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地方有你期待的美好，它将会是你心中的一盏灯，只不过，你得去找。

    印度铁路：看似混乱又如此先进

    我从仰光飞往马来西亚，凭着离境机票和印度签证在吉隆坡机场拿到了120个小时的过境签证。机场有直接发往马六甲的班车，为了节省开支，我决定再一次睡机场。作为廉航亚洲航空的据点，吉隆坡机场的背包客气氛浓厚，大厅里大厅外，到处是或躺或卧的各国背包客。

    为了不被来往的人打扰，我在一排座椅的后面找了个夹缝，把围巾摊开铺在地上，裹紧外套蜷缩着。大厅里人声嘈杂，时而响起航班时刻广播，我躺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内心无比思念家里柔软的床和热水澡，思念家里的早餐和热咖啡。这是好遥远的事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一种孤独感慢慢升起，我感觉离家像有半个星球那么远。

    马六甲海峡，我童年时无数次在课本上读到过这个地名，未曾想到我有一天会真的站到这里。我在马六甲度过了愉快的几天，这里简直像个小中国城，沿街的食铺挂满了中文招牌，鱼丸牛肉面、冻柠茶……我在缅甸吃得很惨，自从在曼德勒的集市上看到出售的腐肉后我就变成了一个被迫的素食主义者，现在看到这里的食铺简直两眼发光，我在马六甲狠狠地吃了几天，白天睡觉打苍蝇，傍晚去海边看日落，幻想着郑和的船队从海面上驶过，就像圆了童年的一个梦。

    《旅行者》中有一句名言“CrazyIndia，youloveitoryouhateit.（疯狂的印度，你爱它或者你恨它。）”我碰到过一本护照上贴满了印度签证的背包客，也遇到过提起印度就满腹牢骚的背包客，我疑惑着那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一想到马上就要前往印度，我心中就充满忐忑。

    旅馆里的一个英国女孩子问我：“你担心什么？”“听说那里有很多欺骗……”“当你和对方说话的时候，看着对方的眼睛，眼睛会告诉你他是否在说谎。”她教导我。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她像大姐一样认认真真地给我写了张纸条，罗列了在印度的各种注意事项，我越看越担心，她把纸条整齐对折递给我说：“如果这世界上你只能选择一个国家去旅行，那就选择印度，我在印度住了一年，放心地去吧，你会爱上它的。”

    飞机抵达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首府班加罗尔，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进印度的第一站，是因为我在亚航上淘的一张廉价机票，吉隆坡到班加罗尔，只要70块人民币。

    班加罗尔是印度的IT中心，被誉为“印度的硅谷”，作为一个背包客，我无意在这里停留。海关的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填完入境表格后很利索地盖了章，我算是正式踏上了印度的土地。

    出了机场，围上来几个拉客的出租车司机，我不理他们，也就散去了。按照之前查好的攻略，我坐上从机场开往火车站的接驳大巴，这是辆簇新的空调大巴，一切都很顺利。我以为我来到了一个类似于深圳的城市，但是窗外的景色让我大跌眼镜，低矮的绵绵不断的房屋，坑坑洼洼的泥路，人和牛群走在一起，穿着纱丽的女人蹲在土墙边上，人们来来往往，看起来却都无所事事。进入市区后道路开始变得平坦，窄小的街道上三轮车、摩托车、小汽车、自行车打架似的挤成了一团。这就是“印度的硅谷”？

    世界科技的中心之一？我完全看不出来。

    司机请我在一条大街上下车，三轮摩托车（rickshaw）拼命地冲我摁喇叭叫我上车，我向一个西装笔挺的人请教火车站在哪里，他瞪眼看着我，一手抠着鼻屎。我义无反顾地往前走，翻过两道隔离栏后进入火车站。

    火车站大厅人山人海，涌出阵阵热浪，一个额头点着红痣穿着纱丽的西方女人和一堆戴着鼻环的印度女人一起围坐在地上。我摸索着爬上昏暗的站台，经过一群穿着橘色袍子的西方少年，他们都剃着光头，只留下脑后的一束头发。站台上的小摊子出售着各种零食和油炸食品，几个提着水壶的人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嘴里叫卖着“chai，chai（印度奶茶）”。人们怡然自得地躺在地上；一个老头枕着麻袋，虚弱地伸出手向我乞讨，他看上去几乎奄奄一息；几条狗甩着尾巴在站台上窜来窜去。我兴奋又胆怯地看着这一切，这是我第一天到印度，我完全找不到北。

    我买的车票并没有座位，而是在“等候名单（waitinglist）”上，根据印度铁路的做法，开车前半小时，会在站台的布告牌上贴出“等候名单”的座位表，找到你的名字，后面对应着的就是你的铺位号，如果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就证明你没有排上位，全额退款。

    几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拿着一摞白纸过来，躺在地上的人一下全都站了起来，我费劲地挤在人群中想寻找我的名字，一个穿蓝衬衣的大叔拍拍我的肩膀，叫我把车票拿给他看，他掏出手机打开铁路局的官网，键入我的车票号，一下子就找到了我的铺位号，我才发现印度的铁路看似混乱原来如此先进！

    火车鸣着汽笛进站，印度的车厢分为很多等级，我买的票是空调三等（AC3），上车不久，服务员就搬来卧具，我拉起帘子美美地睡了一觉。一出霍斯佩特火车站的大门，骗子就来了。一个瘦高的男人从我下车那一刻就紧跟着我：“你去哪里？让我帮助你。”

    “我要坐车去亨比。”“汽车站今天关门了。”“那我就走路去。”“那里被火烧掉了。”我冷笑一声。“很远的！”他在后面大喊。

    真是太小儿科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印度骗子？他们真应该去中国练练。

    赤脚领悟印度精髓

    我正想着印度骗子的不给力，突然一块石子砸在我的肩膀上，四下无人，只有几只牛在垃圾堆里找吃的，我继续走，又一块石子砸了过来，这下我看见了，一个黑瘦的妇女躲在芭蕉树后面，用凶狠的目光盯着我。

    我知道我不能和她对视，我偷偷地瞄着她，决定赶快走。屋漏偏逢连夜雨，“啪嗒”一声，我的拖鞋阵亡了。我顾不上那么多，把拖鞋收起来，赤脚在土路上小跑起来。那个骗子只有一句话没说错，就是汽车站真的有点远，我赤脚走了半个小时，脚底板被石子硌得生疼，只希望自己不要踩到牛屎。已是早上八点，沿街的店铺却还是大门紧闭，我没有办法，只好赤脚撑到亨比。我惊奇地发现，或许是因为我打赤脚的缘故，小贩和乞丐都不来烦我了，我一屁股坐在汽车站里，卖奶茶的过来，我喝了一杯，他只收了我3卢比。我知道了，他们一定以为眼前这个不穿鞋子的外国人是个印度通，不然什么样的疯子会在印度赤脚走路呢？在这一刹那，我感觉自己似乎领悟到了一点印度的精髓。

    乡村小巴穿过种满芒果树和香蕉树的田野，路边有低矮的民居，偶尔闪过几座颜料剥落的印度塔门，直至路两边开始出现巨石，奇形怪状的巨大的石头散落在山坡上。亨比到了，只要翻过山坡去，就会看见大片的壮观的废墟，这里曾经是印度维查耶那加尔帝国最后的首都。

