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为苍生

    古时候，黄河经常泛滥成灾。在尧为帝王时，中原一带经常洪水泛滥，淹没庄稼和房屋，使百姓贫病交加、流离失所。尧四处求访治水的能人，后在众臣的推荐下，他启用夏后氏的首领鲧治理洪水。

    鲧(ɡǔｎ)办事果断，但刚愎自用。他只知道水来土挡，造堤筑坝，堵截洪水，结果洪水依然没有治好。鲧治水用了9年时间，直到舜继承帝位，洪水也没退，反而泛滥得更加肆无忌惮。舜大怒，下令革去鲧的职务，将他流放到羽山，后来鲧就死在那里，再没有回来。

    舜面对奔腾的洪水，同样束手无策。他征求大臣的意见。看谁能治退洪水，大臣们说：“非禹莫属，虽然他是鲧的儿子，但德行修养大不相同，禹做事认真，为人谦逊。俭朴善良，而且智慧超常。”舜当即决定派禹去治理泛滥的洪水。

    禹身负治水重任，父亲的死又给了他很大压力，因此，他下决心，一定要平复水患，拯救万民，完成父亲留下的事业。

    禹不敢怠慢，他决定用疏导的方法将黄河水引走。当时，禹刚刚新婚，但他毅然离别妻子，带着契、后稷等一批助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遍了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穷乡僻壤。

    禹常常手拿准绳和规矩，小心谨慎地各处测量、勘探，同时他发动各地群众一起施工，每当水利工程开始的时候，禹都在和人民一同运石伐木，开河挖渠。这项浩大的治水工程在风霜雨雪中缓慢而艰难地进行着。

    一天，禹正带人由甘肃积石山一路疏通黄河河道而下，走到黄河中游(今山西河津和陕西韩城交界地)，有一座大山挡住了黄河的去路。禹看到黄河水疏通不畅，水位逐渐升高，就立即叫人将大山劈开一个豁口，黄河水立刻奔泻而出，至此畅通无阻，禹即将此处命名为龙门。后世人为追念禹，把龙门又称作禹门口。另外，还有一处大山，禹在那里凿了三道门，把它们称为神门、鬼门、人门，这也就是今天著名的三门峡。禹的足迹可以说踏遍了黄河两岸，所到之处皆令水流畅通。无所阻碍，黄河水终于被制服了。

    禹前后共花了13年时间治理黄河，他人累瘦了，指甲磨秃了，脚底生了脚垫。其间，他曾“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天，禹治水经过自家门前，听到妻子涂山氏生的儿子启正啼哭不止，可他没进去看一眼，狠了狠心，又奔向被水淹没的河滩。

    禹的使命顺利完成。舜看到昔日淹没的山陵露出了伟岸的轮廓，荒弃的农田变成丰满的粮仓，百姓也都重建屋舍，过上了幸福生活，激动万分。他召见禹，让禹谈治水之道，禹却谦逊地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只是采纳众人良好的建议而已。”舜大喜，他知道自己拥有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贤才，于是便把部落首领的位置禅让给禹。

    禹治理洪水、为民造福，以及他个人高尚的品质、质朴的作风，博得了世人的尊敬和爱戴；同时，这种无私奉献的美德，更滋润着中华大地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如今，淮河、长江每逢夏天连降暴雨，便会泛滥成灾，威胁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洪抗洪依然任重道远。在历次抗洪斗争中，我们的人民子弟兵都是冲锋在前、全力以赴。其间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是时代的骄傲，是我们的典范。

    晏婴设身处地为民着想

    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崔杼杀死齐庄公后立即拥立庄公的异母弟姜杵臼继位，即齐景公。齐景公刚即位，就任用崔杼为右相，此时的齐国，朝政混乱，君臣昏庸，奢侈无度，贵族剥削残酷，百姓生活痛苦不堪。

    后来，历任灵、庄、景三朝、前后执政五十多年的晏婴被任为正卿，他为人正直，以勤俭力行、谦恭下士、关心民事而著称。担任齐景公正卿后，晏婴经常在齐景公身边竭力劝谏，使豪奢极欲的齐景公稍微有了些收敛。

    有一年冬天，天气非常寒冷，鹅毛般的大雪铺天盖地接连下了三天三夜。早晨，齐景公身穿裘皮大衣站立在窗前，望着窗外皑皑白雪，他禁不住高兴地对身边的晏婴说：“今年的天气真奇怪，下了这么长时间的大雪，还一点也不觉得冷，倒有点春江水暖的样子。这银白色的景致实在美极了，要是再多下上几天，那该有多好啊!这么一来，就可以多欣赏几天好景致了。”

    听了齐景公的话，晏婴若有所思，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说道：“冬天的景致确实很美，但对很多人来说却是一种再残酷不过的景致。在这种天气里，景公您之所以不感到寒冷，是因为您身上穿着温暖舒适的裘皮大衣，室内又有熊熊燃烧的炉火。我经常听人家说，贤明的君主，在吃饭的时候总会想到自己的子民中是不是还有人在挨饿。穿暖和衣服的时候，总会想到自己的子民中是不是还有人在受冻。这才能做到设身处地为民着想。”

    齐景公听了晏婴的话，一下子面红耳赤、不好意思起来，从此，他再也不在晏婴面前赞赏冬天的景致了。

    在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缺少的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一品质，人们太习惯于自以为是、太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如果为官者都能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大家也就会生活得更加融洽和舒心，我们的社会也一定会更加稳定。

    子罕拒不受玉

    子罕是春秋时期人，当时他任宋国的司城，主管城市建筑和车服器械的制造。这是一个可以捞钱的肥差，因为有些人为了承包工程，总想着用财物到子罕那里买个人情。然而子罕却品质高洁，不收礼物。

    一次，一个负责开荒石的石工带着一块美玉来到子罕家，声称这块美玉是自己开采石头时采出来的，并说自己是庸俗之辈，不懂欣赏高雅之物，所以决定将这块美玉献给子罕。

    子罕一见美玉，拒不接受。石工认为子罕不识美玉，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子罕：“我曾拿着这块美玉让玉器匠鉴别过，玉器匠经过仔细鉴别，断定这块美玉是真正的宝物，我这才敢冒昧地献给你。”

    子罕说：“我以廉洁不贪为宝，您以玉石为宝。如果您把玉石献给了我，那我失去了廉洁，您失去了玉石，咱们两人就都把自己的宝物丢掉了。与其使咱们都有所失，还不如您将玉石拿回，我把廉洁保持下来，这样，咱们就都拥有了自己的宝物，这不很好吗?”

