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前几年，在一本有关文学的时尚杂志上，我看到一幅亨利·米勒的居家照片：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稍显凌乱的房子中央，像个嗜睡者刚刚醒来那样，茫然地看着相机镜头，和我家邻居那些蹲在路边晒太阳的老头没什么区别；让我觉得他没“辱没”亨利·米勒的地方是，他身后床旁的那面墙壁，天哪，居然是红色的：大红、火红、艳红，一种激动人心的壮丽的红。由于有了那红墙的背景，你会恍然觉得，活力无穷的亨利·米勒其实永远不老，他做出一副嗜睡的怪样，只是要和那些骂他“不道德”的卫道士们开个玩笑：你们放心吧，我已是个睡不醒的老人，以后天下可以太平了。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自己有了房子，至少卧室，也要涂成这种红色。

    那时我自己没有房子。

    后来我自己有了房子，我也真就这么干了，卧室墙壁刷成了红色。当时，别说知道我在搞装修的亲朋好友反对我这么干，连我雇来的装修工人，都对我的颜色选择提出了异议。我当然不会听他们的。于是，有些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干的亲朋好友就讽刺我：虽然你弄个红墙显得挺“特”，可本质上，你还是个照猫画虎的追星族。

    我不认为我是个照猫画虎的追星族，但这种事情解释不清。创造需要启示，异端出自传统。哦，我没想捧着我的红房子往创造与异端的高度上升华，我说的只是那个意思。其实，我一直喜欢红这种颜色，宁可别人说我土老帽说我有解不开的革命情结，我也不隐瞒我的观点，我觉得，在这样的前提下受米勒启发，模仿他一下，并非就是东施效颦。另外，即使我追米勒这颗老星，也没什么丢人，我确实喜欢他的小说，欣赏色情拒绝下作，张扬本能反对伪善，在这一点上，我俩臭味相投。就这么着，我心安理得地住进了我的红房子里。

    有一天，我和女友正在红房子里寻欢作乐，我前妻的电话打了进来。针对她漫不经心的问话，我敷衍地说正看书呢，没什么事。可她口气忽然郑重起来：“那你下来一趟吧，我在你小区大门口呢，想和你说点事儿。”这让我一时尴尬万分。她都来到我家门口了，我能不邀她上楼坐坐吗？可上来，我女友在呀。尽管我和她已经离婚，我交女朋友已没什么不对，可这种事……我有点不知如何应对了。

    “怎么，不方便？”

    “不是，没不方便。我是想，你不上来看看新房……”

    “今天没空，以后再说吧。”

    她的“没空”解放了我。我对女友交代几句，穿好衣服就下楼了，走出小区大门，钻进了前妻的马自达里。

    前妻说，她有件事，想求我当说客，可能会耽误我一点时间。我说这扯不扯，烟没带。前妻指着不远处的小卖店说，你抽什么牌子，我请你。我说能让我在你车里抽我就感激不尽啦，然后我下车进了小卖店，边给女友打电话让她别再等我，边买烟买火并点上一根。回到车里，前妻说，她有个朋友前一段买房，从她手拿了五万块钱。那朋友是个消费能力超强的单身贵族，虽然在外企做个中层，收入甚高，可她根本存不住钱，购物瘾发作起来像犯了毒瘾，让她自己也没办法。所以，当初她们就商定了，我前妻借她钱，等于替银行为她提供按揭，而她每月开支后必须像还贷一样，在第一时间就将一千元钱给我前妻送去，用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把欠债还完。“可这几天，”前妻说，“她莫名其妙地想要辞职，理由居然是新来的老总身上有股她讨厌的味，她认为，就冲个有这种味的人来当老总，这企业也不会有出息了。她多荒唐呀！你想想，她一辞职就没工作啦，没工作就没收入啦……”前妻又说，“她这人特别固执，对一般人的话油盐不进；可她崇拜你，崇拜比她有个性的人，你能不能，跟她谈谈……”