    进得村来，左手边有一座巨大的印度塔门，我比着指南书上的地图，一瘸一拐地经过维卢巴克沙塔，一个小女孩在叫卖香蕉，猴子蹿出来抢了一只香蕉就跑。我迷信着指南书，找到首位推荐的旅馆，结果一进去就被院子里的牛屎味熏得倒退三步，我踉跄着寻到隔壁，找了一家200卢比的单人间。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已经急剧下降，只要没味道就好。我去小店里买了双拖鞋，走了这么久，我居然还没受伤，事实证明我的脚底板够厚。通巴德拉河从亨比穿流而过，正值旱季，河阶的一个角落，阵阵浓烟升起，两个穿白袍子的人闭眼站在火堆旁祈祷，口中念念有词。河水中的巨石露在水面上，对岸是郁郁葱葱的棕榈树林，一个赤裸上身的渔夫站在一块巨石上朝河里撒网，远处几个穿着纱丽的妇女在河中洗澡，好吧，她们洗澡也穿着衣服。几个妇女手中托着色彩鲜艳的小碟朝我走来，我在她们给我“祝福”之前迅速逃离，一个拄着拐杖穿着橘色袍子的长胡子修行者伸手挡在我面前，我表情呆滞地望着他，他叹了口气走掉了。回到旅馆，正欲进房间，对面的门打开了一条缝，探出一张东亚女孩的面孔。

    “韩国人？”她问。“不，中国人。”

    “哦，不好意思，不过……我会说中文哦。”“真的？”

    “你好，谢谢，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吗？”她仰起头一字一顿道。我笑眯眯地等她继续说。

    “没有了，我就会这三句话。”这样也行？

    此后她每次见到我就用中文跟我重复这三句话，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委婉地告诉她，在中国如果每天问别人“你妈好吗？”也算是骂人的一种方式了。

    惠英才19岁，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在孟买的一所大学里做交换学生。她跟我说她之前在中国也念过一年书，“学过中文。”我怀疑地看着她。“对不起，因为中文太难了。”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那你都在干吗？”我问。“吃啊！中国菜太好吃了，特别是西安的小吃！”她做咽口水状，“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快，我妈妈觉得学中文比较有前途，所以我还会再去中国念书，我想去北京。”

    “为什么想去北京呢？”“因为北京烤鸭啊！”

    ！！！

    婚礼蹭饭

    南印度的雨叫人难以捉摸，忽而淅淅沥沥，忽而倾盆大雨，然后又是艳阳高照，如此反复。

    雨后，我在村子里闲晃，听到一处巷子里传出热闹的人声和锅碗瓢盆撞击的声音。我循着声音走过去，一个用鲜花装饰的院子里围满了人，挂着红色的帷幕，铺着玫红色地毯的台子上摆了张雕花的大皮椅，后面悬挂着孔雀纹的纱帐，一个手上戴满银镯子的穿着纱丽的女子被一个白衣男人领上台，她的辫子用一串黄花扎了起来，人们端出银盘，里面盛着芭蕉叶和香料。客人们看到我开始起哄，他们对着我拍手，让我上台跟这对男女合影，我就这样闯进了印度人的婚礼。

    我拿着相机，穿着色彩鲜艳的纱丽的女眷们拥向我，我几乎给每个人都拍了照，也跟每个人都合了影，小孩子们跑过来凑热闹被她们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

    我被邀请坐下来吃饭，一张芭蕉叶上堆着浇好咖喱的米饭、酸奶、芒果、炸成金色的面粉团，勺子和叉子当然是没有的，入乡要随俗，我用右手把米饭搅成一团往嘴里送，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用手抓饭吃，吃得不亦乐乎，我想学旁边的印度人把手指围成勺子状捞汤汁喝，结果每次都失败，汤汁从桌子一路滴到衣服上，印度人笑成一团，我想他们等我出糗应该等了很久了。

    回来后，我跟惠英讲起我的蹭饭经历，她很羡慕我，虽然她在印度待了快一年，却没有参加过一次印度人的婚礼。

    我们俩是这个小村庄里仅有的两张东亚面孔，我们一起爬过巨石垒起的山坡，去看维查耶那加尔帝国留下来的寺庙，真是一片壮观的废墟。

    站在山坡上回望村口的印度塔门，阴沉的天空下，神牛们在乡间小路上散步，我和惠英在村口买了杯奶茶往回走，雨后的路面泥泞不堪，鞋子不停地溅起污渍甩在裤子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小贩蹲在路中间用砖头垒了个炉灶卖炒米。哪怕全世界的人都灭绝了，印度人也会活下去的，我心想。我和惠英有说有笑，突然，路面上出现一摊污物，我想叫她当心已经来不及了，惠英一脚踩进了牛屎里，黑乎乎的牛屎没过了她的脚踝。

    “啊！”她大叫。“回去用水冲一下就洗掉了……”我安慰她。

    爱看热闹的印度人围了过来，“哦！”他们指指牛屎，“恭喜啊！！”他们说。

    什么？！我和惠英面面相觑，踩到牛屎很幸运吗？这难道就是印度式的幽默？

    几天后我从亨比离开，决定南下。从霍斯佩特并没有到迈索尔的火车，我折回班加罗尔转车，窗口的工作人员扔给我一张票，我看了一眼：“怎么没有座位？”

    “这是二等车厢。”“还有别的票吗？”

    “只有3个小时而已！”他吼了一声，后面排队的人挤了上来。站台上又是一副人畜共行的场景，我愁眉苦脸地问旁边的一个年轻人：“你知道我的车厢在哪里吗？”他接过我的车票一看说：“我也不知道，你随便上吧。”

    这时候火车进站了，人群突然全部开始往前移动，我试图往最近的车门挤，人群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我面前，每个人都在拼命上车，这个年轻人拎起包往车头飞奔，跑了几步回头对我喊：“你去试试车尾！”

    我跑向最后一节车厢跳上去，车厢里已经塞满了人，过道里没有立足之地，连头顶的行李架上也趴满了人，我找了个行李架，蹭蹭两下爬了上去，把包一甩，坐在上面，俯视着车厢里的众生。

    我在行李架上坐到了迈索尔，短暂停留后又坐着行李架回到了班加罗尔，再搭夜班火车去科钦。虽然才初到印度，但我已深刻体验到印度火车系统的人性化，每趟火车都设有不同车厢，从最贵的空调一等卧铺到最便宜的二等座位，共分了六等，富人和穷人都有他们的选择。印度的火车是让每个人都坐得起的火车，加之印度的铁路线四通八达，所以说印度之旅是火车之旅并不为过。

    我的第一个印度导师

    我从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埃尔纳古勒姆搭渡轮到了科钦堡，这个面向阿拉伯海的小岛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岛上的建筑融合了葡萄牙、荷兰、英国乡村的风格，欧式教堂和别墅林立，整个小岛看起来悠闲整洁，简直不像是在印度，更像是某一个欧洲小镇。我去海边，期待看见美丽的海滩，不料，四处散落着垃圾的海滩上只见野狗和牛，乌鸦盘旋着停靠在岩石上，破旧的木船搁浅在沙滩上，几个塑料瓶被海浪卷起翻滚着涌入大海，它们和我一样，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处。

    我在旅馆里遇见白头发的印度作家杰米，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总是戴着礼帽，手里耍着一根雕花拐杖，看起来风度翩翩。

