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不是私生子？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传统思想。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丘，被捧到令人吃惊的高度，而关于孔丘的出生情况，也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现今一般通史书上，对孔丘即孔子的出生皆语焉不详。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仅载：“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先世是宋国贵族，曾祖父逃难到鲁国。父叔梁纥，曾做鲁陬邑宰。……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年73岁。”其他通史著作，如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亦大致如是，有的甚至更为简略。关于孔子的出生，从各种史料记载看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1）“野合”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对于“野合”，唐朝人作过一个解释，认为这是叔梁纥年老而孔子母亲颜徵在年少，两人的结合不符合礼仪。如司马贞《史记索隐》便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2）祈祷而生说。这是一种颇具神话色彩的说法。说孔子的父亲和母亲祈祷于尼丘山，感受黑龙的精灵而生孔子。此说见于东汉郑玄《礼记·檀弓正义》所引《论语撰考谶》：“叔梁纥与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在今天看来此种说法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
（3）梦生说。这种说法和第二种相似，也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荒诞之说，且同样见于谶纬书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汉的今文经学家的政治观点。他们为了把孔子尊奉为神，在他的出生问题上也要加进许多神秘的东西，显得与凡人不同，似乎唯有如此，孔子才能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春秋演孔图》记载说：“孔子母徵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又说：“孔子母颜氏徵在游太冢之陂，睡梦感黑帝使请己，以往，梦口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这种荒诞的说法，把孔子说成是其母梦感黑帝神而生，实在可说是玄虚至极。当原始宗教还未被消灭的时候，一位伟大人物的诞生，自然有许多附会的神话，这是不足为奇的。上述第二、第三种说法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4）私生子说。这种说法见于蔡尚思等著《孔子思想体系》一书。该书作者根据历年积累的资料，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颜氏女既然能向孔子隐瞒有关其父的事情达很长时间，说明她生孔子前一定远离孔家独居。孔子也自称“吾少也贱”。这些都证明孔子的母亲是一位家境贫寒的少女，可能是奴隶或平民的女儿，与叔梁纥显然属于两个阶层。因此，对于“野合”，该书作者认为只能是指这位少女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迫使她怀孕而生下孔子。因此得出孔子是个私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史记》等书中所记载的“野合”说的新的解释。说孔子是个私生子，对于孔子的“圣人”地位，似乎是一个沉重的动摇，圣人或曰儒家的祖师爷居然与私生子画上了等号，看来太不恭敬。然而，重要的是事实本身，观念应来源于事实。所以，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是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孔子的出生之谜作一番科学的研究，尚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孟轲是什么时候被称为“亚圣”的？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孔孟之道作为统治阶级推崇的思想，一直在历代社会生活和多种学术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教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达2000余年。历代许多学者一直这样认为，汉武帝独尊的“儒术”也就是孔孟之道。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当时，孔孟尚未并尊。非但孔孟没有并尊，而且孔子也没有被独尊。公元前后刘歆为了帮助王莽做皇帝，说周公才是儒教的教主，孔子只是传播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的第一个传教师。一直到唐初，周公仍然是“先圣”，孔子仍然屈居“先师”之位，在国立太学举行祭祀先儒仪式时，座位排在周公侧面，不能正面接受皇太子奉献的“太牢”，至于孟轲，连站在周孔两边陪祭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并尊了。
一直到唐代，唐太宗用杀兄逼父的手段登上皇帝宝座后，下令将周公庙从太学里迁出去，从此孔子才由“先师”升为“先圣”，唐太宗同时下令封孔子大弟子颜回为“先师”，让他顶替孔子原先的位置。“周孔之道”，成了“孔颜之道”。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诏孔子庙以颜回配称“亚圣”。而孟轲，无论官私史籍，都还是将他看作战国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尚没有跨进孔庙的门槛。
清朝著名的考据家赵翼，作过一则考证，题为《尊孟子》，说是孟轲被尊于宋朝，“宋人之尊孔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也”。杨绾是唐代宗的礼部侍郎，在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即“安史之乱”结束的那一年，上疏要求皇帝批准《孟子》与《论语》、《孝经》同列一经作为科法考试的必读教科书。这一建议，虽然未被采纳，却是孟轲被统治阶级看作可与孔子并列的首次记录。与杨绾同时代的赵匡，是经学更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也特别表彰孟轲。以后又过数十年，韩愈著《原道》，说是中国有一脉相承的“道统”，由尧舜开始，经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直到孔子传给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本意是说唯有他韩愈才能上追孔孟，复兴“道统”。但效果或许出乎他的预料，从此人们对《孟子》以更大注意了。以后又是数十年，皮日休在唐懿宗时曾向朝廷连上二本：《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请孟子为学科书》。他宣称，如果《孟子》不列为教科书，则势必“儒道不行”、“圣化无补”。晚唐以后，孟轲其人其书的地位，便在不断上升，割据“天府之国”的后蜀君主孟昶，首先在其石刻儒学教科书中，列《孟子》于十一经之中。北宋统治者翻刻的儒家经典也将后蜀“石经”作标准版。南宋之后，尊孟之风步步升级。
孔子和孟轲都以严分夷夏著称，但是所谓“夷狄”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无不喜欢同他们拉关系，金朝不仅加封孟轲为邵国公，还将孟轲在孔庙中的地位，由后堂移至正殿，建塑像于孔子右侧，与颜回相对侍坐。
“孟子的升格运动”在明清两朝还在继续，明世宗宰相张璁提出孟轲代替颜回成为“亚圣”的主张，理由是孟轲与孔子一样，“少也贱”，而且自幼失父，有人说他是子思的弟子，其实他自己说那是“私淑”，没有正式拜师。清朝统治者入关后，立足甫定，又大力表彰孔孟之道。乾隆九年，清朝皇帝又正式下令封孟轲为“亚圣”，但作为心理补偿，又封颜回为“复圣”，曾参为“宗圣”，子思为“述圣”，自此，孔孟之道的名实统一总算完成。
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孟子被尊为“亚圣”最早可追溯到东汉，东汉学者赵岐在《孟子题辞》一文中，就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只不过封建统治者还没有公开承认罢了。
孟子之所以被尊为“亚圣”，也并非是由于和孔子一样“少而贱”，又无师徒名分拘束，不受父子关系的牵累。而是他继承、坚持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有殊功于圣门。元文宗的圣旨对为什么追封孟子为“亚圣”有段说法：“孟子百世之师也。方战国之纵横、异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观夫七篇之书，倦倦乎致君泽民之心，凛凛乎拨本澄源之论。黜霸功而行王道，距坡行而放淫辞，可谓有功圣门……可加封为邹国亚圣公。”
以孟轲与也曾被历代统治者尊崇为“亚圣”的颜回相比，他们虽同为儒教大师，但各有特点。颜回亲承孔教，德才过人，倍受孔子赞赏，可惜寿命不长，仅留下了些与孔子的对话，后人对他的尊崇，其主要原因出自对孔子的赞扬。而孟轲后孔子百余年，正是儒家传统衰微时期，正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仲尼殁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唯独孟子能倡导儒学，宣扬周孔之道。韩愈说：“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孟子的七篇著述，早在汉代就由“子”书地位上升到“传”，五代开始列为经书。宋、元、明、清各代都为科举必考之书。《孟子》与《论语》并称，儒家学说也被通称为孔孟之道。由此可见，孟子被称为“亚圣”是后人对其评价不断发展的结果。
陶渊明是否是奚族人？
陶渊明是我国重要的诗歌流派——田园诗派的创始人。他的诗歌平淡自然，却于平淡中见真醇。他的蔑视权贵，不愿与其同流合污的气节给后世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树立了榜样。他的作品至今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陶渊明出身何族？这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人们都很自然地认为陶渊明是汉人。因为史籍中既没有陶渊明出身于其他民族的明确记载，也没有人著文说陶渊明是少数民族作家。把陶渊明出身何族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是近代学者陈寅恪，他认为陶渊明不是出身汉族，而是奚族。陈寅恪的观点提出来后，陶渊明的身世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要考证陶渊明出身何族，首先得弄清他的世系。关于陶渊明的世系，历来史传都说晋代大司马陶侃是他的曾祖，虽然对此说也有人怀疑过，但《宋书·隐逸·陶潜传》说：“曾祖侃晋大司马。”萧统《陶渊明传》也说：“曾祖侃晋大司马。”《晋书·隐逸·陶潜传》说他是“大司马侃之曾孙也”。《南史·隐逸·陶潜传》也说他是“晋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由于史传众口一词，而反对理由不足，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遂为定论。
陈寅恪认为陶侃、陶渊明出身奚族，这一观点见《〈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书。该书称“江左名人如陶侃及陶渊明亦出于奚族”。其考证方法是从论证陶侃为奚族人入手的。陈寅恪论证陶侃出身奚族，理由有三：其一，陶侃本不是“浔阳柴桑人”，而是鄱阳人，在西晋平吴后才迁家于浔阳，而鄱阳原是奚族居住的地区。他说：“《晋书》陆拾陆《陶佩传》略云：‘陶侃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浔阳’。”为什么鄱阳境内的奚族人在西晋平吴后要迁到浔阳去呢？他解释说：“鄱阳境内奚族以勇悍善战之故，晋平吴后，遂徙之于庐江郡内当日交通较为便利之浔阳，易于控制。”其二，他引《世说新语》温峤骂陶侃“奚狗”为例，以证陶侃为奚人：“《世说新语·容止》篇，石头故事，朝廷倾覆条记庾亮畏见陶侃，而温峤劝亮往之，言曰：‘奚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陈寅恪详细列举分析了史传所载陶侃后人在晋宋时的情况，得出结论说：“其诸子凶暴虓武，颇似善战之奚人，似更为可疑。”
陈寅恪论证陶侃出身奚族的第三条，持论微弱：“其诸子凶暴九兜武，颇似善战之奚人，似更为可疑。”这只是怀疑的理由，不能作为陶侃出身奚族的证据。但陈寅恪却忽略了《晋书》的一条记载，这条记载对于考证陶侃出身何族是有帮助的。《晋书·陶侃传》说陶侃“望非世族，俗异诸华”。其意思是陶侃出身不是名门大族，他的生活习惯也跟华夏地区不一样。它实际上暗寓着陶侃出身低微而且不是汉族。也许由于这两个原因，陶侃在晋代虽做到了大司马的高官，却很受同僚的歧视。陶渊明一生很不得志，大概与此也不无关系。
陈寅恪“陶侃陶渊明出身奚族”说，作为一种新的观点，响应者不是很多，而反对者却大有人在。例如古直《陶侃及陶渊明是汉族还是奚族呢》一文，就针对陈寅恪的说法，为陶侃、陶渊明出身并非奚簇作辨析。其大意为温峤骂陶侃为奚狗，犹如古代北方人骂南方人为蛮子，蛮子固非少数民族，则奚狗也不是奚人。陶侃的后人中也有不凶暴的，因此不能断定陶侃就是奚人。陶侃不是奚人，则陶渊明是汉族作家自属无疑。
李白祖先是何人？
对于李白的家世，李白本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有过一些介绍：“白本陇西布衣，流落楚汉。”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与安州裴长史书》）这些自述，语焉不详，很难从中了解他的家世究竟如何。在《赠张相镐》这首诗中，李白又写道：“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攻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候，当年颇惆怅。”这里也只提远祖，而讳言近代。总之，从李白的自述中，很难了解他的家世究竟如何。
再看看李白同时代的一些人的介绍。他的从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是这样写的：“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李白好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写道：“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姓与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以上文字，无论是李白的自述，还是旁人的介绍，其材料来源大抵出自李白本人，然而，仔细读来，使人产生不少难解的疑问。