    石工听子罕这么一说，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好拿着玉石灰溜溜地走了。

    像子罕这样以廉为宝的好官，才是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他们的宝物是无价的。他们清廉自守的高尚品格让黎民百姓肃然起敬，让行贿者望而却步。历史是会永远地记住他们和颂扬他们的。

    当今社会行贿索贿之风屡禁不止，从政府到企业，甚至学校这个堪称最圣洁的地方，也被肮脏的腐败之风玷污了。面对这种伤痛人心的现象，我们应该像子罕那样，以廉为宝，不让那些不正风气玷污我们纯洁的灵魂。

    斗子文三辞令尹

    历史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清官廉吏，要保持住那份清廉，做到金钱面前不动心实属不易，需要坚强的意志力。自古以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也有千方百计不要金钱的例子，春秋时期的斗子文便是其中的一例。

    斗子文的父亲是楚国贵族斗伯比。据说，斗子文并非斗伯比的亲生儿子，他刚一出生便被亲生父母丢弃在荒郊野外，奄奄一息，幸亏斗伯比的岳父路过，把他捡了回来，送给女儿女婿抚养，斗子文才得以活命。

    在斗伯比家，斗子文生活优裕，锦衣玉食。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学成。斗子文的满腹才学深得当时国君楚成王的赏识，楚成王将他收入朝中，拜为令尹。多年为官，斗子文都清正廉洁，从不擅用权利，贪污受贿，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家中的积蓄竟不够支撑一天的开销，全家人生活朝不保夕。

    楚成王甚是喜爱博学而正直的斗子文，他深知斗子文家境困难，便有心帮助。在每次群臣聚会之后，楚成王都会专门为斗子文准备一束干肉，一筐干粮，使他能填饱肚子，久而久之，这竟成了楚王宫廷中一条不成文的制度。楚成王怜惜他的爱臣，曾三次要给斗子文增加俸禄，想使他的生活过得充裕一些，可斗子文死活不接受，甚至以辞去令尹来拒绝丰厚的俸禄。这让楚成王无可奈何，也使周围人迷惑不解。

    斗子文这样做并不是在标榜自己，他认为当官就是为百姓服务，而不是为自己谋利，并且他始终坚信“成由节俭败由奢”的真理。

    春秋时期齐国的齐景公之相晏子也是一位清正廉洁之士。晏子家贫。齐景公赐他千金，他却拒不接受，认为仁智之人不应该贪图钱财，厚取于君却不施于民，是替筐子箱子收藏财物，仁德之人不屑于此。他的思想观点和斗子文如出一辙。他们二人身居高位而不图享受的高尚品德，在今天仍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和警示作用。

    田稷勇于退贿

    田稷(ｊì)是战国时齐国的相国，他办事认真负责，深得齐王的信任，齐王任命他统领百官、总揽政务，权倾朝野。于是总有人偷偷给他送去贿金，以期得到他的帮助。

    一天，田稷手下的一名官员给他送了黄金百镒(ｙì)。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数目，面对这么多金子，他无法抵挡这突如其来的诱惑，在经历一番心理斗争后，还是收下了。

    母亲一见这么多金子，十分吃惊，急忙询问田稷金子的来由。田稷是个孝子，他不想欺瞒母亲，于是就将受贿一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气不打一处来，教训他说：为官就应该清政廉洁，不能见钱眼开，而应该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要有高尚的行为，不应该收授不义之财。母亲愈说愈生气，最后竟要把田稷赶出家门。

    田稷听了母亲严厉的训斥，感到十分羞愧和自责，急忙原数归还了金子，随后又主动跑到齐王面前去请罪，声称自己犯了死罪，请皇上处死他。

    齐王不知何故，忙问：“爱卿犯了何罪，要自请处死?”

    田稷答道：“臣下无德，一时糊涂受属下贿金百镒，回家交与母亲，母亲痛斥臣下为官不廉，不再认臣为子，将臣逐出家门。臣自感罪孽深重，无颜再见母亲。大王信任臣下，对臣下委以重任，臣下却见钱眼开，愧对大王。故请大王重责臣下，以正国法，以严家规!”

    齐王闻听此言，对田母家教有方敬佩有加，齐王原谅了田稷的错误，说他知错就改，不再追究。

    为了表彰田母的义举，齐王还用国库的金子赏赐了她。齐国人听说这件事后，都称赞田母是位好母亲，也都称赞田稷勇于自责、知错就改的行为。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们不是圣人、不可能不犯错，特别是我们青少年，阅历不丰富，经验不足，所以犯错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当我们犯错时能勇于承认，乐于改正，这才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美德。同样，我们还应该赞扬田稷的母亲，多一些这样的母亲，就会多一些品德高洁走正道的人，少一些品德低劣走歪道的人。

    萧何忠心为国

    萧何是西汉初年名相，也是汉初三杰之一(另外二杰为张良、韩信)，江苏沛县人，早年曾任秦沛县狱吏。公元209年他随同刘邦起兵，攻克咸阳后，诸将全都忙于争夺金银财宝，萧何却视金钱如粪土，忙于收集秦丞相、御史大夫府所藏的律令、图书，这使刘邦得以掌握全国户口、民情和地势，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萧何刘邦被封为汉王后，萧何劝说刘邦以巴蜀为基地，与民休息，招纳贤才，然后还定三秦，再与项羽争夺天下，并推荐韩信为大将军。楚汉战争时，萧何以丞相专任关中事，他侍从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刘邦屡遭挫败，死伤惨重，军中缺乏现粮，萧何及时调遣关中兵卒驰援，并转漕运供给军用，保证了前线兵员粮饷的供应，促使战局发生了根本转机。因此，刘邦称帝后，以萧何功劳最高，位次第一，食邑八千户，分封其父母兄弟十余人以食邑。

    在辅佐刘邦打天下、建立刘汉王朝的过程中，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在百姓和军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刘邦嘴上称萧何“功不可望”，但心里对忠心秉正的萧何总是心怀猜疑，担心萧何威信太高而威胁到自己的皇位。

    萧何看出了汉高祖刘邦的心思，就把家族中的很多子弟送到刘邦帐下听用，一是避近亲之嫌，二是取得刘邦的信任。刘邦也因此减少了对萧何的猜疑。

    后来，刘邦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功高震主的韩信，接着又给萧何加封食邑五千户，萧何多次辞谢封赏，刘邦不允，萧何仍坚持献出封赏的资财以助军用。刘邦深恐萧何有二心，又派都尉带领五百名士卒守卫萧何宅院，明是恩宠有加，暗是监视严防。即便这样，萧何仍襟怀坦白，一如既往，以莫大的胸怀精心辅佐刘邦治理国家。

    这时，许多好心的亲朋再三提醒萧何，不要再勤勤恳恳为民着想、为民办事，以免刘邦认为他是在取信于民，图谋不轨，最后像韩信那样遭受灭族之灾。萧何这才不得不像贪得无厌的地主，故意挖空心思多弄些土地，低价购进，强赊(ｓｈē)慢还，人为地造成一些坏名声，好让刘邦放心。刘邦见萧何只注意一些小利，没有把心思用在夺权上，心里暗暗高兴。

    刘邦死后，萧何仍以国事为重，并一心一意辅佐惠帝刘盈执掌朝政。萧何临终前，惠帝欲选丞相，征求萧何意见：“曹参怎么样?”曹参是武将出身，战功卓著，封赏多在萧何之下,对萧何非常不服，也常有针对萧何的怨言。但萧何出于忠心，虚怀若谷，顿首说：“皇上以曹参为相，萧何死了也无遗恨了!”

