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吃吧！”我几乎脱口而出，说完就被自己吓了一跳。那个女的也吓了一跳，她圆睁着眼睛看着我问：“你真的要吃吗？”我扑过去，三两下就把盘里的面条扫光了。

    可怜的德国人

    我在去边境的汽车上碰到了德国小伙马克，他在德里念书，趁着学校的假期到尼泊尔去玩。

    苏诺里边境是尼印交界处的一个开放口岸，也是我见过的最自由的边境。根据尼印两国的协议，尼泊尔人和印度人在这个口岸可以自由出入不需要护照。通常的边境关卡总是一副戒备森严的样子，这个口岸却完全不一样，说它是乱糟糟的也不为过。街道两侧是杂乱拥挤的商店，遍地都是垃圾。印度人和尼泊尔人扛着麻袋和货物在边境走过来走过去。我和马克巡视一圈，找不到任何形似海关的建筑物，差一点就直接走到尼泊尔去了，一个人从平房里冲出来叫住了我们。

    这是我见过的最寒酸的海关。两间破房子的顶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移民局”几个字，里面摆了两张木桌，地面看起来离塌陷也不远了，几个形似办公人员的印度人坐着喝奶茶。一个官员接过我的护照，在签证页上爽快地盖了出境章，接着他翻开马克的护照，翻了翻后又合上了，我的直觉告诉我马克有麻烦了。

    果不其然，他开口了，他指指我说：“你可以去尼泊尔。”他指了指马克，说，“但是你不可以。”

    “为什么？”我和马克都很惊讶。“因为你的是学生签证。”他用手指头敲着马克的护照，“我的是多次入境签证！”马克翻开签证页给他看，马克持的是一年多次入境的学生签证，“这个多次入境指的是飞机出入境，如果你要陆地出入境的话必须有学校开具的许可。”

    这个官员在胡说八道，他看我们都不相信，就从抽屉里掏出一个所谓的“许可证”：“喏，有这个你就可以出去了。”

    马克不可能回德里去办什么许可，我帮着他去求情，我们围着官员好说歹说，这个官员高兴坏了，好像这就是他期盼的场景。“好吧，其实我是想帮你的。”他双手在桌上一摊说：“Asyouwant.（如你所愿。）”

    天真的马克不明白就凑过来问我：“他这是什么意思？”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马上就明白了，我压低声音说：“他想要钱。”马克的脸涨得通红，他把椅子挪了挪，坐到了这个官员的身边，我心想这个可怜的德国人这辈子一定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他从裤兜里往外掏钱，在桌底下偷偷地塞过去一张500卢比，房间里的几个人都围了过来，好像在等着分成，马克又塞过去100卢比，那个官员笑得嘴都合不拢了，马克还在掏钱，又是一张100卢比，那个官员仍然没有盖章的意思。

    我看不下去了，如果我不阻止，马克会把他兜里的钱全给了他们。我跳起来大叫了一声：“马克！天都黑了！马上要没车了！”那个官员终于不情愿地在马克的护照上盖了出境章，“祝你们好运。”他递过护照笑嘻嘻地说。

    “谢谢……”马克居然还回答他。“你给得太多了！”一出大门我就开始教训马克。“不然能怎么办呢？”马克一脸无奈。

    盖一座庙要造福一片人

    我和马克在边境分道扬镳，他直接坐车去了加德满都，而我原本希望在天黑前赶到蓝毗尼，但是因为在边境的耽搁，当我到派勒瓦的时候天就已经全黑了。我旅行时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天黑后不赶路。可派勒瓦就是一条尘土飞扬的街道，我连看它一眼的心情都没有，就破例决定再往前冲一冲，一定要到蓝毗尼去过夜。

    到蓝毗尼镇上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了，还下着大雨，司机在一个路口把我扔下，大手一挥说往前去吧，我看着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又慌张地回去拍车门。

    “韩国寺在哪里？”我问。司机不耐烦地摇下窗，吼道：“直走往右再往右！”我牙一咬硬着头皮往前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我的手电发出微弱的光。走过大路右拐进一条小路，这是一条蜿蜒在池塘边的泥路，长得似乎没有尽头。旁边是树丛，周围一片死寂，我只能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和雨水打在塑料雨衣上的声音，我感到一阵恐惧，就像一个在深夜闯进了黑森林的人。我小跑起来，一边跑一边用手电照着路的两侧，如果有人埋伏抢劫我就完蛋了。

