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背后的悬案-遗迹寻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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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是人非,历史的长河无情地洗涤了多少人事的是是非非。当那些悲欢离合成为历史的一粒微尘后,默默记录着,向后人们默默诉说着的,只剩下遗迹尚存。传说也许不断地变化着花样,但遗迹却记录着斑斑的历史真实,只要你用心,就会发现若干年前的未解谜团。

    梭伦的尸骨何处寻?

    凡是读过希腊史的人,无不知晓梭伦这个历史人物,他是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生活在古雅典的政治改革家和诗人。公元前594年,正当雅典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紧要关头,梭伦以其出众的才华受命为首席执政官,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颁布“解负令”取消一切债务,解除了压在下层平民肩上的重担,接着又一鼓作气,打破氏族贵族依血统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惯例,采取按个人财产多少划分公民为四个等级,并改革国家机构,创设400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同时他又因地制宜,制定了一些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改革措施,如改革币制,鼓励橄榄油输出,禁止雅典粮食出口;命令公民传技艺给子孙;以授予公民权的优厚条件,引进人才。让有专长的外邦人定居雅典等等,从而打击了旧的氏族贵族制度,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为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恩格斯曾把他的改革,称为一次“政治革命”。就是这样一位在古代知名度很高的政治改革家兼诗人,究竟死在何地,他的尸骨哪里去了?从古至今,这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据说梭伦出身名门,原籍萨拉密斯。萨拉密斯系一海岛,濒临雅典西海岸,地扼要冲,是雅典的门户。由于其父好善乐施,家道中落,梭伦一度外出经商,周游了希腊和小亚细亚很多地方,增长了不少见识。早在青年时代,梭伦就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当时雅典与邻邦墨加拉为争夺萨拉密斯多次发生战争。雅典出师不利,屡遭败绩。人们厌战情绪与日俱增,于是作出了反战决议。对凡敢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再言战者,处以死刑。不少有志青年,慑于反战法令,敢怒而不敢言。唯独梭伦,胆识过人,为激发雅典人的爱国热情,竟不顾个人安危,头戴花冠,佯装疯癫,跑到市场中心,站在传令石上,向聚集在周围的人群朗诵他自己创作的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号召人们到萨拉密斯去,“为这可爱的岛屿而战斗”,洗雪那令人难堪的耻辱,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那就不配做一个雅典人。为了论证夺取萨拉密斯是正义之举,梭伦还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实地考察,说明从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看,萨拉密斯理应是雅典的领土。正是在他的鼓动下,雅典当局终于废除了那条有失民族尊严的反战法令,与墨加拉重启战端,并任命梭伦为前线指挥官。智勇双全的梭伦,不负众望,亲率雅典士兵,出奇制胜,一举夺回了萨拉密斯岛。步入而立之年的梭伦从此崭露头角,声威大震,赢得了雅典平民的信任,被推举为首席执政官,实现了他对雅典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宿愿。亚里士多德称赞梭伦,说他“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这充分说明他不愧是一个“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爱国主义者。

    后来,迫于雅典内部的斗争形势,梭伦在任期届满后,晚年再次出游他乡,历访埃及和塞浦路斯。有人讲10年后,梭伦又返回雅典,归隐在家,从事著述终老。一般认为,梭伦享有高寿,活了七八十岁。有人则有不同说法,说梭伦因反对僭主政治的专制统治,一直游历外邦,客死他乡。例如古希腊作家第奥根尼·拉尔修,就说梭伦在80岁时死于塞浦路斯。他虽客居异邦,但对故土的眷恋之情,未曾一刻忘却,死前叮嘱亲人,将其遗体运回故乡,化为灰烬,洒在他曾为之战斗过的萨拉密斯这块土地上。因此,克拉提诺斯在他的剧本《赫伊朗》里让梭伦这个角色说道:

    我住在岛上,因为我——用人们的话来说——

    被撒遍了整个阿雅斯的国土。

    为了论证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在第奥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里,还记载了下面这样一首诗歌:

    在异乡塞浦路斯的土地上,

    火焰攫走了梭伦的躯体;

    他的遗骸为萨拉密斯所得,

    他的骨灰滋养着这里的庄稼。

    轴转木牌把他的英灵一直带上了天庭;