    这个传奇的帅老头刚从巴厘岛逃出来，他拍了一部关于巴厘岛商业黑幕的短片，结果视频在网上热播，那些被他揭了老底的人都曾是他在岛上的朋友，他们找上门来，扬言要干掉他，他当夜从巴厘岛飞回印度。

    “原先我有一栋别墅，现在我没有房子，原先我开车，现在我走路，原先我有一台大电脑，现在我只有一台小的，我的生活还是很不错。”

    每次我去小摊上买东西，别人多收了我几卢比，我就会回来抱怨，杰米总是说：“你不要在意这几卢比，你甚至可以再多给他一点，因为他比你更需要钱。”杰米是个幽默又开朗的人，他总是热衷于探索神秘事物，一天他从乡间回来，给我看了他拍的照片，照片中的人围着旗杆跳舞，杀鸡祭祀，喝鸡血，歃血为盟。我对这种宗教仪式感到惊奇。

    “你不会也喝了鸡血吧？”我问杰米。

    “当然。”“那这么说你们是兄弟啰？”“不要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好。”

    “明天我带你去看一个更神秘的。”他探过头来说。第二天中午，我和杰米坐上一辆黄色的“突突车”，在科钦堡的巷子里七拐八拐，最后在一个不起眼的民居前停下。院子打扫得很干净，我们脱鞋走进房子，一个女人恭敬地迎了出来，垂手站在边上。

    “你看那边。”杰米抬手一指，大厅的一角有个巨大的玻璃柜，里面塑着一尊圣母玛利亚像，底座上摆满了亮闪闪的首饰和挂表，旁边围着一圈燃烧的蜡烛。只是……为什么塑像的眼睛里一直在流出红色的液体呢？这是血液吗？这尊圣母玛利亚塑像跟我以往看到的任何一尊都不一样，我感到惊悚，不敢多话。

    杰米掏出钱来给那个女人，表示要捐赠，女人的脸顿时变了，她非常生气，“不要钱！”她把我们往外赶，我赶紧跑出房子。回去的车上，我小声地问杰米：“这是什么？”

    “这是流血的玛利亚。”他说。

    从那个房子出来后的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这是我第一次在印度生病，隔壁房间的两个德国女孩病了很多天了，我怀疑自己跟她们一样吃坏了肚子。

    我病恹恹的，听得阳台上有人在大声辩论，英国人斯科特在商店里挨了宰，花5000卢比买了张纸画，他付了1000卢比定金后就后悔了，跑了回来，有人在给他出主意，教他如何去演戏拿回他的定金。杰米反对：“你不要为了这1000卢比撒谎，他们是混蛋，但是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你觉得贵的话，就不要去买那张画了，也不要试图去要回1000卢比，因为你去，你必定要撒谎。”

    “可是这样他就失去了1000卢比！”那个人叫道。

    “他只不过少了1000卢比，他什么都没有失去。”杰米说。我觉得杰米说的是对的。我在床上躺了一天，一个荷兰女孩端来了牛奶和土豆泥给我吃。杰米咚咚地敲门，他手拿《圣经》，跟我说怀疑我生病是因为“邪恶的力量”，他在我的床头跪下，手按着我的额头，翻开《圣经》开始念祈祷文，杰米离开后，我继续昏睡，当我醒来时，烧退去了。

    我在科钦堡已经停留了一个星期，这是一个舒适的地方，沿海的餐厅出售60卢比一份的塔利（thali，印度传统套餐）。我在印度别的城市吃的塔利都辣得难以入口，但是科钦堡上的塔利十分地美味。

    岛上到处是精致的洋房，玫瑰街上还有瓦斯科·达·伽马的旧居，这个伟大的航海家开辟了从欧洲到印度的航线，最后事业未竟，卒于科钦，葬在圣法兰西斯教堂。我无所事事，毫无目的地游荡，不知道下一站去哪。

    杰米给我看了一部叫《最后的嬉皮时代》的纪录短片，拍于20世纪70年代的果阿，片中的人在海滩跳舞和冥想，赤身裸体。金钱消失了，他们过着物物交换的生活，我甚至在片中看到了披头士乐队的成员！

    “当时我也在那里，曾经我也是个嬉皮士。”杰米轻描淡写地说。我在片中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未曾想到生活也可以是这样子的，我艳羡杰米曾经经历过那么辉煌的时刻，恨自己生不逢时，然后就动了去果阿的念头。

    “如果你期待看见片子里的场景，你就会失望，果阿完全不一样了。”

    杰米说。我又一次陷入了迷茫。“为什么不去加尔各答呢？”“我听说那里乱糟糟的。”“你知道加尔各答的垂死者之家吗？”“知道一点……”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那里做义工，我曾见过特蕾莎修女本人。”“好吧，我可能会试试。”“你是个冷漠的人，加尔各答会对你有帮助。”

    我沉默不语。“璐璐，爱和奉献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杰米说。

    夜色里，我看见杰米的眼睛里闪着亮光。我想起我之前的生活，想起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似乎谁都没有眼前这个叫杰米的老头教我的多。我的学校只传授一些枯燥的知识，我的家人只希望我找一份好工作，我的朋友们迷恋于物质生活，他们只讨论衣服车子房子，每个人都想着挣钱，每个人都陷在现实里挣扎。没有人教我怎么看待金钱，而这应该是人生中重要的一课，也没有人会跟我说“所有的罪恶都源于自私，只有分享才会让这世界更美好”这样的话。我看着眼前这个白头发的老头，我确信他是我来印度后碰到的第一个导师。

    最疯狂的火车之旅

    我决心去加尔各答。我先坐火车到了马杜赖，匆匆参观了“手持鱼眼的女神创造的宇宙”神庙，在马杜赖火车站，人们告诉我没有直接到加尔各答的火车，我必须在钦奈转车。我坐了一夜火车在清晨赶到钦奈，不料钦奈有三个火车站，在我从一个火车站赶往另一个火车站的途中，发往加尔各答的那趟火车开走了。“你们帮帮我。”我在钦奈的火车站的经理室央求着。“没有办法帮你！三天内都没有票了！”

    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停留三天，一心只想去加尔各答，我感觉加尔各答在召唤着我。终于，一个看起来像长官的胖女人给了我一张无座票，我是等候名单第219号，她在票上写了几个数字，粗鲁地塞给我：“拿着这个！你会有一个座位！”这是当晚开往加尔各答的火车，我还是要在钦奈滞留一个白天，我非常疲倦，火车站里又热又闷，连候车大厅的铁椅都是烫的。钦奈的火车站非常特别，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物，铁轨一直铺到了候车大厅，火车鸣着笛轰隆隆地开进来，发出巨大的噪音。

    我知道印度的每个火车站都会设有女性专用的休息室，我摸上火车站的二楼找了过去。一个工作人员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满了。”

    我盯着她后面的那扇门。等她一走开，我过去推门看，里面有很多空位，一个女人走过来把我往外推：“你不能住这里，你是外国人，很麻烦。”我不想跟他们争论这种话题，我只是想找个地方睡觉，好吧，既然你们不让我进去，我就睡在门口。我往地上一躺，把包往头后一枕，做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

    我才躺了五分钟，那个善良的女人打开了门：“进来吧。”这是我进印度后住过的最舒服的地方，一个大房间隔成了几个独立小间，洁净的床单，床头灯，风扇，空调嘶嘶地送着冷气，我洗了个热水澡，感觉像重生了一般。