    泥路到头，我看见右边的远处有一盆燃烧的火，天虽下着大雨，火苗却始终不熄，在火盆的旁边立着一块巨大的告示牌，我用手电照它，上面标识了各个寺庙的方位，韩国寺还要往里走。天空划过一道闪电，边上的树丛一阵骚动。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远处隐隐出现了建筑物的轮廓，虽然只有几步路，感觉却像在黑暗里摸索了几个世纪。建筑里亮着忽隐忽现的烛光，我撒开腿跑进去，院子已经被水漫过，我一脚踩进了泥里。一个身影在屋檐下的凳子上站起来，大声问我：“谁？”“是韩国寺吗？”

    我大声问。“是的，进来吧。”那个身影朝我招了招手。今天整个蓝毗尼停电，寺庙里也是一片漆黑，这个穿着白衬衫的男子带着我到了食堂，他点上一根蜡烛，“先吃点东西吧。”他说。他端来了泡菜米饭和热麦茶，等我狼吞虎咽吃完，他领着我上二楼找了间房，房间是韩式的大通铺，铺着塑料地纸，角落里整齐地叠放着棉被和枕头，我把棉被一摊，昏睡了过去。

    韩国寺的生活清静又规矩，早晨6点不到我就起来了，目标是吃早饭。这里的三餐都是定时供应，一到饭点僧人就会敲响饭钟，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等这悦耳的声音响起，钟声一响，我就立刻奔向食堂，吃完饭一抹嘴再拎一壶大麦茶回来。

    韩国寺的伙食很好，基本不变的就是糙米饭、各种酱菜，还有水果，早上还有酸奶喝。在这里，和尚吃什么我们也跟着吃什么，如果有人捐了什么食物，比如饼干、可乐、椰子之类，和尚也会拿出来给大家吃，我还经常躲在房间里偷偷煮咖啡喝。不可思议的是，寺庙里居然还有wifi！这么好的地方居然曾经是完全免费的，后来借宿的人越来越多，捐的香火钱却不多，就开始收费了。我倒觉得收费挺好，因为如果捐赠的话，捐多了我会心疼，捐少了我就觉得有愧。如今住在韩国寺里一天250尼币还包三餐，折合成人民币一天才20块钱，多么便宜，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住下去。有时候我吃腻了韩国寺的饭菜，就会跑到对门的中华寺里去蹭饭，中华寺虽然不能住宿，却是很欢迎国人去吃饭的，当我第一次在中华寺里吃到炸酱面和番茄鸡蛋汤的时候，几乎泪流满面。寺里的和尚也都很和善，中秋节的时候还给了我块月饼。

    我在寺庙园区里混久了，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吃饭之道，比如日本寺有味增汤和热巧克力喝，但是住客要跟着僧人一块修行，凌晨4点就要起来“精神修行”；德国寺的庙里据说有肉吃；中华寺的饭菜做得最好吃，这一点得到了寺庙住客们的一致认可，但是吃饭的时候要保持禁语。

    韩国寺的住客里什么人都有，有长住的修行者，有来蓝毗尼拜佛的香客，有在尼印边境匆匆经过的背包客，还有我这种没有计划不知道下一站去哪也不知道自己会住多久的背包客。

    我的隔壁屋住了韩国女孩京苏，她小小的眼睛圆圆的脸，总是捧着电脑坐在门口的长椅上上网，停电的时候她就躲在房间里编首饰。她随身带着一个大盒子，里面装了线团和各种珠子，旅行的时候走到哪就编到哪，她在瓦拉纳西的恒河边摆摊，印度人开给她的价格总是低得让她大吃一惊，销路惨淡。我就跟她讲我在曼谷摆地摊卖纸扇的故事安慰她，她发现原来还有更惨的，就感动地从“滞销品”里挑了几件首饰送我。

    有一天早上，我的房间里住进来一个澳大利亚女孩，她一进来就作揖，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的，她就高兴地说“：我在少林寺学了四个月的武术！在山东练过六个月的气功！”我正琢磨着以后跟她说话要小心点，她就在地上拣了根棍子呼呼地耍给我看，耍得我眼花缭乱，当即决定拜她为师。往后的几天，大家就看到，在阳台上，一个中国人在跟一个澳大利亚人学中国功夫。

    雷是在庙里长住修行的一个美国人，他看起来总是很安静，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很少说话，偶尔在食堂里碰到会聊几句。

