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
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侵占、瓜分、掠夺、奴役殖民地、附属国的历史，就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历史。早在17—18世纪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在近代已经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缓解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经济问题，在剥削奴役本国人民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商品销售市场，侵占、掠夺殖民地、附属国，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明争暗斗。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垄断资本主义愈发达，就愈强化资本输出和对外扩张，强化对经济落后国家的控制和掠夺，通过各种途径，把经济落后国家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
经济落后国家，其发展一开始就处在帝国主义威胁和控制之下。为了引进资金和技术，开发资源，发展生产，不得不以本国的廉价原料或初级产品与国际垄断组织的资金技术相交换，或者吸引垄断资本的直接投资。民族工业品销售，由于工艺技术落后，产品成本高昂，难以与国际垄断组织进行竞争，不得不容忍国际垄断组织的商品挤占本国市场。如是等等，不但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经济落后国家如果发展资本主义，国内的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私利，往往牺牲本民族和人民的公利。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及其国际垄断组织，形成官僚买办阶层，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因此，经济落后国家如果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就难免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加剧本国的贫困化。
近代中国是个落后国家。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的大门，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产生和发展。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因此，他们宁愿与封建势力联合，也不愿看到中国出现强大的民族资产阶段。为了便于掠夺，他们在中国扶植了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于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也成为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正如毛泽东当年指出的，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所以，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广泛国际联系下的近代中国，要繁荣富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立社会主义制度，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控制，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使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受尽屈辱。长年战乱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向灾难深重的深渊。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民族的危亡，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近百年来，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斗争。特别是进行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三次大的斗争。此外还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爱国斗争。但都失败了。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根本原因，则是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农民革命。尽管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极大地动摇了满清统治，但仍然未摆脱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农民是分散的小生产者，受落后的生产方式限制，代表不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因而提不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解决不了革命斗争中发生的内外部矛盾，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即使夺得整个国家政权，全面确立如天朝田亩制度的新社会制度，也因缺乏公有制基础，难免蜕变，与初衷相背离，进而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背离。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经济上、政治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他们轻视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不能集中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与自己结成联盟。因此，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无产阶级以觉醒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自此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经过28年的艰辛努力，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其所以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集中代表和维护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一场人民战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和性质所决定，革命胜利后必然要因势利导，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是为了巩固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必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使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得而复失。二是为了集中代表和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确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重新确立产生剥削和压迫的私有制生产关系，重演旧中国的历史悲剧。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唯一选择，就是通过过渡时期，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这一时期的民众愿望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民，确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特别是农民群众在土地革命后，为了避免两极分化，确有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三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近代中国经济状况决定的，是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具体体现。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在外部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瓜分，丧失了实际的独立，但还保持着表面的独立。在内部，资本主义商品和资本的侵入，使封建的自给经济开始解体，但封建社会的根基还保持着；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产生和发展，但力量极为弱小。所以，旧中国的经济状况，一方面是以农为本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一方面是一定数量的机器大工业，包括钢铁、机器制造等基础产业和采煤、电力等动力工业。从宏观看，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从微观看，又有个别企业有组织的生产。总体上，是官僚垄断资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垄断国家的经济命脉，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面对的经济问题，首先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治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由于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弱小畸形，无论在资金、技术方面，还是在管理方面，都难以满足当时的需要，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给当时的中国发展带来任何希望。只有确立社会主义制度，靠发挥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优势，才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其次是没收官僚资本。由于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已经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并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就是将没收来的资本转变为人民国家的国有资本，确立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而不是将没收来的资本转交给力量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或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私有经济。
再次是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生产资料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尽管土地革命后，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小农经济是站在十字路口上的极为脆弱的经济，遗留着旧的生产方式，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而且小土地私有常常是大土地兼并的基础。小手工业和私营小企业亦如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常常被大资本兼并。要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生产资料问题，唯一途径，就是对传统的私有制实行根本变革，因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必然。
正是从上述具体国情出发，党中央于1953年适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五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充分说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英明、正确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并没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而是遵循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各国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国家可以跃入先进行列，先进国家也可能衰落到落后行列。公元前20世纪，中国和欧洲先后进入奴隶社会，但中国没有形成古罗马那种典型的奴隶制度，却比欧洲早十个世纪进入封建社会。美洲的印第安人到近代还没走出原始社会，但美国经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一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近代中国虽是贫穷落后国家，但却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垄断着国家经济命脉。正如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将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国有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特殊性所在。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总要经过艰难曲折。社会主义在其完善发展的进程中，亦会经历无数艰难曲折。特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旧的社会痕迹的残存，会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但是，时代潮流不允许倒退，人民利益不容许倒退，只能顺应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主潮流，选择和开拓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的前进性与曲折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新生事物成长总要经过艰难曲折。认识事物既要看到事物的前进方向，又要注意事物发展的曲折道路，把前进性与曲折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同时又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在完善发展的进程中，同样会经历无数艰难曲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前进性与曲折性，既不能因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遇到艰难曲折迷失前进方向，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对胜利成果的巩固掉以轻心，“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因此，应确立忧患意识，在与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在艰难中矢志不渝地推动社会主义前进。
一