首先是“凉武昭王李嵩九世孙”的问题。既是“凉武昭王李嵩的九世孙”，那就应该是唐玄宗的族祖。唐玄宗在天宝元年下过诏书，准许李暠的子孙“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意思是说，可以登记上皇族的户口，这在当时是十分荣耀的事。然而，据史载，李白的一家却并没有去登记。后来，李白进入翰林院，多次见到皇帝，也没有直接向皇上提起此事。即使到了他的晚年，处境很为困难，求人推荐的心情十分迫切，也没有向人提起过这一段家世。这就令人怀疑，为什么李白生前不敢将此事写成文字，而只在死后让别人公之于世？
近人根据李白的“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等诗句进行分析，认为李白是“飞将军”李广的第25代孙，属于西汉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一系的后裔，而李白生前却只承认远祖李广，而否认与李陵等人的关系。不久前，台湾一位学者根据自己的分析，认为李白是李世民的曾侄孙。他从李白是李广、李暠之后，其先人曾因罪遭贬谪的事实，推断认为，李白先人犯的罪可能牵涉一场“宗室恩怨”——“玄武门之变”，他的曾祖父可能是李世民的哥哥或弟弟中的一个。自然，这些推断，都只是一家之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在李白的家世问题上，对他父亲的情况，人们了解的更为影影绰绰。他父亲李客究竟因何“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如是国破家亡，出奔异域，那么早就应该返回原籍；假如是因是触犯刑律，流放远方，时隔百余年，也用不着“潜还广汉”。总而言之，李白的祖先无论是因为国破家亡，还是触了刑律，都不能构成“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的真正原因。这就使人猜测，或许有什么更直接的原因，促使李白的父亲“逃归”、“潜还”，跑到偏僻的大巴山中来，也正是这一原因，使李白对自己的家世闪烁其词，以致后人无法真正了解这位伟大诗人的身世。
近人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种种分析，有人从清人王琦编著的《李白年谱》中提到的《杜诗补遗》与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相对照，以及“逋其邑”一语在《周易讼卦》中的原意等方面进行分析、推论，认为李白父亲李客的“逃归”、“潜还”很可能与“任侠”、“避仇”有关。正因为这样，他只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和名”。而他的亲友在提到家世籍贯时，也就只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不得不使用托辞和曲笔了。
如果这种推断得以成立，那么，关于李白家世中一系列疑难问题，也可以有些眉目了。李白在他的诗文中，对妻子、对儿女、对兄弟、对朋友都多次提及，而且专门有诗寄赠他们，多次表现了他的深切情意，而唯独对他父亲却讳莫如深，李白这位“凉武昭王李嵩九世孙”，只能私下和朋友谈谈自己的显赫家世，而不敢公开形诸文字，更不敢到朝廷上去登记，都是与他父亲的经历和处境有关的。他父亲李客或许是一位扶危济困或替人伸冤雪恨的侠客，由于触犯了当权者，不得不避居穷乡僻壤，隐姓埋名，以终其一生。而李白的诗文，以及他的所言所行，仿佛也闪烁着他父亲的这种气质。研究者如果从这一点再进一步寻根究底，也许可以找到李白家世的谜底。
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何神秘莫测？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代表人物、艺术大师达·芬奇有一幅名画——《蒙娜·丽莎》，通过画中人的面部表情。尤其是嘴角浮现出来的永恒的微笑，显示出了一种不朽的艺术魅力。此画现悬挂在巴黎卢浮宫的一间正方形大厅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蒙娜·丽莎》魅力无法阻挡。拿破仑曾将《蒙娜·丽莎》挂在卧室中，每天早晚都要独自欣赏多次，有时面对画中人竟然伫立一天半日，被迷得如痴如醉。戴高乐总统在遇有棘手问题或心绪不宁时，便驱车前往卢浮宫赏画，当他从《蒙娜·丽莎》殿厅走出来时，令人惊奇的是，原先的烦恼早已烟消云散，而是神采奕奕，春风满面。
《蒙娜·丽莎》这幅名画，又称为“微笑”，画中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充满了神秘莫测。但是，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却是实有其人的。她是佛罗伦萨一位富有的女市民。达·芬奇刚开始为她画像时，她年仅24岁。据说，在这之前不久，蒙娜·丽莎心爱的女儿刚刚去世，因此她整天愁眉苦脸、闷闷不乐。为了唤起模特儿发自内心的微笑，画家一边为她画像，一边请人在她身边奏乐，如此这般千方百计地引出这位美人的一刹那的微笑，仿佛稍纵即逝。这微笑似乎是从脸上掠过似的，既显示了她内心的激动，又没有失去安详的表情，显露了人物内心深处微妙的心理活动，引人遐想，令人神往。
蒙娜·丽莎的微笑，有时让你觉得温文尔雅，令人陶醉；有时仿佛内含哀愁，似显凄楚；有时又略呈揶揄之状，虽则美丽动人却又有点不可接近……自从《蒙娜·丽莎》问世几百年来，人们在她面前品味着、揣测着、争辩着，神秘莫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有的学者如美术史学家詹森，从美学角度指出，这一神秘微笑的造成是因为作者力图要在一个个性非常具体的人物身上，创造出他理想化了的美的典型，力图要使一闪即逝的面部表情，成为一种喜悦的永恒的象征，正是这种矛盾的结合产生了令人觉得出奇的客观效果。
有的画家则从绘画技巧上进行探讨，说达·芬奇为这个坐在阳台上的少妇，设置了一幅透视不一的背影，当人们的视线集中在左边，感到远景下降而人物上升；反之，当人们集中到右边看时，觉得远景上升而人物下降。画像中的人物五官，其位置亦在游移不定之中。加上作者把体现人的笑容的嘴角、眼角部位，又画得若隐若现，界线不甚分明，这就使得画中主人公的微笑颇费猜疑。
有的研究者从医学角度，别出心裁地研究了蒙娜·丽莎的“生理状况”，认定她患有内斜视，甚至发现她右下脸上有一霰粒肿。而现代派画家迪费则坚持认为蒙娜·丽莎应是有胡须的。为此他大笔一挥，硬给蒙娜·丽莎嘴上添了两撇八字翘须，令人观后啼笑皆非。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则将此问题同达·芬奇的母亲联系起来。他认为，画家由于离别生母多年来随父与继母生活，不免思母之情甚切，他从“蒙娜·丽莎”模特儿的脸上和嘴唇间发现了他母亲那样的微笑，唤起了他无意识中对母亲的爱，但画家已不能再从那唇上得到亲吻，于是便以高超的画艺把那迷人的美连同他自己的感情全部表现在画布上，以致使那微笑具有诱人的魅力。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是神秘莫测的，而且有关画中主人公的身份、年龄及该画真品究竟藏在何处，也莫衷一是，众说纷纭，这就使得蒙娜·丽莎的微笑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了。
米开朗基罗的创作天才缘于他的“怪癖”吗？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过一位多才多艺的巨人。他不仅是伟大的雕刻家、画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家和诗人。这个人就是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创作的人物雕像气魄宏大，雄伟健壮，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他的大量作品显示了写实基础上非同寻常的理想加工，典型地象征了当时的整个时代。但是生活中的米开朗基罗却给人以“怪人”的感觉。
年轻时代的米开朗基罗因酷爱学习而陷入了绝对的孤独，别人都把他看成一个孤芳自赏、性格乖僻、疯疯癫癫的人物。米开朗基罗总是表现得举止粗俗，与社会格格不入，社交活动总使他感到腻烦。这与达·芬奇的相貌堂堂、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喜爱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只和几位严肃的人士来往，没有其他朋友。他终身未婚，生平只爱过著名的德·贝斯凯尔侯爵夫人维多利阳·柯罗娜，然而却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恋爱。
米开朗基罗创作时需要绝对的孤独是他的又一个怪异之处，只要旁边有一个人在场，就能将他的情绪完全扰乱。他必须获得一种与世隔绝之感，方能得心应手地工作。为身边琐事所纠缠，对于他来说简直是种折磨。
在他塑造的成千上万的人物形象之中，他没有遗忘过一个。他说，只有预先回忆一下以前是否用过这个形象，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让人动手勾画草图。因此，在他笔下，从来没有重复现象。在艺术上他表现出让人难以想像的多疑和苛求。他亲手为自己制造锯子、雕刀，不管是什么细枝末节，他都不信任别人。米开朗基罗追求完美有时达到苛刻的程度，一旦他在一件雕像中发现有错，他就将整个作品放弃，转而另雕一块石头。这种追求完美的理想使他毁掉了不少成型的作品，甚至在他的才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时，他所完成的雕像也并不多。有一次，他在一刹那间失去了耐心，竟打碎了一座几乎峻工的巨大群像，这是一座名叫《哀悼基督》的雕像。
米开朗基罗一生孜孜以求，从不懈怠。一天，红衣主教法尔耐兹在斗兽场附近与这位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在雪地里相见了，主教停下车子，问道：“在这样的鬼天气，这样的高龄，你还出门上哪去？”“上学院去。”他答复道，“想努一把学点东西。”
骑士利翁纳是米开朗基罗的门徒，他曾把米开朗基罗的肖像刻在一块纪念碑上，当他向米开朗基罗征求意见，问他想在阴面刻上什么的时候，米开朗基罗请他刻上一个盲人，前面由一和狗引路并加上下面的题词：我将以你的道路去启示有罪之人，于是不贞洁的心灵都将皈依于你。
很多艺术家都有怪癖，米开朗基罗的性格也确实十分独特。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的创作真的得益于他独特的性格吗？可能吧，但也可能毫无关系，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弄明白。
李贽因何下狱？
李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晋江人，生于公元1527年。嘉靖三十一年举人，官至云南姚安知府。54岁时辞去官职，专心著书讲学，是明代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思想上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泰州学派王艮、颜山农、何心隐等人的进步思想。明神宗万历三十年闰二月，因礼部都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他被逮下狱，翌日，愤然自杀于狱中。对于他下狱的原因，是纯粹由于他自身缘故，还是他人的加害？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说法认为，李贽入狱纯粹是出于他自身的原因。他思想激进，锐利的锋芒刺痛了明代统治者，因而遭了罪。李卓吾公开以“异端”自居，经常直言不讳地激烈抨击被奉为圣典的孔孟之道，认为《六经》、《论语》、《孟子》并非“万世之至论”，坚决反对“咸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说孔孟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说出来的，是受到时代和环境的限制的；又认为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只不过是极其虚伪的说教，因之，他竭力主张尊重人所各具有的天然情性。《带焚·复中友朋书》中，他说：“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而在《明灯道古录》中，他又说：“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众人一。”他大胆地把圣人和众人等同起来，直接地对抗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这一切，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阶级和新兴的城市平民阶层的要求。同时，也震惊了明代的统治者，所以，就以“敢倡乱道”罪系狱了。张问达在弹劾李贽的疏中写道：“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这正代表了统治者的看法。
但是，周祖撰在他的《李贽下狱事探微》一文中对此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李贽的下狱和自杀，是沈一贯一手造成的。而沈一贯之所以加害于他，是为了阻止受诏而即将入京任次辅的沈鲤上任。沈一贯虽然想阻止沈鲤，但找不出沈鲤的不是之处，只好指使其近人张问达拿李贽开刀，次及当时名僧释可真（即达观），进而引出黄晖、陶石篑等亲近沈鲤的朝士，最后牵连到沈鲤而达到其目的。周祖撰的证据是：在张问达弹劾李贽的疏中，于列数李贽之罪后，却忽然笔锋一转，来了个“迩来缙绅大夫亦有捧咒念佛”者一段，周认为这是另有所指的，是想借李贽发端，以攻击朝廷中的一部分信佛念咒的缙绅大夫，因此，才建议对李贽“解发原籍治罪”，没有置之于死地。李贽事发后没几天，沈一贯的近人康丕扬就弹劾了达观这位和李贽一同被时人称为“二大教主”和“二导师”，并颇受慈圣皇太后和神宗器重的名僧，可见，张、康的埙麓相和，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周又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黄慎轩之逐》证实治李贽、达观罪在于引出黄、陶二人的意图，他在文中说：“壬寅（1602年）之春，礼部都给事中张诚宇问达耑疏劾李卓吾，其末段……盖在暗攻黄慎轩及陶石篑诸公也。”
何以知道沈一贯最终的目的在于除去沈鲤呢？周引《明史·沈鲤传》为证：“（沈）一贯以士心夙附鲤，深忌之。贻书李三才曰：‘归德公（沈鲤邑名）来，必夺吾位，将何以备之？’”但是李三才回信说沈鲤是很好共事的人，所以沈一贯也并恨沈鲤和李三才了。他在毫无办法之时，就找李贽开刀，企望成事，但无奈李贽、达观均相继自杀，未能成遂所愿。沈鲤进京后，沈一贯还是不放过他，一手操纵了楚宗、妖书二案，矛头就直对着沈鲤。在妖书一案中，只因皇太子的请求和部分廷臣谏诤，才使得沈一贯的阴谋最终失败。很明显，周祖撰的意思是说统治集团为了争权夺利强加罪名于李贽，使李贽成了牺牲品，李贽的罪并非他自己以身试法招致的。
沈德符也认为李贽的下狱确出于沈一贯一人的歹毒之心，但是，他说沈一贯加害李贽，并不是因为沈一贯要排挤、打击沈鲤，而是因为沈一贯听说李贽著书诋毁他，因而恨之入骨，所以，就有恃无恐地指使张问达弹劾李贽。
由于各个论点均有证据，因之各不相让，所以李贽的下狱缘由至今仍难定论。
拉索是一个保守的作曲家吗？
提及意大利作曲家拉索，一般的音乐爱好者非常熟悉他的无伴奏合唱曲《回声》，可是拉索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并非是以此曲奠定的。拉索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佛莱芒乐派的传统在这位高大人物身上达到了顶峰，意大利人称他为世界性的人物，他的艺术成就是一个半世纪佛莱芒复调音乐的顶点。它们集中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成就的神韵和光辉。他的墓碑铭文上写的是：“这里安卧着拉索，他使困乏的世界清醒，世界的不谐和在他的和声中运动着。”