    萧何为了国计民生，忠心耿耿，虚怀若谷，忍辱负重，为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未必会有萧何那种为相辅国的机遇，但他一心一意为国家着想、不计私人恩怨的行为还是可以效仿的。

    杨震拒不收礼

    东汉的杨震学问渊博，时人称之为“关西孔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官清廉。

    有一年，杨震调任到东莱(今山东境内)任地方官。他从京城洛阳出发，一路上轻车简从、毫不张扬。途经许多州县都是住在路边小店。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普普通通的老大爷竟然会是朝廷的重臣杨震。

    一天，杨震一行路经昌邑(今山东境内)，找了个小店住下。一会儿，忽听见店里人声嘈杂。店主慌忙来报说是县太爷王密要把杨震一行人接走。

    王密是何人呢?原来杨震在做荆州刺史时，发现当地有个叫王密的读书人，学问渊博，才华出众，认为他堪为大用，于是就向朝廷举荐了他。后来经过考核，王密被任命为昌邑县县令。

    王密听说杨震路经昌邑，心存报答他当年推荐之恩，这次是特来接杨震回县衙的。杨震推托不过，只得坐上王密带来的官轿，进了县衙。在县衙里，王密亲自端茶端饭，照顾得无微不至。已经夜深了，王密还在诉说着别后离情。最后，他从怀里掏出百两黄金，低声说：“为了感谢恩师的知遇之恩，特奉薄礼，不成敬意，请您收下，在路上使用吧!”

    杨震说：“你我已经是老朋友了，我的为人你应该知道，况且朝廷已经三令五申，不准大臣外出收礼。难道你不知道这个规定吗?”

    “这个规定我是知道的。可眼下哪个当官的不收礼?况且现在是黑夜，外面没有一个人，根本没人知道。”

    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明明有这‘四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再说，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宽容自己，你太让我失望了?”

    王密看见恩师动了气，羞得面红耳赤，赶忙包好金子走了。

    法律和纪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约束，而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行，除此之外还需要社会成员的自觉、自律。杨震的“四知”精神是自制自律美德的集中体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像他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慎独”。

    梁鸿孟光以俭为美

    东汉时期，平陵有个名叫梁鸿的书生，他家境十分贫寒，父亲死了都无力送葬，只用一领席子裹了草草了事。但梁鸿聪明好学，刻苦勤奋，通过层层选拔被保送到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在太学里，他成绩优秀，精通经史典籍，人人都很敬佩他。学成以后，梁鸿因为家世衰微，无人举荐，不能到朝廷当官，所以就自愿到上林苑去放猪。梁鸿是贫苦人出身，他没有因自己学识渊博就高高在上，而是和当地百姓相处融洽。

    这个有学问而且又勤劳的人，口碑很好，当地人知道他尚未娶妻，都争着要把女儿嫁给他。可是梁鸿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

    恰好，孟家有个女儿名叫孟光，生得相貌平平，但聪明贤惠、知书达礼，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孟家极其富有，孟老太爷什么都不愁，就是担心女儿的婚事。每次有人来提亲，大家征求孟光的意见时，她都不肯点头。这就把孟老太爷急得焦头烂额，因为女儿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别人家这么大的女子早已结婚生子。

    一天，孟老太爷口气很生硬地质问女儿：“你都已经30岁了，难道就这样下去，一辈子不嫁吗?”

    孟光回答得更是坚定有力：“除非有像梁鸿那样的人，我才嫁他。”原来孟光看不惯一些富家公子们骄横奢靡的样子，她对梁鸿的品德修行非常欣赏，觉得那才是自己心目中的大丈夫。

    梁鸿听说孟光的品行和愿望时，很是好奇，就央人上门提亲。孟家一看，这正合女儿的心意，就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不久，二人成亲，孟家大摆酒宴，高朋满座，可梁鸿却高兴不起来，并且娶新娘回家后，一连七天都未理睬。到了第八天，孟光觉得奇怪，便忍不住询问夫君为何对她置之不理。梁鸿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想要的是一个生活俭朴、粗茶布衣的妻子，跟我一起耕作织劳，过一种隐居避世的生活。而你现在却穿着绫罗绸缎、珠光宝气，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样啊!”

    孟光听到这里，顿时恍然大悟。她微笑着对梁鸿说：“夫君莫急，其实我是担心夫君嫌弃我无所修饰，粗布衣衫，而且这又是我们新婚的日子，才刻意打扮一番。其实我心里与夫君的想法一样，早已将麻鞋布衣准备在身边了。”孟光随即进里屋换上粗布衣服。梁鸿大喜，他觉得孟光与自己是心意相通的，并且为孟光起名为“德瞿(ｑú)”。

    从此往后，梁鸿和孟光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便隐居在罢陵深山中，过着耕耘织作、诵书弹琴、互助互爱的幸福生活。

    每天，梁鸿从田里劳作回家时，孟光已将饭菜备好，并且恭恭敬敬地送到梁鸿跟前。为表示对丈夫的尊敬，孟光总是低着头，把放置饭菜的托盘举得和自己的眉头一样齐。梁鸿同样也是毕恭毕敬地双手接过托盘。这样，二人才愉快地共进餐饭。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尽管现在物质生活已经很丰富，但养成俭朴的习惯依然是成大事者的必备要素之一。生活的俭朴与奢侈关系到一个人的人生志向。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的青年人必须继承和发扬这种美德，它不仅是青年人的做事方式，也是青年人学习和借鉴的优秀品质，更是成功的习惯之一。

    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

    吴隐之，东晋时人，虽然家庭贫穷，但勤学好问，因此学富五车，而且他品德高洁、志向高远，极受当时大司马桓温的赏识，被任命到晋陵郡做了太守。隆安年间，东晋简文帝听说吴隐之清政廉洁，就将他提升为广州刺史。