社会主义的前进性最突出地体现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和社会主义遭受的挫伤并没有改变这种趋势。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想，而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性活动，也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类社会迄今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社会形态，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都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作用的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冲突的根源。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期间，整个社会犹如发生了一次“社会瘟疫”，陷于瘫痪状态。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业，工厂关闭，社会生产力受到毁灭性破坏。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曾使工业产量下降44％，贸易总额下降66％，失业工人达3000万。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既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资本主义积累造成了资本家的财富积累和无产者的贫困积累，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资本家凭借资本积聚和集中，几乎吞噬了社会一切财富，并且凭借占有的大量生产资料对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进行残酷剥削。无产者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把自己作为劳动力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终身挣扎在贫困线上。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不断地反抗斗争，不断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从而，资本主义造就了它的掘墓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冲突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灭亡。
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集中表现在帝国主义时期的三大矛盾上：一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空前激化。占人口极少数的垄断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高额利润，进一步加快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不断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使贫富两极更加分化，垄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加紧剥削本国人民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和奴役。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长期陷入极端贫困和苦难之中，激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空间激化。帝国主义为了资本输出，获得高额利润，必然争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疯狂地瓜分世界领土，争夺世界霸权。这正是世界战争的根源，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此而爆发的。二战后，所以没有发生大的世界战争，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下的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期的三大矛盾空前激化，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垂死性。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暂时繁荣和稳定改变不了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命运。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尽管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出现了新技术革命，垄断资本进一步国际化，殖民主义采取了新形式，资本输出的对象较多地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但是，垄断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本性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没有消除。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看，一是国家尽管采取了经济调节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却使造成生产过剩的因素积累起来，为尔后的经济危机留下了隐患，如扩大政府支出的“赤字”政策，造成了经济的“滞胀”。正因为如此，自1973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连续发生过两次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且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二是国家尽管通过经济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但是国内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没有改变。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尽可能保留自己在原殖民地的特权，另一方面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段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和渗透，通过商品输出，特别是资本输出，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巨额利润。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在国际贸易中利用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这些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某种联合和妥协，并没有改变相互之间的矛盾激化趋势。在当今世界，美国的经济地位趋于下降，而日本和西欧的经济地位趋于上升。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使他们为争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激烈争斗。
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除了采用经济的、政治的手段外，还采用军事的、战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二战后，从美国侵朝战争到海湾危机，大小战争七十多次，给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痛苦。这些都证明了列宁的论断，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够改变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命运。
所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的，是历史的大趋势。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在一国数国取得胜利，充分说明资本主义正在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事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但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看，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并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当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自行消亡和社会主义的自发产生。社会主义只有通过自觉变革或者社会革命才能创立。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就在于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以自觉变革推动社会历史前进。
二
社会主义前进性的另一个突出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
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首先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建立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使人民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广泛的民主权利。而且，社会主义在人们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使人们具有共同的、崇高的理想和道德，使整个国家和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社会主义实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政策，努力维护世界和平，能够推进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
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还在于，能够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列宁曾说过，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最大的社会生产力是生产者自身。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代表和维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主义热情和爱国热忱，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发挥，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国家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调适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有效地调适产业结构，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空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难以企及的。
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看，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二战后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的胜利，不仅使占世界人口近1／3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实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为实现和发展社会平等、民主、自由提供了根本的保障，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6．9％，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0％以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人口总数不及世界的1／3，而且原来经济基础大都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工业总产值已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国民收入已占到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1／3。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支持和促进了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二战后，有100多个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沉重打击和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成了制止和战胜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和中流砥柱。这些正是二战后没有发生新的世界战争，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决定因素。
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看，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出现过挫折和失误，但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举世瞩目的。一是结束了长年战乱和一盘散沙的混乱局面，结束了受帝国主义长期欺凌的屈辱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万众一心，集中力量，进行了工业、交通和农业基本建设。举国一致的热情和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建成，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二是剥削与压迫制度消灭，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道德风尚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信念成为推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力量，使中国焕发出亘古未有的创造力和蓬勃生机，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三是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代中国在建国后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建立起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四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当代中国基本上解决了近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一部分人还向小康水平迈进。人民的健康水平、营养水平、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等生活方面的主要标准，已经接近、达到、有的甚至超过中等国家或世界的平均水平。五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当代中国已拥有一支数量可观、实力雄厚的科技队伍，在核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高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六是国防建设有重大突破。当代中国依靠自力更生，自行设计和制造了原子弹、氢弹、各种类型的导弹，成为5个核国家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七是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当代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已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
