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经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正确选择适合国情的社会生产方式，确定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为此，我们应在充分认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中，深刻认识自给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过程和条件。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简言之，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是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消费、分配诸要素在量变、质变过程中不断改变结构方式的外在表现形式。
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特别是生产方式的演进，从量变看，大体经历了原始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并且将演进到共产主义历史阶段。从质变看，则是自给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后一种经济的构成要素是在前一种经济的母体内孕育和形成的。
自给经济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分工、交换和其他要素很不发展的产物。人类社会在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时期（一切文明氏族都是从这种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的劳动所能生产的东西还没有达到维持自身寿命的最低生活需要，人们必须相当均等地分配产品，否则，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前提。同时，由于生产者不可能拿出剩余产品与他人相交换，产品分配只能是直接的产品分配，不可能通过交换的迂迥渠道来实现。没有交换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需要，生产的目的只能是满足自身的直接消费需要。
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人们生产的产品除维持自身最低的直接消费需要外，有了微少剩余时，古代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微少的剩余产品为生产的自发分工奠定了基础。随着分工的形成和发展，交换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但还被限定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产品分配除向奴隶主缴纳贡赋外，仍是相对均等地分配给生产者。因而，生产、分配和消费仍是满足自身直接消费需要，通过交换来实现的分配和消费，在全社会的分配和消费整体中只占极其微小的量。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产品除了满足劳动者自身直接消费外，有了大量剩余，千人为耦的大生产逐渐被家庭小生产所取代，奴隶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制私田所取代，社会生产被分割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许许多多小生产。于是，交换进一步发展起来。但由于生产的分工是小而全，交换仍是剩余产品交换，生产者对产品，在向地主和国家缴纳地租贡赋之后，便在生产单位—·家庭内部进行分配。所以，这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就其总体说，还延续着生产满足自身直接消费的自给自足。
随着生产力发展，剩余产品进一步增加，交换日益发达，市场日益扩大，社会生产中出现了一种为满足市场需要的特殊产品——商品。那些具备某一产品生产专长和资源优势、掌握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的个别生产单位，生产为满足市场需要的某种产品，他们用这一产品换回的各种生活消费品比自己亲自生产自身直接消费的各种消费品实惠得多，便逐渐改变往日的小而全生产，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某一两项专门产品生产。因而产生了个别生产单位的生产专业化。
个别生产单位的专业化生产所获得的比较利益，使日益众多的生产单位从社会的小而全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了专门的生产部门。专业化分工生产愈发展，被分化出来的生产部门愈多，交换愈加速发展。专业化分工与交换的交互协同又加速了市场的扩大。随着市场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开拓，专业化的商品生产日益取代小而全的产品生产，商品交换，即全部产品交换日益取代剩余产品交换。因之，一切社会产品都要在市场交换中表现为一定价值。产品分配要首先通过市场交换，使劳动价值转换为一定数量的货币，才能进入分配和再分配。这样以来，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在围绕商品这一轴心协同运转，并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便从自给经济的母体中脱胎而出，日益发展和发达起来。
在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适应市场竞争要求，专业化分工逐渐由行业分工发展到企业内部的技术分工。同时，生产资料日益兼并，资本日益集中。进而，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日益排挤掉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大企业日益吞并掉一群群小私有者。于是出现了诸如股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之类的生产资料集中的垄断资本。
与之相伴随，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商品经济初期，往往一个血缘家庭就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社会生产被分割为难以数计的小生产，交换极其频繁。每个人的劳动价值必须通过交换的实现才能确定，每个生产者如果卖不出自己的产品，就难以维持自身的生活消费。但在资本垄断时期，往往一个股份公司或一个托拉斯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尽管从全社会看，交换、分配和消费还带有商品经济的共性，但从一个企业看，差不多每个企业都集中了成千上万个生产者个人。在企业内，每个生产者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企业内部直接的社会劳动。每个人的劳动价值，可以不必首先通过迂迥的途径加以确定，而是通过劳动时间、技术程度、劳动程度的计算，直接从企业内拿到工资。
当着生产资料或者通过自发的兼并，或者通过暴力革命对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矛盾的解决，集中到社会占有时，旧时的成千上万个社会生产经营部门——企业，将联合成一个极其庞大的企业。于是，产品经济又从商品经济的母体中降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产品经济构想，正是将社会生产看作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一个庞大工厂，而将个别产品的生产单位设想为这一庞大工厂下属的车间。个别产品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而是同一工厂内车间与车间之间的关系。随之，由商品经济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及生产相对过剩和周期性危机将消除，代之而起的是社会生产严格的有计划的组织。商品交换也将消除，代之而起的是更高形态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或者说劳动与劳动相交换。每个生产者的劳动都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再不需要价值插手于生产和消费之间。
自给经济演进为商品经济经历了几个甚至十几个世纪的量变积累过程，商品经济演进为产品经济同样需要无数量变积累，到达一定的度量关节线。其中最主要的，一是专业化分工不断由行业分工发展到企业内部的技术分工，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协作使个别劳动能够真正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与劳动的社会化相适应，生产者的智能、技术和所掌握的生产工具机械化水平都必须相对均等。二是在市场竞争中，个别商品生产经营者通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经过所谓“托拉斯”阶段，联合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企业。三是个别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差别因生产水平的相对均衡而缩小或消除，劳动价值可直接通过劳动时间、技术程度和劳动强度来计算。
产品经济从商品经济中脱胎出来后，从生产和交换的方式看，似乎与自给经济类同。因为二者都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需要价值插手于生产与消费之间。但这绝不是回复到自给经济，而是达到更高形态。例如，生产规模在自给经济中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社会生产被分割为无数闭塞、互不往来的小生产。在产品经济中，生产规模是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血缘家庭失去经济实体的功能；生产分工在自给经济中是小而全，在产品经济中是专业化分工协作充分发展的技术分工；生产技能在自给经济中主要靠体力操作简单工具，在产品经济中主要靠脑力指挥自动化机械等等。
从自给经济到产品经济必须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时期。因为生产力由低水平到高度社会化，生产资料由小生产的分散到集中为全社会占有和经营，必须经过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充分发展。要在自给经济的小而全分工基础上充分发展专业化分工协作。一方面，产品生产必须采取满足市场需要的商品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用以刺激专业化分工向愈来愈深的层次发展。否则，生产必然囿于封闭式小生产，难以实现社会化。
如果生产一旦是封闭式小生产，产品一旦是劳动者直接占有的产品，每个劳动者的生产就不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因而调剂余缺的剩余产品交换必然发生。随之，那些具有一定生产专长和各种优势的生产者，为了追求愈来愈大的经济利益，必然致力于适应市场需要的某一两项专门产品生产。于是，昔日自给经济演进为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又重新起作用，使商品生产方式渗透于一切生产部门，使自给经济或迟或早地瓦解，商品经济或迟或早地发展起来。
显然，产品经济只能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母体中孕育，只能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到达一定的度量关节线时，通过社会自觉变革才能真正降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产品经济构想，正是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新经济形态所做的设计。然而，尔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并未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东欧、亚洲国家。这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前，商品经济还未充分发展，如我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因此，在商品经济未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即在商品生产、专业化分工和商品交换很不发达，生产发展的水平没有达到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试图超越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搞产品经济，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惩罚，延缓经济现代化进程。
我国经济落后的本质和根源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对国家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既是前提又是保证，因而，经济发展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然而，在以近代大机器生产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前，人们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难以对这一问题给以科学的解决。近代西方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深入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打开了思维的框子。但是，在经济落后国家，人们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往往看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表象，忽略对其进行理性的深层思考；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往往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我国亦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深刻认识我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迟滞的根源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理清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路，仍然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为此，我们应首先对我国经济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进行较深入的分析。
一
从历史看，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明清以前，经济发展一直居世界前列，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农业生产方面，水利灌溉，精耕轮作，远为西方所不及；工业技艺方面，有许多重大发明创造，如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对外贸易方面，郑和七次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瓦斯科·达·加马回航好望角早六十多年。英国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时曾写到，西方于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和勃然兴起的中东奥斯曼帝国和萨非帝国，西欧黯然失色。可是，明清之后中国却逐渐落后于西欧，且差距越拉越大。相反，直至15世纪仍然相当落后的西欧，16—17世纪以来，通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逐渐赶上和超过东方。特别是18一19世纪以后，很快实现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创造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
产生如此鲜明反差的根源，正如唯物史观所指明的，“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一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阶级和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我国自秦汉以来至明清时期，一直延续了世界各国普遍经历过的、以传统农业为代表的自给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做过详尽描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种生产方式正是我国经济发展迟滞的本原。首先，以家庭为本位的小块土地经营，仅供家庭直接消费的产品适用方式，必然产生小而全生产的分工方式。每一生产单位——农户，“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生产的产品品种多，多至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的诸多方面；而每一种产品产量少，除交纳贡赋或租税外，仅供本家庭直接消费。其次，小而全生产的分工方式，相同的生活条件，使得各生产单位——农户，“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因而，产品交换很有限，即使有交换，也只是剩余产品交换。再次，社会交往不发展，产品交换极有限，反过来加固了小而全生产，进而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限制了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发展和产业的分工与分业，导致社会生产难以分化出新的产业门类，难以进行大机器生产，难以实现生产条件近代化。小而全生产不容许“应用任何科学”，“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限制了生产者技能的提高以及科技与生产的渗透，社会生产难以实现生产手段的近代化，导致科学技术发展迟滞。“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生产单位之间的相互封闭和隔离，使得社会产业结构从微观看是同类化的，从宏观看是单一化的，难以形成分门别类、互为依托的近代产业结构。小而全的生产、单位生产的同类化和相互封闭无由提出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现代第三产业发展的社会需求，导致这些产业发展的迟滞。所以，从秦汉至明清时期生产方式的内在因素看，自给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传统的自给经济结构具有自我组织、自我修复的能力，以此维系着自身结构的稳态，阻滞着经济发展和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从这一时期生产方式的外部因素看，这一时期的外部因素使自给经济生产方式更具有完备的形式和排他的功能，难以发生根本变革：一是自秦代商鞅变法以来实行的土地买卖制度，土地产权继承的弟兄均分制度，使得传统农业与传统小手工业紧密结合，难以实现二者的社会分工。无论是兼并大土地的地主，或是耕作小土地的自耕农，受传统农本主义的影响，视从事土地经营的种植业为命根子，不愿从事其他产业。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小手工业者，如农村“五匠”，情愿花钱购置土地赚取地租，不愿放弃土地经营，不愿在小手工业生产中扩大投资和再生产规模，致使小手工业生产的兼业化、副业化倾向世代相袭，无由产生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商品生产。二是传统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使小手工业者大都聚居于农村，“离土不离乡”，因而城市化进程缓慢，难以形成工商业者聚居的自由都市。中国的都市，大都是在政治中心基础上形成的消费都市，难以发挥城市作为工商业中心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辐射功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强本抑末”、“实行海禁”的政策导向，对盐、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手工业生产实行“官营”，建立“官业”，严厉打击私人资本和商人阶层的产生与发展。对外贸易也是直接官办，严格禁止私人资本介入。这些政策导向，极大地阻碍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限制了平等、自由竞争和市场的开拓。四是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竭力宣扬重本抑末、自给自足的自给经济的社会思想，给封建王朝的政策导向和农户生产的思想观念以深刻影响。五是未形成独立的资本家阶级，难以产生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工业革命。历代农民起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统治，遏制了大土地兼并，发展了生产力，但其以“均田”为代表的斗争目标和社会理想，只是重复旧的生产方式，没有跳出封建的小农经济窠臼。
总之，在我国封建社会，尽管生产力在缓慢发展，社会在不断变迁，但由于各种因素，自给经济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因而未能出现同一历史时期西方国家所实现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必然使经济发展和经济近代化进程迟滞。
二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打开了我国闭关自守的门户，使传统的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批由国际资本直接创办的铁路、轮船、电力、电信、纺织、矿业等工矿企业。这些“洋货”无疑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于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人士奉行“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效法西方，倡导了我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第一步——洋务运动，创办了以上海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宅造船局、汉阳铁路局和枪炮厂为代表的一批重工企业，以及一大批以织布、纺纱、制麻、缫丝为代表的轻工企业。洋务运动失败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人士又在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倡导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二步——“戊戌变法”和“君主立宪”运动，由“中体西用”近代化观上升为“变法图强”的现代化观，提出了“设银行、办铁路、矿业，提倡各种实业”，“办农会、商会”，“废科举，兴学校”等一系列社会改良主张。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之后，进一步提出了“三民主义”治国方略，试图走出一条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总之，自洋务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政权机构曾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过“新政”，效法西方，兴办过军工、制造、矿业、纺织、缫丝、制糖、铁路、电力、电信、银行等一系列工商企业，自觉不自觉地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从总体看，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却没有发生改变，经济近现代化进程缓慢，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
何以如此，其根源仍应从彼时期的生产方式上去寻找。从内部因素看，一是沿海门户开放城市、相邻地域、资源丰富的矿业区，国际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采用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兴办了大批工矿企业，并形成了如香港、上海等功能比较齐全的工商业都市。但其经济结构却是依附的、畸形的、门类不齐全的。而广大农村和内地都市，仍然延续着传统的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并以自身的排他性顽固地排斥着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农业和小手工业仍然紧密结合在一起，维系着封闭的小而全生产。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是在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封闭性、军阀割据、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传统产业的分工分业，阻碍了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各类企业、各类实业的产生和发展。当时沿海一带已出现大规模商品生产的萌芽，特别是20世纪20一_30年代，沿海诸省农村已出现专门生产谷物、茶叶、蚕桑、菸叶、棉花等大宗产品的地域，但由于上述因素，却产生了华北小麦囤积，而上海却大量输入外麦；江南生丝过剩，但日本、印度的生丝却源源不断进口；广东、江西蔗糖生产过剩，而南洋、日本的同一产品却在全国泛滥等奇特现象。致使大批农户因从事专业化产品生产，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极度贫困。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影响了彼时期生产方式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进而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进程。
从外部因素看，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完全的资本主义，而是要变成它们瓜分掠夺的殖民地，即变成它们肢解下的原料生产基地、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为此，它们将我国传统自给经济中有利于它们的因素保护起来，同时，将我国近代商品经济中妨碍它们扩展的民族资本主义成分压倒，将依附于它们的买办资本主义成分扶植起来，竭力阻止中国形成以全国统一市场为导向的健全的商品经济，竭力维系以自给半自给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官僚买办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必然是畸形的、依附的、千疮百孔的。它使旧中国在落后的基础上更加雪上加霜，财富外流，难以积聚起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足够资本，难以全面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二是洋务运动以来，我国自行创办、兴办的军工、矿业、制造、纺织、铁路、银行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企业一直掌握在官僚买办阶级手里，生产经营方式沿袭了秦汉以来“盐铁官营”的官办、官营、官业、官僚买办的传统，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些官僚买办资本不是从强国富民的目标出发，引导经济走上独立主权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从本阶级、本家族的私利出发，出卖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通过垄断经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限制私人工商业的发展，限制自由、平等竞争，依靠传统的封建剥削关系，加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竭泽而渔，并通过发动内战，迅速搜刮和积聚起数量惊人的财富。由此形成的经济只能是受官僚买办资本严格控制的自给半自给经济，而非全国统一市场为导向的健全的商品经济。三是国际资本的入侵、官僚买办资本的突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向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纺织、加工、日用品等轻工行业出现了一大批私人工商业资本。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私人工商业资本与生俱来就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的三重排斥和打击，是在此三者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因而，与生俱来就面临着破产、倒闭、失业，甚至家破人亡的威胁，没有充足的经济实力与国际资本、封建官僚买办资本相争锋，发展极为缓慢。同时，由于其在政治上的软弱性，亦无充足的政治实力联合产业工人和农民，发动如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总之，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相互勾结，唯其所适，一方面破坏着传统自给经济结构中的某些因素，一方面又保护着其中的某些因素，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阻碍了彼时期生产方式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健全的商品经济转变，国民经济亦无由发挥健全的商品经济结构特有的发展功能。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奋斗几十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彻底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提出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自始至终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作为统摄一切的首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新中国在没收旧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基础上，通过对民族资本的和平赎买或公私合营，通过对城市小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国有大中型工商企业，以及铁路、海运、煤炭、电力、电信、科技等基础产业，确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实现工业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与此同时，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方面，建国伊始，就提出要改造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使之逐步使用机器生产，并将农业合作化与机械化结合起来。1956年，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9年，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农业机械化热潮。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党和国家把农业发展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一方面号召亿万农民战天斗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号召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并集中巨大物力财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工农业并举，促进国民经济的稳步协调发展。