奥兰多·迪·拉索（1532—1594年）出生在比利时的蒙斯（当时是法属尼德兰地区），他的名字以多种形式出现，其音乐生涯从孩提时代便开始了。作为当地尼古拉教堂合唱团的男孩，他的嗓音非常优美。正是由于他的音乐天赋，以致后来被一个到处搜寻年轻音乐家的意大利贵族拐走了。他被弄到西西里总督府，服务于贡扎加的费迪南公爵，在最初的音乐经历中，他漫游意大利艺术胜地，从曼杜瓦到米兰，从那不勒斯到帕勒莫；21岁时便成了享有“罗马和世上所有教堂之母”之称的圣约翰·拉特兰教堂的合唱团领班。1554年他从意大利来到安特卫普，在那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安特卫普圣歌篇》，这是一本著名的17首无伴奏圣歌集。不久拉索又有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保护人，即巴伐利亚的阿尔伯特公爵，从此拉索到了慕尼黑的宫廷，这位公爵大人使他的名声雀起，拉索的声誉从此传遍欧洲。拉索的黄金时代自此开始了。他从一个乡下人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上等人乃至贵族。他在巴伐利亚宫廷娶了一位贵族小姐，他们的4个儿子后来都成了音乐家。他死后，儿子们出版了他的歌集《音乐大全》，因而在音乐史上，拉索较之后来的李斯特，在事业和生活上要春风得意得多。
关于拉索的创作原则和创作风格，音乐界有着不同的观点。权威的《新格罗夫音乐及音乐家辞典》认为拉索同帕勒斯特里纳一样，是一位保守的音乐家。研究文艺复兴音乐史的专家霍尔德·布朗的观点正相反。还有些人认为他两种风格兼而有之，或者说他完全超越了纯宗教音乐的创作原则。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把拉索同帕勒斯特里纳作一个比较的话，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音乐创作上都有着无穷的天赋和天衣无缝的技巧，并且都醉心于使用这种技巧和创作原则；也许是他们的地位决定了其创作上的保守，他们的许多风格相同，如频繁地使用三度跳和以一度来解决的装饰音等。另外，二人的作品主要是圣乐，帕勒斯特里纳的作品是清一色的圣乐，拉索尽管周游列国，但一生留下的作品如52首弥撒曲、100首圣母颂以及1200首经文歌等等，大都也是圣乐作品，仅从这方面而言，他是保守的作曲家就能令一般的音乐爱好者信服。然而专门研究文艺复兴音乐史的人则更多地从其创作风格方面理解这一观点。
许多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拉索不是一个保守的音乐家。在许多方面，拉索与帕勒斯特里纳是不同的，二人同样可做一个比较：在当时法属比利时出生、在意大利受音乐教育而在德意志创作的拉索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而帕勒斯特里纳“足不出户”，一生几乎未曾离开过罗马甚至罗马的教堂；后者的音乐集中体现了天主教音乐的风格，他本人是反宗教改革派音乐家的典范，然而拉索的艺术包罗了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各种风格特点，如法国的香颂歌曲的优雅和技巧，意大利牧歌的美感及德国音乐的深刻和细腻。在对生活的感受方面，拉索甚至超过同代的佛莱芒大画家皮埃特·勃鲁盖尔，其音乐色彩辉煌，充满激情，某些动人的世俗歌曲中的歌词即便“对今日音乐厅而言，色情味也太重”，这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倾向和浪漫主义的潮流。在创作法则上，帕勒斯特里纳严格遵循传统的天主教会倡导的法则，拉索则更多地采取“新艺术”创作原则，如导音的使用等。从许多方面看，拉索并非是保守的作曲家，他的创作反映了一个新时代，充溢着浪漫主义的气息，《不列颠百科全书》亦持这一观点。
还有的认为，从时代而言，纵观整个音乐史，拉索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作曲家，他不反对传统的音乐却创作了违背传统的世俗音乐；他并不醉心于“新艺术”理论、不与新音乐流派合流却制作了超越时代的作品。有关资料证实：拉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并没有反宗教改革的热情。仅凭这一点，就反映了他对于圣乐创作立场的不坚定性。生活在反宗教改革时代的拉索正处于他才华横溢、事业蒸蒸日上的时期，他不仅没有反宗教改革的热情，相反还受到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新思想的影响，如他的作品有的表达了对德意志宗教改革的赞赏。在新教中心罗切尔（胡格诺教中心）、伦敦和海德堡，出版的拉索的音乐作品很合新教派的口味，它们在英格兰倍受欢迎；他的香颂歌曲为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引用（在第二幕）。由于阿尔伯特公爵过分宠爱他，所以这些有违天主教圣乐原则的作品才得以出版流行；当老公爵死后，新的保护人尽管也很欣赏拉索的才华，但却反对他超越的立场，所以拉索渐渐失宠。拉索是一位天主教作曲家，创作的圣乐是其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但他的音乐风格特别是俗乐却受到新时代的影响，反过来，它们也影响着整个时代。他进入宫廷和教堂后创作了不少不朽杰作，这些作品冲出了封闭的教堂；可以说这位“音乐王子”是那个时代作曲家的典范，但他又超越了那个时代。
在拉索身上有还有很多很多的谜，这些谜同对拉索是否是保守作曲家争论一样让世人迷惑不解。
格列柯是艺术天才还是狂暴画家？
埃尔·格列柯是16—17世纪的著名画家，其神秘的生平、古怪的性格及颇难揣测的艺术作品，一直引起西方绘画界的议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们只知道，他真名叫多迈尼柯·西奥多柯波利，约于1541—1548年间生于克里特岛迦基城的一个村子里，此地隶属威尼斯共和国，但文化艺术受拜占廷风格影响。格列柯在此地的生活没有任何线索，后来，他出现于意大利，投师提香门下，并吸收了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艺术风格，再后来，他离开意大利前往西班牙，原因不明，一种说法认为，他在意大利生活并不如意，想到西班牙去碰碰运气；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曾吹嘘自己可以铲掉米开朗琪罗的祭坛画（最后的审判》而重新创作，结果触犯众怒，被迫离开意大利。1577年，他来到西班牙，先到马德里，后来定居于小城托莱多，他选择这样一个小城定居，其意图为无人可知。一到西班牙，他便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托莱多教堂委托他画一幅圣画，他创作了《艾斯波利斯》，对该作品人们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此画一文不值，是信手涂抹的；也有人认为，此画价值连城，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评审委员会。
格列柯是否结过婚，说法不一。有些人认为他确曾结过婚，并有儿子名乔治·曼努尔；有人认为他终身未娶，教堂里没有其结婚记录，所谓儿子是他和情妇的私生子。格列柯本人形象如何，亦无从得知，他确曾画过自画像，但都没有保留下来，人们只能在其油画中寻找踪迹，但仍未肯定其形象如何。格列柯逝世的情形还算比较清晰，但仍充满神密色彩。据载，1614年4月7日，多迈尼柯·格列柯去世，受过圣礼，葬于桑托·多明哥·艾尔·安蒂古。但其遗骨不久使被人遣走，尸骨神秘消失，至今仍不知他安息何方。
摆在我们面前的便是这样一个神秘人物，他留给我们的只有绘画作品，但正是他独特超群的绘画风格引起后世无尽的争论，使本来已经模糊的格列柯形象更加神秘莫测。一生中，他给后世留下诸如《圣母升天》、《基督被捕》、《艾斯波利斯》、《圣毛里斯的殉道》、《奥尔加斯伯爵的埋葬》等画，他的绘画风格与当时崇尚的现实主义风格大相径庭，他以光线和色彩作为主要表现手段，人物充满着一种敏感、激动的气质，甚至神秘不安的情绪、颤动、激荡而摇曳的光与色呈现于整个画面，并笼罩着一层难解的神秘气息。同时，他画的作品内容亦是一难解之谜，人们搞不懂其确切含义。在《使徒彼得和保罗》中，彼得和保罗都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他们伸着手，作询问的姿态，像在探索什么，但其含义似乎永远是一个谜。就其《托莱多风景》而言，说是风景，其实他并非对托莱多风景进行客观描述，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成分。在他眼中，托莱多是悲剧性的，大自然完全改观。天空电闪雷鸣，乌云滚动，同时暗绿色的调子给人以沉重郁闷的感觉，天地混合，给人以眩晕之感。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对人体解剖的理解。他绘画中的人物，从解剖学上看，手指无疑是最正确的了，然而，两腿和躯干却严重比例失调，细长的身材，头部细小，两腿却很长，甚至有一种踩高跷的不稳定感。这种画风引起诸多争论，基本上可分为三派。
一派高度评价格列柯。西班牙历史学家赛古埃斯说：“在他的画中，不仅有艺术，而且有智慧。”前苏联伊戈尔·多尔格波诺夫评价说：“埃尔·格列柯的手法总是清新得不可思议，而且永不过时，它摒弃了平庸的细节，摆脱了哗众取宠，充满着崇高、纯洁的气息和诗意，饱蘸着艺术家精湛的技艺。”中国的青年艺术史家吕澎亦对格列柯予以高度评价：“格列柯的艺术在今天之所以能赢得广泛的赞叹，受到现代画家的青睐，就在于他的艺术是展示艺术家心灵的痉挛、忧愁、痛苦、迷惘的艺术，与其说他经常画基督，不如说他一身都在展示灵魂的悲剧。他的拉长的人体丧失了客体的意义而成了表现内心神秘的符号，狂放导致夸张，怪僻产生变形，所画人物的特征是次要的，怵目惊心的是艺术家完全在表现自己的内心。格列柯的艺术之可贵，正在于它是一种用绘画的语言表达心灵的表现性艺术。”现代很多人倾向于称格列柯为近代印象派等现代画派的始祖先驱，这是对其艺术的肯定。
一派则截然相反，极力贬低格列柯，称其作品为精神病的产物。17世纪一位著名批评家胡塞·马尔金尼认为他是一个狂暴的画家，认为他的性格“超出事物的常规”。法国的戈蒂埃则说“他是一个天才的疯子”。很多人说他晚年得了神经病和乱视症，他眼中所见之物已经走形，表现在绘画上则是神经质的乱涂。还有人认为，早年模仿提香时，也获得很大成功，但后来离开意大利后，想故意来一番变化，结果失败了。
还有一派看法认为，对格列柯要一分为二。他们认为，格列柯绘画既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其局限性，虽然他在绘画、技法各方面有其荒唐、扭曲的一面，但格列柯的作品正反映了西班牙社会的现实，因而有其积极的一面，他说：“在西班牙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格列柯看到了这个帝国的衰落和崩溃，他发出了叹息，在心中激起了骚动不安的感情，他没有像马德里宫廷画家那样去粉饰现实，掩盖矛盾，而是大胆地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他在天主教主宰一切的西班牙生活着，感到苦闷而又看不到出路，往往把未来和希望寄托在宗教的理想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对格列柯的评价，众说纷纭，时至今日，他仍以神秘的形象萦绕在人们心头。
“莎士比亚”真有其人吗？
威廉·莎士比亚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16世纪到17世纪英国的时代现实，集中地代表了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成就。举世闻名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佩斯》更是奠定了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巨人”地位，就像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一样，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化史上雄视百代，研究莎士比亚作品早已在国际上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人称“莎学”。莎士比亚的名字早已越出国界，成为各国人民所崇敬的“世界文化巨人”。
莎士比亚一生中创作了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和2首长诗。除了2首长诗是他生前发表的以外，其余的全部作品都是他死后由别人搜集整理后陆续问世的。最令人生疑的是，莎士比亚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戏剧家，他的身世却有许多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他本人未曾留下只字片言，有关介绍莎士比亚生平事迹的材料奇缺。当时，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确说明那些作品是莎士比亚创作的。在莎士比亚去世时，居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没有一个人按照当地习俗为他的逝世写一首哀诗。
于是，人们自然会提出“莎士比亚真有其人吗”这样的疑问：以演员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发表的那些惊世之作，究竟是他本人写的，还是别人创作后用这一假托的笔名发表的？即使像拜伦、狄更斯这样的大作家也怀疑莎士比亚是否写过那些杰作。“莎士比亚真伪之谜”是一个争论了几个世纪的未解之谜。
在文化史界，有人认为莎剧的真正作者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莎士比亚”只是伊丽莎白女王假借的名字。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许多主角所处的环境与女王本人颇具相似之处，女王知识广博，语词丰富多样，说话机智善辩，所以反映在莎剧作品中的单词数量达21000多个，一般的人显然难以做到这一点。同时，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的1603年以后，以“莎士比亚”为名发表的作品数量明显下降，在质量上也较前大为逊色，人们设想这些很可能是女王早期的不成熟之作。而在她死后由别人收集、整理后出版的。凑巧的是，莎士比亚第一本戏剧集的出版者潘勃鲁克伯爵夫人，恰恰又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至友亲信和遗嘱执行者。专家们认为，通观莎士比亚作品的精彩语言与丰富剧情内容，只有伊丽莎白女王才具有那些杰作的作者所特有的广博的学识、凝炼的语言和对于人们感情意志的高度洞察力。
莎剧的真正作者应当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这是另一些学者针锋相对的见解。把哲学家培根的笔记内容和莎士比亚初版作品比较分析，两者有难以想象的相似之处。莎剧上至天文地理，外及异邦他国，内涉皇朝富闱，通达古今，精深博大，出身卑微并且从未踏进大学门槛的普通作家是不可能写作完成的。作者艺术功底深，生活感觉广，剧本情节生动感人，语言准确优美，全景式描绘了当时英国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束缚和神权桎梏，人物栩栩如生，久演不衰。这种传世之作应当出于造诣精深的哲人培根之手更合乎情理。