应当指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仅有几十年时间的短暂时期取得的，是社会主义在发展初期尚有缺陷、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取得的。与资本主义发展已历经几百年的历史相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优越的。当然，由于旧的社会痕迹的残存，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具体构成尚在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和优越性的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程度。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愈来愈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会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
三
社会主义的曲折性最突出地体现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自身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首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在一国数国胜利后，一方面会遇到国内封建残余势力和资本主义复旧势力的联合反抗，另一方面会遇到国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各种干涉，如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颠覆等，而且还会与别国的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斗争，彼此消长。
从历史的经验看，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是封建社会取代奴隶制社会的典型。我国的封建主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萌芽，从春秋战国之交的“初税亩”到秦统一六国，封建制度由个别诸侯国扩展到多个诸侯国，最终在全社会确立。汉代以后，尽管“汉袭秦制”，但围绕“分封制”和“封建制”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到了晋代，奴隶制仍在不少地区苟延残喘。直到唐代，封建制才最终代替了奴隶制，使封建主义全面发展起来。从先秦的“初税亩”到唐王朝建立，其间经历了差不多10个世纪的漫长过程。西欧是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典型。西欧资本主义早在14—15世纪已开始萌芽，并从意大利、英国向别的国家扩展。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经过16—17近两个世纪与封建主义的斗争，直至18世纪，才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取得了对世界的统治，全面地发展起来。从14世纪、15世纪到18世纪，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确立后，亚、非、拉美仍有不少国家没有走出或者没有完全走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还长期并存、相互斗争着。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同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在一国数国胜利后，不仅会遇到国内旧的习惯势力和其他非社会主义因素的抵制和反抗，还会遇到国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疯狂反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谁战胜谁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解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联社会主义便遇到国内敌对势力的反抗和帝国主义颠覆，列宁领导的苏联党和人民，以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国内敌对势力的反抗和帝国主义颠覆，使年轻的社会主义得到成长壮大。20世纪80年代，前苏欧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变，尽管与这些国家制定和执行的路线、政策有关，但与国内以“经济私有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国外敌对势力的干涉不无关系。问题只在于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不是采用武力，而是采用了非军事的手段。
同时，社会主义在一国数国胜利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成为它得以生存的基础。尽管从诞生之日起，资本主义就是一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社会，但只要生产力在这个制度下还有发展的余地，它就不会轻易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二战后，国际垄断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推动新技术革命，扩大政府支出，增加有效需求，实施社会保障，增加社会福利等，使得本已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又回光返照。时至今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因此，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将长期并存，相互斗争，彼此消长。
其次，社会主义自身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从思想体系到社会制度，将经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的逐步发展过程，从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将经历一个由初级阶段到发达阶段的漫长演进过程。
历史经验同样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之后，只有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具体构成不断进行修正、丰富，才能趋于完善。我国的封建制度在秦代已基本确立，但经过汉魏六朝对赋税制度、占田制度、法律制度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具体构成进行修正、丰富，到了唐代才趋于完善，才有了所谓的“贞观之治”。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由资产阶级革命而确立，但经过启蒙运动和其他思想解放运动，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丰富和发展，一大批自然科学家的科学发现推动产业革命，才使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发展起来，并达到较完备的形态。
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同样如此。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更加强化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因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想是建立在对彼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科学分析之上的。按照马克思的构想，社会主义应在彼时代较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取得胜利。但是，尔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却发生在20世纪经济文化大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必然遇到重重困难。一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不是高于而是大大低于同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低，确立的社会主义严格说来是不够格的。因而，这些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是肃清封建残余，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的任务。这些任务，在马克思的构想中应由资产阶级准备或完成，现在只能由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肩负，这无疑给社会主义建设增加了多方面困难。二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想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之后生产资料和资本高度社会化的扬弃，而生产资料和资本高度社会化是建立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基础上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没有全面实现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而，这些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理论创新，创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又要依赖于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积累。创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落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肩上的繁重任务，又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过程。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从本质上说来，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她要求人们同传统的所有制决裂的同时，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即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由于千百年来私有观念的积淀，同传统观念决裂要比同传统所有制决裂困难得多，私有观念的积淀难免给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消除这些不利影响，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
总之，社会主义需经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成熟和完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和环节，是促进社会主义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自觉变革，因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必将日益成熟和完善起来。
四
社会主义的曲折性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有时会出现反复。社会主义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然经历和平演变的严峻考验。
和平演变的隐患首先来自社会主义制度外部，来自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和发展，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使资本主义体系逐步土崩瓦解。但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并不甘心失败，为了挽救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命运，必然以百倍的反抗与社会主义展开殊死的搏斗。最初采用的是武力，即武装干涉或武力颠覆，如俄国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与俄国反动派内外勾结，对苏联发动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妄图把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死在摇篮里。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便派出第七舰队进占台湾海峡，同时又烧起侵朝战火，对年轻的新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当武装干涉和武力威胁都不能达到目的时，他们又试图通过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手段，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当这些手段均不能奏效时，他们又改变手法，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社会主义的胜利、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更多地采用了和平演变的战略。
一是思想文化渗透。他们不惜血本，大量运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散布社会主义“危机论”、“破产论”、“失败论”，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活方式，当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内乱时，又利用各种宣传工具造谣惑众，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
二是利用经济手段。他们改变过去的经济封锁，代之以经济援助和经济渗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朝资本主义方向“改革”。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思潮，不跟他们指挥棒走时，他们又实行经济“制裁”。通过经济援助或者经济“制裁”，软硬兼施，诱迫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实行多元化，经济上实行私有化。
三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支持、收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甚至策动和支持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内乱。
四是千方百计拉拢腐蚀青年一代。他们不仅利用各种渠道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人宣扬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的西方文化思想，而且还通过留学生、学者访问来影响这些国家的青年。通过种种拉拢腐蚀手段，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如前所述，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从外部因素看，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前苏联的剧变，与前苏共主要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主持制定和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直接关系。戈尔巴乔夫竭力倡导“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与西方文化思想如出一辙，背离马克思主义甚远；其所谓“新思维”则是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对内妥协于资本主义复旧思潮的产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然会渗透西方文化思想，迎合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愿望，导致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悲剧。东欧剧变也很类似。如“团结工会”等一些反政府组织提出的政见，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经济、文化思想的影响。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使社会主义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倒戈，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出现反复。