新中国诞生以来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它使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得到根本改变，使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使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城市工业跃入了现代化工业行列，确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相当一批工业企业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亦显著缩小。然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尽管与旧中国不能同日而语，但现状仍然比较落后，特别是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水平较低，耕作技术粗放，投入产出率提高不够显著，产业结构单一，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分工分业发展极其缓慢。这种状况难免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产品商品率的低水平，不能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制约工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和农民收入的低水平，农村购买力不强，不能吸纳大量的工业制成品，限制城市工商业市场的扩大；农业耕作技术粗放，农民生产技能滞后，不能广泛应用现代科技成果，限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方面的综合反应，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进程。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仍然只能从新中国诞生以来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从农村经济生产方式上去寻找。从内在因素看，尽管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小土地私有的小农经济已转变为土地公有的集体经济，使土地经营的规模有所扩大，但由于历史的继承性，农村生产方式仍然延续了传统的自给自足方式。每一生产单位（合作社或生产队）“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生产过程没有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者“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也就不容许“应用任何科学”；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本单位直接生产的大部分消费品，“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每个生产单位生产生活条件相同，“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生产经营的粗放性、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专业化分工的不发展、产品生产的单一性、社会联系的封闭性、产品交换的不发达，共同限制了农业和农村产业的分工分业，限制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限制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从外部因素看，一是尽管国家集中了大量物力财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论上混淆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区别，在实践上混淆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区别，不注重通过农业和农村专业化分工与产品交换的发展，促成农村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而是单纯依靠土地经营规模的变更和增加农业投入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这必然阻滞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限制现代科技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渗透，束缚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二是尽管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大力倡导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社会主义大农业，但是，由于不注重发展农业和农村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不注重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地域分工，致使不少地方在执行政策中往往习惯于搞小而全或大而全，自给自足，或者单纯抓粮食生产，放弃其他产业发展。不从本地实际出发，开发和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不少地方的资源优势未能很好地开发、利用，使之变成产品优势和经济优势，不少农村守着宝山受穷。没有农、林、牧、副、渔浅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和分业，也就没有以农、林、牧、副、渔为原料的深层次的农村加工业，也就没有农村的工业化。
三是尽管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发展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产品交换。但是，由于不注重发展农村内部各地域之间、各产业之间的产品交换，不注重发挥商业等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领衔作用，因而，农村城市化进程缓慢，农业和农村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及其地域分工发展迟滞，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变。这些状况无疑拖了现代化建设的后腿。
总之，经济近代现代化以工业化为起点，工业化以生产商品化为起点，生产商品化以生产专业化为起点。西方发达国家其所以能较早地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较早地实现经济现代化，如恩格斯所说，“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然而在我国，自给经济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本身具有限制分工和交换发展的自组织能力，秦汉以来的传统政策导向又不断地强化着这种自组织能力。于是，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共同限制了农村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地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分业，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正是我国自明清以来，经济发展和经济近现代化进程缓慢的本质和根源。
经济发展动力与农村市场开拓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治国、治省、治县的首要问题。但是由于不同时期的实践主体对这一问题的思维角度不同，解决的方法不同，采取的政策导向不同，产生的实践效果千差万别。有的使经济跨上腾飞的巨龙，有的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诚所谓“谬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为了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避免实践中的失误，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经济运行诸方面内在的本质联系，深入认识其规律。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动力问题。
一
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思维问题，经济发展动力应在经济内部去寻找，即在经济内部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中去寻找。经济发展实质是由经济内部矛盾所决定的经济的“自己运动”，与经济相联系的外部矛盾则是促进经济“自己运动”的外部条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思维问题，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经济自组织系统，经济发展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结合形式。结构优化，要素之间相互协同，能促进系统功能的优化，产生发展的内动力；结构不良，要素之间相互制约，会造成系统功能的内耗，甚至使系统功能逐渐萎缩。
运用这些观点分析问题，国民经济是由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以重工业、轻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构成的庞大系统。所谓国民生产力实质是工业与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生产力的有机集合，商业则是将工业生产力与农业生产力联为一体形成国民生产力的纽带。如果把城市经济看作工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把乡村经济看作农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国民经济则是由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构成的庞大系统。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它们既对立又同一。
其一，任何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结合过程，它既是生产过程，又是消费过程，生产保障消费，消费拉动生产。无论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城市经济还是乡村经济，劳动者都要进行生活消费，生产过程都要进行生产消费。工业部门的劳动者需要农业部门提供粮、肉、蛋、奶之类的生活消费品，农业部门的劳动者需要工业部门提供布、糖、鞋、帽之类的生活消费品。工业生产需要农业部门提供棉花、甘蔗、烟叶之类的原料辅料，农业生产需要工业部门提供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之类的生产资料。此部门的生产不仅是对彼部门产品的消费，而且通过生产，生产出产品，保障彼部门的消费。反之亦然。而且，遵循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规律，工业和城市经济增长离不开农业和乡村经济为其提供需追加的原料、辅料和劳动力；农业和乡村经济增长离不开工业和城市经济为其提供需追加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后者愈支持前者，前者愈扩展其发展空间；前者愈反哺后者，后者愈开拓出广阔的发展道路。
其二，国民经济结构的三次产业划分，根源于生产力与分工的协同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分工的深化，社会生产依次出现了农业与畜牧业、小手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三次社会分工和产业剥离。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小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分化和裂变，出现了三次产业划分的国民经济结构体系、分门别类的工业体系以及具有区域经济中心功能的城市经济体系。然而，分工总是与协作紧密相连，产业分工愈发展，产业间的联系愈紧密。不仅现代化工业体系内部各产业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而且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也是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国民经济内部大的产业部门之间、各产业部门内部的生产单位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提供原料、辅料和制成品的分工协作关系。此一方生产是为了向彼一方提供可供消费的产品，换回彼一方的产品保障自身的消费；此一方消费彼一方产品的同时，也是为了向彼一方提供产品保障彼一方的消费。
显而易见，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是国民经济内部不同的产业分工部门，它们之间互为需求、互为供给、互为市场。其间结合紧密、结构优化，会相互促进，产生发展的内动力，促成国民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其间结合松散、结构不良，会相互制约，造成系统功能的内耗，导致国民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诚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其中，农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本原的推动作用。首先，农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为工业和城市经济提出有效需求，进而产生需求拉动效应。一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和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衣、食、住诸方面的生活消费为城市纺织制衣、食品加工、糖果医药等轻工业生产提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二是农业和乡村经济日益增长的生产消费，为城市经济中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作物生长素等重化工业生产提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三是在社会各产业部门中，唯有农业具有综合利用各门科学及其技术成果的能力。农业生产发展对广泛和综合利用科技成果的需求必然全面刺激各门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产业的扩张。四是发展农业需要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资源、大气资源和生物资源。农业发展对这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巨大投资需求必然拉动与此相关的城市工业及科技产业的增长。
其次，农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供给，进而产生供给推动效应。例如，肉、蛋、奶、菜、果等农产品日益丰裕，不仅保障原有工业和城市人口生活消费，而且保障后者扩大再生产必需追加的劳动人口的生活消费；农业是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农业生产率提高、人均单位生产规模扩大，能够产生大量的过剩劳力，以满足工业和城市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农业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不仅目前的常规工业，如糖、纸、食品、皮革、纺织、制衣、医药生产需要农业为其提供产品，而且未来的尖端技术工业同样离不开农业提供有效供给。
再次，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不但，农业和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工业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而且，市场就其本原而言，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生产生活消费需求，作为交换处所的市场只是沟通供需、满足消费需求的手段。从国情看，农业和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因而，农业和乡村人口的生产生活消费需求是工业和城市经济最广阔的市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努力增强农业和乡村人口的购买力，扩大他们的生产生活消费需求，必然为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空间。同时，只有前者的充分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后者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才能使二者相互拉动或推动，促成国民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
所以，从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上说，国民经济内部的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应是并举的，发展应是均衡的。二者本无孰轻孰重，孰为主导，孰为基础之分。曾一度流行过的“奉献论”，实际上是很局限的。因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奉献”，并不像伦理学意义上的“奉献”那样“无私”，“不求回报”，而是遵循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客观规律，此产业为彼产业做奉献的同时，彼产业也应为此产业做奉献。否则，此产业“奉献”之后失去发展后劲，就不能继续为彼产业“奉献”。单方面的“奉献”往往会成为对单方面的“竭泽而渔”，使另一方同样失去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双方都陷入困境，导致国民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只有坚持工农业并举、城乡经济并重，保持二者的协调发展，才能使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内动力，使国民经济运行突破恶性循环，实现良性循环。
这并不排除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坚持以某一方为主导，由另一方做基础、做奉献。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国民经济发展初期，即在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阶段，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工业发展做奉献，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然的。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在其经济学著作《李斯特全集》中曾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缺乏工业力的农业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是停滞的，在政治上也是不能独立的，它本身不具有发展的条件。只有国内有了工业力后，农业本身才能由于工业的推动而有所发展和提高。”然而，当工业基础奠定、工业体系确立以后，则应根据国民经济系统内部主要矛盾的转化，调整政策导向，坚持以工业为基础，以农业为主导，工业为农业发展做奉献，不仅为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生产资料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装备，而且积累和提供充足的资金，以增加农业的投入。仍如李斯特所说，只有在国内培养、形成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完全均衡状态的国内市场，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生产力，掌握最大的财富和政治力。
二
在国内培养、形成工业与农业之间完全均衡状态的国内市场，从而达到最大的国民生产力，掌握最大的财富和政治力，主导方面是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即农业和乡村经济全面采用商品生产方式。
农业和乡村经济要发挥对工业和城市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前者能为后者提出有效需求；其二，前者能为后者提供有效供给。然而，需求与供给正如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一样，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农业和乡村经济究竟能否为工业和城市经济提出有效需求并提供有效供给，又取决于自身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生产力大力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能够生产出除自己直接消费外的大宗商品化的农副产品，并将这些产品卖出，从而将潜在的供给变为现实的供给，换回货币，实现价值，才具有现实的购买力，才能买进自己所需的包括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在内的工业品。否则，潜在的购买力不能转变为现实的购买力，潜在的需求不能转变为现实的需求。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进而取决于对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产品的购买能力。如果无能力购进产品即无能力满足自身的需求，改善自身的生产条件，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劳动生产率则不会提高，生产能力不会增强，生产的产品不会丰裕，有效供给也不会增加。因而，农产品的生产及其对工业品的消费、农产品的供给及其对工业品的需求又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只有生产出大宗农产品，才能提供有效供给，同时，只有卖出大宗农产品，增强实际购买力，才能大量购进工业品，即扩大有效需求；反过来，只有大量购进所需的重化工业品，扩大有效需求，改善自身生产条件，才能生产出大宗农产品，增加有效供给。当然，也不能忽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要增强农业和乡村经济的购买力，工业和城市经济应能够消纳前者生产的大宗农产品，并为前者提供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使之能够生产出大宗商品化的农副产品。
然而，农业和乡村经济处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之中，不但不具备推动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条件，而且严重阻滞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是由于小块土地经营，限制着农业机械的大规模使用，限制着农业内部各种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不可能为城市重化工业产品生产提出较大需求。二是由于小而全的分工方式，限制着生产者对某一专业生产技能的积累，限制着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渗透和运用，不可能为城市科技产品的生产提出较大的需求。三是供自身直接消费的产品适用方式、粗放的经营方式、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不可能生产出大宗剩余产品可供销售，不可能为工业和城市经济提供较多的有效供给。四是农业和乡村居民收入极其有限，购买力极其有限，消费水平极其有限，不可能使农业和乡村经济成为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广阔市场。这些都使得农业和乡村经济难以产生对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拉动和推动效应。同时，农业和乡村经济正由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割断了自身与工业和城市经济的经济联系，难以与之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难以实现自身的“能量转换”，必然窒息自身的发展，只能长期束缚于封闭的小生产之中，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维系低下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当然，近年来出现的“民工潮”现象往往给人以假象，似乎农业和乡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已大幅度提高，因而产生了大量过剩劳力。其实，“民工潮”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农业和乡村经济劳动生产率低下，同量劳动产生的效益大大低于工业和城市经济，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因嫌务农收入低，效益差，才弃农进城，形成“盲流”。不言而喻，这种以牺牲农业，撂荒土地为代价的农村“过剩劳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剩劳力”。而且，工业和城市经济因受到农业和乡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制约，也不可能大量吸纳这种“过剩劳力”。
显然，农业和乡村经济只有采用商品生产方式，才能充分发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作用。一是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商品化生产，促使每一个生产单位从事某一两项专业化产品生产和规模经营，即实现产业化，进而促使各个生产单位采用机械化生产手段，并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从而扩大对城市重化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二是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产业化生产，促使生产者生产技能的增长，从而有可能广泛运用现代科技，改进生产技术，扩大对城市经济中科技产品的有效需求。三是机械化生产手段的采用、生产技术的改进，必然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出大宗的商品化的农副产品，从而为工业和城市经济增加有效供给。四是产业化生产、企业化经营、大宗商品化农副产品的销售，必然大大提高农业和乡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极大地增强他们的现实购买力，从而使农业和乡村成为工业和城市经济巨大的产品销售市场。五是产业化生产、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必然使农业和乡村经济在保障自身发展具有充裕的劳动力前提下，为工业和城市经济提供充足的过剩劳力，以满足后者生产和经营的扩张需求。总之，农业和乡村经济一旦采用商品生产方式，就必然加强自身与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密切联系，加快相互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产生拉动和推动效应，实现与后者的协同发展。