莎士比亚所处时代正是英国伊丽莎白王朝政治、宗教的变化动荡时期，上流社会和达官显贵认为编剧演戏为有伤风化的耻事。但是，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知识分子阶层仍有一些学者暗地里写戏演戏。迫于社会压力和公众的舆论指责，剧本的撰稿者就虚构了一个“莎士比亚”的笔名。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弗兰西斯·培根文才出众、阅历丰富、善于思考、勤奋攻读，理所当然是这些作品的执笔人。
莎士比亚作品的真正主人究竟是谁？是伊丽莎白女王，还是哲学家培根，或者有其他人选，人们不得而知。
莎士比亚诗中的“黑肤夫人”究竟是谁？
十四行诗是莎士比亚留给人类的重要文学遗产，围绕这部著作，人们提出了种种疑问：最初出版是否出于莎氏本人的意愿？卷首献辞中的Mr．W．H．到底是谁？诗中的年轻朋友、情敌诗人和黑肤夫人是否实有其人，他们是谁？
在所有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中，无疑要算“黑肤夫人”这个谜最引人注目、最富浪漫色彩了。的确，这位夫人年轻，擅长音乐，黑头发、黑眼睛，甚至是黑皮肤，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在爱情上她却不够忠实，轻浮放荡，既欺骗了自己的丈夫，又背叛了情人，暗中投入诗人的朋友、那个英俊青年的怀抱。莎氏在诗中对她寄托了很深的感情，她总是萦绕在诗人的心头，诗人对她的热情一生都没有冷却过，而是一直在塑造她的形象。在诗人的笔下，她简直成了真正的倾国倾城的绝代美人。对这样一位充满诱惑力的美人，自然引起后世研究家们的极大兴趣，并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个真人。在几百年的长期考证研究过程中，人们提出的黑肤夫人的原型人选不下七八名，但似乎还没有真正找到这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女人。
18世纪的莎氏全集编者马龙开始寻找诗人的这个情人，他认为这个“黑肤夫人”就是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并提出了许多论据。莎氏在不少作品中无保留地歌唱了自己的时代，并在伊丽莎白女王身上寄托了作者对贤明君主的理想。马龙的同时代人卡尔迈认为：“很明显，所有十四行诗都是写给伊丽莎白女王的。”从莎士比亚劝他的可爱的女王朋友结婚生子，以及伊丽莎白此时已超过60岁等事实都没有使诗人感到为难来看，诗人和女王的私人关系是很好的，因此女王很可能就是“黑肤夫人”的原型。
有的研究者从1594年出版的《威罗比，他的艾薇姗》一书中发现了新线索，认为达夫南特的母亲可能就是十四行诗中的迷人的“黑肤夫人”。书中的故事主要讲一个客栈老板的妻子如何拒绝许多求爱者，而只把爱托付给一位熟悉的朋友W．S，莎士比亚的名字正好是WilliamShakespeare。据传说，莎氏往返斯特拉特福和伦敦的途中，往往住在一个酒商开的客栈里，时间一长便成了这家人的朋友，漂亮的客栈夫人对他特别殷勤，其儿子（后来成为17世纪著名戏剧家、桂冠诗人的达夫南特）和莎氏也有着特殊的感情。据莎士比亚最初的传记作者奥伯雷记述，达夫南特本人在醉酒时常常在人面前暗示自己可能是莎士比亚的私生子，并以此感到光荣。为此，一些评论家就作出了上述的猜想。但后来著名的莎学评论家威尔逊提出了疑问：“达夫南特是1606年生，而事实上酒商1605年前还没有得到开业执照，这样时间对十四行诗中的事件来说是太晚了。”
19世纪名学者W·约丹根据十四行诗第130首中“我的情人当她走路时，是脚踏实地”这句话推断“她一定是扁平足”；根据她的音乐才能和擅长卖弄风情，以及其他线索，约丹得出这样的结论：黑夫人来自西印度殖民地，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欧洲人后裔，带有非洲混血，可能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或是白人与混血儿生的。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1933年。同年，莎学家G·B·哈里森又提出一个实有其人的女人。那就是住在伦敦的黑人露茜，一个伺候朝臣贵族和富家的妓女。1964年，P·昆奈尔也附和此说，认为：“黑夫人不是宫廷中的贵妇……而是一个出名的宫妓，诨名叫‘黑人露茜’，她的黑色面貌受到人们赞美。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告诉我们，在欺骗他和勾引他的朋友之外，她也不忠实于她的枕边盟誓。因此，我们或者可以指出她是某个富商的妻子。”
也有少数批评家根据莎氏特别钟情于“黑肤夫人”的事实，证明这位令人销魂的女子不是别人，就是莎士比亚自己的妻子安娜·哈莎薇，称她为“可怜的安娜”，或“斯特拉特福的美人”。
有一种现象不容否认，就是在莎诗研究中存在着把诗中所写的都当作真人真事的倾向，爱到历史资料中去探本求源，寻找这个真人。当然，莎氏的不少作品都有历史事实作依据，但并非全部如此，更何况现实和文学形象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在文艺研究中探本究源、穿凿附会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迈凯尔说过：“花在这方面的所有劳动纯粹是浪费。”莎诗编者布斯也说：“不必再去举例说明了。”总之，不管这位“黑肤夫人”是实有其人，还是幻想中的产物，这个美人之谜恐怕永远也无法解开了，诚如20世纪初莎学专家道顿所说：“我们永远不会发现这个女人的名字。”
莫扎特死因之谜
1985年3月25日晚上，美国第50届奥斯卡金像奖授奖仪式在洛杉矶隆重举行。在被提名的5部片子中，美国影片《莫扎特》像奇迹一样获得了影片、导演、男主角、剧本改编、音响、化妆、美术设计和服装设计等八项最佳奖。这是50多年来奥斯卡大奖史上罕见的，整个领奖仪式简直成了《莫扎特》之夜。
当然这样的成功除了归功于影片出色地刻画了莫扎特辉煌而坎坷的一生外，可能还归功于影片巧妙地安排了当年宫廷乐师安东尼奥·萨利埃里和莫扎特的冲突。萨利埃里最初出于崇敬莫扎特的天才，推荐了莫扎特。不久他又因妒忌莫扎特而后悔，以致最后用卑劣的手段害了莫扎特。《莫扎特》影片的得奖使近200年争论不休的问题又一次成了热烈的议题，使原来搅得够混的水，越发混沌一片。
1763年在一个音乐厅里同时有两个将来的伟人。一个在台下，14岁的歌德，他是未来德国大诗人。一个在台上，是已被人们捧为当代音乐神童的莫扎特。歌德后来这样回忆当时台上的情景：“一个小孩身穿浅紫色的缎服，头戴假发，腰佩短剑，笑着走向钢琴，坐下开始弹奏……”
莫扎特父亲是奥地利一个二流小提琴手，却是第一流的教育家。由于他的精心培育，加上莫扎特的天赋，莫扎特3岁就对音乐表现出特别兴趣，4岁就能在钢琴上弹小步舞曲，5岁会看谱拉小提琴，6岁作的曲已优美动听。近来人们还从资料上发现，他8岁作了第一首a小调交响乐，作品优美雅致。10岁时他在最复杂的管风琴上的精彩表演，使荷兰人大为惊奇，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14岁他默记了又长又难的《圣咏：天主垂怜》曲子，回家伏案就默写乐谱，居然只错了三个音符，他还为之深感懊丧。当时教皇严禁擅自抄录此谱，但教皇知道此事后非但没重罚他，反而授予他“金马刺”骑士称号。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周游欧洲巡回演出。22岁时返回故乡萨尔茨堡，任大主教宫廷乐师，因不满大主教对他社交的干涉，愤然辞职，从此过着万分艰辛的生活，但这时他却写下了大量惊人的优秀作品。如《费加罗婚礼》，当他应邀去布拉格指挥该歌剧上演时，发现全城都在哼唱《费加罗》。还有暴露封建贵族荒淫生活的《唐璜》，人们称之为“完美的歌剧”。3小时的歌剧不时被热烈地喝彩声打断，演了足足6小时观众还舍不得走开。《魔笛》演出时，最初观众还冷静，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活跃起来了，到了剧终，人们情不自禁地向伟大音乐家热烈欢呼起来。后来伟大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家瓦格纳称该作品“怎样赞颂它都不会过分”，但这却是莫扎特死前最后的一部“歌剧”作品。
莫扎特的死有种种神秘的传说。由于长年极度贫困，莫扎特7个孩子早死了5个，妻子体弱多病，他债台高筑。债主不时搬走他的家具，自己也病魔缠身，极度的脑力劳动已使他精疲力尽，神经脆弱而又过敏，时时幻觉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但却更加奋力工作。
一天，一辆马车停在莫扎特家门口，一个神情庄重、严肃的陌生人要求拜见莫扎特，自称奉主人之命，请莫扎特写一首《安魂曲》（又名《鬼魂弥撒曲》），但又不肯公开主人是谁。莫扎特被这种神秘感迷住了。答应4星期后完稿，来者留下100金币。莫扎特为《狄托的仁慈》上演去布拉格而误了写《安魂曲》的时间。神秘的陌生人再次来到，非但不抱怨，且又留下100金币。莫扎特好奇地再次打听这人是谁。来人避而不谈，告辞而去。莫扎特越发怀疑，遣人跟踪，陌生人却不见了。从此莫扎特疑神疑鬼，笃信陌生人一定是死神的使者。莫扎特尽最后的力量作完《安魂曲》。4个星期过去了，陌生人取走了《安魂曲》，但莫扎特却永远离开了人间。有人说安排陌生人的出现和请他谱《安魂曲》，就是妒忌他的宫廷乐师安东尼奥·萨利埃里。
又一说法，莫扎特答应陌生人谱《安魂曲》，要求去布拉格，身体已经不行。他不断服药，仍然脸色苍白，神情忧郁。他一回到维也纳又潜心于《安魂曲》的创作，病情越发恶化，莫扎特的夫人康斯坦采为了分散他的忧愁，陪他去郊区游乐场。到了郊外，莫扎特却流着泪对妻子说：“《安魂曲》是为我自己写的，我的日子不长了……肯定有人给我投了毒药，这个念头一直纠缠着我。”夫人的安慰和说服都无济于事，她认为《安魂曲》太刺激他的神经，只好请来医生，并拿走了《安魂曲》。莫扎特的病果然好了几天，但不久又重新陷入忧郁，离世长逝。正因为萨利埃里妒忌他，人们认为有可能萨利埃里下了毒药，害死莫扎特。
后来，前西德大学麻醉学教授尤尔根·瓦维尔花费了几年心血研究这个疑案，他仔细研究了莫扎特晚年生活资料的档案，否定了莫扎特被毒死的可能，因为铅中毒病人会导致手指颤抖现象，但从莫扎特临终前几天写的信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并推测他得了一种当时无法医治的血液感染病。也有人推测他是得肺痨病而死的。但也有人认为莫扎特身体本来就极度虚脱，加上过分紧张的脑力劳动，已经造成身体彻底崩溃，根本无需下毒，所以下毒纯属莫扎特自己神经衰弱的一种幻觉。
莫扎特到底是在恶意安排的神秘恐怖气氛下被夺去生命，还是被妒忌他的宫廷乐师萨利埃里所毒死，或是由于贫困和过度的劳累引起致命的疾病而长逝于世，至今还是个谜。
贝多芬如何耳聋和死亡的？
1827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一代音乐大师贝多芬最终被病魔交响曲所淹没，在维也纳“黑西班牙人”公寓与世长辞。在2万多人的送殡行列中，一位悲伤无比的演员正站在威陵公墓的台阶上，声泪俱下地朗诵着诗人葛里帕查撰写的感人肺腑的悼词：“一位音的最后大诗圣、高贵音的艺术之媒人、前辈大师不朽的光荣的继承人，亨德尔、巴赫、海顿、莫扎特的伟大艺术的扩大者，如今已结束了他那历尽沧桑的一生，我们泪下沾襟，如断了琴弦，伫立在那行将消失的他的歌声前面……”
贝多芬一生与病痛为伴，特别是在他32岁时，耳聋加剧，这对当时正步入创作成熟期的贝多芬来说，打击特别沉重。他的性格开始变得更加暴躁、孤僻，并由绝望而企图自杀。那么，导致贝多芬耳聋的病因是什么呢？世界上有关音乐大师耳聋的病因文献极多，但都缺乏权威的说服力。当时维也纳病理博物院乔安华格纳医师被请来主持了对贝多芬的尸体进行病理解剖工作，可惜的是乔的解剖报告只提供了死者死后的耳疾情况。于是，有人便从他早年的疾病中去寻找线索。在1797年夏天，贝多芬曾经患了严重的下痢，时好时坏，前后拖了6年之久。现在推测起来。可能是得了肠伤寒。伤寒是属于热病的一种，有可能造成年轻时发作的重听。在许多贝多芬的传记中，都描写其脸上有许多凹凸不平的小疤痕。或许他在孩童时代曾得过天花。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耳聋。有人指出，贝多芬在听力衰退的22年里，曾使用了各种工具来帮助听力，有时还使用一支木质鼓槌，一端咬在上下牙缝之间，另一端则附在钢琴上，这样声音的振动可沿着鼓槌而到牙齿再经头骨传入耳内。可见贝多芬耳部负责传导声音功能的一些器官也有病变。
为确定贝多芬的耳聋病因，求得病理学上的印证，曾于1863年和1888年两度开棺检验贝多芬的头颅骨，一共获得9块头骨片，但偏偏找不到他的颞骨，这就无法使人研讨出音乐家耳聋的真正病因了。颞骨何在？这又是个未解之谜。耳科学家波立兹是现代对颞骨研究的权威人物，曾研究耳聋病理多年，他对此同样没有结果。最近，英国尤维尔区医院风湿科顾问医师、业余大提琴手帕尔福曼在清理和研究了贝多芬私人信件、尸体解剖报告10年后，认为：“作曲家的胸腔感染、胃病、严重背痛和关节痛最后导致了贝多芬的耳聋。”他说，这种耳聋的最严重病症可以说是由肺结核引起的。当贝多芬16岁时，结核病夺去了他母亲的生命。贝多芬20多岁时开始逐渐失去听力，后来的20多年里他完全丧失了听力，忍受着腹泻、水肿、痢疾和痛风等病痛。
关于贝多芬死亡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这位作曲家的死是由严重酗酒而引起肝病所致，他是在55岁的时候发现得了置他于死地的严重肝病。但帕尔福曼对这种看法提出了异议。他根据自己新的研究成果提出，折磨了这位作曲家20多年的许多病痛是由一种少见的风湿病引起的，这种风湿病慢慢侵袭身体，使身体的每个器官发炎。贝多芬的病痛如此之剧烈以至于他禁不住要自杀。最后，贝多芬被这种风湿病折磨致死。他同时指出，一种简单的现代药物本来可以治好使贝多芬耳聋的疾病，如果用现代的类固醇给他治疗和给他做肝脏移植手术，可以使贝多芬多活许多年，让他完成“丢失”的第十交响曲。
法国著名作家、贝多芬的同时代人阿尔方斯·卡尔在《在椴树下》一书中，对贝多芬之死的原因和具体情况提供了新的线索，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记叙道：作曲家死前不久的一天，他的侄子来信说自己在维也纳牵连进一桩麻烦的事件中不能摆脱。只有伯父出面才能帮他脱离困境。贝多芬接信后立即动身，为了省钱，他徒步上路。夜幕降临时，他停在一家简陋的小房子前，请求主人留宿。那晚，他疲惫不堪。主人接待了他，并邀他共进晚餐。之后，一家人弹起了贝多芬的乐曲。作曲家虽不能听见乐声，但看着主人愉快的神情，便走上前去看谱，没想到竟是自己的交响乐章。贝多芬蓦然坐在旧钢琴前，即兴弹起了不少曲子。这便是他最后的一次演奏。入夜，贝多芬辗转反侧，难以成寐。他感到浑身发烧，觉得气闷难忍，于是爬起身，赤着双脚到田野里徜徉。贝多芬在外面滞留了很久，夜的寒气砭人肌肤，回来时他已冷得发抖。他们（主人）从维也纳请来一位医生，经医生诊断是肺积水。医生说，即使精心护理，也只能维持一二日，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这时，知道贝多芬病重的德国著名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胡梅尔来看他，但贝多芬已不能和老友交谈，仅用饱含感激的目光凝视着他。胡梅尔弯身俯视着贝多芬，用听音筒对他喊，表示他在这种情况下会见老友的悲伤之情。贝多芬从听音筒依稀听见几句大声的喊叫之后，顿觉畅然，他两眼奕奕闪光，对老朋友说：“胡梅尔，我果真是个天才吗？”说完这句最后的话，他两眼直勾勾地凝望着，张大了嘴，猝然断了气。