    钦奈到加尔各答，真是一段漫长的旅途，白天，铁皮车厢被太阳晒得酷热难耐，汗水和灰尘裹在一起，各种臭味交杂；夜晚，鼾声此起彼伏。我期待能看见一张背包客的脸，但是满满的车厢只有我一个外国人，甚至连女人也少见。为了防盗，我一刻都不敢离开自己的背包，就算上厕所也要背着去，因此我只能尽量少喝水。小贩上来叫卖食物，我不敢吃，只靠一点饼干充饥，有人友好地递给我一杯奶茶，也被我婉言谢绝。我形单影只，陌生人的食物绝不能碰。在这难熬的时刻，我几乎怨念般地咒骂起了自己，为什么要如此省钱，为什么不坐空调车厢，这样的苦行会有意义吗？

    火车行驶了一天两夜，我从逼仄的车厢里跳出来，活像一条晒在阴雨天里的咸鱼干。从马杜赖到加尔各答，我挤在二等车厢里，在路上整整赶了两天三夜，这真是疯狂的旅途，我对自己发誓以后永不会再这么做。此刻，连豪拉火车站那灰尘弥漫又刺鼻的空气都显得如此好闻，我来到了加尔各答。

    我在豪拉火车站寻找公交车去萨德街，我掏出10卢比递给售票员，他把5卢比放进票盒，剩下的5卢比镇定自若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是加尔各答的一个清晨，我嗅到空气中有一股腐烂的气息。雾气还没有散去，我穿过一条大路，街道两边是小山似的垃圾堆，发出强烈的臭味，无数的乌鸦发出嘎嘎的声音，在垃圾堆里啄食，在头顶盘旋。就在这些垃圾堆中间，在肮脏墙角和惨败的树荫下，横七竖八地躺着衣衫褴褛的人们，一块纸板或破布遮着干瘦的身躯，他们看起来憔悴不堪，毫无尊严又毫无顾忌，好像他们就是垃圾堆的一部分，只不过还能呼吸。

    一只干瘦如柴的狗张着大嘴逼近，饥饿地用凶狠的眼神打量着我，我们对峙了足有三分钟，我把手中拿着的指南书举起，准备它一扑过来就砸过去，这时，一个睡在垃圾堆旁的人爬了起来，呀呀叫着朝狗丢了两块石头，它便跑走了。

    为了摆脱萨德街上的旅馆掮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个企图索要小费的老头紧紧跟随着我，我被他的耐心所折服，他总是在我进旅馆询价之前就跑进去，这样我就变成了他带过去的“客人”，我要为此支付双倍的房费，我当然不干，我们斗智斗勇了一个小时，他终于被我打败了，失望地空手离去。

    我在帕拉贡旅馆找了个120卢比的床位，这是个简陋又热闹的地方，墙上绘满了各种涂鸦，地上污水横流，这里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

    特蕾莎修女之家

    一安顿下来，我就着急地赶去特蕾莎修女之家，它是我来加尔各答的目的。每周一三五的义工报名会在下午三点钟开始，我不想迟到。

    加尔各答熙熙攘攘的街上，摩托车、汽车、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各种车挤成一团，发出巨大的噪音和热量，赤脚的人力车夫挥汗如雨地奔跑，疯狂的三轮车鸣着喇叭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各种动物，野狗黄牛挤在人群中间，在这里，走路也是件危险的事情，你随时都需要保持警惕。我跨过马路，看见老式的有轨电车从路的尽头驶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古老的电车，这个英国殖民时期的遗物居然运营至今。

    穿过两边挤满菜摊的小巷走上一条大路，路边一个不起眼的黄色小牌上标着：特蕾莎修女之家。报名在修女会所设的儿童之家的大厅里进行，当我进去的时候，大厅里已经黑压压坐了一片人，亚洲面孔占了多数，原来现在正值暑期，很多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学生组团来这里报名做义工。两个穿白袍子的修女在一张长桌前忙碌着，我在长椅上等待了很久，终于，修女叫到了我的名字，我整了整衣襟，坐到她跟前。这是一个美国修女，她面带笑容，看起来和蔼可亲。

    “你好。”她用中文跟我打招呼。“你好，修女。”我也用中文回答。“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回答不出来，我学的专业在此毫无用处，我想病人不会需要我帮他们设计衣服、搭配颜色，也不会需要我帮他们煮咖啡，调饮料，我知道这里最需要的是医生和护士，但我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干，内心感到愧疚。“你会剪头发吗？”修女问。

    “不会，但是……我可以试试。”“噢，我们可不会让你试的。”修女笑着说。我的脸马上红了，懊恼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期待着能和修女进行一场高尚的对话，猜测她会问我一些高深的问题，比如为何要来这里做义工，不料修女问的问题如此简单，而我一直在闹乌龙。

    “今天已经有很多人报名去垂死者之家（khlighat，仁爱修女会下属很多收容机构，垂死者之家只是其中一个）了，你介意换个地方吗？”

    “我不介意，修女。”“你愿意去残疾人之家（premdan）吗？”“当然愿意。”

    修女低头工整地写好我的义工卡，举到嘴边亲吻了一下递给我，说：“谢谢你来到这里，璐璐。”

    死亡是很轻的

    清晨六点半我就起来了，从萨德街步行至修女会的总部需要15分钟，7点钟是义工的早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义工会在总部集合，早餐很简单，就是饼干、香蕉和奶茶。吃过早餐后还会有一个简短的祈祷仪式，然后大家就匆匆赶往各自做义工的不同的收容机构，每个机构都在不同的地点。这里的义工流动性非常大，早餐会结束后，老的义工都会举着写有不同机构名字的牌子，大家各自找到组织，由老义工带路去服务地点。

    这是一个大院子，盖了几幢简单的二层水泥楼房。我以为这里只是残疾人之家，后来才发现垂死者之家也在这个院子里。原来的垂死者之家因为屋顶年久失修，已经无法使用，政府这几年一直许诺修女们会修缮屋顶，却迟迟不见动工，于是垂死者之家的全部病人只能搬到了这里来。在门口的小房间里存好随身物品，系上围裙，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洗衣服。一个义工拿着皮管捏成水枪状，冲洗着地上的一堆床单和衣服，我看到这些衣物上沾满了污物和粪便，甚至还有血渍，感到一阵恶心。冲完的衣服要放到盛有消毒水的大桶里浸泡，再扔进水槽，用清水清洗三遍。每次洗衣服都会变成唠嗑大会，一堆义工围在水槽边上说说笑笑，倒也干得很开心。

    擦床。每张床垫要用抹布擦两遍，先用消毒水擦，再用清水擦洗。床垫上也总会有一些病人的粪便残留物。

    搬床。把铁床一张张摆好，再搬床垫，铺上床单和塑料布——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大小便失禁，这个活并不比洗衣服轻松。一个西班牙女义工铺床单非常专业，她每次铺床我都在旁边观摩，她铺的床平整得可以摆到星级酒店里去，相比之下，我铺的床看起来就很智力低下，总是皱巴巴的。

    给病人分饭。有些病人因为残疾而无法自己进食，就要一勺一勺地喂，等他们吃好饭后把饭盘收拢，装在大水盆里拉到水槽去洗。

    只有极少数病人可以在义工的搀扶下自己走路去厕所，大多数的病人的下肢都没有活动能力，需要义工推轮椅或者抱着他们去上厕所。一开始，我总是逃避做这个事情，不想碰触病人的身体，有些义工会给病人擦护肤乳、按摩和剪指甲，我连这个也做不到，我总觉得这些即将死去的枯萎的躯体上充满了病菌。