    前妻天真起来像个孩子，她以为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能把死人说活。可有一个就摆在眼前的例子她显然忽略了，如果我的雄辩真那么奏效，为什么我再三劝她别和我离婚，她还是脸子一撂就赶我出门呢。当然此时不能争论这个，我得去见她的朋友。我对劝阻她朋友辞职没有信心，我更不相信人家对我有什么“崇拜”——前妻这个大孩子，就是喜欢听些美丽但却毫无意义的客套话。不过哄前妻高兴，我把这视为我的责任。我这个不愿负责任的人，对某些女人可以例外。

    见前妻朋友的前一分钟，前妻最后提醒我，千万别提欠钱还钱之类的事，只说现在有个那么好的工作多不容易，而我还没来得及开句玩笑讽刺她一下，她朋友就已经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不想对前妻朋友的模样长相性格特点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多哕嗦什么，我只想说，这世上的有些事情，巧得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在前妻朋友家，我光顾环视左右暗发感慨了，光顾庆幸一小时前没把前妻请到我家了，根本就没提什么工作的事，只语无伦次地说几句闲话，便起身告辞了。我的表现让前妻愤怒。“你平常的能耐都哪去了？”她尖刻地问我，“思维便秘还是话语便秘？”

    前妻朋友的房子是敞开式的，屋里的砖墙全敲掉了，除了卫生间那块地方有面齐胸高的磨砂玻璃隔断稍作遮掩，其他地方，都一览无余，也就是说，卧室客厅厨房书房，巧妙地分布在同一个大空间的不同区域里。当然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不是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开放式居室风格，我想说的是，她的四面墙壁，居然刷成了红色，是那种亨利-米勒和我才敢在卧室墙上涂抹的红色。这是一种巧合，足以让我惊讶，但我多少还能稳得住神，所以前妻针对她的红墙对我嗔怪她这人瞎闹腾时，我还附和道：“嘿，嘿嘿——”可接下来，我几乎像嗜睡的米勒一样恍在梦境了。接下来，我顾盼完左右，下意识地把眼睛放到房间的床头那侧。我看到，床头那里，有两个也大红色的、偎靠着红墙的、又大又厚的暄软靠垫，懒洋洋地戳在枕上，那性感的面料上，似乎还留有某种暖昧的印痕。我床上也有一个这种靠垫，是金黄色的，与红墙相配它太过明亮，既不性感，也不暖昧。现在看来，还是红靠垫配红墙壁更意味深长呀，尽管，它们的红不可能完全一样。

    “嘿，嘿嘿——”其实这时我的思维真停滞了，可我不能没表示呀。“倒也挺好玩的，”我含含糊糊地说，“你怎么，怎么想到，刷红墙呢？”

    “也不是我想的，是别人提醒我的。”前妻的朋友边冲咖啡边爽快地说，“有个电影，叫《亨利与琼》，看过吗？”

    “看过。”前妻抢着说，说罢把头又转向我，“还记得吗，咱俩一起看的碟。”

    前妻的朋友说，“它的小说作者，就叫亨利，亨利……什么来着？”

    我说不出话，仿佛预感到了什么。前妻捅捅我，“你知道叫亨利什么吗？”

    “叫——”我使了挺大的劲才发出声音，“亨利-米勒。”

    “对，亨利·米勒。有一回，我看到本杂志，有幅亨利·米勒的照片，他坐在屋子中央，身后是床和墙。哇塞，亨利·米勒都八十多了，又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可你猜这老疯子房间什么色的……”