    在晋陵为官时，吴隐之从不接受任何人的一点礼物。朝廷给他的俸禄除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之外，他还要接济生活困难的族人。为了多节约开支，他处处精打细算，不仅平时很少吃肉，而且让妻子自己织布缝衣；在街上买了烧火的劈柴，也是自己亲自背回家里。有一年冬天天寒地冻，吴隐之夫妻俩竟然连一床厚棉被也没有。女儿出嫁，因为没钱置办嫁妆，忍痛把一条心爱的小狗拉到街上卖了，才勉强置办了一些简单的嫁妆。

    吴隐之被提升为广州刺史后，依然一身清廉。

    广州离东晋的国都建康(现为南京)有千里之遥。许多官员自恃天高皇帝远，常无法无天。负责此处军政大事的刺史就是地方一霸，终日胡作非为。加之广州盛产奇珍异宝，一个人只要能获得一箱宝物，就够子孙数代享用。广州历任刺史和其属下多是贪污受贿的不法之徒。

    可这些犯了贪贿罪的人不知省察自己的品德操守，而是百般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他们之所以会在广州犯罪，是因为在赴任的路上误饮了“贪泉”之水。“贪泉”是距广州20里的石门的一处泉水。于是，官员们为了表明自己是清官，无论多渴都不饮“贪泉”之水。

    吴隐之上任广州刺史，路经此处时却偏偏要饮“贪泉”水。家里人劝他还是小心一点好。吴隐之不听，不仅喝了水，还赋诗一首：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他觉得只要心中无贪的欲念，无论喝多少都不会贪。

    吴隐之在广州刺史任职后，屋里的陈设极其普通，平时吃的也是蔬菜、干鱼之类东西。有人唆使厨师在烹鱼时把鱼骨剔除后再往上送，暗示广州地处偏远，贪污一些也不会骨梗在喉。吴隐之知其含意后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更加警惕。吴隐之任满返回建康时，连一点金银宝物也没有带上。他的夫人曾买了一斤沉香，吴隐之发现后扔到了河里，那条河因此被称为“沉香浦”。

    他当官几十年，家中只有薄地数亩，茅屋数间。有人要送给他车马，要给他另建府第，他都坚决地谢绝了。因此，人们都说，吴隐之是一个“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的好官。

    怨天尤人是贪官的通病。其实，贪官之贪是本性，关贪泉何事?北宋理学宗师周敦颐品格高洁，他曾任广东路提刑，他为官清廉，曾将连州一处山泉题名为“廉泉”。如果说饮贪泉而贪，那么是否饮了廉泉就会变廉呢?非也!为官之人非得修身养性，才能抵住诱惑。如王勃《滕王阁序》所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而犹欢。”吴隐之无论处于何种诱惑人心的地方都能保持清廉本色，洁身自爱，为官员们树立了典范，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司马光不贪奢华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一生高官厚禄，地位显赫，却清廉自守，从不贪奢。当许多王公大臣们在京城里盖豪华的深宅大院时，司马光却在一个偏僻的陋巷里深居简出。

    有一年冬天，一位客人前来拜访，竟然发现司马光的客厅里连个火炉都没有。客人冻得浑身发抖，司马光忙叫仆人端来一碗姜汤，客人喝完后才稍为暖和了一些。后来，司马光为了司马光解决过冬时的寒冷问题，便想出了一个挖地窖的办法。因为地窖里冬暖夏凉，所以冬天他就在地窖里工作和接待客人。因为这件事，京城里就有了“皇家钻天，司马入地”的谚语，意思是说，皇帝和王公大臣的宅第越盖越高，可司马光的房子是往地下打窖越挖越深。这一谚语是对司马光俭朴生活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的妻子因病亡故时，他连埋葬费也拿不出来，只得把三顷薄田都典出去，才换回钱来把妻子的后事办妥。司马光的俸禄和赏赐每年得到不少，但大部分都用来周济了衣食无着的贫苦人。其中，有个本乡人庞籍中年病故，留下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活。司马光见此情景，就将庞籍亲属接来同住，视为一家人。他每年还要拿出许多银钱去救济穷人。正因为这样，他常常入不敷出，致使家中囤无余粮，库无存银，一遇紧急用钱之时，也就只能典卖土地救急了。

    司马光以仁为本，主张宽待百姓，尤其要宽待农民。他认为农民是国家的基础，无民即无国。因此，他一再反对朝廷增加农民的田赋徭役负担，主张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也富裕起来。

    司马光目睹那些王公贵族终日挥霍无度，声色犬马，而百姓却入不敷出，温饱都成了问题，不禁痛心疾首。有一年，许多州县发生灾荒，庄稼收成减半，百姓受饥挨饿，甚至卖儿卖女，而朝廷上下却仍然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司马光敏锐地察觉了这一不正常现象，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的饥民随时可能暴动，他坚决要求朝廷罢赐罢宴，拿出钱粮，赈救灾民。

    又过了些时候，宋仁宗将大批金银珠宝、丝绸绢帛赏赐各位大臣。众大臣看到眼花缭乱的宝物，都乐不可支。独有司马光并没有为之所动，他劝谏皇上应节省开支、舒缓民力，他还把所得的赏赐之物全部交给谏院，以充公用。

    由于司马光能够清廉自守，所以名震四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史载，他69岁重任宰相时，京城里欢迎他的人在街上围得人山人海，他被后人誉为“真宰相”。

    清正廉洁是为官者必备的美德之一，只有清廉才能受到人们的爱戴，成就千古美名。为官者如此，为民者亦复如此。有两句诗写得好：“天地万物各有主，一丝一毫莫乱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靠贪污受贿，走不正之道获取，迟早会遭到法律的制裁。我们应该尽早养成清正节俭的美德，保持高洁的品格，不贪不奢，给社会带来一身清风正气。

    于谦两袖清风

    于谦，字廷益，明朝时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于谦自幼喜爱读书，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进士，1428年任御史巡按江西。他为官清廉，绝不受贿，而且严惩贪污、平反冤狱，深得民心。

    于谦身居官位，但他特别注意自己为官的节操，一直兢兢业业，廉洁守法。他爱国忘身，十分勤俭节约，所居之屋仅蔽风雨，家无余资。明景帝见他穷困，曾赐与宅第，于谦固辞不受，说：“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他为人耿直，自己不受贿，也绝不向别人行贿。

    当时，大明朝廷内部政治腐败，大小官吏们贪污、贿赂成风。其中有一个叫王振的宦官，长年侍奉在英宗皇帝身边，深受皇帝的宠信，便慢慢地骄横起来，在朝中作威作福，贪赃枉法，欺压忠良。于是在明朝廷众官员之间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各地官员要进京办事，都必须先进见宦官王振，给他献上丰厚大礼；如果不拜见王振或没有见面礼，那么所办之事就必定不会一帆风顺，有的甚至会受到百般刁难，官爵更是难以晋升。但于谦对此却不以为然。