    既然我害怕接触病人的身体，那么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又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只为了来拿一张义工证吗？只为了让它有朝一日变成我的一个高尚的谈资吗？只为了有一天跟朋友们聊天时可以炫耀地说“我在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之家做过义工，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个有爱心的人”吗？我觉得自己非常地虚伪，我对自己感到厌恶。

    中午，病人们都会集体在门厅里的椅子上坐好。我给一个病人喂饭，她的两只手都蜷缩成了一团，她吃到一半，身体前后晃动起来，嘴里啊啊地叫着。旁边的修女说：“她要去上厕所。”我环顾了周围一圈，每个人都在忙，这个是我的病人，这次我没有借口可以逃掉。

    我拖着椅子往厕所去，所谓的厕所就是一个空房间，房间里摆了几张塑料椅，椅子上凿了个洞，把病人抱到椅子上，排泄物就顺着洞口落到地面。也就是说，当你进到厕所，你所站的地方就是粪坑。我双手环过她的腋下，试图把她抱起来。她太重了，我的力气太小，她的头无力地垂在我的肩膀上，她的嘴巴张开，口里的污秽物和黄色的黏液顺着我左侧的脖子滴滴答答地流下。我努力把头别到一边去，使出吃奶的劲，把她臃肿又瘫软的身躯挪到了椅子上，她拉出一坨稀屎，又嗯嗯啊啊地叫，原来印度人是用手洗下体的，她的手已经蜷缩了，没有办法洗，难道她想叫我帮她洗下体？

    我傻了，愣在那里不动，站在门口的一个台湾女孩走过来说：“我来。”她淡定地拿起水瓢，一边倒水，一边麻利地用手帮她搓洗着下体。干完活，她走过来问我：“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连手套都没有戴……”“没有办法啊，不然能怎么办？”她笑了笑。我知道我跟她比起来太渺小了。

    走廊口的隔间里有一张床上躺了个奄奄一息的老妇人，我照顾了她五天。修女总是站在她床前轻轻叫着她的名字，她非常虚弱，身体上长满了烂疮。她总是在昏睡，偶尔醒来，用浑浊的眼珠子看着天花板，我就用棉签帮她挑去眼角堆积的眼屎。一个新西兰来的女医生每天会给她换药，当我给她翻身时发现她的屁股因为长时间的躺卧已经溃烂，隐约可以看见骨头。我总是希望她能多吃一点，那天中午的菜里有一个鸡蛋，我把米饭和咖喱汁拌在一起，把菜搅碎，一勺一勺地喂她吃，她吃了一点后就微微摇头表示不吃了。

    “你不吃怎么会好起来呢？”我把鸡蛋送到她嘴边，她紧闭着嘴唇，用痛苦的眼神看着我，她已经没办法消化食物了。我还在试图喂她，旁边的一个病人看她不吃，就伸手过来夺我盘里的鸡蛋，我非常恼怒，一把将她的手打开，她冲我咿呀咿呀地叫，我生气地端着盘子走开了，想了想，还是回来把鸡蛋给了这个抢夺鸡蛋的病人。

    有时候我握着这个老妇人的手，她的手没有一丝力气，她整个人仿佛就像羽毛一样轻，我抚摸着她的手，轻声唤着她的名字，她就微微转动着眼珠。一个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系好围裙，走过走廊，站在门口，习惯性地朝里面看了一眼，那张床是空的，我知道她已经死了。我并不惊讶，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我只是悲伤，既然在这里，我就必须要面对死亡。我从未了解过死亡，现在我知道了，死亡是很轻的，是无力的，是像羽毛在飞一样的感觉。

    穿着带屎的裤子与疯牛赛跑

    我在帕拉贡旅馆里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一个上海女孩，也是辞了职自己背包到加尔各答来做义工，因为她的职业是护士，所以我们都叫她“小护士”；19岁的宁波男孩付豪，在美国念大学，拿了暑期的奖学金到加尔各答来做义工；马来西亚女孩杨，攒下勤工俭学的钱到这里来，她在印度一个月只花了两百美金，被我视为省钱的典范；香港大叔劳伦斯，他每年都来垂死者之家做义工，已经坚持了六年。

    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出门，中午一起回来，一起吃饭聊天。一次吃饭的时候付豪掏出几包榨菜，立刻被我们一抢而空，榨菜从未如此美味过，见到咖喱就反胃的我们只能靠这个来抚慰一下自己的中国胃。我的日子过得非常开心，虽然住在如此简陋的旅馆，老板只会每天拍着桌子叫“Pay！Paynow！（付钱！现在就付钱！）”但我交到了很多朋友，我并不觉得艰苦。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加尔各答的义工们也是如此，相处久了，彼此就会开始说一些八卦，比如某某和某某好像谈恋爱了，某某早上躲在休息室里哭了，某某今天又被萨德街上的小贩宰了之类。

    我也是个八卦之人，我认识的在修女之家服务最久的是一个香港的女义工，她1997年的时候就来了，至今已经15年，最后她把家也安在了加尔各答。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的外表看起来和一个印度人几乎没什么两样，穿着纱丽，额头点着红痣，她和印度人最像的一点是她永远都不准时，比如你和她约好两点钟在哪里见面，她会在两点钟的时候打电话说改到三点，三点的时候打电话推到四点并改到另外一个地点，四点的时候打电话说哎呀塞车要五点才能来。还有一个日本义工阿姨，她是个“拼命三郎”，工作非常努力，同时她也是个偏执狂，总是以长辈的姿态出现，比如叠衣服没有按照她的方法来叠，她就会把你叠的衣服摊开自己重新叠过。有一天早餐会时她还和劳伦斯就如何倒奶茶这个简单的问题吵了起来，最后两人不欢而散。一个韩国大叔，他在加尔各答已经待了两年，偶尔也会去修女之家做服务，更多的时候他就整日在萨德街上闲晃，或者自己腌泡菜，他的房间里有一排的泡菜坛。还有个美国小伙，患有自闭症，从不跟人说话，更喜欢动物，总是自己买来猫粮和狗粮喂萨德街上的流浪猫和狗。萨德街上的传奇和古怪之人如此之多，我是无法一一将他们道来的。

    就这样，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下午，我在街角买了个三明治，吃完我就躺下睡觉了，结果在剧烈的腹痛中醒来。我勉强爬起来，觉得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我冲进厕所，还想呕吐，此后我每隔半个小时就要去一次厕所。

    那天刚好有一对做义工的香港朋友要离开，我强撑着想去给他们送行，结果站了十分钟就坚持不住了，回去一头倒在床上。我在床上躺了两天，醒来的时候就吃几根香蕉或者用电热杯煮蔬菜汤喝。大家都很担心我，纷纷献宝似的掏出自己国家的药给我吃，我先后吃了荷兰、英国、法国、日本四个国家的药，但是完全不管用，我的腹泻还是止不住。

