这样颇显老派的优良作风，小罗身上很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得了琉璃厂老店温文尔雅、尽心尽责好风气的真传。”

    杨葵天天见小罗，也偶尔和他深谈。过年时节，店铺门口明明写着“欠售”，小罗居然也不回家。杨葵以为是小罗跟家里关系不好，一次终于忍不住，和小罗谈起来，才得知小罗的爹妈早不在世了。“小罗这样说时人是笑着，但我一时语塞，心里明白那笑全是为我--在小罗这样的年轻老派讲究人心底，对顾客只能有一种态度，就是伺候。”

    “这样的小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相信他有朝一日会骂人，而且骂的就是顾客。”一次有个阔太太操着台湾国语腔跑进来，无论小罗拿什么纸出来，都碎嘴唠叨，尽情抒发不满，嗓门很大。后来甚至把一批纸往地下一摔，口中还说这东西是擦屁股纸，太烂了。

    “全店的人连店员带顾客，清清楚楚听到了阔太太的吵嚷。老板赶紧过来，一脸堆笑询问出了什么事儿。此时的小罗略过老板，双眼严厉地盯着阔太太不放，腰却弯了下去，把地上的那卷纸拾起来，拍拍上面的土，一字一顿地对阔太太说：我在这店里阅人无数，纸是有灵性的，它会记住你这张脏嘴。小罗虽没上过几年学，可‘阅人无数’这样的文气话在他口中却时时迸出，颇有古风。”作者说，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小罗，也许他辞职回老家了。

    作者又想起了他一个高中同学“东子”，这人相当怪，老不上学。学校到他家里问，家里也说不知道他上哪儿，可见习以为常。有一回，杨葵旷课在一家书店里翻书，东子就在他旁边，本来两个人互不搭话的。但是“东子突然跑到我旁边，拿了一本书哗哗地翻，越翻越不耐烦，突然用手指拉着书页，很生气地对我说：全错！全是错的！全是错的！书放回架子上，我瞥了一眼，是本《西游记》”。后来两人成了朋友，但交往也透着古灵精怪。

    “中学毕业后，再没见过东子。有年冬天我在公车里缩手缩脚坐着，忽然看到街边马路上，一个穿着黑棉袄的汉子，举着把塑料的青龙偃月刀，呵呵傻笑地呼啸跑过，旁若无人。那个人，很像东子。”

    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东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生命中总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时你会想，这人现在去哪里了？有时你在街上看见一个人，也许会想，那是不是他。

    （主讲梁文道）

    《裙拉裤甩》

    香港文化人的独特感受

    游静，生于香港，自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毕业后，赴美国纽约攻读传媒。诗集《不可能的家》获2002年香港文学双年奖诗组推荐奖。著有《性政治》等。

    这种距离感来自什么地方？

    香港文化界有种奇特的冷淡和低调，使我们一开始不太容易接受内地的热情激昂或是台湾的温情脉脉。后来我反省了一下，也许这不是普遍现象，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定见，或是我受了别人的影响。我想到年轻时读过的一本散文集《裙拉裤甩》。

    “裙拉裤甩”是广东话，意思是急急忙忙、气急败坏、东西零零碎碎的感觉。这本集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后来绝版了。2011年，台湾居然又把它再版了一次。作者游静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成名太早，我年轻时就读她的文章，觉得很能描述那一代香港文化人身上的独特感觉，跟大陆和台湾都不一样。

    游静的文字里有种非常犹豫的、对什么事情都保持距离的感觉。这种距离感来自什么地方？有时候在中文与英文之间，有时候在广东话的口语与白话文的书写之间，有时候在台湾与大陆之间，有时候是在两性之间。种种的不适应、不在其位、格格不入的疏离感，使她的文章流露出一种冷静气质。