    有一年，在地方担任巡抚的于谦要去京城办点事，临行前，身边一些朋友就劝告他，进京时不妨带一些当地线香、绢帕之类的土特产，先去拜见王振，再由他引荐，诸事都会顺利一些。可于谦却对大伙说：“做为封疆大吏，我怎么可以如此行事，我不信没有王振我什么事都办不成。”众人摇头叹息，深为于谦担忧。

    于谦看看忧心忡忡的众人，口头吟出一首《入京》诗：

    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意思是他什么都不带，只带两袖清风入朝见天子，这样，才能消除百姓不满，不会戳脊梁骨痛骂。

    此事被传为佳话，“两袖清风”也因此成为官员廉洁的代名词，朝中的忠臣贤士都以“两袖清风”劝勉自己忠于职守，廉洁清白。于谦为官清廉，不随波逐流的品行至今为人称道，对后世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渔父》中写道：“举世皆浊我独清”，此言概括于谦品行可谓恰如其分。而今，王振等等宦官早已化成尘土，于谦却名垂千古，其廉洁精神永在。

    “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

    于成龙是清朝山西永宁州(今方山县)人，他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府、按察司、大学士等职。在20年的宦海生涯中，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的一生，深受百姓爱戴。

    1661年，已经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阻拦，抛妻别子，出任广西罗城知县。罗城地处边荒，当时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仅三间破茅屋。于成龙只得寄居关帝庙。缺衣少食使同来的五名仆人不久或死或逃，只留下一个仆人不忍弃他而去。他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迈开了仕官生涯的第一步。他见那里的百姓生活贫困，就恳请上一级官员减轻当地的徭役，借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创办学校，抚养孤贫；他勤于政事，尽除弊病，办案公正，一时间广西出现了安居乐业的景象，再加之他爱民如子，因而当地的百姓尊称他为“阿爷”。

    于成龙于成龙除朝廷给的俸禄外，从不动用官银一分一毫。他早晚都是喝粥吃咸菜，中午吃碗山西面饭，很少吃肉。当地百姓见自己的父母官如此清苦，于心不忍，就凑点钱物给他送去。但他坚辞不受，百姓只好跪着恳求他收下大家的一片心意。

    每到这时，于成龙总笑着说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吃喝方面用不了许多东西。把这些钱物拿回去孝敬自己的父母，比送给他还让他高兴百倍。无论如何他还是不收，众人只好怏怏离去。

    有一次，于成龙的儿子从山西老家来看他。当地百姓知道后，就奔走相告，决定凑些钱让他儿子拿回去以补贴家用。

    于成龙面对当地百姓对他的关爱体贴，十分感动。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收大家的银子。他一边给送银子的百姓连连作揖表示感谢，一边恳切地推脱了。儿子临行前，于成龙将一只腌鸭割了一半让儿子带回老家，民间因此传道：“于公豆腐量太窄，长公临行割半鸭。”

    于成龙清正廉洁的事迹传开后，四川总督卢兴州等人就举荐他担任了四川合州的知州。在知州任上，他政绩卓著。康熙皇帝知道了于成龙的事迹后，称他为“天下第一廉吏”，并委派他做了福建按察使，接着又升任直隶巡抚、江南总督，成了管辖一方的封疆大吏。于成龙的官越做越大，却仍然自奉简陋，廉洁如初。为扼制朝廷官员的腐败奢侈，他带头实践“躬先俭朴”，生活极为艰苦。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他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百姓因此称呼他为“于青菜”，他天南地北，只身天涯，不带家眷，结发之妻阔别20年才得相见，别时青丝已变白发，夫妻相对，老泪纵横。他在任所病死后，室内遗物只有一件破袍和几罐腌制的豆豉，白米六斗，布衣一箱。

    于成龙心系百姓，从不为自己考虑，处处为民众着想，时刻关心百姓的冷暖，是古今官员的杰出楷模，是今天我国反腐倡廉的一面镜子。坚持不懈地反腐倡廉，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反腐倡廉虽然是执政者的任务，但如果我们年青人从小就树立廉洁的风尚，以后有机会从政，定能如同于成龙一样廉洁勤政。

    时传祥勤勤恳恳为人民

    以“一人脏换来万人净”，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时传祥的人生信条。

    时传祥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大胡庄，家中非常贫困。15岁时，时传祥外出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时传祥人小力单，又身无分文，流浪一段时间后，更是饥寒交迫，不得已，他开始在粪霸手下做给人掏粪的工作。瘦弱的时传祥跟着那些粪霸，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欺凌。

    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成立了，党的阳光照耀着掏粪工人的生活，同样也照亮了时传祥那被寒冷浸泡的心。当时的时传祥并不认为掏粪工的工作有何低贱，二十多年的时间也令他在这一行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他认为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因此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首都的干净美丽作出贡献。

    随后的十七八年里，时传祥始终坚持以“宁肯一人脏，带来万家净”的信条要求自己，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带着亲切的笑容挨家挨户地为首都群众掏粪扫污。时传祥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休息，一有时间，就四处走走看看，问问闻闻，凭着灵敏的职业直觉查找哪里该掏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去干。这期间，有许多人对时传祥的工作嗤之以鼻，甚至有许多人对他恶语相击，但他从不恼怒，他认为，只要自己理解自己，可以为百姓造福就足够了。因此，时传祥每到一处，不管粪坑外多脏，不管粪坑底多深，他都会想方设法地掏干净。他一勺一勺地挖，一罐一罐地提，一桶一桶地背，每天掏粪背粪5吨多，背粪的右肩都磨出了老茧。日久天长，人们看着这忙碌的身影也渐渐理解了他的辛苦、他的无私，不禁对这位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掏粪工心生敬佩，时传祥的精神世界也处处充满了阳光。

    得知时传祥的事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亲切接见了他。刘少奇还对时传祥的事迹给以高度评价，他说：“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普普通通的工作岗位，造就了崇高而无私的人物，时传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值得人们学习。时代在进步，也许我们今天不再应该以时传祥的工作方式而自豪，但他的精神却仍然是我们应该保有的。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敬业奉献、不断进取，这在任何时候都将是熠熠生辉的。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焦裕禄参加了民兵，入了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962年12月，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县，相继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焦裕禄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片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要改变兰考的贫困落后面貌，任重而道远。

    但是，焦裕禄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畏惧，他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深入到生产第一线，进行一系列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自然条件探索客观规律。在焦裕禄的带动下。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重新激起了抗灾自救的斗志，全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焦裕禄以身作则，带病实干，严于律己，关心群众，终因积劳成疾患上严重的肝病。

    1964年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严重。他开会、作报告，经常用右膝顶住肝部，不断用左手按住疼处。有时，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一头顶住肝部。天长日久，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但他从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里。