    我变得越来越虚弱，劳伦斯一个人住双人间，他觉得我住在多人间里，没有办法很好地休息，就叫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我同意了。天刚蒙蒙亮，积满灰尘的风扇在头顶吱嘎响，我醒了过来，迷糊中我闻到有一股异味，再一摸屁股，黏糊糊的，天！我居然把屎拉到裤子上了！我看了一眼另外一张床上的劳伦斯，他还在睡觉，我冲到门外跑去厕所一看，这是真的，我已经严重到大便失禁了。我失魂落魄地从厕所回来，想要换衣服去洗澡，结果发现劳伦斯已经出门去了，房间的大门上挂了把锁……挂了把锁……挂了把锁！劳伦斯这个白痴！他一定是起来后看见我不在就以为我去修女之家了，他难道以为我病成这样还能去做工吗？我身无分文，穿着带屎的裤子站在门口，心里无比地绝望。

    在正常的情况下，劳伦斯要到中午十二点钟才会回来，帕拉贡里住的几乎全部都是义工，大家都出门去了，旅馆的院子空空荡荡，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一个英国女孩端着杯早茶从房间里出来，她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拉肚子，她转身进房，拿了瓶药给我，我谢过她的好意，说自己试过很多国家的药了都不管用，可她一定要我把药吃下去，她说这是印度药。

    “在印度生病，一定要吃印度的药才管用。”她说。我僵硬地伸出手接过她的药，她请我跟她一起喝茶，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敢动，我怕我一动，她就会闻到我身上的臭味。

    我不想坐在旅馆里，就出门去闲晃。街上没有几个人，印度的街道要到十点后才会开始热闹，我走过一条散发着尿腥味的小巷，后面有人在嗨嗨地大叫，我继续走，嗨嗨声越来越近，还有拍打牲口的声音，我忍不住回头一看，是一头疯牛，正在撒开蹄子朝我奔来，几个印度人追在它的后面。

    我赶紧往前跑，跑了几步就想到自己是跑不过这头牛的，于是我侧身靠墙一贴，牛擦着我的身子过去。我松了口气，往回走，没走几步，后面又传来了嗨嗨声，那头疯牛又跑了回来！我又敏捷地往墙上一贴，人群追着牛一溜烟地从我身边过去了。我赶紧离开了这条夺命巷。

    结婚？都是巧克力惹的祸

    我在加尔各答的日子还在继续，吃过英国女孩给的印度药后我的身体似乎恢复了一点，虽然我仍然一天天在消瘦，但腹泻好了很多。眼瞧着我越来越瘦，我的朋友们都开玩笑说要去垂死者之家给我找张床位，让我住进去，我只能谢过他们的“好意”。

    我仍然坚持去修女之家，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去残疾人之家了，只是在修女之家做一些简单的活，比如粘纸盒、碎纸之类。义工一旦生病，就不能再去和病人接触了，因为可能会交叉传染。

    夏季的加尔各答，卫生情况非常糟糕，每天都有人病倒，通常都是腹泻、呕吐和发烧。一个美国修女会给病倒的义工发一些基本药品，这个修女自己就曾是个医生。一天早餐会后，她看着我说：“璐璐，你正在变得越来越瘦，你必须去医院。”

    那时的我面色蜡黄，经常咳嗽，四肢乏力，如果不是修女叫我去医院，我还是会这样死扛下去。我去医院验了血和大小便，在医院的厕所里我无法停止咳嗽，咳到满脸都是鼻涕和眼泪，连五脏六腑似乎也要咳出来了。

    我从家里离开的时候体重是91斤，如今我站到医院的体重秤上一称，只有79斤了。我拿着化验单回去给修女看，她看了后皱着眉头跟我说：“璐璐，你得了伤寒和痢疾。”我只觉得脑子轰地一下，难道我的旅行到此结束了吗？我不能就这样回去。

    “严重吗？吃药就可以了吧？”我轻轻地问修女。她不说话，低头给我写了张药单，叮嘱我一定要好好休息。我捏着单子去买药，走的时候，修女笑着安慰我说：“我去年一年就得过三次伤寒，你会没事的。”回到旅馆，在大门口碰到了哲也，他是个非常开朗的日本男孩，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一笑嘴巴就咧到了耳根，专业是护士，他讲一口“日本英语”，总是被我们取笑。他担心地说：“你一直在生病？”

    “是啊，倒霉嘛。”“有时候我想找你聊天，但是怕打扰到你休息。”

    “嗯。”我心情不好，无心搭腔，随口应了一下就走了。哲也和我原先住在同一个多人间里，也都在残疾人之家做义工，之前我们一直一起玩，自从我生病后，搬到了劳伦斯的房间，彼此就疏远了，只有在每天的义工早餐会上见一下面。

    哲也是个很热情的人，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就在给大家发他在瓦拉纳西做的印度式名片，还邀请大家去他家里玩。哲也拍了我很多照片，他把照片都洗出来送给我，我觉得应该回赠他一点礼物，就跑到超市里去选，什么是便宜又适合做礼物的呢？那么只有巧克力了，于是我买了两块巧克力。我去敲他的门，他应声出来，我把巧克力递给他说：“哲也，谢谢你的照片。”

    他呆了一下，愣了几秒钟，看上去又惊又喜，“哦！哦”地叫着收下了。过了一会儿，他从楼上冲下来，对我说：“这个巧克力真好吃！”

    哲也总是向我报告他的离期，“我一个星期后就要走了哦。”“我五天后就要走了哦。”我就挥挥手说：“祝你一路顺风。”终于有一天，哲也跟我说：“我明天要走了。”

    “哦，是吗？”修女之家每天义工来来往往，我已经习惯了。我们在院子里坐着，沉默了一会儿，哲也问我说“：你有去日本旅行的计划吗？”“没有。”

    “为什么？”

    “因为去日本太贵了。”“你可以住我家啊，我有自己的公寓，在外面吃饭是很贵，但是我会做饭，虽然我挣的钱不多，但是你放心，总不至于饿死。”我被他逗乐了，说：“好吧，有机会的话就去。”“我查过机票了，从上海有直飞冲绳的航班，好像是东航，价格也不贵，你可以下个月就来玩，我去机场接你。”我打断他：“哲也，没有你说的这么容易，首先我需要申请日本的签证，这个很麻烦，还有，就算我拿到签证的话也是要跟团的，不可能跑到你家找你玩。”“不，你去日本其他的地方需要跟团，但是去冲绳不需要，你可以自己来。”“拿到签证的话我也待不了几天，好了，哲也，谢谢你，有机会我会去的。”一说起签证问题我就感到不耐烦。“那么，就结婚好了。”

    “啊？！”“我们结婚啊，这样你想在冲绳待多久就待多久。”

    “好主意，你真是个聪明人。”我认定他在开玩笑，朝他竖了竖大拇指，他的脸通红，并不看我，眼睛斜望着门口。

    “我是认真的，你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我很喜欢你……那天，你给我了巧克力后，我更加明白了自己的感受……”

    气氛开始变得严肃，我看出来哲也不是在开玩笑，我的表情开始变得僵硬，想不出用什么话回答他。

    “所以……我们结婚吧。”哲也又说。一阵尴尬的沉默。“你喝醉了吧。”我觉得自己的声音非常冰冷。

    这都是那块巧克力惹的祸，我心想。

    第二天的早餐会后，照例是义工的欢送会，每天我们都会给那些即将离去的义工唱欢送歌。今天是哲也在修女之家的最后一天，我们围成一圈，哲也和其余几个要离开的义工一起站在中间。

    欢送歌一响，他就开始哭，他抿着嘴唇，仰着脸，但是泪水还是不停从他的脸庞滚落，我不忍心再去看，就走开了。等到人群散去，我拿着扫帚开始扫地，哲也走过来说“：我晚上八点的火车，七点在旅馆门口等你，好吗？”