可见，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农业和乡村经济如能采用商品生产方式，实行产业化的生产和经营，进而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实现生产方式一体化，国民经济结构呈一元结构，那么，国民经济系统则会在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相互协同、相互拉动或推动中产生发展的内动力，推动系统整体的发展；相反，如果农业和乡村经济仍然延续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仍然维系小而全的生产和经营，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仍然处在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中，国民经济结构呈二元结构，那么，国民经济系统则由于二者的相互割裂、相互牵制，造成发展功能的内耗，阻滞系统整体功能的发展。近二十年来，沿海与内地、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更是极有力的佐证。近二十年来，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导向下，珠江三角洲、闽东南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便利条件和市场发育较好的外部环境，农村市场经济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充分发挥出农业和乡村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作用。一是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不断分工分业，日益分化出林、牧、副、渔等专门产业，并呈现出产业化势头和产业的地域分工，传统意义上的种植业亦向园艺农业进化，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商品率。随之，农业和乡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二是随着传统农业的分工分业，农业内部不断分化出一系列非农产业，进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占据了国民经济中工商业发展的半壁河山，不仅加快了农村工业化进程，而且以其丰厚的税收支持了国家财政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三是小城镇迅速崛起，并向着结构不断优化、基础设施完备、功能齐全配套的方向发展，使乡村小城镇成为农村区域经济中心和工农业产品集散地，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经济城乡关系，密切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快了国民经济发展步伐。内地落后地区，由于产业化进程缓慢，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商品率低，难以生产出大宗商品化的农产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因市场发育不健全而产生“卖难”问题。进而，购买力极其有限，自我积累不足，难以将对城市重化工业品和其他产品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的需求，难以进行生产资料和其他技术装备更新，由此造成了该地域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拖了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后腿。
三
一定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求一定的交换方式与之相适应。要转变农业和乡村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培养和形成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完全均衡状态的国内市场，使之产生相互拉动或推动效应，必须转变农业和乡村经济传统的交换方式，大力开拓和培育农村市场，通过发展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来促进农业和乡村商品生产的快速发展。无论从农业和乡村经济自身看，还是从工业农业、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关系看，都是如此。
从农业和乡村经济自身看，农业和乡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业以及为农业进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各类实体的产业化问题，实质是生产和经营的专业化问题，而专业化生产和经营的实现程度又在于市场的发育程度。任何生产单位如果要进行一两项专业产品生产，生产出大宗商品化产品，首先必须考虑产品的销售问题。如果产品无市场，卖不出，或者销售渠道不畅，则生产能力越强，生产的产品越多，越给生产者带来经济损失。因此，当市场发育不健全时，生产者不得不放弃产业化生产经营；相反，如果产品销售有广阔的市场，生产者无“卖难”之忧虑，能获得丰厚的净收益，自然会增加投入，改进技术，增强生产能力，使产业化经营的规模愈来愈大。这正是沿海发达地区经济之所以发达，内地落后地区经济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沿海地区由于靠近沿海港口，水陆交通便利，且具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农村市场发育较健全，因而，农业产业化进程较快。内地由于交通欠发达，不少地方山大沟深，交通闭塞，其他基础设施亦落后，且世代以来延续自给经济传统，农村市场发育极其缓慢，从而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因此，要加快农业和乡村经济产业化进程，必须大力开拓农村市场。
从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关联看，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和乡村人口的生产生活消费是工业和城市经济潜在的和最广阔的市场。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满足农业和乡村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需求，是工业生产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要使农业和乡村经济能够为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粮、棉、麻、丝、油、肉、药材等产品，保障后者的生活和生产消费，后者同样必须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用重、化产品的销售，对前者进行充足的技术装备，以提高前者的劳动生产率。
同时，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互为需求、互为供给、互为市场的经济联系是通过产品交换实现的。产品交换又是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相互购买实现的。其中，扩大内需、增强农业和乡村人口购买力，前提是农业和乡村生产者卖出自身生产的农产品。这是能否密切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经济联系的主导方面。但是，在农业和乡村自给经济未全面解体、产业化生产还不够充分发展的时期，农业和乡村各生产单位生产是同类化的，相互之间很少发生大宗产品交换。因而，大宗农产品的售卖实质是工业和城市部门对农产品的购买。农业和乡村生产者未经过类如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原始积累那样的资金积累时期，既不具有经济实力，又不具有市场经济的战略眼光和风险意识，难以主动地开拓城市市场和国际市场，只能被动地等待工业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前来收购农产品。如果工业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不去主动地开拓农村市场，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农业和乡村生产者则难以卖出自己的农产品，并难以购进自己所需的工业品，农业和乡村潜在的需求就难以转变为现实的需求。这无疑会阻滞农业和乡村经济内部产业分工的深化以及生产条件的改善，割裂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极大地限制双方发展空间的拓展。因此，只有工业和城市经济在大力开拓农村市场中吸纳农业和乡村生产的大宗商品化农副产品，提高农业和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的购买力，才能最大限度地销售工业制成品，使工业和农业、城市与乡村在日益频繁的商品交换中实现自身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
当然，在农业和乡村经济处于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受传统生产方式自组织能力的制约，农民收入低，农村购买力不强，农村市场极其有限，工业和城市经济部门开拓农村市场，组织工业品下乡，会遇到重重困难，难以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因而，城市工业部门往往重视国际市场开拓，轻视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的开拓。然而，不能不看到：
其一，如前所述，所谓“市场”本原于人自身的生产生活消费。从国情看，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我国人口，大多数是农业和乡村人口。他们的生产生活消费需求数倍于世界多个国家的生产生活消费需求，其潜在的市场容量数倍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市场。因而，大力开拓农村市场要比开拓国际市场的前景广阔得多，它既能启动农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又能为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扩张开辟广阔的空间，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拉动作用是任何国际市场都不能比拟的。
其二，尽管实行对外开放、跻身世界经济、参与国际分工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发展中国家要顺应这一大趋势却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必须跻身世界经济，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出口和对外投资，增加外汇储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获得比较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技术落后，不仅出口产品大都是初级产品，先天性缺乏竞争能力，而且生产同等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要高于国际必要劳动时间，产品成本高于国际成本，同类产品要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获胜是不容易的。因而，发展中国家开拓国际市场，以此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往往是事倍功半。相反，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则能充分发挥工业和城市经济较农业和乡村经济生产手段先进、现代化水平较高的优势。同时，开拓农村市场实质是扩大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类产品的交换，它对于工业和城市经济来说是“扩大内需”，对于农业和乡村经济来说是“雪中送炭”，对于工农和城乡双方来说是加快相互之间的“能量转换”，自然会收到良好的经济效果。只要花费功夫，坚持下去，一定能够达到理想境界。
其三，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秩序仍然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加紧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剥削，仍在采用各种经济手段维持自己已取得的霸主地位，并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产品销售市场，挤压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应有地位。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和产品销售一旦触动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发达国家必然寻找种种借口予以“打击”或“制裁”。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呈低速增长走势，世界贸易增长幅度明显下降。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采取进口保护、提高关税、配额限制等措施，保护本国经济，从而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因而，发展中国家要开拓国际市场，并以此为导向确立自己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必须留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否则，很容易使自己的经济成为“泡沫经济”，至少是不稳定的。相反，大力开拓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以此为主导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可以弥补“单一市场”之不足，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内需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使国民经济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以应对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持续繁荣。
所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培养和形成工业与农业之间完全均衡状态的国内市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之策。
农村经济市场化在国民经济腾飞中的导向作用
如何实现经济腾飞，这既是历史性的课题，也是现实的课题。人们对这一课题探讨得愈深入，愈能在实践中避免主观随意性，愈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为我国的经济腾飞在实践上打破了坚冰，开拓了航程；在认识上打开了人们思维的框子，校正了思路。为了牢固确立加快经济腾飞的正确思路，我们应进一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认识农村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即农村经济市场化在国民经济腾飞中的导向作用。
一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经济起飞的起动点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亦即小农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发达国家其所以发达，在于较早地实现了这一转变，较早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发展中国家其所以欠发达，在于实现这一转变的步伐迟滞，在经济发展的起动点上与发达国家拉大了距离。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把小农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即国家工业化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然而，具体的转变进程却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加快国家工业化，实现经济的全面现代化，首先应充分认识小农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内在机理。
从表象看，工业文明与小农文明有许多区别标志。例如，工业文明社会以生产工业品为主，产品主要用于出口竞争；小农文明社会以生产农产品为主，产品主要满足自给需要。工业文明社会的工农业生产是机械化、自动化和电子电脑技术化，效率效益很高，人们闲暇时间较多；小农文明的农业以手工耕作为主，工业以半机械、机械化及半自动化为主，效率效益比较低，人们闲暇时间很少。工业文明社会人口的城市化水平高，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而小农文明社会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很低，人口分散居住在乡村，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工业文明社会城乡差距很小，甚至农村农民家庭收入还要高于城市；小农文明社会城乡差别悬殊，而且有日益拉大趋势，市民收入高于农民几倍以上。工业文明社会人口增长率很低，或平稳或呈负增长；小农文明社会人口增长率较高，多子多福是农民的普遍观念。工业文明社会教育发达，普及中学和职业技术教育；小农文明社会教育落后，文盲半文盲占国内总人口的比重相当大。总之，工业文明国家以城市为载体，比较文明、自由和富裕。小农文明国家以农村为载体，比较贫穷、落后和愚昧。
从内在的本质联系看，工业文明实质是社会生产方式突破小农文明的自给自足藩篱，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结果，即专业化分工生产及其产品交换交互作用、协同发展的结果。市场化是小农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内动力，是国家工业化的先导。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工业文明所说的，“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问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之问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这就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和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此外又加上了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西方国家先于东方国家实现小农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这一转变的一般规律与西方国家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世纪，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着土地不能自由买卖的领主经济和土地产权的长子继承制，促使一部分不能继承或购置土地的生产者逐渐从传统农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小手工业生产，并逐渐聚居于城镇，形成了工商业聚居的自由都市。自由都市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形成、产品交换的发达，促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导致了自给经济的逐步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场的扩大和产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反过来促成了小手工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生产的深入发展，导致了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场手工业的深入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产品需求量的进一步增加，引发了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导致了产业革命，使工场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大工业。产业革命的完成，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一方面使单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不断变革，使手工操作为机器生产所代替；另一方面，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不断分化和裂变、从中剥离出新的产业门类，裂变出近现代化的工业、商业、航海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信息业。例如棉纺织业由原来的单个小企业同时经营种棉、纺纱、织布、缝衣等一条龙手工生产转变为种棉、纺纱、织布、缝纫各自独立的工厂化机器生产和各自独立的专业化分工生产部门。与此同时，产生了与棉纺织业密切相关的能源、采掘、制造等近现代重工业和化工业。专业化分工生产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裂变、调整、优化，又促成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与生产的渗透，科技与生产的相互促进、协同发展，不仅推动了单个生产部门的技术革新，而且带动了相关部门乃至全社会的技术进步。自由竞争的加剧、生产资料的日益集中、产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又导致了股份公司和垄断资本的出现。上述诸方面的交互协同，共同促成了西方国家由小农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共同促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近现代化。其中，加速这一转变的催化剂，是西方国家采取的政策导向，特别是以自由都市的商业资本为基础形成起来的新生资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新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贯奉行保护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和法规。例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封建主义障碍的扫除；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家积极引导和扶持私人投资，兴办企业，推动产业革命，并通过中日甲午战争，使其近代工业得到惊人的发展。
不少东方国家经济起飞迟滞，根本原因正在于经济市场化迟滞。不少东方国家曾效法西方，努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近现代化，但由于对经济市场化缺乏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政策导向，很难达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近现代化的预期目标。在我国，鸦片战争的炮声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近代化意识。近百年来，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新中国的诞生，无数志士仁人都在为中国实现近现代化努力奋斗，然而，近现代化进程步履艰难，直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仍未根本改变。其所以如此，是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非市场化的倾向。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存在着这种倾向：一方面大力倡导“师夷之长技以治夷”，一方面却死抱住封建传统不放，坚持重本抑末，反对重商，反对以工立国。这种倾向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误以为传统的乡村化与闭塞化，可以使人淳厚朴实，而城市化与市场化会使人心日伪，机巧日生，却不理解“夷之长技”正在于这种使“机巧日生”的市场化。直至20世纪中期，反市场化、反现代化的思潮仍然占统治地位。特别是照搬苏联模式，试图在一个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半亚细亚国家，通过暴力和政治权力的作用，建设一个产品经济社会，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实现经济社会“超阶段”、“跨越式”变革。它也肯定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但是，它更多地肯定与反对甚至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非市场化倾向。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照搬苏联模式，近百年来中国人学习西方近现代化中一直存在的非市场化倾向，以及带有严重非市场化倾向而建立的国有产业的发展，一是阻止了广大农民小生产者经由市场的发展走向城市，走向工厂，走向现代农业。国内统一市场迟迟不能形成，区域性统一市场的发育也困难重重，保护了农村中的自给经济结构和集市式的初级市场。二是为发展国有产业，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使广大农民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更无法扩大再生产和投身于市场。三是严重地阻遏了广大小手工业者包括大量工场手工业向近代产业转化。因为保存旧有的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有利于权力掌握者利用其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对广大小手工业者进行超经济的盘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极有限度的发展，不但没有给广大农民及城乡手工业者带来实际利益和新的希望，反而使旧有经济结构在原来的轨道上更加沉沦。
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改革开放浪潮、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取得，归根结底，是党和国家实施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导向，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完善经济体制，推动了城乡经济市场化进程。其中，农村经济改革更具有质变性意义。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使广大农村无论从生产力结构或是生产关系结构，或是各项经济指标，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首富村，从而为工业基础建立之后国民经济如何进一步发展实现了思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格局创新。
二
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先导，也是经济起飞的先导。因而，现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起飞，赶超发达国家，都在试图通过市场开拓，拉动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基础建立、广大农村还处在传统农业社会、社会经济存在二元结构的条件下，鉴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难以拓展，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在试图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开拓和利用世界市场来拉动国家工业化。这无疑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是，不能不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技术落后，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高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商品销售很难与发达国家竞争，难以挤占世界市场。因而，试图通过世界市场开拓来拉动国内生产，其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尽管，发达国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会依仗其经济技术优势，不断开发新产品，不可能将生产长期确定在某种产品生产上。当一种新产品投入大批量生产之后，由于别人可以仿照生产而使其超额利润消失，这时，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其超额利润，往往会把这些产品转移到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的国家生产。发展中国家便可以利用这一“优势”转移来发展工业，实现自己的工业化。但是，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技术优势，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而发展中国家被迫成为“外围”。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资本品，比价高，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输出初级产品，比价低。这样，中心与外围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越来越依附中心国家。这种“依附性”的世界市场之利用，绝非发展中国家世界市场开拓之本义。发展中国家涉足世界市场之时，世界市场业已形成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平等互利的国际分工拉动国内工业化进程，无疑是极大的障碍。