后来，有的研究专家还试图从贝多芬的家庭关系上来揭开作曲家的死亡之谜。我国学者赵鑫珊在《贝多芬之魂》一书中认为：贝多芬过早地离开人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忘恩负义的侄儿造成的。长期的烦扰，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给他的精神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比如他的侄子卡尔居然在别人面前管贝多芬叫“老傻瓜”，只要人家看到他同贝多芬这个“老傻瓜”在一起，他就觉得丢睑。只要贝多芬对他严加管教，言语过重，这个无赖就会再度用自杀来威胁。但是尽管这样，贝多芬对他慈父般的爱还是有增无减，并且一再迁就他。1826年12月1日，卡尔不听贝多芬之劝，硬要去军队服役，贝多芬只好陪他上路。那天贝多芬衣着单薄，在旅途上得了严重风寒，从此一病不起。据当年44岁的医学博士瓦鲁特的报告说，那晚贝多芬只好落脚在一个乡村客店里过夜，房子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既没有炉子取暖，也没有过冬的窗户。第二天将近中午，他开始发寒热，浑身不住地发抖。12月2日，当他回到维也纳时，完全是个死去活来的老人。可卡尔获得伯父卧床不起的消息，竟无动于衷，依然在咖啡馆里打弹子。严重的肺炎过后，接着便是肝硬化，最后引起水肿。3月23日，贝多芬立下了仅一句话的遗嘱：“无条件地将自己的一切留给我的侄子。”翌日早晨，人们为他举行了最后一次洗礼仪式。有的学者更明确地说：贝多芬实际上是被侄儿气死或逼死的，没有他，作曲家还可活上好多年。
或许，探究贝多芬耳聋和死亡的原因已显得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病痛的折磨和与尘音隔绝的状态下，仍创作出了一曲曲世界名曲的精神，令人无限敬仰。他的“我要卡住命运的咽喉”这句名言，不知激励了多少后来人。贝多芬是永存的。
《第十交响乐》是贝多芬创作的吗？
凡欣赏过贝多芬作品的人，无不为他那优雅的奏鸣曲所陶醉，为他那巨人般的交响乐所震撼。贝多芬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交响性的。1800年4月2日演奏的《第一交响乐》被认为“在某些技术方面虽同18世纪的交响乐风格有密切关系，……但每一乐章都是独创的，处处都潜伏着（伟大的）贝多芬的因素”。1802年创作的《第二交响乐》比第一交响乐更有气魄，显示出清明恬静、胸襟宽广的意境。同年创作的《第三交响乐》，又名《英雄交响乐》，被认为是“新思想的缩影，是文艺中不可思议的伟迹之一，是一个作曲家在交响乐的历史和一般音乐史上迈出的最伟大的一步”。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在《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中赞叹它是“巨大的迷宫，深密的丛林，剧烈的对照，不但是音乐史上划时代的建筑，亦且是空前绝后的史诗”。1806年创作的《第四交响乐》是贝多芬和勃仑斯维克订婚的一年，在这件可爱的作品中，泄露了他爱情的欢欣。《第五交响乐》，人称《命运交响乐》，它写了整整三年，音乐评论家们认为，它永远是交响逻辑的完美的典范。在全部交响乐中，这是结构最谨严，部分最均衡，内容最凝炼的一阕。《第六交响乐》创作于1807年至1808年间，又名《田园交响乐》。这是一部真正的古典交响乐。这阕献给大自然的颂歌，以深邃的平和、恬静的节奏、平稳的转调，使听者充满了语言难以形容的安谧和清香。第七、第八交响乐创作于1812年，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以奔腾兴奋的气氛表现了酒神节大规模的欢乐场面；后者似乎是一篇幽默的小品文，“像儿童一般，他作着音响的游戏”，仿佛是对交响乐的嘲弄。1823年，也就是创作完《第八交响乐》的11年之后，贝多芬推出了《第九交响乐》，音乐史家把这阕公认为是贝多芬将他过去在音乐方面成就的一个综合。
贝多芬是否写过《第十交响乐》，这一直是萦绕在音乐史家们心中的一个谜。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一书曾经记述，贝多芬在1824年9月17日致苏脱兄弟信中这样写道：“艺术之神还不愿死亡把我带走；因为我还负欠甚多！在我出发去天国之前，必得把精灵启示我而要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他的未来计划中有《第十交响乐》。1827年3月18日他在写给其秘书莫希尔斯的信中说：“初稿全部写成的一部交响乐和一支前奏曲放在我的书桌上。”但这部初稿一直未被发现。朗格倾向于认为贝多芬并未写《第十交响乐》，因为在创作《庄严弥撒曲》和《第九交响乐》时，他已开始认识到自己已经达到大型音乐结构的极限。他以前所耕耘的一切音乐体裁的领域都已达到它们的终点，他的攻城槌已经没有冲击的对象了。
1988年10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音乐会上奏出的贝多芬《第十交响乐》，这首全曲只有14分钟的交响乐，轰动了世界。这是谁的发现，抑或是后人的伪作，这是首次听到这阕交响乐听众的第一个反应。苏格兰音乐家巴里·库珀极度兴奋地挥着乐谱告诉记者：“你们瞧，一切都是真正属于贝多芬的。我唯一的功劳就是辨认了这些谱表。我把它作了调整和补充，就像贝多芬本来就会这样做的那样。在这方面我是很在行的。因为我是一名音乐学教授。”早在1983年，34岁的库珀正准备写一本题为《贝多芬的创作过程》的著作，他在柏林钻进了普鲁士文物国家图书馆，他非常艰难地辨认了贝多芬乱涂乱写的音符。有一页纸上标明是“交响乐”，其他一些纸片是奏鸣曲和四重奏的初稿，某些主调就在那几张谱表上。这位音乐家称自己“在可以辨认的一堆杂乱的字迹中。我能分辨出这是有目的、有步骤地写下的《第十交响乐》的谱表”。
库珀的见解是可以找到根据的。贝多芬在1818年笔记上曾写道：“用Andante写的Cantigue。——用古音阶写的宗教歌，或是用独立的形式，或是作为一支追逸曲的引子。这部交响乐的特点是引进歌唱。或者用在终局，或从Adagio起就插入。乐队中小提琴……等等都当特别加强最后几段的力量。歌唱开始时一个一个地，或在最后几段中复唱Adagio——Adagio的歌辞用一个希腊神话或宗教颂歌，Allegro则用酒神庆祝的形式。”罗曼·罗兰由此推论，以合唱终局的计划是预备用在第十而非第九交响乐的。后来贝多芬又说要在《第十交响乐》中，把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调和起来，像歌德在第二部《浮士德》中所尝试的。晚年贝多芬十分孤独，病魔缠身。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从伦敦赠送给他100英镑作为医药费，贝多芬告诉爱乐乐团，为了感谢，他将把《第十交响乐》奉献给他。这是当时为感谢对艺术事业资助者的一种传统办法。自1822年以来，贝多芬由于要给维也纳宫廷写三重奏和四重奏而一直未能完成，但他一直没有间断过第十交响乐的构思。据贝多芬的一位音乐家密友赫尔茨说，他曾听过钢琴弹奏《第十交响乐》的第一乐章，“降E大调的序曲非常柔和，然后是C小调有力快板”。这和巴里·库珀找到的谱表的片断确实是完全吻合的。
关于《第十交响乐》的归属之谜在真相大白之前，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着贝多芬这位伟大的音乐天才给我们创造的音乐盛宴。
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名从何来？
每当从收音机中或钢琴上传来那轻柔、飘渺的《月光奏鸣曲》的美妙旋律时，许多音乐爱好者的眼前便会浮现出“碧天如水夜云轻”、“天街夜色凉如水”等诗般幽美的夜景；特别在夜深人静之时聆听，更会产生这般感觉。但是听者中恐怕还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贝多芬的这首著名钢琴曲，原来并没有“月光”这个标题，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那么，究竟是何人，又为何加上了这样一个美妙的标题呢？
关于“月光奏鸣曲”名字的由来，说法很多。其中，流传得最为广泛的一个是：某晚，贝多芬在莱茵河畔的某一小镇散步，听到一间破旧房子中有人正在弹奏着自己所写的一首曲子，还听到弹奏者（一位女子）边弹边与另一人叹息着自己因无力购买音乐会的门票去聆听贝多芬本人的演奏而深感惋惜……贝多芬大受感动，便推门而入，走到钢琴前为他们——一个鞋匠与他的盲妹妹弹奏了刚才的那首曲子。一曲弹完，他余情未尽，便又即兴弹起了一首新曲。这时正好月光如水，照得满屋皆白。贝多芬的乐曲也就照着此情此景驰骋了起来。弹完后，他飞奔回住所，连夜把刚才即兴所弹之曲记录、整理了出来，便为“月光奏鸣曲”。这一故事现在几乎传遍了全世界，甚至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我国）的小学语文课本都把它收作了课文。
另一略为相似的传说是：某晚，贝多芬在维也纳郊外的林中散步，偶过一贵族别墅，便信步走进想做片刻休息。谁知里面正在举行盛大歌舞晚会。人们发现了贝多芬后便一致盛情邀请他即席演奏。贝多芬慨然允诺。这时，皎洁的月光照入大厅，贝多芬和钢琴沐浴在这银光之中，音乐家因此而灵感大发，即兴弹奏了一首美妙的乐曲。回去后加以整理，便写出了“月光奏鸣曲”。某位名画家还根据此事画成了一幅油画，在世界上也很闻名。
这两个传闻在情节上虽有很大出入，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贝多芬是受了月光的启发而即兴创作的。但许多音乐史家研究、考证后都证明实际上并无上述两事。贝多芬虽有即兴作曲之才，但这首曲子却不是即兴之作，而是经过了艰苦的劳动才创作出来的，那反复修改涂抹的手稿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因此，有些音乐史家根据这首曲子第一版扉页上的献辞“献给朱丽叶塔·基恰尔弟”，提出了另一些解释。一说贝多芬与其女弟子朱丽叶塔热恋时曾经常在月夜下的林中散步，贝多芬是在恋人温柔的爱情与美丽的月光的激发下创作出这首曲子，并把它题献给自己的恋人的。一年多前在我国放映过的电影《永恒的情人》中就有这样的内容。我国艺术家丰子恺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是贝多芬的“诉衷情曲”，但对贝多芬深有研究的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却认为此曲不是贝多芬的热恋之作，而是失恋之作，而且内容与月光也根本无关，所表现的是他当时内心深处痛苦、悲愤、绝望及对昔日恋情的留恋等复杂感情。但有些音乐史家指出，这首曲子作于1801年，此时正是贝、朱热恋之时，而后来朱丽叶塔因受贵族家庭压力被迫另嫁他人是一年多之后的事情，因此1801年贝多芬怎么会写出“失恋之作”呢？后来又有人查明，贝多芬的这首奏鸣曲原先也并不是打算献给朱丽叶塔的，而是因为原先答应献给朱丽叶塔的一首“G大调轮回曲”，不知为何被一位公爵夫人要了去，贝多芬为了不食前言才改送他新创作的这首钢琴曲的。因此这首曲子也未必与朱丽叶塔的月光下散步有关。
但是，有不少音乐家或评论家还是坚持这首曲子主要是表现月光的，他们甚至作出了相当具体的描写：第一乐章为“月之初升”；第二乐章为“朗月之悬太清”；第三乐章为“午夜之狂飚”……其代表者便是德国诗人、音乐评论家、著名的舒伯特小夜曲的词作者雷尔斯塔布。他听了这首乐曲的演奏后，凭他那诗人的丰富想象力，首先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出上面所说的那些意境和感受。以后那些流传甚广的与月光有关的传说故事，以及不知哪位出版商为了打开曲谱销路而乘机加上“月光”这个标题，大概都多少受到雷尔斯塔布的影响。
不过，反对这首钢琴奏鸣曲是表现月光的人也不少。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对乐曲进行了解释：有人说它是“少女为生病的父亲的祈祷”；有人说它描绘了一幅带有圆亭的美丽风景；有人则说它表现了阴郁的、狂暴的、悲剧性的情绪或无限的愁思和惆怅的回忆……
那么，贝多芬本人生前对这首曲子又作了些什么表示呢？除了第一版扉页上的献辞外，他还在全曲前加上了两个音乐表现术语“近乎幻想地”和“非常纤细地弹奏”，并且还说过他自己并不认为这首很著名的钢琴曲是他最好的钢琴作品。然而，他对别人后来加上的“月光”这个标题及与月光有关的传说也没有表示过不满或反对。因此，贝多芬在创作这首曲子时到底是如何构思的，到底想表现什么，除了他本人外，也就没有任何人能肯定地说清楚了。这也就为后来的音乐家、评论家和听众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
但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却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这首钢琴曲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由于其意境深远、感情丰富、结构巧妙、指法流畅而大受演奏家和听众的欢迎，并以“月光奏鸣曲”之名传遍了全世界，许多人聆听时都产生过对月夜的联想。因此，又有谁能断言贝多芬在创作这首曲子时就一定与月光没有关系呢？
英国诗人拜伦为什么长期流浪国外？
乔治·拜伦（1788—1824年）是享誉世界的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那些热情洋溢、雄浑壮阔的诗篇不仅震撼了19世纪的欧洲，而且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灿烂的光芒。但这位独步当时文坛的诗人于1816年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此后再也没有重返故土，直至1824年4月19日在希腊迈索隆吉翁病逝。只是在死后，诗人的遗骸才被运回英国，葬在其故宅纽斯台德寺院附近一个偏僻的教堂墓地中，而他的心却永远留在了希腊。
就在流浪意大利威尼斯的时候，拜伦曾经含着热泪在长诗《别波》中写道：“英国哟！我爱你，尽管你有那么多缺陷。”可见诗人还是热恋着自己祖国的，可是他为何要于1816年远离生他养他的故国，并从此一去不复返呢？对于这个问题，世界各国的文史专家们长期争论不休，成了一桩历史公案。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种观点。
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麦考莱认为，是英国上流社会舆论的反复无常促使拜伦远离国土。1809年拜伦第一次离开英国，到地中海沿岸各地游历，先后到过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阿尔巴尼亚，最后到达久恋之邦——希腊。1811年拜伦结束长途旅行回到英国，随着诗作《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等的不断问世，拜伦“一朝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了”。诗人及其长诗即刻成了伦敦社交界的热门话题。而在贵妇中间，拜伦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他的诗才、他的俊逸、他神秘的性格和举止等，正好投合了她们喜欢刺激的嗜好。她们赞美拜伦，憧憬拜伦，投身在拜伦脚下向他顶礼膜拜。请帖像雨点一样洒来，人人以一睹诗人风采为荣，拜伦成了英国社交界的王子。
但到1814年伦敦全城却又开始了对拜伦的攻击，嚣张的责难出现在报刊上。那些显贵们不仅攻击拜伦的诗，还攻击他的政见、他的人格，甚至于痛骂他的跛脚。为寻求避风港，1815年初拜伦与安娜贝拉·密尔班克成婚，但一年后两人又分居。这下，把婚姻制度的神圣视作信条的中产阶级也恼怒了，他们谴责拜伦的残酷和背德乱伦，上流社会的沙龙更是唯恐避之不及，纷纷对诗人关上了大门。这和出版《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时的光景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拜伦感到不可思议。我国学者范存忠先生在其所著《英国文学史提纲》中也说，拜伦第一次游历地中海各国回到英伦三岛后，随着《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等诗篇的发表，声誉鹊起。但随着他同妻子密尔班克的离居，舆论又起而反对拜伦，使这位骄傲者中最骄傲的人饱尝了毁誉无常的滋味。诗人悲愤地写道：“如果那些嘁嘁喳喳的流言都是真的，我没有脸面居住在英国，如果那都是谣言，我也不稀罕这个英国”，“况且‘除了它，另有一个世界在’”。于是拜伦决定出国漂流。
