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变得宽容的地方
11月的新德里,一出地铁就闻到一股香料混杂的咖喱味,果然印度连空气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帕哈拉岗吉是位于新德里火车站前的一条吵杂的街,也是德里廉价旅馆的聚集地,这是京苏第三次到印度了,她带着我熟门熟路地找了一家旅馆,150卢比的床位,免费网络,水龙头里还令人感动地流出了热水。
隔天一早,我和京苏拦了一辆黄色的电动三轮车去使馆区,司机是个缠着红色头巾的锡克教大叔,他的胡须太长了,只能在脸上挂了一个网兜,把胡须塞在里面。他一路上总是叫我去工艺品店、纱丽店什么的看看,都被我无情地拒绝了。
新德里的街景比我想象中要有秩序,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经过红色的印度门,来到绿树掩映的使馆区。
埃及使馆的办事厅里,只有一堆印度人围在桌前填表格,我埋头填签证申请表,填到一半旁边的印度人告诉我这个表格全部字母都要填成大写,我又重填了一遍,把表格从窗口里递了过去。
签证官皱着眉头看了我几眼,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申请?为什么不回中国去申请?”
“因为我现在在印度啊。”“你下午再过来一趟。”他收走我的护照和表格,闷声说。京苏一直在使馆门口等我,一出来她就问我怎么样。
“没有问题。”我信心满满,我之前申请签证从未出过差错。
我们搭了辆公交车去闹市区,在康诺广场找了家店坐下来喝咖啡吃汉堡,新德里毕竟是首都,这里的印度年轻人打扮入时,女孩子们穿着牛仔裤踩着高跟鞋,手里拿着新型的手机,这在印度其他地区很少见。
吃到一半,就到2点了,我不敢耽搁,马上又去埃及大使馆。大门紧闭,门口站着几个印度人,我敲着门口保安室的窗户,“谁让你来的?”警卫问。“签证官叫我下午过来的。”警卫疑惑地看着我,把窗户关上了。这时印度人越聚越多,窗口又打开了,里面有人嚷了一声,扔出一堆绿皮的护照,印度人一拥而上翻拣。我踮起脚尖使劲看,我的护照就混在那一堆里面,一个人把它拣出来扔给我,“没有签证给你!你回中国去签!”窗户啪的一声关上了。
我愣在门口,京苏站在一边偷偷地看着我,我想她永远都无法体会我的心情,无法体会拿着一本中国护照旅行的难处,我千里迢迢赶回印度,就是为了埃及签证,如今一切都白费了。
这是我旅行中第一次吃止痛药,我躺在床上,头痛得像是半张脸都不是自己的。多人间里的一堆人在抽烟喝酒大声嬉闹,我虚弱地支起身请他们小声点,他们看了我一眼,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京苏站起来说:“我朋友生病了,你们请出去抽烟!”她把他们全都轰了出去。一觉睡醒,发现放在床头的汉堡被老鼠啃掉了。
糟糕的一天总是由向印度人问路开始,印度人总是手往左边一指说:“你往右走啊。”本来想去叙利亚大使馆,结果不知道到了哪个山旮旯里,又浪费了一天的时间。我回旅馆打叙利亚使馆的电话,打了一天也打不通。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相机摔坏了,我又跑来跑去修相机,修相机的印度人说:“我明天帮你修好。”第二天过去他又说:“我明天帮你修好。”到了第三天他就说:“对不起,你的相机修不好了,但是你要给我200卢比,因为我帮你看了三天。”我觉得这是我旅行中最倒霉的几天,幸亏印度人煮的奶茶好喝极了,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喝一杯浓郁滚烫的奶茶,把陶碗狠狠摔碎在地,抹一抹嘴,踩着牛屎继续前进。我在新德里奔波了一个星期,一个签证都没得到。