    我没有问他有什么事，想了想，说：“好的。”

    他的眼睛通红，我有点难过，拥抱了他一下：“回头见，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他努力地笑了一下，转身离开。今天是周三，下午又会有一批新的义工到来，老的义工会给新义工介绍大致的工作内容，因为我在修女之家待得比较久，中文的介绍就由我来做。

    一般来说义工的说明会到晚上六点就结束了，今天人比较多，到了六点半的时候，大厅里还有几个义工没有面试，我看了下手表，想起了和哲也的约定，心想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我正琢磨着，修女叫我过去帮她整理资料，修女很少主动要求义工去做什么事情，既然她叫我了，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是这么想的。

    天色渐暗，当我把资料都归类好，时针已经偷偷地指向了七点。我向修女道别，匆忙往旅馆走，从修女之家到旅馆的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了无数次，但是今天这条路却显得格外地长，当我回到旅馆，已是七点一刻，院子里黑漆漆的，一个人也没有。

    马来西亚女孩杨从房间里探出头来说：“哲也走了，他叫我跟你说一声再见，他说很高兴遇见你。”

    如果这世界上有天使

    自从吃了修女给我开的药单上的药后，我开始一天天恢复，修女对我非常好，她总是偷偷塞给我一些饼干和果汁，有一天还给了我一袋糖，叫我拿回去兑水喝。我哭笑不得，糖我可以自己去买啊！她就像我的母亲一样慈爱，每天都问我有没有好一点，叮嘱我要坚持进食，因为伤寒会导致食欲下降。

    一天中午，我干完活准备回去，修女叫我留下来吃饭。我在大厅里坐着，修女给我拿来了饭盘和勺子，又端来了米饭和水，最后居然给了我一大盘炖牛肉！这是我第一次在印度吃到牛肉，因为印度教将牛视为神圣，所以任何餐馆都不可能会有牛肉出售。

    我还得到了一份“文职”，就是教年轻的修女们操作电脑，完成了一个碎纸工的华丽转身。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我在加尔各答已经待了一个月，这个肮脏混乱的城市里，这些可爱的人给了我家一般的归属感。每当我看见这些穿着白袍子的修女，我总会想，如果这世界上有天使，那就是她们了。

    义工来了总会走，修女们却将她们的一辈子都奉献在了这里，她们的生活清苦又虔诚，每天除了服务穷人就是祈祷，她们的爱无私又伟大。在来加尔各答之前，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对宗教总是持怀疑态度，但是我在修女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信仰驱使着她们去爱和奉献，这信仰也感化了我，她们是我见过的这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离开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是那一天总会来到。我义工证上的日期一延再延，签证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是我第一次到印度，我想再多看看这个国家。

    我下定决心买了一张去大吉岭的火车票，似乎在逼自己离开。我去跟修女道别，努力装作一切正常，那是我在修女之家的最后一天，道别之后我正准备离开，修女叫住我说：“璐璐，你没有参加早上的欢送会，现在让我们给你送别吧。”

    “不，不需要。”我使劲摇头，我最怕这种送别的场面，然而修女已经叫了在场的义工来，他们围住我，唱起欢送歌来，我低着头，努力不让泪水流出来，感觉心像被拧紧了。修女送我到门口，她温暖的手按在我头上。“上帝保佑你，孩子。”她慈爱地说，我一下哭了出来。

    我原本只是中国沿海城市里的一个普通年轻人，我的生活虽然单调但是舒适，我的内心迷惑不安，对这个世界充满不信任和嘲弄，我身陷物质生活的乱流里，认定生活充满虚伪的骗局，每一个人都只是想要钱而已。如果没有来到加尔各答，如果没有遇见眼前的这些人，我将一直这么认为下去，这些为了信仰而献身的人，这些无私又慈悲的人，融化了我坚硬的心，我是多么的幸运啊。

    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地方有你期待的美好，它将会是你心中的一盏灯，只不过，你得去找。

    加尔各答之行，是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一声“Nomoney”喝退“神的新娘”

    新杰尔拜古里，这是进入大吉岭的门户。我在火车站打听著名的“玩具火车”，这个窄轨登山蒸汽火车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印度如今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火车，结果被告知今天停开。不得已去门口坐吉普车，几个小孩围上来要钱，我看他们并不强要，不像加尔各答的街童上来就抢，也就不赶他们，不料一会儿就发现口袋里的东西被摸走了，好在那只是一块手帕而已。

    一辆吉普车里塞了十多个人，连司机的座位上都坐了两个人，在印度坐车似乎没有超载这一说。途中不停有人招手搭车，一个女的上来，车上已无缝可插，她就一屁股坐在了一个男的腿上，男的也一声不吭。我看得目瞪口呆，印度人平时男女界限分明，到了这时竟毫无顾忌了，不知这两人是否熟识。

    车子在山路上颠簸，气温逐渐降低，我掏出外套和围巾裹上。大吉岭就是一个高地小镇，这里的居民大多数都有尼泊尔血统，面孔相比其他地方高鼻深目的其余印度人要缓和了很多。路边摊上卖着5卢比一杯的大吉岭红茶。这个华人、尼泊尔人、藏人、印度人和游客混居的小镇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山景咖啡馆里一铜壶咖啡只要35卢比，糕点也是又好吃又便宜，装在荷叶盘里热气腾腾的馍馍蘸着咖喱汁吃，十分美味，还有炒面和面条汤等。这个安静的地方，7点钟天就黑了，8点钟路上连一个人都没了。早上6点多，旅馆的老板咚咚地敲门，说：“快上阳台！”我睡眼惺忪地上去，干城章嘉峰洁白的峰顶在天空下一览无余。

    旅馆的老板是一个印度尼泊尔混血儿，他问我下一个国家去哪，我说可能去尼泊尔，他说小心尼泊尔的男人，他们都是骗子，我哈哈一笑，他很认真地说：“在尼泊尔，他们甚至出了一本书，叫《如何在十天内把到一个日本妹》！”居然还有这种神书，我听了都很想拜读一下，正说着，一个日本女人怀抱一只猫走了过来，他介绍说：“这是我老婆。”我无语，心想他一定是深得那本书精髓的人。

    坐火车往西去往恒河边的圣城瓦拉纳西，我睡得正香，迷糊中有人在摇我的肩膀，扭头一看，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踮着脚手搭在我的铺位上用粗哑的声音说：“给我10卢比。”为了防盗和避免骚扰，在印度坐火车时我总是选择上铺，我躺上面用布一遮，人们就不知道车里还坐了个外国人，我也就清静了。但是这个“女人”显然具有很强的探索精神，我睡意正浓，就对“她”摆摆手，意思是没有钱，转身继续睡。“她”又来摇我，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给我10卢比给我10卢比”，我顿时一阵恼火，生气地对“她”说：“You！Shutup！”不料“她”也一模一样地回了我一句：“You！Shutup！”我顿时无语，“她”打了一个响指，从车厢的一头跑来一群宽肩膀的“女人”，都穿着鲜艳的纱丽、戴着亮闪闪的首饰，“她们”翘着兰花指用印度语指着我骂，我知道“她们”是谁，在印度，人们管这些“Ladyboy”叫“神的新娘”，既然我拒绝“她们”的乞讨，“她们”现在就要对我施“诅咒”了，“她们”叽里咕噜地骂着，我睁大着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一句也听不懂。脑海里飘过《九品芝麻官》里周星驰把木桩骂弯又骂直，把海里的鱼虾都骂跳出来的场景，我屏足气大喝一声：“Nomoney！”“她们”转身婀娜地离去了。