    有一次，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一位同志去三义寨公社检查工作。走到半路，他的肝病发作，疼得厉害，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到公社，大家看他脸色不好，劝他休息一会，他笑笑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焦裕禄一边听着汇报，一边按着作疼的肝部记笔记。剧烈的肝疼使他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中掉下来。但是他仍然坚持听下去。

    1964年3月，兰考人民除“三害”的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却又一次严重发作，党组织置焦裕禄的拒绝于不顾，决定将他送到外地治疗。

    在医院里焦裕禄的病越来越严重，但他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随行的人恳切地向医生说：“医生，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但医生却下了死亡之令。

    5月初，焦裕禄的肝病更加严重了。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从不谈自己的病，关心的只是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省、地、县各级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这时的焦裕禄已经病危，他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42岁。

    焦裕禄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不愧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不愧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他的崇高形象，他一心为民的道德情操，至今仍在兰考的青山绿水中熠熠生辉，像一面旗帜，鼓舞着人们前进。

    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雷锋1940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他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为人民服务，正如流传在人民群众中的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雷锋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站换车的时候，刚出检票口，就发现一群人在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林看望自己的丈夫，车票和钱不小心丢了。雷锋了解情况后，立即用自己的津贴费给这位大嫂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

    大嫂紧紧握住火车票，含着眼泪问道：“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

    雷锋回答：“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说完话转身就走了。

    1961年5月的一天，雷锋冒雨去沈阳。为了赶早车，他早晨5点多钟起床，带上几个馒头后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雷锋看见一位妇女背上背着一个小孩，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赶紧跑过去，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并把他们送到了车站。

    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直发抖，便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他们早上没有吃饭，又把自己带上的馒头拿出来给他们吃。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又把他们送到家里。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怎么感谢你呀！”

    “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感谢！”雷锋说。

    雷锋的一个战友，性格开朗，平常爱说爱笑，有一天他收到家中来信，说他的父亲病了，希望儿子能寄钱回去治病。战友再也不说不笑了，因为他手里没钱，雷锋知道后就不声不响地将自己节约下来的几百元钱寄给了战友的父亲，事后也没告诉战友。过年的时候，战友们在一起举办各种文娱活动，雷锋正和大家在俱乐部打乒乓球，突然想到春节期间服务和运输部门最需要帮助，便放下球拍，叫上同班的几个同志一起请了假后，就直奔附近的瓢儿屯车站，这个帮着打扫候车室，那个帮着给旅客倒水。最后，雷锋把全班的人都带动了起来。

    雷锋就是这样，他常帮助有困难的同志，他总是永不停息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做好事。他的名字已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一束闪烁不灭的火焰。他把自己旺盛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他崇高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必将成为永远的精神，在我们青少年一代身上不断发扬光大。

    孔繁森无私奉献

    孔繁森，山东聊城人，党的好干部，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

    1979年，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报名加入了支援西藏建设的队伍，并请人写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到了西藏，他又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以此作为人生座右铭。

    当地党委考虑到孔繁森年轻能干，在征求了他本人的意见后，就派他到海拔更高的岗巴县任县委副书记，一任就是三年。这期间，孔繁森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和当地群众一起收割、打场、干农活、修水利，访贫问苦。1981年，孔繁森奉命调回山东，先后任莘县县委副书记、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地区林业局局长、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等职。

    1988年，孔繁森再次带队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而家里则留下了年迈的母亲、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体弱多病的妻子。

    1992年，拉萨市周围的几个县发生地震。在救灾活动中，孔繁森认识了三个父母被地震夺去了生命的孤儿。他将这三个孤儿接到家里，从此担负起了养育的责任。孔繁森的家境原本就不富裕，再加上每次下乡都要接济贫困的藏族群众，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以至于经常不到半月，工资就所剩无几。领养了三个孤儿后，他在经济上更加拮据。为了不让孩子跟着他受苦，他曾悄悄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要求献血。护士说他年纪已大，不适合献血，他就恳求护士说：“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用钱，请帮个忙吧！”护士见他如此恳切，只好同意他献血。1993年，孔繁森先后献血900毫升，共收取医院按规定付给的营养费900元，均用作了生活补贴。

    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时连路费都是自己筹借的。由于看病急用，妻子将自己返程的路费也用光了，只好开口向孔繁森要钱。孔繁森东挪西借，才勉强凑足了500元，而返程机票却是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妻子到济南后，顺便去看望了在济南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妻子一听，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自己身上连回聊城的车票都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1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一行在从新疆塔城考察返回阿里的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孔繁森以身殉职，时年50岁。在他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八元六角，在场的每个人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1995年4月29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亲笔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也题词：“学习孔繁森同志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一个人的价值有时候并不在于他留下了多少钱财，而在于他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论钱财，孔繁森身后几乎可说是不名一文，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巨大而丰厚的。他光辉的事迹、高尚的道德风范将鼓励着我们勤奋学习，立志将来报效祖国和人民，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

    徐虎爱岗敬业

    徐虎是上海市普陀区的一名普通的水电修理工。多年来，他总是积极主动地为居民排忧解难，始终坚持着“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的信条。

    1975年，徐虎从郊区农村来到上海城里，当上了普陀区中山北路房管所的水电修理工，担负着管区内六千多户居民的水电维修、房屋养护工作。徐虎的家境不宽裕，在读书时，他是依靠学校发给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因此，父母经常教育他，不能忘记党和政府的关怀，徐虎对此铭记在心，所以工作起来总是全心投入，勤勤恳恳。

    水电维修又脏又累，经常与粪便、草纸、污水打交道，而且工作难度大，又没有固定时间，可是每当看到居民焦急的样子，徐虎便立即奔赴现场。徐虎只要一有空，就认真学习房修水电技术；碰到居民报修，便及时解决；每次修理完毕，即主动做好清洁工作；对居民的酬谢，他笑着谢绝；遇到挑剔的居民，还要耐心说服。一来二去，管区内欢笑声、赞扬声不绝于耳，徐虎也体验到了人生和工作的价值。

    在多年的工作中，徐虎发现居民下班以后是用水用电高峰，更是故障高发时间，但此时，水电修理工已下班休息，这使得各种问题难以及时解决。为了给居民带来更大的方便，徐虎在他的管辖区内挂上了三只“夜间水电急修特约服务箱”，上面写着“凡属本地段的公房住户如有夜间水电急修，请写纸条投入箱内。本人热忱为您服务，每天开箱时间晚上7点。中山房管所徐虎。”自那以后，晚上7点成了徐虎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时间概念，十多年来，无论刮风下雨、冰冻严寒还是烈日炎炎或节假日，徐虎总是准时背上工具包，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直奔报修箱，然后按着报修单上的地址，挨家挨户上门服务。