当我在新德里为签证奋斗时,京苏去了阿姆利则,她发邮件给我说:“金庙太美了,你一定要来看看,这里的可乐只卖5卢比一瓶!”京苏知道我最爱喝可乐。既然在新德里一无所获,我决定出去散散心,搭了趟夜班火车去锡克教的圣城阿姆利则。
我在火车上碰到了台湾女孩安雅,她带着一个沉默的韩国阿姨,当我们在阿姆利则火车站拦三轮车时,跑来三个金发碧眼的西方女孩问可不可以一起拼车去金庙,三轮车司机看着我们这么多人要坐车,高兴得花枝乱颤。京苏在信里提醒我说金庙的免费床位有限,最好一个人去,结果我却带着五个人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金庙。
我觉得在印度做一个外国人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买火车票,印度人在火车站排队排得死去活来,外国人却有专门的售票窗口,在大城市甚至还有专门服务外国人的铁路售票中心。金庙也是特别优待外国人,有专门提供给外国人的免费床位。门口坐了个守门的大叔,看了看我们就把我们迎了进去,房间里黑漆漆的,里面摆了二十来张床铺,看起来每张床都有人睡的样子,一个棕发的女孩从床上爬起来,给我们指哪些床是空的,我们六个人全都找到了空铺。
这个棕发女孩是马耳他人,她是我见过的在路上的旅行传奇之一,在她从欧洲穿越到亚洲的旅程中,曾被困在兵荒马乱的阿富汗一个月,我很白痴地问她:“阿富汗游客多吗?”她脸一沉,说:“只有我。”
赤脚走过白色大理石地板,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湖的中央,金庙坐落在被锡克教徒称为“圣池”的水池中,整座建筑通体鎏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色的光芒,金色的影子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池水里,几个锡克教徒在水池中净身。太美了,金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庙宇,它金碧辉煌但又宁静,我想,只要每天能坐在水池边静静地看着金庙就很幸福了。
金庙之所以著名还在于它有一个24小时运作的免费大食堂,任何人只要走进去都可以随便吃。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大建筑,一走进去就看到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水槽前挤满了刷碗碟的人,穿着纱丽的女人们围坐在地上剥大蒜和豆子,人们排着队领奶茶,吃饭用的饭盘摞成了小山,一到台阶口就会有人主动往你手里塞盘子和勺子。
二楼是一个宽敞的大厅,所有的人席地而坐,把盘子放在地上,就会有人拎着桶过来给你米饭、土豆、咖喱、椰奶,吃完起身,就有人过来清洁地面,然后下一拨人就进来了,如此运转,24小时不停歇,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的,而在这里工作的人全部是自愿来服务的,我在楼下看见的那些刷碗剥大蒜扫地的人,他们全部是义工。怪不得我在阿姆利则城里转悠,看到餐馆寥寥,我想大概整座城的人都跑到金庙来吃饭了,我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人民公社”。
夜晚的金庙亮起了彩灯,在黑夜的映衬下,它看起来更加金碧辉煌了,就像一颗金色的宝石。食堂的门口,还有我们住的宿舍的院子里,来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就躺在冰凉的大理石地板上,有些人有一条毯子,有些人有一块盖不到脚的布,大部分的人什么都没有。我原先还嫌金庙给我的免费床位不够干净,但看看这些躺在地上的人,我都不知道他们每个夜晚是怎么挨过来的。