    让人意外的是，这本集子里还出现了一些诗。其中一首诗应该是作者写给一位外国女子的：“因为你不懂方块字/我无法跟你说这些/有一种时间/十五的月亮永远是满的/初一是弯而且重新开始/但/是的/我来自的地方亦不讲这些。”

    书中对于台湾和大陆艺术家，也有一些非常犀利的批判。比如她批评郑愁予[4]，批评杨牧[5]，她说这些诗人的现代只是语言上的风格，缺少对集体意识的检讨和反思。她嘲讽有些艺术家仍然坚持一种物化女性的立场，把女人女奴化，贯彻在一些看起来很现代的语言中，“男性是神，吸着女奴们，一步一个吻地走出来，神的女奴是有名字的，娶一个忘一个，有时会呼错”。

    她提到当年震撼北京的一次美展，说若把这些作品还原到艺术创作的讨论上，而不是靠它们在政治活动上的象征意义来给分，它们的存在价值立即缩水；这些作者在反政治的姿态上显得盲目、空洞和失去重心。

    多么狠毒的批评！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她也有见解，比如说到学生，她说：“他们令我想到很多，比如说个人过分容易被煽动的感情。我的意思是，我坐在这里看电视，就流了眼泪，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如此爱恋生命，但感性的汹涌又削夺人理性的认知。因为我流眼泪，我无法认真地思考事情，思考我对事情各种各样的怀疑和可信，我怀疑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悲哀。”

    （主讲梁文道）

    《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谈命运与鬼魂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钱锺书夫人。著有散文《干校六记》《我们仨》等，译作有《堂吉诃德》《小癞子》等。

    如果人真的有命运，那么算不算都是一样的，不算也罢。

    杨绛先生2004年生病入院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想了很多问题，出院后就开始写这本书--《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有四万多字。杨先生出院后身体不大好，吃了药，人昏昏沉沉的，有时候写出来的字是一团一团的，她怕人家认不出，坚持扔掉重写。

    此前，杨先生的《干校六记》和《我们仨》都是很平实的文字，里面有很多关于她家庭生活的片段。而《走到人生边上》是关于人生的另一种思考。

    对一位百岁老人来说，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还有什么问题想不透呢？应该不多了。生命到了最后，要面对的无非是那几大问题：生与死、灵与肉、命与运、鬼与神……古往今来，这些问题无数人想过，得到的答案也不一样。

    关于鬼神问题，杨先生写下了一些有趣的思考。她并没有持简单的否定或肯定的态度，而是一种半信半疑的不可知论。她回忆年轻时在清华教书，有一次过一座桥，总是过不去，有“鬼打墙”的感觉。

    后来她才知道，日本人曾经在那儿杀过很多抗日志士。我自己也在清华大学住过几年，有时候骑自行车穿过一些荒凉的地方，也有过类似体验。不过我对此也保留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果真有鬼魂和神灵，也得看到了才能相信吧。

    杨先生幽默地说，如果人真的有灵魂，那么到了另一个世界后，她的父母应该完全认不出她了，因为他们只认得她小孩子时候的形象。而她如果以小孩子的形象出现，丈夫钱锺书、女儿钱瑗又认不出她了，这是很矛盾的。

    关于人的命运，杨先生说，很多人喜欢去算命，有算得准的，也有算不准的。如果人真的有命运，那么算不算都是一样的，不算也罢。我觉得这种态度可以给很多年轻朋友参考，命算来算去，信这个信那个，最后会把自己搞迷糊。

    杨先生在这本书里也讲了一些往事，比如从前家里的一个女佣，她把她写得非常鲜活。在她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回忆人生，想到的却是过去生活中的一些小人物。

    （主讲曹景行）

    Freedom from Fear

    昂山素季的勇气

    昂山素季（AungSanSuuKyi，1945-）缅甸提倡非暴力的民主政治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1990年带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赢得大选的胜利，但选举结果被军政府作废，此后被长时间软禁。2010年年底获释。