    那天我在前妻朋友家坐了不足十五分钟，就起身告辞了。在送我回家的路上，前妻数落我一道，说她以前认为我还有百分之一的长处，现在看来，我百分之百是个废人。

    一段时间后，女友又来我的红房子与我寻欢作乐，一进屋就提醒我关掉手机，然后不放心地又来一句：“可不开机，你老婆会不会直接敲门呀？”但很快，她注意力就转移到别处去了，上床后，她屁股下边坐着又大又厚的金黄色靠垫，将另一个又大又厚的红色靠垫抱在怀里，往墙上比，一方面对这性感靠垫所散发出来的暖昧气息表示欣赏，一方面又为这靠垫的红与墙壁的红没能完全一样感到美中不足。

    “你新买的？怎么好像洗过似的？”

    政治

    这天晚上，我刚把面条下到锅里，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妈——”

    “你在哪呢？快来一趟，刁民说他明天要自杀！”

    我先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只觉得我妈的声音不大对头，都有点失真，好一会才意识到她的话是什么意思。我来不及多问，疯了一样，关上煤气穿好衣服，打车直奔妈妈家而去。

    刁民是我儿子，初三学生，他妈我前妻出差去了，这些天，他和我妈一起生活。我赶到妈妈家时，见妈妈在哭，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刁民倒挺平静。我问怎么了，他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下，但紧接着眼泪也流了出来。他问我相不相信他是个诚实而又正派的孩子。

    “当然相信，”我搂着他肩膀说，“好好说，怎么了？”

    刁民开头的讲述笨笨磕磕，前言不搭后语，但讲着讲着，就条理清楚了，细部充实了，我在心里稍作编辑，很快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前些日子，相差也就十几天吧，刁民班上先后有两个同学丢了手机。第一个同学报失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满脸的讥讽。该，她咬着牙说，不让你们带手机偏带，穷显摆，这回好，丢了。可没过几天，又有同学丢了手机，老师就不说该了，她意识到，在她这学年组长先进教师领导下的班级有了小偷，并且还频繁作案，实在是个不小的问题，她要求三只手的同学乖乖坦白，交回赃物。她像狼外婆那样人性地说，我知道偷手机的同学也是一时冲动，现在肯定后悔了，但又怕被别人知道脸上无光。这样吧，我建议你，把手机放个信封里，写上我名，委托个什么人放传达室，知错能改我是不会追究的，好不好？可仍然没人还回手机。老师很生气，在进一步的内查外调毫无结果后，她说是你自己逼我给你曝光呀。然后决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三个贼。我也知道，她解释说，选出来的贼不一定真是贼，但通过选举，一来可以培养你们的民主意识，使你们对进步的文明的行为有所了解有所实践，再一个，选三个，总会有一个八九不离十吧；至于那两个，就对不起了，只能陪绑，这就叫一条臭鱼腥一锅汤。当然了，她又说，由于选出来的贼不一定是真贼，所以我既不会通知你的家长，又不会逼着你掏出手机，但我要在一个月里，让那三个疑似贼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黑板上，让大家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哼，以为要毕业了就没事啦？别忘了，你们还有档案呢，我的毕业鉴定要跟你们一辈子的……这之后，她让有本事复印的同学复印出五十八张写满五十八个同学名字的明细表格，后来又用钢笔把她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一气写了五十八遍。为了公平公正防止干扰，名单还不发到个人手里，而是摆在前边的空桌子上，连笔都是大伙固定公用一支。同学在下面思考五分钟后，从一组一座开始，一个人一个人按顺序上前画票，每人都背冲同学面向黑板，至少画一人，多画不限。每张选票画完以后，由画票者自己叠上，放进一个红塑料桶里，那桶高高地摆在讲台上，处于全体同学的监督之下。待所有同学都画好票了，老师让四个组的小组长站到前边，一人唱票，一人记票，两人监票，开始往黑板上填名画正字。

    集体投票民主选贼，这让全班同学又紧张又兴奋。从第一个人画票开始，到第一个候选贼的名字写上黑板，大家想议论又不敢议论，不议论又抑制不住心中的骚动，一个个就贼眉鼠眼地观察，斜眼吊炮地张望，新奇感抵消了当贼的恐惧，恐惧心又引发了比哭还难看的硬挤出来的笑。