因此，发展中国家不能单纯依赖世界市场的开拓和利用来拉动国家工业化，而应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通过农村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自觉变革，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借此开拓出广阔的国内市场，扩大内需，拉动国家工业化。
从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是国民经济系统整体中的两大产业分工部门，二者相互依存，互为需求，互为供给，互为市场，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既对立又同一。一方面，农业和乡村经济对工业和城市经济具有需求拉动效应，不仅农业和农村人口的生活消费为工业和城市经济提出巨大需求，而且前者的生产消费也为后者的重、化产品，科技产品提出巨大需求。这种需求增长必然大大刺激工业和城市生产。另一方面，农业和乡村经济又为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供给，不仅为后者提供原料产品和生活消费品，而且为后者扩大再生产提供大量剩余劳力。在大量传统农业与少数现代工业并存、城乡经济呈二元结构的经济条件下，国内有效需求其所以不足，市场其所以有限，难以进一步拉动国家工业化进程，根源正在于，社会经济二元结构中，工业和城市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方式，而农业和乡村经济还停留在自给半自给生产方式之中。自给半自给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农业和乡村经济科技含量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同类化，剩余产品少，产品商品化程度低，农民购买力差；必然造成农村“村自为政”、“乡自为政”，相互隔离、封闭和地域分割，从而割断农村内部各生产单位间的经济联系；必然造成国民经济循环中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相对割裂的两个经济循环系统，相互间难以实现互为供给、互为需求、互为市场、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能量转换”。从而使农业和乡村经济不但未能充分发挥其对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反而制约了国家工业化和经济近现代化进程。如果通过生产方式变革，使农业和乡村经济全面采用商品生产方式，使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方式一体化，无疑会为国家的全面工业化开拓出比世界市场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其一，商品生产从本质上说来，是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生产，专业化分工必然促使科技与生产的渗透，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农业和乡村经济全面采用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必然使农业生产率提高，剩余产品大幅度增加。农民通过剩余产品售卖，手中的货币增多，收入增加，购买力随之增强，有效需求随之增长。这必将为工业和城市生活消费品生产开拓出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农村产业分工必将产生适度规模经营，大大刺激农村投资需求，从而为工业和城市重、化工业产品开拓出广阔的市场空间。
其二，专业化分工与产品交换相同一，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农业和农村产业分工，必然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各生产单位之间的产品交换，这必然创造出农产品的宏大农村市场，这是改变社会经济二元结构中最具实质性的变革。在自给半自给经济条件下，由于农业和农村内部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是同类化的，产品是同类化的，相互间极少发生产品交换，因而，农产品在农村内部的市场更是有限的。然而，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产业分工和产业结构裂变后，各生产单位只生产能足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专业产品，相互间的交换也就应运而生并日益频繁起来。例如林果生产者与粮食生产者交换林果产品和粮食产品；畜牧业生产者与粮食生产者交换畜牧产品与粮食产品……如是等等，必然创造出农产品的宏大农村市场，进而促进各产业的投资增长、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其三，农业和农村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必将使交换日益发达，这不仅会创造出宏大的农村市场，使农业和农村内部各生产单位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广泛，而且使农业和乡村经济成为与外部紧密联系的开放系统，从而深化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的交换关系，使相互间的经济交往更为广泛，并将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联为一体，在城乡经济一体化中消除地域分割，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当然，农业和乡村经济生产方式变革离不开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支持。只有城市工业部门大量吸纳农产品，使农业和乡村各生产单位能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实现价值，才能使农业和乡村的各生产单位将自己的生产逐渐稳定到某几项专业产品生产上来，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同时，只有工业和城市经济为农业和乡村经济供给精良的机械设备和技术装备，才能提高后者的生产力水平，使后者生产出愈来愈多的剩余产品，提高产品的商品率。但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支持，只是加快农业和乡村经济生产方式变革的催化剂，不能代替农业和乡村生产方式的自身变革。只有着眼于农村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内因变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经济二元结构，为全面工业化开拓出广阔的市场空间。
人们往往注重外因变化的作用，例如，有人主张通过城市工业部门大量吸纳农村过剩劳力来实现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变。实际上，如果不着力转变农业和乡村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仅靠吸纳农村剩余劳力，是不可能改变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因为，在自给半自给生产方式条件下，农业剩余产品极少，难以给城市工业部门提供大量有效供给；农民购买力差，购买城市工业品能力极为有限，有效需求不足，这本身已严重制约了城市工业生产的增长。同时，在农业生产率低水平条件下，农村优质劳力一旦流于城市，农业生产效率则会大大降低，农村经济不能提供大量剩余产品，不能满足城市工业增长中新增劳力的生活消费需求，城市工业部门也就难以吸纳农村过剩劳力。所以，只有实现农业和农村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使之全面采用商品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从而开拓出广阔的市场空间，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的全面腾飞。
三
农村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直接结果是农村工业化，这是国家工业化的延伸，它必将促进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
长期以来，人们对农业与工业的区分，是从产品加工角度区分的。所谓农业，就是生产粮食、蔬菜、畜类、棉花、水产之类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即以土地、水资源为直接劳动对象，生产农产品等直接生活消费品和初级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所谓工业，如轻工业，就是生产面包、食糖、香烟、布之类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即运用一定的机器设备，对原料产品或半成品进行加工和深加工，生产出各种制成品的物质生产部门。如果农业也采用机械化生产，对初级产品进行加工或深加工，那么，农业就与工业相类同，其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如农业如果进行种养加一条龙生产，将粮食产品从种植直到加工成面包、糕点，将甜菜、甘蔗从种植直到加工成蔗糖，将畜产品从放牧、养殖直到屠宰，加工成各种肉类罐头、皮革、皮毛产品，将林果产品从栽植直到加工成水果罐头、饮料等。加工后的粮食产品、畜产品、林果产品，就很难界定它们是农产品还是工业品。显见，进行种养加、科工贸等一条龙立体开发的农业，实质上是农业与工业的混合体，与农业紧密相连的农村加工业，就是工业，或者说，就是农村工业。
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农业与工业的区分，实质是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产物。传统农业其所以不能蕴含产品加工和深加工，是由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其产品是满足自身直接消费需要的初级产品，分工方式是小而全。二方面每一生产单位都必须生产满足自身消费需要的各类产品，因而生产是多门类的；另一方面，各生产单位之间生产是同类化的，因而相互间极少发生产品交换。由于缺乏市场拉动，各生产单位之间难以进行专业化生产分工，致使各生产单位难以扩大各类产品的生产规模，难以进行机械化生产，难以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难以增强自我积累、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相反，以加工和深加工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近现代工业，其生产方式与生俱来。就是商品生产方式，其产品是满足市场需要的商品，分工方式是专业化分工。一方面，每一生产单位只生产有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的某几项产品，因而生产是单门类的；另一方面，各生产单位之间的生产是不同类的，因而，相互间必须进行产品交换，从而创造出产品交换的市场。由于市场拉动和生产者对利润的追求，各生产单位都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提高有机构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进而使加工和深加工能力愈来愈强，愈来愈“工业化”。当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由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根本变革，社会经济呈一元结构，由商品生产方式所驱动，农业部门的各生产单位必将不断增强自身的加工增值能力，从而使加工和深加工业由独立于农业和农村之外，回归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之中，进而促使农业工业化，乡村工业化。
无需赘述，农村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将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实现产业分化和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使单一的传统农业不断分化成为农、林、牧、渔相对独立的多门类大农业；农、林、牧、渔各门类又进一步进行行业分工和行业内部的技术分工，分化出新的产业部门。如通过产业分化，各生产单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有的专门种粮食，有的专门种蔬菜，有的专门养奶牛，有的专门经营林果。农业部门通过进一步的产业分化，必将分化出农业前导部门，专门制造和提供各种生产资料，培育种子，制作饲料，生产配料；同时分化出农业后续部门，专门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包装、贮运、销售，或进行科技咨询服务。与之相联系，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也就由小而全、大而全、同类化、“村自为政”、“乡自为政”的板块结构变为在产业分工基础上各产业间紧密相连的产业链式结构。
产业分化必将促使各生产单位进行生产协作或联合，进而全面采用工业企业的经营模式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正如在近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中，许多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生存和发展，相互间进行联合或吞并，促成了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那样，农业和农村经济采用商品生产方式之后，各生产单位为了降低成本，扩大产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获得更多收益，必将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经营模式。昔日单家独户的小生产是不能满足需要的，只有适度规模经营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这必将使各生产单位通过同行业联合，或者进行种、养、加等相关行业的联合，组建起集团公司之类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实体，从而使生产单位的规模愈来愈大，并采用工业企业的经营模式。
商品生产方式必将促使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追求最大利润的有效途径，莫过于改变过去出卖原料的粗放经营，努力增强初级产品加工增殖能力。基于对最大利润的追求，农业生产者必将大力兴办半加工或深加工业，从而出现农村加工业。同时，在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各生产单位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然尽可能采用机械化生产，购置大型机械设备，改进生产工具；为了增强积累能力和竞争能力，必然尽可能增加资金和科技投入，扩大投资，并投入其他生产要素。这些都会推进农业和农村工业化进程，既实现了农村经济自身增长，又拉动了城市工业的增长。
近年来，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正是如此。它是在农村产业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是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的“前导”、“后续”、“中间”部门的独立化，专业化，企业化。乡镇企业的兴起程度几乎与农村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已成半壁河山，在于沿海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快；内地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在于内地农村经济还没有完全突破自给半自给生产方式。从乡镇企业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农村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农村工业化的先导，它必将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启动国民经济全面工业化，从更深的层次上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使全社会由小农文明突变为工业文明。
农村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另一直接结果是农村城镇化。它必将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经济的城乡结构，促使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缩小工农差别，使整个社会结构全面变革。
长期以来，国民经济的城乡结构是城乡对立、相互分割、畸形发展。一方面，功能齐全的大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现代化；另一方面，乡村小镇一直延续着集市式的小镇形式，广大农村长期落后、闭塞。这种城乡对立、相互分割、畸形发展，形成了城乡各自独立的两个经济循环系统，严重制约了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的开拓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功能的发挥和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经济存在着二元结构，城市是商品生产方式，农村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村必将出现城市化趋势，以消除长期以来的城乡对立及其所由产生的各种社会弊端。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城市化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为了实现产品交换，生产者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云集于地理位置上的交通要道进行交易，于是在这里产生了集市。为了便于交易，商人将贩运的货物运到这里经商，于是在集市上产生了专门化的经商行业；为了便于交易，手工业者乃至大工业者在这里建立厂房，进行工业生产，于是这里又产生了工业；工商业的发展，使人口密集起来，于是又应运而生了各种服务业。如是等等，适应于交换而形成的集市，愈是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交通要道的属性，就愈成为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文化事业云集的场所，愈益扩大其规模，愈具有交通中心、流通中心、生产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的一系列功能。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随着近现代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宏大的城市被奇迹般地创造出来。马克思说：“织布业多半是在不受行会组织限制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的，这些地方逐渐变成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现代化的城市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传统农业中，乡村小镇其所以一直延续集市式的小镇形式，正在于传统农业是自给半自给生产方式，产业分工不发展，交换极其有限，因而市场发育极其缓慢。农村实现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之后，随着农村产业分化，农村将大量出现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专门进行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商业、仓储、运输、科技服务等产业。这些产业相对集中于水陆交通要道的村镇，必然使昔日闭塞、落后的乡村小镇成为日益现代化的小城镇。小城镇的崛起及其能源、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必将增加小城镇的吸引力，吸引大批投资者踊跃投资，使乡村小镇规模日益扩大。这样以来，特大城市由于难以解决交通、住房拥挤、用水紧张、生活环境不适等一系列城市问题，使投资者将产业扩张的目标逐渐转移到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小城镇，而乡间小城镇日益扩大规模，这必将促成农村城镇化，促成城镇在全国范围的均衡分布，使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城乡结构产生根本变革，城乡市场联为一体，城乡经济实现一体化。同时，以农村工商业为载体的农村小城镇的崛起，必然大量吸纳农业过剩劳力，加快农村产业分工和产业结构变革，并且大大减少农业——种植业的生产劳力，使之提高劳均耕种面积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村各产业全面增长。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城和乡镇所在地，往日还是偏僻的乡间小镇，今日已成为初具规模的农村小城镇，城乡连成一片，分不清城市与乡村。这充分说明，农村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将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使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由理想变成现实。
随着城乡差别的缩小和城乡经济一体化，传统的工人与农民的差别也将消除。很明显，农村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必将大幅度提高农业和农村机械化、电气化水平，大大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改进农民的生产工具，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作务方式，使农民与工人的职业差别大大消除；农业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集约化经营必将大大提高投入产出率，使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必将大大消除农民与工人的收入差别；特别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农村城镇化的加快，许多农民或者亲自经营企业，或者进农村小城镇打工，他们离土不离乡，亦工亦农，已在实际上消除了工农差别；农业和农村生产方式变革，无疑会引起广大农民思维定势、经营思想等观念变革，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从而大大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工农差别的消除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必将使国民经济两大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素质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腾飞。
从要素协同谈农村经济市场化的一般途径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速农村经济市场化，即“两个转化”（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下同）的实现，应当运用系统论的思维方式。自给半自给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农业和较大规模商品生产为主体的现代农业是两个巨大的经济系统。他们都是由生产、分工、交换、市场等要素（或称子系统）构成的。系统整体功能是由其内部诸要素间的结构方式及其与系统环境的关联决定的。系统内部要素的协同作用，使得两个系统整体都具有自组织能力，并呈现出各自的稳态。因此，要通过改革，加速“两个转化”的实现，应从经济要素协同作用的分析人手，探讨转化的途径，把系统诸要素的变革协同起来，进行整体推进，以增强改革的效果。
一、生产与分工的协同
任何经济，其存在的前提是物质生产。而生产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其中包括生产力系统，生产方式系统和生产关系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是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又是通过分工实现的，因而又产生分工系统，其中包括行业分工系统和行业内部的技术分工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是分工方式。从单纯的生产角度看，所谓生产方式，指生产是满足自身直接消费需要，还是满足市场需要的方式。所谓分工方式，指生产自身直接消费的全部产品，还是生产市场需要的某几项产品，亦指进行小而全生产，还是进行专业化生产。一定的生产方式必有与之相适应的分工方式。生产方式决定分工方式，分工方式反过来影响生产方式。二者交互作用，协同合作，使各自都具有自组织能力，并呈现出一定的稳态。
在自给半自给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农业中，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直接消费需要。自身直接消费需要的多方面，决定了生产项目的多方面。为了吃，必须直接生产粮食、蔬菜、家禽、家畜；为了穿，必须直接生产棉、麻、丝、布；为了住，又必须直接生产木材、砖瓦等建材；为了其他消费，还必须直接生产其他日用品。由于社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每个家庭差不多都从事同样的生产，因而分工方式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而全生产——每个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项目多，几乎相当于社会生产的全部项目。而每项产品数量少，仅供生产单位内部的直接消费。这种小而全的分工方式又强化了生产是为满足自身直接消费的生产方式。假定某一家庭不进行小而全的生产，或者假定这一家庭生产的某项产品超过自身消费，而另项产品则不足自身消费，如果其他家庭也是小而全的生产，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仅供其家庭自身消费，那么，某一家庭的某项生产就会造成浪费，而另项生产则不能满足自身消费。例如不生产粮食就没粮吃，不生产蔬菜就没菜吃，生产多了，又浪费了劳力、物力和劳动时间。因此，传统农业中满足自身直接消费需要的生产方式和小而全的分工方式交互作用，协同合作，使各自具有自组织能力，呈现出一定的稳态。
在以大规模商品生产为主体的现代农业中，生产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即生产的产品是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而不是一般的劳动产品。一个生产单位依据自身的天赋、生产专长、资源和其他优势，生产某几项专门产品，直至生产某一产品的几个部件。如粮食专业户，专门生产粮食，养殖专业户专门养殖家禽或家畜，几家联办的皮毛加工企业只生产皮革。因而，为满足市场需要的专业化生产则成为商品生产独特的生产方式。由于社会生产已不再局限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而是几个、甚至几十个家庭联合成一个生产单位，因而，与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工方式，是以几家、几十家联合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专业化分工。相对于小而全的分工，它的特点一是每一生产单位的生产项目比较单一；二是某一单一的生产项目的产量相当大，随着生产的发展，它愈来愈与市场需要量相当。与社会消费需要的多样性相适应的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已不是通过单个家庭生产的多样性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的多行业来实现。从微观即从单个生产单位看，生产项目比较单一，但从宏观看，由于生产行业的多样，社会生产是多样的。
商品化的生产方式是与专业化的分工方式同一的。一方面。由于生产目的是满足市场需要，自身的消费是通过市场交换，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再买进自己所需的消费品这一迂回渠道实现的。因而，生产单位有可能减少生产项目，增加某一专业产品生产的产量，也没有必要进行小而全的生产。同时，凭着自己的天赋、生产专长、资源和其他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要比小而全的生产实惠得多。例如，从事皮毛加工业的生产单位，不再担心自己没有粮吃，或没有菜吃，他用皮毛加工产品换回的粮食、蔬菜，要比自己亲自种植粮食、蔬菜实惠得多。因而他不仅乐意，也有可能专门从事皮毛加工业。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必然产生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的多样性是通过各种生产行业的专业化生产实现的，即社会自发地将各种消费品分工给各个生产行业，让其生产大宗而又不同类的产品。随之，各生产单位必然也必须使自己的生产适应市场需要，否则就无利可图，从而决定了生产方式必然是满足市场需要的商品化生产。所以，商品化与专业化是交互作用、协同合作的。这一协同，促成了二者各自的稳态。