    任何革命都必须是一场心灵的革命。

    当你在一场群众运动中面对浩浩荡荡的人群，也许很容易激动起来。如果你还是一位革命领袖，或许还要挥舞着愤怒的拳头，用激昂的语调去召唤群众的热情。我们在很多电影或新闻上都见过这样的人物，他们高高在上，充满了魅力，并且自信。

    但是在同样的情形下，如果你能保持一种柔和、谦虚的态度，甚至面带微笑、柔声细语，那你就不仅是一位群众领袖，而且是精神领袖了。昂山素季就是如此，她一直是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女人，那种美不是外表上的，而是一种内在的气质，是精神领袖才有的那种坚定、谦虚及温和。这些只有当你亲眼目睹时，才知道她的力量。

    每当我在一些新闻画面上看到昂山素季，总是非常感动。有一次，她站在一个围栏里面，外头站满了防守她的军警，他们举着枪，样子冷漠。昂山素季站在他们后面，向群众挥手说话，保持着她一贯的温婉态度，向群众甚至是看守她的军警合十敬礼。

    缅甸是个佛教国家，人们在礼佛的时候合十顶礼，与其说是尊敬佛陀，倒不如说是为了照见我们自己，让我们忆起其实自己也有佛性，人人心里都有一尊佛。昂山素季对那些看管她的军警合十为礼，就表示她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了和平的佛性。

    FreedomfromFear的意思是“免除恐惧的自由”，但意外的是，前面那几篇长文谈的都是缅甸和印度在英殖民时期的文化生活，很有学术见地。这让我们想起，如果昂山素季没有回到缅甸投身政治，她在英国本来可以是一名研究缅甸文化的学者。很可惜，这个愿望恐怕没有机会实现了。

    在与书名同题的《免除恐惧的自由》一文里，昂山素季主要谈的是缅甸人对腐败的看法，这个腐败不仅是贪污，准确翻译过来应该是“腐坏”。在缅甸文里，它包含四种意思：第一种是贪污，就是在欲望的诱使下离开了正确的道路；第二种是褊狭，即由于个人的狭隘观念而偏离了正确的道路；第三种则纯粹是因为无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这里主要谈的是第四种，就是由于恐惧而逐渐摧毁了所有关于是非的观念。

    恐惧是什么呢？作者以她自己的亲身亲历说，很多国民都害怕如果说了某些话或做了某些事，会不会因此失去工作、财产、家庭、自由，甚至一切呢？这种恐惧感导致你没有办法再坚持某种正确的观念。当恐惧渐渐渗透你的身心，甚至会让你觉得那些本来正确的东西根本一文不值，最后完全颠倒了是非判断，恐惧败坏了你的心灵。

    如何才能免除这种恐惧呢？昂山素季说，任何革命都必须是一场心灵的革命，这种革命首先培养出的是一种勇气，很多人以为勇气是种天赋，其实它也是通过后来的努力培养出来的。我们应该培养一种习惯，就是在作任何决定时都不要被恐惧左右；否则，你就只能腐坏掉了。

    （主讲梁文道）

    [1]唐弢（1913-1992），原名端毅，浙江镇海人，作家，鲁迅研究者。年轻时在上海当邮政工人，业余写作，结识鲁迅。参加过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

    [2]纪弦（1913-），原名路逾，笔名路易士、青空律。与覃子豪、钟鼎文并称台湾现代“诗坛三老”。著有《易士诗集》《行过之生命》等。

    [3]甘雨胡同，现在仍存于北京，位于王府饭店北侧，东起东四南大街，西止王府井大街，南邻西堂子胡同，北靠柏树胡同，全长539米，宽10米。

    [4]郑愁予，原名郑文韬，1933年生于济南，台湾中兴大学毕业，现代诗人。作品多次被选入香港和台湾的高中国文课本。

    [5]杨牧，1940年生，本名王靖献，台湾花莲人，诗人，擅长叙事诗的写作，文辞雅丽，意象纷奇，散文亦为人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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