    他问我：“你冥想（meditation）吗？”“冥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meditation”这个词，我摇头说没有，我太懒了，懒到连韩国寺的晚课都经常缺席。“为什么不试试呢？”他微笑着跟我描述了冥想的状态，“在冥想的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灵魂也可能会出窍，你将会看到你自己的肉体。”我似懂非懂地听着，我不想说一些怀疑的话去显示我是一个无礼的人，我既不相信也不怀疑，这是个未知的事物，而我喜欢听这些奥妙的事情。相比之下，我跟一些同胞的相处却并不愉快。

    韩国寺里经常也会来一些中国人，大多数都是特地来此拜佛的。一对男女，他们住在韩国寺吃在中华寺，但是每次一回来就开始抱怨：“韩国人就是聪明，寺庙开成了旅馆，住宿居然也要收钱！”

    20块钱真的是一个极小的数目，还包餐。中华寺又不能住，这点钱拿出去住旅馆都很困难，花在这里也算是为建庙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这有什么不好呢？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劝他们的，但他们始终不听。

    还有一个杭州大妈，她跟我住同一个房间，每天晚上她都会絮叨家里长短，说到伤心处就落泪。我安慰她，既然来到了蓝毗尼，何不放下这些享受几天清静，“你太年轻！什么都不懂！”她怒斥我。

    大妈还爱打听我的事情，问我在韩国寺住多久了，我说快半个月了。“你的时间从哪里来？你不工作吗？你住在这里每天都干些什么？”她连珠炮似的问。我说我就只是在寺里待着，什么也不做。“哦，富二代。”她说。

    “你见过富二代住到庙里面去的吗？”我反驳道。“就是你！”她咬牙切齿地说。

    在蓝毗尼的寺庙区里，韩国寺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寒酸的，别的寺庙都是琉璃瓦顶、雕栏玉柱精心修饰的花园。韩国寺呢，一个荒芜的大院子里停了一辆挖土机，角落里堆着泥沙，主殿是一幢五层的水泥建筑，我住的二层僧客楼也是水泥加盖，外墙都没有粉刷，看起来灰突突的。每天都会有一群尼泊尔工人骑着自行车来上班，在主殿的后面忙活。我听闻这座寺庙居然盖了14年，至今还没有完工，不禁替韩国寺担心起来，我想他们一定是遇到了钱方面的难处。

    北京女孩张也是个长住客，她瘦小的个子，脸上总是挂着谦卑又克制的微笑，她每年都会到韩国寺来住上几个月。她很少说话，我们保持着点头的友谊。一次她拿茶叶给我，我正倚着栏杆望着主殿那灰色的水泥墙和在底下忙碌的工人。

    “韩国寺早就应该开始收费了，不然这庙永远盖不起来。”我忧愁地跟她说。“哈哈哈哈……”她开始大笑。“怎么了？”“你以为韩国寺真的没有钱吗？”她看起来都快笑出了眼泪。“不然呢？”“你看大殿后面的田地，那也是韩国寺的，韩国寺其实非常大。”她指给我看大殿后面的一片稻田，“你看那个女的，她是韩国一个基金会的主席，这个寺庙就是她的基金会建的。”她又指给我看底下跟工人站在一起的一个韩国中年妇女，这个女的每天都跟我们一块吃饭，不同的是她跟和尚们坐在一起，她衣着朴素，我一直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在家众。

    “韩国寺其实非常有钱。”“那么，又为什么寺庙盖了这么久呢？”

    “因为这样，这里的工人就可以一直有份工作，有一份正业，他们来做工，每天领工钱回去，就可以养家，孩子也不会失学。每天缓慢地建造一点，他们也就能养活家人更久一点，盖一座庙要造福一片人。”张也笑着说。

    我望着韩国寺那灰色的大殿，有点吃惊，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寺14年都没有完工的真正原因吗？我在想，我的同胞里还会有几个人相信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呢？

    加入“国际纵队”

    半个月后，我离开韩国寺。京苏送我，我背着包走出了很远，她还站在院门口朝我使劲地挥手。

    我不知道去哪里，就坐车去了加德满都。我在山路上吃了一天灰，当我到达泰梅尔区的时候整个人都裹上了一层泥，就像一个刚从土堆里爬出来的人。

    加德满都的中国人如此之多，泰梅尔区里挂满了中文招牌，满街的小贩都会说“你好”。我的朋友毛毛从国内飞过来看我，自从她来了，我就从多人间搬到了双人间，她还天天带着我去吃大餐，我的吃住行水准一下子就提高了。她对我如此之好，甚至不愿意让我和她一起分担房费，就像一个专门过来扶贫的天使。