为什么要使农村经济腾飞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努力实现“两个转化”，为什么市场经济较之自给经济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殖，原因并不只在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更主要的，在于与满足市场需要的商品化生产相适应的专业化分工方式，更有利于人们的个人天赋、生产专长、自然资源和其他各种优势的发挥，更有利于科技与生产的渗透，从而更有利于在较深的层次上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亚当·斯密所说：个人天赋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一方面，商品生产者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获得高额利润，不得不将科技成果应用到生产实际中来；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生产会使商品生产者自发练就某种专业特长，得到与生产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从历史经验看，市场经济及其生产力的发展，正是愈来愈细的专业化分工与商品化生产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中世纪的西欧，社会经济也是以自给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小手工业还很不发达。然而，由于手工业生产并不像农业那样，对阳光、水分、土壤等自然条件有较强的依赖性，较之农业，它在专业化分工生产的发展方面更有优势，因而经过中世纪后期工场手工业阶段的专业化分工发展，至现代，便孕育出了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现代化大工业。当代西欧专业化水平较高的现代农业，则是农业内部的种植业、畜牧业等生产的专业化分工长期发展的结果。在我国，如果农业的专业化分工能与工业的专业化分工同步发展，那么，所谓农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的悬殊差别无疑会大大缩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新经济体制，实质上是确立了广大农户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但在经营上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为发展商品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奠定了基础。作为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产业结构调整，确立多元、多层的新产业结构，实质是发展农村专业化分工。其中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正是农村专业化分工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近年来，通过改革，传统农业内部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和裂变，从古老的单一种植业中逐渐裂变出粮、棉、油、菜、药材等多种经营；以种植业为主体的传统农业逐渐被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大农业所取代；在农业内部又分化出了加工、采掘等第二产业和交通、通讯、咨询、商业、科技等第三产业。由于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科技成果日益应用于生产实际，因而农村生产力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从传统农业中分化出来的乡镇企业，大有西欧中世纪末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发展的趋势，它必将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拓出广阔的道路。
但是，任何事物的变化都要经过量变积累过程。同样，传统农业的生产和分工方式向现代农业的生产和分工方式转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这些变革还处于初始阶段，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窠臼，分工方式也没有完全摆脱小而全的传统，专业化生产还很不发达。例如，不少农户在经营种植业的同时，兼营养殖业、加工业或商业；在种植业中，同时种植各类粮食作物、蔬菜、药材；在养殖业中，同时养殖牛、羊、鸡、兔、猪。当然，这种兼业化在不同农户中的程度不同。也有不少农户专门经营一项两项产品的生产，成为专业户，但尚未形成社会化分工和地域分工，尚未将行业分工发展为技术分工。由此又产生了一些连锁反应——由于专业户经营规模小，缺乏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许多生产要素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不少生产单位同时经营几个项目的生产，限制了对单项生产技术的精益求精，分散了技术力量，阻碍了科技与生产的渗透。诸如此类的现象，反过来影响了农村自给经济的生产和分工方式向市场经济的生产和分工方式的转化。
因此，要加速“两个转化”的实现，发展农村生产力，必须在变革自给自足的生产为满足市场需要的生产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村的专业化分工。其中首要的，是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在发展家庭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专业户、专业村、专业乡，努力实现农村经济的专业化。
二、分工与交换的协同
任何经济，要使整个机体运转，在进行生产的同时，又必须进行交换。生产是一个巨大的系统，交换也是一个巨大的系统。交换系统既包括乡村内部的交换、城市内部的交换和城乡之间的交换，又包括商业及其媒介——交通运输业，起支配作用的是交换方式。所谓交换方式，指交换是自给不足和有余问的调剂余缺的剩余产品交换，还是一切产品都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换的商品交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明，一定的生产方式必有与之相适应的交换方式，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确切地说，决定交换方式的是分工方式，生产方式是通过分工方式与交换方式发生关联的。也就是说，一定的分工方式决定一定的交换方式，交换方式反作用于分工方式，二者在交互协同中发生关联。这一交互协同使各自同样具有自组织能力，并呈现出稳态。很明显。分工是交换的动因，同时又以交换为前提。人的消费需要是多方面的，如果生产者只限于生产某种产品，并用这种产品去交换他人生产的消费品，尽管他能从中得到比自己亲自生产各种消费品实惠得多的利益。但是，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物的历史环境中，他必须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卖出去，才能买进自己所需的他人生产的消费品，才能获利。这就必然使交换日益频繁，并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日益扩大交换范围；交换愈频繁，愈扩大范围，生产者愈能使自己的产品完全脱手，也就愈能获利，因而也就愈乐意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当然，如果没有交换，或者交换范围狭小，专业化生产者不能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去，买进自己所需的他人生产的消费品，那么，他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又不得不进行小而全的生产，即生产自己直接消费的各种消费品。如果生产者的生产是供自己直接消费，也就不会有交换，因为不需要买进，也就没有必要卖出；如果交换仅是交换剩余产品、调剂余缺，交换范围必然狭小。总之，专业化分工愈发展，交换愈发达；交换愈发达，专业化分工愈发展。反之亦然。
在传统农业中，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分工方式是小而全，各个生产者都生产仅供自身直接消费的同类产品，“我有，他有，他有，我也有”，因而没有必要交换他人的产品。想卖，也找不到买主。虽然有些生产者生产的某种产品不够自身直接消费，而另一些产品自身消费有余，于是不得不用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去交换他人生产的剩余产品，以满足自己直接消费，但由此决定交换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是以调剂余缺的剩余产品交换为交换方式。马克思说：“人在这种状态下生产的东西不多于他直接的需要。他需要的界限也就是他生产的界限。因此需求和供给就正好相抵，他们生产是以他的需要来衡量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交换，或者说，交换归结为他的劳动同他的劳动的产品相交换，这种交换是真正的交换的潜在形式（萌芽）。”剩余产品交换的交换方式使交换很有限，极有限的交换反过来限制了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亚当·斯密说：“人如果没有交易和交换的倾向，那么每个人就会不得不亲自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和方便品。一切人都将不得不做同样的日常工作，那么，唯一能够造成人们才能上的巨大差别的职业上的巨大差别就不会存在……如果市场非常狭小，那就不会鼓励人们完全致力于某一种职业。因为他不能用他本身消费不了的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
显然，传统农业中小而全的分工方式和剩余产品交换的交换方式交互协同，使各自都呈现出稳态，同时使生产方式维系着自给自足的稳态。这一稳态又使得交通闭塞、商业落后成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特有现象。
在以大规模商品生产为主体的现代农业中，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愈来愈在更深的层次上发展。社会生产不仅实现了行业分工，而且在行业内部直到每个生产单位内部，还实行了技术分工。每个生产者只从事某一两项产品生产，甚至只从事某一产品的一两项部件或工序的生产。每个生产者都能充分发挥个人天赋和专业特长。然而，正因为生产者生产的不是一般的劳动产品，而是用于交换的产品，即不是供自身直接消费的消费品，而是供他人消费的消费品，生产者必须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后，再买进他人的产品才能消费。因而，交换不再是剩余产品交换，而是大宗的商品交换。每一生产者都力求使自己专业化的大宗产品完全销售出去，一切劳动产品都要进入交换领域进行交换。这就使交换的频率与交换的范围快速扩展起来，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交换扩展为全国性、世界性的交换。当交换还很不发达的时候，商品生产者则担心自己的产品能否完全脱手，为了减小市场风险，不得不进行兼业化生产。当交换发达，商品生产者能打开产品销路时，便大胆进行专业化生产，努力提高专业化水平。同时，为了竞争，为了提高生产率，获得高额利润，商品生产者也不得不拼命提高专业化水平。因为，专业化水平愈高，生产率愈高，从而商品成本愈低，愈有竞争力，生产者愈能获得高额利润。所以，在现代农业中，专业化分工方式与商品交换方式交互作用，协同合作，使二者都具有自组织能力，并呈现出稳态。
从近、现代工业与商业协同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专业化分工与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是在相互协同中发展起来的。在现代化大工业中，无论是宏观范围的行业分工，还是微观范围的技术分工，都是在中世纪小手工业发展基础上，经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一开始就与交换的发展相伴随。在传统农业社会内部的小手工业，如丝、麻、棉纺织，由于专业化分工，生产效率日趋提高，无论卖方买方都能从生产和交换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于是纺织业等小手工业便具有率先发展的优势并日益发展起来。随着小手工业的发展，生产者日益发现，购买他人的原料加工产品比用自己生产的原料加工产品更有利，于是加工业，即本来意义上的工业日益发展起来。之后，由于运用机器生产要比手工生产更有利，于是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发展起来。这一系列连锁应，使现代化大工业体系被创造出来。与交换发展的同时，从社会生产部门中分化出专门从事交换的行业和社会阶层，于是现代商业日益发展起来。由于交换发展的连锁效应，交换系统中的交通、运输业也日益发展和发达起来。发达的商业和发达的交通运输业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分工与交换的协同使各自都具有自组织能力，并呈现出稳态。即使在西欧，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也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
因此，为了加速“两个转化”的实现，在大力发展专业化分工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产品交换，将传统农业的剩余产品交换转变为大宗商品交换。
近年来，随着农村专业化分工发展，从农村生产领域不断分化出了个体商业和运输专业户，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商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工作。这对于发展农村商品交换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两个转化”还处于初始阶段，农村交换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剩余产品交换的方式，人们往往重视生产的发展，忽视交换的发展，由此引起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农产品卖难问题。由于卖难，交换频率低，劳动不能很快实现价值，不少农户不得不同时经营各种项目的生产，搞小而全或大而全。乡镇企业发展中，同样存在着如何用交换的发展来促进加工企业发展的问题。因为，加工企业能否盈利和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将产品推销出去，并将原料购进。如果交换不发达，产品找不到市场，也就无法维持再生产，更无力扩大再生产。所以，要进一步发展农村专业化分工，提高农村生产率，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调整农村商业与交通运输业的结构，使之与前者相协调，从而使农村专业化分工和商品交换方式在相互协同中快速发展。否则，要素协同作用所产生的自组织能力，会使已发展起来的专业化生产逐渐萎缩，使传统农业仍然处于稳态。
三、交换与市场的协同
交换必须具有一定的交换场所，这就是“市”。所谓“市”，引《说文解字》，即“买卖所之也”。《易系辞》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市场正是随着交换的发生和发展，逐步发展、扩大其规模的。一定的交换系统必然产生一定的市场系统，一定的市场系统必然影响一定的交换系统。二者交互作用，协同合作，使二者相互适应。市场系统包括实体市场系统和观念市场系统，即集市系统和消费系统，市场系统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体。从集市系统说，生产者为了交换，将自己的产品运送到一定的交易场所，与他人相交换，便产生了集市。为了沟通集市与产品生产地的联系，并将产品运送于集市，便产生了交通运输业。集市发展总是与交换发展相同一。交换不发达，运往集市的产品愈少，集市愈狭小；交换愈发达，运往集市的产品愈多，集市愈扩大其规模。反之亦然。交通运输业正是沟通交换与集市的“桥梁”，因而总是与交换和集市的发展相同一。从消费系统说，交换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此一方要将产品卖出，必须有另一方将此产品买进，也就是说，此一方的生产品必须是另一方的消费品。所以，市场归根结底是人们的消费需求（或称人们的购买力。下同），市场大小决定于人们消费水平的高低。生产者是消费者，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物的历史条件下，消费者要能将别人生产的消费品买进，必须能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卖出，同时只有卖出才能买进。所以，消费水平又总是受交换水平的制约，交换愈发达，消费水平愈高，反之，愈低。消费系统又总是与集市系统协同。集市规模大，能消纳大宗产品，生产者能将大宗产品卖出，也就能够大量买进；当一方能够大量买进的时候，另一方也就能够大量卖出，从而扩大交换范围和市场规模。
在传统农业中，交换不发达，用于市场交换的产品只是满足自身直接消费后的剩余部分，不需用发达的交通运输工具，因而交通运输业落后；交换一般是在乡村内部进行，因而集市很狭小；分工方式是小而全，生产率很低，生产者自己直接消费的水平低，购买他人生产品进行消费的水平更低，因而导致低消费。狭小的集市和低水平的消费交互协同，促成了市场的狭小。市场的狭小和交通运输业落后反过来束缚了交换的扩大，即使有大宗的产品，因无较好的交通运输条件，难以运往集市；即使运往集市，又会因产销不对路，难以卖出。
在以大规模商品生产为主体的现代农业中，生产者生产产品不是为了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他人的消费，生产者必须将产品卖出，然后买进自己所需的消费品才能消费。生产者的产品对生产者只具有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同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价值。所以，一方面，为了实现价值，并实现自身的消费，生产者必须将自己的大部或全部产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换，因而社会的大部或全部产品都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同时，为了使社会的大部或全部产品都能运往市场，必须辅之以发达的交通运输业。这些都迫使市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专业化生产能大幅度提高生产率，生产者只要能将全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全部售出，实现价值，就能获得比较利益。于是，商品生产者不得不到处开拓市场，促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正如16—17世纪西欧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家们为了推销产品，获得高额利润，不惜铤而走险，从西欧到北美，从大不列颠到东亚大陆，到处开拓世界市场，并不惜花费巨额资金，修筑公路、铁路、开辟海上航线。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商品生产者不再担心专业化的大宗产品能否用相应的交通运输工具运往市场，不再担心市场能否消纳，也就愈大胆地进行专业化生产。马克思说：“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它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这样以来，在现代农业中，商品生产者一方面大力发展专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一方面到处开拓市场，使市场不断由地域市场、全国性市场发展到世界性市场。
因此，为了促进农村的专业化分工，大力发展农村商品交换。应狠抓市场规模扩大，即一方面扩大集市规模，另一方面提高消费水平。前些年农村“两个转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产品卖难问题，既是由基础设施不健全、交通运输不发达、市场信息不灵、产销不对路等原因所致，也是由市场规模狭小所致。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交通运输业有了较大发展，但不少地区的市场规模还没有完全改变传统农业的市场状态。由于市场狭小，沟通集市网络的交通运输业不发达，很多农产品难以运往集市销售。这必然限制农村产品交换方式转变。农产品卖难从表象上说，似乎是生产相对过剩，实质上是农村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交换和市场相对不发展，二者矛盾冲突的结果。市场狭小，交换不发展，难以沟通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联系，势必使生产和消费同步萎缩，从而使传统农业的诸要素仍然束缚于传统之中。
因此，为了加快“两个转化”的进程，应通过小城镇建设扩大市场规模，大力培育农村市场，特别应重视建立和扩大专业产品市场，以此带动农村商品交换发展。
四、市场化与城镇化的协同
依据社会发展规律，社会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是市场化和城市化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因。为了交换，生产者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云集于地理位置上的交通要道处进行交易，这些交通要道逐渐成了交易的固定地方，于是在这里产生了集市；为了便于交易，商人将货物运到这里经销，于是这里产生了专门化的经商行业；为了便于交易，手工业者乃至大工业者在这里建立厂房，进行工业生产，于是这里又产生了工业；工商业的发展，使这里人口密集起来，于是这里又应运而生了各种服务业……适应于交换而形成的集市，愈是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交通要道的属性，就愈成为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文化事业云集的场所，愈具有交通中心、流通中心、生产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随着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乡村小镇逐渐变成城市。马克思说：“织布业多半是在不受行会组织限制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的，这些地方逐渐变成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城市出现后，又与经济系统中的生产、分工、交换、市场诸要素协同起来。一方面，城市在能源、交通、科技、信息诸方面的便利条件，使得城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吸引着工业、商业、服务业、人口、财富的聚集，使得城市经济成为密集型商品经济，日益滚动发展，扩大城市规模；另一方面，城市又通过自身的特有功能促进商品的发展。
在目前，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日益繁华的农村小城镇正在出现并日益扩大规模。例如：随着农村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剩。于是一部分农户从传统的种植业中分离出来，离土不离乡，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和各种传统手工业生产，如皮毛加工、肉类加工、水果加工、粮食加工、其他土特产品加工、纺织、编织等生产。为了便于交换，这些农户将其创办、兴办的加工企业建在交通比较便利的乡村小镇上；为了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缩短原料产地与加工地的距离，某些国营大工业，将工厂建在靠近原料产地的地方；城市工业中某些工厂，为了利用农村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将其生产线延伸到农村，在农村小镇上将原料加工成半成品，或生产某些部件；某些对其他工业依赖性不强的日用小商品生产，为了摆脱大城市的环境污染，将工厂办在乡村小镇上。随着农村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一大批农户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奔走于流通领域，或收购农产品和手工加工品，经过长途贩运，销往大中城市和其他地区，或从大中城市购进工业产品向农村销售。他们往往以农村小镇作为商品集散地。为了沟通社会生产和消费，开拓广阔的农村市场，一些城市商业企业以乡村小镇为商业网点。
总之，适应于农村生产方式、分工方式、交换方式变革和市场规模扩大，在农村的交通要道处，特别是在历史形成的乡村小镇上逐渐形成农村小城镇。随着小城镇的形成，城乡剩余劳力、剩余资金在小城镇上寻求出路，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和行业；随着小城镇人口密集和“两个转化”的多方面需要，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各种服务设施，诸如食堂、旅馆、理发店、缝纫部、影剧院、文化馆、体育场逐渐齐全，交通、运输、通讯、咨询、信息、科技、教育等产业日益发展。这些都将进一步使小城镇愈来愈扩大规模；随着小城镇规模的扩大和生活服务设施的改善，并适应企业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需要，城镇建设主体采取优惠政策从各方面引进人才，招聘高、中级知识分子，又使得小城镇人口的知识结构发生重大改善……
因此，农村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是农村“两个转化”的必然。
农村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成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催化剂。如目前不少地区，集中于小城镇的很多加工、购销、科技企业，已成为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带动着广大农户逐步实现生产商品化、专业化、企业化。规模日益扩大的农村小城镇正以城市特有的辐射功能促进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
因此，为了使农村经济的诸方面变革相互关联，使经济系统诸要素在协同变革中，共同促进“两个转化”，在狠抓农村生产方式、分工方式、交换方式和市场系统的变革中，必须狠抓小城镇建设。首先抓好小城镇建设的宏观和微观规划，以沟通小城镇网络为目标，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同时积极引导各经济实体，把创办兴办的企业相对集中于小城镇，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营销业，把小城镇作为沟通大中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间的产品集散地；以小城镇建设为载体，大力兴办各类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信息、咨询、通讯和其他生产生活服务产业；吸引高、中级知识分子来小城镇安家落户，改变农村文化知识结构。如果运用“倒过来”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小城镇建设则是农村“两个转化”的“纲”，“纲”举“目”张。抓好农村小城镇建设，能够使农村各方面的改革相互关联起来，促进系统诸要素协同作用的发挥。
在小城镇建设中，县城建设占有显著地位。从目前情况看，县城不但是城市与乡村的中继结构，它比农村更接近城市，又比城市更接近于农村，带有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的特点。而且县城数量比城市多，分布比较均匀，抓好县城建设，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革，能够促进城乡经济的相互协调，带动广大农村实现“两个转化”。
小城镇建设牵涉到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要求打破严格的行政区划的界限，以地理位置上的水陆交通要道和历史形成的乡村小镇为基础进行建设；打破不同经济形式间的界限，促进城乡经济和多种经济形式的融合。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仅要求改革投资体制、商品流通体制，改善投资环境，还要求进行金融体制、劳动人事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给各经济实体以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大的活动余地。因此，可以说小城镇建设是农村经济改革的继续和深入。
论农村生产方式变革
适应农村经济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自觉推进农村产业结构变革，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农业和农村生产方式变革。下面从三个方面探讨问题：一、变革的逻辑起点；二、变革的基本目标；三、变革的一般过程。
专业化——农村生产方式变革的逻辑起点
自觉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变革，大力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应找准变革的逻辑起点，理清变革的思路。
农村经济市场化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要素的综合变革。其中，生产决定交换、分配和消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时曾说：“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因此，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应以农村生产领域的变革为起点。然而，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样需要理清其中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解决主要矛盾。为此，需要对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自给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生产领域的本质区别，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和分析。
综观古往今来的社会生产，无论是古代社会的耦耕生产，还是中世纪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土地经营，或是当代曾一度实行的合作社集体生产，尽管它们的地力、自然资源、生产工具、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各自不同，但都维系了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生产。每一生产单位——无论是奴隶主庄园、小农户，还是集体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不是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而是仅供自身直接消费的生产品；每一生产单位为了自己的直接消费，必须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因而，每一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项目多，多至自己直接消费需要的诸多门类；每一项产品产量少，少至除缴纳税收（或贡赋）外，仅供这一生产单位成员自身消费；在各个生产单位之间，生产是同类化的。