和平演变的隐患还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自国内旧社会痕迹的残存和影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从半封建的，半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母体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带有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痕迹，而且带有旧的封建主义社会痕迹。这些旧社会痕迹的，残存难免给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完善和发展带来种种不利影响，进而给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埋下反复的隐患。
从经济方面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在此基础上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但是，旧的社会痕迹的残存和影响却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一是旧的封建主义社会痕迹的影响，特别是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使得公有制经济国家或集体直接经营难以持续进行，因而不得不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但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可以适当分离，却不是毫不相干。由于公有制经济中所有权主体泛化和缺位，产权不够明晰，经营私有化有可能使所有权的公有制性质受到严峻挑战，甚至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异。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充分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之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生产社会化。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必须认可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性。但是，一定范围内认可的资本主义发展，难免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种种冲击，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异。三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必须确立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从而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但是，这种所有制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多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各类企业之间的合并、兼并、资产重组是难免的。公有制经济如果经营得不好，缺乏竞争能力，就有可能被非公有制经济兼并。长期的量变积累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从道德方面看，社会主义社会从旧的社会母体中脱胎出来后，不仅带着旧社会道德的痕迹，特别是偏私观念还会在人们头脑中长期残存。而且，市场经济的经济关系及其社会存在，还不断地滋生着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这种集中体现人欲横流的道德观念极大地阻碍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巩固、完善和发展。从对经济的影响看，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诱使一些掌握公有制经济经营管理权的人，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或者挖空公有制经济，中饱私囊，或者慷公有制经济之慨，挥霍浪费，使公有制经济蒙受巨大损失。这些行为，使公有制经济逐步被蚕食，使公有制经济中的职工主人翁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从对政治的影响看，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与旧社会残留下来的“升官发财”的价值观结合，诱使一些人把掌握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看作人与人进行生存斗争的工具，看作谋取个人特殊利益的最有利的社会机会。这些人一旦权力在握，便不遗余力地以权谋私。随之，行贿受贿，卖官鬻爵，贪污腐化之风滋生和蔓延起来，使社会公仆逐渐异变为“社会主人”，使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职能发生变异。
在政治方面、精神方面，旧社会痕迹的残存，同样会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完善和发展。如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家长制作风等痕迹的残存，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巩固、完善和发展，影响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翁地位的牢固确立；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讲排场、摆阔气、贪图享受、纸醉金迷等社会痕迹遇到合适的土壤，会再度复活起来，使社会的颓废之风滋生和蔓延起来，严重影响艰苦奋斗、奋力拼搏的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和发扬，严重影响人们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进取精神的发扬。
总之，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不仅会受到外部的敌对因素的“斗争”，而且会受到内部的非社会主义的异己因素的“斗争”。社会主义是在与外部的和内部的非社会主义因素的斗争中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稍有失误，就会使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出现反复，使以私有化为集中体现的反复由一种社会思潮变为社会现实。
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应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党的基本路线为我们指明了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为了增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深刻认识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一
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是充分认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把矛盾的普通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辩证法认为，任何客观事物都具有类、种、属的共性，又具有各自的个性，是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在客观事物中，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同时，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每一事物在发展的不同过程中的矛盾各有其特点，同一发展过程或阶段上，矛盾双方也各有其特点。因而，每一事物的矛盾又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相互联结。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任何客观事物总是以个性的形式存在着，矛盾也总是以特殊性的形式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建设社会主义也同样，既有一般社会发展的矛盾普遍性，又有社会主义发展的矛盾特殊性；既有各国建设社会主义共通的矛盾普遍性，又有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各自的矛盾特殊性；既有一般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的矛盾普遍性，又有不同发展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特殊性。建设社会主义就是由无数个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相连结的发展过程。
由于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发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具有特殊性，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地运用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必须具体地分析国情，充分认识具体国情的特殊性。
其一，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从本质特征上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集中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这既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也是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性、共同性。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不能因此走向唯生产力论的极端，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混同。应把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其二，充分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做的设想，如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消失等，是指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和资本高度社会化的扬弃。但尔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大都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即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充分的国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不能把他们的现成结论当作固定不变的公式照抄照搬，而应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指导，具体探索适合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其三，充分认识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20世纪以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大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但各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又各不相同。如十月革命胜利之前的俄国，一方面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一方面还存在着封建农奴制的残余，对外又是到处侵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旧中国却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方面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一方面是封建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各国的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应当从本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四，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过程和同一发展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曾把实现共产主义进程区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充分涌流，三大差别消除，个人消费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还不够高度发达，物质产品还不够充分涌流，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仍然存在，个人消费品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共产主义两个不同阶段社会特征的阐述，显然是建立在对共产主义不同发展过程特殊性的科学分析之上的。社会主义发展同样是一个不断的量变积累过程，其间必然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言而喻，刚刚从旧社会母体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各有其特殊性。
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应充分认识上述诸方面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有机地统一起来。
从社会主义这一层含义说，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由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经济状况决定的，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对旧中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新中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取得了在过去剥削制度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的伟大胜利。实践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适应，相互促进。
从“中国特色”这一层含义说，我们必须以矛盾特殊性原理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问题。例如，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之上的，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此，应改革旧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代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条件还不充分具备，因此，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使之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由此决定，分配方式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长期并存，不能急于求成，盲目求纯，搞“一大二公”。当代中国旧的社会痕迹还存在，人们的民主意识还不强，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只能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同时，应努力探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形式。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比较落后，制约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实施科技兴国、教育兴国战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正是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完美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的完美结合。
