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老家盘村到县城,有七十多华里山路,那时候又不通汽车,那么遥远的路程,那么艰难的跋涉,他为什么还要每星期都回家呢?
因为他要回家来拿米。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揣着几块钱就可以走遍天下。那时候只认实物——要不,就交粮票。老东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哪来的粮票?所以只好交米吃饭。没办法。
那时候老东的年龄也才十四五岁,还是个孩子,所以每次回家背米,都不能背得很多,背个十斤左右,刚好够他吃一礼拜。
有一回,他照常回家来背米,然后照常独自一人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去县城上学。他走呀走呀,走了一整天,快到县城边了,突然就遇到了两个盘村的人——老相和老灿。
那是他的两位堂哥哥。
“你们来做哪样?”老东问。
“来赶点场咯。”他们回答。
“那不走了嘛,转去跟我住一晚。”
老东对他的两位堂哥说。
虽然他当时还只是个学生,但他的这种邀请,在盘村人看来那是很自然的,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自古以来,盘村人似乎都有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在你熟悉的地盘上,你得热情邀请自己的亲人和熟人留下来吃住,以尽地主之谊。
“不了,我们回去了,家里还有活路,而且,我们又没带证明,吃住都是不方便的。”老东的两位堂哥说。
事后老东想,他们要是只说前面那两句话而不说后面那句话就好了,因为说了后面那句话,那就等于说他们还是想留下来的。
“走吧,跟我回去。”老东胸有成竹地说,“学校里有住的。”
两位堂哥看他态度坚决,也就跟着他走了。
他们先来到学校。老东转弯抹角地找到自己的宿舍。他把米袋子放在自己的床铺边,然后去看看有哪位同学没有回来。但是,太不巧了,这天,恰好所有的同学都回来了。这就意味着,没有空床了。
不过天色还早,老东心里并不着急。他又带着两位堂哥去县政府机关宿舍找他的一位亲戚——那是他的一位亲姑爷,在县政府工作,他偶尔会去那里找姑妈说说话,叙叙家常什么的。但从未在那里混过伙食。
虽然嫁出来多年了,而且年纪也比较大,老东的姑妈对于盘村年轻的一辈都已经不大熟悉了,但她每隔几年也还是要回盘村拜拜年什么的,遇到娘家里有红白事情,她也都要回去送礼,所以她应该是认得老东的两位堂哥的,老东因此就想到,如果老东姑妈在家,那一晚上的吃住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他姑妈,也没有看见他姑爷。实际上,他姑爷宿舍的大门紧锁,他们敲了大半天没任何反应。
这时候,老东就开始有点着急了。他想,要是自己不能帮两位堂哥找到吃住的地方,那他的颜面就算丢尽了。
他突然想到在城边他还有一位远亲——那实际上是他的一位同学的远亲,即一位同学的姨婆的堂妹的婆家。老东的那位同学跟老东是小学同学,虽然不是同一个村的,但因为从小打老庚,关系是比较要好的,所以,有一回,老东就曾跟他那位同学来到这远亲家吃过一回饭。
他们又曲里拐弯地走了大半天,终于在城边找到了这户人家。
这家人倒是全家人都在家的,而且,老东那小学的同学也在。老东大喜。
天色已经十分暗淡了,城市里已经点亮了电灯。那家人正在吃晚饭。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看见老东带了两个人走进家来,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
没有站起来跟他们打招呼,更没有盘村人一贯的欢迎客人到来的热情。
老东同学把老东拉到门外边问:“有事?”
老东就说:“没有。”
老东的脸涨得通红。
老东同学看着老东,脸上的表情也很不自然。他盯着老东的脸,又问:
“真没有什么事?”
老东看看同学,又看看两位堂哥,欲言又止。
他的两位堂哥说:
“走吧,老东,我们回去。”
“我们想来借住一晚……”老东终于怯怯地对同学说。
“这里哪有地方住?你又不是不知道。”老东同学很生硬地说。
老东的脸烧得更红了。
老东只好带着自己的两位堂哥往回走了。走出老东同学远亲家好远好远,他的两位堂哥才开口抱怨老东,说没有住的你就应该说没有住的,干吗要吹牛呢?你吹牛不要紧,但现在我们就走投无路了。
经过这一番折腾,老东心里本来就是又羞愧又难过,此时经两位堂哥这样一抱怨,他就感觉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他知道自己快要哭了,但还是尽量克制住不让眼泪流出来,但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觉得只要他一开口,一定是一种更加丢人现眼的哭腔。
走出一条又一条黑咕隆咚的小巷,他们终于又重新走到了灯火昏暗的大街上。然后,在接下来的整个上半夜里,老东就一直带着两个堂哥在找旅社住宿。他们几乎问遍了县城所有的旅社,都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证明而不能给他们提供住宿。这之中,老东还又带着两位堂哥返回学校一次,他希望能跟自己的同学商量商量,想跟随便哪一位同学挤一宿,然后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他的两位堂哥住。但是,太不幸了,这天,居然有学校保卫科的来查房,说学校不能留宿任何除学生之外的人。
“这是我的堂哥……”老东还是怯生生地对保卫科的人说。
“不行!你听不懂中国话吗?我说是除了学生之外的任何人!听明白了没有?!”
……
那一夜,老东最终是怎么给自己的两位堂哥找到旅社住宿的,现在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了。但是,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最终找到的那家旅社叫红星旅社,在汽车站附近,也就是现在的“鸿兴宾馆”,他更记得他们当时是以每人两元共六元人民币的价格入住的,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开恩给他们安排的,当时时间已经是凌晨二时了,老头估计也不会再有人来查房了。他们两人入住后,老东仍然赶回学校去住。第二天中午下课后,老东来到旅社,问登记住宿的那位老头:“他们走了?”老头看了看老东,说:“清早就走喽,走的时候,天还没亮。”
老东是在听说汽车站一带最近又要拆迁才想起这件陈年往事的。他现在在水利局上班,偶尔从鸿兴宾馆门前经过时,他都会想起那次经历。他总是想,那六元钱,他一辈子都欠着他的两位堂哥。而且他总对别人说,现在说六元钱实在不算什么,但当时的六元钱可不是小数目,起码相当于现在的六百元,甚至更多。而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来自边远山区的农民来说,更是一个巨额数字。
整整三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早已经物是人非。在那个夜晚跟他打交道的几个人物中,他的堂哥老灿已经早在十五年前去世,老相倒还活着,但也弯腰驼背、老态龙钟了,他的姑爷和姑妈也差不多是那时候去世的,他的那位小学同学,现在在邻县的一所中学教书,而那家人,那家对他们的到来毫无表情的人,从那以后,他没有跟他们有过任何联系,因此也没有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有一天,老东再次经过即将被拆除但仍在营业的鸿兴宾馆,老东想,如果是今天,他的两位堂哥再来找他,那就好了,那他就可以请他们入住比鸿兴宾馆更加豪华的宾馆,请他们吃最好吃的饭菜,让他们享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2009年3月26日于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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