    因为,他的法律使人民的负担变得最轻最轻。

    但是,古代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对此则持相反意见。根据他撰写的《梭伦传》的记载,他认为,梭伦在庇西特拉图做了雅典的僭主之后,“还活了一个长的时期”。至于说梭伦的遗体被焚化,骨灰被撒在萨拉密斯岛上的问题,普鲁塔克十分肯定地指出,“这是一个离奇到完全不能置信的虚构的故事”。然而,他在否定此说之后,又坦率地承认,许多著名作家认为梭伦的骨灰是撒在萨拉密斯岛上,就连赫赫有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

    斗转星移,事隔千秋,何处是梭伦的最后安眠之地,他的遗体是埋葬了还是化为灰烬撒掉了?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没有得到明确结论的问题,有待学者进一步探究。

    泰山无字碑之谜

    泰山极顶玉皇殿门外,有一方高6米、宽1.2米、厚0.9米的长方形石表,白中透黄,形制古朴,石上无字,因此人们称之为泰山“无字碑”。

    对这方巨碑古人曾有吟咏:“东海长流石未枯,山灵爱宝隐元符。纵教烈焰焚经史,致使秦碑字也无。”(明王在晋)“荒碑无篆迹,山亦解亡秦。”(清王乘箓)“本意欲焚书,立碑故无字。虽云以身先,大是不经事。”(清乾隆皇帝)从这些诗句看来,泰山无字碑是秦始皇所立,且立碑意在焚书。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开始第二次出巡,当他进入今山东省邹县后,“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其辞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这段记载提供的证据确凿,说明秦始皇在泰山上立碑是刻有文字的,绝不是无字之碑。焚书事发生在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不可能在6年前就有焚书的计划,可见,无字碑与焚书之举风马牛不相及。

    秦始皇的泰山碑早已不存。现存岱庙的秦碑,是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胡亥诏书,丞相李斯篆书镌刻的。该碑原立于玉女池旁,高不过1.5米,有222字。宋代刘跂曾摹其文,当时尚可辨认146字。明嘉靖年间将碑移至碧霞祠时,仅剩29字。这方石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之一,也是保存李斯手迹的珍品。元代郝经在《太平顶读秦碑》诗中盛赞李斯的书法:“拳如钗股直如箸,屈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志补录·辨无字碑为汉碑》文中,将秦始皇碑与秦二世碑混为一谈,显然属考证中的失误。

    泰山无字碑不是秦始皇所立,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这方石碑究竟为何人所立呢?看来立于汉武帝时是有可能的。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有封禅泰山的念头。据《西汉会要·封禅》记载:“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窦太后不好儒术,使人微词赵绾等奸利事,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立皆为废。”这段记载说明汉武帝即位之初其所以未能如愿封禅,一是巡狩、封禅的仪式未制定好,二是窦太后暗中所阻,迫使鼓吹封禅的儒生赵绾、王臧自杀,以惩一儆百。这样,封禅之事便暂时搁下了。

    司马相如的死,使汉武帝有了旧话重提的机会。司马相如死后留有一封遗书,力劝武帝上泰山封禅。于是,汉武帝召集50余名儒生,讨论、起草封禅仪式。儒生竟然数年拿不出方案来,因此,封禅之事又暂搁下。

    武帝自公元前141年即位,30余年后,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终于走出皇宫,踏上登泰山封禅的旅程。武帝到泰山是在公元前109年初,当时“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这说明武帝确是在泰山顶竖过碑的,但史籍上只载“立石之泰山颠”,却没有“刻所立石”的记载,这又证明武帝所立的是一方无字碑,这方无字碑与现存的无字碑位置相似,是在泰山极顶,极有可能泰山无字碑就是汉武帝所立。

    顾炎武力主泰山无字碑是汉武帝所立。他说:“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石碣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立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指无字碑),秦碑焉得不记?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其中?”

    顾炎武的设问是很有力的,但仍有令人疑惑之处。《泰山志》载《阮氏封泰山论》称“秦始皇、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议封禅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当刻石纪号也。汉武帝、魏明帝、北齐文宣王、唐高宗、玄宗、宋真宗、明成祖封禅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当刻石纪号也。”意即不是开国皇帝,是没有资格在泰山刻石纪号的。因此,汉武帝只能立石而不能刻字。但是,汉武帝可以援引秦二世的方式大颂他的文治武功,不至于仅是为封禅而封禅,而放弃在泰山碑上留下文字的机会的。