二
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唯物史观阐明，社会发展变化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变化最后的、终极的根源，社会的一切文明和进步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只有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一切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高度，才能使人们有可靠的依据把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形态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的过程，正确地把握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自觉地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牢固地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基础上。所以，为了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自觉推进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
其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条件。从国内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又有赖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创造出发达的生产力，由此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和发展，才能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道德、精神方面残存的旧社会痕迹，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从国际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大都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这些国家生产力状况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粉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战略，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实现彼消我长。
其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社会主义发展从内涵上说，是构成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协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系统过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个不同方面。三方面必须协同进行，整体推进。但是，三者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其中，经济建设是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现代化建设奠定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大力推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从外延上说，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不断量变积累的历史过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过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尽管具有反作用，但它们归根结底受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决定。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促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和发展。
其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决定性条件。江泽民同志指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实现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和远大目标。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技术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到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要创造相应的物质技术条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搞“穷过渡”。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离开相应的物质技术条件，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当代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更要求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代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废墟之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技术基础相对落后。新中国建国50年来，尽管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生产力水平有了迅速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大的发展，然而总的说来，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工作应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工作中心，解决主要矛盾，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各种矛盾的解决，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全面文明和进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曾出现不少挫折和失误，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给我们造成的挫折和失误更为严重。造成挫折和失误的根本原因，除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不够深刻，对当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分析不够深入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对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认识不够深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历史范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的产生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不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际国内因素，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是，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阶级矛盾不能用传统的阶级斗争方法去解决。“以阶级斗争为纲”，既干扰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建设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阶级矛盾的解决。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包括阶级矛盾的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基本的经验，就是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三
唯物史观阐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具有能动作用，或者促进或者阻碍生产力发展。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为了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
实现共同富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以往社会制度不合理的最突出表现，是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存在及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极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多劳少获，挣扎在贫困线上。造成这一社会现实的本质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及其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是为了消除阶级差别，改变广大人民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状况，集中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质产品还不够充裕，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还将长期存在，因而阶级、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还将长期存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丰富社会物质产品，正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为生产力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最大的社会生产力是劳动群众自身。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造成了异化劳动，极大地挫伤了劳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正是因为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消除了异化劳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为生产力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空间。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指科学技术渗透于生产力的三要素之中，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水平，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因此，为了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能够有效地防止生产资料和资本向极少数人集中。在私有制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和资本向极少数人集中的自发趋势。在封建社会，每个封建王朝在它建立的初期差不多都要颁布新的占田制度，使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少量的土地，但到后期，大量土地逐渐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出现大土地兼并。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资料和资本是比较分散的，但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资料和资本逐渐集中到极少数资本家手里，出现垄断资本。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的自由买卖制度。在封建社会，少数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通过地租收入积聚起大量资本，进而大量购置土地，获得更多的地租收入。地租收入的积聚和集中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积聚和集中，相互促进，促成了大土地兼并。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积聚起大量资本，进而大量购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规模，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积累的自发趋势，使生产资料和资本逐渐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使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的自由流动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出现生产资料和资本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的自发趋势，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则能有效地防止这种自发趋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强有力的手段。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原理，国民经济要持续发展，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及其内部各生产部门应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为了适应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优化资源配置，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应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其中最有力的是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引导集体所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应始终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其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一致的。
人民民主专政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或者促进自己的经济基础形成、巩固和完善，或者维护落后的腐朽经济基础，使它免于灭亡。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是人民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为巩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