相反，作为商品生产典型的工业生产——无论其发展初期的小手工业，还是近现代机器大工业——一开始就采用专业化分工的商品生产方式，每一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的一般产品，而是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因而，生产亦带有它的鲜明特点：一是生产的产品项目少，少至专门生产一项几项产品；二是每一项产品生产的产量多，多至与整个市场需要相当；三是各个生产单位之间，生产是不同类的。在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生产部门按专业化原则不断分化和联合，生产工具、生产技能的专业性愈来愈强，各种生产要素日益发挥效用。于是工业生产由小手工业不断分工分业，蘖生出日益众多的生产行业和门类，直至蘖生出现代化大工业体系。现代农业的出现正是专业化分工的商品生产方式逐渐取代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亦即工业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方式的逐步同化。
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曾花大气力发展农村经济，但生产发展速度却不尽如人意。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彼时农业只是变更了传统农业的生产关系，即通过农业合作化，革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式，却没有从根本上变革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生产方式。无论是初级社和高级社，还是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生产是同类化的，他们差不多生产同样的种类繁多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仅供初级社或高级社，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内部消费。用于交换的产品极少，即使有，也是剩余产品。在各个初级社或高级社，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之间没有行业分工，在其内部也没有技术分工，而是“上工一条龙，做活一窝蜂”。每个生产者（社员）没有生产专长，仅能操作简单生产工具，也无发挥生产技术专长之用场。平庸的技术水平限制了自然资源和其他生产优势的开发、利用和发挥。在合作社（生产队）内部，生产者的私有观念所产生的离心力和生产管理不善所产生的压抑力，更加剧了彼时农业生产的徘徊不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通过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于是，一些有一定生产专长的农户，不断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把往日的自给自足生产转变为生产某一项、几项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这些农户的产品已不再是只供自身直接消费的产品，而是大部分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这些农户首先成为农村的专业户。在专业户的带动下，不少社、不少村也逐渐改变了过去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生产，转向专业化分工的商品生产，成为专业社、专业村。正是这种专业化分工的商品生产方式，促进了广大农民天赋专长的发挥，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学习和提高，促进了自然资源、社会交往和其他优势的充分利用，才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村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显然，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是现代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市场经济区别于自给经济的最本质特征，也是现代农业生产力水平高于传统农业、市场经济生产力水平高于自给半自给经济的最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
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其所以能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还可以从生产力系统诸要素的内在联系上进一步说明。在生产力系统中，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构成的复杂结构体系。其中包括劳动者的智能、品德、文化科学素质，生产技术水平，生产工具的机械化程度，原料、辅料及其所凭据的自然资源利用，生产工具与劳动者的结合程度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只是影响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程度以及生产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但不能直接造就生产者的智能，使之提高文化科学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更不能直接造就先进的生产工具从而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要发展生产力，关键是要加速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化。所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指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能力。要将科技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首先解决科技与生产渗透的渠道问题。
在自给自足经济中，由于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是小而全，使得生产者对各类产品的生产都是既懂又不懂，没有明显的生产专长。即使有一定生产专长，也因无所用场而逐渐丧失，不可能对某一项专业生产技术精益求精。随之，生产工具必然简陋、笨拙。同时，由于每项生产的产品所需数量小，因而每项产品生产规模必然狭小。农户无力也无需购置大型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即使有机械化耕作技术和其他生产技能也难以适用。而且，小而全的生产不可能为科技发展奠定生产经验基础，先进的科技成果因无所用场难以转化为先进的生产技能，从而堵塞了科技与生产渗透的渠道。
在大规模商品生产中，生产者进行的是专业化生产，如粮食专业户每年要生产几万几十万斤粮食，畜牧养殖专业户要经营一大片牧场，使得每项专业化产品生产的规模成倍地扩大起来。与之相适应，各个专业户必须尽可能地购置大型农具，采用先进的耕作技术或其他先进生产技术，从而提出了对科技成果应用的无限需求。生产者要选择和从事某项专业化生产，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专长。在长期的专业化生产中也必然练就这一生产技能和专长。为了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不断提高生产率，用以增强竞争能力，生产者不得不改进生产工具，提高有机构成，因而不得不将先进的科技成果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来。于是，科技与生产渗透的渠道日益拓宽畅通，日益娴熟的生产经验积累为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又进一步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使科技与生产在相互协同中加速发展，使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智能和生产工具日益改进，自然资源、原料和辅料日益合理地开发利用。
因此，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因素是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分工方式。专业化生产必然造成生产力加速发展的契机和动力，分工愈细，生产力发展愈益加速。如亚当·斯密所说：“……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马克思进一步阐明，“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方式由小而全的分工转变为专业化的分工之后，生产者为了获得比较利益，在选择某种专业产品生产时，必然要扬长避短，选择一种最能发挥自身生产专长和其他优势的产品生产，例如粮食生产者必定是种田能手，养殖专业户必定懂得养殖之道。同时，粮食专业户必然依据土地的肥沃，养殖专业户必然依据丰盛的水草。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发展，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必然会愈来愈紧密地结合起来。
因此，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应以发展生产领域中的专业化分工为逻辑起点，依据各种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在大力发展专业户、专业社、专业村的基础上，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的产业分工，从传统农业单一产业结构中剥离出林、牧、副、渔及其分工更细的产业，进而促进农村商品交换的发展。
企业化——农村生产方式变革的基本目标
深化农村改革，加速农村经济市场化，还应充分认识由此必然产生的企业化发展趋势，它有助于自觉催化农村产业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裂变反应，推进企业化进程，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
如前所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自给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生产领域有三个本质区别：其一，前者的产品适用方式是供自身直接消费，后者是用于市场交换。其二，前者的生产分工是小而全，后者的生产分工是专业化。其三，前者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是同类化的，后者是不同类的。不仅如此，而且前者采用粗放经营方式，各生产单位并不计算生产中的劳动消耗和产品价值，不计算盈亏；后者采用企业化经营方式，各生产单位必须精确计算生产中的劳动量、原料辅料消耗和产品价值，进行经济核算。这些本质区别，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产品商品化必然要求生产专业化，生产专业化必然要求经营企业化。
从生产领域看，生产者究竟采取何种方式生产，往往不是从长远利益出发，而是着眼于何种生产在眼前能够给自己带来较多的经济实惠，至少能够维持生计。在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生产所提供的剩余产品少，交换不发达，市场很有限，生产者为了维持生计并满足自身多方面需要，不得不进行自给自足生产。这样以来，生产者即使有一定专业生产专长和其他优势，能使这一专业性生产提供大量剩余产品，但难以与他人产品相交换，难以得到实惠。为了眼前利益，生产者不得不放弃某种生产专长和优势，延续自给自足的生产传统。相反，在现代农业中，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生产能提供大量剩余产品，进而使产品商品化了。交换的发达，市场的扩大，不但使生产者生产的产品能够很快在市场上脱手，从而获利，而且专门生产某一种产品要比自己亲自生产自身直接消费需要的多样化产品实惠得多，生产者自然乐意从事商品生产。得到的比较利益愈多，商品生产就愈积极，进而交换就愈发达，市场就愈扩大，反过来又为商品生产发展开拓广阔的道路。
但是，交换的发达和市场的扩大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它总是以商品化的提高为前提，并与之相同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与市场扩大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只有将产品适用方式转变为商品生产方式，才能刺激交换的发达和市场的扩大，反过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产品适用方式又总是与生产分工方式相同一，转变产品适用方式必须转变生产分工方式。其一，产品要成为商品，即为市场交换，其生产量必须大于生产者对这一产品的直接消费量。在自给自足生产中，要增加某一产品的产量，使之除生产者自身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市场交换，生产者一方面必须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劳动投入。仅劳动投入而言，生产者年生产时间充其量只有365个劳动日。要增加此一产品生产劳动投入，必须减少彼一产品生产劳动投入。因而，要使某一产品生产成为商品生产，生产必须是专业化的。比如一个4口之家，经营6亩土地，年平均产粮3000公斤，仅供自身直接消费。这个农户要生产商品粮，就必须使粮食年产量超过3000公斤。如他计划年产商品粮1．2万公斤，那他必须将粮食耕种面积扩大5倍，达到30亩左右。别的姑且不说，仅劳动投入，原先他在耕种之余，还可兼营养殖、加工等业，现在仅耕种30亩地已力不从心了。
其二，产品成为商品，要有相应的交换市场。而交换只能是不同生产单位、不同产品的交换。因而，交换必须以专业化分工为前提。如果生产是小而全的同类化生产，各个生产者的产品产量相差不多，品种齐全，“我有的，他有；他有的，我也有。”交换必然极其有限，进而限制商品生产。要发展商品生产，各生产者的生产必须不同类，必须进行分行分业的专业化分工。
其三，产品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从生产者来说，是为了追求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实惠；从全社会说，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刺激经济发展。但是，产品成为商品，只是通过市场交换的渠道，将此一生产者的生产品变成彼一生产者的消费品，产品自身不能提高生产率，也没有增殖。比如一个农户生产的1万斤粮食，通过市场交换，转移到购买者手里，并没有因它自身成了商品而变成2万斤或3万斤。产品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所以能提高生产率，使生产者获得较大比较利益，其奥秘在于与商品生产必然联系的专业化分工能促使生产者个人天赋、生产专长、社会交往、自然资源和其他优势的发挥。某一生产者所以选择某种专业化生产，极为重要的是看某种专业化生产能否发挥自身的生产专长和其他优势。
产品生产一旦转变为商品生产，生产分工一旦由小而全转变为专业化，生产经营方式必然发生相应转变。因为，在传统农业的小而全生产中，生产项目是多样化的，即使某一两项产品减产歉收，也不十分影响生计，其他多种产品还可维持自身直接消费。但在现代农业的专业化生产中，各生产者生产的是用于市场交换的某一两项大宗产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维系自身消费。如果产品销路不畅，或者价格低于价值，生产者就会亏损、破产、直至生活无着，甚至产品成本、资金周转、市场信息——生产每一环节都会影响整个生产，进而影响生产者的生计。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必须时刻关心产品成本、原料消耗、资金周转、市场行情，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量等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严格进行经济核算，像拧紧琴弦一样，把自己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一句话，每一个生产者必须使自己的生产具有企业化生产的一般模式。
同时，企业化又必须以专业化为基础，以商品化为动力。如果生产是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生产，每一生产单位自己消费的各种产品都由自己直接生产，那么，对各种消费品，无论生产者是否具备一定生产专长和其它优势，都得自己生产。否则，就难以维持生计满足自身多方面消费需要。由于用于交换的仅是剩余产品，也就无需计较产品成本、资金周转和市场行情，无论价格高低都得卖出。这就必然使生产经营成为粗放经营，无需计算盈亏。诚所谓“种在地，收在天”。如果要采用企业化经营，使生产者都足以发挥生产专长和各种优势，生产者就必须放弃多样化生产，专门致力于某一两项大宗产品生产，使产品都是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从而使整个农业生产成为分行分业的专业化分工生产。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生产者时刻关心自己生产经营的好坏，进行经济核算，计算盈亏，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提高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又必须进一步发展专业化分工，使之由产业分工向各生产单位内部的专业化技术分工延伸。专业化生产的技术分工也正是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发展。
当然，人们现今的观念普遍认为，企业化生产经营只适用于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经济部门，不适用于农业生产。人们所以产生这种观念，是由于当前农村专业化生产不发达，企业化经营不普遍；没有深刻认识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与企业化内在的必然联系；没有深刻认识农村商品生产发展对生产分工和生产经营提出的必然要求。实际上，工业的行业分工体系建立和企业化经营正是生产的商品化与专业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农村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生产的企业化则成为一种必然，工业与农业的界限亦将愈来愈模糊，区别仅在于生产的产品品种，需用的原料，使用的厂房和设备不同而已。
当人们还缺乏对农村企业化的深刻认识时，随着“两个转化”，农村企业化势头已展现在人们眼前，这就是乡镇和村社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乡镇和村社小企业正是随着农村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从种植业为主体的传统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在农业大系统中，加工业较种植业、养殖业和其他产业容易摆脱阳光、水分、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容易将手工劳动转变为机械化劳动，容易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因而，在乡镇和村社小企业中，加工业首先崛起，并带动一大批其他企业。
不言而喻，随着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必将进一步分化联合，发生重大变革。随着农、林、牧产品加工业的崛起及其企业化，传统农业必将不断发生裂变。作为加工业的原料业，诸如园艺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必将裂变为门类繁多的专业化产业行业，形成产业链式结构，并实行企业化经营。尽管以土壤、阳光、水分等为生产条件的种植业，较之加工业和其他产业的企业化难度大。但是，既然国营农场能实行企业化经营，农村种植业同样可以实行企业化经营。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传统农业的分化和裂变，使种植业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实现新的联合。
产业分化与联合——农村生产方式变革的一般过程
农村生产方式变革的逻辑起点是专业化，变革的基本目标是企业化。农村生产方式要全面实现专业化和企业化，必须经历相当长的过程，这就是产业分化与联合。
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生产，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是市场经济的专业化生产。将前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后一种生产方式，各生产单位必须将小而全生产转变为专业化生产；产业结构必须由各生产单位产品生产同类化转变为各生产单位产品生产不同类，这些都只能通过产业分化和产业剥离来实现。同时，由于生产方式总是与交换方式相同一，生产方式变革总是受交换方式变革的制约，农村生产方式变革必须有市场发育和产品交换发展的拉动。在变革初期，由于市场发育滞后，产品交换不发达，因而，各生产单位——个体农户不可能一下子都进行专业化生产，只能通过梯度发展逐步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即通过城乡交换的发展和城市工业的延伸，拉动一批批农户从传统农业中剥离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小城镇的形成，拉动第一产业广大农户从事专业化生产；专业化发展促进第一产业的分工分业，进而促进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市场的扩大和交换发展反过来促进农村生产专业化的加深。
因此，农村产业分化必然经历以下过程：
首先是购销产业、运输产业和加工业从传统农业中剥离。
传统农业是自给自足的生产，但仍然存在着剩余产品交换，特别是农产品与城市工业品的交换。随着城乡产品交换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农村产品交换必将或慢或快地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流通体制的改革，农产品购销政策的调整，为农村购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于是，一批富起来的农户，多方筹集资金，奔走于流通领域，从事农副产品收购，或者长途贩运至大中城市直接销售，或者转手倒卖给城市经商户。农副产品购销获得的较多的比较利益诱使从事购销经营的农户将自己的生产经营逐渐固定在这一生产经营上，于是，农村购销专业户应运而生，进而购销产业逐渐从传统农业中剥离出来。随之，农村运输业应运而生，并逐渐从传统农业中剥离出来。
同时，城市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对农村初级产品和半成品不断增加需求，另一方面，也不断向农村延伸，这势必为农村加工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由于加工业较之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等，容易将手工劳动转化为机械化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因而，一批有眼光、有资金、有技术的农户，逐渐放弃小而全的农业生产，开始创办、兴办加工业，或者进行为城市工业服务的半成品加工，零部件加工；或者以本地农副产品为原料。面向城乡市场进行面粉、副食、饲料、肉禽蛋、麻织、草编、林果等产品加工。于是，农村加工业应运而生，并逐渐从传统农业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乡镇企业的崛起，正是农村第二、三产业从传统农业中剥离出来的实证。
其次是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的分工分业，即蔬菜业、园艺业、林果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等产业从传统的种植业中剥离出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能为地方财政增加收入，为地方经济发展积累资金，而且能加快农村产业的分化和裂变，加快农村生产方式变革。其一，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够为第一产业生产的各类农副产品开拓出广阔的城市市场、外地市场和农村内部市场，有效地解决第一产业发展中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乡镇企业从传统农业中剥离出来后，就成为带动第一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其二，乡镇企业的发展促成农村小城镇的形成，促成非农产业人口的增加和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总量的增长，扩大直接生活消费的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为第一产业的蔬菜、水果、禽蛋、肉食等产品的大宗生产进一步打开市场销路。其三，乡镇企业中的加工业发展，还为农村采矿、采煤等采掘业的发展起带动作用。
在乡镇企业和农村小城镇发展的拉动下，传统的单一种植业必然分化和裂变。一大批有资金、有技术、会管理的农户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发挥自己的生产专长，不断扩大专业产品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或者进行用于市场交换的蔬菜生产，或者进行药材、果品、肉禽蛋、食用菌生产，或者种桑养蚕、种茶、种麻，淘金、挖煤、采矿。于是，蔬菜大棚、小园艺场、小果园、小茶园、小养殖场、小鱼塘、小畜牧场应运而生。随着市场发育的日益成熟和产品销路的进一步拓展，这些农户逐渐放弃小而全或兼业过多的生产方式，把大部或全部资源投入到专业产品生产上来，使得各种小作坊式的生产逐渐转化为与粮食生产相对独立的产业，并逐渐从传统种植业中剥离出来。于是，传统农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农、林、牧、渔的产业分工和分业，传统的单一种植业转变为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大农业。
从宏观上看，小而全生产向专业化生产转变，不仅表现为单一种植业的分化和裂变，同时还表现为农村产业的地域分工。农业生产是以土壤、气候带、气温、光照、水热等自然资源为生产条件的，不同的地域，甚至不同的乡镇和村社，土壤、地形、气温、光照、水热条件各不相同，山区与平原、热带与温带、干旱地区与湿润地区，相互的差别更大。在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生产中，这些差别被绝对化了。但在市场经济的专业化生产中，这些差别却成为各个地域的资源优势。各个不同的地域充分发挥本地的资源优势，从事特色产品生产，要比进行小而全的生产能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因而，在发展市场农业中，有眼光的农户都把大部或全部资源投入到特色产品生产上，例如湿润地区发展林、果、菜、桑、麻产品，气温高、水热资源好的地区发展水产业，荒山荒坡较多、植被较好的地区发展畜牧业，平原、河川地带进一步发展粮食产业，城郊地带发展蔬菜业，从而形成农产品生产的地域分工。
再次是农、林、牧、副、渔、加工、销售各产业进一步分工分业，裂变出更多的产业门类。
农、林、牧、渔产业分化，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率，促进了农村加工、购销等二、三产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崛起，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渠道，扩大了城乡商品交换的范围；农村产业的行业分工和地域分工进一步使农产品交换由地域间的交换发展到农村内部各产业之间、各生产单位之间的交换。这一切必将促成农村市场的快速发育，并唤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市场经济意识。广大农户日益认识到从事某一、两项专业产品生产要比进行小而全生产能够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而且进行专业产品生产不再有产品找不到销路的后顾之忧，于是，他们逐渐放弃兼业化生产，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从事特色产品生产，使得农、林、牧、渔、加工、销售各产业进一步分化和裂变。正如马克思所说：“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种植业逐渐分化为专门种粮或者专门种棉、种菜、种药、种油菜、种各种工业用原料产品的多门类；林果业分化为栽植梨、桃、苹果、板栗、核桃、杜仲、黄柏等各自独立的专业产品生产；畜牧养殖业分化为牛、羊、鸡、兔、猪及部分野生动物的家养等分门别类的专业化批量养殖；渔业也逐渐分化为养鱼、养鸭、养其他水产的多种专业生产部门。随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进行更细的分工分业，并产生出新的产业门类。
最后，农业和农村产业链条加长，产生出农业的前导部门和农业的后续部门。这些部门进一步分工分业，产生出更多的生产和服务部门。
随着农业产业分化，随着专业产品生产的规模扩大和批量的大幅度增加，为农业服务的农业前导部门，如生产资料生产、种子生产、饲料生产、配料生产、科技咨询服务有了广阔的市场和众多的服务对象。于是，专门进行这些生产和服务的产业应运而生，并日益专业化。如种子生产分化成专门为种植业服务的小麦、包谷、油菜，各种蔬菜的种子生产部门，以及专门为畜牧、养殖、水产业服务的各类种畜、种苗生产部门；饲料生产分化成专门为各类养殖业、水产业服务的饲料生产部门。同时，为农业服务的农业后续部门，如包装业、贮运业、保鲜业、销售业也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且蘖生出更多的产业门类。如包装业、销售业推动广告业的发展，贮运业拉动建筑建材业的发展，保鲜业拉动科技咨询服务业的发展。三次产业的不断分工分业，不仅蘖生出产品生产加工的诸多门类和行业，而且蘖生出为生产生活服务的服务产业，如机械修理、家电维修、通讯网络、信息咨询、美容美发、缝纫制衣、餐饮娱乐等，这些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农村小城镇规模的扩大，进而拉动农村产业分化加速。总之，一个部门生产方式变革必然引起相关部门生产方式变革，农业和农村产业链条的拉长，必然进一步加深各类产业的分化和裂变。
协作与分工是一对蘖生物。与产业分化相伴随的是产业联合。产业分化基础上的产业联合一般是在下述两种类型四种形式的交叉渗透中实现的。
第一种类型是相同行业或相同产业各生产单位之间的联合。即产品生产种类相同的各生产单位之间联合，如蔬菜专业户与蔬菜专业户联合，养猪专业户与养猪专业户联合，酿醋、酿酒专业户与酿醋、酿酒专业户联合，其中又分为合并与兼并两种形式。