    票数非常分散，记票的同学很快意识到，他不该把黑板上的名字写那么大，再那么写下去，黑板就装不下了。于是，那些名字便像一群驰向远方的飞鸟一样，越来越小。讲台上的四个小组长，每个人的名字也都被念过。最初涉及他们的名字，念的写的，还不好意思，张不开嘴也下不了手，可渐渐地，他们就都放开了手脚，念的像朗诵诗歌，写的像挥洒书法，全班的气氛也随之活跃起来。底下开始议论纷纷，嘻嘻的笑声不绝于耳。忽然，唱票的同学张不开嘴了，和两个监票员面面相觑。怎么了？坐在一旁的老师问。唱票员吭吭叽叽地说，你的，你的名……老师闻听脸一下红了，腾地站起来，但随即她又坐了下去。也写上，她平静地指示道，我填上我名字就这意思，大家都是平等的嘛，认为我可疑也可以写。这之后，唱记票的工作一路顺风，由于包括老师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上了黑板，这场选贼活动就如同节日晚会了，男生女生全喜气洋洋，兴致勃勃，个别名字没上黑板的，还直抱怨呢。可这时候，估计还有十来张选票没念完时，放学铃响了。那几个唱、记、监票员扭头看老师，意思是一鼓作气完事拉倒得了。可老师犹豫一下，果断地指示停止计票。这黑板上的票数就这么放着，看看这一宿能有变化不？她诡谲地笑笑，又正色道，剩下的明天大伙早到校半小时，接着选；不过嘛，我倒希望，明早我路过传达室时，那里至少能有一个手机失而复现，那样的话，这让大伙都跟着担嫌疑的选举活动也就可以终止了。然后，她把选票塞进一个质地结实的大塑料袋，一路钉书钉封得严严实实，带上它们出门走了。

    念过的选票是四十九张，有许多人悬着的心已经掉了下来，因为大多数人得的都是一票两票三票四票，老师得了两票。而得票靠前的，即超过十票的，有六个人，其中最多的得十三票，刁民得十二票，暂时与他人并列第二。

    “我想好了，明天选上我我就自杀，以死表达我的清白！”刁民仍然说得信誓旦旦，但看我的眼神，已经躲躲闪闪了。

    我让他先回他屋写作业去。“你们老师的做法要多拙劣有多拙劣，要多恶劣有多恶劣，”我说，“可你要是拿自己的性命去抗议她的拙劣恶劣，你就比她更拙劣恶劣。”

    刁民被我说得直眨巴眼睛，但还是乖乖地回了他屋，我妈不放心地跟了过去。一老一小不在眼前了，我气得低声骂起了粗话，是骂刁民的老师。可我知道，不仅我骂人毫无用处，就是我现在把她拉上法庭，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如果我跟她来硬的，不光那选出来的贼肯定非刁民莫属，在暑期到来前的七八个月里，刁民在她手里就没活路了——即使刁民不自杀而死，也会被她折磨死刁难死。我希望能找到一种柔软的方式解救刁民。

    我想到了小赵小王这两口子。

    其实刁民刚把情况介绍个开头，我就想到了小赵小王，也正是我想到了他们，我的表现还算平静，也把“柔软”当成了我解决此事的第一选择。可现在需要我拿起电话求他们了，我心里一时又有点没底，他们还能帮助我吗？我把骂刁民老师的话又送给了自己，我骂自己是一个不识时务鼠目寸光的假正经伪清高，是个连顺水人情都不会送的大混蛋。