另一说认为拜伦是由于其政治信仰而见弃于英国社会。持此说的主要是苏联学者，如叶利斯特拉托娃所著《拜伦》一书。该书指出，拜伦是以政治活动家和演说家的姿态在他的祖国出现的，他捍卫人权，抗议任何形式的暴政，他的政治理想是当时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如何解决卢德运动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方面，拜伦不仅与托利党的寡头统治，而且与在野辉格党都有着严重的分歧。拜伦一再在上议院发表演说攻击本国政府；为暴动工人辩护，还做诗赞美英国的敌人拿破仑。拜伦在议会的大胆发言，他的诗歌所号召的政治和宗教自由思想——这一切使他成为统治集团的眼中钉。1816年统治集团就趁机利用拜伦婚姻破裂对诗人展开政治迫害，甚至拜伦写的《拿破仑颂》也被当作“叛国”的“罪证”。据戴里泽·格维奇奥里回忆，拜伦曾讲过，在1816年，有个“陌生人”向他提出：如果他肯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那么就停止已对他开始的迫害。
参加反拜伦运动的《伦敦评论》编辑司各特也承认，后来他也“像其他人一样，很严重地陷进了错误，当局为了促使他们这些人采取行动，竭尽全力用了特殊的手段”。而拜伦坚决声明，对于敌人他不会做任何让步，他说：“能够忍耐的，我将尽量忍耐；不能忍耐的，我将反抗，他们至多不过使我离开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我一向不奉承，一向没满意过。”英国资产阶级贵族统治集团不能摧垮拜伦，也不能他让放下武器，于是他们只能把诗人逐出国门。
最后是家庭婚姻变故说。亨利·托马斯与黛娜·莉·托马斯合著了《英美著名诗人传》，他们认为拜伦不是那种喜欢成家立业的人，而他的妻子密尔班克却是当时英国社会中见识平庸的女人，既不会惹是生非，也不能宽宥别人的过失。拜伦那种愤世嫉俗的幽默并不投合其夫人的世俗之心，婚后一年密尔班克企图利用医生的证明，要诗人承认有神经病，这一企图失败后，拜伦夫人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离开了丈夫。还在盼望妻子回心转意的拜伦，不久就收到了岳父要他尽早选定法律代理人、承办与密尔班克分居手续的通知。真是晴天霹雳，拜伦的心都碎了。而“不堪之中，最为不堪”的是，在社会上诸如“虐待妻子”、“与姐姐奥古丝塔乱伦”等谣言盛传一时。诗人不堪重负，他那创痛的心灵无论如何再也撑不起爱情的风帆了，他要到国外去追求放浪自在的私生活，让悠悠岁月来医治这心灵的巨创。
这种种解释皆在情理之中，但又不尽皆然。一个人作出一个重大决断，既有客观因素造成的必然性，同时又存在诱发这种必然结果产生的偶发因素。那么最后促使拜伦决定长期流落异乡的偶然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
“歌曲之王”舒伯特为何终生未婚？
古典音乐大师莫扎特曾言，单身汉的一生只是人生的一半；马丁·路德认为，没有妻子的生活比起没有饮食还要难受。但是著名作曲家、歌曲之王舒伯特却终身未婚。他从未触摸过女性便迅速走完了他31个春秋的人生历程。
喜爱音乐的人们，已经十分熟悉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歌曲，如《魔王》《菩提树》《鳟鱼》《死神与少女》《流浪者》；而舒伯特的九部交响曲中的《C大调交响曲》《未完成交响曲》更是创造了19世纪著名抒情交响曲的新典范，仅仅这两部交响曲便足以奠定他为一流作曲家的地位了。
弗朗兹·舒伯特（1797～1828）生于维也纳近郊，他是19世纪著名大作曲家中唯一一位地道的维也纳人。其祖父是工匠，到了他父亲时，便有了小学校长的职位。舒伯特是十几个兄弟姐妹中侥幸活下来的四人之一，由于音乐天赋极高，4岁时跟父亲和哥哥分别学习小提琴和钢琴，水平很快超过其父兄。由于他过分热衷于音乐，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又是没有地位和金钱的，所以后来其父一度终止了父子关系。这位羞怯而又富于幻想的男孩的音乐天赋令同代人叹为观止，有人说他似乎是“直接从上帝那里学习的”，比如他在1815年8月份一个月的时间里便完成27首歌曲，同年共写了137首艺术歌曲、2部交响曲、1首四重奏、4首奏鸣曲、2首弥撒曲和5部歌剧。而在他短短的31年里。创作了约有1500首的作品，遍及所有的音乐题材和形式，其中包括634首艺术歌曲，其艺术价值无后人可比，因而他被后世誉为“歌曲之王”。比如《魔王》的名气大大超过了歌德的同名叙事诗，有人认为，假设舒伯特一生只写此一曲，其他都没有，也足以使他载入音乐史册。一位诗人在双目失明、生命将尽之时，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听一遍《魔王》。本来对舒伯特歌曲不感兴趣的歌德首次听到此曲后，便要求演唱者重唱一遍。后来，李斯特和柏辽兹先后把此曲改编成钢琴曲和管弦乐曲。
本来，舒伯特具有诗人的性格，联想力也相当丰富，他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因而他对爱情也应该更为敏感才是，然而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真正燃烧过爱情火焰的也只有一次。他曾把《少年时期的梦》献给泰蕾莎·格罗普，可是她却轻松地甩掉了舒伯特，嫁给了一位面包师，以确保她的生活；另外一个歌手也与舒伯特有过交往，但她也嫁给了一位身份较高的人。
有人把原因归结于舒伯特的相貌。确实，作曲家对自己的容貌亦有自知之明。他身材矮小，大腹便便，厚厚的嘴唇，皮肤黝黑，脑门很大，维也纳人叫他“蘑菇”。这样的长相加上他羞怯内向的气质，自然难为女性恭维。传记家们描述他“个子较常人矮，手臂满是肌肉，手指粗而短，脸部圆得像月亮，前额狭小，唇厚，眉毛如杂草；鼻子塌陷，而且上翘，眼睛虽好看，但总是藏在眼镜深处，即使躺在床上，也带着眼镜”，这样的男人怎么赢得女人芳心呢？
有人把舒伯特不恋爱结婚的原因归因于他的经济状况及他的性格。他一生穷困潦倒，从未过上几天富裕日子。他的一生比莫扎特悲惨得多。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专门作曲的人很难糊口。他不是一位演奏家，无法获得正式而长久的工作，只靠朋友们接济度日，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一直维持到最后。虽然他出售了成千上万份作品，但他得到的每每是一顿饭钱，如最著名的那首《摇篮曲》只换了一盘烤土豆，而在他死后这首曲谱在巴黎竟以4万法朗成交。他死后的财产仅是一些衣物、被褥和“一堆价值十个弗罗林（一弗罗林相当于两先令）的旧乐谱”。也许他明白自己可怜的经济地位，所以从未认真考虑过要结婚。
另外，正如从他画像表情上显示出的那样，他不是一个容易博得女人欢心的人。舒伯特性格内向、羞怯而优柔寡断；他虽然也爱欢乐，但只是终日与一帮“舒伯特派”的朋友们相聚。至于爱情，他表现出克制与谨慎，实际上是压抑自己，如他曾恋上匈牙利一贵族之女、他的学生卡罗琳·埃斯特哈赛，但由于他的性格和处境，所以从未做出什么轻率的举动。他们那柏拉图式的“爱情”游戏没有留下何时中断的记载，然而。这位并不忠诚的贵族小姐在还未嫁给陆军少尉去过那“幸福的结婚生活”之前，舒伯特就早已去世了。这场毫无结果的“爱情”只会加深他那“当我想歌唱爱情的时候，它就转向悲伤”的孤独的忧郁。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发现密友的人，是幸福的，但是在妻子身上发现密友的人，更为幸福。今天的自由人，只要想到结婚，就会恐惧。”“不论给予我的是爱情还是友情，全是一种痛苦。”可见他自已并未奢侈得到爱情及爱情的结果。
另外，使舒伯特独身的因素可能是贝多芬的影响。一生未婚的贝多芬是舒伯特心中的偶像，他甚至把贝多芬当做神一样崇拜，他说：“有时候我也做过梦，但是在贝多芬之后，谁还能做什么事情呢？”当他第一次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去谒见贝多芬时，却未遇见；直至在贝多芬死前一星期才见过面。在贝多芬的葬礼上，舒伯特是举着火炬送葬的少数人之一。他死后唯一的要求便是想与贝多芬葬在一起，这个愿望最终在1888年才得以实现。贝多芬终生未婚，他在舒伯特那崇高的心灵中，有着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舒伯特像莫扎特一样预感到自己生命的衰竭，他心目中也许只想到他的同代偶像，而对自己于女性毫无兴趣的生活视为自然而满足，至少他不愿想到结婚。因为在他的短暂的一生中，贝多芬的影响确确实实占据了重要的一席。
究竟是哪种原因导致了这位天才作曲家英年早逝的，也许只有这位当事人才能说得清楚吧。
托尔斯泰晚年为什么离家出走？
1910年11月7日，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在出走途中逝世于梁赞省的阿斯塔波沃火车站。噩耗传来，人们在吃惊之余不禁发问：作家在垂暮之年为何离家出走？
部分儿女以及作家的密友切尔特科夫等都认为其妻子索菲娅是导致托尔斯泰出走最主要的因素。因为自1862年结婚以来，虽然夫妇感情在前期较好，但从80年代托尔斯泰全盘否定并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要把财产分给穷人以后，与妻子的不和便日益发展。这曾导致托尔斯泰在1885年1897年两度打算离家出走。虽然都未成事实，但夫妻间的裂痕一直未能弥合，终于酿出1910年的悲剧。据说，当年10月以来夫人一直和托尔斯泰索要关于版权归属的最后遗嘱。27日晚上又在作家的书房里搜寻，这种行为激怒了托尔斯泰，使他下了出走的决心。28日凌晨，在小女儿萨莎的协助下，由医生玛科维茨基陪同，托尔斯泰悄然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踏上出走的艰难旅程。严寒和劳累引发了老人的肺炎，终于在11月7日清晨溘然长逝。
夫人对作家的出走负有直接责任，但把责任全部加在索菲姬头上又欠公正。虽然她在思想上难以和丈夫保持一致，在实际上不能接受放弃庄园、财产和作品版权的严峻现实，但毕竟是相濡以沫近50年的老妻，况一直是作家创作中的得力助手，托尔斯泰在出走前不久还说：“我觉得，没有你，我根本就不能活下去。”前两次欲走而不成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吗？伊利亚·托尔斯泰就曾发问：“难道我父亲从家里逃走，真是因为和他共同生活了48年的妻子……的某些变态？”因而有必要另找他因。
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影响。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剧变。在深入研究道德哲学和宗教伦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自我完善”、“放弃私有财产”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并开始过简朴生活，从事体力劳动，接近农民，实践其理想，同时吸引了一批崇拜者和追随者。这些托尔斯泰主义者也开始影响怍家。其中的切尔特科夫还介入到作家的家庭生活和私人事务，他对托尔斯泰的出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乍一看出走是由于家庭不和，但不睦到破裂的直接导因是文学遗产的继承权之争，而切氏则是这场纷争的导演。
切氏从“放弃私产”的原则推导出“非版权所有”的主张。1891年托尔斯泰就宣布：凡1881年后出版的他的著作，任何人可以免费再版。1895年又以日记形式写下一份非正式的遗嘱，要求把他的所有文稿交给妻子、切尔特科夫和斯特拉霍夫来修订整理。斯氏死后，1904年托尔斯泰又要求出前两人协力承担整理他的文稿的工作。1909年托尔斯泰又作出任何人可以免费出版和再版他1881年1月1日后写的全部著作和以前写的尚未出版的全部文稿的决定，并交由切尔特科夫负责有关事宜。但切氏仍不满意这份没有法律效力的遗嘱，便于1910年7月22日草拟了一份关于文学遗产继承权的最后遗嘱，让作家签字。遗嘱的主要内容是作家的一切文著、文稿、日记、信件全部由小女儿萨莎继承，并“移交给我，由我出版”。在8月他还给托尔斯泰写去一封“充满了责备和控诉”的长信。这份遗嘱和这封信把托尔斯泰推入极难堪的境地，“他们简直要把我撕得粉碎了”。因为遗嘱事关这个大家庭以后的经济来源，所以妻子竭力闹着要知道其内容。但“告诉妻子是不可能的；那会严重地触怒他的‘朋友们’。把遗嘱毁掉，那会更糟糕，因为他的‘朋友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为他的主义受过损失，还曾经被驱逐出俄罗斯，因而他感到对他们有义务。”在这种“绝对没有出路的境地”，托尔斯泰“脑子里产生远远地离开他们大家的想法”。此外，索菲娅一直认为切尔特科夫是“拆散者”，“我一切的不幸都是从切尔特科夫的来访开始的”。托尔斯泰也说：“切尔特科夫把我引入了斗争。而这种斗争使我感到非常沉重和厌恶。”切氏也曾说；“要是我有像您这样的妻子。我早就逃到美洲去，或者自杀了。”显然有教唆的味道。因此托尔斯泰便认为只有“离家出走”方能“摆脱困境”。
但同样不能把罪过全都归于切尔特科夫。且不论夫人方面的因素，就切氏对作家的影响而言，切氏虽“善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但假如没有托尔斯泰主义这一坚实的理论纽带，他能左右得了这位思想坚强的老人吗？假如没有萨莎与母亲的严重不和，配合他的安排和行动，他导演的“戏”能够出台吗？因而还须说，除了萨莎也是导致出走的因素外，应从托尔斯泰的思想中去找根源。
有人便认为，出走与其说是家庭矛盾的产物，不如说是托尔斯泰主义与沙皇专制统治及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结果。因为不论是他的家庭，或者波良纳庄园，还是整个俄国都与他的理想相去太远，这种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是他精神痛苦的根源。离家出走客死他乡不过给这种痛苦又添了几分悲剧色彩罢了。他既要出走又无明确目的，也正反映了作家在矛盾中难以自拔，只好说“我宁愿死，尽快地死”。话又说回来，如果夫人能从道义上理解丈夫，如果切尔特科夫不那样把作家逼入困境，一个82岁的老人会冒着严寒、拖着衰竭的身躯背井离乡以示决裂吗？
左拉是否死于煤气中毒？
左拉是法国文坛巨星，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自然主义的旗手。他一生著作甚丰，最著名的是由20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其中《金钱》《小酒店》《萌芽》《娜娜》《崩溃》等几部为主要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受巴尔扎克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影响，虽有自然主义的描写，但是现实主义地描述了劳资对立和劳动人民的苦难，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他的作品场景壮阔，气魄宏大，文体粗犷遒劲，不愧为一代文学巨匠。
1902年9月29日，左拉突然与世长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9月28日，左拉和他的夫人阿莱克桑特琳从巴黎西40千米塞纳河畔的梅当镇度夏归来，回到巴黎布鲁塞尔街他们通常居住的那家小旅店。由于这所房屋几个月没有人居住，房间有些潮湿。他们的仆人汝拉用煤球生火驱潮。当时，左拉就发现烟囱几乎不排烟，仆人解释说是由于气压太低的原因，并说炉具该修理了，已经找到修理的工匠。这样，左拉夫妇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寝。第二天早晨8时左右，修理炉具的工匠来了，但左拉夫妇还没有起床。仆人们知道他们累了，不敢惊扰他们，等了1个小时后，仍然听不到他们寝室里的一点动静，才预感到事情不妙。仆人们开始敲门，没人答应，最后扭开门锁，破门而入。发现左拉已昏死在地上，而他的夫人则在床上，也昏迷不醒，但还喘气。大夫迅速赶来，采取各种措施对身体尚有余温的左拉进行抢救，然而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而左拉的夫人经过抢救，到中午才慢慢苏醒。