印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想要三言两语描述清楚真是太困难了。
如果你痛恨物质上的贫穷,那么印度一定会令你讨厌至极。但是它的复杂,它的广阔,它的深度,它的人文风景都叫人迷恋,甚至连街头那些挣扎求生却又跟苍蝇般缠人的小贩,一想到他们承受的生活的折磨,都没有那么令人讨厌了。我想,印度是让人变得更宽容的地方。
安雅带着的那个韩国阿姨总是一言不发,我很好奇地问她,原来这个韩国人是安雅在瑞诗凯诗“捡”到的,这个韩国人一句英语都不会说,连最简单的“谢谢”、“对不起”都不会,她也不会买火车票,她旅行的时候完全是跟着别人走的,搭上一个伴,别人去哪她也去哪,她总是沉默,就像一件行李,我很好奇她是怎么在印度存活下来的。安雅要走了,她是一个好心人,在宿舍里问来问去,希望有人能带这个韩国阿姨继续旅行。
三天后,我和安雅道别,去了瑞诗凯诗。
仙气飘飘
一夜奔波到瑞诗凯诗,在车上被冻了个半死,才发现原来印度也是个有冬天的国家。瑞诗凯诗真是仙气飘飘,路上满是裹着橘色布的修行者的身影。同在恒河畔,瑞诗凯诗的恒河水比瓦拉纳西清澈了一百倍,我当即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我找了一家叫VedNiketan的精舍投宿,为了找这家精舍我走过了头,直接走到了当年披头士在瑞诗凯诗修行时住的精舍,只见围墙颓倒杂草丛生,然后再一阵冷风吹起……没有什么是不朽的,一切都会在时间里消亡。
Niketan的单人间只要100卢比,还每天免费送两节瑜伽课。精舍非常大,有食堂有花园还有专门练瑜伽的大厅。大厅里摆着一摞破烂的瑜伽垫,垫子散发着一股历史悠久的味道,躺在上面就跟躺在千年不洗的鞋子里一样。
食堂里只卖塔利和奶茶,塔利40卢比一份,一勺米饭两张查巴提(印度饼),黄黄的一坨花菜,黄黄的一坨扁豆,我觉得监牢饭也不过如此。但老外吃完了这个却嘴一抹说:“Itwassonice.(太棒了)”——对他们来说只要不辣就很好了。整个瑞诗凯诗都食素,连颗鸡蛋都见不着,我上餐馆溜了一圈,找到最荤的菜就是蘑菇了。
街上到处都是苦行僧的身影,印度人管他们叫“巴巴”,他们要么浑身赤裸,要么就围了块布,托着铜钵,坐在恒河边冥想着人生的奥义。我看见一个巴巴,他罩在一块橘色的布里,坐在河滩边,背影伛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从清晨到日落,仿佛是河滩上的一块石头。
我在河滩上呆坐,几个巴巴坐在旁边,其中一个从他的钵里抓了把饭团对我说:“吃吧。”我在印度吃东西比较谨慎,然而巴巴给我的食物我无法拒绝,我眼睛一闭咽了下去。
一位老者朝我走来,他的眼睛看起来如此睿智,如此柔和,闪着耀眼的光芒。他一直微笑地看着我,我躲闪他的眼神,再偷偷瞄他,他仍然在微笑地看着我,我感觉到他眼神里有股奇特的力量,似乎他看到了我曾经犯过的所有的错,并且原谅了我,我觉得我无法和这种眼神继续对视下去,跑掉了。
我每天早上和傍晚都准时去精舍的大厅里练瑜伽,老师总是心急火燎,所有的瑜伽动作都好像被按了快进键一样。晚上,我在硬邦邦的床垫上刚睡下,突然感到脖子奇痒无比,我使劲抓,手臂又开始痒,大腿也开始痒,甚至连脸上也痒。我全身又痛又痒,到处是密密麻麻的小肿块。我知道我被跳蚤咬了,立刻从床上跳下来,在地上铺了块布挨了一晚。第二天我冲到店里买了瓶杀虫剂,回来在房间里猛喷,差点把自己熏晕,然而瑞诗凯诗的跳蚤功力太深厚了,人类已经无法阻挡它们了,晚上我照样被咬。
我到处跟人哭诉,在街上,一个西方老太太迎面而来,她一把抓起我的手问:“怎么了?”我以为她有什么妙法,忙说被跳蚤咬了。
“告诉我是哪家精舍!”“Niketan。”
“Niketan有跳蚤!我知道了!”然后她就飘然而去。我回到精舍跟旅馆的小工说:“我要换房间。”“为什么?”