    我在加德满都也无事可干，对灯红酒绿的泰梅尔区也日渐生厌。这里的每个人都在讨论徒步，尼泊尔有两条世界著名的徒步线，我也萌生了去徒步的想法，但是徒步需要的装备我一样都没有，我刚从炎热的印度出来，仍是T恤短裤拖鞋的打扮，没有睡袋也没有御寒的衣物，甚至连一双能包住脚的鞋子都没有。

    加德满都有很多的户外用品店，我在旅馆里认识的广州女孩慕容带着我去逛了一圈。户外用品店里的东西都物美价廉，然而小气的我仍然觉得贵，什么都没有买就回去了。回去后，这里的朋友们就搞起了“扶贫大会”，慕容把她的徒步靴送给了我，一个攀枝花的女孩给我了两支登山杖，一个北京阿姨送了我一个抓绒睡袋，她甚至还要给我冲锋衣，我实在过意不去就谢绝了。捐赠大会结束后，我带着这些沉甸甸的礼物，告别了我的朋友毛毛，去了博卡拉。

    博卡拉是个宁静的湖滨小镇，空气比加德满都好了一百倍都不止。天气好的时候，站在阳台上就能眺望美丽的鱼尾峰。这里也是安纳普尔那峰徒步线的起点，小镇上的每家旅行社都在组织团队的徒步游，但是我对此不感兴趣，并且也不打算雇向导和挑夫。

    从博卡拉出发有很多条徒步线路，我查来查去，决定去走“安纳普尔那大本营徒步线”，俗称“ABC”。这是尼泊尔最经典的徒步线路之一，路也相对好走。但是我对徒步一无所知，一想到要独自进山我就很慌张，希望能找到伙伴。然而来这里徒步的人们通常都已结好自己的队伍，而且如果对方花钱雇了向导，我却央求别人免费带上我，这点也让我感到难以启齿，我遍寻一圈无果，只好把心一横，独自进山。为了减轻负重，我把背包寄存在了旅馆里，在店里租了只小包，装了几件换洗衣物和一些糖果饼干，就出发了。

    今天我要搭车去山脚，直到早上，我仍然在踌躇着要不要独自进山，觉得自己做了个鲁莽的决定，我有一种要去英勇就义的感觉。有些事情，事后想起来很简单很豪迈，但是当时并非如此，我是苦了张脸去车站的。

    巴格隆车站，早已有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一看就是要去徒步的。我站在一辆红色的巴士旁等着，“喂喂！璐璐吗？”我听得背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一个戴着发箍穿着宽裤子的高个男孩，一看就是个日本人，我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西马啊，之前我们在加尔各答见过。”我还是想不起来，加尔各答的日本人实在太多了。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问西马是否也要去徒步，他说是的，他也没有雇挑夫和向导，我马上就问能否跟他一起走，因为我不认路，他笑着说当然可以。我以为西马也是一个人，结果他打了个呼哨，从角落里钻出来一堆日本人。这是个大家庭，西马和他的朋友梅子以及日裔澳大利亚女孩Ella，还有一对姓长谷的日本夫妇，长谷的老婆是个日裔巴西人，还有他们九岁的女儿理子。

    我看到这么多人不禁吓了一跳，长谷似乎是这个团队里的头儿，他跟我介绍说他们准备一路在山里自己搭灶做饭，预计走8？10天，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如果加入的话就把食宿费交给他，我问他多少钱，抿着嘴等他报一个天文数字，结果他说：“3000尼币就够了。”我惊诧，3000尼币怎么会够呢？我查过很多前人的攻略，走一趟ABC，食宿费至少要花到10000尼币，我虽然心存疑虑，但是这种省钱的好事我是不会错过的。于是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组成了一个国际纵队，朝山里进发了。

    七个人，两包泡面

    我们从纳亚普沿着一条田间小路进山，起初的时候地势平坦，景色也平平，一个村口的开阔地上用几根长竹竿搭了个三角形的支架，挂下两根麻绳绑着一个板凳，便成了一个秋千，这就是村里小孩的全部娱乐了。我进边上的一家小店想要买瓶水，结果他开价50尼币，同样的水在泰梅尔区只要10尼币。

    长谷一行看着我要去买水都很诧异，我便忍住不买，跟着他们继续走，到了一户农舍，他们拧开农舍前的水龙头就喝，我也学他们的样子去灌了一壶水，灌完举起瓶子一看，水里漂浮着很多不明黑色杂质，西马看我不太敢喝的样子就过来安慰我：“这是经过大山过滤的水，比你在店里买的还要好！”