产业分化是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专业化总是与商品化相同一。各生产单位采用专业化生产方式，生产用于市场交换的大宗专业产品，必须采用企业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严格进行成本核算，追求最大利润，并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因而每一生产单位必须尽可能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改进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单家独户的小商品生产难以购买生产技术专利，购置和改进生产技术设备，提高产品的批量，降低产品成本，因而难以适应商品经济大市场，只有将相同行业或相同产业的各生产单位合并成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规模经营，才能降低产品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获得规模效益和最大利润。于是，随着产业分化，相同行业或相同产业各生产单位间的联合或合并应运而生，产生出各类专业协会，专业生产合作组，专业生产合作社，出现几家、十几家、几十家联办的农场、果园、菜园、养殖场、牧场、蔬菜合作社，或者直接合并为股份合作、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完整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随着产业分化，相同行业或相同产业各生产单位间的兼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利于兼并双方利益的。在产品的生产经营中，相同行业或相同产业的各生产单位在资源、资金、技术、管理诸方面必然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因而存在经营好坏的差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善经营的生产单位生意越来越红火，资金越累越大，设备和技术日益更新；相反，一些不善经营的生产单位则连续亏本，直至倒闭。于是，善手经营的生产单位通过购买或合股的方式将不善经营的生产单位兼并，从而出现相互间的兼并式联合和资产的优化组合。
产业联合的另一种类型是相关行业或相关产业的联合。其中一种形式是生产的产品不同，但相互问却有交叉渗透联系的相关产业联合。如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的联合及其一体化开发，一条龙发展。农业生产不同于城市工业生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少相关产业之间有综合利用原料、辅料，提高产品高附加值的交叉渗透关系，如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之间存在着食物链、加工链双链交叉深度开发的链式关系。种植业要优质高产高效，必须有充足的肥料，特别是农家肥，养殖业生产的大量粪便等则是保证种植业丰产的主要肥料来源；养殖业要优质高产高效，不仅需要大量饲草，还需要足够的精饲料，种植业的废品，如农作物秸秆、烂菜叶、霉烂粮食却是养殖业的上好饲料。以养殖业产品如猪、牛、羊为原料的加工业能将原料产品进行鬃毛加工、皮革加工、肉食加工、骨物加工等多角度综合利用；以种植业产品如各种谷物为原料的酿造业，产品生产之后的废料如酒糟、醋糟又是养殖业的上好饲料。显然，种养加的产业联合、一体化开发、一条龙发展，能够使相关产业相互依托，变废为宝，大大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另一种形式是处在同一种产品生产链条不同环节上的相关产业联合。如围绕一项拳头产品生产，将购销、加工、原料生产联结起来，进行贸工农一体化开发，实现产加销一条龙发展。随着产业链条的加长，生产环节的增多，进行联合的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增多。如茶叶生产，在茶叶销售、茶叶加工、鲜茶生产等产业联合基础上，增进茶叶分等包装、鲜叶生产的科技服务等产业联合。桑蚕生产，将贸工农的联合扩展为桑苗培育、蚕子生产、养蚕农户、蚕茧加工、蚕茧销售、丝绸制造的多业联合。果业生产、牧业生产、水产生产等，同样可以拉长一体化开发链条，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联结起来，将公司与农户联结起来，将城镇与乡村联结起来，进行多种相关产业的联合，由贸工农一体化开发模式繁衍出科工贸、农科教等一体化开发模式。
农业产业化是近年来农村生产方式变革中的一大创举，是产业分化基础上进行产业联合的典型范例。农业产业化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或中介合作组织将农户与市场联结起来，用公司加农户模式，建立广大农户、加工、营销相互间稳定的产销关系，不仅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紧密联结起来，把城乡经济联为一体，有利于克服农户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化解市场风险，提高农业的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通过对农业产业链的拉长，使农业由单一的种植业、原料生产和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保鲜、储运、销售等环节延伸，向工、商、建、服等领域拓展，大大加深了传统农业的产业分化和裂变，大大加快了农业的专业化、企业化、现代化进程，全面推动了农村生产方式变革。
论县域经济所有制结构调整
如何适应县域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自觉调整所有制结构，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下面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一、县域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客观依据；二、县域所有制结构的主体框架；三、县域所有制结构的具体模式。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原理与县域经济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客观依据
一般认为，所有制结构调整是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依据生产力发展状况，选择所有制的适合形式。现阶段，由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不平衡状况所决定，必须选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尽管是当今的权威性观点，但却容易产生误导：一是，它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公有制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高水平，非公有制适合于非社会化的小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和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应不间断地调整所有制结构，这必然导致所有制形式的短期化和非制度化。二是，对所有制结构调整，它强调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一面，忽略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一面，容易产生将所有制结构调整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脱离现象，导致二者的不相适应。这些都会影响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现代化。
因此，为了正确认识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客观依据，理清调整的思路，使所有制结构调整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所有制结构具有科学性和制度稳定性，应先从理论高度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原理。
将所有制结构调整之客观依据单纯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观点，根源于把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原理单纯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生产方式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不同涵义：一种是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体的广义；另一种是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列的狭义。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一文中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显然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而是指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列的狭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这一狭义生产方式概念：“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更为加强了。”接着，马克思在文中进一步分析和描述了当时法国的自给经济生产方式：“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
显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原理具有更深层的内涵。深刻理解这一内涵是我们深刻理解社会经济问题的“钥匙”。
其一，物质生产是由生产力、生产方式（狭义，下同）、生产关系三个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而是指产品适用方式，生产分工方式，产品交换方式的统一体。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生产方式主要是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两种。自给经济生产方式是：产品适用方式是满足自身直接消费，生产分工方式是小而全的自然分工，产品交换方式是剩余产品交换。与此相反，商品经济生产方式是：产品适用方式是满足市场需要，生产分工方式是专业化分工，产品交换方式是全部产品交换。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自给经济生产方式曾与私有制或公有制两种不同类型的所有制结合在一起，商品经济生产方式曾与私有制、股份制、公有制三种类型的所有制结合在一起。自给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所有制的类型不同，而在于生产方式不同。
其二，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要素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是通过生产方式的中介实现的。自给经济生产方式不仅制约着生产力发展，而且促成了小土地私有，生产者的相互隔离。与此相反，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不仅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且使生产资料由私有制逐渐演变为股份制，并且日益社会化，使生产者必然处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难以孤立存在。一种生产方式不仅要求所有制形式与之相适应，而且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
其三，生产关系变革与生产方式变革都对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现代化有促进作用，但生产方式变革的作用更具有直接的决定性意义。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必然限制分工的发展，限制科学技术的应用，限制生产者不同才能的发挥和交往的广泛化，因而沿袭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文化落后、经营粗放、经济发展迟滞的落后状况。与此相反，商品经济生产方式取代自给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于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推动则是划时代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一些发展中国家欠发达，根本原因不在于所有制的公有或私有，而在于长期束缚于自给经济生产方式之中难以突破；一些发达国家所以发达，也不在于所有制的公有或私有，而在于较早地实现了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较早地进入了商品经济社会并使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
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原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县域经济具体实际的认识。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县域经济的具体实际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典型体现，其根本特征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城镇是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乡村还处在自给半自给经济生产方式之中。这种城乡二元生产方式结构又派生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它不仅造成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状况，而且阻碍了城乡经济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阻碍了城乡社会生产力的协同发展。因为，城镇经济与乡村经济的关系，实质是经济系统内三次产业之间进行分工与交换的关系，它们是互为需求、互为供给、互为市场的。城镇作为加工业的集中区、商品集散地和科技服务载体，是以乡村为重要的原料生产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的，特别是乡村人口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是城镇二、三产业最广阔的市场。城镇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村为其供给各类原料产品以及乡村对城镇生产的各类工业品和科技无形产品的需求，进而依赖于乡村经济分工分业的产业化程度。如果乡村经济生产力水平与分工分业的产业化程度低，不能生产出大宗农产品，以满足城镇经济的市场需求，也就无力购买城镇生产的各类工业品和科技无形产品，无力进行生产技术更新。这必然制约乡村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增长，制约乡村经济发展对城镇经济发展拉动效应的发挥，进而制约城镇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城镇经济发展对乡村经济发展亦具有拉动效应。乡村经济为城镇经济供给各类农产品，并对城镇生产的各类工业品提出需求，乡村经济的分工分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镇对各类农产品的有效需求，以及城镇为乡村提供的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各类工业品和科技无形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城镇经济发展滞后，不能吸纳大宗农产品，并为乡村经济提供精良的科技装备，也会制约乡村经济的发展。在城乡经济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乡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分工分业的产业化程度，而后者归根结底，取决于乡村自给半自给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程度。如果乡村处在自给半自给经济生产方式之中，那么，由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适用方式、生产分工方式、产品交换方式所决定，乡村经济必然维系自给自足的稳态，难以进行农、林、牧、副、渔分工分业的产业化生产；城乡之间，各个生产者之间必然处在相互隔离或半隔离状态，难以通过分工与交换，将各自的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这不仅制约乡村经济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增长以及农村市场的开拓，也制约城镇经济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增长，影响城乡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现阶段，从县域经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县域经济具体实际相结合，县域经济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转变乡村自给半自给经济生产方式，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即经济市场化。所有制结构调整应适应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即经济市场化的客观要求，通过对经济市场化推动的中介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加快现代化进程，不能单纯依据生产力发展状况，将所有制结构调整简单化。
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抓住县域经济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所有制结构调整与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还在于避免重陷历史误区：其一，如前所述，同一类型的所有制形式可以适应不同的生产方式，但不同生产方式下的同一类型的所有制形式却存在着重大差别。自给经济生产方式下的私有制与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下的私有制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同样，自给经济生产方式下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下的公有制也不能同日而语，不同生产方式对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有不同的客观要求。如果离开经济市场化的客观要求，单纯依据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很容易按照自给经济生产方式的思维定势去安排所有制，所确立的所有制结构很可能与自给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合，而与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相矛盾。其二，经济市场化的实质是专业化分工与商品交换在相互促进中的协同发展，单纯依据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很容易重复自给经济生产方式下，从生产单位到经济区域间的自给自足的“小而全”或“大而全”及其生产的同类化，导致经济结构中生产单位的各自为政和经济区域的区域分割，制约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扩大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制约城乡经济之间，各生产单位、各经济区域之间的相互拉动和推动效应的发挥。其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状况的适合，既表现在对生产力现实水平的适合，又表现在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的适合。一种所有制形式从眼前看是与生产力现实水平相适合的，从长远看又可能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合。而且生产力发展水平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人们对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估量也容易带上主观色彩。因此，如果离开经济市场化的客观要求，单纯依据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很容易产生翻来覆去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上兜圈子的现象。一个时期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一个时期又重新限制甚至消灭非公有制，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科学化和制度化。
总之，应依据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即经济市场化的客观要求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通过制度安排，确立科学的县域经济所有制结构。
县域经济市场化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适应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即经济市场化的客观要求，确立科学的县域所有制结构，应通过调整，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构建以非公有制为主体框架的县域所有制结构。
其一，县域经济市场化的重点是乡村自给半自给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内在的产品适用方式、生产分工方式、产品交换方式的相互协同和制约，其变革是极其复杂和艰难的。因为，人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是多方面的。如果生产的产品是满足自身直接消费，生产的分工必然是小而全的自然分工，产品交换也必然是剩余产品交换；反之，如果产品交换是剩余产品交换，也就不可能进行面向市场的分工分业的专业化生产和经营。这正是现阶段不少乡村普遍存在兼业化趋势，“有产品，无商品”、“有项目，无拳头”，难以将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的真正根源。同时，因为城乡经济是互为需求、互为供给、互为市场、互相渗透的，所以，在乡村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开始变革的经济启动时期，县域市场是极其狭小、极不稳定、极不规则的。专业化生产面临着比稳定的市场经济更大的市场风险。从乡村看，生产者即使具有市场意识，能够依据自身的资源优势进行某种专业产品生产。但是，如果产销不对路或销售渠道不畅，城镇不能完全消纳这些大宗产品，则会“谷贱伤农”。从城镇看，生产者进行某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品生产时，如果缺乏一定的原料生产基地为其稳定地供应原料，其投入的机械设备会因开工不足而闲置，即使原料供应充足，如果产品科技含量低，成本高，或产销不对路，同样会亏本、破产，大伤元气。公有制经济是以合作劳动和规模生产经营为前提的。在市场不稳定、不规则的现实条件下，公有化程度愈高，专业化生产和经营的规模愈大，面临的市场风险愈大，对市场应变能力愈差，往往会因对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把握不准而得不偿失，诚所谓“上马之日即为下马之时”。致使资源浪费，生产资料闲置，上百万、上千万的投资付之东流。相反，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其生产和经营的规模较小，“船小好掉头”，因而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强，既能多方面地开发产业，又能将市场风险减小在最小限度内。经过一个时期的初创，会使城乡供需严重脱节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并通过需求拉动，使乡村经济进一步分工分业，加快产业化进程，使城市经济拥有乡村经济的坚实基础，城乡经济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中摆脱恶性循环，实现良性循环。
其二，县域经济市场化的中心环节是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增强企业活力。商品生产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于三个前提条件，即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社会分工）、产品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生产者对比较利益的追逐。生产者愈是凭借一定的资源优势进行满足市场需要的专业产品生产，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比生产自身直接消费品丰厚得多的比较利益，愈是进行面向市场的专业产品即商品的生产，加大市场交换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开拓市场，推进经济市场化进程。当社会的各个生产者普遍采用商品生产方式时，随之而来的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产者为了立于不败之地，并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得不增强企业活力，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公有制经济，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城乡集体经济，其内部是可以划分为若干生产单位，并使每一生产单位进行某种专业产品生产的。但是，如果其内部的生产单位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不能占有自己的生产品，自主进行市场交换，而是通过计划调拨实现产品交换，也就不存在对比较利益的追逐，不存在商品生产，无由产生市场竞争意识。因而难以产生深化分工、更新设备、改进技术、强化管理的内动力，无由增强企业活力。这正是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公有制经济缺乏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为了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增强企业活力，推进经济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必须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每个生产单位都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平等竞争。较之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更具有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的特质。因而，在县域经济中，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更有利于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特别是乡村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并出现农业产业化势头，正在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确立了农户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各农户进行分工分业的专业化生产可以获得丰厚的比较利益。因而在城镇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带动下，乡村经济不断分工分业，增大投人，提高科技含量，加快了市场化进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户经济，从表面看，属于集体经济。但从实质看，各农户是独立支配生产资料、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产品属于个体农户所有，因而是按份额租用集体生产资料的个体经济，属于私营经济范畴。大力发展这类个体经济，兴办家庭小农场、小林场、小牧场、小鱼塘、小养殖场等，更有利于乡村商品生产发展和经济活力的增强。