“因为我被跳蚤咬了。”我把手举给他看,他捏着我的手左看右看,然后凑上去一顿猛嗅,直到我大吼一声:“我要换房间!”他才如梦初醒。
看一眼泰姬陵
我身残志坚地离开了瑞诗凯诗,一路南下去阿格拉,我要去完成我的心愿——看一眼泰姬陵。
当我第一次离开印度时,在苏诺里边境碰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他穿着白袍子,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泰姬陵摆件,嘴里念叨着:“你不去泰姬玛哈,泰姬玛哈就会来到你身边……”我一直记得他的话,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印度了,我觉得要是不去看一下泰姬陵,它就会变成我的一个心结。
我倒了两趟火车才来到阿格拉。可能是旅游业太发达的原因,阿格拉街上到处都是油嘴滑舌的“皮条客”,还有追着要卖你明信片的小孩。我从车站搭了辆三轮车去旅馆,司机堵在门口拼命向我兜售旅游线路,我比任何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一个“行走的美元”。一个印度人问我要烟抽,我给了他一根,他点燃后猛吸几口朝天喷了一口烟,咧着嘴说:“在这里,有钱就能办任何事。”这些让我对阿格拉的印象非常差。
然而当我在旅舍的阳台上第一眼看到泰姬陵时,却震惊了。纯白的泰姬陵就这样屹立在天地间,和周围破烂颓败的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它美得如此不真实,美得不可方物,美得让人不敢相信它是一座坟墓。
泰戈尔说泰姬陵是“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泰姬陵因爱情而生,17世纪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沙·贾汗在他的爱妃阿姬曼·芭奴的死讯传来后,悲痛无比,动用全部国力花了22年时间为爱妃建造了这座绝美的陵寝。沙·贾汗本想在朱拿木河对岸为自己再造一座同样的黑色陵墓,然而晚年他被儿子奥朗则布篡去皇位,软禁在阿格拉堡,每天他只能透过小窗,孤独地眺望泰姬陵在河里的倒影,最后他在阿格拉堡郁郁而终,被合葬于泰姬陵,葬在阿姬曼·芭奴的身旁。
早上6点不到我就出门了,想赶在游客大潮涌来之前静静看一会儿泰姬陵,然而泰姬陵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龙。我掏了到印度以来最贵的门票钱,外国人门票750卢比,折合成人民币约100块,前面的一个印度阿姨拿着票朝我龇牙一笑,她的票上赫然印着“20卢比”,印度人只用付两块五毛钱!我气得跳脚,恨不能把脸涂黑披件纱丽去买票。
走过高耸的红色拱门,整个泰姬陵还罩在一层迷雾里。庭院里树木郁葱,一条清澈的水道通往宏伟壮观的白色陵寝,浑圆的洋葱穹顶,四周四座细高的尖塔和方形的殿堂一起托在高高的台基上,它们的存在如此和谐,就像建筑的每一部分都在互相呼应。水道前摆了一条长凳,戴安娜王妃曾经在这里坐过,后来所有游客都想在上面坐坐。走过庭院,赤脚踏上白色的大理石,天已泛出微蓝,太阳慢慢爬出地平线,泰姬陵不再只是白色的了,它像一块冰雪,在阳光的刺射下颜色纷呈,绚丽夺目。我贫乏的语言是不足以形容泰姬陵的美的,它的美只能你亲身去看。
我摸着雕花的大理石,绕着殿堂转了一圈又一圈,跑到沙贾汗和他爱妃的石棺前凭吊了一下。一个美国人跟我说,当她第一眼看到泰姬陵时,她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也努力想为沙·贾汗和阿姬曼·芭奴的爱情掬一把感动的泪,却发现这个很难,这里的游客实在太多,非常不利于培养情绪。7点一过,殿堂里就人挤人了,8点,泰姬陵已经被游客和相机的咔嚓声淹没了。我心愿已了,一刻都不想多停留,马上收拾包袱搭车去斋浦尔。
印度菜的精华:把一切捣成糊状
印度人总是说“马上就到了啊”,结果车子开了8个小时,到斋浦尔的时候天已黑,我和车上的一堆傻老外站在街头,马上成了旅馆“皮条客”的目标。
我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一个老外掏出手机使劲刷谷歌地图,指给我看,“我们在这里!”“棒!那去旅馆街怎么走?”我问。他摇摇头,我白了他一眼。皮条客说:“20卢比就带你们去很棒的旅馆。”
老外单纯啊,他们噌噌地跳上车,我不得已,只能跟他们同去看看再说。我们一窝“猪仔”被押到一间开在路边的吵杂旅馆,单人间要价400卢比。
我看了一眼扭头就走,在路边拦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指着指南书上推荐的一家旅馆说:“我要去这里。”
车夫满口应承:“好好,30卢比就够了。”我跳上车,结果车夫骑都没骑,只是推着车子走了几步,跟我说:“到了。”我抬头看,还真到了!我恨恨地把车钱丢给他,他还在后面叫:“再给点小费嘛!”