    “之前我走喜马拉雅徒步线时候也是一直喝这种水，完全没有拉过肚子。”长谷说。他们柔弱的日本人喝了都没事，那我自然就更不用怕了。

    山里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在岩石的夹缝里插一片竹叶，涓涓细流就从竹叶上往下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龙头，尼泊尔的瓶装水喝起来都有点酸涩，这里的山水喝起来却甘甜清洌，从此，我过上了喝山水的日子。我们无止尽地在山路上穿行，经过一片又一片的村庄，还曾数次迷路，幸亏西马会说尼泊尔语，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总是很乐于给我们指明方向。

    一直走到中午，我们在一处溪边停下来搭灶做饭。长谷是个瘦高个儿，他把包卸下来，掏出瓦斯炉，架起碗大的小锅开始煮泡面。长谷夫妇在一边忙活，Ella躲到树丛后上厕所，结果被蚂蟥吓得跑了回来。我跟理子玩，理子虽然才9岁，却已经走过喜马拉雅徒步线，她生得手长腿长，走路的时候一直冲在最前面。

    我突然觉得这种家庭野餐似的场面非常和谐，便掏出了包里的7个煮鸡蛋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在进山前煮的，准备带在路上吃。长谷煮好了一包方便面，小锅在七个人中传递，我发扬中国人的谦让精神，我要维护中国人的形象，不能让人家觉得我很贪吃，我心想。于是到我的时候我似乎只是舔了舔锅边就把它递给了旁边的梅子，这只是我的虚晃一招，先让别人吃饱，那剩下来的食物就都是我的了。果然第二锅泡面就来了，这次我吸溜了几口面条，然后我又开始了镇定的等待，等着第三锅食物轮过来。我等啊等，一直等到长谷夫妇开始往包里塞炉灶，我才醒悟过来，这就没有了？七个人就吃两包泡面吗？我寻找着梅子和西马的眼神，想看看他们是否也跟我一样惊讶，结果他们都看起来一脸平静。长谷来吆喝大家继续上路，他们在前面有说有笑，我疑惑地跟在后面，这怎么可能吃得饱呢？哦，我知道了，晚上一定有大餐等着我。

    我很快就饿了，梅子和Ella走得很慢，我们几乎每走一个小时都要歇一歇，长谷就会给大家发一块饼干或者一颗糖果，含一块糖果在嘴里，饥饿的感觉就不会那么强烈。走过一条铁索桥，进入闷热的森林，路也变得不再好走，我在碎石子路上滑倒了数次，因为下起了雨，一些路就成了烂泥堆，还有几处滑坡，我又饿又累，浑身疼痛。在出发之前，每个人都跟我形容走ABC跟去隔壁老王家一样简单，此时我在心里把他们挨个骂了个遍。到了下午5点，我们到了托尔卡，这时我们已经在山路上整整步行了9个小时。

    托尔卡的旅馆开在山顶的一块平地上，站在山顶上俯视底下的梯田和消失成了一个黑点的农舍，别有一种成就感，旅馆的院子里居然还栽了几株大麻，Ella一看到就扑了上去，巴不得挂到大麻树上。这些山间旅馆都有自己的规矩，他们的房费低廉，有时候甚至不用付，但是你必须要在里面点餐，因为他们主要靠卖吃的来赚钱，山里无交通，食物的运输都是靠挑夫，自然就比外面卖得要贵，比如泰梅尔区一份60尼币的手抓饭，到了托尔卡就卖到了280尼币。我本着对这些规矩的了解，就认定晚上一定能吃到大餐，再不济，也总能吃饱吧，我心想。

    西马来叫我，长谷把炉灶支在房间里，推开门一股暖气涌来，我期待着大餐，结果看到长谷仍在痴情地煮着他的泡面，桌上摆了一碟煮土豆，我数了数，一共是8个土豆，每个土豆差不多只有鸡蛋那么大。