人民民主专政是消除旧的社会痕迹，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强有力的手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总之，从旧的社会母体中刚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精神方面难免带有旧的社会痕迹。这些旧的社会痕迹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因素，是社会主义健壮躯体上的疾瘤，是各种腐败现象的总根源。旧的社会痕迹的存在极大地阻碍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巩固和完善。消除旧的社会痕迹从而消除各种腐败现象，一方面必须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监督国家机关人员切实履行国家管理职责；另一方面必须健全人民专政制度，充分发挥人民国家的专政职能，严厉打击各种犯罪行为，惩治腐败。因此，建立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切实实施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是消除旧的社会痕迹，从而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客观要求。
人民民主专政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和手段。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即集中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在私有制的国度内，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在政治上受压迫。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即集中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翻身解放，而且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愿望。因此，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之一，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之一。同时，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扬眉吐气，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不言而喻，人民民主专政又是防范和打击国外敌对势力进行渗透和颠覆的强有力的保证。
其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作出的正确选择，是与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相适应的。
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带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使新中国逐步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裕强盛，使广大人民群众有了自由幸福的新生活。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作出的正确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发展中国。
不可否认，在共产党执政的现实条件下，党内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但这不是党的自身造成的，而是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利用执政党的地位，违犯党规党纪造成的。何况，在党内搞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只是极少数人，不代表党的本质和主流。因此，不能一叶障目，怀疑或者否定党的领导。同时，端正党风，消除腐败现象只能依靠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严肃党规党纪来解决；只能依靠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来解决，而不能采用西方国家“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的办法来解决。因为，一定的政党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不存在超阶级的“全民党”。西方国家的所谓“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充其量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其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被实践证明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理论。社会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否则，就会成为盲目的实践。理论的指导意义就在于能为实践规定目的、指明方向、提供方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必须始终坚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当然，这种坚持不是教条地坚持，而是与时俱进地坚持，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祖国的统一诸方面全面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当然，实践在发展，指导实践的理论必须与时俱进，但是，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才能实现理论创新。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论调，实质上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真理性，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消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影响的思想武器，是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保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随着对外开放，西方文化思想中的消极成分也会渗入进来。这些都会腐蚀人们的思想，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完善。要消除腐朽思想的影响，抵制西方文化思想中消极成分的渗透，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同时，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才能形成和确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科学观点，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倡导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思想指导。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风尚，需要有崭新的生活方式，需要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就需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使每个公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以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四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应当在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中具体化，并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内容，使之制度化和完善化。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寻求四项基本原则具体化的必然途径。对外开放也是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寻求四项基本原则具体化的必然途径，具体表现在：
改革是兴利除弊，即革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中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弊端。例如在经济领域，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适应于产品经济生产方式而确立的，它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机和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改革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在政治领域，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也是适应于产品经济生产方式而确立的，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不利于发挥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职能。因此，必须进行改革，代之以党政分开，政企分离的政治体制。这些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部分和环节进行调整，实现体制创新。
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丰富和完善。就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与发展生产力相适应的。但就局部而言，还存在着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成分，因而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看，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不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应对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进行丰富和完善，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由此决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结构应确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结构。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看，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制度不利于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应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司法制度实行公安、检察、审判职能分立，并接受相应的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
改革是探求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形式。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一，公有制应通过具体的实现形式体现生机和活力。公有制经济可以通过改革，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确立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按劳分配也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一，确立经济责任制，将责、权、利紧密结合，更能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同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应通过具体的实现形式越来越具体化。如通过改革，确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具体制度，更能体现人民民主。
改革是对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社会主义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系统的整体功能是由内部诸要素的结构方式决定的。结构有序会强化系统功能。反之，会减弱系统功能。改革是通过结构调整和优化，变系统内部的无序结构为有序结构，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及其内部构成要素相互适合和协同。
对外开放也是改革，具体表现在：
对外开放有利于发挥本国经济优势，扬长避短。在现代化建设中，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经济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条件不同，在经济发展中既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参与国际分工，有利于发挥本国经济优势，扬长避短，获得比较利益。
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解决国内资源不足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资金、技术等社会资源不足问题。当代中国的社会资源不足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它极大地制约了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金、技术，有利于国内资源不足问题的解决。
对外开放有利于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管理经验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现代化建设需要进行现代化的管理。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起步较迟，现代化管理经验不足，在不少地区、不少企业，经济管理的方式是比较落后的。与之相比较，西方国家的经济近现代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就现代化的管理经验说，其中有不同社会制度特有的部分，有各种社会制度共通的部分。实行对外开放，批判地吸收国外现代化的先进管理经验，有助于解决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管理经验不足问题。
对外开放是对本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有序的产业结构，使三次产业及各产业内部的各分支产业相互成龙配套，但是，经济落后国家往往存在产业“瓶颈”，制约其他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系统功能的发挥。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国外投资，有利于消除产业结构中的“瓶颈”，使经济结构优化。同时，实行对外开放也有利于产品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要。
论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
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这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改革的前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左”的和右的错误都以割裂两个基本点，以一个基本点排斥另一个基本点为特征，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失误。要在实践上切实避免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进，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为指导，从理论高度深刻认识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