通过左拉夫人的追述、验血和现场勘察，证明他们夫妇是煤气中毒。但这是一起偶然事故还是有人蓄意谋害？有关当局组织了有建筑师和化学家参加的调查，并搞了模拟实验，没有发现烟囱不排烟的现象，只发现烟囱弯头被煤烟堵塞得只剩下7厘米的空隙。据推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烟囱没及时清除煤烟；另一种是有人在左拉返回那天堵塞了烟囱，而在左拉死后，又把堵的东西取走了。
左拉之死在法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的敌人趁机寻找根据，企图证明他是自杀，或者是他的夫人对他进行了毒杀。这些也因缺乏证据而遭到否认。现在法国文学界、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左拉是死于偶然的煤气中毒。我国介绍左拉生平的书籍也沿用此说。但是拉罗斯百科全书的各种版本和一些传记与文学史，却说他死于事故。此说是根据1927年4月，一个取暖设备装修承包人向某记者主动承认说，是他堵了左拉家的烟囱，就和模拟实验后的第二种推测相似，并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和他（左拉）开个玩笑”。这个人是谁？此话的可靠程度如何？由于他向记者要求不要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所以更增加了这个事件的神秘色彩。因此，左拉之死至今仍无定论。持反动派蓄谋杀害说的认为，由于左拉深深介入犹太籍大尉德莱福斯被诬判为卖国罪的事件，为替他伸冤连续发表了《告青年书》《告法兰西书》《我控诉……》等一系列战斗檄文，得罪了反动当局。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恐吓信和恐吓电话，还被反动当局无理判刑和罚款，被迫逃亡到英国一年之久。直到德莱福斯被宣告无罪后才回到巴黎。连左拉的儿子左拉大夫都极力主张“谋杀说”。罗伯尔百科全书直接认为，“他的死可能是由于罪恶的企图所致”。
总之，左拉之死至今仍是一个未解开的谜。
高尔基去世之谜
一代文豪、被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高尔基在1936年与世长辞。在高尔基病危时，前苏联政府每天向全国人民发布病情公告。高尔基年轻时即患有肺结核病，以后时好时坏，到了晚年，肺结核病已十分严重。他的肺只有1/3还有机能，同时患有老年性心脏病。斯大林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但最终未能挽救高尔基的生命。这位社会主义文学的巨匠和奠基人，终于永远地搁下了他手中紧握的武器。
高尔基病逝不久，前苏联政府突然宣布高尔基系被无产阶级的敌人谋杀而死。1938年3月，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对“右派和托洛茨基派反苏维埃联盟”进行了公开审判。谋害高尔基案是审判的内容之一。
在法庭上，站在被告席上的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供认：“联盟的联合中心内属于托派的那些人建议组织一次反对高尔基的敌对行动，因为他是斯大林政策的支持者。”布哈林解释说，不排除要从肉体上消灭高尔基的可能性。原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供认了谋杀高尔基的动机。他说，高尔基一直是斯大林路线的热情支持者和拥护者。托派要推翻斯大林政权，不能忽视高尔基在国内外的威望。高尔基既然不能脱离斯大林，那么“联盟”只好干掉他。
雅戈达供称，托洛茨基在1934年7月即指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从肉体上消灭高尔基”，并委托他具体执行。雅戈达网罗了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家庭医生列文、著名医学教授普列特涅夫等实施谋杀计划。雅戈达指不他们，要让被禁止喝酒的高尔基尽量多喝酒，要让高尔基经常伤风感冒。1934年5月2日，高尔基患了肺炎，克留奇科夫伙同列文、普列特涅夫先让高尔基喝了香槟酒，然后给他服泻药，使高尔基一病不起，从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站在被告席上的19名被告因为被指控犯有推翻苏维埃的重大罪行，除普列特涅夫被判处25年徒刑外，其余18人均被宣告处以死刑。
被告的肉体被消灭了。他们留下的供词可靠吗？前苏联不少学者认为不可靠。布哈林在被捕后曾遭受酷刑拷问，但他拒绝认罪。内务部的审讯人员恫吓他说，如果他拒不认罪，他妻子和儿子的生命将受到威胁；反之，如果他协助党把问题弄清楚，他的家属可不受株连，他本人也可从宽处理。布哈林终于屈服了，于是供认了种种犯罪事实。
原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在受公开审判时，说谋害高尔基是政治目的。可是在一次未公开的审判中，他又说他谋害高尔基是属于情杀，因为他与高尔基妻子的关系暧昧。
布哈林在恫吓下承认罪行，雅戈达的供词前后不一，种种疑问，使人们至今未能解开高尔基去世之谜。
旧谜未解，新谜又结。近年来，一种新的说法是：高尔基之死与斯大林有关。
1928年，高尔基由意大利返回莫斯科。这时的苏联由斯大林当政。斯大林希望在政治上得到蜚声海内外的高尔基的支持。
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内务部拨给高尔基两幢别墅。当高尔基想要了解人民生活时，内务部就安排他到指定的工厂和集体农庄与工人、农民座谈。高尔基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在他面前歌颂斯大林的英明领导。
高尔基渐渐被与世隔绝了。但是作家敏锐的目光通过普通老百姓的脸透视了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他渴望自由地呼吸，然而四周都是高墙。高尔基在精神苦闷时常常自言自语：“他们包围了我，封锁了我”，“我简直要烦死了”。
斯大林让雅戈达说服高尔基，希望作家写一部《斯大林传》，描绘列宁与斯大林的亲密关系。斯大林甚至提议让高尔基担任文教人民委员的职务。高尔基谢绝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高尔基也没有动手写《斯大林传》。莫斯科的“高尔基热”开始渐渐降温了。
1934年，为了纪念一年一度的十月革命纪念日，雅戈达奉命转告高尔基，让他为《真理报》写一篇题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可是高尔基竟出人意料之外地拒绝了。
应苏联党内反对派首领加米涅夫之请，高尔基安排了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一次会见。想不到这是斯大林与高尔基关系破裂的开始。加米涅夫被捕以后，斯大林怀疑高尔基属于加米涅夫一伙，指示《真理报》公开发表指责高尔基的文章。高尔基从此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1936年6月，高尔基病重期间，斯大林设法弄到了高尔基与海外的通信及札记、随笔等，通过分析，斯大林了解到高尔基对苏联文化政策的看法和思考。斯大林对高尔基的敌意加深了，终于对他采取了极端的措施。
在高尔基病重期间，有人给高尔基送了一盒精美的糖果。高尔基把它放在床头柜上，经常请来访的客人品尝。有一天，高尔基打开糖盒，请照料他的两个卫生员吃糖，他自己也吃了几块。一个小时以后，这三个人的胃部疼痛难忍。再过一个小时，三个人不治身死。
这盒糖是谁送的呢？为什么来访的客人吃了没事呢？人们不得而知。
有人对“糖盒事件”不屑一顾，认为是虚构的故事。高尔基晚年的好友伊萨克·巴别尔在高尔基病危期间经常到医院去探视，他说高尔基因病去世很正常，所谓谋杀高尔基的说法纯属“胡说八道”。
叶赛宁的死因是什么？
前苏联著名的抒情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的结局是极具悲剧性的。1925年12月27日深夜，叶赛宁自缢在列宁格勒的安格列捷尔旅馆，以《生存不比死亡新鲜》一诗而告终。生前，他曾被誉为“天才的农民诗人”、“大自然的歌手”、“俄罗斯的天才”。然而，这样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名诗人竟在自己处于创作巅峰状态时“自杀”身亡，结束了辉煌而复杂的创作生涯，其时年仅30岁。高尔基称他的死是“最令人难过的悲剧之一”。人们在痛惜之余，都在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使诗人走上了自我毁灭的绝路？一般人自杀的死因，不外乎环境的困顿痛苦和心灵敏感脆弱两种，但作家、诗人的自杀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有的因病魔缠身，有的苦于恋爱问题，也有的出于一时的艺术上的冲动等，动机各异。那么，叶赛宁出于什么动机而自杀的呢？这至今仍是个谜。
有人认为，叶赛宁的爱情悲剧是导致他自杀的根本原因。的确，诗人的爱情生活是相当不幸的。1921年11月7日，诗人和美国著名舞蹈家邓肯初次见面后，便一见倾心，迅速陷入热恋之中。不久，俩人正式同居。1922年5月10日，在办理完结婚登记后，俩人踏上了去欧美的旅途，开始了正式的“蜜月旅行”。但是，由于在国外的旅行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各方面的严重差异，使俩人为时不久的爱情和婚姻面临着危机。尽管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艺术语言这个基础，可在出身、教育、年龄、性格等方面都差距甚远，俩人在性格上明显缺乏和谐一致，加上他们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语言障碍，思想感情便得不到及时而充分的交流，分手将是不可避免的。1922年秋，俩人返回莫科科不久，就友好地分手了。随后，诗人重新回到旧情人别尼斯拉夫斯卡娅身边。多情而善良的姑娘原谅了诗人，她又像过去那样，将自己的爱无私地献给了叶赛宁。
令人遗憾的是，再次结合后产生的和谐与安宁，仍然没能保持下去。不久，这位多情的诗人又跌入了另一纷乱的爱情漩涡，使他在自己的悲剧中又向前走了一步。1925年3月，诗人遇见了世界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容貌出众的安德列夫娜。诗人立即被其容貌举止吸引住了，再也无法掩饰对她的好感。诗人那本来就易于冲动并且常常表现出爱情狂热的心灵，自认识了安德列夫娜，又失去了平衡。9月，俩人正式结婚，诗人搬进了那豪华而又古香的宽大住宅里。令诗人大失所望的是，婚后生活并不像原来设计的那样美满。安德列夫娜虽然出身名门，天资出众，但她既缺乏同诗人相匹配的艺术才识和见解，也没有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那种温情。到这时，诗人才真正感到当初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重要和可贵，他深深地感到实在有愧于她。然而，他又没有勇气再一次回到她的身旁，以取得她的宽恕。在万般痛苦的情况下，敏感的诗人终于走上了绝路，他要用死来报答心目中真正的情人。可见，叶赛宁是“殉情”而死的。
不少学者指出，上述观点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叶赛宁实际上是患精神抑郁症而自杀的。当年诗人死后，前苏联的官方讣告曾说过：“叶赛宁是由于精神忧郁、心理平衡失调，于绝望中自缢而死的。前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科学家若·麦德维杰夫在《谁是疯子》一书中，明确指出：“谢·叶赛宁，亚·法捷耶夫，欧·海明威，杰克·伦敦，谢·奥尔忠尼启则，德·阿·萨毕宁及其他不少受到尊敬的优秀人物都是在处于心理抑郁状态期间用自杀结束其生命的。”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随着心境失调，叶赛宁的性格愈来愈暴躁，到后来竟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火，显得喜怒无常。经医院检查，医生认为他已患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从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特别是到了后期，诗人已陷入了色情颓废诗歌的泥坑。这集中反映了他精神上的极度颓唐和创作上的严重危机。不少诗歌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孤独而忧伤的情绪，成为以情绪颓废、放荡不羁、玩世不恭标志的“叶赛宁性格”这一专有名词产生的口实。后来他的诗在前苏联国内曾禁止出版与翻印。有的人还说他因十月革命扑灭了他的个人主义的幻想，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的道路。其实，叶赛宁的自杀是他一生矛盾重重而又无法排解的产物。叶赛宁的忧郁、悲伤，主要源出于他的气质以及他对于农村原始的、自然风光的眷恋。强烈而固执的小农意识和田园牧歌式的忧伤，是导致他厌世自杀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死于爱情悲剧说还是死于精神抑郁症说，两者都以承认叶赛宁的自杀为前提。在前苏联国内，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人对诗人系“自杀”一说提出过疑问。但最近以来，有人对传统的说法大胆地提出了挑战，认为叶赛宁的“自杀”结论值得怀疑。在对“自杀”说持怀疑观点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叶甫盖尼·切尔诺斯维托夫先生。
切尔诺斯维托夫是前苏联著名的法医、精神病专家、全苏联哲学学会的学术秘书，曾长期从事叶赛宁死因的研究。因此，他的看法有一定的权威性。他对“自杀”说持否定意见的证据是：（1）说叶赛宁是因精神忧郁、心理平衡失调而自杀是毫无根据的。经对诗人的精神状况、神经功能等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叶赛宁是个精神状况理想、神经非常健全的人。（2）通过研究有关照片，还会发现疑点。诗人死后，苏联国内外报刊都以显著标题和大幅版面作了报道，并登载了诗人死亡的照片。从所有国外报纸登载的照片上都能清晰地看出，死者的额头和鼻梁上有一块很大的凹痕，这显然是被猛击所致。另外，从照片上还可看出一条横向抓痕，按期律，它是纵向的才与自缢的情况相符。这说明，诗人实际上是被来自身后的绳索勒死的。
如果“谋杀”说成立的话，那么，谁是谋杀诗人的凶手呢？为什么要对诗人下毒手？这些又将成为一个新的历史疑案。
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之谜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悲剧发生在1930年4月14日上午10时15分，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大楼内各个办公室里一派忙碌景象，突然，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住的那间屋子里响起了一声尖厉的枪声。枪声震惊了整个大楼。惊慌失措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推门一看，诗人已卧倒在血泊之中，旁边丢着一支手枪。致命的子弹穿透了心脏，一切抢救均告无效，才华横溢的诗人早已停止了呼吸。经多方检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诗人是自杀的。