    一年除夕，徐虎照旧在晚上7点去开箱服务，发现三只报修箱里没有一张纸条，便放心回家吃年夜饭了。女儿见父亲前所未有地早回家，高兴得不得了，还约父亲12点钟一起放鞭炮。没想到，夜里10点多，有人敲门，说是家中突然断水，徐虎马上拎起工具包赶往居民家中。他爬上断水居民家屋顶，顶着刺骨的寒风艰苦作业。等到辞旧的炮竹响彻全城，家人还没等到徐虎，女儿含着眼泪，提着“八百响”痴痴地等待父亲的归来。凌晨1点，徐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看到女儿带着朦胧的睡眼期盼着自己，心疼地抱住了她，一起点燃迟到的爆竹。

    在徐虎不懈的努力下，小小“报修箱”成了居民的“及时雨”，10年中，徐虎共累计开箱服务三千七百多次，共花费七千四百多个小时，急修项目两千一百多个。

    在平凡中做出不平凡的成绩，这平凡就是伟大。和徐虎一样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普通劳动者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认为自己很平凡普通，难以和伟人们相提并论，实际上，只要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急人所急，想人所想，也能够做出伟大的成绩，这就是所谓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为民书记”郑培民

    在原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的记事本上，写着这么一句激励自己的话：“搭帮党恩引水来，洗旧换新心不愁，继往开来泉水在，浇灌育林绿无洲。”这是他从古丈县高峰乡林场水井边的井志碑上抄来的，他就是以这种老百姓最朴实的话作为激励自己和教育干部的一面镜子。

    1990年5月，郑培民从湘潭市委书记之职调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在任期间，郑培民经常下到基层，深入一线。一次，永顺县小溪乡山体滑坡，群众受灾严重。郑培民立即前往现场，由于小溪乡不通车，他就绕道吉首、古丈两个市县，坐了三个小时的机帆船，然后转乘一辆手扶拖拉机，在狭窄湿滑的简易公路上颠簸行驶。突然，一块大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刚好砸在拖拉机前面的泥路上。大家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并赶紧劝他：“郑书记，我们回去吧。”郑培民坚决不同意，大家拗不过他，合力把石头推开，又继续前进。

    一天，作为推广水稻栽培新技术的带头人，郑培民带领一群农技人员去给农民进行示范操作，连续在田间劳动了一个多星期。由于他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又因劳累过度头晕目眩，最后摔倒在了三米多高的田坎下，全身受伤，当场就出现呕吐、虚脱，并造成了脑震荡。

    两年多的时间里，郑培民就这样，不顾个人安危和劳苦，跑遍了全州的218个乡镇、上千个村寨。在湘西的方言里，“培民”与“为民”的发音相近，于是不少干部群众干脆就叫他“为民书记”。

    1986年8月，郑培民受组织委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临走时，他在财务室借了5000块钱作差旅费。报到后，他把余款存到中央党校的储蓄所。一年后，学成归来，他到财务室按规定报销了有关费用，另外还交给财务人员八元七角二分。财务人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这是我预借差旅费余额的活期存款利息，这钱应该交公！”

    2002年3月，中央抽调郑培民到北京临时工作一段时间。3月11日，他在考察干部时，突然感到胸口难受，心肌梗塞又犯了。他吃了随身携带的药也无济于事。秘书赶紧送他去医院。途中，郑培民的头无力地歪倒在了秘书的肩膀上。秘书见状，焦急地催司机：“快！快！”救护车司机拉响警笛，开始闯红灯。这时，郑培民艰难地睁开眼睛，一字一字地说：“不要闯红灯！”到了医院，他昏迷过去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不要闯红灯！”成了郑培民留给人们的最后的话语。

    不少熟悉郑培民的人都说：“他这个人请吃饭请不动，送礼送不进，请他写个条子更是难办到。”他逝世后，工作人员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的一本廉洁账，上面记载着何时、何地拒收了什么礼金礼品，没能当面退还的又交何部门何人处理，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湘潭到湘西、从副省长到省委副书记，十多年来，一贯如此。

    我们知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对于一个干部来说，一时廉洁奉公并不难，难的是随着官位的升迁、地位的变化，仍保持本色、亲民、爱民，廉洁自律。无疑，郑培民做到了。郑培民一心为民、廉洁奉公的崇高品质，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

    “太行公仆吴金印”是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给吴金印的题词，如今这七个大字已化为一座丰碑，铭刻在河南省卫辉市西部的太行山深处，也铭刻在山区人民的心坎上。

    吴金印1942年出生在卫辉市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8岁入党当村长，19岁当村党支部书记，26岁当乡党委书记，他在乡镇一干就是31年，其中担任乡镇领导职务就有28年，二十多年中，他多次放弃组织上调他到上极机关工作的机会，始终把自己扎根在基层。到现在已有四十多个春秋。四十多年来，他在村镇领导岗位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南省卫辉市狮豹乡是革命老区，也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方圆百里就有两千六百多道岭、两千七百多条沟，90％的人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1968年春，26岁的吴金印担任了这里的主要领导。上任不久，一天，吴金印来到靳庄村，正赶上乡亲们吃午饭，他端过一位老大娘的饭碗一看，愣住了：灰黑的汤水里，泡着几个糠团，漂着数片野菜。“山里人都吃这个？”老人没有回答，却把头低到了胸前。老区人民曾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可是，解放快20年了，群众还过着这样的苦日子……吴金印暗下决心，拼上一条命，也要带领群众改变落后面貌。他带着领导班子成员翻山越岭作调查，饿了吃块干粮，渴了喝口凉水，一天翻五六座山，七八天就穿烂一双鞋，沟沟岭岭他跑了个遍，向荒山要耕地，向秃岭要粮食的规划由此产生。面对着除了石头还是石头的山岭，吴金印想，山搬不动，可以把石头缝里的土挖出来造梯田；沟填不平，可以让河水改道，闸沟造地。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狮豹头的干部群众掀起了挖土造梯田的热潮。经过一冬一春的苦干，筑起了十多条拦河坝，造出了二百多亩梯田。谁知到了夏季，暴发的山洪把新造的拦河坝和梯田一扫而光，刚改造的山岭沟又变成了乱石沟。然而，吴金印没有退却，他带着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把平面坝改为拱形，二百多亩梯田又造了出来，种上了庄稼。