    封禅是封建帝王祭天地的大典,“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传说从上古至周成王时,有七十二王到泰山封禅,《封禅书》只记下无怀氏、尧、舜、周成王等十二君王。可以断言,泰山无字碑绝不是七十二王中某王所立。也有人认为,泰山无字碑原是有字碑,只是饱经风雨,字被风比剥蚀殆尽,以致无迹可寻。风化说未必可信。现存无字碑石的风化并不严重,且在宋朝时才被称为无字碑。假设是秦碑,二世碑在宋代时尚可辨认出146字,这方石碑不可能剥蚀得一字无存。若是汉碑,更不会剥蚀得一字无存。学者虽倾向泰山无字碑为汉武帝所立,但还没有更充分的证据,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索。

    武则天因何立“无字碑”?

    唐代的武则天为自己立了一块“无字碑”,1000多年来人们对此猜测种种。

    武则天陵墓坐落在西安市西北80千米的乾县梁山上。乾陵是唐朝第三个皇帝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同葬的陵墓,高30余米,傲踞平原之上。墓道沿梁山逐级下降,距梁山南百余米处,左右有两座小土山,俗称“奶头山”。由墓道往下走,两旁排列有真人大小的石雕群像。武则天碑和唐高宗碑并列一处,竖立在近朱雀门的地势宽广之处,两碑各高6米左右。西面为“述圣碑”,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碑文歌颂唐高宗的文治武功;东面就是武则天的“无字碑”。“无字碑”看上去并非无字,上面密密麻麻刻有好多文字,但仔细观察,则是宋、金以来人们的题识,估计是他们不耐“无字”之憾而添补的。由于日晒风化,字迹大多模糊不清。但不管怎样,它并没有说清武则天为何要立“无字碑”的用意。看来要真正搞清这个问题,还得追溯到武则天执政年代,以及人们对她一生的评价。

    武则天从655年做皇后开始参决政事,到705年被迫退位,前后参与和掌握最高权力达50年之久。如果从唐高宗死时算起,也有21年。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历来人们对她的评价素有分歧。有人因她“知人善任”,赞赏她的智慧;有人以她做事果敢,钦佩她的勇气;也有人根据她“阴鸷好杀”,咒骂她的残暴;还有人因她内多男宠,痛斥她的荒淫。后人对她立“无字碑”的用意,也是根据评价其功过的倾向而推测的,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有人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用以夸耀自己,表示其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其表现在:第一,扶植新兴地主阶级,打击豪门世族。她通过发展科举制度,大量吸收新兴地主进入政治舞台,抑制和削弱豪门对政坛的垄断。第二,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和整顿均田制,使社会经济不断上升,民户数不断增长。第三,破格用人,鼓励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并虚心纳谏,故“累朝得多士之用”。第四,加强封建国家的边防,改善与边境各族的关系。总之,武则天是一个富有政治理想和才干的人,在统治期间做过许多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发展了“贞观之治”,把历史推进一大步,并对后来“开元之治”的全盛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功绩难以用文字表达。

    有人则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太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第一,武则天以阿谀奉承的手段骗取高宗信任,从地位较低的“才人”,爬到掌握大权的皇后,最后窃据皇位。第二,培养党羽、建立宫廷奸党集团,并打着李唐“朝廷”的旗号,消灭异己。第三,任用酷吏,实行告密和滥刑的恐怖政策。第四,唐初社会经济发展呈马鞍形,而武则天当政时期处于最低处。第五,在她当政期间曾失掉了安西四镇,危害了国家的统一。因此,武则天上台是“历史的一次逆转”,她是无颜为自己立传的,只能用“无字碑”来敷衍搪塞。

    还有人认为,“武则天是一个聪明的人,立‘无字碑’立得真聪明,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武则天有可以肯定的地方,同时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武则天当政时期,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在处理唐高宗去世前后复杂的局势中,她表现了不平凡的个人才干,就“纳谏”和“用人”这两点,连许多具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也赞叹不已。但是,武则天的消极面也十分突出,她为了巩固个人的地位,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费;特别是统治后期,朝廷政治日趋腐败,形成一批为武则天所纵容支持的新的特权贵族。武则天逝世当年已被迫交出权力,还政于唐中宗,她知道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难事,因此决定立“无字碑”,功过是非由后世评说。

    武则天立“无字碑”为后世人出了难题,至今人们仍争论不休,难断其故。

    航海家郑和遗骨在何处?