一位极富才气的前苏联当代诗人，曾被斯大林赞许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自杀了，而且是生气勃勃、曾经为生活热情歌唱过的马雅可夫斯基！这一悲剧震动了前苏联文坛和社会各界，也震动了国际社会。人们在震惊之余，感到纳闷的是：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平生追求进步，参加过地下斗争，坐过牢，经受过革命考验，并且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卓著成就的革命诗人，居然会走上自杀的绝路！为什么这颗当代诗歌的太阳正在中午当顶的时候却自己突然沉落下去了呢？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原因和动机，引起了人们尤其是中外学者、文学史家的极大关注，他们从各自的渠道、不同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有学者认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原因错综复杂，但爱情上的逆境、数次爱情波折是主要原因。他在其遗书《致大家》的信中，也说明他是由于个人原因而自杀的。诗人在遗书中曾提到“爱情之舟”，还多次提到莉丽亚、波朗斯卡娅。莉丽亚是勃里克之妻，勃里克同诗人关系密切。而莉丽亚同诗人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她在诗人死后曾公布过诗人从1917年9月到1930年3月给她的125封信和电报以及一些生活照片。她说：“我和马雅可夫斯基生活了15年——从1915年到他逝世。勃里克是我的第一个丈夫，我们是1912年结婚的。当我告诉他说，马雅可夫斯基和我相爱时，我们大家都决定永不分离。就这样，我和马雅可夫斯基在一起——既是精神方面在一起，更多的也是居住方面在一起——过着我们的生活。”“爱情之舟”指的是1925年去法国的俄罗斯姑娘雅可芙列娃。1928年诗人在巴黎和她结识并相恋。他曾动员她回苏联结婚，但却遭到拒绝。诗人回莫斯科后，仍不断给她写信。据公布的材料统计，从1928年12月27日至1929年10月5日之间，诗人给雅可芙列娃写了7封信和拍了25封电报。而雅可芙列娃虽然拒绝了诗人的求婚，但也给诗人写了不少信，可诗人竟没有收到。原因是勃里克夫妇与苏联国家保安机关有联系，他们奉命监视诗人，并帮助保安机关窃走了雅可芙列娃的来信。1929年，诗人决心再去巴黎向姑娘求婚，可是受到勃里克和保安部门的阻挠，未能成行。结果雅可芙列娃嫁给了一个法国人，这对诗人是个很沉重的打击。至于波朗斯卡娅，是个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年轻演员，诗人死之前与她相识，并爱上了她。但她并不理解诗人的处境和心情，使诗人感到十分痛苦。在遭受了一连串的爱情波折后，终使诗人走上了绝路。
也有的学者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死于“口号之争”。人们在清理诗人的遗物时，发现了诗人留下的一份遗书，日期是1930年4月12日，即诗人自杀前两天写的。像任何一个自杀者一样，这份遗书成了探索诗人自杀原因的珍贵资料。在遗书的最后一段，诗人写道：“请你们告诉叶尔米洛夫：把那13号去掉了——实在遗憾，本来应该是对骂到底的。”这表明，对这件事诗人到死仍觉得“遗憾”。关于“口号”的争论，是由诗人为演出自己的讽刺诗剧《澡堂》而写的一组口号引起的。其中有一条指名批评了遗书中曾提到过的叶尔米洛夫。叶是苏联文学批评家和研究家，当时曾任“拉酱”（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书记。诗人那条口号是这样写的：“一下子无法把有的官僚主义者都洗清。因为澡堂和肥皂都不够用。另外还有叶尔米洛夫这类批评家的笔给官僚主义者们帮闲出主意。”这条诗人自己觉得很满意的口号，后来被“拉普”一些领导删掉了。为表示抗议，诗人便自杀而死。
不少前苏联和中国学者、专家认为，马雅可夹斯基之死，主要原因与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坛的斗争相关。马雅可夫斯基是位革命诗人，列宁对他十分器重；可是，在20年代复杂的苏联文坛上，诗人却遭到诽谤和攻讦。托派反对他，唯美派反对他，官僚主义者不喜欢他。对诗人攻击得最凶，对他的心灵创伤最重的是“拉普”和“瓦普”（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的宗派集团、托派分子。他们一方面百般挑剔和贬低诗人的作品，不断地对诗人进行公开的人身攻击，称诗人为托派分子的同路人，不是无产阶级诗人，并利用他们控制的文艺阵地，辱骂诗人是“小资产阶级的浪漫诗人，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诗人加入“拉普”问题上百般借故刁难和打击，不让这位富有才华的著名诗人进入“拉普”领导班子，甚至连1930年2月8日召开的“拉普”代表大会，也没有让诗人进入理事会。
1930年前后，是马雅可夫斯基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刻。其时，诗人已心力交瘁，情绪低落，心境已完全失去平衡。在这关键时刻，诗人偏又连续遭到意外且又是致命的打击，成了造成诗人开枪自杀的直接导火线。以何事为准，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诗人的“文学工作20年展览会”遭到文学界、新闻界的冷落和抵制。当时，诗人为了证明他“争取自己作为革命家和革命诗人，而不是背叛革命存在的权利”，下决心要搞一个自己工作20周年的展览，并试图用这个展览击破来自对立面的围攻和孤立他的企图。1930年2月1日，展览会正式开幕，它受到一些青年的热烈欢迎。然而，却遭到文艺界、新闻界的普遍冷落和抵制。开幕式上没有一个文学组织的代表。他过去和现在的朋友、同事，都没有一个人出席展览会。4月初，《出版与革命》杂志第2期原定准备刊登一幅诗人的肖像，另配一篇对诗人工作20周年的祝辞。可正式发表时，肖像、祝辞都根据有关“指示”从印好的刊物上去掉了。不久，报上甚至出版了点名攻击诗人的讽刺诗：“马雅可夫斯基同志，您用抑扬格调写诗吧，每一行诗再给您加上20戈比。”这种抵制和攻击。简直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受不了的诗人即以自杀抗争。
（2）促成诗人自杀的直接导火线是朗诵会的失败。1930年4月9日，诗人逝世前的一个星期，他参加了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举行的一个大型演讲晚会。诗人不顾咽喉病痛，参加了演讲。晚会上，诗人情绪很坏，加之嗓子不行，朗诵得很不成功。对此，台下观众反应冷漠。而那些敌视他的小集团，则乘机对其起哄、辱骂，个别人甚至挑动群众对诗人进行围攻、质同，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一向以才气自负于世而且对朗诵演讲十分喜爱与看重的诗人，平生从未受过如此难堪的失败和羞辱。一时，他竟无言以对，感到再也抬不起头来。他曾说道：“由于我的好斗性格。我受到了百般的非难，招来了许多罪名。以致我觉得不如销声匿迹，幽居个三两年，免得再听辱骂。”4月11日，诗人没有再出席他原来预定要参加的一个晚会，独自在房里几乎呆了一整天。4月12日，诗人含泪写下了绝命书，随即自杀而死。
（3）有的学者指出，马雅可夫斯基的悲剧在于他在一个非抒情时代写抒情诗。在20世纪的整个20年代，前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形势相当复杂。当时，苏联对能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正经历着一场大辩论。经济状况的困难，使马克思主义在指导经济建设中的威力还没有显示出来。到了1929年，前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成为“大转变”的一年，随着“反左斗争”的全面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了全面的批判运动。大力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同时，大大小小的文学流派组织和团体，发表各自众多的宣言和纲领，彼此之间多年展开论战和指责，有时言辞甚为激烈，不免失之偏颇。20年代至30年代初，势力最大的文学团体是“拉普”，它的领导人颇有点“唯我独革”的味道，而诗人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拉普”有矛盾，因而受到“拉普”的攻击。“拉普”领导人之一的列别金斯基后来承认：“我们担心我们的破船会因为这头大象上来而遭殃。”《澡堂》发表后，批评诗人的文章接踵而来，围攻的程度相当激烈，受不了的诗人只能举枪自尽。
（4）有人还从医学角度出发，认为“由于复杂的斗争和他个人生活的痛苦，再加之咽喉痛的折磨，造成他精神错乱和精神失常，便开枪自杀了”。前苏联著名科学家若·麦德维杰夫在《谁是疯子》一书中也说：马雅可夫斯基等人是在处于心理抑郁状态期间自杀的，可以算是心理偏离常态，这在许多人身上在不同时期都会出现。
从客观上讲，促成诗人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爱情、政治因素，也有艺术、健康等原因。但是，这里显然贯穿着一个世界观方面的主要因素。事实上，在诗人一生中，生与死的问题时常在他脑际徘徊。最后，诗人选择了死亡，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巨星列农因何被刺身亡？
历史停在了1980年12月8日的深夜。闻名于世的“甲壳虫”乐队创始人、欧美歌坛巨星约翰·列农在纽约达科他寓所门口被人枪击而死。列农死后，全世界都为之震惊，成千上万的人在哀悼他，人们悲痛、惊叹、沮丧、愤怒，其深度和广度不亚于对谋害诸如肯尼迪兄弟等有胆量和深孚众望的政治家，或者像精神领袖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世界性人物的反应，因为列农是一代人的象征。由于这一切是在突然和可怕的情况下突然发生和失去的，致使人们对事件的发生充满疑惑：凶手为什么要杀死列农？这是不是一次蓄意谋杀？
1982年，美国一家影片公司以极快的速度抢先拍摄了影片《约翰·列农之死》。此片描述蜚声歌坛的巨星列农的艺术生涯，一组组镜头再现了列农与众不同的丰姿，同时再现了那个振人心扉的凄惨夜晚。影片上映后，再次激起了人们对列农的怀念，并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列农被枪杀的真相。关于列农被杀的原因，目前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主要观点有：
一是认为列农因拒绝为人签名而被人枪杀。列农是闻名于世的“甲壳虫”乐队的创始人，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英国，60年代主宰了摇滚乐，自1963年至1970年，该乐队发行了18套唱片。他们的音乐、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服饰和像拖把似的长发吸引了青年人，受到青少年的狂热崇拜，也受到各种音乐爱好者的重视。这独特的以敲打乐组成的乐队成了英国利物浦的代表，风靡欧美各国，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及唱片专集的大量发行，替英国赚了许多外汇。1965年，英国政府特意为乐队颁发了大英帝国勋章。乐队在顶峰时，又向好莱坞影坛进军，在短短几年中，他们拍摄了《“披头士”来表演》《啊！啊！啊！》等数部音乐片，而列农更是乐队的核心成员，他不但演唱出色，而且创作了不少迷人动听的歌曲，许多代表作品被灌制了大量唱片，在国内外发行流传，使列农名声大振，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歌迷和崇拜者，许多人以能得到列农的签名为荣。因此，当列农拒绝为可能是歌迷或崇拜者的凶手签名时，便遭到了恼羞成怒的凶手的枪杀，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我国出版的《电影世界》1981年第6期中《“披头士”歌星约翰·列农》一文说：“他在纽约的大门口，因拒绝为人签名，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凶手开枪打死。”
二是有人引用约翰·列农的遗孀小野洋子的看法，认为“凶手可能是糊涂人”。这类人常想用制造轰动的事件来使自己出名。于是，凶手选择了名震世界的约翰·列农。但是，赞同或附和这种观点的人不多。
三是认为列农的被刺是一次谋杀，并不像第一种观点那样是一次突发事件，凶手为枪杀列农做了周密的布置。美国学者杰伊·科克斯1981年在《时代》周刊撰文说：“有官方的记录，列农之死将被称为谋杀。这是一次暗杀，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有意的凶杀。”科克斯还列举以下事实证明谋杀是成立的：（1）事后查明，谋杀列农的是一个在佐治亚州出生、住在夏威夷的前保安人员，名叫马克·查普曼，年方25岁。他于谋害列农前二天赶到纽约，住在离列农家有九个街区的基督教男青年会里，开始和许多崇拜者一起等在列农的住所门前。星期六晚上，查普曼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叫司机把车开到洛林威治村。星期一下午，查普曼找到列农，请他签名。列农急速地把名字草草签上，随后钻进一辆等着的汽车去录音场录音。但是前一天晚上，查普曼突然离开了青年会，搬到谢拉顿中心的一家饭店去住，并且大吃了一顿，仿佛是为了取得某种值得自豪的成就预先慰劳自己。在列农给查普曼签名以后几个小时，他再一次等着列农。（2）12月8日夜晚，查普曼在列农的公寓门口等到了列农。“列农先生”，查普曼在黑暗中叫了一声，列农刚要转过身去，只见穿着黑雨衣的查普曼突然从阴影里冲了出来，举枪朝列农射击。第一发子弹飞快地穿进了列农的胸膛。接着至少又是三发子弹。警察抓住他的时候，发现他身上还带着列农签过名的纪念册。照科克斯的说法，列农并非因为拒绝签名而遭凶手枪杀的，凶手另有企图。但查普曼为什么要杀死列农，科克斯没有说明。有人推测查普曼可能是个偏执狂或是歇斯底里症一类患者，这些人在情绪激动或获得某种信息后便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四是有的艺术界人士认为列农被枪杀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艺术实践和艺术主张。列农和其合作者很清楚，他们所从事的摇摆舞音乐是一种巨大冒险和感情丰富的应用艺术，他们所创作的歌曲比任何事情都会使更多的人起来反对摇摆舞音乐的欢乐和奔放，尤其是那些艺术主张与“甲壳虫”乐队相左的人们。“甲壳虫”之所以在全世界轰动，是和他们的理想主义有关。他们的理想主义走在时代前面一两步，激励时代前进。列农们认为，速度缓慢的歌曲可以使心脏停止跳动，而速度快的歌曲则成为机智、庸俗的爱情和高度寓言式的冒险的刺激素。这些歌曲合在一起，便成为一代人的最大的希望和最美的梦想的集合体。这种艺术实际和主张，无疑具有鲜明的挑战意义，自然会遭到反对派的攻击和忌恨。另外，列农和“甲壳虫”乐队其他成员比，更加倾向政治，其中后期的作品包含有对社会的评论；列农还是一个参加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从而不为传统所束缚。所以这一切都说明，列农常会处在易受攻击的地位，甚至有被杀的可能。事实上，不管是在录音室里，还是在音乐会上，列农曾多次遭到别人攻击，生命受过多次威胁。早在1964年，在法国举行第一次“甲壳虫”音乐会时，列农在后台收到一张条子：“我要在今天晚上九点钟把你打死。”据此，不少人推断查普曼很可能是一个言行和列农大相径庭的人，故而枪杀了列农；或者是受雇于人的凶手。
列农在被害的那天下午接见旧金山电台记者访问时说过：“我希望前程万里。”但时至今日刺杀列农的真相也只有靠后人来弄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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