    吴金印第二年汛期，接连数场暴雨汇成的滚滚洪水，再一次冲走了满沟的庄稼和良田。眼看着心血又一次付诸东流，干部群众痛心疾首，有的失声痛哭。灾难伤透了群众的心，吴金印同样万分难过。但他明白，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干部就越要经受考验，他把全体干部召集到一起，开导他们：梯田被冲跨了。哭是哭不回来的。他鼓励大家，要想不受穷，还得挺起腰杆跟山斗，跟水斗，苦熬没有头，苦干有奔头，大家总结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把拱形坝改为塔形坝，每道坝下面再修一个跌水池，洪水袭来时可以起到缓冲作用。洪水进入水池后，再从底部的暗渠泄出，梯田就不会受到冲击。第三年，二百多亩梯田终于经受住了巨大洪水的考验。昔日的荒山终于结出金灿灿的果实。

    跑马岭下，沧河环绕。1973年10月，吴金印又带领狮豹头的干部群众来到沧河中游的羊湾村，搭起茅草棚，拦河造田。要在河滩上造田，须先让河水改道。经过测算，隧洞溢洪能力须达到1000个流量，方可保证河水改道成功。吴金印与技术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峭壁上攀上爬下，终于选准了凿洞的最佳位置并完成了设计：全洞长162米，宽20米，高8米。东西两侧同时开工。在硝烟弥漫、空气稀薄的山洞里，吴金印与乡亲们抡起大锤，呼呼生风，别人掘进27米，他掘进4米。1975年夏，山洞全线贯通，西洞口已浆砌圈顶，东洞口料石也已备齐，就在这时，暴雨骤降，汛期提前到来。这天夜里，吴金印提着马灯要下洞察看水位，突击队长抢着要下去，被吴金印一把拦住：“还是我下。我万一有个闪失，抢险你来指挥……”话没说完，人已拽绳而下。突然，一声巨响，一块卧牛大石从山顶上坠入河中，激起冲天水柱，惊得守在洞口的人对着黑沉沉的河底大声高喊：“吴书记——一”吴金印却从与巨石咫尺之处水淋淋地爬上来。怕再出现塌方，大家劝他赶快离开。看着不断上涨的河水，吴金印却把手一挥：“抢险队，上——”自己迅速背起一块石头，冲上了东洞口的拱顶。头顶上，塌方的石块、泥土簌簌而下；脚底下，咆哮的山洪滚滚而来。整整两天两夜，吴金印与抢险队员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冒着危险，战胜困难，完成了东洞口圈顶，把更大的洪峰远远地抛到了后面。而吴金印却因过度劳累，晕倒在工地上。大伙儿忙把他抬出工地，送进工棚。抢救时，医生解开他的衣服，发现全身衣服补了很多补丁，脚上的那双掌鞋烂得开了花，手掌上长满铜钱厚的老茧，十指粗糙得像一把把钢锉，手掌的虎口处结着紫黑色的血痂。两天两夜后，吴金印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对身旁的人说：“万一我不行了，就把我埋在洞顶的山上，好看着你们把沧河治好……”听到这话，人们忍不住哭了起来。

    1987年11月，吴金印调任卫辉唐庄乡党委书记。第二年该乡就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5个月内未下一滴雨，别说庄稼，连吃水井也干了。吴金印头顶烈日，四处察看，发现遍野禾苗枯黄，但山楂树却花开飘香。他意识到若在丘陵地种果树将是一条生路。于是他带领着全乡人民20天在干旱的丘陵地种下了12万亩山楂、桃与苹果树，如今果园成了唐庄农民的摇钱树，唐庄桃、唐庄梨远近闻名。在吴金印的治理下，唐庄镇石屏、代庄等村，街道整齐，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

    吴金印因业绩卓著，1997年被中组部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不仅是唐庄镇的党委书记，还是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可他还跟从前一样，一有空就下基层。吴金印说：“只有把环境搞好，人家才愿意来投资，唐庄的发展才有后劲，乡亲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吴金印执政为民，坚守本色，不愧是人民的好公仆。我国农村在国人眼里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如果所有的乡镇干部都能像吴金印这样切实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农村又何愁不富裕呢？农村富了，我们的国家经济定会踏上一个新的台阶；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能大有作为的。”我们青少年千万不要嫌弃农村，也许通过我们的参与，农村能够改变落后面貌。

    任长霞立警为公

    2001年4月，任长霞调任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这不仅在登封市的历史上，就是在河南省的历史上，她也是第一个女公安局局长。

    这个消息一下子在登封市炸开了锅。群众议论纷纷，担心女公安局长不能维护一方治安。公安局里的很多民警也对任长霞能不能胜任局长职务持怀疑态度。

    上任第一天，任长霞就工作到深夜，亲自查访岗亭和派出所，了解治安和出警情况，并对三名不合格的治安员当场予以清退。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任长霞跑遍了登封市的17个乡镇区派出所，并在全市发放了15万份征求意见表。她抽调二十余名民警成立“控申专案组”，规定每周六为局长接待群众日，积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百姓民意，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哪怕是一点小事，任长霞都要求查个水落石出。

    2001年10月，任长霞通过公开竞聘上岗的方式，在全局范围内选拔派出所所长，一批有才干的民警脱颖而出，成为骨干中间力量。民警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逢一必争，逢冠必夺”在登封市公安局蔚然成风。

    随着时间的推进，在以任长霞为局长的登封市公安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一些重大和遗留案件相继告破。“4·15”东金店强奸焚尸案两天时间告破了；2001年5月1日，智擒“王松犯罪团伙”头目王松；2002年3月，一举端掉以李心建为首的68人“砍刀帮”涉黑犯罪团伙，为登封再除一个大毒瘤；民愤极大的两起遗留强奸杀人案“西岭区域内的连续强奸、抢劫、杀人案”和“两少女被奸杀案”也在2001年告破。

    她办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在一起杀人案件中，她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在分析过案情后，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案发的房子里与尸体呆了整整一夜，终于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线索，成功迅速地破获了案子。一起起案件的告破，百姓服了，民警们也服了。群众都说：“咱登封来了个女神警，案发一起破一起。”和任长霞同样毕业于河南省郑州市人民警校的登丰市公安局副局长岳建国动情地说：“作为长霞的师兄，我由原来的不佩服到佩服，由佩服到敬佩。”

    任长霞在老百姓中有着极好的口碑，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登封有一位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办事的任局长。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讲述见到任局长时的情形，念叨着任局长帮他们做的每一件实事：探望困难老乡、帮孩子建希望小学、把手机号留给乡亲们、替老百姓主持正义……

    2004年4月14日，任长霞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年仅40岁。追悼会那天，登封市万人空巷，14万多群众自发前来悼念，和他们心中的英雄道别，这在登封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任长霞，这位在普通工作岗位上干出不平凡业绩的人民警察，用她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她“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人生誓言。她胸怀理想甘奉献，疾恶如仇驱邪恶、剑胆琴心解民忧。她始终牢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时刻关心群众冷暖，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本色，她是天边一抹永恒的彩霞，永远照耀着后人。她的正义感、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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