我成功地在巷子里找到了一家廉价旅馆,单人间150卢比,房间宽敞又干净,还有热水洗澡。旅馆老板的弟弟没事就在二楼的平台上放风筝玩,经营着一家几近倒闭的银饰店,他卖得那些镶嵌着各类“宝石”的银戒指,都只卖200卢比一枚。他卖的太便宜了,便宜得我都忘了到斋浦尔干吗来了,天天就泡他店里选戒指。不过跟他买东西也十分痛苦,他是穆斯林,经常杀价杀到一半,他就跟我说:“你先出去一下,我要做祷告了。”
巷子口的一家饭馆看起来生意很好,不管在哪,找热闹的饭馆吃饭总不会错。我进去点了一份黄油鸡。印度人做鸡肉特别好吃,尤其是烤鸡,烤得外焦里嫩,蘸着盐巴和柠檬汁吃,美味极了。结果这黄油鸡一端上来却吓了我一跳,盘子里一摊厚厚的红色糊状物,我扒拉了好一会儿,才把埋在底下的鸡块找到,我想大概全世界只有印度人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别的国家的人会把这个当作一盘呕吐物。印度人做什么吃的都喜欢捣成烂泥,在印度餐馆,你是看不到绿叶子的,因为所有蔬菜都被他们捣成了糊糊,如果你点了蔬菜咖喱,那么端上来只会有几颗绿豆子还依稀可辨。这黄油鸡也是如此,所谓印度菜的精华,应该就是糊状。
因为满大街的房子都刷成了粉红色,所以斋浦尔又被称为“粉红之城”。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建筑物应该就是风之宫了,我拦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习惯性地准备杀价,结果司机拿出一张表,指指计价器,乖乖,我还是头回在印度坐到愿意打表的三轮车,斋浦尔的印象立刻加分。
风之宫与其说是一座宫殿,还不如说是一块屏风,或者说是一面墙,这面墙上密密麻麻开了九百多扇窗户,这一定是为什么它叫风之宫,因为很通风……据说这些窗户是为了给古代的宫女们偷看外面的花花世界用的,厚厚的红砂岩墙壁上凿满了八角形的小窗格,我躲在一扇窗户后面,看着楼下车来车往的街道,据说在古代,从风之宫往外看,就是一个热闹的市集。多数的旅行者到了粉红之城斋浦尔都会再往西边的沙漠走,去往“蓝色之城”焦代浦尔和“白色之城”乌代浦尔,我却从斋浦尔折回了新德里,我在印度已经待了太久,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我要去哪个国家呢?在新德里那一个星期徒劳的奔波使我认识到,如果继续试图去敲各个大使馆的门只会浪费我的时间,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找一个能落地签的国家。我在网上查阅了一大堆资料,想要找一个进入中东的突破口,最后锁定了一个国家,那就是黎巴嫩。
我几乎是咬着牙才把机票买定的,因为虽然持中国护照可以落地签黎巴嫩,但这个落地签是有条件的,它需要离境机票、2000美金的现金和酒店预订,我在网上查到,一些人说他们飞黎巴嫩落地签,结果在机场却被拒绝登机,或者原机遣返。我既没有离境机票,也没有足够的现金,意思就是,我的机票也很有可能打水漂。我只能放手一搏。
我在新德里给京苏发了封邮件,说我要离开印度了,结果她连夜坐车从瑞诗凯诗赶回来,要给我送行。我在新德里并没有闲着,我用电脑软件做了一张假的离境机票,还换了30张面额10元的美金,我把它们整齐叠好,夹在两张百元美金中间,用透明的塑封袋包好。正常情况下,我会在明天飞抵迪拜,在迪拜转机,后天到贝鲁特,又得去睡机场了。我只能祝自己好运。京苏一听我要去黎巴嫩就咯咯笑,对她来说去黎巴嫩这种国家的想法真是太奇怪了,她问:“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你为什么要去黎巴嫩呢?”我只能语重心长地回答她:“我的护照就只能去那么几个地方。”最后一晚在印度,结果我却开始腹泻,几乎虚脱,完全没有力气,京苏看着我躺在床上,她比我还焦虑,跑前跑后给我端茶倒水,还给我买药和食物。我说“:京苏,我已经没有卢比可以给你了。”她笑着说“:这是给你的礼物。”我和京苏从尼泊尔到印度,一路相伴,她是个脾气特别好又特别仗义的人,有时我会因为一些小事火冒三丈,而她总是在一旁默默地笑着看我发火,她是我在旅途中收获的最亲密的一份友情,她的善良和忠诚让我感到受之有愧。