一
深刻认识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
首先，必须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从对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出发，正确认识当代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对此，唯物史观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变革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和普遍有效的理论根据。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成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使旧中国积贫积弱，不进行根本变革，就不足以推动生产力发展。所以，实现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是由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必然，是历史的唯一选择和不可逆转的潮流。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对旧中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才使新中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取得了在过去剥削制度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的成就。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基本经验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代我国社会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如果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会再度积贫积弱。因此，我们必须普遍适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完善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用以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但是，社会发展进程又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我国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刚刚脱胎出来的。这种连续性决定了当代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殊性：一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不高，广大农村几乎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因而它必然经历一个较长的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二是，它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难免带有它刚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痕迹，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可能很纯。三是，它不是不同社会形态更替的短暂的连续性中断，而是向它的更高阶段逐步发展的较长的渐进过程。所以，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初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不成熟的或不完善的。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成熟和完善，我们必须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实际国情结合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产品经济构想的错位，决定了当代我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既不能适用产品经济社会的，也不能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只能是与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二是，必须通过自觉变革，逐步消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残存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成分，用以巩固新制度。三是，不能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只能在现存的不完善的制度基础上循序渐进，寻求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这些都只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摸索才能实现。所以，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们不能抱空洞的、僵死的观点，只能适应当代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殊性，具体地发展地坚持。改革开放正是具体地发展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然途径。
所以，两个基本点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它从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国家的领导核心和社会意识形态上规定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可靠的思想政治保证，如果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我们现在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顺利前进。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实践。不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离开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就失去了新的时代内容，成为僵化的空洞。两个基本点不是绝对不相容的，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进程中两个互补的不同方面，它们都是由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既相适合又不相适合的矛盾所决定的，都以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终目的，共同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左”的错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斥改革开放，否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试图在短期内建成纯粹的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是他们将主观与客观相脱离，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以僵死的空洞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无视当代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殊性。不是将原则适用于具体的客观现实，在越来越具体化的进程中丰富原则的内涵，而是削足适履地要客观现实适合原则，本末倒置，这必然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失误。右的错误以改革开放排斥四项基本原则，试图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样是将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用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眼光看待当代我国社会发展进程，强调特殊性，反对普遍性，混淆社会变革进程中质变与量变的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内容与形式的区别，局部与整体的区别，割裂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给理论和实践造成各种混乱。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那些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阳奉阴违的人，以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顽固地坚持阶级偏见。因为，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集中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要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充当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必然要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以各种高超的胡说蛊惑人心，诋毁真理，肢解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各取所需，为己所用。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的交织，认识偏见和阶级偏见的交织，势必给正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来严重干扰。但只要我们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也就掌握了战胜“左”、右倾错误的锐利思想武器，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
二
正确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
正确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稳步前进，关键是正确把握改革开放的力度：一是正确区分改革开放进行的是质变还是量变；是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自我完善，进而把质的稳定性与量变的渐进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发生了尖锐冲突，使矛盾成为对抗性的，必须通过革命实现质变。然而，新的社会形态诞生后只有经过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它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尽管新的社会制度中仍然存在着与生产力状况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已不是对抗性的，产生矛盾的原因也不是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而是其他的部分和环节。所以，改革开放不应成为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质变，不应等同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它既不是超越阶段，以所谓不断革命，实现高度集中统一的产品经济，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绝对平均的共同富裕，也不是落后于阶段，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完全的市场调节，实现所谓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文化西方化，开放殖民化。而是进行新的量变，即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就是，适应生产力状况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适当调整现存的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适当调整现存的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为了把这种量变把握在一定度的范围，保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相对稳定，就必须把改革开放确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或基础上，以体现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具体说来，就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本成分，适当调整在产品经济构想下确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合的部分，适当保留旧的成分中在现时代还有一定生命力的部分，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民主与法制紧密结合，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二是正确区分所要改革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还是它的形式，进而把内容与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即基本制度，它的形式即具体制度或体制。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过来影响内容。为了使内容与形式相互适合，就要经常地注意调整或改革不适合内容发展的具体形式，不断完善和健全新形式，但是，不能因此走向偏离内容的形式主义，改变内容的本质属性。在当代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了它并不是什么“超前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什么“万恶之源”，而是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否则，它就不可能确立，就不可能使我国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转变为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不单纯是它的部分内容存在一些缺陷，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与形式，即基本制度与体制混为一谈，以抽象代具体，没有把它们既相区别，又辩证地统一起来。就是在当前，也还存在着对完善制度含混不清的理解，因而没有深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没有以此来推进四项基本原则在各行各业中的日益具体化。所以，改革开放不只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更重要的是探索适合基本制度的具体形式即新体制。实践证明，旧的僵化体制已经不适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只有通过调整或改革，才能创立新形式，健全和完善新体制。然而，要使新体制适合基本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又要恰当地把握形式的变更给内容带来的变化。所以，改革开放不是根本对立于四项基本原则，恰恰相反，它正是通过体制改革，完善和健全具体形式，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使四项基本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坚持和日益具体化，充分发挥它们的内在优越性。在健全和完善新体制中，最主要的是适应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化，确立结构有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完善，确立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开放也只有以适合四项基本原则为目标，才能使前进的路子愈走愈宽。