    瓦拉纳西的小巷子差点把我绕晕了，这些只限两人通过的小巷子纵横交错，两边还开满了商店，有些商店几乎就只是墙上凿出来的一个洞而已。

    我住到一家叫“巴巴”的旅馆，顶楼的多人间里摆了二十来张床，80卢比一天，我对价格很满意。这个多人间不过是在阳台上糊了几面四处透风的墙，然后顶上罩块铁皮而已，与其说它是个房间，还不如说它是个“棚”。不过这里视野极佳，开门出去，站在露台上，恒河一览无余。我从很久之前就盼望着到印度来，盼望着有一天能到恒河边来，但是等我真的来到恒河边时，却发现自己对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情结，我既不激动也没有愿望实现后的满足感。恒河的不同之处只有那些赋予了它意义的人才会知道，我是这么想的。

    露台上站了个大叔，他手里抓着一根登山杖，一脸严峻地对我说：“小心这里的猴子。”果然隔天一早，猴子们就来了。太阳刚一冒头，它们就在露台上开起了运动会，我数了数大约有二十只猴子，有几只猴妈的肚子上还挂着一只小猴子，它们在露台和屋顶上互相追逐，在窗沿上绕来绕去，跳上铁皮屋顶轰轰地敲，好像在说“老子都起来了你们还在睡，真是太过分了”。有时一睁眼，就看到一只猴子蹲在窗口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吓得我魂飞魄散，我拿棍子想把它们从窗口赶走，它们就冲我凶狠地叫，完全不怕人。

    自从一个日本女孩在露台上被猴子抓伤后，上露台看恒河就变成了一件“装×有风险”的事情。你坐在露台上等待日出，一轮红日在大地的另一侧慢慢地升起，恒河也显得格外圣洁和宁静，此情此景很适合思考人生，但刚想培养情绪，猴子们就浩浩荡荡地来了，你就要开始思考性命问题了，如果你不出声，并且随时和它们保持距离，还是能和谐地和它们一起欣赏日出的，不过一旦它们露出不满，就要立刻退下，把露台还给它们。

    有人跟我说恒河边有一家叫蓝色拉昔（BlueLassi）的拉昔（一种印度酸奶）很好喝，我住的旅馆在恒河的上游，这家拉昔店在恒河的下游，就在火葬场的边上。恒河的上游开满了游客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店，到了下游，两边的商铺里就全是各种宗教仪式用品。寻到蓝色拉昔店，芒果拉昔装在陶碗里，这种陶碗都是一次性的，喝完就可以原地砸碎，我喜欢这种破坏，每次喝到陶碗装的奶茶时都恨不得多喝几杯多砸几个。老板是个穿着白袍子的帅哥，他一见我就开始讲述他的痛苦情史，他原有一个韩国女朋友，他们爱得死去活来，准备结婚时受到了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只因为他是个穆斯林。

    我在印度已经好几个月了，这种印度人和他们的“外国女朋友”之间的破碎的爱情故事已经听得我耳朵都起了茧，白袍子讲完他的故事，期待着看我的反应，我呵呵地一声冷笑，他就转身回去继续做他的拉昔。

    我哧溜哧溜地喝着拉昔，看着门口一队又一队的送葬队伍抬着用彩布包裹的尸体经过（男的用彩布，女的用白布），他们唱着亡歌，男的面色凝重，女的在偷偷哭泣，我这才感觉到了恒河边了。

    我追着队伍过去，瓦拉纳西的巷子狭窄拥挤，行人都纷纷躲避，好让送葬队伍过去，空气中漫天飞舞着白色的颗粒，越靠近火葬台就越呛人，印度人都用布裹住鼻子和嘴巴。火葬台上冒着滚滚的浓烟，几具待烧的尸体就摆在街边，旁边有个卖木柴的大院子，一个人手里拿着柄大秤，几个人围着他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只记得漫天飞舞的白灰，不知道是人的骨灰还是木头的灰烬，还是两者没什么区别？因为靠得太近，虽然戴了墨镜，浓烟还是熏得眼泪不停地流出来，旁人看了吓了一跳，以为我悲伤至此。

    夜晚的恒河码头到处是来朝圣的人群，人多得差点把我挤到河里去。到了7点，祭祀的歌声开始响起，这个恒河边的祭祀一年365天从不间断，是印度教徒给圣河的献礼，祭司们都是年轻又英俊的婆罗门，他们手持烛火和拂尘在撒满鲜花的台上吟诵着起舞，我惊讶于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里印度人居然一直维持着这古老的仪式。回到旅馆，我忙着往床头洒驱蚊剂，昨晚我又被跳蚤咬了，我特别招虫子，在加尔各答被各种虫子咬过，早就习惯了。驱蚊剂显然不能对付跳蚤，但是我实在没有其他的道具了，一个韩国女孩走过来，她拍了拍我的肩：“没用的，试试这个吧。”她递过来一个大铁罐，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强力杀虫剂。

    “这是我从韩国背过来的，只有这个才管用。”她说，原来她和我一样也是很招跳蚤的人，她第一次到印度被咬怕了后这次就学聪明了，带了杀虫剂过来，我想背着杀虫剂旅行这种事大概也只会在印度发生。我在床上和床沿的四周都喷了杀虫剂，果然一夜无事，此后我每天晚上都要借她的杀虫剂来喷一喷。

    一个傍晚，下起了雨，瓦拉纳西的小巷一到雨天就俨然变成了一条“屎路”，雨水把路两旁的干屎稀释，像摊烂泥一样地糊在地面上，我敏捷地在屎中穿行，刚回到旅馆，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下来了，韩国女孩从楼上冲下来叫我，说房间里漏雨了。我奔上去一看，雨水正在从墙缝里、窗缝里灌进来，头顶上在滴水，地上也开始淹水了，我的床铺刚好靠在窗边，被褥和行李全都浸湿了，我在加尔各答时就住过“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房间，在房间里走是要撑伞的，跟老板反映是没用的，印度人永远不会把修缮房屋当回事，当时我们都戏称，叫老板干脆把房间改成游泳池算了。

    我镇定自若地把床从窗边挪开，找了个地方把东西摊开晾着，晚上我另外找了张床躺下，不料夜里又被雨浇醒了，原来这张床顶上的屋顶也漏水，我狼狈不堪地爬起来，在房间里钻来钻去，想找一张干燥的床睡觉。我想起加尔各答那些沿街露宿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会在雨天的时候为了一块塑料布和一块挡雨的纸板打架，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一瓦遮头的幸福。

    瓦拉纳西这座城市看起来不太真实。印度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如此自然，在这里，死亡不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肉体伴着滚滚的浓烟消失，灵魂终将回到恒河母亲那里去。我突然觉得这种死法很优雅，我想他们死前一定不如我们恐惧，他们怀着对来世的期待，是这信仰才使得他们在艰难的生活面前保持坚忍吗？我在加尔各答看到了奉献和爱，在瓦拉纳西看到了对死的豁达。

    我在瓦拉纳西花掉了签证上的最后几天，搭火车去了戈克浦尔，转汽车到苏诺里，我从这里离开了印度，进入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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