    “好贵啊，这8个土豆就要180尼币呢。”梅子一边剥着土豆一边说。“这……就是你们点的吗？”“是啊，不点餐的话就不给住，就只好点了个土豆。”我的心都碎了。

    第二天清晨6点半，吃过长谷煮的红茶和几片奶酪我们就出发了。这天的路全是上坡，我的左膝开始疼。

    长谷是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背着30公斤的包，永远走在最后，他要确保没有一个人走失。中午我们在瀑布边的一块阴凉地上架锅煮饭，照例是七个人两包泡面，还有一点咸麦片。我总是感到饿，开始怀疑自己的胃是不是比别人的要大，当我感到饿的时候，就喝几口泉水，我饥肠辘辘，身体却有一种像被清洗过的舒畅。天又下起了雨，我们经过一处塌方，看起来像是发生了山体滑坡，还有落石不停掉下，原本的路面只剩下了一掌宽，一不小心滑倒就会直接掉入山涧。山里的太阳起得早，刚过8点，阳光就很炙热了。在太阳底下徒步是最折磨人的事，尤其是艰难地往上攀登的过程，走几步衣服就被汗水濡得可以拧出水来，太阳烤得人头顶都开始冒烟，下午2点，我们的体力都已耗尽，就在基努停下休息了。基努有一个温泉，时候还太早，精力旺盛的长谷夫妇和西马出门去泡温泉，我觉得我熬不到吃晚饭的时刻了，趁他们出门，赶紧跑到旅馆厨房说给我来点吃的，我不想让长谷夫妇他们看到我偷偷点东西吃，他们一路上对我非常照顾，如果给他们看到我在偷偷吃东西，那意思似乎就是他们做得不够好。

    老板端来一小碗清水面条，160尼币，面条清晰可数，看起来还不够我塞牙缝的。隔壁桌的一对西方情侣，两人点了一碟炒面，然后把桌上的一整瓶番茄酱都倒在了面里，原来他们主要是吃番茄酱来了。我正感叹着他们好聪明，Ella不知道从哪里过来了，我心中一惊，用颤抖的声音问她要不要也吃点面，她婉言谢绝，说要等长谷他们回来开晚饭。她的语气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有什么组织观念的人，我们结队进山，长谷和西马替大家负重，几乎所有的食物都由他们背着，我却偷偷躲起来吃东西。我感到十分羞愧，同时暗自决定下次吃东西一定要更加隐蔽才行。

    进山后的第三天，并不算辛苦。前一天好不容易爬上基努，早上看到一路垂直下降的石阶有点崩溃，我头一次发现原来下山比上山更困难，因为掌握不好节奏，膝盖越发疼痛。我们一路下降到竹林，这是谷底的一块平地，毫无视野，雾气弥漫，阴暗潮湿，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在此停留，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竹林的旅馆竟然几乎快满了。

    我们在竹林住到了一路上住过的最烂的店，房间没有被褥，被子居然要收100尼币，长谷自然是不会给钱的，提议说大家忍耐一晚。山间的夜晚非常寒冷，我没有厚衣物，只有一条薄薄的抓绒睡袋，不知道晚上要怎么过。洗澡也变成了难题，热水是要收费的，而且还定时，100尼币洗10分钟，我虽然理解山里物资运输困难，但对这种钻钱眼的行为非常反感，我的心情变得很差。我想我心情差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饿。既然今晚注定挨冻，那么我就一定要补充点热量。我在院子里等着长谷他们上楼，一直等到了天黑。

    他们一走，我马上一个箭步冲进了旅馆的餐室，餐室里烧着火炭，暖和极了，几个人正围在桌边吃饭，一个女的娇声用中文说：“我饱了，吃不下了。”她推开她面前的一盘炒面，盘子里起码还剩下一半。

    “你给我吃吧！”我几乎脱口而出，说完就被自己吓了一跳。那个女的也吓了一跳，她圆睁着眼睛看着我问：“你真的要吃吗？”我扑过去，三两下就把盘里的面条扫光了，旁边的男的看呆了，他把自己盘里的土豆都给了我。他们看着我把盘子都舔了一圈后，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解释，就抿了抿嘴撒了个谎，说自己进山没带够钱。我的惨样打动了这对来自广州的夫妇，他们给我煮茶喝，还塞了我一堆牛肉干，我推脱，他们就说：“我们带了太多食物，就当帮我们减负吧！”

    我的同胞们真是太善良了，我的眼里闪着泪花千恩万谢地离去。我提着牛肉干上楼，房间里传出长谷夫妇的声音，我刚推开门，他们就说：“璐璐你去哪了？我们给你留了面条和麦片，快吃吧。”

    我站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儿，拎起手里的袋子说：“这里有牛肉干，一起吃吧。”

    燃烧的雪山

    快走到乔姆隆的一段，山坡上长着漫山遍野的大麻，乔姆隆是一个大村庄，非常漂亮，可以饱览鱼尾峰的壮景。马队叮叮当当地从石板路上经过，路的两旁点缀着鲜花。这里似乎是一个补给站，物价几乎和山下无差，小店里可以买到20卢比的饼干，我看到直升机在这里起飞，螺旋桨带起一阵狂风在深绿的山谷中盘旋而去。可惜为了赶路，我们并没有在这里停留，而是一路冲到德奥拉里。