    我认识小赵，是通过小王。小王是个牙科医生，当年我麻麻烦烦地拔牙镶牙时，与小王打过几个月交道，是那期间，我又认识小赵的。中学教员小赵要评职称，需要公开发表两篇文章，他十分谦恭地求到我头上，说发在哪无所谓，能发就行。这个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骨干教师，文章写得其臭无比，要发表，我不把它们重写一遍根本没门。我很为难，可没法拒绝，也就帮他写了发了。这事之后，他们两口子对我感激不尽，连续几年过春节都来给我拜年，我也就知道小赵评上职称了，当优秀教师了，当主任了，当副校长了，调到区教育局当科长了……按说凭着这等关系，现在我求他应该没有问题，可不幸的是，就在前几天，我差不多等于得罪了他。前几天，他忽然找我，求我代他给我的一个熟人转一笔钱，倒不多，只几百块。他说他一个哥们要竞选副区长，他是那哥们的竞选高参，现在上边搞差额选举，他得为他哥们多拉选票，所以正在给那些有权投票的区人大代表送礼上钱。我那熟人就是有权投票的区人大代表，可小赵从未与他打过交道，怕唐突塞钱被顶回来，希望那好处费能假我之手转交一下，并说以后大家都哥们了，彼此也更方便照应。我的虚伪就表现在这里，我很清楚我那熟人多么贪婪，可我却说，你的意思我可以转告，但这钱我不能转交，我不能去亵渎人家那神圣的一票。连我自己都说不好，我这人到底什么心态，反正我一口回绝了小赵。而现在，轮到我来求小赵了，偏偏要说的也是与选举选票有关的事，想想吧，这该让我有多别扭。咳，老天爷这不捉弄我嘛！

    但我还得硬着头皮打电话呀。“小赵呀，你看那天我……”

    电话里边声音嘈杂，显然小赵在喝酒呢。“是刁大哥呀，没事没事，我哥们弄上了，你那哥们现在也成哥们了，昨天我们哥几个一块喝酒，还提到你老兄特哥们呢……”

    小赵的热情一如既往，这让我有了勇气说刁民的事。我把刁民的清白履历渲染一番后，又以讨好的口吻指出了老师这种选贼的做法多不合适。“小赵呀，”我字斟句酌地说，“其实没做亏心事，也怕鬼叫门，你们教育学家，也都是心理学家，能理解，这点吧？”

    “没事大哥，你放心好了。”可我觉得，我的话小赵根本没听进去。倒不是他不听我说，而是他的酒——我似乎从电话里都闻到了他满嘴的酒味。“咱大侄子不是没偷吗？就是真偷了，小弟也能让他平安无事……”

    这天晚上，我住在我妈家，第二天早晨，我亲自把刁民送到了学校，确保他比往日提前半小时进的教室。刁民离去后，我在校门外走来走去，神不守合，抓耳挠腮，脑子里全是刁民寻短见的一幕幕场景：跳楼、上吊、服毒、投水、割腕、吞煤气管……赶都赶不开。好容易捱到第一堂下课了，我看到，操场上的刁民如释重负地冲我摆手，脸上的笑容里带一丝羞涩。他一定为昨天的激烈表现感到不好意思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不愿意让大人操心。我知道没事了，就电话通知妈妈一声，然后回了我自己家，忙我的事情。

    中午刁民打来了电话，详细向我汇报早上的经过。“爸，没我事儿了。”如果早上刁民那种化险为夷的表情里，还隐隐透露出几许未消的余悸的话，那么这时，他显然已经彻底走出“疑似贼”的阴影了，他的声调高亢而明亮。他解释说，早自习时，把那些剩余的选票念完以后，他就被排除在前三名之外了，其他五个昨天得十票以上的人，也有四个得到了解放，只有一个继续榜上有名；而另两个被选人前三名的——刁民说出了那两个名字，口气中似乎有点幸灾乐祸——“该，他俩是我的死对头，这回老师替我报仇了……”我觉得，刁民这后一句话，比幸灾乐祸还要无耻下流。