    郑和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由于历史上对太监的传统偏见与下西洋档案资料的被焚毁,这位称雄海上的杰出人物,竟至今还说不准殁于何时、何地,葬于何处。

    第一种看法认为郑和卒于南京,葬在牛首山。据《明史·郑和传》载:“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据此推测郑和老死的地点,大概是在南京。至于葬地,据清代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载:“牛首山郑太监坟,即郑和埋骨处也。”可知郑和是葬在南京南郊牛首山风景区。对于郑和的卒年,朱偰在《郑和》一书中提出是宣德九年(1434年)。理由是,这一年跟随郑和出洋的王景弘单独奉使苏门答刺国,郑和可能已死。对此看法,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伯希和在《郑和下西洋考》一书中也提及,并认为当时国外流行郑和死于1431年的看法是一种误会。郑鹤声在《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一书中认为,郑和是卒于宣德十年。根据是宣德九年十二月,命罢采买营造诸使只敕南京守备李隆、太监王景弘而无郑和。宣德十年正月,南京守备乏人,以黄福参赞南京机务;九月司礼监出缺,以王振为司礼监太监。这时因郑和已卒,才由王景弘等人继任。对此卒年,郑鹤声是以情势推测,根据并不充足,近来学者已提出新的看法。

    第二种看法认为郑和卒于古里国,赐葬牛首山。据清代同治《上江两县志》载:“(牛首山)有太监郑和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卒于古里,赐葬山麓。”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宫发现了南京《郑和家谱首序》载:“(郑和)亡于王事,归葬牛首山,赐祭田万顷。”据此可知,郑和是在第七次下西洋时卒于古里,葬在牛首山。但卒于去途还是归途,没有明确记载。

    第三种看法认为郑和卒于古里国,葬在南洋三宝垅。1983年,郑一钧在《郑和死于一四三三年》一文中考证:明代天顺元年《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载,郑和于“宣德庚戌(五年),钦奉上命,前往西洋,至癸丑(八年),卒于古里国。”所以明确郑和是在第七次下西洋的归国途中死在古里的,应是葬在爪哇之三宝垅。1984年《新民晚报》连载田遨撰《宝船与神灯》中谈到,郑和是宣德七年(1432年)返航途中,卒于海上,葬于三宝垅的。今印尼爪哇三宝垅,有三宝洞,供有郑和像,三宝洞旁有三宝墩,相传为郑和墓。三宝垅因纪念郑和而名。但南洋学者对郑和葬三宝垅之说,认为是传说附会,不足为信。如郑健庐《南洋三月记》载:“今三宝洞旁之土墩,即为景弘之墓,相传为三宝大人埋骨之地。”故此三宝当为王景弘,但王景弘是否死在爪哇也是个谜。

    第四种看法认为郑和卒于海上,葬在海洋。据康熙《江宁县志》载:“三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卒于古里国,此则赐葬衣冠处也。”对此,南京郑和后裔曾谈及,回民之风俗,人死后三日内要速葬,以白布裹身,深埋不附棺,如死海上,即行水葬。并听祖辈人讲:“三保下西洋,自身难保。”郑和死在海外,遗体是不可能运回安葬的。故极有可能是在海上水葬了。当时有其随从称“黑大人”者,携回郑和发辫和靴子,赐葬牛首山,故牛首山墓是衣冠冢。

    关于牛首山郑和墓的具体地点,由于史载也不明确,长期以来不为人们确知,30年代曾有学者专为寻访。罗香林在《牛首山之行》中说“郑和墓在牛首山西南三里狮子山乌石村”。朱偰著《金陵古迹图考》,谈他曾在南京南郊遍访郑和墓不得。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市文物工作者经多年文物普查,于1964年第一次正式报道了牛首山郑和墓地的确切地点,现已进行了修理、植树,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决定重立墓碑以作永久纪念。

    郑和墓地在牛首山南麓,谷里乡周昉村,西邻郑家村,原住守坟户,至新中国成立前仍有守坟田三四十亩。当地群众称此为“马回回坟”。墓坐北朝南,北对牛首山顶古塔,南望开阔坡地和长江,并有马鞍形山冈为屏障,是一处背有靠、前有照、周有抱的“风水宝地”。这种依山建坟的葬地,只有封建王族贵戚才能享有。据传当年墓区原有神道石刻、巨石碑座、单拱小桥,惜今皆不见任何可证的标志。这是否郑和墓?如果是,那是真墓,还是衣冠冢?仍是个耐人寻味的谜。

    哥伦布首次美洲登陆地在哪儿?