    到了德奥拉里，雪山就近在眼前了，在山路上一路摸爬滚打，我的衣服已经脏得没法穿了。我把裤子和袜子洗掉，裹着我仅有的薄外套，冻得直搓手。我洗好衣服回来，院子里坐了两个中国人，我打了个招呼，尴尬地笑着说：“好冷啊。”他们问：“你没带够衣服吗？”我指了指挂在绳子上的湿衬衫，说：“都在这了。”女的听了马上起身进屋找了件黑色的抓绒套头衫，说：“穿上吧，送你了。”我谢过这个漂亮又热情的姑娘，她叫叶蕾，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徒步，他们还帮我修理松动的登山杖，我脑海中闪过一个主意，说：“晚上你来叫我一起吃饭吧。”

    夜幕降临，我冷静地看着长谷开始架锅，桌上雷打不动地摆着一碟土豆，叶蕾如约来敲门，我莞尔一笑对西马说：“朋友请我去吃饭哦。”他们憨厚地说去吧。我和叶携手离去，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既不伤害长谷一行的感情，又能饱食一顿，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第二天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天还是麻黑的，地上结着霜，呼出的每口气都化为白雾在眼前飘，我的手冻僵了，因为低温，手一捏登山杖，皮肤就有被粘住的感觉，泉水也要在嘴里含一会儿才能咽下去。今天我们要上到安纳普尔那峰的大本营，中午在山路上照例只喝到了一点面条汤，但是对终点的期待压过了饥饿感。我健步如飞，这里的草木开始荒芜，雪山越来越近，山脚下忽然出现无数只咩咩叫着的羊，它们挤成一团，堵在山路上不肯往前走，我不得不用登山杖拍它们的屁股，好让它们挪一挪。看来我是很有做牧羊人的天赋的，我带领队伍昂首从羊群中挤过。

    终于到了大本营，这里开了两间旅馆，我们选了最高处的一家。几个老外坐在外面的一块空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来，他们喝着啤酒嚼着薯片，一个女的居然只穿了件背心。再往前更是一惊，几个人赤膊围在水龙头前冲澡，一对情侣互拥着对着雪山亲吻，他们足足吻了一个小时，当我收拾好东西从房间里出来，他们还在那吻得如痴如醉。

    大本营被雪山四面环绕，看到了无敌的山景，雪山近在咫尺，似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偶有几只老鹰飞翔而过，雪山在太阳光线的变幻中变幻，起初我还试图用相机捕捉，最后直接放弃了，因为在阳光的刺射下、在雾气中，每一秒都是不同的景象。

    太阳落下，雪山在落日的照耀下，看起来像燃烧起来了一样，整座雪山都变成了金色！夜幕降临，一轮圆月在雪山旁升起，星星在苍穹闪耀，环绕着雪山，这是像梦境一般的景色，像无法描述的仙境，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千辛万苦吃着面条汤爬上来，是值得的。我看着自己手里的登山杖，身上的衣服和脚上的鞋子，全是陌生人的礼物；我对徒步一无所知，却跟随着长谷一家来到这里。如果没有这些陌生人的帮助，我就不可能来到雪山跟前，我感到自己如此幸运。

    然而，睡在雪山上的滋味却不太好受。夜里，我蜷缩在床上，穿着叶蕾给的黑色抓绒衣，仍然冻得瑟瑟发抖。我呼吸沉重，头痛欲裂，还想呕吐，挨到早上，我总觉得都是因为我太饿了，就支撑着走到餐室点了杯姜茶，喝完后情况并没有好转，我站起来，结果差点晕倒在地板上。我去找长谷，因为大本营的山景太美了，我们本来决定再住一晚，长谷说：“你高原反应了，必须马上下山。”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情况打乱他们的计划，决定独自下山，长谷却坚持大家全部下山，“如果你晕倒在路上了怎么办？”