    科学

    老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好多年里，我一直名不正。

    二十岁前，我有个学名大号，叫刁铁军。刁铁军这名俗得掉渣，虽然与我亲密无间，可我从来没喜欢过。是呀，我的脚气与我也亲密，我能把它当恋人朋友吗？之所以不喜欢它还得用它，倒不是怕赐我名讳的爸爸妈妈有什么意见，只因为，我没找到更合适的名字去取而代之——刁卫东或者刁向党，就比刁铁军好多少吗？可二十岁时不一样了，那时的我，已捧着《全唐诗》把高适岑参们读了一遍，想从“万里鸣刁斗，三军出井陉”或者“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这种边塞名诗中借个字号，易如反掌。这样我就叫刁斗了。

    刁斗这名字叫出去后，亲朋好友广为欢迎，生人熟人接受的程度，远远超乎我的想像。我为自己取了个好名洋洋得意。可得意之余，我忽略了个问题，我更改名字只是个人行为，没去相关部门登记备案，我户口本上，尤其是后来的身份证上，代表我的符号还是刁铁军。

    早先没有身份证时，户口本基本没什么用，好像只用于并不经常的户口核查。倒是单位的介绍信一直如同万能钥匙，买机票取汇款，办理住宅电话或公费医疗卡，仅凭介绍信上的红印和我的自称刁斗，凡事就能一路畅通。可忽然之间，人人都得办身份证了，而随着身份证的出现，介绍信就变成被遗弃的“二奶”了，这样一来，我的麻烦骤然增多，刁铁军的证与刁斗这个人的不对应不配套，让我在社会上寸步难行。从那时起，大约在十六年前吧，我就踏上了漫长的确定自我之路一不是改名，我名字早就叫刁斗了，而是改身份证，把身份证上的刁铁军换成刁斗。

    我不知道别人改身份证是否也像我这样麻烦，反正在差不多两个抗日战争那样长的时段里，我即使没每天每日地求爷爷告奶奶，每年也都会托朋找友地张罗几次，当然每次都无功而返。而这中间，让我异常郁闷的是，人人都说上级不让开展这项业务，但从来没人能解释一下是哪个上级，或出示一个相应的文件，说明一下那上级为什么不许百姓改名。后来我听说一件改名的轶事，十分悲惨，觉得人家那么悲惨都得不到通融，我再继续折腾下去，肯定也是白搭工夫。

    有个小伙，姓杨名伟，不知从上高中起还是读大学起，反正从他开始喜欢女孩子起吧。所有的同学称呼他时，声调表情就都不对了，要么夸张，要么暖昧，总之透着一股怪味。他也知道同学们其实没有恶意，不过是用“阳痿”的谐音开他的心，可他就是说服不了自己，只能越来越强烈地把为他取名的爸爸妈妈视为仇人。开始爸妈不明就里，后来明白了，也意识到当初起名时太欠考虑，就张罗着给儿子改个名字。可张罗了几年，也改不成，相关部门的人还批评那父母：你们心思怎么那么邪呢？这期间，杨伟的性格愈益扭曲，竟发展成了精神疾病，好不容易娶个农村媳妇，可人家不到半年就要离婚。媳妇的理由不是丈夫阳痿，而是丈夫行，却根本就不碰她一下，半年了，她的处女膜还如同丈夫的身份证一样，保持着完好的原始状态。父母为拯救儿子的婚姻，又去请求改名，当然相关部门认为，这新理由更加荒诞不经。而家里这边，杨伟可以不碰妻子，却不允许妻子离婚，一段时间后，见妻子去意已决，他就在她熟睡中掐死了她。这则轶事不知真假，但别人讲给我后，我对我的改身份证之事还是彻底绝望了。我开始覥着脸通知一些多年的朋友，说真不好意思，这么多年，我一直用假名欺骗了你们，其实能证明我是谁的不是我自称的刁斗，而是我身份证上，那个始终被我视如异物的刁铁军；针对朋友的惊讶与不解，我又说，所幸的是，我没用假名骗男朋的钱财或女友的美色，如果骗了，我再隐藏起来或潜逃出去，你们根本找不到我，那你们的损失可就大啦。