    1492年8月一天的拂晓,西班牙南端的巴罗斯港,渐渐从晨雾中映露出来。这时,突然一声号炮响过,只见三艘载重约60吨的海船“圣玛丽亚”号、“平塔”号和“尼雅”号,扬帆启航,驶向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在旗舰“圣玛丽亚号”的船头,正站着一位身材不高、头发火红、满脸雀斑、一副鹰钩鼻子的人,他就是这支小小船队的总指挥——哥伦布。此人虽然其貌不扬,但却家喻户晓,寰宇皆知,在世界史上被誉为“新大陆的发现者”、“伟大的航海家”。他带着当时西欧人狂热追求黄金的强烈愿望,踏上了寻找被马可·波罗所描绘的“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神话世界——中国和日本的航程。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航行,竟会给人留下许多争论不休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团。

    哥伦布是意大利热那亚人(当代有学者提出新说,认为是西班牙加利西亚人),1451年(一说1446年,一说1435年)出生于一个纺织毛织品的行会手工业者家庭。祖父、父亲都是织布匠。哥伦布在父辈的纺织机上度过了童年,但他并没有继承和安于父辈的先业,而是别的影响将他引向了一条使他驰名遐迩的轨道。热那亚是一个国际贸易的著名商港,商贾云集,商船进出络绎不绝,异国的香料、货物散发着诱人的馨香。哥伦布在干活之余,常去码头上看热闹,在那里他才得知世上有珍禽奇兽、奇花异草、香瓜佳果。不久,他由一旁观者变成一个猎奇冒险的实践家。大约在满14岁之后,他即投身海洋当了一名见习水手。后来他曾多次参加远航,南到几内亚,北到冰岛,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并听说了许多关于西航可以到达东方的故事。他热爱知识,勤奋好学,曾细心阅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在现今保存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城哥伦布图书馆中的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上,有哥伦布亲笔作的边注264处。他还读过许多关于“地圆说”的论著,并相信地圆说。1476年他因偶然事故来到葡萄牙,逐渐形成西航去印度的思想。他曾向意大利著名地理学家托斯卡内里写信求教,并得到一幅托氏绘制的世界地图。于是,他根据托斯卡内里“向西航行,即能到达那个生产各种香料和宝石最多的国家”的指引,大胆地为自己制定了一项西航去印度的计划。他认为从加那利群岛到日本只有2400海里,到中国只有3350海里,从而把地球缩小了70%,这是哥伦布始料难及的。当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把“西航计划”呈献给葡萄牙王若奥二世,请求支持时,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被看作“是个吹牛大王”而轰出宫廷。哥伦布愤然离葡萄牙,移居西班牙。

    西班牙是葡萄牙的紧邻,占有伊比利亚半岛总面积的4/5,扼地中海通往大西洋航道的咽喉。15世纪末,统一后的西班牙,是当时西欧的强国之一,但由于长期以来,战事频繁,国库空虚,迫切要求向海外扩张,寻求金银。哥伦布的计划正中西班牙统治者的下怀。但统治者内部对此计划意见不一,并没有马上接受,直到哥伦布来西班牙6年后,几经周折,才在王后伊萨贝拉慧眼识才、力排众议的支持下,同意资助哥伦布西航探险。据说她本人还变卖珠宝,解囊相助,以壮此行。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王室同哥伦布签订了著名的“圣大菲协定”,任命哥伦布为他发现或取得的一切岛屿和大陆的元帅、总督和首席行政官;这些地方所出产的或交换得来的一切珍珠、宝石、黄金、白银、香料、物品,1/10归哥伦布,9/10归西班牙王室。哥伦布的夙愿实现了。