三是正确区分局部与整体，进而把局部与整体辩证地统一起来，在局部与整体的紧密联系上把社会结构的相对无序变为有序。社会形态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诸要素构成的巨大系统。这些要素及其内部的诸要素是普遍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它们的相互作用引起社会形态内部的矛盾运动和变化，即发展。联系和发展又使社会形态表现出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动态性。它们的结构有序时，会相互协同，促进社会形态的发展成熟，结构无序时，则相互影响，延缓社会发展进程。改革开放正是通过自觉变革，调整社会形态的内在结构，使之由无序变为有序，使诸要素相互的不适合、不协调变为相互适合和协调。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整体或首要层次上说，四项基本原则是适合我国生产力状况和进一步发展客观要求的，相互之间是一种有序结构。但从局部或较深的层次上说，又存在一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存在一些无序结构。层次越深，有序与无序越交织，从而减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功能。然而社会主义社会较之其他社会形态，毕竟是最进步的。其所以进步，就是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本质体现，它从主体上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内部结构的有序性。所以，改革开放不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把基本的适合变为不适合，把整体的有序变为无序，而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完善社会形态的主体框架，在越来越深的层次上把部分的不适合变为适合，把局部的无序变为有序，从而把局部与整体辩证地统一起来，使整体结构在越来越深的层次上有序化，系统化。例如，公有制基础上的宏观经济调控从宏观上把握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有序性，它统得过多过死的部分，使微观范围的企业生产和经营缺乏活力。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变局部的无序为有序，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运用市场调节机制，使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调节不能以局部利益妨害整体利益，使整体的有序变为无序，必须使市场调节自觉置于整体有序的前提下，从而把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辩证地统一起来。生产关系其他方面和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改革也是如此。
用系统一辩证观点深刻理解党的基本纲领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为了进一步明确奋斗目标，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我们要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而奋斗，应深刻理解党的基本纲领的丰富内涵，特别是深刻理解党的基本纲领的有机统一。
一、党的基本纲领统一体的系统统一
党的基本纲领，是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党的基本纲领的有机统一首先表现为系统的统一，即具有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动态性。
一是整体性。基本纲领是由相互联系着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构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替代整体，离开任何一方面都会影响整体的存在和发展；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存在和发展；无论哪一方面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受到整体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制约。
二是层次性。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它的首要层次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一层说，每一方面又是内部的各个方面构成的系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方面构成的系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是由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等方面构成的系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社会主义文艺、科技教育等方面构成的系统。这些方面（或称构成要素），又是由内部更深的层面构成的系统。这些不同层次的系统构成了基本纲领的系统整体，处于不同层次的系统层面既有系统整体运动的共通的运动规律，又有不同层面运动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三是结构性。总体上说，它是各个组成部分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制度与社会意识形态相互适合的方式构成的有序结构，四项基本原则是它的主体框架。具体地说，构成整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又是它内部各个要素（或称方面）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比例组成的有序结构。在经济结构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相适合，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合。在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中，不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按劳分配与非按劳分配相互对等，平分秋色，构成混合经济，而是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占主体地位。在政治结构中，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与发展人民民主相适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不是各种党派力量均衡、自由竞争，形成西方社会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文化结构中，繁荣学术和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各种观点和流派自由鸣放，形成自由化局面，而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四是动态性。构成基本纲领的各个层面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基本纲领在规定各个层面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时，始终把坚持与完善并提，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等。坚持是坚持基本原则，完善是完善具体构成。坚持与完善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坚持和完善就是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实践的不断检验，改革具体构成中的不合理成分，补充、丰富合理成分，使具体构成愈来愈完善。换言之，坚持和完善就是在坚持中完善，在完善中坚持，坚持和完善是动态的。
二、党的基本纲领诸方面的辩证统一
党的基本纲领的有机统一，同时又表现为构成基本纲领统一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
一是决定方面与被决定方面的辩证统一。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此决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决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形态即思想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状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当然，被决定的方面不是消极的，它对于决定的方面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其所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正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
二是基本目标与基本政策的辩证统一。党的基本纲领的具体内容，有的属于基本目标，有的属于基本政策。基本目标与基本政策是相互适合、辩证统一的，基本政策是为了实现基本目标而制定的。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本政策，是为了逐步实现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基本政策，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的基本目标；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两为”方向，是为了繁荣学术和文艺。
三、党的基本纲领有关制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客观事物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党的基本纲领有关社会制度的规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其中有的属于社会制度的内容，有的属于社会制度的形式。制度的内容与形式是有机统一的，这是党的基本纲领有机统一的又一重表现。具体体现在：
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有机统一。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经济制度的内容，经济体制属于经济制度的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者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的有机统一。基本政治制度属于政治制度的内容，政治体制属于政治制度的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属于基本政治制度。领导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属于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公民素质与各项文化事业的有机统一。公民素质属于文化建设的内容，各项文化事业属于文化建设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是提高公民素质，即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这些内容和形式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制度的内容与形式中，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具体制度或体制，具体制度或体制体现基本制度。所以，为了坚持基本制度，应探求具体制度，完善体制，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愈来愈具体化。党的基本纲领规定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些基本目标与基本政策的具体化是实现党的基本纲领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党的基本纲领有关制度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原理，在愈来愈深的层次上探求与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相适合的具体目标和具体政策，完善具体制度或体制，探求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例如，在政治方面，如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的，“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在经济方面，探求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以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具体途径。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四、党的基本纲领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由不成熟到成熟，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它的发展过程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同时又是一个系统过程。党的基本纲领也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阶段性体现在党的基本纲领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适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状况总体上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因此，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等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连续性体现在党的基本纲领是与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切相连的，是为实现更高发展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但这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建设的仍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更高发展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密切相连、循序渐进的，是连续的。
连续性还体现在党的基本纲领与党的最高纲领的统一，实现基本纲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高纲领。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党章规定，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最终目标就是党的最高纲领，也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实现基本纲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高纲领即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总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三者相互联结、循序渐进，构成党的纲领的有机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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