    可就在这时，2004年10月份，一个偶然的饭局上，我认识了个据说有能力改名改身份证的刘姓男子。我不喜欢喝酒，一般在酒桌上，为了避免引火烧身，我不主动与人搭讪。可这天，我先把自己灌个半醉，然后就缠着刘姓男子絮絮叨叨。

    “这事的确麻烦，”我话没说完，刘姓男子就听明白了，“我尽量帮你想办法吧，有空你写个改名申请，给我送去。”大概他和别人还有正事要谈，三五句话就打发了我。

    当时我激动成了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可第二天，醒酒之后，我就一点信心也没有了。一是刘的态度比较冷淡，再一个，我有太多的前车之鉴呀。以前，我遇到过不少敢于拍胸脯子说大话的，可没有一个兑现了诺言，并且，那些人中，既有比刘职务高的，也有比刘做的工作更具体的。

    但我还是把过去递交过无数次的申请工工整整地再抄一遍，去了刘的单位，权把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我特别希望找不到刘，如果不见面，把申请往传达室一扔转身即走，就避免了与他见面的难堪——万一见面了他认不出我，或把答应我的事忘了，那会让我这个爱面子的人无地自容的——至于那申请能否被他看到，我的事情能否办成，我就不管了，我觉得我送一趟申请对得起自己也就行了。可不巧的是，在刘单位楼下，我刚钻出出租车，就见刘正好从楼里出来，朝一辆黑色轿车匆匆走去。

    “哟哦……你来啦？”刘看到了我，认出了我，估计也想到了我为何而来，但他一定忘了我姓什么。

    我忙把装着申请的信口袋递了过去。“老刘我来麻烦你了……”我嘿嘿嘻嘻地挤着笑脸，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刘拿出申请扫了一眼，又塞回信封，把信封折一下揣进了兜里。“老刁我就不请你上去坐了，我这得马上出去开个会呢。”

    “不上去了不上去了，改日再坐改日再坐。”我一边与他握手道别，一边又使出吃奶的力气叮嘱一句，“老刘呀，行不行的，最好年底前能给我个信儿，省得我……”这时候，距2005年还有七十一天。

    第二天上午，我正睡懒觉呢，有个电话吵醒了我，我一接，居然是刘，他说我的改名申请被批准了。天哪，我的改名申请被批准了！这痛快的、顺利的、简单的、容易的……怎么好像不大真实呀！我嗖地从被窝里蹿了出来，光着身子站到地上。这季节，沈阳的气温已经挺低，可我一点没觉得冷，我需要以我的方式检验一下，此时我是否犹在梦中。不是做梦，我耳畔的电话里，确实响着刘那不紧不慢不冷不热的平淡声音。他让我先去他单位一楼拐角处拍标准照，然后拿着照片，去另一个更为具体的部门领取新户口簿并办理旧身份证的注销手续，再然后，带着那套注销手续，去另一个地方交接一下，一周后，再取一趟新身份证就可以了。

    “这些地方，我自己去就行？人家能理我？”

    “能，”刘说，“我马上要出去开个会呢。”

    刘大概以为我是想请他陪我跑这些手续。其实我没这个意思，我顺嘴那么来了一句，一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再一个，也是我对这改名之事竟如此轻巧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往昔它可是登蜀道呀，现在怎么变成了房前屋后的饭后散步呢？

    这之后，依刘的指示，我先后去了那三个地方。每到一处，只要一提刁斗，办事的人员都没有二话，一周后，我就有了新身份证，作为刁斗，我的“名”“实”终于相符了。

    拿到新身份证，我高兴成了什么样子无法形容，那天，我首先想到的是应该请刘吃一顿饭。可这时我才记起，他并未给我留过电话，前几天他打进我手机的那个号码，也被后打进来的号码挤了出去。我通过电话局查号台找到他单位传达室的电话，我说找老刘，可人家问我刘什么，具体哪个科室的，我竟一概答不出来。我想，哪天我专门去他单位找一趟吧。