    长谷夫妇正帮我收拾行李，外面却传来了吵架声，是西马在嚷嚷，他的衣服上沾满了污垢，大声责问着旅馆里的一个帮工，说着说着，他咚的一声一拳砸在了那个尼泊尔人的胸口，那个尼泊尔人哇地叫着跳了起来，冲进厨房拿出一根棍子要打西马，几个人使劲拦住他。我马上问Ella怎么回事，原来是旅馆的院子里有一个失修的粪坑，上面只是草草用塑料板遮盖了一下，西马一脚踩上去，塑料板就裂了，他整个人掉进了粪坑里！他爬出来，追着旅馆的人要一个说法，结果旅馆的人连一句道歉也没有，只是冷冷地说：“你下山去。”西马彻底愤怒了，他追着那个帮工跑，他们在院子里咆哮，一个喊着日语，一个喊着尼泊尔语，梅子和Ella都过去拦西马，一向内敛的长谷夫妇都出动了，叫嚷声惊动了整个大本营，所有游客和向导都围了过来，一场混战眼看就要开始。

    这时旅馆的老板出来了，他手里端了杯热茶，悠哉地站在一边，好像他的院子里在演话剧。西马一心要揍那个帮工，他打不过西马，突然用英语叫道：“他们欺负尼泊尔人！”然后又哇啦哇啦嚷了一堆尼泊尔语，不知道从哪里就跑过来几个尼泊尔青年，手里举着大石头，凶狠地盯着我们。长谷终于愤怒了，他冲着旅馆的老板叫：“我要把这一切都发到网上去！”那个老板嘴角一咧，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我的高反都被吓跑了，过去拉Ella说我们快下山去。她只是冷静地瞪了我一眼，梅子和长谷的妻子拦在西马的前面，结果被踢了好几脚，长谷一看老婆被打，扑上去就给了那个帮工的脸一拳，“啪！”一块石头砸在了西马的腿上。几个西方游客和尼泊尔向导拼命地拦他们，眼看拦不住了，他们对着西马叫“快下山！快下山！”西马知道形势不利，“我下山！但是我要在这里洗干净我的衣服！”他站起来，走到水龙头前用冰水冲澡，他的鞋子里灌满了粪便，已经没法穿了，他就穿着拖鞋，我们一行人从大本营往下撤，走出去了很远，我回头望，高地上站着几个黑影，好像在盯着我们。

    在路上，Ella对我说：“璐璐，你一直说我们日本人太内向，不会说‘不’，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今天你看到了吧？”

    我们从大本营一直下到多旺，当我们第二天走到乔姆隆的时候，听说那几个尼泊尔人还在搜寻着西马，有人在路上拦住西马说在找一个在大本营跟别人打架的韩国人——他们把国籍搞错了，西马当然说不知道。我们在山路上走了4天（当然仍然是吃着泡面），终于出山，回到了博卡拉。

    一回到博卡拉我就跑进餐馆猛吃了一顿，见识了山上的物价后我觉得什么都好便宜，领教了挨饿的滋味后我觉得什么食物都很可口，我虽然走成了半残，但是胃口依旧很好。

    下山后的隔天晚上，我和长谷一家约好吃告别饭，不料在店里碰见了京苏，她也刚刚从山上下来，只不过她走的是大环线。她见到我显然很激动，眼睛里居然泛起了泪花，她拉着我的手说：“一起回加德满都吧。”我被她的友情感动了，跟长谷一行道别后，我在博卡拉又休整了几天，和京苏一起回到了加德满都。

    从加德满都到樟木只要四个小时，我已经离家半年了，似乎从这里回国再合适不过了，我就这个问题自我抗争了好几天。我出发的时候以为按照我的预算，走到尼泊尔就应该回去了，没想到我一路省吃俭用，特别是我在印度的超低开支，留给了我一个惊喜：我还有两万多块钱，也就是说，我比我原先预计的节省了一半。

    这些钱能让我走到哪里呢？我心中并没有谱，我上网查资料，又翻开世界地图仔细看，慢慢地，我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它听起来很遥远：我想去埃及。

    我照着地图去找埃及大使馆，地图都是一些没有人性的家伙印的，我千辛万苦摸过去却扑了空，地址是错误的，大使馆早就搬家了。我折回旅馆找到大使馆的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你可以在这里申请，但是不确定有没有签证给你，要等开罗的批文。”我问他多久，他说：“最少10天。”

    放下电话我就打消了从尼泊尔去埃及的主意，签证要等10天，还不确定有没有，这种风险我不愿意冒。我查了尼泊尔飞埃及的机票售价，并不便宜。我左算右算，算出回到印度，再从印度飞埃及是最划算的路线。此时我在尼泊尔已经待了近两个月，我已经可以重新申请印度签证了。我和京苏一起去泰梅尔区的印度领事馆申请签证，护照都交上去了才告诉我，“因为过节请你10天后再来领签证。”

    我和京苏呆滞地在加德满都吃吃喝喝又等了10天，搭了趟廉价航班从加德满都飞到了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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