其三，县域经济市场化的总体目标是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它要求企业经营管理者具有敬业精神，能够对企业精心经营，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如前所述，公有制经济是以合作劳动和规模生产经营为前提的，产品属于公有制产权所有者国家或集体占有，比较利益即资产增值或企业利润亦属于国家或集体，其间势必存在一种不易克服的矛盾，即国家、集体或职工群体利益与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厂长（经理）个人利益的矛盾。如果缺乏一套合理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那么，厂长（经理）既可以为国家、集体或职工群体谋利益，也可以借用职权谋取个人特殊利益；既可能精心经营，使企业盈利并迅速发展，也可能不负责任，使企业亏损破产。这些分野，归根结底取决于厂长（经理）的品德素质、文化素质和企业领导制度。在县域内特别在贫困地区，一方面由于整体文化素质较低，人们长期受小生产狭隘眼界束缚，群体观念淡薄，目光短浅。虽有一些受过大专院校教育的人员，但大都集中在行政事业单位，产业行业受过企业管理专业培养的人员极少。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领导制度不健全，缺乏一套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选人标准往往忽视企业干部必备的素质特点，所选用的经营管理者很难适应公有制经济的规模生产和经营，难以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一是品德素质往往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或集体利益之上，不是通过精心经营获得正当的个人收入，而是一心谋取个人特殊利益，借用职权，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挖国家或集体投资，套取银行贷款，获得比精心经营企业所得的个人收益高几倍、几十倍的特殊利益。诚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结果，企业亏损、破产，厂长（经理）却大发横财。二是文化素质往往因未经过企业管理的专业培训，对于企业核算、成本管理、市场营销等似懂非懂，或者一无所知。结果因不善经营使企业亏损、破产。三是其品德素质与文化素质的相互影响，或者因对企业整体利益的不关心、不负责任而不下苦功学习业务知识，提高管理水平；或者因管理水平低下，企业效益不佳而使个人收益不高，致使其借用职权挖空企业，谋取个人特殊利益。个别地方还出现一种奇特现象，厂长（经理）带着挖空企业的动机先将企业管理搞混乱，然后从中浑水摸鱼，将企业流动资金装入个人腰包，进而以企业无资金周转为由，大举向银行借债，并将借来的贷款也装入个人腰包，将债务背在企业身上。长此以往，企业债台高筑，难以起死回生。最后，企业不得不破产、拍卖时，厂长（经理）则可用从企业和银行挖来的巨额资金去购买企业固定资产。结果，厂长（经理）越是带着挖空企业套用银行贷款的动机去搞垮公有制企业，越可以无偿占有公有资产。显然，在县域内，公有制经济内部不易克服的公私矛盾，往往造成公有资产包括银行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公有制经济的不景气，整体素质较差，管理水平低下。相反，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有限责任公司等，因其产品和企业盈利归企业主私人占有，也就不存在企业内部的公私矛盾，不存在业主挖空企业，谋取个人特殊利益的动机。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主必然会确立敬业精神，加倍关心自己的企业，精心经营，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增强企业整体素质，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其四，县域经济市场化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培育经济增长点，促使县域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此，要求企业投资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与之相适应。现阶段我国还是—个欠发达国家，资金短缺。一方面，国家财力必须以足够的资金保证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以及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投入，无力保证产业投资需求，地方财力同样因财力不足，难以保证各类产业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乡村自给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分工分业的产业化发展，城乡经济都处在百业待举之中，投资需求正在膨胀，并要求县域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必将加剧县域经济资金短缺的矛盾。如果继续坚持投资主体公有化，依赖国家、地方或集体财力投资兴办各类产业和企业，势必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时，即使国家、地方财力挤出部分资金，直接投资兴办公有制产业或企业，但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公有制经济内部普遍存在的管理问题，投入资金往往会落入善于钻营的管理者个人腰包，难以收到较好的投资效益，投资愈多资产流失愈多。显然，为了发展各类产业，兴办各类企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保证县域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必须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一是鼓励个体、私营经济以及乡村的千家万户，依靠自我积累进行投资和扩大投资，多方面开发产业；二是积极引进国外或外地资金进行直接投资，兴办比个体私营经济规模较大的产业或企业；三是大力兴办股份制企业，鼓励各种形式的股份合作，或向社会募集闲散资金进行投资。同时，将公有资金的投资方式，由过去的直接投资变为间接投资，即以信贷方式给非公有制投资主体以一定的资金扶持。
其五，县域经济市场化必须解决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问题。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农村会产生大量过剩劳力。同时，城镇经济中一些企业的减员、一些企业的破产、行政机构中人员的精简分流，也会产生过剩劳力。国家和地方限于财力物力，很难以举办公有制企业来安排大量过剩劳力的就业和再就业，只有大力倡导过剩劳力从事个体经济，才能自谋出路，只有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才能吸纳城乡过剩劳动力。
县域经济产业化与多种所有制联“龙”
依据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原理和县域经济具体实际，县域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即经济市场化。由此决定，所有制结构应坚持以非公有制为主体。但是，这并不排斥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应是长期并存、相互依托、优势互补的。
从县域经济具体实际出发，经济市场化的重点是乡村自给半自给经济生产方式转变，这一转变是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交互作用的渐进过程。从商品生产角度看，自给经济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生产方式都具有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自组织功能。因为，产品适用方式总是与生产分工方式相同一，生产分工方式总是与产品交换方式相同一。在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初期，各生产单位之间同类化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必然造成经济内部交换的有限性和市场的狭窄。反过来，又限制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产业化。在这一时期，要发展大规模商品生产，必须瞄准外地市场、城市市场和国际市场，以县域为较大的商品生产基地，生产大宗的商品化产品即拳头产品。单家独户，单个企业多品种、少批量的产品，在县域内部受产品结构趋同的制约不可能成为商品，在县域外部由于未形成规模、未达到吨位，也难以成为商品。
从商品交换角度看，商品交换是以专业化分工生产为前提的，相互交换的产品必须是不同类的。用于交换的产品不是一进入市场就能实现交换，而是在产品结构存在着生产者的专业分工乃至地域分工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交换。在县域内部生产者之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趋同的现实条件下，要实现产品交换，应以县域为商品生产基地，进行地域分工，生产出大宗与县域外部不同类的产品。如果县域之间产品同类化，则应抓好同类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增强市场竞争力，或者实行跨县域的联合经营，或者放弃与县域外部同类化的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生产，强化非同类产品生产及其深精加工，形成县域品牌。单个生产者，一村数村，单个企业是难以熟知县域外部产业地域分工、产品结构以及其他经济信息的。
从产业开发角度看，产业开发依赖于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必须通过市场开拓，使产品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生产者通过产品销售，实现价值，获得比较利益。进而放弃旧的小而全生产，将全部或大部资金、劳力投入到能够利用资源优势的专业化生产中，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单家独户、单个企业是很难开拓市场的。即使打开市场，也会由于在开发过程中难以进行生产、加工、销售的专业分工，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高挺，难以获得较多的比较效益。只有发挥县域经济的整体功能，进行规模开发，并且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产业分工，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节省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益，使资源优势真正变为经济优势。
从市场发育的角度看，市场发育不是首先形成县域内部市场，促进县域内部生产者之间不同产品交换或同类产品竞争，而是首先开拓县域外部市场，促进县与县、县与大中城市和世界各国的产品交换，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县域外部的生产单位及其产品。通过梯度发展，使以本地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交换市场，由县域外部逐渐向县域内部延伸；使产业分工特别是农村产业分工，先由单一的种植业发展到农、林、牧、副、渔的分工分业，再由农、林、牧、副、渔的分工分业发展到各产业内部的深层次的分工分业，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提高产业化水平和市场发育水平。为了开拓县域外部市场，应发挥县域经济的整体效应，搞好县域内部产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形成拳头产品。如果把市场发育简单化为县域内部生产者的自由竞争，难免造成“谷贱伤农”的恶果。
因此，县域经济要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充分发挥县域经济的整体功能，根据本县资源特点，扬长避短，面向国内外市场发展支柱性产业和拳头产品，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第二、三产业。而要发展支柱性产业和拳头产品，又必须走产加销、科工贸、贸工农一条龙开发路子。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支柱性产业和拳头产品发展中的生产、加工、销售、科技开发和科技服务环节，以及由这些环节的产业化所形成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互为依托、互相拉动、互相制约的。
从生产环节看，生产者要大力发展某种生产，必须能够售出这一产品。但是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者，由于难以把握市场信号，往往形成生产行为的趋同，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他们的产品或者找不到销路，或者低价售卖给“二道贩子”，忍受盘剥。这自然会挫伤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影响生产的发展。要稳定发展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形成商品生产基地，只有使加工、销售环节的企业与生产环节的千家万户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正确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尽可能减小千家万户小生产者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增加其收益。
从加工环节看，要充分开发利用资源，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必须搞好初级产品的深精加工，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兴办加工企业，创县域品牌。但是，深精加工企业与生俱来就是工厂化的，即以一定的生产规模和加工能力为前提的。一个加工企业要上马，并保证长年累月的机器运转，达到设计的加工能力，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基地建设和原料供应。如果加工企业技术过关，产品能畅销国内外市场，必然带动基地生产和千家万户的生产，使他们逐渐调整产业结构，放弃其他产品生产，集中进行加工企业的原料产品生产。反过来，又保证加工企业的生产正常化。如果基地和千家万户生产的原料产品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吨位或批量，难以保证加工企业生产正常化，加工企业开工不足，机械设备利用率低，必然提高产品成本，减少收益，甚至亏损。如果加工企业连续亏损，停工停产，或者无流动资金购买原料产品，又必然影响基地建设和千家万户小生产，甚至发生类似大批蚕农毁桑还粮事件。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加工企业也难以维系下去。
从销售环节看，要使支柱性产业发展起来，关键问题是产品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在自给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初期，受生产者生产同类化的制约，用于交换的产品在县域内是很难开拓市场的。所谓开拓市场，如前所述，是指开拓城市市场、国际市场以及其他不生产此种产品的外地市场，例如内地产品到沿海地区开拓市场，中西部产品到东部地区开拓市场。一种商品化的产品能否生产，前提就在于有无市场，或者能否打开市场。如果能打开市场，必将大大带动此种产品的生产，如果无市场或者打不开市场，那么，此种产品生产无论具有怎样充足的资源，也不能变为经济优势，生产者也无需再生产此种产品。所以，购销企业往往是牵动基地生产和加工企业的龙头企业。
从科技开发和科技服务环节看，一种商品化的产品，从原料生产的产前服务到初级产品的深精加工，科技开发和科技服务无疑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一种农产品的良种培育和良种推广，一种一般产品的生产工艺革新，无疑会大大节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率，使生产者大大增加净收益，从而拉动千家万户、基地、加工企业迅速扩大生产，增加产量。一些原本无多大市场的初级产品，例如初级林果产品、初级药材产品，经过科技开发，加工成保健食品或保健美容产品，则能开拓出广阔的销售市场，一方面增加产品的高附加值，另一方面带动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的生产，同时也使原来的初级产品身价百倍。一些初级产品虽有市场，但如果大规模生产又会发生销路问题，然而经过科技开发，经过加工，改变产品的形态，例如将花椒加工成花椒液，则会使市场大大拓展。随之，生产这些初级产品的土壤、气候、原本算不上什么资源优势，但经过科技开发变成了资源优势和经济优势。
显然，要充分发挥产业链的拉动作用，支柱性产业和拳头产品发展中的生产、加工、销售、科技开发和科技服务各环节，以及由这些环节的产业化形成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应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相互配套、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有能源、交通、水利、建筑、通讯、金融等基础产业的支持，无论哪个产业，哪个环节的发展滞后，都会成为束缚支柱性产业发展的“瓶颈”。一些地方支柱性产业发展所以缓慢，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三大产业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加工企业发展缓慢，科技开发和科技服务产业发展滞后。
那么，如何才能抓好“瓶颈”产业，调适三大产业，充分发挥产业链的拉动作用，使支柱性产业切实走出产业化开发、一条龙发展的路子呢？这不单纯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所有制结构的调整问题。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所有制结构优化。对于生产方式变革和生产力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一般说来，适应经济市场化的客观要求，每个生产单位都应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然而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既可以是公有制的，又可以是非公有制的；既可以是大企业，也可以是小家庭。在产业链中，各类不同产业或环节具有不同的产业特点和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为了使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合，充分发挥所有制关系的反作用，应依据不同产业或环节，适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或经营方式。
以原料生产和初级加工为主的农产品生产，至今仍是一个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弱质产业。其产业人口众多，收入较低，经常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压力，如何将责、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是生产经营管理中不易解决的问题。对这一产业，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或国家直接经营显然是不适合的，一是在机械化水平较低、内部分工不甚发达的现实条件下，集体合作劳动，往往会异变为“千人为耦”的简单劳动，形成“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风”的窝工现象，给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带来诸多不便。二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场发育不健全、不稳定、不规则，集体统一经营往往产生长官意志，一旦产品项目的决策失误，产品找不到销路，则给千家万户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甚至造成严重的生活困难。三是由于劳动仍是谋生手段，而且手工劳动成果难以用工时计量，集体生产难免遇到劳动成果计量的难题，造成责、权、利不能很好结合的状况，压抑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相反，采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营，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享有经营自主权，则能有效地消除集体直接经营的弊端，将责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手工劳动的长处，精工细作，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充分发挥每个生产者的聪明才智，减少决策失误，减小市场风险；自觉适应市场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逐步提高商品化、专业化、产业化的水平。同样，原料基地生产亦适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营，按照一村数村一品，一乡数乡一品的格局，用合同或契约，将几村几乡的小生产者联结起来，共同生产某种专业化的初级产品，以此形成基地和规模。即使以基地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生产，亦宜在连片规划的基础上，采用分散包干的形式，建立以家庭为承包单位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当然，初级农产品生产亦可采用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对集中的公营或私营的规模生产，但必须具备下述条件：（一）机械化水平较高，生产力水平较高，劳动生产率较高；（二）产业分工发达，加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能够消纳从土地经营产业中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力。
加工产业，特别是深精加工产业，每个生产单位——企业，与生俱来就是工厂化的规模经济。较之原料生产和初级加工，其特点一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投资到生产经营，须有雄厚的资金投入和一定的生产技术。二是须有相当的生产规模和加工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厂房、机械设备，且固定资本在总资本中占绝对比重。一旦投产经营，须持续数年数十年，才能最终降低生产成本。三是承受着较大的市场风险。一个经营者因看好一种产品的市场销路而投资，但投资后，市场销路一旦发生较大变化，则会使全部投资报废，生产资料闲置。四是内部经营，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产品售卖，都要有严格的、系统化的科学管理。对于加工企业，个体经济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显然是不适合的。一是以少量资本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个体经济，无论资金投入还是劳动方式都不足以兴办。二是即使兴办，也会因达不到一定规模，难以收到规模效益，甚至还会因重复建设、开工不足，难以持续生产而倒闭。采用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所有制形式，无论政府直接经营，或是租赁、承包、股份经营，都会利少弊多。因为，其一，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县域经济百业待举，须由政府出资兴办的公有制产业门类繁多，例如基础产业、某些“瓶颈”产业。如果加工企业亦采用公有制形式，则会加剧地方财政资金短缺状况，严重影响基础产业及其他须由政府出资兴办的产业发展，加剧产业结构中的“瓶颈”。其二，就目前的管理水平看，公有制经济很难解决内部的公私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多管理问题。加工企业实行公有制，往往造成公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其三，在市场发育不规则、不稳定、不健全的现实条件下，公有制企业亦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一旦受长官意志影响，决策失误，会造成巨额资金沉淀和大量的资源浪费。所以，只有介于公有制和个体经济的所有制形式，如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才是较为适合的所有制形式，既可以减小市场风险，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增强管理者的敬业精神，提高企业素质，又可使加工业以特有的持续生产带动千家万户的初级产品生产，稳定市场。
购销产业较之原料产业和加工产业，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每个经营单位——企业，一是在资本构成中，流动资本占绝对比重，且周转迅速，可依据市场行情变化，在短期内转换产品经营种类。二是往往以销定购，转手即销，市场风险较小。善经营者几乎没有风险。三是虽须有一定量的资本，但弹性较大，可容纳资金规模不等的各种经营者参与。四是初级农产品价格一般由市场行情决定，无确定的成本核价。正由于这些特点，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购销企业较之加工企业发展迅速，其中往往造成虚假的市场繁荣。一般认为，对作为支柱性产业龙头企业的购销企业，采用多种所有制形式更有利于相互间的竞争，有利于市场开拓，并促其以提高初级产品收购价格的形式让利于千家万户。但是，只要稍微深入地分析问题，就会发现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因为，事实上，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个体农户，是无力从事专业购销经营的。他们多半是将产品售卖给专门从事购销活动的商贩。以少量资本从事购销活动的个体购销户，也无力从事长途贩运，只能将收购来的产品转售给有雄厚资本的大商贩或规模经营的购销企业。然而，有雄厚资本的非公有制大商贩或购销企业，往往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当初级产品产量较低时，他们尽可能提高收购价格，竞相抢购，形成此起彼伏的收购“大战”；当初级产品生产规模扩大，产量提高时，他们又大肆压价，甚至压至成本以下；当某种初级产品市场销路看好时，他们尽可能订购，预购；而当市场销路发生变化时，他们又拒绝收购。由此造成了各式各样的“谷贱伤农”、“果贱伤农”、“药贱伤农”。非公有制大商贩的短期行为造成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暴跌和其他伤农现象，尽管生动地体现了价值规律，但在客观效果上却严重挫伤了初级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甚至造成大量的生产力破坏，导致支柱性产业发展的大起大落。同时，私营商贩为了牟取暴利，还常常在产品销售中大量掺假，致使县域拳头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声誉大为降低，甚至原本畅销的产品也无人问津，似此，无论地方政府怎样地推行品牌战略，加大产品宣传力度，都难以收到较好的经济效果。总之，作为支柱性产业龙头企业的购销企业，采用非公有制形式，弊多利少。无论采用怎样的配套约束机制，都难以遏制他们唯利是图的短期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弊端。反之，如果采用国有或乡镇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形式，由地方政府派品质好、经营能力强的企业家直接经营，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并将地方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目标与产业政策贯彻于具体的购销活动中，围绕拳头产品的生产推行品牌战略，通过合同或契约，与生产基地和加工企业建立稳定的供货关系，稳定生产，稳定价格，稳定市场，则能使支柱性产业持续、稳定发展，并带动千家万户致富。当然，在现实条件下，农产品购销企业适用公有制，只能依靠公有制自身优势的发挥，通过平等竞争淘汰非公有制，不能靠垄断经营或政策规定取消非公有制。
科技产业的特点在于它不像一般产品生产、加工或购销产业那样，可以追求“短、频，快”，而是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因为，一项新产品的开发研制不但需要数年的长期试验，花费大量的物力、财力，而且成功率往往是较低的。有的，经过努力试验成功了；有的，无论怎样努力也难以成功。一旦试验成功，又会“墙里开花墙外红”；从社会效益看，带动了支柱性产业的发展，使初级加工和精深加工生产者大获其利；从经济效益看，科技产业自身却难以补偿所付出的巨额费用和劳动价值，除了亏本，还是亏本。例如茶叶生产现已成为一些地区的支柱性产业，但是，在原来不生产茶叶的地区发展茶叶生产，从试种到大面积推广，却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大面积推广后，一般生产者都能掌握生产和加工技术，因而无论种植农户还是加工企业都从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是，试验推广者——农业科技和茶叶试验站等部门——却未获得直接的经济收入。科技开发是如此，科技服务也是如此。科技服务实质是科技成果的推广过程。科技产业作为一种生产科技无形产品的实业，科技成果是其产品，科技推广或科技服务是产品的推销，无论它的生产还是推销，都要付出费用和劳动，而且费用是极其昂贵的，劳动是极其复杂的。在市场交换中，科技无形产品如果按等价值销售，需求科技产品的生产者就其现阶段的消费水准，是无力购买的。要发挥科技产品的社会效益，即推动经济发展，只有低于价值销售或者无偿赠予，这就必然使科技产业赔本，赔本，再赔本。所以，科技产业实质上是一种公益事业，做的是“赔本生意”，追求的是社会效益而非自身直接的经济效益。显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非公有制经济，无论进行怎样的政策倾斜和鼓励，都绝不会投资兴办科技产业。当然，个别加工企业将新产品研制成功后实行技术保密，专利经营，的确能获得高额利润。因而，不少有眼光的非公有制业主非常重视新产品研制，但他们至多也只是将新产品研制附着在加工业内部，绝不会分离于加工业之外，专门进行科技无形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与此相类似，一般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也不可能兴办科技产业。只有实行全民所有制，由国家直接出资兴办，并以社会效益为追求目标，才能使科技产业有所发展，以消除支柱性产业发展中的“瓶颈”。
总之，为了充分发挥所有制关系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应依据支柱性产业和拳头产品发展中生产、加工、销售、科技开发和科技服务各环节的不同特点及其生产力水平，适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原料和加工产业以非公有制为主体，购销和科技产业继续坚持公有制。按照产业化生产和经营的格局，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应相互依托，相互支持，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相互联结为产加销、科工贸、农工商一体化的长龙，实现规模互补，优势互补。进而，按照产业化格局，围绕一个支柱性产业或一种拳头产品，组建多种所有制联合、产权明晰、分支机构独立核算的企业集团。如果公有制经济通过发展科技产业，参与购销产业，发挥了龙头效应，也就在事实上驾驭了县域经济，控制了非公有制经济，成了县域经济起飞的领头雁。这样，县域所有制结构，从产业人口和企业个数总量看来，是坚持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但从经济发展导向看来，却是坚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
同样，对非支柱性产业和企业，也应根据不同产业或企业的各自特点及生产力水平，适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例如能源、通讯、金融等基础产业，坚持公有制；餐饮服务业坚持非公有制；批零销售城市工业品的商业，公有私有兼而有之，从总体上形成以公有制为主导、以非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优势互补的所有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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