    离开巴罗斯港后,哥伦布及其率领的87名水手(一说88名,一说90名,一说120名),沿着人所共知的航线,首先到达加那利群岛,修好损舵、补充了食品和淡水后,于9月6日离开加那利,驶进欧洲人再也不熟知的海域。为了不迷失方向,哥伦布命令一直向正西方航行。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大西洋水天一色,浩瀚无垠。又过去了两个星期,前方仍然天连水、水连天,茫茫无际。陆地在何方?水手们失望了,愤怒了,吵嚷起来:“这个热那亚疯子到底把我们往哪儿带呀?”“现在只有两条路了,要么叫他下令返航,要么把他抛进大洋!”旗舰上一部分水手开始密谋哗变。这时,哥伦布发现水里漂浮有马蔺草,后来又看到了一根芦苇和一根木棒,他认为陆地已不远了。于是,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宣布道:“三天之内,如不见陆地,我就返航!”他说得是那样的坚定和自信,又暂时稳住了水手们的情绪。果然,10月12日2时,“平塔”号瞭望台上的值班水手罗德里戈·特里安纳惊呼起来:“啊,陆地!”这一声惊呼,使在大西洋上漂泊了一个多月的冒险家们,个个欣喜若狂,欢呼雀跃。他们纷纷跑上甲板,互相拥抱,像疯子似的跳起舞来。天亮时,哥伦布穿上石榴红的元帅服,另外两个船长分别扛着绣有代表斐迪南的“F”字和伊萨贝拉的“Y”字的绿色旗帜,登上了他们望眼欲穿、梦寐以求的陆地。这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当地土人称之为“瓜纳哈尼”(意为“我不懂”)。哥伦布上岛后,领着全体船员,仆伏在地,狂吻海滩的沙石,感谢上帝的恩赐。祈祷完毕,哥伦布以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名义,宣布占领该岛。他挥剑砍去几根杂草和树枝,表示已征服该地,并将该岛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岛”(意为“神圣的救命恩人”或“救世主”)。这就是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大陆的第一块土地。从此美洲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状态,世界才有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10月12日也成了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共同的节日——(拉丁美洲诞生)纪念日。

    然而,哥伦布首次登陆的地点究竟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世界史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岛。1939年9月至1940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博士,率领一支科学考察队,乘坐两艘与当年哥伦布乘坐的大小差不多的小帆船,沿着当年哥伦布走过的航线作了一次科学考察。莫里森的这次科学考察是在哥伦布这位具有多方面才干的杰出航海家的精神激励下进行的,其结果同哥伦布一样,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从新英格兰出发,横渡大西洋到达里斯本,再从里斯本沿着哥伦布当年的西航路线回到加勒比海。同年6月又乘船考察访问了古巴和巴哈马群岛。三次航行,把哥伦布当年四次远航所走过的地方都走遍了,不仅有了实际经验和切身体会,而且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数据。在此基础上,集10年研究,写成《海洋统帅哥伦布》一书。这是一本关于哥伦布生平的传记著作,也是世界史学界研究哥伦布的权威性专著,曾在美国获得普利策支学奖。在这本书中,莫里森对哥伦布首次登陆地点是华特林岛的观点,作了明确地肯定和支持,从而使史学界的这一看法更具有了权威性。

    然而,问题并没有结束。1986年10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一条消息,一批研究人员运用计算机和一种新的资料分析法得出结论:哥伦布首次在美洲“新大陆”的登陆点,不是现今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华特林岛,而是巴哈马群岛中一个名叫萨马纳的偏僻小岛,距离华特林岛有110千米。主持哥伦布登陆地点研究的《国家地理杂志》高级副编辑约瑟夫·贾奇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解决了5个世纪以来重大地理难题之一。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证明这事最终解决了,大部分历史书是错的。”这一新说,是对40多年来已被广泛接受、并被著名史学权威莫里森肯定的结论第一次提出的重大挑战,因而轰动学术界。许多学者预料,新解释不仅对哥伦布首次登陆地点,而且围绕500年前发现“新大陆”的那次航行中的许多其他问题,将引起一场大辩论。

    我国史学界对哥伦布首次登陆地点多持“华特林岛说”,但语气似又不那么肯定。周一良、吴于廑的《世界通史》上说“可能是瓦(华)特林岛”。李纯武的《简明世界通史》认为“可能就是今天的华特林岛”。朱庭光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说:“据推测,这就是瓦(华)特林岛。”如此等等,用词基本一致,既认为是华特林岛,但又不十分肯定。对这种看法,有人不以为然。《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一文中认为: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地点是“现为巴哈马岛华特林岛东南350千米的凯科斯岛(也是巴哈马群岛的一部分)中的一个小岛。”这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新说。此说论据何在,作者未道其详,至今亦未见国内学术界有不同意见的争鸣。但显然此说没有因袭旧观点。

    综上所述,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地点,共有三种意见:华特林岛说、萨马纳岛说和凯科斯岛说。究竟哪种说法最准确、科学,更符合历史实际,尚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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