    有了新身份证后我做的第二件事，是把电话打到北京的哥哥家里，通知妈妈。“妈呀，我这回就光叫刁斗了，”我像中了大奖却又假装无动于衷那么有点做作地对妈妈说，“你可别怪我彻底报废了你和我爸给我起的名呀。”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妈的第一反应不是祝贺，而是和我开起了玩笑。“有个事儿呀，以前没敢跟你说，是怕你埋怨我和你爸，”妈妈说，“现在你等于把名字又改回来了，我就告诉你吧，其实你最早的名字，就叫刁斗。”

    “什么什么？”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妈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最早的名字……”我妈平常严肃有余，怎么今天和我开起了玩笑，这不像她不说，更不合时宜呀。

    “你呀，这是走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妈妈的口气里，分明又没有玩笑的成分。接下来，她说了一段与名字有关的往事。

    她说，刚结婚时，她和我爸在北京工作，那时候，我爸给个领导当工作秘书。她生我哥时，我爸正陪领导开会，消息传到我爸那里，他顺嘴吐出一个“北”字，将我哥的大号命名为刁北。几年以后，我出生时，我爸作为外派的京官，已率领我家落户沈阳。我妈生我那天，是他自己正在开会，消息传去，他顺嘴又把个“沈”字赐给了我，命名我为刁沈。可我妈从医院一回到家，立刻向他提出了抗议，说一个男孩子，被称作“刁婶儿”，成何体统。那时候，有些叫我爸刁叔的人，给我妈的称谓就是刁婶儿。我爸望着墙上的沈阳地图和中国地图一脸茫然，那叫什么？好像舍此他脑子里就一团糨糊。照理说我爸不光识文断字，还会写诗填词呢，可在这等刁门香火传递的大事上，他居然愚蠢地只会用地名给儿子命名。叫什么呀？他追问我妈，好像他遇到的是天大的难题，而在这难题面前，我妈必然也一筹莫展，这样，他的“刁沈”就是最佳选择了。我妈没理他，只看我，同时哼出一首当时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然后才说，既然老大叫刁北了，那老二就叫刁斗吧。她在纸上写了几遍“刁斗”，似乎感觉不错，就小声地篡改着革命歌曲又唱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疼爱两个儿……”我爸反对我妈把两个儿与毛主席比，可他也觉得刁斗好于刁沈，就接受了我妈的建议，让我和我哥成了北斗。但他批评我妈不该有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狂妄心态，把自己的儿子设想成泰山北斗，他说咱小儿子的名字虽然读成“抖”音，但要用“豆”音来理解，是“斗争”的意思。接着为了向妈妈篡改革命歌曲的行为做出反击，他朗朗背出一段名人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妈则不管“抖”还是“豆”，她只认北斗，同时还心生一念，等身体恢复了，她要再次怀孕，争取生个女儿，并且自行将其命名为刁星，这样她就等于把北斗星一遭收归膝下了。可又过两年，我妹妹如愿面世以后，连一天刁星都没叫过，因为为了两个野心勃勃的“北斗”儿子，我爸我妈已经被贴好几回大字报了，他们怎么还敢让“北斗”真的闪烁成“星”呢？在哥哥将上小学，我还没记事时，我们家的户口本上，便首次留下了我和哥哥改名的痕迹。

    顺便说一句，直到现在，我哥还叫刁铁辉，而我妹妹叫刁铁梅。我不知道他俩是否已有打算，欲更名或日复名刁北刁星，从而与我一道勾连成那个勺子形的刁氏“北斗星”；如果他俩有这打算，我倒很想劝他们一句：算了吧，名字不过是个代号，改来改去多麻烦呀。

    原载《天涯》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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