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了,印度。关于印度,我特别喜欢《地球步方》上的一段话“……印度——‘众神与信仰之国’……但是,如果那里是天堂,我们所在的就是地狱吗?如果将那里称为地狱,我们这里就是天堂吗?”印度,上一秒钟你恨死它,下一秒钟你爱死它,所谓印度的诱惑是也,如果说人有一生中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就是:印度。
PS“离境机票”蒙混过关
新德里机场,在阿拉伯航空的柜台办登机手续的时候,值机人员问我要离开黎巴嫩的机票,我双手奉上用软件自己PhotoShop的“机票”,这是一张从黎巴嫩飞往伊朗的假机票,他起身拿着这张“离境机票”去问领导,我努力告诉自己要镇定。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把双程机票都给了我。托运行李时他提醒我说:“行李是直接运到贝鲁特的,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我想他是在暗示我有可能会在迪拜被拦下来。“确定。”我回答他。
这班飞往迪拜的航班就只有我一个背包客,其余全是一些看似贫穷的印度人,估计都是去迪拜做工的。飞机预备降落,我透过机窗,看到地面上沙漠里整齐划分的街道,矗立着的形状怪异的高楼,迪拜看起来就像一座科幻之城。飞机降落在沙迦机场,离去贝鲁特的航班起飞还有十几个小时,沙迦机场还真的是破啊,看起来连国内某个二线城市的航站楼都不如,我逛了一圈,发现一瓶水都要卖5迪拉姆(约8元人民币),快渴死了,为了买水喝不得已换了5美金,结果回来就找到了水只卖1迪拉姆的自动贩卖机……心都碎了。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中东的话,那就是浑身都罩在大黑袍子(布卡)里的女人,有些把脸也遮了起来,只露出了一双眼睛,更有甚者,连手上都戴着黑手套。她们每个人都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看起来毫无特征,我几乎无法辨识谁是谁,我心想,就算迪拜再有钱,服装产业在这里也是毫无用武之地的,因为每个人都穿得一模一样啊!然而一进到盥洗室我就发现我错了,她们掀掉黑袍子和面纱,露出精心修饰的波浪卷发,脖子和手上都套着亮闪闪的首饰,对着镜子涂着口红,台面上最新型的手机叮铃铃地响着。她们梳洗完毕,又重新罩上黑袍子,迈出盥洗室。机场的每间盥洗室边上都有一个祈祷室,里面暖和安静,地上铺了地毯,这倒是个睡觉过夜的好地方。虽然我知道这么做不靠谱,但是脸皮的厚度和旅行的长度成正比,慢慢地人就豁出去了,我找了块布把自己一包,往角落里一缩,心想能蹭几个小时是几个小时。里面还坐了几个黑袍子女人,其中一个在柜子里翻出一本中文的经书递给我,我接过经书就顺手往头下一垫,她们看着我,脸上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刚开始她们还在很虔诚地祈祷,不一会儿也横七竖八地躺下了,一个女警模样的人冲了过来,站在门口冲她们大声嚷嚷,我从她的手势看出来,她的意思是“这里不许睡觉,都给我出去”。那几个女人不甘示弱,和女警互吵,先是说着我听不懂的阿拉伯语,后来突然时空转换两边都说起了英语,女人说:“阿拉在看着你!”女警也说:“阿拉在看着你!”我爬起来,默默地离开了祈祷室。
我在大厅里躺了一宿,夜里数次冻醒,这是我这一路睡过的第三个机场。终于等到去贝鲁特的航班起飞,登机口的一个工作人员把我拦住了,他看了下我的护照,问我:“你有现金吗?”他问得非常有礼貌,我掏出我包好的那叠美金递给他,他只是捏了一下就还给了我,“这里有多少钱?”他问。“大概1500吧。”我面不改色地回答,其实我这叠美金只有最外面的是100美元的,中间的全是10美元。我就这样登上了从迪拜飞往贝鲁特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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